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探究

第一篇：劳动教养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探究

劳动教养问题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探究

2006年发生在湖南永州的幼女被强奸被迫卖淫案受害者母亲唐慧因连续上访投诉。今年8月2日湖南永州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认为其“扰乱社会秩序多次被行政处罚后仍不悔改，继续无理取闹，闹访、缠访，严重扰乱了单位秩序和社会秩序”，因此决定对其劳教一年零六个月。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劳动教养。劳动教养到底是什么一个什么样的制度?而做出劳动教养决定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又是什么机构?

劳动教养就是劳动、教育和培养，简称劳教。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国独有的一项制度。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①。对需要收容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由省（区、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下设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劳动教养期限为一年到三年，最高可延长一年。其中，做出劳动教养决定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是依据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建立起来的。《补充规定》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成立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的工作。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劳动教养的建议部门和决定部门实际上是相同的。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讨论，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劳动教养的历史。

一、历史沿革

劳动教养制度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中央发动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中逐步建立起来的。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这个指示首次提出“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给与一定的工资。”。195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各省市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继续强调劳动教养机构建立的工作。

从法律上讲，劳动教养制度始于1957年。1957年8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了经过1957年8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该决定的初衷是为了管理“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不够逮捕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人员”。此后的一段时间之内由于人们错误的认识这是针对有派人员，各地大办劳教所甚至县和生产队也办起了劳教所。这一时期的劳动教养极为混乱，期限不明有人被劳教长达二十年。直到1979年1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劳动教养制度可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

长达1－3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但以后在实践中，常出现重复劳教问题。

1982年1月21日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针对的对象包括“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 的人。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12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9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以上法律使更多的人员相继被纳入劳动教养的对象范畴。同时其它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甚至一些省市区、大中城市的政府和行政部门通过的地方法规或部门规章，都加剧劳动教养对象扩大化的趋势。现在实践中主要是针对小偷、卖淫嫖娼、吸毒、破坏治安等。

二、合法性

从刑事法学、法理学、宪政学的角度来看，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是不充分的。一是与《立法法》相违背，《立法法》第8条第五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而劳动教养制度的最高法律依据是《决定》和《补充决定》，这两个是国务院颁布的具有“准法律”性质的行政法规。（这一说法，有点争议，笔者赞同行政法规这一说法，下文会说明。）那么，这就是说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依据是欠缺的。

在这个问题中有学者就《决定》和《补充决定》的效力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这两个文件是经过全国人大批准通过的，那么他们就会取得与法律相同效力的位阶。但这种观点站不住脚，因为依照当时的惯例，如果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那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来公布的，并且其名称也不应叫《国务院关于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而应叫《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既然《决定》和《补充规定》的颁布主体是国务院，那就应当属于行政法规。②

第二是与《行政处罚法》有冲突，《行政处罚法》第10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而行政处罚法中没有劳动教养这一项规定。由此可见，作为行政法规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不但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与规定矛盾和冲突，而且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③

三是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条款相冲突。我国已经在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正在为批准该《公约》积极创造条件。《公约》第9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

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④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通过的一般性意见，该款适用于剥夺自由的一切情况，无论它涉及的是刑事案件还是诸如精神病、游荡、吸毒成瘾、为教育目的、管制移民等其他情况。另外，这里的“法律”，是指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所谓的“根据和程序”，是指“任何受影响的人有权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的规定，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来裁判”。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劳动教养制度的违宪问题。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在是依据国务院等部门制定的相关规范，如果要质疑劳动教养制度的合法性，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将追溯到对其所依据的规范的审查问题，而对于规范的审查，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宪法问题。如果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合法性溯本请源，需要对劳动教养依据的高位阶规范从宪法学的角度进行梳理。因此有必要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宪法学的思考。现行《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而劳动教养是在未经法院审判，剥夺公民人身自由1至4年的行政处罚行为，这个显然不符合宪法的规定。但是如果说劳动教养制度一开始就是违宪的那也有失公允，因为最初的劳动教养具有安置就业的性质⑤，这就是说最开始劳动教养制度是符合宪法规定的。但是在制度的推行中，制度的实施方法和实施环境的变化让劳动教养制度和宪法越来越背道而驰。

三、合理性

怎样才能判断一个法律制度的合理性？这个估计要根据 ① 参见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白皮书中明确规定了劳动教养是一种行政处罚措施。

② 刘仁文在接受《新世纪检察》采访时回答 2011年10月18日

③ 陈威《邹议劳动教养制度》 来源于法律教育网 2009年3月16日

④ 刘仁文《劳动教养制度及其改革》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

⑤ 王书成《“废除劳动教养建议书”的宪法学思考》 载《山东社科学》2009年01期

第二篇：劳动教养制度

小议我国劳教制度的废除

劳动教养制度，简称劳教制度，指的是政府相关机构根据现行相关法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有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而又不够或不需要给予刑事处罚的人施加的一种剥夺人身自由、强迫劳动、进行思想教育的处罚制度。

追根溯源，我国的劳教制度实际上是从前苏联引进的。据考证，劳动教养制度的原型即为列宁时代的“劳动营”，全称是“苏联劳动改造营业总管理局”。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引进了前苏联的这一制度，并将其演变为我国独有的一项行政处罚制度。应该看到，劳教制度施行50多年来，确实教育挽救了一批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违法人员，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维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劳动教养制度的实质在于：公安机关无须经过法院审判程序，即可将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之人投入劳教场所，限制人身自由长达一至三年，必要时甚至可延长一年。由此不难看出，我国的劳教制度之所以在较长时期内饱受诟病，完全在于其从内容到形式的不合法和不合理。

废除劳教制度应当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劳教制度的废除必须依照相应的法律程序。劳教制度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废除。本次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明确：劳教制度废止前依法作出的劳教决定有效；劳教废止后对正在被依法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二是劳教制度的废除应与其他相关制度改革完善同步进行。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对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中的不少条款进行重新修改和完善，以便对原来属于劳教的对象进行分流处理。

劳教制度废除后，将有更完善更合理的制度代替其惩罚犯罪分子，比如社区矫正。在我国，社区矫正是将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等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放在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他们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他们顺利回归社会。在监督管理方面，制定社区服刑人员报到、居住地变更、外出请销假、教育学习等制度，成立由司法所、村委会、居委会、其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家庭成员或监护人、保证人、社会志愿者等组成的矫正小组，他们会和服刑人员谈话，对其进行走访，对服刑人员监管，防止他们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还会对在社区服刑的人员进行法制教育和社会公德教育，帮助他们提高道德修养和法制观念。执法人员、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们还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等专业知识，对服刑人员进行心理矫正，矫正他们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正常生活。

劳教制度废除后，或许会被其他惩罚制度取而代之。然而，无论采用何种制度，也无论对何种制度进行改革完善，以取代原有的劳教制度，我们都应该彻底摒弃隐藏在劳教制度背后的潜意识：即由公安机关等行政机关一家独断的观念。做好权力的分工和制约，防止其他替代性措施重蹈劳教制度覆辙，是我们工作的当务之急。当下，在劳教制度废除后，我们应该防止出现另外一种超越宪法法律的惩罚制度，特别是要避免“换新瓶、装旧酒”的情况再现。劳教制度被废除后，各级行政部门在失去了这一用惯且有利治理社会的“工具”时，可能感到很大程度的不适应，甚至可能会想办法通过其他方式加以 “弥补”。对于这些可能出现的现象，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并坚决予以杜绝。特别是在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时，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原劳教制度给公民基本权利带来的严重危害，在限制行政权力过度行使的理念下，设计合理的制度，以真正做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第三篇：教育合理性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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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执政理念，对我国新形势下教育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向意义。“和谐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 径与目标。高校加强“和谐教育”亦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内...【摘要】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执政理念，对我国新形势下教育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向意义。“和谐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 径与目标。高校加强“和谐教育”亦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高校的“和谐教育”主要体现在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有机的结合，应培养出既有较强 技术能力又有较高人文素质的“技术人文主义者”。本文通过对高校存在的不和谐现象的分析，提出对大学生进行和谐教育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探讨和谐教育的方法和途径。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现阶段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伟大使命和重大任务。构建和谐校园，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要，是推进高校科学发展的 重要保障，是弘扬和谐文化的必然要求。高校作为高层次技能型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也理应走在前列。而构建和谐校园，必须首先抓好学生的和谐教育。拙稿针对大学生的和谐教育问题进行探讨，为今后的大学生思政工作提供理论支持。

一、和谐教育及和谐校园的定义

和谐校园是指学校协调、均匀、有序发展的态势，和谐教育是教育的各组成要素间的协调统一。和谐校园不仅是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更对和谐社 会的构建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公众心目中，大学校园是象牙塔，是净土，是被世俗恶习沾染最少的地方。然而，由于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负面因素以及高校 扩招而带来的生源质量下降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近些年来，校园周边环境趋向娱乐化与商业化，不利于学生的成长，社会上的各种不良风气也在侵蚀着学生的心 灵，高校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许多不和谐的现象。

二、存在问题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表的权威性报告《学会生存》中指出：“应该把培养人的自我生存能力，促进人的个性的全面和谐发展，作为当代教育的基本宗旨。”因此，必须保证大学生们在和谐的氛围中接受教育。但是，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许多问题。

弱势群体多。高校中存在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贫困学生群体、心理障碍群体和就业困难学生群体等。贫困群体中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他们面临着各种 各样的压力，如生活、学习和就业压力等，容易使他们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给学校带来一些不稳定因素。心理障碍群体中有一部分学生有孤独、自卑、羞怯心 理，不敢与人交往，因神经衰弱、心理承受力差、情绪脆弱等原因退学休学的学生不断出现严重影响了校园的和谐。

恶性事件多。近些年来，大学生自杀事件的增多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自杀原因也是越来越复杂。一部分学生的自杀是由于感情上遭到挫折而一 时冲动，有些学生则因为毕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对生活失去信心。此外，由于其他纠纷而引起的自杀、伤人、杀人事件也不在少数。在现代社会高节奏与高压力的 生活中，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与心理承受能力普遍偏弱，这是影响高校校园和谐的高危因素。

学风浮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高校的学习风气越来越差。一些学生早上睡懒觉，晚上泡网吧，要么就是谈恋爱，心思根本不在学习上。一部分学生上 课思维不跟老师走，学习不动脑筋，缺乏勤奋钻研精神。有的学生干脆就不去上课，考试时投机取巧，想办法与老师拉关系。此外，学生之间的物质攀比现象越来越 严重，一些学生过于追求物质享受，讲究高消费和奢侈生活，这些现象给校园风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三、和谐教育原则

所谓和谐教育，是指通过灌输和谐理念，以培养自我内在身心和谐，自我同他人、同社会、同自然和谐的品质，以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为目的而实施的素质教育，就是由于实现了教育内部和外部的和谐而达到教育价值最大化的教育形式。

自内至外。从人的和谐品质发展规律来看，人的自身内在和谐是外在和谐的前提和基础，只有首先实现自我的内在和谐，成为人格健全的人，才能很好 地适应社会的要求，有机地融入和谐社会之中。因此，对大学生开展“和谐”教育必须首先抓好内在和谐的教育。开展内在和谐的教育，就在于引导学生学会客观地 看待问题、分析问题，保持心理的平衡，善于调节内在需求，保持与外部的和谐统一，逐步引导学生学习上自主，行为上自律，人格上自尊。

由近及远。人类社会是否和谐，首要的或主要的取决于各种社会关系是否和谐。就每个人而言，他的社会关系有着远近亲疏之别。一般来说，越是亲近的关系更容易实现和谐，呈现出由近及远、由亲到疏、依次扩展的规律。因此，在对大学生进行“和谐”教育时，要首先抓好他们在家庭、在集体中的行为，打牢基 础，步步提升，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由低到高，循序渐进，最终把他们培养成为高技能和谐型人才。

分类施教。一是要根据存在问题分类施教，采取集体教育和个别教育相结合的方式，重在抓好个别谈心和个别指导。二是根据性格特征分类施教。三是 区别不同专业分类施教，认真研究本专业学生的特点，设计出有针对性的教育方案，力求达到最佳教育效果。四是区别家庭情况分类施教。五是区分性别进行教育。

四、和谐理念的构建

面对大学生和谐理念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要在实践中逐步培养一支合格的实施和谐理念教育的队伍；并且通过建立健全和谐理念教育的引导机制，优化和谐理念教育的人文环境，努力使校园整体环境实现使用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和谐统一，使大学生真正成为和谐理念教育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倡导主流价值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明了高校的教育方向，对“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做出了原则性规定，是和谐校园建设的灵魂。在各学科教学中都要努力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在学校各项活动中都应突出和体现德育工作。同时，还要帮助学生正确分析和把握各种社会现象和国外思 潮，尤其是要教会学生认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和新情况。

确立和谐有序的德育过程观。智育主要解决的是“知”与“不知”的矛盾，德育主要解决“信”与“不信”和“行”与“不行”的矛盾。高校德育工作应将 “知、情、意、行”和谐地整合在一起，以传授道德知识作基础，涵养道德情感为关键，培养道德意志作保证，以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为归结，取得真正意义上 的德育实效，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发展，为学生成就和谐人生打下良好的思想道德基础。

加强诚信教育。应把诚信教育融入到课堂教学的各方面，体现到教师教书育人的各环节；要在加强管理上下工夫，通过管理，实现他律与自律的相互促 进，从而形成诚信受尊重、失信遭鄙视的良好风气；要加强校风、教风、学风建设，大力营造以诚实守信为荣、以弄虚作假为耻的氛围；要积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 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全面学习广大人民群众的诚信品质，深刻认识诚信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刻体会诚信在人的成长和事业发展中的重要 性，自觉把诚信认识化为诚信意识，主动把诚信理念变为诚信行为。

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和谐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基地，要高度重视大学生的心理和谐教育，有目的地以学生的心 理疏导为主，引导同学克服不良心理，提倡同学间团结友爱、相互尊重、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建立宽松健康的同学友爱关系，以保持健康心态，提高心理承受能力 和抗挫折能力，建设一个团结、和谐、健康、向上的校园心理环境。心理咨询中心对心理问题比较严重的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并通过加强对辅导员在心理教育方面的 培养和强化，使他们能敏锐地洞察学生心理，并能合理地予以引导。

加强养成教育。由于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以及个人素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大学生中的不少人在中小学阶段特别是高中阶段没能较好地接受系统 扎实的文化学习和基本的思想道德及行为规范教育，缺乏良好的学习、生活及交往习惯，对社会上不良现象的影响抵抗能力差，法制观念、公德意识比较淡薄。因 此，对大学生来说，养成教育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可以通过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在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第二课堂、校园文化建设、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环节 或项目中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教育训练活动，帮助学生建立学习、生活、为人处世等的行为习惯，使他们逐步成为具有自学、自律、自立、自强 能力的新型大学生，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职业素质要求。

五、今后展望

多层次、多元化、多样性的校园文化格局，是青年学生成长的需要，是校园和谐发展的外在表现。校园文化艺术节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强和改进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举措，应当充分发挥高雅文化艺术的熏陶作用。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会潜移默化地优化学生的品质，应充分利用各 种载体，结合青年志愿者活动和社会实践等活动的开展，努力创建具有时代性、前沿性、特色性的校园文化。

第四篇：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意义之探究

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意义之探究

孙妍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驻马店 463000）

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制度，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意味着在我国已存在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将寿终正寝。劳教制度历经半个多世纪,近年来因其法律依据不足且违反宪法和上位法，有违罪罚相当和程序正当等法治原则，且在实践中被广泛、严重滥用，劳教措施侵犯人权的问题成为众矢之的，其存废或改革的讨论不断。终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好声音”：这项颇受争议的制度废除了，劳教制度终于成为历史当中的一页。关键词：劳动教养

废除

意义

劳动教养简称劳教，是将违法尚不够刑罚处罚的人员，送进劳动教养管理所（场）进行强制性劳动教育改造的一种行政措施。与劳动改造不同，劳动教养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根据国务院有关劳动教养的法规所制定的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不经法庭审讯即可定罪，对嫌犯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这必将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其中，法治政府建设尤为关键，因为只有政府部门带头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才能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1]。从此意义上来说，废止劳教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由来及发展

1957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出台《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文件规定劳动教养对象为：“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4.不服从工作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生产劳动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2] 依据1961年4月公安部制定的《关于当前公安工作十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是两到三年，由劳教机关“内部掌握”，只是在收容时向本人及其家属宣布，对表现不好的劳教人员，可以延长其劳动期限。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公检法被“砸烂”，劳动教养制度停止实施。一部分劳教人员被释放，一部分被转移到监狱、劳改队当作罪犯进行管理。“文革”结束后中国第一次比较集中地出现“废除劳教制度”的意见，但主要集中在学术界，没有形成大众舆论。1980年2月，将1957年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重新发布实施。1982年1月21日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这意味着劳动教养制度中断10年后重新开始实施。此后，劳教制度贯穿整个新时期。

近年来，公民的法律意识逐渐提高，劳教制度越来越受到公众的抨击。因为劳教本身是法律判决以外的，由公安部门自行决定的处罚（虽然劳教处罚决定以当地政府劳教委的名义发出，但劳教委其实是公安内部的另一块牌子），使得劳教制度完全失去辩护。《国际人权公约》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以及“任何人都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劳教制度直接违背这些已经为中国政府承认的基本法律[3]。所以，劳教制度何去何从，是已经逼到眼前的必须回答的问题。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制度，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至此，在我国经历58年的劳动教养制度最终不复存在了。

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家整体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劳动教养制度和我国当前的社会制度势必存在冲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存在争议

劳动教养虽然是经过全国人大批准而实施的制度，但它的很多制度安排则是由国务院有关决定或者是行政法规来实施，劳动教养本身虽是一个具有劳动性和教育性的制度，但其本身又会限制公民的自由，依据立法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这些措施应该是由法律制定的。因此，它的制定依据是否正当颇有争议。

（二）劳动教养的程序存在弊端

劳动教养期限可以一到三年，必要时可以延长至四年，这一措施由是劳动教养委员会来实施的，劳动教养委员会是由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和民政机关组成的，其日常机关设在公安机关，但实际执行程序则是通过行政程序来完成的。刑法中管制、拘役要通过公检法几个机关，最后经法院判决实施，而劳动教养是一个行政程序，现在单纯通过行政程序可以限制到四年，它的程序性当然存在很大问题。

（三）劳动教养的适用中有滥用的情形

初期的劳动教养对象是有劳动能力但又游手好闲、不愿承受工作的人群，后来逐步发展到经常有违法行为，通过治安管理处罚仍不够力度而按照刑罚处理又不够重的情形，适用的基本对象是惯犯。在现实中确实出现一些对信访的人采取劳动教养的方法，另外出现本应追究刑事责任的降格做劳教处理，这实际上扩大了劳动教养的对象，造成一些滥用。

二、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意义

劳教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超越了法律的制度，不合情不合理更不合法。以维稳名义进行的劳教制度实际上破坏社会稳定的。劳教本身就是一个法外之罚，废除劳教制度是回归了司法本身，是司法进步的体现，也是对中国保障基本人权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

（一）有利于推进法治中国

建设依法治国，建设民主法治国家已成为举国上下的政治共识和追求，依法治国的核心在于确立宪法和法律治国的最权威的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劳教制度用行政命令来剥夺人身自由，与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符。宪法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因此，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把政府与公民、社会与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使国家治理、社会发展和人权保护都有法可依，这对于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都有重要意义，也维护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二）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公民权利是社会成员的个体自主和自由在法律上的反映，享有权利是实现其自主和自由的具体体现。国家权力保障公民平等享有权利，它的膨胀必然导致公民权利的萎缩和抑制。由于劳动教养的收容对象、条件没有明确的界限定，审批程序缺乏制约，当事人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处于被羁押状态，由此执法人员享有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不可避免地侵害公民的权利。这些问题根源于劳动教养制度本身的缺陷。因此，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从制度上堵塞、消除执法机关的恣意妄为，对从根本上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有着重要意义。

（三）有利于履行国际义务，提升国家形象

尊重和保护人权已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潮流，人权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产生着重要影响，保障人权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法制建设的重要目标。中国早在上世纪末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第14条第1款明确规定：“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而我国劳教制度的设置为侵犯公民的人权留下很多“疏漏”，劳动教养也被某些西方国家称为“没有审判的监禁”，成为国外敌对势力攻击我国人权的“靶子”[4]。面对这种挑战，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从我国实际出发，积极吸收国外在人权保护方面的经验，以现有的国际人权法为基石，认真履行自愿承担的义务，切实通过国内立法，不断改善我国人权状况，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人权保障活动中加强对话与合作，也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

《决定》明确要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其目的和意义就在于落实宪法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个根本的目标。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既有助于推动国家的法治化进程，又有助于严格贯彻“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罪刑法定原则，同时还可以提升当代及未来中国的法治文明，会进一步提高中国的人权保障水平。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5日 [2]何三畏.中国劳教制度的历程和演变[J].南方人物周刊，2012.11 [3]彭淑.劳教制度今与昔[J].山西青年，2012.9 [4]郑利涛.对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2009（16）

作者：孙妍，女，（1982-），籍贯：河南 学历：本科

工作单位：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职称：讲师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驻马店淮河大道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科学系

第五篇：关于探究劳动教养对象范

探究劳动教养对象范围

探究劳动教养对象范围 作者 一叶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初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已近五十载。劳动教养制度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从实践上看，劳动教养在控制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与弊端。今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我国现有法律制度的反思，尤其是在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法律制度方面，我们还有相当多的立法空白和谬误亟需梳理审查。作为限制公民人身权的劳教制度，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导致其先天不足，与现行法律背离，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 根据《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行政处罚法》则规定，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设定权，只能由法律行使，不能授权。在此前提下审视现有的劳教制度，不难发现，当前的劳教的法律依据是：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以及去年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等法规，均非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

一、当前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规定

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2002年4月12日）中用整章的篇幅对40多年来各种法律、法规中关于劳动教养对象的规定进行了梳理。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至第12条的规定，可以将适用劳动教养的条件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适用劳动教养的主体条件

所谓适用劳动教养的主体条件，是指接受劳动教养处理的人在年龄、身份、身体状况、责任能力以及因此而引起 1 的适用条件和处罚原则方面的必要条件。《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至第12条中有如下规定：

1、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必须年满16周岁。对未成年人决定劳动教养，应当严格控制。

2、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是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和无生理缺陷及其他身体情况的人。

3、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是在中国境内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特定的中国公民。

（二）适用劳动教养客观方面的条件

所谓适用劳动教养的客观方面的条件，是指使用劳动教养的客观事实，即违法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危害程度等方面的条件和情形。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共十项的规定，适用劳动教养的行为可归纳为下列两类：

1、应当依法决定劳动教养的行为：即第9条中的十项规定；

2、可以决定劳动教养的行为：即第9条第十项后半部分规定的“对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的人，因犯罪情节轻微人民检察院不起诉、人民法院免予刑事处罚，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可以依法决定劳动教养。”

二、完善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构想

虽然公安部的《规定》对劳动教养对象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实践中，还存在理论与现实脱节的情况，结合劳教案件的办理实际，我认为今后在立法完善劳教对象范围方面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调整：

（一）以立法形式，明确劳教人员的法律地位

劳动教养人员的法律地位是指作为劳动教养法律关系主体的劳动教养人员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劳动教养人员虽犯有罪错，但仍是国家公民，享有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公民权。对此，《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及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均未做出明确阐述，我认为应当予以补充。

明确劳动教养人员的法律地位，有利于将劳动教养机关的执法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在劳动教养法中，明确有劳动教养人员的权利与义务，一方面确定了劳动教养人员在劳动教养期间的行为规则；另一方面也对劳动教养机关的执法工作提出了依法办事的严格要求。从劳动教养的提出到解教整个过程，劳动教养人员都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应该履行哪些义务，执法机关应尊重和保护劳动教养人员依法享有的权利，强制其履行应尽的义务。这必 2

将推进劳动教养的法制化进程。

劳动教养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可作如下规定：（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申诉、辩护、控告和检举权；（3）人身安全不受侵犯的权利；（4）人格不受侮辱、诽谤和不受打骂、体罚、虐待的权利；（5）合法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义务为：（1）认罪认错，服从管教；（2）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劳教机关的监督管理规定；（3）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爱护劳动工具；（4）努力学习政治、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5）检举揭发所内和社会上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根据公正原则，对适用对象平等对待

公正原则是指在适用劳动教养时，应当具有公正性。公正，首先要求对于任何人，在劳动教养的适用上应当一律平等。其次，公正还要求劳动教养的适用应当适当和适度，不得滥用。再者，劳动教养的轻重程度应当与行为人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人身危险性相当。当前在办理劳动教养案件时, 由于地区经济差异和立法滞后等原因,在适用对象和范围的把握上,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有悖于公正原则: 首先，在办理劳动教养案件中，对两类人员进行劳动教养已有相当程度的萎缩：一类是卖淫嫖娼人员；一类是教唆他人违法犯罪，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对这两类人员，《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第六项、第八项，有明确规定是属于应当劳教的，根据公正原则，应依法报劳教。

其次，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第十项的规定，对有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劳动教养的情形的，也应当劳教。主要包括：

1、以自残手段逃避惩罚的违法犯罪分子（公安部、司法部[88]公刑字75号《关于坚决依法惩处以自残手段逃避惩罚的犯罪分子的通知》）；

2、盗伐、滥伐森林的人员（林业部、公安部林安[1985]249号《关于盗伐、滥伐森林案件划归公安机关管辖后有关问题的通知》）；

3、利用摘节育环进行违法犯罪的人员（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83]法研第25号《关于依法惩处利用摘取节育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分子的联合通知》）；

4、有配偶的人与他人非法姘居的人员（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关于重婚案件管辖问题的通知》）。对这几类人员，也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给予劳教。

第三，对劳动教养的适用地域，规定中只规定了对外国人、无国籍人、华侨，台湾居民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不得决定劳动教养。没有规定城、乡的差别对待，所以在地域上劳教制度不应仅限于城市，也应当将此制度推行到农村。

第四，对于涉及“非典”的违法行为应尽快制订相应的法律、法规，可将之纳入劳动教养对象。

对于这些情况,我们应该在立法和执行方面加以完善。只有将劳动教养制度适用于每一个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才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三）对复吸毒人员，建议以强制戒毒代替劳教

首先，从主观上看，复吸毒人员是由于对毒品的依赖成瘾导致复吸毒行为发生的，其主观恶性有别于其他几种违法行为（有的医学研究认为吸毒成瘾是一种精神病态现象，不应当认定为违法犯罪），应与《规定》第9条中其他九种劳教人员区别对待；其次，从客观条件看，劳教所的医疗条件与强制戒毒所的条件有一定差距，其戒毒方式往往是以闭代戒，缺乏治疗、心理辅导等措施，戒毒人员的医疗康复权利往往被忽视。此外，戒毒人员在劳教所内得到减期的机会也比较少，其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证。因此，我认为应将吸毒人员与其他劳教人员分离，将之送强制戒毒所，对其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康复计划。

（四）对未成年人，应严格把关，从宽处理

对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10条规定明确了未成年人不得劳教的条件：初犯、在校学生，且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实际管教能力的。那么，属于初犯、在校学生，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无实际管教能力的；再犯而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实际管教能力的，是否就一定要报劳教呢？我认为值得商榷：

1、对未成年人是否再犯的问题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因为根据《规定》，未成年人初犯而监护人有管教能力的不应劳教，则对初犯没有相应的记录；因此，对再犯也就无法取得所谓“初犯”的书证资料。那如何确定是否再犯呢，只有靠行为人的口供，这是立法上不合逻辑的地方。

2、对监护人有无实际管教能力取证难，也缺乏统一的标准。由于深圳是一个流动人口比例较大的城市，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多为外地人口，法律中只规定要对未成年人父母是否具有管教能力进行调查，没有规定父母与未成年人分居两地的，是否就可以直接认定其无管教能力。此外，从情理上讲，任何人的父母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被处罚，所以实践这项法律的后果就是只要父母俱在，大多数父母都不会承认自己没有管教能力。而公安机关在实践中，往往以推理代替调查，给出非深圳户籍未成年人无监护能力的证明，这能否经得起法律的推敲？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3、对未成年的侦查存在先天的漏洞。《规定》第十七条：“讯问未成年违法犯罪嫌疑人，除有碍调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应当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教师到场。”由于深圳的违法未成年人多为外地人，致使此项规定基本形同虚设。同时，根据法律经济学的理论，法律应该在权利界定上使社会成本最低化。在我市的实际情况下，如果坚持对讯问时应有监护人到场的规定，事实上就是人为地造成社会成本（监护人往返的时间成本和路费成本）的浪费。

鉴于以上三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对非深圳籍的未成年人，既要使案件得到公正处理，又要在程序不违法，实是两难之境。因此，建议对此类人员以收容遣散代替劳动教养。

（五）经教不改应视为情节，而不做为定性的标准 经教不改的规定，贯穿于劳教立法的整个过程。《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第三项明确规定了四类经教不改的违法行为，即：

1、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罪名包括：刑法第237条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第238条的非法拘禁罪）；

2、妨碍社会管理秩序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刑法301条、279条、280条、312条）；

3、侵犯财产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刑法264、266、267、268、274条）；

4、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刑法227、206至209条）。

在实践中，我们对上述四类人员劳教时有所突破，我认为这种突破是合乎立法本意的，理由是：

1、经教不改的性质应当属于从重的情节，而非定性的标准。经教不改从性质上是属于累犯的情形，比照《刑法》关于累犯的规定（第六十五条），是应当从重处罚，而《行政处罚法》中则没有对此情况进行规定。劳教作为介于刑事、行政中间的一种处罚形式，《规定》的立法本意不应与现有高层次法律（《刑法》）相违背。参考《规定》对其他九项不需要屡教不改情形的规定，可知两者均为情节低于犯罪的违法行为，是否需要对犯罪行为在性质上加以区分？我认为，没有必要，也无法区分，区分只能在刑罚上体现出来。同理，将经教不改作为违法行为的定性标准，实际上就是对违法行为的属性进行轻重的排列，也是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实际上只要具备犯罪要件，就可以对行为做出认定，是否经教不改应当作为处罚的情节，而非定性的前置要件。

2、从社会效益的角度，经教不改也应视为从重情节。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提到，对累犯实施比初犯更为严厉惩罚的惯例一般只限于刑罚通常为徒刑的情况，这表明其所适应的社会目标是预防犯罪。如果将经教不改作为劳教的定性标准，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一公安内部的法律适用标准很难向全社会普及，所以也就收不到预防犯罪的效果。而如果将经教不改作为从重情节，作为加重人身自由限制程度的一条法理依据，则由于适用面的扩大，此原则将较易于普及，也能确实保证处罚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预防犯罪）。

3、从客观条件看，对经教不改的调查取证缺乏相应的科技基础，可能导致社会成本较高。鉴于我国目前人口管理网络基础建设并不完善的前提下（公安部“百城联网”系统只有100个城市人口查询，还不包括犯罪记录），如果将经教不改硬性作为劳教案件定性的标准，调查取证将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而劳教管辖的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明显轻于刑事案件，这种资源的配置也必将造成社会成本的浪费。因此，对劳教对象应以现有证据是否能证明发生违法行为为定性标准，不应将侦查重点放在对以往违法犯罪记录的调查取证方面，这样才能保证社会成本的效益最大化。

因此，我认为应将经教不改参照《刑法》中对累犯的规定，推广到《规定》第9条的全部对象，明确规定其为应从重处罚，这一方面可以实践对所有违反《规定》的劳教人员的公平处遇；另一方面也更能体现劳教政策中的改造教育功能。参考资料：

1、“劳动教养”制度出路何在？——作者：赵恒，来源：检察日报

2、关于劳动教养程序立法的构想——作者宋英辉、许身健，来源：《理性与秩序——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研究》

3、劳动教养立法之思考——作者：刘中发，来源：中国监狱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