金融危机影响下劳动关系思考看法

第一篇：金融危机影响下劳动关系思考看法

自去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席卷了全世界，对我国经济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企业经营困难，中小企业倒闭，一些企业主和经济学界的人士把矛头对准了《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要求修改甚至废止《劳动合同法》的呼声越来越高。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如何处理当前的劳动关系问题，的确值得认真思考，提出可行的应对之策。

一、当前不必也不可修改《劳动合同法》

面对金融危机的威逼，自去年下半年始，特别是全国两会召开前后，不少企业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提出要废止或修改《劳动合同法》，同时在媒体上发起了攻势。各方面对《劳动合同法》的诟病，归纳起来无非以下几点：一是认为《劳动合同法》增加了企业负担，主要是最低工资标准、加班工资、解雇补贴、社会保险费用等。二是认为增加了劳动关系的刚性约束，企业不能随意解雇工人。三是《劳动合同法》以保护职工为立法宗旨，加强了法律对职工权益的保护，雇主感觉自己也成了弱势群众。因此，要求对《劳动合同法》进行修改以及暂缓执行部分条例，至少减轻执行力度，以帮助企业和劳动者共渡难关。

（一）《劳动合同法》不必修改。

首先，《劳动合同法》是否增加了企业负担，导致了大批企业倒闭？《劳动合同法》会增加企业的用人成本，这是支持和反对《劳动合同法》的人都承认的，只是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支持者认为增加的成本不太，且是企业应该负担的成本，有的不过是企业的违法成本。同时，当下大量的企业倒闭也不是实施《劳动合同法》的结果，而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结果。从实际情况来看，若说一个企业因实施《劳动合同法》就倒闭了，只能说这个企业的经营管理本来就有问题了，没有《劳动合同法》它迟早也会倒闭。从现实的情况看，一些企业巨大的亏损并非实施《劳动合同法》导致的，而是由其产品结构、生产技术、市场状况决定的。

其次，《劳动合同法》是否增加了劳动关系的刚性约束，使得企业不能随意解雇工人。自《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一些地方的劳动争议增加，也只不过是对过去企业违法行为的纠错反应，并非《劳动合同法》引发了劳资争议。如果要说《劳动合同法》对企业要求严，只不过是对过去而言，对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而言。若以此原因提出来要修改《劳动合同法》，缺乏足够的理由。如果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就要求暂缓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就要求修改，我们何谈法治社会，何谈公平正义，何谈合作共赢。就这一点而言，《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关系的约束，本来就没有错。

最后，《劳动合同法》是否只保护劳动者利益，企业反而成了弱势方。如果企业雇主认识到了《劳动合同法》是保护劳动者利益，还真是一个进步。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是《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也是劳动合同立法的本质所在。如果说《劳动合同法》要同时保护劳动者和企业的利益，那就不合法理了。自有社会立法和劳动立法以来，劳动立法就是为了纠正劳资关系中劳弱资强的状况而存在的，若不如此，就不叫劳动立法了。更何况，劳动合同立法同时也是规范劳动关系双方权利义务的法律，对用人一方的利益也给予了足够的保护。这在我国的《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有充分的体现。企业的利益，有各种投资法、民商法、物权法所保障，其法律体系之完备，执行力度之大，是《劳动合同法》所不及的。若要把《劳动合同法》修改成《劳资两利法》，不是不可，但实际情况可能只会利资而不会利劳，最终结果是劳资两不利，两败俱伤。就此而言，现在修改《劳动合同法》也是不合适的。

（二）《劳动合同法》不可修改。

《劳动合同法》不可修改是基于没有可能性。法律不是不可修改或废止，但一要看其是否有必要；二是要看时期是否成熟。从现实情况看，目前要修改《劳动合同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绝非易事。首先，无论是《劳动法》还是《劳动合同法》，我们且不论立法是否超前、规定是否合理，但一般而言，法律一经制定，如果没有严重、明显的缺陷，总不是可以朝令夕改的。其次，《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过长期的准备、充分的酝酿、广泛征求意见，是各种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若某种社会势力要在短时间内人为地打破这种平衡，当事的各方能否接受，值得考量。其三，劳动法律是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涉及到劳资双方的利益，难得做到劳资双方都绝对满意。从劳动立法史和立法宗旨来看，劳动立法本来就应更多地考虑劳动者的利益。若法律一经实施，资方不满意就提出来修改法律，一是法律的严肃性会扫地而尽；二是受到损害的另一方也会奋起反击。说到底，这可能是一个冤冤相报、两败俱伤的过程和结果。其四，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不光是企业受到冲击，经营困难，劳动者在本来就是弱势群体的基础上，又雪上加霜，经受的压力更大。如果轻

易修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使之更有利于企业，劳动者的境遇将会更差，其后果又会怎样，我们不难设想。最后，在现今的条件和形势下，修改《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国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对劳动标准和劳动关系的相关规定，从总体上讲并没有超出客观条件的要求和国际上的一般水准。社会上盛传的劳动标准过高、劳动关系刚

性化只是相对于过去的低标准而言的。现在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就业困难。若此时修改这些法律，放松政府对劳动关系的管理，必定会引起更大一波的解雇风潮，社会稳定问题将成大患。更不妥的是，提出修改要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大多是企业界的人士或与企业界联系密切的人士，会增加劳动者的被剥夺感，引起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

二、集体协商是解决目前劳动法律困境的出路

两会期间，有关方面负责人已明确表示，全国人大不会修改《劳动合同法》，并对《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经受了实践的考验，法律本身不会因金融危机而修改。虽然有金融危机影响，因为有了《劳动合同法》这样的法律保障，我们的劳动关系基本上还是稳定有序的，应该说这部法律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是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的。从此可以看出，至少有三点是明确的：一是当前企业遇到的危机不是实施《劳动合同法》的结果；二是当前全国人大没有因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有修改《劳动合同法》的打算；三是金融危机形势下实施《劳动合同法》的具体问题可以通过落实《<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条例》等办法来解决。

至于《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存在的瑕疵，我们还是有补救的办法，以走出当下贯彻落实法律中的困境。

（一）集体协商是一个灵活实用的方法。

不管是《劳动法》还是《劳动合同法》，都有劳动关系双方集体协商谈判、签订集体合同的规定。劳资协商谈判正是国际上通行的处理劳资矛盾的基本方法。在不违反《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对《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中的具体问题，可以通过劳资双方协商谈判来解决，这要比动不动就来修改法律要好得多，也符合市场条件下的劳动关系双方协商自愿原则。

当前的经济形势的确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不少企业遇到了比较严重的困难，需要在劳动关系上作一些调整，如企业遭遇到了资金困难，会对职工的工资发放、有关经济补偿金的支付产生一定影响等等。但这些问题并非一定要通过修改劳动法律才能解决。可以在法律精神的指导下，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通过劳资双方协商谈判去解决。只要是劳动关系双方根据各自真实的意愿达成有关协议的，有关方面就可以认可。

（二）“共同约定行动”是一种有效可行的方式。

在不修改法律的前提下，为共同应对当前的危机，对于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要在《劳动合同法》增加“艰难时期条款”，我倒认为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办法。不过，“艰难时期条款”并不必写进《劳动合同法》。据我所知，所谓“艰难时期条款”是德国上世纪90年代后期劳资关系妥协的结果，并非国家立法的结果。如前所述，只要符合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当前各种劳动关系问题都可以通过集体协商谈判、签订集体劳动契约来解决，我国的劳动法律法规也留有这样的空间。最近全国总工会在企业推动“共同约定行动”，是一个劳资双方共同努力应对金融危机的积极举措和有益尝试，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在今天我们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大局下，如果劳资双方能够真正坐在一起平等协商谈判，采取共同约定行动，那确是一件好事，对推动我国协调劳动关系的制度创新，加强劳资合作，其意义不会亚于一部法律的诞生，更胜于修改一部法律。

（三）各方面共同努力是具体实施的关键。

在特殊时期发挥劳动关系双方集体协商和集体协议的特殊作用，关键的问题是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过去很多企业不把职工代表或者工会当回事，从来不把他们当作平等的协商谈判主体。工会方面也往往知难而退，不去碰这个钉子。那么，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局面下，两者应该可以合作谋大局。企业与其去谋求修改法律，还不如自己救自己，放下架子，与职工、与工会去协商谈判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这可能才是正确的选择，不要总希望通过剥夺别人的权利来壮大自己。只要企业真心对待职工，讲清道理，明辨事理，职工就会支持企业、与企业共渡难关，共克时艰。职工也要有这个大局意识，理性计算得失，关心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工会在这个过程中应发挥积极的作用，要把它真正抓好、抓实，不要成了形式主义的东西，或者是失去了工会和职工的立场。作为国家立法部门和政府来讲，不用天天受各种利益左右去考虑修改法律，但可以为劳资双方协商谈判解决问题创造一些必要的条件，如授权在特殊时期对劳资双方协商结果的认可等等。

（四）企业应对金融危机不能只盯着《劳动合同法》。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企业经营困难，从一开始就把原因完全算到实施《劳动合同法》的头上，有失偏颇。企业不应该把救企业的希望都寄托在修改《劳动合同法》上。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家可以通过调整税收政策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以支持；可以通过给企业以工资补贴的形式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这是不少国家应对金融危机都已采取的措施；可以通过加大劳动就业投入，鼓励企业减少裁员，留厂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还可以通过财政支持，引导企业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走出困境。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可以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技术进步、改革创新、调整结构、调动职工积极性等方面下功夫，想办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总之，这些方法应该比修改《劳动合同法》来得更实在、更有效、更快捷。

三、越是困难时期越要选择正确的劳动关系政策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企业的用工无疑是一种制约，不管有没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企业都会有抵触情绪。企业和相关人士在金融危机下要求修改《劳动合同法》，只不过是表象。这其中暗含了强资本弱劳动的逻辑，真正的意图是要以此来改变我国劳动关系政策和社会立法的走向。

(一)必须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关系政策。

一个社会选择什么样的劳动关系政策，就会形成什么性质的劳动关系，最后也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比如是冲突，还是合作。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而，我们也无法回避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关系问题。长期以来，资本受到偏爱和追捧，在劳资关系中越来越呈现出强势地位；相比之下，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劳资争议激剧上升，集体争议事件逐年增长，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与此同时，一方面是工会的维权尚难以满足劳动者的广泛需求；另一方面，劳动者要求维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有的甚至采取各种极端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我国的劳动关系已到了一个集中爆发的阶段。面对这样一种局势，我们是“堵”还是“疏”，是“压”还是“抚”，都面临着选择。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如果社会缺乏基本的公平公正，劳动者利益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和维护，劳动关系和社会就不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从90年代的国有企业职工失业、下岗分流，到本世纪初以来越来越严重的农民工问题，再到当前金融危机影响下的职工权益保障，我国的劳资纠纷数量迅速攀升，规模不断扩大，性质更为复杂，劳动关系明显呈激化之势，劳动关系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中无法绕过去的坎。如果我们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就会重蹈西方国家经历激烈的劳资冲突而不断引发社会对抗的覆辙。在全力以赴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局势下，对有关人士提出的降低劳工标准的建议，我们必须谨慎对待，切不可轻率实施。在中国，必须走合作和谐的劳动关系发展道路。

(二)加强劳动关系合作才能建立信任、提振信心。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说，要通过暖人心来暖经济，信心比黄金更重要。面对危机和困难，采取何种应对的措施，各方面的人都有不同的考量。一部分企业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承诺不减员、不拖欠职工工资，依靠员工共渡难关，赢得了社会普遍的赞誉。但同时，一些人也开出了取消最低工资标准、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暂停带薪休假等降低劳工标准的救世药方。这些建议大多是以要求劳动者放弃相应的法定权利作为代价的。事实上，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降低劳工标准可能使部分企业获得一时之利，但从长远和社会角度看，只能是得不偿失。首先，会进一步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减少社会消费，进而在就业、收入、消费、生产上形成恶性循环，削弱劳动者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其次，会进一步加剧和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引发和扩大社会冲突，减弱劳动者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

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处理劳工关系的做法和经验能给我们一些启迪或是启示。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当上美国总统后开始实施“新政”。“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调整劳工政策。随着《全国工业复兴法》的出台，与此相配套的涉及工会、劳工保护、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标准、职业介绍、团体契约等一系列调整劳工关系的法规也逐一出台。同时，还成立了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作为调整劳工关系的协调机构。1935年又制定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包括社会保险、公共救助、儿童福利等内容的《社会安全法案》和《国家劳工关系法》。前者是美国联邦政府第一次实施的全国性社会保障立法，后者则是美国劳工立法的基本法律之一。到1938年，又先后制定了《工资法》、《加班法》、《公平劳动基准法》等维护劳工权益的一系列法律。这一系列劳工立法，促进了劳工关系的稳定，加深了劳资双方的互信，加强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谅解与合作。其在当时美国经济萧条情况下给民众带来的信心，在社会不同群体中所创造的信任，对扭转危局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在当前的金融危机局势下，我们一是要靠信任，加强企业、职工和政府间的团结与合作；二是要靠信心，充分凝聚、调动和发挥好各方面的积极性。只有有了信任和信心，我们才有可能直面危机和挑战，这是战胜困难的前提。

（三）战胜金融危机还要靠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中国企业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缺乏必要的、有效的、长期的信任，企业只是把劳动者当作企业外部的因素，而不是企业利益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企业与员工之间缺乏信任，劳动者对企业也没有信心。企业与员工的关系处于这种状态下，既便是正常情况下企业都难以搞好，更何况要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如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有了足够的信任，企业即便因经营困难真的要减薪、裁员，劳动者也会理解、支持。那些因减薪、裁员闹出群体性事件或重大社会事件的企业，无不是管理不规范，对劳动者使用欺诈、打压等手段的企业。

就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看，劳动力是一种相对过剩的资源，但从长远看，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无疑是一种稀缺资源，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果和健康发展。当企业中劳动者的积极性高的时候，劳动者的行为会促进企业效益的增长，反之，则引起企业效益的下降。现代企业是一个法人实体，一旦获得永续的法律生命，就只能在利益相关者的诸多目标之间不断调和，以追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企业无非是股东、债权人、经理人员及雇员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体。企业要渡过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需要企业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共同努力，这其中，员工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只有企业的员工，包括其中的主体——劳动者的劳动才是活的东西，才能真正承担所谓的责任。在企业处在危机的时刻，员工并非只是企业的负担，同时也是企业的资源，是战胜危机的力量。企业的普通员工在企业遇到困难之时，至少可发挥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第一，能理解企业的处境和困难，积极支持企业采取措施应对危机；第二，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为企业多作贡献，多出效益；第三，会为企业利益着想，节约成本，降低消耗，革新技术，提高企业竞争力。但是，这些积极作用发挥的前提条件仍然且必须是，企业对员工要有足够的信任，这样员工才会对企业有足够的信心。

第二篇：金融危机背景下和谐劳动关系问题的思考

金融危机背景下和谐劳动关系问题的思考

[摘 要]2008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引发了更多的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对本来正处于劳资冲突高发期的我国劳动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已成金融危机背景下，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关键词]金融危机；劳资关系；对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劳动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深，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是我国的企业，对本来正处于劳资冲突高发期的我国劳资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已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劳动关系现状分析

劳动关系是企业内部最基本的关系。劳动关系是否稳定和谐，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为了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应当对劳动关系不和谐的表现及其因果进行探究。

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影响劳动关系的因素有许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内部因素；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外部因素，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就是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影响我国劳动关系大的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伴随我国经济体制进入了一个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转型期，我国的劳动关系经历着由行政化的劳动关系向市场化的劳动关系的转变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直接追求，工资最大化则是劳动的直接追求，劳动关系的矛盾和冲突即由此而来，这是影响劳动关系的内部因素。劳资冲突体现为劳动者的生存权和资本的财产权的冲突。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居于社会经济关系中主导的核心的地位，而劳动者居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所以，劳资冲突产生的一般原因，都是由于劳动者一方的权利或利益被侵害或其合理要求未能实现而致发生。

从我国目前劳资冲突的性质来看，绝大多数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1]。总之，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劳资矛盾积累越来越多，进而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是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矛盾、劳资冲突一定增多、一定激化，回答是不一定的。那么造成我国劳资矛盾高发这一状况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要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企业效率的增长，而且这种现代化和企业的效率增长，是以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作为一个推进器来推动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就要把能够去参与国际竞争的要素确立下来，毫无疑问这就是劳动价格的比较优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要靠牺牲劳动者的就业条件和劳动条件作为一个发展的代价和前提。”[2]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劳动争议不断增多，争议数量和涉及劳动者人数不断上升，国有企业劳动争议案件的绝对数已经是所有类型企业中最高的。

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2003 年国有企业结案48771件，占全国总数的21.5%;其中集体争议案件3623件，占全国总数的33.5%。在48771 件劳动争议案件中，有45613件是由劳动者申诉的，占93.5% ,只有3158件案件由用人单位申诉，只占6.5%。2003年公安部做了一个统计，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当中，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总体来看，就是劳工的群体事件占到全国当地群体性事件总数的46.9% ,将近一半。那么在各种分类的统计里面，劳资关系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第一位[2]。影响劳动关系的另一个大的外部因素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一些企业订单减少、库存增加、资金紧张、有的企业赖账、毁约甚至是倒闭和半倒闭。降薪、停发工资、无限期放假、裁员是许多企业无耐的选择，一些企业主不愿意按法律给予解除合同的工人经济补偿，出现了突然逃跑等种种行为，使得劳资纠纷井喷增多，引发更多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给本来就比较脆弱劳资关系带来不少的冲击。

从2008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来看，比起2003年增长了95% ,就是增长了几乎是一倍。像东部地区，比如说像上海、深圳这两地分别增长了300%和280%。根据杨宜勇研究员所提供的国家发改委的数据，去年中国共有6.7万家中小规模的企业倒闭，全年倒闭的企业超过了10万家。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大规模的企业倒闭，所以大量的民工失业，有的被拖欠工资，有的提前退保还乡，所以导致劳动争议和罢工的现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在增加。

其实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客观的存在，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多数工厂采用减薪、不买社保、克扣工资、推迟发工资、放假停工等形式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不仅增多，表现也更是激烈。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对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处理得当，可以成为推动市场经济条件发展和完善、成为帮助走出经济困境的内在动力之一。但是如果处理不当，轻则会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重则要引发社会**以威胁社会安全，于是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就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

和谐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物（自然环境劳动条件等）的关系。

什么是和谐劳动关系？ 这是我们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首先明确和把握的问题。从劳动关系本身属性出发，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关系的变化，通过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内涵、要素、标准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所谓和谐的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应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合同型的。

《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一经双方当事人签订，即确立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他们之间的有关劳动权利义务通过书面形式确定下来，使之固定化、具体化、以此规范和约束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并且通过劳动合同的履行，实现双方各自的权利[ 3 ]。任何一方违约侵害另一方权益的，都要承担经济或法律责任。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劳动合同管理，不断提高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合同意识，依法签订并严格履行劳动合同，充分发挥劳动合同在调整劳动关系中的积极作用。

（二）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法制型的。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律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手段，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在构成、运行、处理等方面应当实现法制化，法律原则、法律方式应当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模式[ 4 ]。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以《劳动法》为龙头建立了调整劳动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规范，在劳动关系运行的各个环节，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这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依据和保障。

（三）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民主型的。

民主化的劳动关系主要包括：

（1）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共同参与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2）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整劳动关系的最基本法律制度。也是工会从整体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手段，对涉及职工劳动权益问题，如工资、工时、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生活福利等，由工会代表职工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用以规范劳动关系双方的行为，体现了劳动关系的共同决定权，改变了劳动关系事务的处理由用人单位一方独占的局面，从而提升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和权利。

（3）职工民主管理制度。职工民主管理是职工依法直接或间接参与管理所在单位内部事务，其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职工意志对用人单位意志的影响和制约，用人单位意志对职工意志的吸收和体现，从而使劳动关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我国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代表大会，应当加强职代会制度建设，依法落实职代会职权，使职代会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

（四）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救助型的。

劳动关系双方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和看问题角度的不同，产生一些矛盾难以避免，关键是看有没有一套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有效机制。我们既要正视矛盾，又要努力地去解决矛盾。劳动争议就是劳动关系矛盾的表现，劳动争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影响范围比较大，看似简单的劳动争议，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三、应对金融危机对劳动关系影响的对策

通过对现有的劳动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对和谐劳动关系的本质内涵进行理性的探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可以从政府、企业以及劳动者自身出发，寻找出积极有效的对策。

1.强化对企业的服务意识，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部分企业带来一定的压力，而金融危机则给部分企业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所以，现在许多企业感到举步维艰，迫切需要政府部门的帮助。因此，劳动保障局要强调提升执法人员的服务意识，严格执法的同时要做到服务至上。当前形势下，尤其是要帮助一些用人单位了解劳动合同解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未雨绸缪，规范用工行为。做到裁员不欠薪，失业有保障，既维护企业利益又保障职工权益；采取积极手段，及时贯彻执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省市有关“应对危机稳定就业保障民生”政策，如暂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适当降低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费率等，减轻企业负担，帮助企业共渡难关。

2.保增长，促发展，坚定发展的信心。由于国内外诸多原因，我国经济遇到许多困难，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势头开始放缓，2009年将进一步下降。这场发端于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滞后效应”正在逐步显现，导致企业经营困难，企业经营者大都对突如其来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缺乏足够的预计和准备，心理压力增大，部分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未来经营前景感到迷茫。在经济困境时，坚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国家已经陆续出台和采取了的许多政策和措施保增长、促进发展，社会各方面也应从多方面关怀企业家、支持企业家，帮助企业家提振信心。加快完善支持政策，并给予企业实实在在的帮扶措施，使企业度过艰难期，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3.严惩恶意逃跑企业主、对外资非正常撤离跨国追责。

劳资双方共渡难关是应该提倡的，但是要防止转嫁危机，防止借共渡难关为由，企业把所有的责任都让工人承担。经济效益好时，企业盈利，企业主赚得盆满钵满，当经济不景气时，有的企业主为逃避责任而逃跑，把责任转嫁给员工。为此劳动监察部门事先监控重点劳资矛盾突出的企业，要做好预警工作，各级工会要有专人负责收集信息，发现问题及时报告，防范企业主逃跑，使之图谋不能得逞，对逃跑企业主根据蛛丝马迹找到严惩，起着警示作用。对外资非正常撤离，国家将跨国追究责任。

4.工会教育员工和企业主共渡难关教育。企业就是一条船，投资经营者、劳动者都是在一条船上的利益共同体。

资本、经营、技术、劳动四大要素不可或缺，在金融危机下，劳资互信互助互谅，抱团取暖，共渡难关，才能走出困境。所以企业一方面要把目前出现困难讲清楚，使职工对企业裁员、减薪等应对危机的措施正确、理性的对待，另一方面，企业还要有长远的考量，可以裁员可以不裁员的时候不裁员，可以减薪可以不减薪的时候不减薪，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这样的企业一定会得到职工的支持和社会的赞许，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的“双输”局面。

5.劳资矛盾越是突出越要坚持《劳动合同法》，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我国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劳动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劳资矛盾和冲突绝大多数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目前大多数企业采用减薪、不买社保、克扣工资、推迟发工资、放假停工等形式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个别企业趁机见缝插针侵犯劳动者权益，还拿出“应对危机，无奈为之”的幌子掩人耳目，更有甚者还提出修改劳动合同法，试图把法律规定“打折”甚至“冷藏”。金融危机不是侵犯劳动者权益的挡箭牌，“金融危机下，如何解决企业遇到的困境是有不同选择的，是让资本继续独断专行，以损害弱势的劳动者的合理利益甚至是合法权益为代价，追逐着资本的无止境的暴利；还是让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让劳动关系中资本与劳动这两大要素同舟共济、共度时艰”[ 4 ] ? 当然应该是后者。金融危机的劳动关系不仅是合理也是合法的，劳资矛盾越多越是应该坚持《劳动合同法》，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劳资关系和谐，劳资矛盾越是增多、劳资冲突越是加剧越应该保护处于弱势劳动者的利益，确保劳资双方冲突降到不至于爆发大的政治危机、制度危机的程度。只有如此，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保障社会安全运行。

参考文献：

[ 1 ]常凯。劳动关系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保障出版社，2008, 400.[ 2 ]乔健。金融危机条件下的劳动关系的治理[ EB /OL ].200913.[ 3 ]张安顺。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 J ].中国工运，2005,（10）, P35.[ 4 ]郭军。金融危机下劳资关系更要合理合法[N].法制日报，200901

第三篇：金融危机下的中欧关系

金融危机下的中欧关系

时至今日，金融危机已蔓延至全球，中国亦不能幸免，在不久前召开的二十国峰会，各国领导人并未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达成基本共识，虽然就加强国际金融监管达成了共识，但关于金融体系实质性的改革各方分歧仍大，这是因为其一美国为了维护其话语权，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权，不可能轻易放弃美国的霸主地位。二是新兴经济体之间各自国际利益也有所不同。三是欧盟如今也是自顾不暇，其经济体已率先进入衰退，欧盟还不具备取代美国主导国际新金融体系的实力。

近年来，中欧合作不断加强。合作增多主要是因为：第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欧洲对华合作的需求在增加。第二，近几年，欧洲努力扭转过去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被动地位，希望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发挥作用。所以，过去中欧合作主要集中在经贸方面，现在逐渐向其他领域扩展，包括一些全球性的合作。

金融合作正体现了中欧关系这种新的变化和新的发展趋势。中欧加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合作至少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中欧要加强合作。中欧现在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如何刺激经济增长。相比中国，欧洲受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影响要大许多，但我们也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的挑战。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中欧有共同利益。首当其冲就是保持经济增长，欧洲一方面在救市，另一方面也出台了很多经济刺激计划，这和中国2008年底和2009年初的任务是一样的。当然这其中存在贸易保护主义的隐忧。12月初，欧洲出台了一些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这反映了在金融危机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欧洲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在上升，对中国的反倾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其实，贸易保护主义是中欧共同的敌人，双方应该避免贸易战和贸易保护主义。前段时间召开的20国集团会议没有涉及贸易保护主义议题是个遗憾，明年4月份在英国将要举行应对金融危机的第二次20国集团会议，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可能会提到贸易保护问题。第二个方面是推动现有国际金融制度和体系的改革。金融危机为中欧在这方面的合作提供了个契机。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及新型经济体的崛起使得过去的国际金融制度和体系越来越过时，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体现的非常明显。金融危机表明，八国集团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尽头，它的作用可能会被20国集团取代。虽然这个结论有待观察，但八国集团确实引来很大的争议。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机构是由美国以及欧洲控制和主导的，比如，世界银行的行长一般是美国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则是欧洲人，这是二战后的惯例。现在看来，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没有独自解决金融危机的能力，八国集团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实际上，在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面，欧洲的态度比美国要积极。美国不愿意放权，不愿意把既得利益拿出来。但欧洲人已经意识到，这个体制中美国的话语权太大；而且，他们认为仅仅依靠欧洲加美国，也就是所谓的“西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法国总统萨科齐提出一个说法叫“相对大国论”，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绝对能控制国际格局的单一力量。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西方力量在相对下降，新型经济体作用在不断上升。所以，与美国相比，欧洲更愿意把新型经济体纳入未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增加他们的话语权。在这方面，中国也认识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有不合理的地方，应该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所以，中欧在拉动双方的经济增长和推动现有国际体系金融体系改革这两方面有共同利益，双方应该展开积极的合作。

第四篇：浅析金融危机下劳动合同法(肖)

浅析金融危机下劳动合同法出现的

问题及应对措施

内容摘要：《劳动合同法》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劳动合同法》实施不久就面临许多挑战。需要加强这部法律的普法、执法、立法和司法解释等工作，以便更好地发挥这部法律在促进我国经济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金融危机 劳动合同法 问题 对策

作为调整我国劳动关系的一部重要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劳动者的好评，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劳动合同法》实施不久就面临许多问题。当前需要加强这部法律的普法、执法、立法和司法解释等工作，以便更好地发挥这部法律在促进我国经济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作用，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劳动合同法》实施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劳动合同法》在坚持《劳动法》确立的劳动合同制度框架基础上，不仅对劳动合同期限、试用期、经济性裁员、经济补偿金等内容作了补充和完善，而且对用人单位民主管理、劳务派遣、非全日制用工、竞业限制等内容做出了新的法律规定，是调整我国劳动关系的一部重要法律，是我国劳动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颁布施行，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劳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社会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所以，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是保证用人单位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和基石。《劳动合同法》在维护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同时，侧重于维护处于弱势一方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实现双方之间力量与利益的平衡，减少了因履行劳动合同而发生的劳动争议，从而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劳动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切实保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生命力和优越性的体现。《劳动合同法》通过对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解除、终止等作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我国国情的规定，在尊重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的基础上，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全面履行劳动合同、引导用人单位合理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规范用人单位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行为、要求用人单位在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时必须依法支付经济补偿，从而在劳动者关心的问题上，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体现党和政府对劳动的尊重，实现党的十七大所要求的劳有所得。

（三）有利于增强就业的稳定性和提高就业质量

“劳动合同短期化”现象目前在我国较普遍，一项调查表明，我国有60%以上的用人单位与员工订立的劳动合同是短期合同，合同期限大都在1年之内。劳动合同短期化倾向，影响了劳动者就业的稳定性和就业质量，劳动者缺乏对用人单位的归属感，从而影响了其为用人单位长期服务的工作热情和职业规划。为了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权，增强劳动者就业的稳定性和提高就业质量，《劳动合同法》中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款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有利于巩固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劳动用工机制

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5年1月施行的《劳动法》正式确立了劳动合同制度，《劳动法》实施以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向选择的新型用人机制基本形成，劳动力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按市场规律得以合理配置，为经济社会的平稳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劳动合同法》既坚持了《劳动法》确立的劳动合同制度的基本框架，同时又对《劳动法》确立的劳动合同制度作出了较大修改，使之进一步完善，从而有利于巩固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劳动用工机制，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

金融危机背景下《劳动合同法》实施面临的挑战

2008年下半年开始，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导致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减产、停产甚至破产，出现了全国范围的企业减薪裁员现象，农民工大量返乡，高校毕业生更加难以就业，也使得《劳动合同法》实施不久就面临许多挑战。

（一）企业增加用人成本与降低用人成本的矛盾

《劳动合同法》关于合同期限、裁员补偿、工龄计算等方面的一些条款，使得用人单位用人成本明显增加，而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生产效益下降，出现减产、停产甚至破产等现象，使得许多企业不得不在用人方面减薪裁员，降低用人成本。《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企业增加用人成本与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要降低用人成本的矛盾，使得《劳动合同法》实施不久就面临挑战，《劳动合同法》所要求的用人单位必须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必须全面履行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必须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等对于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一些困难企业来说很难落实。

（二）部分劳动者要就业与难就业的矛盾

《劳动合同法》从长远来看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增强就业的稳定性和提高就业质量，然而，如上所述，《劳动合同法》关于合同期限、裁员补偿、工龄计算等方面的一些条款，使得用人单位用人成本明显增加，一些企业在用工方面顾虑重重，纷纷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减少劳动用工数量，而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得不在用人方面减薪裁员，使得一部分劳动者就业难上加难。

我国高校扩招后，每年毕业的高校学生数量增加很快，快速增加的毕业生数量和有限的工作岗位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不匹配的矛盾，《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特别是金融危机的爆发，用人单位为保障自身利益，在人力资源组织配置上将更加谨慎，对招人进人会反复比较、衡量得失，这样，大量没有工作经验的应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就变得更加严峻。

另外《劳动合同法》在缴纳保险和执行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等方面加大了用人单位的用人成本，且不正式签订劳动合同的用工又被视为“非法用工”，这些条款在保障在职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就业门槛，以至于用人单位尽可能地压缩用人数量，使得大量农民工和大龄失业者不能很好就业，而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农民工因被企业裁员而返乡，使得本来就业就很困难的季节性农民工和大龄失业者更难就业。

（三）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挽救企业生存的矛盾

劳动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由于工会等权利维护组织的不力和缺位，政府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工作不到位，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缺乏必要的法律意识等原因，我国现阶段工人阶层（包括农民工群体）的劳动权利往往受到侵害。如今，对于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的重点，《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劳动者劳动权的尊重，其立法宗旨主要是维护处于弱势一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此社会越发展，越要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企业生产效益下降，有些企业面临停产甚至破产的危险，针对这些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濒临破产的企业，政府不能袖手旁观，采取必要措施挽救这些企业。这样难免会出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挽救企业生存的矛盾，增加了《劳动合同法》贯彻实施的难度。如某地一大型企业因为裁员减薪而引发许多劳动者上访和仲裁，政府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解决这些问题就很棘手。

（四）劳动争议案件不断增加与预防并减少劳动争议的矛盾

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得不在用人方面减薪裁员，使本来就很多的劳动争议案件愈来愈多，使得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不堪重负。尽管预防和减少劳动争议也是《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目的，但由于一些用人单位出于降低用工成本的动机，在许多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遵守《劳动合同法》现象。他们仍然不与劳动者签定书面的劳动合同、随意解雇工人不给予经济补偿、强迫劳动者加班加点不增加劳动报酬、不按月发放工资、不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等，金融危机爆发后，更加纵容了一些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

随着我国普法工作的不断深入，劳动者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特别是2008年5月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劳动争议仲裁不收费，自2007年4月起施行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劳动争议案件每件交纳10元，使得劳动者维权成本大大降低，这就必然导致劳动争议案件不断增多，制定《劳动合同法》预防和减少劳动争议的目的很难实现。

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的具体措施

（一）做好普法工作

进一步做好《劳动合同法》普法工作，增强劳动关系双方特别是用人单位的法律意识。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要继续做好《劳动合同法》的宣传和引导工作，不能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轻视对《劳动合同法》的宣传。对在检查中发现的违反《劳动合同法》的现象必须执法必严，违法必纠；对于严格遵守《劳动合同法》的用人单位要予以宣传表扬，以正面教材与反面教材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引导劳动者、用人单位和社会各界正确理解执行《劳动合同法》，增强劳动关系双方特别是用人单位的法律意识，减少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现象，使《劳动合同法》确立的各项制度深入人心，不能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削弱《劳动合同法》作为法律的权威。

（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加强与《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协调实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2007年，我国立法机关先后通过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三部重要法律，先后于2008年1月和2008年5月起施行。《劳动合同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的一部重要法律，它进一步明确了劳动合同的法律地位，规范了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为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就业促进法》把党和国家促进就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法制化，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强化了政府促进和支持就业的责任，是一部保障民生的重要法律。《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改进了劳动争议处理方式和程序，有助于公正、及时解决劳动争议，加强了调解组织的作用，完善了劳动争议的仲裁制度，从法律程序上加强了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保证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的有效实施。

以上三部法律所涉及的劳动合同、就业促进及劳动争议处理等内容是紧密联系的，都是劳动保障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贯彻协调实施好这三部法律，有利于解决金融危机带来的一部分劳动者要就业与难就业的矛盾，有利于解决劳动争议案件不断增加与预防和减少劳动争议的矛盾，有利于减轻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

（三）加强政府引导

政府应该加强引导，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党的十七大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积极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劳动就业的实质体现了国家对就业的促进，它的基本要求是指国家要为劳动者个人获取生活资料而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创造必要的条件。因此，在当前金融危机条件下，政府应该加强引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实施好《就业促进法》，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以解决《劳动合同法》实施后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部分劳动者就业难问题。政府要加大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力度，适当划拨一部分财政经费充实劳动者个人社会保障帐户，通过对企业减税、补贴等措施为企业减负，降低企业用人成本，减轻金融危机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营造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环境，保障劳动者工作的长期稳定性，以解决《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增加用人成本与降低用人成本的矛盾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挽救企业生存的矛盾。

（四）加强相关部门执法、立法和司法解释工作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效果，敦促企业在金融危机条件下要遵纪守法，善待员工，为国分忧。立法部门要注意收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等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分析研究《劳动合同法》实施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加强与《劳动合同法》相关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等工作，尽快制定《社会保险法》，实现部分社会保险的省级统筹，使得《劳动合同法》在实施过程中更具有操作性。可喜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已经于2008年9月18日公布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也在加紧制定与《劳动合同法》相关的司法解释。

综上，面对金融危机，政府应该加强引导、严格执法，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创造良好的环境；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办事，依法承担对劳动者的社会责任，轻易不要裁员；劳动者也要挺起脊梁，爱岗敬业，与企业共度难关。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平衡劳资双方利益，在金融危机条件下同舟共济，转危为机，促进我国经济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

2.吴忠民著.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3.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第五篇：金融危机影响下应对农民工返乡潮的思考

金融危机影响下应对农民工返乡潮的思考

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正逐步渗入我国实体经济，其负面影响从沿海地区扩散到内地，从出口外向型企业向其他企业蔓延，突如其来的经济寒流，导致沿海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一些企业特别是出口外向型企业被迫处于停产、关闭状态，中国境内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农民工返乡潮。

二、农民工返乡回流的原因和影响分析

经调查分析，农民工返乡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企业遭遇困难，不得不裁减用工，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由于城市生活费用较高，多数被解雇的农民工只能选择返乡。二是经过长期高速发展，东部资源紧张，土地、劳动力、水、电等要素成本大幅上升，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战内陆，东部沿海就业压力升温，迫使农民工返乡就业。三是国家最近陆续出台了一篮子支农惠农政策，如新的粮食收购政策和新的土地政策的出台，对农民工返乡极具吸引力。据中央电视台报道，随着国家新的粮食收购政策的出台，粮食主产区农产品价格应声上涨，使返乡农民工看到了希望。四是近年来市政府及时出台的优惠政策，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五是正常的年底返乡。

农民工大量返乡，其直接结果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囤积，势必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冲击。其影响突出表现在六方面:

（一）就业危机降临

据统计，2009年,全国1.3亿农民工中,有2000万人因金融危机失业返乡。如今全国上下工业企业经济萎缩，就业岗位减少，农民工外出务工工资性收入大幅缩水，农民持续增收将举步维艰。2009年市委、市政府八大“民心工程”项目中，实施就业和再就业工程排名首位。当前，重庆大多数区县面临三个突出就业需求，即返乡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以及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安置。目前，丰都就业岗位供给不足，返乡农民工在外打工期间大多从事的是简单、重复、机械的体力劳动，其技术含量低，上升空间小，这部分人是典型的就业弱势群体。

就目前来看，尽管绝大数农民工失业后都选择了返乡，但仍有很多无业农民工愿意滞留在城市里等待观望。对这一部分人而言，在大城市的生活经历提高了他们的期望值，回到农村生活将会是一种打击。据重庆市部分劳务输出区县的调查情况表明，有近80%的返乡农民工表示，即使找不到工作也愿意呆在城市，而不是留在农村。然而，据最近有关新闻媒体报道，在广州、深圳、东莞等沿海发达城市，大部分以出口加工为主的企业为抗击金融风暴，正积极调整自身产业结构，加快技术升级改造，以往以普工为主的用工需求已逐步向技能型、熟练型工种转变，大部分企业都缩减了用工需求，或者将用工门槛抬高。由此可见，重庆农民工“能吃苦”、“肯出力”的传统优势，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不再是就业敲门砖，企业更需要有技术、有专长的人。这一迹象充分表明，无论在沿海还是内地，农民工的就业形势都不容乐观。

（二）低收入群体生活状态恶化 在经济波动的大背景下，各个群体的财富都会缩水，相对而言，富

人群体财富损失的绝对数量相对更大，但就基本生存状态而言，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低收入群体。我国目前有2000万农民工，其数目庞大，几乎占据了我国低收入群体的“半壁江山”。多年来，我们一直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宏观经济发展良好的时候，大量的农民工被吸引到东部沿海一些大城市；而当宏观经济一旦恶化，最先遭受打击的就是农民工，大批农民工被迫回到农村，让农村成为城市经济荣枯的蓄水池，对农村和农民工而言是极不公平的。丰都系国家贫困县,地方财政较困难，历史欠账多，低收入群体数目庞大,其中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也无一技之长,或者社会经验不足，农民工大量返乡将直接导致低收入群体收入锐减。由于大部分返乡农民工没有失业保险，有的甚至连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都没有，于是不得不在原有的“一亩三分地”上讨生活，这将对农民增收和农村消费带来不利影响。

（四）农村社会体系承压骤增

首先，大批农民工返乡加剧了农民工来源地区本已十分严峻的就业

形势。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现已大幅提高，农村种养业等产业将难以容纳倒流回去的庞大人口，农民工失业返乡后，可能面临没有土地谋生的困境。一些农民工外出打工，家中土地流转出租，失业后返乡又无地耕种,将引发出一些新的土地承包纠纷，如果农民工对政策存在误读，矛盾可能进一步加剧。同时，农民工的大量返乡，依托原承包地耕种劳作，可能会严重减缓农村承包地流转进程。其二，第一代进城农民工在城里生长的后代已进入成人阶段，他们对城镇就业岗位的需求同样需要妥善解决。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整体生存能力比第一代弱，特别是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大多不会种地，也不愿种地，不管是裁员回家的，还是暂时回家的，他们返乡后第一选择依然是外出务工。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已失去务农的意愿，他们更关注自己的前景，希望有一天通过努力能融入城市成为市民。同时，他们也看重生活质量、生活品味以及工作的尊严，但他们本身缺乏农业技能，被迫回到农村后很不适应，容易心态失衡，如果不及时疏导，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其三，返乡农民工大多数为45岁以下的青壮年，他们长期在外打工，已习惯城市生活，有些农民工宁可在城市失业也不回农村去，长期滞留在务工地，往往希望能够继续在城市谋求就业机会，不太愿意过多承担创业的风险和压力，不同程度存在着“重打工、轻创业”的思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工返乡只是把问题带回了农村，而没有真正解决掉，反而加重了本来就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村的负担。

（五）群体性事件迅速滋生

首先，随着返乡农民工失业在家时间的增长，他们求知、求富、求

乐的愿望以及要求民主、民生、民权以及劳动保障的意识会更加强烈，使得农村社会新旧矛盾如社会保障、房屋拆迁、土地征用、子女入学以及债权债务纠纷等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压缩在一起，同时，就业难也催生了他们的心理压力，容易滋生他们对社会和政府的埋怨情绪，可能引发大量的群诉群访事件。其二，由于返乡农民工短期内二次就业存在一定困难，他们文化消费、文化娱乐的渠道又受当前农村文化建设滞后的影响，“就业难”、“读书难”、“住房难”等问题在这一时期将比较突出，容易滋生聚众赌博、打架斗殴等一系列不利于农村稳定的群体性事件。其三，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人们失业和收入减少的预期在不断增加，以返乡农民工为代表的失业群体对经济下行、生活水平下降的心理承受能力最为敏感脆弱，容易产生消极、失望等不满情绪，一旦受到特殊事件的刺激，很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在2008年下半年，中国部分地区就接连发生过严重的警民冲突和群体性事件，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瓮安、孟连、陇南事件，以及在广东、四川、重庆等地接连爆发的11起出租车罢运事件。

三、科学把握农民工返乡的现实机遇

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是个考验，对中国的就业形势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拉动内需是正确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可以预计，未来返乡农民工还会增加，农民返乡从事农业生产，顺应了政府拉动内需并缓解就业压力的发展方向。从理论上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农民工返乡与农民工进城一样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是中国“三农”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由此可见，农民工返乡带来的是机遇，农民工单向流动，反而不利于缩小城乡差距。

就机遇而言，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第一，农民工返乡能带回先进生产力。农村缺人才、缺资金、缺技术的现象比较严重，农民工返乡带来了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能带动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以丰都为例，如果把劳动力全部输送到广东去，对丰都长远发展来说，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们能把一部分在外面有了资金、技术的优质劳动力吸引回来，把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过来，将是丰都经济一个新的增长点，输出的是劳动力，引回来的是资金、技术，两篇文章一起做，比单一劳务输出更有效。第二，农民工返乡能带动农民创业。“输出一人，致富一家；创业一户，带动一方”，这句话生动体现了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认识。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带着在外务工中积累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行业资源返乡，在政府的鼓励下，在金融机构的扶持下，发展现代农业，从事农业一体化、产业化经营，将成为带动农民创业致富和思想解放的重要群体。第三，农民工返乡能破解“三忧”难题。长期以来，重庆很多区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分男女大量外出务工，村庄剩下大量的留守老人和儿童，尽管有农业税免税和各类补贴等优惠政策，农业生产还是因劳动力缺乏只能维持粗犷型经营，土地也被大面积抛荒。由于农村仍是农民生存之所，并将长期存在，劳动力流失将使农村失去建设主体而陷入衰败和解体的境地。如果农民工返乡后重新经营土地，恢复生产，撂荒地、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三忧”问题将迎刃而解，很多农村家庭将恢复正常的家庭结构和生活状态。第四，农民工返乡有利于吸引人才回流。在发展现代农业亟需人才的情况下，经济的不景气使农民工中的一部分优秀者回到农村，经过在城市打工，他们的知识、技能、素质和人力资本得到提高，返乡后将成为带动农村产业发展，引领家乡群众脱贫致富的有生力量。第五，农民工返乡能有效缓解农业农村资金匮乏问题。以前农民工打工收入大多存在银行，处于“冻结”状态，如今农民工返乡回流，正好可以盘活这部分资金，加快农村产业发展。因此，只要我们因势利导，措施得当，从容应对危机，就一定能够从挑战中抓住农民工返乡的机遇，并转化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四、应对农民工返乡回流的对策建议

（一）拓展劳务输出渠道，积极引导农民工二次就业

据国内经济学家预测，2009年将是一个特殊的转折年，具体转变是：由“民工荒”转向“就业难”，由通胀转向通缩，由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内需拉动型增长方式。因此，就农民工大规模返乡这一特殊现象来看，当务之急是合理引导返乡农民工二次就业，重点在四个环节：

1、建立信息平台。开通返乡农民工务工热线，依托现有的劳动力资源信息库、劳务信息网、劳务信息显示屏等平台资源，充分挖掘劳动力供求信息，畅通与沿海城市的劳务信息渠道，及时收集县内外用工劳务信息，随时提供和发布可供转移的就业岗位信息，根据岗位空缺情况，有序组织返乡农民工二次输出。

2、搞好劳务输出。一是引导返乡农民工向市外转移。加强与广东、上海、福建、江浙一带等务工重点区域的劳务对接和合作，建立稳固的劳务输出基地，最大限度减少返乡人数，并借助华南、华东、西南等地区驻外办事机构作用，积极为返乡农民工提供用工信息和服务管理。二是引导返乡农民工向“一圈”转移。重庆“一圈”地区二三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细分的居民需求形成规模化的市场需要，将会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同时，随着二三产业创造财富的增多，“一圈”二三产业中的劳动力收益也会大幅增多。因此，合理引导返乡农民工向“一圈”转移就业，将是优化农村产业机构、增加农村收入的有效途径。三是拓展输出模式。依托驻外劳务联络机构、中介组织、经纪人、外出务工能人和知名人士，创建“企业+公司+经纪人+劳动者”的输出模式，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专业化程度。

3、提高就业质量。首先，政府要为企业营造宽松环境，做到尽量不裁员，最大限度降低就业压力。其次，要大力开发本地公共就业服务岗位，在全县各重点项目、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以及新农村建设用工上，应尽可能地吸纳本地返乡农民工就业。其三，要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成品制造、医药化工、机械电子、交通运输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吸纳返乡农民工就业。最后，要抓住市上促进返乡农民工转移就业的政策机遇，努力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应转尽转。

4、完善就业服务。一是立足丰都县内企业，专门开辟返乡农民工就业绿色通道，免费为返乡农民工提供职业介绍、就业指导和政策咨询等服务，千方百计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就业。二是通过开展现场招聘会、企业招聘周、就业援助月等大型活动，精心搭建劳务输出对接平台，为返乡农民工就业提供最大的方便。三是适时开展一些面向农村的惠民活动，如开展“送岗位、送政策、送培训”下乡活动。四是搞好劳务协作，兑现落实中介组织(劳务经纪人)成功介绍农民工就业给予一定数目的职介补贴，鼓励和动员有就业门路的务工能人、劳务经纪人、劳务中介帮助返乡农民工再就业。

一是鼓励返乡创业农民工进入劳动密集型、农副产品加工型、现代服务型产业，使其主动接受沿海地区、重庆主城以及“一圈”地区大中型企业的辐射带动，创办为大中型企业服务的配套企业。

二是鼓励返乡农民工围绕水陆运输、商贸、餐饮、娱乐等领域，发展现代物流、社区服务、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和个体私营企业。

三是利用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森林工程等重大项目推进契机，积极支持返乡民工在农业产业化、肉牛生猪产业等发展中就地转移、自主创业。

四是引导返乡农民工发展壮大“一镇一品”。未来十几年，将是重庆城镇化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段。根据我国多年来的农村工作经验，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城镇化，小城镇要想快速开发必须靠吸引资本，但资本更倾向于向特色产业聚集。一个乡镇要想从万千小城镇中引起资本注意，必须依靠“特色”，如何打好这张“特色牌”，发展“一镇一品”是关键。如渝北区静观镇依托花木产业资源，采取城镇开发+资本的吸金模式，吸引重庆商社集团资本入驻，经过5年努力，打造出独具一格的“静观模式”。如今该镇已成功开发出以农耕文化为主题旅游农业综合项目—美丽乡村嘉年华，吸引了一大批观光客和投资商，由此也拉动了该镇房产、农家休闲娱乐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同样，丰都也可借鉴这一发展思路，利用农民工返乡回流契机，大力发展“一镇一品”，以特色立镇，以品牌强镇，以旅游旺镇，大力吸引资本入驻，以此带动农产品规模化生产、销售和附加值的提升。

3、提供创业服务。当前，重庆正在着手建立一个农民工返乡创业服务平台，为返乡农民工创业制订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和返乡创业项目库，并在各项行政审批、核准等手续上，为返乡农民工一路亮绿灯。此外，重庆许多区县也在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创业服务模式。如巫山县“以创业带动就业、以转移促进发展”的劳务开发思路，将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招商引资和统筹城乡的重要突破口；忠县打造“引导、扶持、培训”三大平台助推农民工返乡创业；奉节在6个中心集镇建立了返乡创业园。各区县都在积极完善创业服务机制备战经济危机，丰都也应积极谋划，抢抓机遇，用好用活市上的各项优惠政策，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一是优化创业环境。按照手续从简、收费从低、办事从快、服务从优的原则，清理和规范创业涉及的行政审批事项，简化许可、审批和办证手续，大力推行联合审批、一站式服务、限时办结和承诺服务等制度，为农民工回乡创业开通“绿色通道”，对有创业意向、符合条件的，在注册登记、办理执照等方面特事特办。

二是创建创业基地。据悉，2009年，全市将规划建设10个市级“农民工返乡创业园”。结合丰都实际，首先，应设立农民工创业基金，重点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建设；其次，争取将水天坪工业园纳入全市10个市级“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并在县城周边选择符合一定条件的乡镇建立县级农民工返乡创业园，鼓励有一定资本、技术优势和管理经验的返乡农民工，通过新建、兼并、参股、控股等多种形式返乡创业；最后，引进业主修建廉租标准房，以免费或低价租赁方式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创业场地，并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引导鼓励返乡农民工进园区创业。

三是提供信贷支撑。农村金融机构要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配套的金融服务，放宽小额担保贷款条件，把返乡农民工作为就业再就业基金小额担保贷款对象，提高贷款额度和贷款贴息比例。如永川区把再就业贷款对象扩展到进城创业的农民工，将个人贷款额从2万元提高到5-8万元，将小企业贷款从4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这一举措，吸引了大量返乡农民工参与创业。

四是落实创业保障。首先，劳动保障部门应为返乡创业企业提供招工、考试、体检、培训、发放上岗证“一体式”服务，按规定减收职业技能鉴定费，免费办理劳动合同签证。其次，应建立为返乡创业农民工提供创业培训、管理咨询、融资指导、政策咨询、法律援助、技术支持等指导服务的专门机构，有计划地组织交流活动和创业讲座，使创业者获得必要的技术支持。最后，政府应不断完善创业的救助机制，让尝试创业的返乡农民工失败后不至于一无所有，建立较好的退出机制。

五是营造创业氛围。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优惠政策的宣传力度，继续开展好丰都“创业杯”活动，积极评选“返乡创业明星”、“返乡创业能人”，大力塑造返乡农民工创业典型，形成以创业带动就业的生动局面。

（四）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加快新农村建设

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引起农产品价格下滑，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去年以来，中央决定增加投资1000亿，用于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拉动消费，扩大内需，应对经济寒潮。中央早在2006年就提出新农村建设，它一改以往那种“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传统农村面貌，响亮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字标准，让农民生产条件和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改观。在当前返乡农民工与日俱增的迫切形势下，通过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能保持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并能在短期内增加大量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

长期以来，丰都农村基础设施较为脆弱，对农业稳定、农民持续增收支撑不足，农田水利基础薄弱、农村交通条件落后、农机综合水平较低的现状未得到根本转变。因此，应趁农民工大量返乡、农村劳动力富余之际，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将新农村建设和促进返乡农民工就业结合起来，通过以工代赈、以奖代补、项目补助等多种形式，组织号召返乡农民工在农田水利、农村供水供电、农村道路、农村学校、农村危房改造以及农村活动室、文化站、卫生室等生产生活设施建设中投资、投工、投劳，最大限度地吸纳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就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快新农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