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报道2014-4-28

第一篇：第十八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报道2014-4-28

大数据时代需要加强市场调研

——北京社科院第十八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顺利举行

2014年4月23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第十八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活动在北京安华发展大厦1105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会议由我院青年工作委员会、市情调查研究中心、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北京益派市场咨询有限公司共同举办。沙龙的主题是：大数据时代与市场调研。来自北京社科院首都社会综合治理研究所、市情调查研究中心、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北京益派市场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领导和研究人员参加了本次沙龙活动。北京社科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秘书长唐鑫带领市情中心全体成员参加本次调研和学术沙龙活动。沙龙由市情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小成博士主持。

北京益派市场咨询有限公司陈华峰总经理认为，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通过建立在线数据调查系统可以获得更多的样本数据。传统的入户调查和电话访问员调查受到许多的限制。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完善的互联网采集数据模式，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许多的差距。益派咨询正在开发一个开放的平台，任何调查机构、企业、政府机构、科研机构和个人，可以在这个开放的平台上编制问卷，发放问卷，获得数据，解决技术问题、样本规模问题、成本问题、质量问题。在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等方面益派咨询还会加大开发力度。当前，益派公司已经拥有了超过100万的样本库，足够解决大部分数据采集问题，减少许多的中间环节，可以直接获得网络舆情资源。希望能与北京社科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多进行数据调查和分析方面的课题合作。

北京社科院首都社会综合治理研究所副所长袁振龙研究员认为，在大数据时代，开发在线调查系统非常必要，应进一步增加样本量，丰富问卷内容，创新调查模式，掌握和了解更多的市场需求，进而为社会和市场提供更加实际的服务和产品，提高顾客满意度。

北京益派市场咨询有限公司历爱总监认为，网络时代的到来，发展在线调查符合国家未来发展趋势。通过多渠道建立丰富的数据库资源，通过注册会员、身份证认证、手机激活等方式保证会员信息的真实性，通过会员积分激励又能鼓励更多的网民参与网络调查。未来应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加强问卷的逻辑设计，辅以传统调查方式，进一步完善网络市场调研内容的丰富性和广泛性，并加强身份及行为调查分析，获得更加有用的、最新的数据信息。与北京社科院合作前景良好，可以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北京社科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田蕾博士认为，大数据时代开展市场调研非常必要，应与百度等知名公司加强合作。针对受访者是虚拟空间的网络用户，要科学界定大数据的边界问题，掌握更多用户的数据，与公司做业务层面合作。由于

网民的上网行为都是大数据，需要进一步开发有效的技术系统和软件分析工具，加强大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应用。

北京社科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小成博士认为，基于大数据时代建立和开发网民调查系统，一方面，这是利国利民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应该征求广大群众特别是网民呼声和反应，如果能更加社会群众和网民的实际诉求制定有效的政策，包括对现有公共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才是真正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建立在线调查系统，国家需要、群众需要、企业更需要。谁做得好，谁就能生存，谁就能获得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如何吸引更多的网民参与在线调查系统，全方位、多层次、全天候地反应群众的呼声、意见和需求是政府和企业需要考虑的事情，应加强激励和体制机制创新，如加大奖励力度、创新问卷形式等方式能吸引更多的客户参与。

北京社科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秘书长唐鑫认为，本次组团到益派公司调研和学术研讨，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和交流机会，让我们了解企业在想什么，在做什么，了解市场方向在哪里？可以进行哪些方面的合作？市情调查中心一直以来苦于没有大样本，传统的入户调查、发放问卷等调研方式很受限制。希望与外面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共同开发更多样本、更多内容的市场调研系统。该系统能有满足一定要求的目标人群需求，在样本数量、质量和技术手段等方面均需要加强研究和开发。要提高问卷的科学性、社会吸引力、便捷性。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目前有十六个区县调研基地，希望与益派公司合作共同开发和建设好这些调研基地，互通有无、精诚合作，建立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同研究和开发出更多高质量的有影响力的调研成果，为北京市委市政府及其政府职能部门、各区县政府、社会群众提供决策咨询和社会服务。

随后，我院科研人员对北京益派市场咨询有限公司进行了参观和考察交流。本次调研和学术沙龙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北京社科院 陆小成）

第二篇：管理所召开第二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活动压缩稿1

跨越转型陷阱，共建和谐社会

——管理所举办第二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活动

2012年5月30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主办的第二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活动在管理所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跨越转型期“阵痛”的社会建设与管理问题研究。会议由管理所陆小成博士主持，来自法学所、综治所、城市所、经济所、文化所、社会学所等多名科研人员参加了本次学术交流活动。社会学所戴建中研究员和管理所施昌奎研究员作为学术顾问对本次活动进行了点评和指导。

本次活动主持人陆小成博士先分别介绍主讲嘉宾，并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的“转型陷阱”为引子提出本次研讨主题。孙教授所提出的“转型陷阱”是指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我们作为有良知和职业道德的社科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如何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困境，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共建和谐社会？

管理所所长施昌奎研究员从“怎么看待中国的基尼系数”的视角对社会转型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居民收入虽普遍提高，但基尼系数已超过0.5，财富两级分化严重。提两个问题供大家思考和讨论：第一，社会学视角：基尼系数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是怎样的？反向关系？临界点（0.4？联合国）在哪里？第二，经济学视角：基尼系数与竞争环境（发展环境）的关系是怎样的？效率如何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实现？城市所赵继敏博士认为，空间开发的无序，导致公共服务设施、生活环境、教育资源等空间布局不合理，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问题的产生，“阵痛”更加强烈。解决社会转型“阵痛”的有三点：首先是推动城市化的全面发展。其次是在城市内部，合理规划布局公共服务设施，保障居民享有均等的公共服务资源。第三是，减少人为限制资源空间流动的要素，打破空间垄断。

综治所杨锦炎博士认为“转型陷阱”的研究指出了当前我国发展遇到的真正问题。继续深入推行依法治国方略和权力运行的透明化是

1破解这种困局的首选，并稳步有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法治主导型的改革模式，依法规范权力的运行、规范市场的运作和人们的行为，使整个社会纳入规则之治，在法律的框架下良性运行。法学所张苏博士认为，跨越社会转型期“阵痛”需要充分学习和借鉴日本、韩国、台湾等地区依靠创新型产业，实现藏富于民。经济所唐勇博士认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归根到底需要首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是要培育真正具有自由平等价值观的精英分子；二是精英阶层要不断教育和唤醒民众；三是要有精英中的精英或者说是“精神领袖”之类的人物来强力推行社会转型和改革。文化所陈红玉博士以“跨越转型期的创意产业”为题进行了学术交流，认为文化与创意相关的新型产业，也同样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志在必得的一杯羹，也正在按照当前利益格局进行资源配置。创意产业要突破这一瓶颈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其所在的社会整合系统，创意产业在真正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时候，一个以创意和效率为中心的城市或者社会管理系统必然逐渐成型。

社会学所戴建中研究员对大家的精彩发言进行了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认为，中央关注的主题前期发生过几次的变化，如由“社会建设”到“社会管理创新”，再到今天的“文化发展”，可以发现上层讨论和关注主题的变化。孙立平教授在“转型陷阱”中提出要公平公正，关键是应该取得共识。戴建中研究员认为，获得共识不敢指望，但加强顶层设计确实非常重要，跨越“转型陷阱”更多的需要底层对精英的互动。

最后，陆小成博士作为主持人对本次活动进行了总结，并阐述个人看法。认为破解“转型陷阱”应从两个维度进行探索，即两种对立矛盾体进行思考，包括政府与市场、“上”与“下”、强势利益集团与弱势群体、官与民、公与私、“左”与“右”等，从根本上考察，实际反映这两种维度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如何寻找这两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点，寻求更加和谐、委婉、持续、稳定的解决方式、路径和契约机制尤为重要。解决转型陷阱问题的关键，也需要从以上两种维度来寻找，从“上”、“强”等的角度，应该思考特定利益集团的“让利”问题，既得利益集团不要做“贪吃蛇”，适度地“吐出”某些利益有利于自我保护。从“下”和“弱”的角度，应该加强民众的知识教育，2加强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公民社会等的培育。

本次学术沙龙活动从中午1点一直持续到下午6点多，与会者兴趣盎然，讨论激烈，收获颇多，意犹未尽。特别是戴建中研究员从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学者、如何做好学术研究的视角，鼓励大家多实践，多读书，多讨论，建议我们青年学术沙龙活动争取支持，创新模式，走出院子，深入田野，加强交流，扩大影响，为提高本院青年学术水平、学术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夯实基础。

撰稿人：陆小成3

第三篇：第16期学术沙龙活动报道2014-4-1

以金融创新促进京津冀贫困带发展

——北京市社科院第十六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顺利举行

2014年3月30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第十六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活动在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会议室顺利举行，这也是本学术沙龙活动的第二次走出去。本次会议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北京社科院青年工作委员会、市情调查研究中心、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共同举办。沙龙的主题是：余额宝、金融创新与京津冀贫困带发展。沙龙由市情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小成博士主持，来自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现代物流报社以及我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等单位研究人员参加了本次沙龙活动。我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秘书长唐鑫作为学术顾问对本次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了点评和总结。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陈谷川处长认为，余额宝是市场倒逼的产物，通过互联网搭建了网民与金融机构互惠互利的机制与平台，是一个金融渠道及服务的创新。传统银行由于资源和成本方面的考虑，大部分资产较少的人可能很难享受到资金的保值增值服务。余额宝的出现能一定程度上回馈了广大存款者。尽管余额宝的利率5%-6%可能不会持续，但它的流动性非常好，T+0方式对资金使用非常方便。余额宝也并不是取代银行的作用，它是通过互联网的长尾效应很好的弥补了传统银行渠道方面的成本压力，让小的个体享受与大客户的同等待遇或服务。余额宝借助互联网平台和草根思维对传统交易渠道进行变革，体现的是草根性、大众化服务思维，减少传统金融服务的中介环节成本，使金融理财可以方便的为普通百姓服务，实现了扁平化和跨界创新。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朱森华博士后认为，余额宝是互联网时代的金融衍生品，它通过与银行的协议利率来向客户支付高利率。余额宝不是中国独有的创新,美国的Paypal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曾有过类似的货币基金产品。当前，对于余额宝的争议在于它还没有得到完善的政府监管。但在中国体制下，市场需要的只是政府恰当而及时的引导和监管，允许市场行为的自由竞争。金融创新对于扶贫工作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基于互联网的扶贫方案可以使得金融资源能覆盖到更多贫困区域。应该重视对贫困人群进行互联网扶贫平台的使用培训，加强对扶贫对象的互联网普及，以及对互联网扶贫平台里各种扶贫规则、金融创新等条款的解释建立起长效的宣传、交流机制。贫困带发展和扶贫开发要重视龙头企业和当地能人培养，搭建起立足当地的互助型发展平台，降低政策端的帮扶方案在地方上有效落实所需的成本和阻力，促进地方集体与个人的协同发展。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机所科研处副主任周建波博士认为，余额宝是当今社会金融发展的趋势，实现资金更加优化配置，当然会对银行形成一定的冲击。余额宝是普通存款者、天弘基金、银行三方达成协议。京津冀贫困带主要是环京

津贫困带的发展，关键是要解决土地财政问题。贫困带缺乏实体经济支撑，贫困区域流出去的人与进来的人严重不对等。同时，以其担任国家林业局科技特派员的实践为例，指出在我国现代林业产业扶贫开发工作中要重视实体产业的扶持，重视新技术的创新和集成，产品开发与设计，现代金融的支持，尽力避免摊大饼的发展方式，促进产业升级。在运用现代金融体系服务林业的发展过程中，江浙一带先行先试，做了一些前瞻性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中西部地区林业金融体系还未建立或健全，需要相关政策和市场的引导。为此建议，第一，林业是我国生态低碳经济发展基石需要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同和重视；第二，林业是促进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应做好与扶贫工作的对接；第三，运用新技术、新管理、现代金融手段促进林业产业发展；第四，林业在促进京津冀经济和生态和谐发展大有可为；第五，博士（后）应该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希望组织博士创新团队，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项目官员梁怡博士认为，当前金融服务不足严重制约贫困地区发展。互联网金融将对扶贫有所弥补。中国的扶贫开发一直致力于在贫困地区打造“龙头企业+合作组织+贫困农户”的立体产业链。但由于缺少金融支持，这个产业链很脆弱，难以实现有效供给和风险控制。金融企业始终没有开发出能够让贫困农户贷得上、还得起的金融产品。互联网金融可以解决贫困农户的金融服务问题，一是互联网金融可以从“线上”实时对农户的信用进行评价，减少人力，从而减少成本，降低风险。二是互联网金融可以和互联网电商相结合，根据农户再电商的销售额度和消费者评价，对农户信用做出评价和决定放贷额度，从而解决原先的贫困农户的信贷约束问题。三是金融机构在贫困地区业务受限的原因之一是，仅靠放贷的利息收入难以分散风险和获得利润。而互联网金融不光可以削减金融机构的放贷成本，而且可以帮助金融机构增加收入。

现代物流报两广特刊主任黄军认为，要顺京津冀一体化之势，借用现代金融手段，在产业组织模式创新和农村集体平台创新基础上打造京津冀贫困带扶贫的典范工程。第一，余额宝以创新的产业组织模式——大电商、大物流、大资金流平台为背景，在控制金融风险前提下，可能会成为民间金融开放突破口，为民营企业、创新企业和集体企业等发展培育更好金融环境。京津冀贫困带发展，需要构建适合农村情况的新产业体系，发展民营企业集团的作用、依托能人带动发展、鼓励发展集体经济，这三种都是需要金融创新。第二，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到“缩小直接征地范围”的改革方向，可以认为会推动农村集体平台的新生，以土地为代表的集体资产和围绕农资、农产品的产供销等进行创新的集体协作关系可能成为启动农村金融新杠杆。第三，建议在商贸、交通和物流等方面比较优势相当明显的京津冀贫困带设立扶贫示范样本，提炼核心模式，供各地参考。其中，集体平台的构建是创新金融和创新产业组织模式得以落地的关键，为此提供中国社科院社会所杨团教授推动的综合农协模式做参考。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陆小成副研究员认为，余额宝的产生是金融市场创新发展的产物，是发挥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重要

表现，是服务和重视广大社会群众利益、实现利益重新分配和优化整合的重要创新。余额宝借助现代互联网技术、消费模式创新实现突破，如果与实践结合，可以解决民营企业贷款难和贫困带资金不足等诸多难题。京津冀贫困带发展需要更多的金融支持，应该鼓励金融创新，发挥金融的杠杆作用，重点是加强京津冀三地的教育资源、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吸引优秀人才、企业等生产要素流入贫困带，破解北京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促进贫困带的协同发展。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秘书长唐鑫作为学术顾问进行了点评，认为本期沙龙选题非常好，既是学术热点，也是发展热点。各位发言充满了学术气息和现实色彩，有很多真知灼见，应进行整理，作为论坛成果备用。受大家的启发，我也提出几点认识与大家交流：一是金融技术创新带来了金融管理和金融服务的创新。新技术浪潮必然带来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服务方式的变化以及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金融技术的创新，促进支付宝、余额宝等的出现，再现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博弈，冲击着传统金融格局及其利益格局，影响深远。二是随着金融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我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会发生变化。基准利率传导机制可能会发生变化，市场对存贷利率的作用将增强，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将削弱，民营金融机构的地位将提升，从而提高整个金融系统的成熟度。三是金融技术、管理和服务创新为贫困地区带来发展机遇也会带来挑战。我国贫困地区发展主要依靠财政政策扶持的局面会有所改观，金融对贫困地区扶持的便利性会增强、力度将增大。但是技术创新如果不能被贫困人群所共享，如拉美地区那样，则将拉大贫富差距，阻碍城乡均衡发展。印度学者提出包容性技术创新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包容性发展，是要从一个更宽广的层面解决发展主体的普遍性、发展进程的协调性、发展成果的共享性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支付宝、余额宝等技术创新成果的出现，只要引导、运用得当，会惠及全民，有利于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四是金融创新有利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贫困带的重点在河北。河北缺乏与北京、天津的产业梯度配置和产业衔接，迫切需要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世界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发展，如纽约、东京、伦敦的经济辐射力强，主要依靠技术创新。解决河北等地的贫困、落后问题，需要北京发挥科技优势，增强经济辐射力。北京对要素的吸纳能力较强，但扩散能力不足。支付宝、余额宝等的出现，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要通过技术创新、更好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作用，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京津冀协同发展，消除贫困带，需要北京在技术创新及其转化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运用市场机制，多培育诸如支付宝、余额宝这样的创新成果；同时，在国家的政策框架和大力支持下，制定科学的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税收政策，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释放经济辐射力，带动贫困地区发展。

（北京社科院 陆小成）

第四篇：如何管理青年沙龙

如何管理青年沙龙

一、青年沙龙宗旨

青年沙龙系集团团委下设直属机构，创办宗旨：致力于为青年朋友们打造一个交流空间，提倡青年乐观向上的工作态度，围绕集团中心工作，培养青年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把真正优秀的年青人聚集在一起，畅谈集团的发展，为了自己成长成才，为了集团更加美好的明天，携手前进！

二、青年沙龙成员

青年沙龙成员分为常任会员与非常任会员，均需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热爱我们的企业，珍惜自己的工作，忠诚于我们共同的事业；

2.遇事能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对自己身处的工作环境有相当程度的理解；

3.勤于思考、善于思考，能够解决自己发现的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可以提供解决方案；

4.具备很好的团队合作意识，也要有独立工作的能力。其中常任会员要求在具备基本条件的基础上还必须具备出色的业务素质和突出的组织能力。

三、青年沙龙活动内容及时间 青年沙龙活动以集中讨论为主，原则上每月进行一次。讨论内容可以涉及到集团生产活动各个环节出现的问题，以发现问题-讨论问题出现根源-研究解决办法-组织解决办法材料汇报为步骤，每次讨论不超过90分钟。由秘书整理讨论内容和材料归档。

四、青年沙龙成员的招募与选拔

通过集团团委大力宣传青年沙龙，使集团广大团员青年理解青年沙龙活动宗旨，清楚活动内容，充分调动青年加入沙龙的热情，通过选拔，吸纳集团有思想、有见识并积极工作的青年不断充实青年沙龙的队伍。

第五篇：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第十二期学术沙龙道2014-1-1修改压缩4

自住型商品房的社会意义与公共政策

——北京市社科院第十二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如期举行

2013年12月31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青年工作委员会、管理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第十二期公共管理青年学术沙龙活动在院303会议室如期举行。市住建委于2013年10月22日发布2013年将推出2万套自住型商品房，2014年计划推出5万套左右。此类住房价格比周边商品房低30%左右，购买此类住房后五年内不得上市，五年后上市收益的30%上交财政。但从11月底到12月中旬，北京首个自住商品房项目申购有14.8万个家庭申请，申购家庭与可供房源数达到74:1。供不应求的现实短期难以改变。对此，学者就自住型商品房的社会意义与公共政策问题进行探讨。沙龙由管理所陆小成主持，来自城市所、科社所、管理所以及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国信息报社等学者、记者参加了本次沙龙活动。

城市所副研究员赵继敏认为，自住型商品房是否确实能够满足刚需人群、解决中间层的住房问题？值得疑问。首先，与之前经适房、限价房等不同的是，自住型商品房申请由房地产开发企业组织。开发商分散的组织，监督成本加大，有可能提升道德风险和权力寻租的空间。其次，一般的商品房需要满五年再转让才免交营业税。自住型商品房交易年限同样是满五年后才可以转让，这一年限似乎较短。很多居民正是看到五年之内是可以预期房价仍然上涨的，因而千方百计购买自住型商品房。第三，自住型商品房的申请门槛较低，具有申请资格的人远多于可以提供的数量。摇号难以确保最需要自住型商品房的居民获得购房资格。

管理所副研究员庞世辉认为，北京曾先后推行过多种权属的住宅政策，未能从根本上有效解决供求矛盾。其原因：一是目标不明确，政府究竟是要解决市民居住问题？还是要稳定房价？二是对象不明晰，政府应首先保障哪些人群的住房需求？三是路径不明确，政府应通过什么方式解决？四是政策不连续。作为有限的服务型政府，应主要满足基本住房需求，可以通过提供廉租房、公租房解决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保障低端住宅市场的有效供给；通过提供稳定的政策、良好的市场秩序，形成市场合理预期，保障中端住宅市场持续、稳定的发展。在北京房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推出自住型商品房政策，为解决城市“夹心层”群体的住房需求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因为商品住宅用地仍然稀缺，可能导致商品房价格快速上涨，短期内政策效果难以评价。城市所副研究员谭日辉认为，首先，自住型商品房并不是为了降价，而是给社会夹心层一种稳定的社会预期。北京的高房价让人难以接受，但任何城市的高房价都不能以本地人的收入水平为基准，而应以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投资或投机基金为参照。其次，自住型商品房定位是商品房，对稳定房价作用不会太明显。房价涨跌与自住型商品房的提供没有必然联系。再次，该政策目标是形成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预期。但目前有北京户口的人与无北京户口的比例大概是3:2，自住型商品房在房价、住房需求满足上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值得进一步期待。

管理所所长施昌奎研究员认为，政府让处于夹心层的高端人才能够享受到发展的好处，体现了为民办实事的服务型政府理念，填补了中间阶层住房政策的空白，一定 程度上还起到了抑制房价的作用。但自住型商品房政策还很不完善，存在一些风险。第一，定价机制调整风险。考虑未来房价上涨的因素多，下降因素少。低于市场价的30%仅仅是个理论值，在建房周期没有确定的情况下，2年或3年的周期会使定价难以控制。第二，腐败风险。主要是购买资格审查的风险。在社会诚信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信息不公开、惩罚力度不够、违规成本低都会导致腐败产生，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建立社会诚信体系。第三，政策风险。重大公共政策的出台应该进行人口影响评估，自住型商品房的推出，对人口流入是吸引还是抑制，对人口的区域分布是集聚还是分散，均应该进行政策的预评估。

科社所博士后向征认为，自主型商品房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是对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起到一定作用。自住型商品房与经济适用房、限价房不同，自住型商品房申请采用摇号政策，符合申请条件的既平等的享有权利，同时又对两限房轮候家庭规定了一定的优先级；二是抑制过热房产投资，满足一部分刚需家庭需求。当前自主型商品房申请由于政策刚刚推出，很多市民仍不了解和理性思考，盲目跟风，导致中签率走低，待政策更加明朗化与自住型商品房的大量上市，相信中签率会回归到正常范围。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王忠认为，自住型商品房有一定的意义，但治标不治本。主要有三点建议：一是扩大供给。北京郊区土地还有不少可以入市的，目前也有不少小产权房空置。如果出台农村土地入市流转的政策，比自住型商品房作用更大。二是开征房产税。这样能增加投机购房的成本，降低房屋的空置率。三是房产信息联网共享。信息联网共享是房产税实施的重要前提，也能释放因腐败占据的住房资源。

管理所副研究员陆小成认为，此政策的出台对刚性需求者来说，有总比没有好。低于周边价格的30%应该体现了政府让利于民和人本关怀。但值得思考的是：第一，自住型商品房是政府给予的部分福利，从公平看，应规定此类住房不得上市交易，或规定20-30年后才能交易，或只能按原价退还政府，以减少投机或投资性需求者申请。第二，此政策如果没有经过征集社会意见、公众听证、人大讨论等程序，其决策的合法性、公平性、科学性值得怀疑。第三，每年净流入人口数没有减少，购房刚性需求数量就难以得到有效控制，新增供地和自住型住房难以真正平抑北京房价。调控房价应考虑人口净流入数是否减缓，要研究内在的吸引动因，不是简单从人口控制和流入抵制上做文章，要特别考虑北京户口背后的各种教育、医疗、信息等制度利差的实际或预期存在。保障现有的刚性需求者，意味着会有更多新增者，因而有认为北京房价继续上涨的观点，不是没有道理的。

北京市社科院

陆小成

2014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