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池州政法干警招聘考试：“村霸”之死与村治之困[模版]

第一篇：2014年池州政法干警招聘考试：“村霸”之死与村治之困[模版]

2014年池州政法干警招聘考试：“村霸”之死与村治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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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北沧州市侯落鸭村村主任侯志强在村里的暴力生活,堪称中国基层法治疲软的典型案例。据媒体报道,他除了殴打、敲诈村民,还用暴力威慑村委会主任选举,并自填选票,最终以接近全票获选。2012年,村民郑潮军因用铁镐打死村主任侯志强,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刑8年。如今,96名村民联名上书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释放郑潮军。他们的理由是,当时是侯志强主动到郑家寻衅滋事,郑家是正当防卫。村民们(包括侯志强曾经的同伴)都说:“侯志强是个恶人,我们都怕他。”从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对于动辄暴力伤民的村主任侯志强,当地村民的民怨不可谓不大。于此可以说,村民的联名上书,既是求情,更是对“恶霸村长”压抑已久的愤怒的释放。但是,这种民怨和伤害,在悲剧发生之前不但没有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甚至每次暴力事件后报警,警方也姗姗来迟。

在这样一种治理状态下,“村霸”的生成或许就是一种必然。说到底,孕育了“村霸”的土壤,乃是现代乡村之困的一个缩影:乡村青壮年与精英外出,乡村的资源输出减少导致治理的力度下降,甚至“农业税的取消,干部也很少来”。作恶一方的“村霸”死在了意外的铁锹之下,但正如新闻中所示,侯落鸭村的明天会如何,却无人知晓。村主任伤人,并没有有效的基层仲裁组织予以干预调解,每个人唯避之不及,敢怒不敢言；而且村民选举被暴力威胁所左右,这说明基层应该建立的自治并不存在；当村民向上级部门反映村主任的恶事,要么被拒绝,要么警方行动迟缓,说明应有的治理触角并没有延伸到乡村来,这里成了“三不管”的真空地带或说丛林地带。因此,一个“村霸”被终结,并不代表生成“村霸”的土壤被铲除,更不意味着应有的基层秩序的回归。

于今,“村霸”鱼肉一方的现象并不少见。且不说那些被曝光的惊人的村干部腐败案例,在这起新闻背后的跟帖中,表示“见怪不怪”并反问“这样的事情还少吗”的网友也不在少数。如此有违常理的荒诞现象居然普遍存在,无疑是一种深层的警示。在以往谈论乡村的空心化时,我们大多还是指村中年轻人的外流,但是“村霸”的迭出,却以更残酷的事实说明,人口空心化随之而来的乡村秩序坍塌正在加深,原有的乡村秩序正被某种灰色化的强权甚至是蛮力取代。

如果说基层自治难以建立和乡村青壮年与精英的流失有关,那么,基层政府对于乡村的“不闻不问”或治理迟钝,则直接对应的是一种乡村治理成本正在逐渐增加的现实困境。这样一种困境之下,村霸横行,一部分村干部黑化、腐化,乡村治安恶化,就很难称之为意外。比如,据记者调查,涉事的乡镇警力就明显不足,这些细节都反映出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上的制度性有心无力或懈怠。

随着乡村人口的外迁,以及相关输出型政策或资源的减少,如农业税等的废除,代表着原有的乡村治理模式已经过时或者说失去了根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新型的治理模式,比如建立有效的输入型制度,比如公共服务政策和对

乡村自治的扶持,却又未能建立。处在如此断裂带中的乡村,必然陷入秩序的混乱之中。这其中的关键,仍在于乡村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解决之道,唯有从根本扭转失衡的城乡资源配置格局,从公共服务与公共政策上向农村提供更大的倾斜,为村庄新秩序的建立供给涵养的资源。一个常识是,让村庄留得住人,方能实现自治,而有效的自治才能减少治理成本,进而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乡村秩序的内在更替与再造。如此,“村霸”就很难有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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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4年池州政法干警招聘考试：以改革破解“管放”之困

2014年池州政法干警招聘考试：以改革破解“管放”之困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上，雄鹰搏击蓝天、凌风翱翔；即使折断翅膀，也在所不惜，坚守自己最初的方向。

在这片号称世界屋脊的土地上，同样有一群来自内地的人，20年间前赴后继，不顾高寒、缺氧、低压、强辐射对生命的威胁，同当地干部群众一道，为西藏的繁荣发展和长治久安而不懈奋斗。

他们，是世界屋脊上的雄鹰。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感天动地的壮举、民族大家庭中和谐共进的乐章。近6000名援藏干部前赴后继，用自己的忠诚、奉献和担当，播撒党中央、国务院对西藏的关怀

2014年7月，49岁的蔡家华在西藏工作已进入第二个任期、第四个年头了。来之前，他是广东东莞一名优秀镇长；在西藏，他先后担任林芝地区林芝县委书记、林芝地委副书记等职务。

访民生、作规划、抓建设、保稳定——在沿海发达地区丰富的从政经验，使得他即使在闭塞落后的西藏也能如鱼得水，干得风生水起。

服从中央安排，为了国家利益——像蔡家华一样，过去20年间，4496名干部和1466名专业技术人员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毅然离开父母家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西藏。

在这里，他们忍受着高寒缺氧对生命的侵蚀，忍受着孤独和对家人无尽的思念，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默默地奉献着青春甚至生命。孔繁森、张宇、陈刚毅、周广智等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他们中的12名勇士，永远长眠在雪域高原。

干部人才是时代的精英，是国家的财富。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一段感天动地的壮举。

这是民族大家庭中一曲和谐共进的乐章。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开展对口援藏，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西藏工作、着眼于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17个省市、17家中央骨干企业、66个中央国家机关对口支援西藏全部74个县以及直属部门——20年间，援藏工作方针政策和体制机制日臻完善。

公路、铁路、桥梁，农居、医院、学校„„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一笔笔资金投入到西藏，一个个项目建设在西藏，一批批人才奉献在西藏，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如果将对口援藏20年放在历史的坐标中看，不难发现，这20年恰恰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与内地交往合作最为活跃的时期。这是不断实现“零突破”的20年。7615个援藏项目、260亿元援藏资金，让天堑变通途的奇迹不断上演。西藏藏药厂、5100矿泉水等一批特色企业快速成长，为西藏发展夯实了根基。

这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20年。乡乡通宽带、村村通电话基本实现，让雪域高原与世界只有一个鼠标点击的距离；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从幼儿园到高中实现15年免费教育„„

这是民族团结最牢固的20年。高山牧场、田间地头，援藏干部和当地干部一起驻村进寺，访贫问苦、认亲交友，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在乡村、寺庙，到处可见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20年历史充分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口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是我们党西藏工作方略的丰富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改变西藏贫穷落后面貌的战略举措，是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实践。

这是兄弟般的情意、家庭般的关爱，全国各界人士和援藏干部一起对西藏伸出援手，温暖雪域高原，托起了西藏人民和谐稳定、繁荣发展的梦想

海拔4200多米的日喀则地区白朗县，过去只能种萝卜、土豆，而现在，鲜艳的西红柿挂满枝头，水灵灵的草莓散发出诱人的甜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52岁的农技员张际明就是创造奇迹的人。2000年，应山东援藏队领队之邀，他作为蔬菜专家和老伴一起从老家济南来到这里，引种和推广温室大棚蔬菜。这一来，就是14年。他不是援藏干部，但他却是待得最久的“准援藏干部”。14年中，白朗县的温室大棚从零发展到5367个，黄瓜、青椒、南瓜、莴苣、西瓜、樱桃„„116个果蔬品种相继引种成功。

全国蔬菜看寿光，西藏蔬菜看白朗。今天，白朗农牧民年人均收入每100元中有20元来自果蔬。

关爱，奉献——憨厚的老张胸中有着对藏族同胞兄弟般的情怀。

兄弟般的情怀，是援藏人员心中热热的一盏明灯。

兄弟般的情怀，是援藏人员舍小我成大爱的不竭源泉。

兄弟般的情怀，是援藏人员感召全社会都来援藏的精神火炬。

2010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副巡视员刘波来到拉萨担任自治区法制办副主任，今年已进入第五个年头。

援藏4年来，她的父母、丈夫、儿子只在2011年夏集体来探亲一次。2013年底，在留任第七批后不久，她得知父亲被诊断为癌症晚期的噩耗，这无异于晴空霹雳。白天，她微笑着出现在办公室；夜里，她把自己蒙在被子里痛哭失声。几年心血，换来初步成果。她牵头起草的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为西藏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为基层民主建设提供了依据；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办法，有助于保护藏民族历史文化瑰宝„„

每一个援藏干部的背后，总有一个无私奉献的家庭。

每一个援藏干部的身后，都有一个强力支撑的团队。

中国电信集团40万员工连续12年捐款，每年为对口支援的昌都地区边坝县提供200吨大米，使当地多发的大骨节病患者减少56％。

上海市专门成立了“援藏亲友团”——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由市主要领导牵头、56个成员单位组成，定期协调解决援藏工作问题。

经江苏援藏人员牵线搭桥，南京市民捐款105万元援建了墨竹工卡县扎西岗乡希望小学。江苏企业家、普通市民群众经常捐款捐物，资助贫困家庭孩子完成学业。

这是共同的家园、共同的梦想，援藏干部和当地干部群众携手共进，一个充满希望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将更加壮美富饶

援藏干部经常说，我们还可以定期轮换，而当地干部是无法轮换的，他们的付出远比我们大，是更值得尊敬的人。

吃糌粑，喝酥油茶，裹着大衣躺在一张床上商量事情——在中国石油援藏干部、那曲地区双湖县委副书记陈轩的印象中，他和县长罗布松拉既是工作搭档，更是好兄弟。

海拔5200米的双湖，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建制县，长冬无夏，少电缺水，空气含氧量只有内地平原的1/3，自然灾害频发。西藏人戏称，在这里工作，“躺着都是奉献”。

2012年5月，陈轩和罗布松拉来到措折罗玛镇一村调研。转了一圈，他们发现，全村78户牧民分散在十几公里的范围内，不仅架设自来水管网、电网成本极高，就连学校、医院的建设选址都很难。

2013年4月，双湖县正式成立。陈轩和罗布松拉是见证者，也是双湖发展蓝图的规划者、建设者。

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明确要求，努力实现西藏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到2020年西藏要同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党中央的指示，为对口援藏下一步工作明确了方向。

昔日沙砾遍地、风吹沙走，今日绿树成行、一片生机——海拔4000米的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境内，雅鲁藏布江北岸一片滩涂的变化，令人赞叹不已。在这片被称为“生态示范区”的地方，山东援藏干部和当地干部群众共同种下的红柳、榆树等苗木长势良好，孕育着希望。

青藏高原是亚洲许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和“气候调节器”。世界屋脊的生态环境只能保护得更好，这是援藏干部和当地干部群众的共同心愿。

援藏，是为了变“输血”为“造血”，加速提升西藏自我发展能力已成当务之急。

在工布江达县，福建援藏干部正在开展一项系统的“造血工程”——

他们瞄准了最贫困的农户，一对一地挂钩帮扶，让他们尽快掌握技能，脱贫致富；

他们瞄准了村镇干部，组织从未离开大山的人们登上飞机，到内地城市感受现代文明的脉搏；

他们瞄准了特色农牧业和旅游业，藏香猪养殖加工逐步发展，具有独特藏文化传统的旅游业开始起步„„

当前与长远相结合、项目建设与改善民生相结合、单向援助与互利合作相结合，今天对口援藏的领域在拓宽，内涵在丰富，质量在提升。

在这片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梦想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一个美丽、和谐、充满希望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将更加壮美与富饶！

第三篇：2014年池州政法干警招聘考试：“抢救”本色

2014年池州政法干警招聘考试：“抢救”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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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说起“抢救”历史文化，人们往往会想到那些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重要人物和史料，以及濒临灭绝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和遗产。山东莒县近年来对新中国成立前农村老党员事迹进行抢救性、保护性挖掘整理工作。这样一项针对普通老党员资料的“抢救”，意义何在？

莒县地处革命老区，农村里仅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最多时就达13341人。目前健在的有1058名，平均年龄86岁。战争年代他们浴血奋战、支持革命；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住在农村，不抱怨生活艰苦，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过着宁静朴实的生活。莒县对这些老党员面对面采访、实地拍摄、收集实物，累计征集20万张图片、3万分钟的视频资料和大量珍贵实物，整理典型事迹近60万字。不妨勾勒一下这组群像：没有文化甚至不识字，对党的理解非常朴素，却一心向党，真心信党，卢翠秀今年85岁了还在担任村支书；公心为民，村支书徐文高先后把当兵、招工、推荐上大学等机会全部让给别人，尽管自己的5个子女也符合条件；用心实干，“威望都是干出来的”，是那个年代党员们的写照，也是群众的高度评价；清心律己，严格自律，有的参加过多场战役战斗，从不向政府伸手，从不给上级添麻烦。

可能有人会说他们近乎“痴愚”，甚至“傻”。但正是这样一群老党员，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和坚守，铸就了共产党员的本色。这种“本色”，聚焦着理想信仰，体现着宗旨情怀，表达了本质坚守，顺应了时代要求，作用于党的事业的壮大发展，至今仍然闪烁着光辉，散发着清香，在最平凡中彰显着强大力量。莒县如今建起“老党员红色群落”展览馆，这片“红色的晚霞”正在无数党员干部心中定格。

这种本色追求，能促人回归本源。这些老党员能军能民，能官能农，既有党员素质也有平民气质，既厚重又纯真，没有铜气、只有土气，没有俗气、只有正气。这些宝贵品质渗入骨髓，与生命同在，不因环境变化而改变，不因生活贫困而移位，不因待遇降低而遗弃，不因年龄增长而淡化。以此为参照，党员干部不难回归原点，校正人生航向和目标。

城中易浮躁，乡土易生纯真品质和朴素情怀。庄子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自然之美，在乎本色；人生之美，当如此乎？当下社会，人确实很难保持本色，不被繁冗、复杂、欲望和过度装饰所左右。在这群老党员身上，集中展示着某种人生况味和真谛：生活苦一点，容易反思幸福来之不易，积蓄力量；环境静一点，容易清除浮躁、清醒坚守。

不得不承认，这些年国家强盛了，生活改善了，一些党员精神却失落了、倾斜了、懈怠了。有的一度丧失信仰，迷失方向，脱离群众，甚至变色变质。当前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反“四风”，接地气，服务群众，呼唤清风正气，回归朴素简单，在某种程度上，不正是对党员本色的“抢救”吗？只是，这样的“抢救”，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更有赖每个党员干部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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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4年池州政法干警招聘考试：“禅修城市”治不了城市病

2014年池州政法干警招聘考试：“禅修城市”治不了城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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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年来，中国有些专家学者提出“禅修城市”的概念，湖北、江西等地一些地方政府已将其纳入本地城市发展规划中，准备建设“高大上”的禅修中心，甚至提出要打造中国乃至世界“禅修之都”。笔者认为，“禅修城市”的概念虽颇具创意，但并非城市建设和发展要务，需慎之又慎。

众所周知，一部人类现代文明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城市化的历史。它在给人们生活带来诸多方便的同时，也对人们的生存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如人口膨胀、贫富分化、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以及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方式和人情淡薄、人际疏离的心灵境遇，等等——俗称“城市病”或“文明病”。

中国城市化起步晚，但体量庞大、速度惊人，目前人口城市化率已超过50%。“城市病”现象非常突出，“房奴”、“孩奴”、“卡奴”等现象，令那些跻身白领的年轻人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和心理压力。

在上述情况下，近些年来以调整生活节奏、培育宁静心灵为主的禅修活动，如儒学读经、道教养生、佛教打坐以及印度瑜伽之类的培训班、夏令营等，受到越来越多市民尤其是白领年轻人的青睐。就此而言，“禅修城市”的概念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一种试图满足市民禅修生活潮流的运思与洞见，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到底何为“禅修城市”，有无必要建设“禅修城市”，却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从本质上看，禅修是个人提升心灵境界的工夫过程。与其说它与外部环境有关，毋宁说它的目的恰恰是要排除外部环境的诱惑与干扰，所以禅宗常说“挑水砍柴，无非妙道；行住坐卧，皆是道场”，意思就是一个人凝神静气、心到意到，则生活之中无时无处不是修禅。就此而言，无论是修建“高大上”的禅修中心，还是打造“禅修城市”，都与真正的禅修没有太大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城市不能摆脱经济发展决定一切的唯GDP论，而社会又不能摈弃金钱至上的“拜物教”风气及其价值观，那么，通过大搞基础建设来打造“禅修城市”，甚至将其作为提升官员政绩和城市形象的手段，则不仅背离了禅修的真精神，而且会进一步加剧人们的精神压力，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从西方发展经验来看，不少国家都曾经受“城市病”困扰，为此还曾提出过建造“田园城市”的概念，类似印度瑜伽之类的禅修活动也曾风靡一时。然而，西方对“城市病”的治理，并不是着力甚至凭空打造“田园城市”或“禅修城市”，而是主要通过提高社会福利、缩小贫富分化、治理环境污染、增加就业机会和法定休息时间，以及平衡城乡发展、建设卫星城市、控制特大城市等途径。

总之，与其说“禅修城市”是一个急需付诸实施的可行性概念，毋宁说是一种值得倡导的生活方式。它并不需要城市建设得多么“高大上”，而是需要城市如何变得更加宜居、更能提高人们的精神品质和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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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4年池州政法干警招聘考试：法治为自治撑腰 村霸才无力足之地

2014年池州政法干警招聘考试：法治为自治撑腰 村霸才无力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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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2年6月，河北侯落鸭村村民郑潮军因用铁镐打死村主任侯志强被判刑8年。96名村民联名上书河北省高院，要求释放郑潮军。村民称，侯志强是个恶人，除了殴打敲诈村民，还用暴力威慑村长选举。今年6月，河北高院驳回了“郑潮军实属正当防卫”的申诉。

从新闻报道来看，侯志强就像“南霸天”。他“殴打、敲诈村民”，几乎是在监狱、出狱、犯罪再进监狱中度过；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当上了村主任，过程是“暴力威慑村民选举，并自填选票，最终以接近全票获选”。而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当地政府的姑息，才成就了侯志强，比如“他打人似乎永远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村民只得猜测他与警方有着特殊的关系；对违法当选，地方镇政府的回应则是“这说明得人心”。

尽管96名村民联名求情，称其是“为民除害”，但郑潮军打死侯志强一案必须依法处理。然而，事件发生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因素，不能不让我们反思：一种秩序的失效，必然会有一种新的秩序来取代。惹不起，“最好的办法就是躲着他走”。侯志强之所以被打死，是在“他第十次敲诈”后，村民郑潮军“忍无可忍”。多行不义必自毙，如果法治没有将其绳之以法，“南霸天”就只是一个被谁打、什么时候被打的问题了。

其实，事件来龙去脉的逻辑已基本清楚。基层法治疲软，给了侯志强“南霸天”式政治的机会，地方政府的“姑息养奸”失去了村民的信任，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不得不靠暴力解决问题。至于侯志强与当地警方、政府是否有着“特殊的关系”，虽然需要经过详细调查才能下结论，但须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基本假设。当然，当地警方的不作为、当地政府“这说明得人心”的背书，毫无疑问是需要为此承担责任的。

村民打死恶霸村官，类似事件很少见，但黑恶势力渗透农村基层、凭借村干部身份谋利的现象，却不少见。2010年，全国打黑办就曾把突出打击、操纵农村选举，把持基层政权、欺压百姓的黑恶势力列为重点之一。中国农村从宗族家族治理向村民自治转型，中间没有经过“训政”的阶段，没有法治精神的洗礼，就更为“南霸天”式政治提供了空间。

当下，农村治理的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基于民主基础上的村民自治，二是民主选举天然会倾向“能人”政治。由于法治习惯的缺位，黑恶势力很容易就会披上“能人”的外衣，然后通过威胁、恐吓、监视、贿选等手段上位。这中间伴随的，则是乡镇政府的简单化管理，甚至是结成腐败联盟，“只要你给我管得住，挣得着钱”，一些镇政府官员的屁股很多时候也就坐在了村霸一方。所以，哪个基层是“南霸天”式政治，它的上一级政府可能也就好不到哪里去。

农村的稳定和治安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如何避免出现侯志强似的村霸，毫无疑问该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法治必须雄起，因为法治不力的自治容易走向“瞎胡闹”。上梁不正下梁歪，必须真正将上一级政府关进法治的铁笼，这样才能形成自上而下的纠正、自下而上的效仿，从而在法治的轨道上实现真正的良性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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