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节制生育到计划生育
从节制生育到计划生育
——新中国人口政策的演变
汤兆云
【专题名称】人口学与计划生育
【专 题 号】C5
【复印期号】2008年01期
【原文出处】《百年潮》(京)2007年5期第23~27页
“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由于多年战乱,旧中国一直没有能够进行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因此中国人口一直未得到准确的统计数据。从1912年以来,关于中国人口数量的统计数值多达几十个,范围从4亿到4.8亿不等,而4.5亿则是流传最广、接受程度最高的估计值。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的国土。”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着力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社会实践还难以提出一项明确的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由于人口迅速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具有滞后效应性质,并不及时在社会经济中反映出来;相反,由于生产关系变革的胜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表面证明了毛泽东关于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观点的正确性。于是,毛泽东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的思想,成为该时期关于人口的主流思想;另一方面,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背景下,苏联鼓励人口增长、奖励多子女母亲的政策和做法,也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并广为舆论所传播。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中国政府自然不会产生限制人口增长和节制生育的决策意识;相反,有关部门从维护妇女健康的角度出发,颁布的限制打胎、节育及人工流产等规定,在理论和实践上执行着一条不成文的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
1950年4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联合发布《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按照这一规定,不仅打胎的条件苛刻,申请打胎的手续也极为严格繁琐。除非关系到孕妇生命健康和儿童抚育,否则禁止非法打胎。在打胎以前必须经孕妇丈夫同意并签字。打胎者,或经公立医院妇产科医生证明,申请批准,或由机关首长批准。属中央所属单位的,须经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审核批准;军事范围的由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审核批准。
1952年12月31日,卫生部制定了《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除了医学上需要外,已婚妇女年逾35岁,有亲生子女6个以上,其中至少1个年逾10岁,如再生产将严重影响其健康以至危害其生命者方可施行绝育手术。
对于避孕药具的生产、出售,有关部门也有严格的管理规定。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又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
上述规定虽然是着眼于母亲和子女的健康,但是,这些规定以及用法律的力量惩罚违反者的表示,使广大健康的有节育要求的群众失去了节育的可能性。同时,该时期关于人口节
育的规定直接导致了人口增长过快,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要提倡生育,要有计划地节育”
1953年,为配合即将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各级代表的选举,也为制定“一五”计划提供数据,中国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翌年,国家统计局发布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的公报:1953年6月30日24时的全国人口总数为601938035人。
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已远远超过毛泽东在1949年新政协会议上所说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庞大而激增的人口与自然资源、环境资源、社会资源等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此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感到住房日益紧张,青少年升学受到校舍的限制,育龄妇女的避孕要求变得强烈起来。政府领导人也感受到了人口增长过快的挑战和压力。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在人口普查3个月后的一次报告中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1千万,那么10年就是1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人多,这是我们的一个优点。但是,优点中也带有困难,这么多的人口,要满足他们的需要,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虽然周恩来是在肯定“人多是优点”的前提下说这番话的,但这也表明了中央高层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邓小平是最早一位支持群众进行节育的国家领导人。1953年8月,他对卫生部采取反对节育的政策提出置疑,对卫生部通知海关查禁避孕药具进口表示反对,并敦促抓紧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1954年5月27日,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就一些机关干部要求节育的问题写信给邓小平。她提出:“有不少已婚男女干部为了避孕,由于得不到指导及适宜的药物工具等而被迫自行盲目解决,采用了一些有损身体健康的办法或引起疾病,以致造成不良的后果。”“目前我国人口出生数相当高„„国家卫生机关应主动拟订办法,帮助干部解决避孕问题。”翌日,邓小平就在信上作了批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卫生部对此似乎是不很积极的。请文委(指当时的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笔者注)同卫生部讨论一下,问问他们对此问题的意见,如他们同意,就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1953年12月,鉴于社会上关于节育问题议论较多,为了表明党中央的态度,刘少奇主持召开节育工作座谈会并明确宣布“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中国搞节育不会闹人口恐慌,人口增长太快困难很多,而且一下子解决不了。
在中央的催促下,1955年2月,卫生部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报告,检讨了过去草率反对节育的态度,提出“在中国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是应当提倡节制生育的;在将来,也不应反对人民群众自愿节育的行为”;“对于人工流产、绝育与一般的节育应分别处理。节育应该一律不加限制,并应适当地加以提倡,给予指导。人工流产或绝育应加以限制。溺婴则应禁止”。
1956年9月,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重申了“提倡节制生育”的方针。同年公布的《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把节制生育的政策扩展到广大农村。
同一时期,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提倡生育,要有计划地节育”,更进一步强化了节制生育的社会舆论环境。1956年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加了7900多万吨,几乎翻了一番,但因为人口增加了8000多万,人均粮食产量虽然也有较大增长,但相对来讲就慢得多。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开始意识到了人口增长过快的弊端。他深有感慨地说:“我们这个国家的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一千四百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一九四九年缺少粮食,现在还是不够。”于是,毛泽东关于人口的思想渐次从“人多是好事”向节制人口的思想转变,并一度提出了“计划
生育”的观点。1957年10月,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计划生育,要公开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节育工作的重视,有力地推动了节育政策的制定和落实。1957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提议因节育施行人工流产或绝育手术的职工按劳保条例给予经济照顾,同年10月国务院予以确认。
“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
正当我国人口控制工作逐渐走上健康发展轨道之时,1957年夏,在整风“鸣放”高潮中突然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以及随后的“大跃进”运动中止了这一工作。
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思想一直处于矛盾之中。1957年2月,他对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张还表示赞赏;但不久他就提出“人多是好事”的观点。《红旗》杂志文章《大踏步前进的九年》据此说:“解放了的人,作了自己国家主人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觉的能动性究竟有多大,决不是反动阶级的头脑能够设想的。”“而当人民挣脱了重重枷锁,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人民群众成了土地和机器的主人,从被迫劳动变成自觉劳动,人口众多就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和文化更迅速发展的极重要因素。”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中写道:“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在这种政治气氛中,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陈伯达、康生的发难把批判马寅初及“新人口论”运动公开化。1958年5月4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纪念大会上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7月,康生在北大作报告时当面指责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马尔萨斯的马家”,而不是“马克思的马家”。同年5月9日,《光明日报》开辟专栏批判文章。下半年,北京大学校刊和学报发表了18篇批判文章。同一时期,参加批判马寅初学术思想的多达200余人,他们先后在《光明日报》、《文汇报》、《新建设》、《经济研究》等全国性报纸发表了58篇批判性文章。这些批判文章给“新人口论”冠以三顶“大帽”:说它是马尔萨斯主义,否认“人多是好事”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说它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为“人口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会出现多余人口的;说他对6亿人口缺乏感情等。这一时期,一些同意马寅初“新人口论”观点的人,如著名人口学家吴景超、陈达教授等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风云再起。由于马寅初一直拒绝做检查,康生非常恼火。他要求北京大学从政治上批臭马寅初,然后将他调离。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北京大学校园里贴了数千张大字报,还有一些人把大字报贴到了燕南园36号马寅初的住宅。北京大学全校性的批判大会开了三次,还组织了一次有200多人参加的面对面批判会。同一时期,全国各大报刊再次发表大量文章,批判“新人口论”,并且说马寅初是“假学术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历史上几十年一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
1959—1961年,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加上自然灾害的侵扰,粮食严重短缺,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中国人口出现了战争和灾难之后的补偿性生育,以更快的速度增长。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6.99‟。比上年增长了23.21个千分点。1963、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攀升。1963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33‟,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
面对人口与粮食的尖锐矛盾及居高不下的人口自然增长率,1962年2月7日,周恩来首先再次提出要“节制生育”。他说:“从长远来看,我们不仅要减现在的城镇人口,减现在的职工,还要控制人口的增长。在人口多的城市,在人口密的地区,应该提倡节制生育、计划生育。至于人口稀的地方,像江西省的农村,或者边远的省、自治区,比如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那些地方多增加一些人是好的。这也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很明显,处在实际经济工作第一线的国务院总理,在实践工作中已经感受到了庞大人口及人口快速增长的沉重压力。
1962年1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指示》认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指示》把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强调为“既定的政策”,说明党中央和国务院已对实施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有了明确的认识。这在新中国人口政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63年至“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对节制生育问题作出指示。1963年2月,周恩来强调:晚婚和节制生育,是卫生保健中关系到全民族健康和全民族前途的问题;这个问题过去曾经提倡多次,但重视不够,常常放松;我们是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口虽多,应该肯定是好事,但是长处中也有麻烦;要节制生育,一对夫妇生两个就够了。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斯诺问:“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毛泽东回答:“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服避孕药品。”1965年8月,毛泽东对卫生部负责人说:“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督促下,1963年10月,卫生部对不利于节制生育的职工生活福利、劳动保险、公费医疗等规定进行了修改:今后职工做节育和结扎手术,一律免费,并且给以短期休养时间,工资照发;居民做节育和结扎手术的费用,可以酌情减免。同时政府还大力提倡晚婚,并做出限制早婚的全国性统一规定。
为了使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落到实处,计划生育组织机构开始组建。1964年,国务院成立由国务院秘书长任主任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同期,各省、地市级计划生育组织机构也开始组建。
计划生育专门机构的设立,活跃和推动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1964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生育技术工作经验交流会;1965年2月,国务院在实行“晚稀少”生育政策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山东省文登县召开了现场经验交流会;同年7月,国家计生委在天津市召开了计划生育座谈会,介绍天津市的经验。
节制生育实际工作的开展,又使在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运动中中止的有关节育的宣传活动悄然兴起。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请医学专家编写出版有关计划生育的通俗读物,报刊杂志又重新开始宣传计划生育工作。1964年,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怎样计划生育》的科教片并在全国发行。
“人口非控制不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使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对人口政策及人口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前夕,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在社会上已形成了一定的气候。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实施节制生育政策的社会政治环境不复存在,计划生育实际工作已陷于瘫痪状态。1968年8月,计划生育组织机构被撤销,有关计划生育工作由卫生部军管会业务组领导。
于是,在**的年代里,我国人口又处于盲目发展的状态。1966—1970年的5年间,每年出生人口在2500万到2700万之间,人口出生率均在33‟以上,自然增长率在2‟左右,全国净增人口将近1亿。1969年,我国人口总量突破8亿,1970年达到82992万人。人口无节制的快速增长使当时已经严重困难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农村的贫困化进程难以遏制,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得到多大提高,数以亿计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之下。在这种背景下,1970年2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强调:“现在人口多,70年代人口要注意计划生育。文化大革命期间有点放松,青年结婚的早了,孩子生得多了,特别是城市人口增长很多。凡是人口多的省、市要特别注意计划生育,劳动力多了是好事,但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才好。”同年6月,他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又说:“不能把计划生育和爱国卫生运动放在一起。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加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避孕药免费供应,又不要造成浪费。要做到完全没有副作用,要考虑农村使用,要方便农村。”1973年8月,他再次强调:“人口每年都有增长,农村也要实行计划生育。现在农村这方面的进展比城市慢一些。从城市去农村的知识青年,在这方面要起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毛泽东也对计划生育工作作了重要指示。1970年12月,他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明确表示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满意。他说:“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个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子,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是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他接着说,“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1975年2月,他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批示。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计划生育的指示,1971年7月,国务院明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革委会认真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在当时计划经济的大前提下,实行计划生育是为了使人口发展计划与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相适应,于是,“有计划地增长人口”自然地被确定为我国既定的人口政策。为此,国务院第一次明确提出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指标:“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原来城乡综合增长率就低的,如上海全市已降到9.01‟,则不应回升。”1973年,国家计委把国务院提出的人口计划指标正式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之中。
国务院关于计划生育工作具体指标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人口政策由节制生育向有计划生育的过渡,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初步形成。
第二篇:从优秀到卓越
从优秀到卓越
时间:2004年4月21日晚7:00
地点:北京大学勺园多功能厅
李开复: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又来到北大,每次来到北大都是很担心,又是很快乐,快乐的是有一批非常聪明的学生,担心的是又会有问题,把我考倒了。今天我讲的题目是科技人才和教育,就像石校长所说的我在32年前,步入了美国的国土,在美国一共住了30年,因为中间扣掉两年在北京工作的。所以在美国30年我经过了两所大学读书,从本科读到博士,在美国不同的大学做过兼职或任教,在美国三个成名的成功的公司工作。得到了一些启发,得到了一些感想,想想美国是怎么成功的,今天我想把这些因素来和大家做一个介绍。当然任何的一个国家,它都有它的好处,有它的坏处,有它做的成功的地方,有它做的失败的地方,当然今天在这儿我想如果要谈美国的失败,那么我就是班门弄斧应该和各位做一种探讨。所以我希望今天我并不是说美国都是对的,都是好的,但是我是把它好的,坏的里面挑出一些对中国也许有一些启发的。
为什么要挑这个题目呢,因为今天中国的崛起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不管是从神州五号,是从申奥成功,还是甚至从一些体育明星在美国的成就,都让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感觉自豪,也让全世界的公民感到瞩目。中国的崛起是为什么成功的呢?我们看到的成功不止是这几方面,还有中国的经济的契机,中国的每年的公民每年的存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的市场,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的PC市场,而且很确定的是它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PC市场。这十几年在中国成为一个公认的奇迹,这个奇迹有几个原因了,一个是成本,一个是代价,也就是说中国的产品拥有很好的价格的优势,中国的劳动市场当然是和这个是密切有关的,很多人把这个列为第一位,但是我认为这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更重要是中国市场的庞大,温家宝总理曾经提出,这个是13亿市场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任何人都不敢忽视的,任何一个在国外做生意的都不敢忽视的,因为中国的市场会带给国外的或者中国的所有的从商的无限的商业的想象力,也带给他们无限的商机。
光是市场和优秀的性能价格比是不足够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相当大的作用,让中国,让更多的国际性的公司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在中国做生意,让中国更多的从商的人员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市场竞争,经过市场竞争来决定什么是成功的产品,什么是中国的品牌。那么这几点都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我在中国工作两年,但我深深感觉到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勤奋、向上,毅力。这三点中国人不但得到了成功,得到了经济的奇迹,而且也赢得了世界的尊敬,这一点我希望各位同学,我们千万不可以丢弃,因为这是一个中国时代来临的基础,也是一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中国达到了经济契机,今天面临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国任何人都有信心,中国会成为一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它的生产能力将超过亚洲的四小龙,国民所得接近四小龙,它会在十年左右能够达到拥有亚洲一流的企业、高校等等。但是在这五千年的历史的今天,我们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在21世纪的中国,在下十年,二十年,中国会仅仅因为它的人口众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还是它会从优秀跨入卓越,成为一个真正最强的,成为世界之最的一个超级强国。它拥有自己的自主的知识产权,杰出的学者,杰出的技术的领导人和一个强大的经济。这两者最大的关键就是在科技,在人才,在教育,我之所以认为这三点如此的重要,是我在美国看到了美国的成功,美国的成功可以说是由政府提供的强大的经费,赞助教育,赞助科研,从这个科研提炼出了成功的产品,从这个产品得到了世界公民的认可,得到了价值,将这个价值经过了政府的税收,又投入了教育,经过了售卖这些成功的产品,也投入了企业,也投入了科研,让它成为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这整个成功里面,人才是占最关键的地位,我回过来说,科技、人才、教育,三者里当然人才是最重要的,但是科技总是大家想得第一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因为一个成功,一个世界之最的经济它必须要有可以延续的优点,科技是唯一一个让优点能够成为一个可以延续的,因为你有这个technology,技术比别人做得好。而唯有技术的国家,有技术的公司,它才能够有这个优点,才能够有这个带来财富,唯有人才的国家它才能够创新的技术,唯有有最好的教育系统的过程,它才能够创最好的人才,所以这三者是非常相关,相连的,甚至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件事来探讨。我们提到首先第一件我想讲的是科技、技术。技术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技术的重要性,因为今天世界的成长和过去历史已经不一样了,下午我在人民大会堂做同样的演讲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问题,它的问题是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历史,为什么不能够利用这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来做一个differenciation,来靠这个做更好的科技。我的答案是在很多学科里面,不管是历史、哲学都是靠时间的累计,你积越多的知识,五千年就比两百年要多25倍的知识,但是科技的成长它不是靠时间的累计,而是靠differenciation的成长。它的成长我们举一个,我最理解的例子,就是IT和软件,为什么今天美国有每年两千亿IT带来的财富呢,那是因为它财富的累计造成一个循环,再创造新的财富,如果我们看美国的状态,在1980年代初期,在美国做的研究,做了很多研究,这个蓝的曲线是科研,橘红色的曲线是带来的产品和财富,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的曲线,左边的蓝色的曲线是操作系统的研究,它是计算机架构的研究,这些研究有很多在80年初期的研究,这些投入得到了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市场的接受,市场的应用,经过操作软件,操作系统的研究,得到了这个differenciation,这些应用。那么这些应用又被拿来当做投资,投资到了下一代的科研,下一代的科研当然是最经典的图形用户界面,鼠标的研究,这些研究过几年也结果了,结的果实就是differenciation,造成了更多的财富。这些财富又被这些公司拿来继续地投资,又走到下一步,这个下一步当然是Internet的来临,新的研究包括Internet的标准。这些技术和标准又造成了新一代的应用和财富,包括了浏览器,包括了E―mail电子邮件,今天经过了这一批财富,我们又有很多成功的公司把它投入了更新一代的研究,因为这不是一个技术的演讲,所以我不再做更深入的解释,但是你很清楚看到人才创造科技,科技创造产品,产品创造财富,然后循环到科技、人才,教育里面,这就是美国经济的成功,这就是中国未来的一个很大的关键,当然IT只是一个环节,IT很重要,因为它将带给社会无比的效率,成为世界每一个世界每一个传统企业和任何企业的一个核心,带来无比的效率的好处,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领域,比如生命科学,这也是一个从农业到制药业都会彻底改变人类未来的生活,比如说纳米技术,从细菌大小的空间能够创造物质,释放无穷的力量会彻底改变落有的制造业,未来还有更多的例子,每一个例子都可以带来数千亿美元的财富,那么这个财富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它能把握这个科技,它有人才来生产这个科技,它有教育生产这个人才,他就可以成为世界之最的超级强国。
美国的科研,我想讲几个重点,下面我将谈的是科研、人才、教育,在这三个领域我会谈到的是美国是由哪一些很好的做法,也许值得中国借鉴,第一个我能想到的就是科技方面,科技方面有科研,研究的工作,有产品的工作,由科研到产品的转化,还有一个企业文化,这四点我会有四章来解释。在美国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在产业做科研,尤其我到了微软,让我深深体会的一点,就是不是为了技术而做技术,我曾经到一所大学做了一个演讲,他们也有一个很奇怪的惯例,每一个演讲者讲完了以后,要给学生留下一句话,他们把它刻在一个木头做的一个plug上面,临时问我,我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做的目的不是创新,而是有用的创新,不能为了一个事情的新,没有人做过,就大家一窝蜂去做它,我们要先理解这个事情做了以后对用户,对商业有什么好处,这一点是我在微软之前,没有深深地理解,也做了很多浪费时间的,纯粹的创新,到了微软以后这是我学到了很大的一个教训。
第二我们可以谈的是研究,我这里说高校科研,也不见得是高校,也可能是national lab
这一类的地方,怎么去做研究能够做得更好,美国的系统有几个地方我非常的欣赏,第一个匿名的评审,就是说你做的好不好,你这个工作做得好不好,研究做得好不好,不是看你有没有名,不是看你关系好不好,不是看别人尊不尊敬你,而是看你这个工作的提议有没有价值的存在,也就是说我把我的一个proposal提出去之后,把我的名字删了给别人做评审,那个人做来的评审的结果我也看不到是谁的评审,这样唯有这样一个匿名的过程才能够真的做一个assessment,也就是说最优者存,第二很客观的评估,而且勇于认错,这一点我想举一个实例。
我曾经做过于语音方面的研究,但是语音方面在美国刚开始研究总是A说A做的好,B说B做的好,每人写一篇文章都说谁做的好,最后可信度降低了,这个时候美国一个科研单位就说了话,你不可以这么做,你如果拿我的经费,你必须每六个月一次用我的数据做客观的评估,我的数据不可以让你看到,而且保证是全新的,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数据,然后谁做的好,谁做的不好,我们做这个评估比赛就知道了。这一点是对语音界的一大福音,因为马上就让所有研究的结果,可信度变到百分之百,所以如果我是leader,我看做的研究结果比我好,我就向他学习,我就承认我是错了,所以有了客观的评估,就会让每一个人勇于认错,最后提升了每一个学校的,还有每一个研究单位的研究水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研究就是研究,研究不要和产品,和挣钱联上关系,在美国的管理制度,你如果拿一个科研经费,这个科研经费是很神圣的,只能使用在这个项目上面的,是不可以带回家的,是不可以分红的,是不可变成一个横向的题目了,如果一个教授想赚外块可以的,每个星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可以拿很高的薪资既也可以拿很多的钱,你也可以雇佣很多学生,但是这个事情请离开校园去做,这个
工作也非常客观的把挣钱和科研分开了。
国家科研,我最敬仰的一位教授Raj Reddy先生,我在CMU读书的时候,慢慢地理解了他对整个美国国家的科研的重要性,因为我常常看到他跟我讲的一些道理,过了一阵就变成一个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大师,美国的科研单位会请一些大师,说你帮我们定一些方向,你看看未来科技会怎么走,是哪些研究大学现在没有能力做,没有金钱做,或者甚至企业都做不起的,但是会成为一个趋势的。你告诉我们,我们大笔投钱进去,让这个科研能够往前走。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Internet,Internet是美国国防部支持的,在成为Internet之前,它做过的一个工具,它不但让很多学校,可以利用这个工具,来做一些研究,或者当你把这些学校串起来,串起来之后,慢慢的成为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很多人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就谈微软和大学,微软是怎么发现Internet的呢?有一年,应该是90年,有一批学生,他们对公司的一个回馈就是说我们来了微软觉得软件做的很好,但是你们居然不懂Internet,这个时候公司很多高深的官员就说什么叫做Internet,从这几个学生身上学到了Internet,我们才知道Internet的重要性,但是Internet就是国防部有大师级的人告诉他做了Internet的研究,没有公司做得起Internet,微软要做Internet不知道怎么做,那个时候只有在Redmond,只有在西雅图有这个校园,我们总不能自己连串自己,所以它这个能够把所有的大学串起来就成为了一个平台,让大学生接触到最前沿的技术,然后最后转授给我们落后的这些技术公司。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刚才提到的就是产学研要密切的合作,但是其实要分开。我们刚刚提到的是研究,研究怎么成为产品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艺术。大概说一下,研究跟技术其实是两码事,做研究你要鼓励冒险,要鼓励失败,鼓励成功,也鼓励失败,要眼光放得远做长期投资,你需要有idea,每天想一个新的主意,你可能是为了新,为了没有人做过来尝试一件事情,但是做产品,是非常严谨的,做企业做产品你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满足你的用户,GE的董事长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只有一个mission,那就是怎么去理解我们的顾客然后怎么去比别的公司更快去满足他们,科技的公司也没有差别,只是我们满足这些顾客是靠科技的途径,而且做企业,做产品我们有时间的限制,我们在明年某月某日一定要把这个product销售出去,所以这两组人是非常不好融合,不好协调的。因为他们的思路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一个是thinker,一个是executive person,他们做的完全不一样的人,研究的人他注重新,注重冒险,那么做产品的他更重视的是怎么样能够更快的去满足用户或者赚到钱,这两批人如果硬搞在一起会有很严重的结果,你如果说今天开始研究部门你会报给产品部门,那么我可以保证这个研究就失去了任何的机会。因为产品部门就说,哎呀我们用户还有一个要求,你帮我做吧,虽然你是个研究员但是你帮我可以编程,过了一阵研究员愿意放弃他们的崇高的理想,就变成了编程人员,不愿意放弃就离开了公司,这个研究部门就消失了在其他的公司工作,曾经亲眼看到这样的状况,倒过来也是不会成功的,当然我们不必倒过来,不会任何公司把产品归靠在研究部门,要不然就没办法赚钱了。所以这两组人可以说不能水火不容,但是协调是很困难的,不能放在一起。
但是你让他们各做各的事也是不行的,你如果让研究人员追求创新,你让产品人员去赚钱,或者满足客户,最后各做各的,甚至做出两套不同的东西这也是一个问题。一个公司要创新,要满足顾客,就要需要有一套机制,带微软有一套机制,不见得是最好的机制,我们研究员除了做研究,还要变成推销人员,把自己的产品拿到产品部门说你就要研究,或者你这个眼光放得太远了,你没有看到未来科技的趋势,或者有时候产品的部门的人,像我们部门眼光比较近,看得不远,光听可能还不够,还要做一些demo给他看,听不懂我演示给你看,终于懂了就拿去了,这要花很多的工夫的,至少研究部门要有足够的期望,成为产品化的这样一个欲望,亚洲研究院今天做的很成功也是我们每一个员工都有这样一个愿望希望研究能够造福很多很多的用户。反过来说当他们有很好的关系的时候,你也可以想象一个产品的部门,它会帮助研究员来理解用户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他会帮助解释未来的产品蓝图是什么,你这个技术很好,我们放在下一个版本,或者解释产业的趋势,是你可以告诉我这个技术很酷,但是你不知道在这个不符合于今天使用者的一些要求,我们也许会说为什么这个用户的需求只有企业,只有产品来做,其实两边都要做的,Bill Gates最近做了一个演讲,他说我们公司只要做两种事情,一种是满足用户现在需要的需求,他们理解的需求,他们每天要求的需求,另外一种是满足未来用户他们将要需要,但是他们还看不清楚的需求。你只做这两者之一也不见得成为一个成功的公司,前者就是说我的问题太多,帮我修好,或者病毒很严重我不希望有病毒,或者机器太慢,起动太慢这一类的问题。
后者用户不会来说,为什么不把手机跟计算机做到一起,为什么不能对我的计算机讲话,这些事情用户今天没有用过,他们没有这种想象力,所以可以说研究部门,就是要去满足未来用户将会需要的一些东西。但是他们还看不到,看得不够远,我们就要做出一些雏形,让他们看,然后得到他们的回馈。还有很多方面的协调,比如说密切的合作,但是合作的时候,不要比两组并到一起去了,你一定要研究院有研究的机构,让产品的部门满足用户,但是要有一些协调,在我们公司比尔盖茨最好的协调,因为两组人都听他的话,所以在我们公司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在很多其他的公司最后研究的公司说我不做你这个产品的工作,或者产品部门说你这个研究没有用,有时候谈一谈就谈僵了,但是这是微软很成功的部分。还有共同分享的目标,对任何的合作分享目标是很重要,一件事做成了,你也得到奖励,我也得到奖励,做的不好,我们都得到惩罚,这是
一些很简单的机制。
最后还有人才的转移,让两边的部门都有一些,让一些research的人能够到产品部门去,让一些sales的人能够到研究部门来,所以像张亚勤和我,现在research的人现在被送到了产品部门,在受训,这是我们的科技部门,但是最重要的应该是产品的文化,你可以得到一些启发,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公司有哪些文化造成他的成功,这些文化哪些是适合移植到中国来的,第一点我们的企业文化,也就是非常有耐心,有毅力,不浮躁的做长期的投资,当大家都告诉比尔盖茨你WINDOWS做了七年为什么还没有挣钱,他看得很清楚,我们需要一个system来解决未来碰到安全问题,可以用这个框架解决的,今天我们碰到安全问题,其实安全问题如果你们做一些研究的话,会发现都是在WIN95,98碰到的最多。当时比尔盖茨放弃了WIN2000,他说算了就用简单的95做,如果他放弃了那个,今天我们在全球服务器市场就不会有任何的市场占有率,所以要眼光看得远,看得对,要有耐心,不要浮躁。这个和我们的公司的一个culture也有关系。微软culture在创立这个公司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PC,但是可以想像26年前,或者回去问你们的父母,如果26年前有人跟他说有个公司要把电脑放在每一个人的书桌或者是家中,他们会有什么感想。其实做软件它的目的也就是让人们能够得回他们最宝贵的资源,他们的时间,让人们更有效率,让人们能够发挥他们的潜力,这个才是我们最终永恒永远不变的一个方向。第二个文化passion,这一点是美国人比较强的,美国人是很有热情的,热情当然有好处,有坏处,如果你是有热情的事就做,别的不做,如果你是对某一种事情有热情,对别的事没有热情那也不行。这里面更重要的是customer和partner, technology放在最后一位,我们过去曾经犯过错误,不是为技术创新而做技术创新,是为了顾客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今天有了这几句话,公司慢慢的转移了,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做的工作可能是innovation,我们做好了我们的创新放过去顾客就来了,今天我们做的可能更是理解顾客要求什么,照这些要求来做他们所真的需要的一些技术,所以这个innovation,已经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当然我们在说一个企业文化,也许有人会说这个是不是很虚,当然不是,当公司推出了这样的people review之后,我们所有的衡量,我们每个月,每的评估都要把这个放上去,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review。你为顾客做了什么,你花了多长时间,我去问哪个顾客会知道他很满意跟你的合作,这些就是一定要贯彻在整个公司的,并不是说一个口号就可以,第三就是负责心,就是我要定一个目标,然后我要达到它,达到了我可以希望授奖,没有达到我可以希望受惩罚,这是要非常公正的一种评估。怎么样能够做到accountable,accountability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一定要有衡量,如果每一个员工,他的衡量的目标就是说今年要满足一些用户,或者说今年要发明几个技术,第一步就是说你要确定自己有什么目标,每个目标你能够衡量,最后你才能知道自己做的是好还是不好,才能够有一种紧迫感,有一种主人翁感。
最后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就是说永远不对自己满足,一直追求卓越。当然提到自我批评,我总是不能忘记上次在北大演讲,我讲的题目是“如何做一个演讲”做完了以后有位同学就说我有一个问题,我想你批评自己的演讲哪里讲的不好。这也是一种自我批评,但是这里的自我批评其实就类似的意思,就是你要教别人,你要自己能够有能力,而且你不能够自满,要一直追求卓越,希望能够做得更好。比如说比尔盖茨他参观了印度回来,他说这个印度在e-goverment上领先了微软公司,我们到印度某某公司去参观,他已经领先了微软公司,它不全世界的e-goverment,做到每一个国家做一个e-goverment,我们自己做的不够好,要慢慢反省,比尔盖茨每次做完演讲都会问他的演讲,帮写演讲稿的说我哪里做的不好,你批评我,我才能做得更好,这些你可以想像这么伟大的,这么了不起的一个leader,他都这么self-critical,所以我们不能够轻易地自满。我们非常容易地可以讲一些话,把自己讲得很好,我们可以做一种包装,任何一个公司在某一个指标,总是做得最好的,但是这种自我包装和夸奖,不是一个能够提升一个技术公司的一种很好的途径。
现在我来谈一谈人才,刚才讲的科技是造成持续的财富,但是科技是需要最好的人才才能造成的。可能很多人看过我写的一些文章,那我的人才观这篇文章里面我就提到了,在信息时代,人的重要更突出。在工业时代,你可以想象一个最好的工人和一个普通的工人他的差别可能就二三十百分比,但是在一个信息的时代,在一个最好的编程人员他比一个普通的编程人员可以有五倍,十倍的差别,所以人才在信息时代会越来越重要,在做研究方面可能差别会更大一些。比如说在信息时代,比尔盖茨他一个人做了我们的一个产品,整个basic他一个人写的,而且放到64K里面,他常常很自豪地告诉我们说你这个,十几个,二十个MBytes,以前我64K就做成了,就是有这样的奇才才能体会人的重要性,知道人的重要性我们做了很多的措施,我们可以举微软的例子,比如人才报告,比如Steve Ballmer他的床头有一本书,这本书里面有公司最资深的六百个人,比如说我们这几位院长,还有亚勤,我,都在这个书里面,这个书一翻开就可以看到张宏江的玉照,旁边就会说他这次people review打了几分,什么时候最新得到了一个升迁的机会,现在管多少人,以前管多少人,以前打分怎么样,他先天有哪些优点,有哪些缺点,他的缺点比去年多,比去年少,一目了然。Steve Ballmer每天读这本书入眠。他并不是说这本书很枯燥,而是他觉得这个重要性。他就是靠这本书理解了公司的人才,这有好几个作用,一个作用他看到宏江,他就说宏江,你这个老板还在批评,他说宏江我们几月几月开过会,或者你这个工作做得很好,或者你管理这么大的机构,工程院成长这么快有没有问题,都能理会你把这个话讲出来,他是更重要他靠这本书,他觉得什么人在什么时候该升迁,张亚勤和我回到美国不知道是感谢还是不感谢,总之是因为这本书我们回到美国了。这本书哪来了,Microsoft每年花两三个月的时间,就是公司六百个人,这六百个人也不换,当然你做这个体系你不能永远是六百个人,永远是这些人,有些人做的不好,就要
被踢下去,做的好提升上去,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另外还做人才追踪,可能有些同学提过徐峰雄博士加入微软,他原来是在IBM做深蓝的人,他是发明深蓝的人,他是我追踪了至少五年的人,我每年给他打电话,我也不认为自己能够有希望能够雇到他,但是我就是不放弃,在这种执着不放弃之下终于把他挖来了,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要求,每一个人要做人才追踪,要把最能干的人跟他们有好的关系,当他哪一天情况转变了,他们愿意过来,就自然而然地过来了。
Meritocarcy(英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奖惩只看一个成绩,不论他的年资,这个制度并不是一个微软,一个公司的,几乎美国所有的科技公司都是这么做的,也就是说你做的优秀,你就可以期望一直往上升,你会得到很好的奖赏,不会因为你做的很好,不过只有林年经验,那就慢慢等着吧,等前面那些有三年,五年经验的人都升了,下一个就轮到你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只要你有卓越的表现就会有优秀的表现。任何一个机构都有一个弊端,包括美国公司,我们怎么防止这个弊端,有一种很常发生的弊端,某一个员工非常能干,我希望他跟我做一辈子,他比我聪明,比我能干,我把他藏在我这儿,永远不让他升,加薪可以加,可是不让人知道他藏在这儿,他又不知道自己能干,怎么样避免这个状况,这个就是刚才说的Steve Ballmer,就像Ballmer有六百人的一本书,我有我一百个人的一本书,这一百个人我随时追踪,当我下个星期回大美国就有一百个人中一个我要提升了,如果你问老板我把这个人拿走好不好,他总会说不好,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讲的一句话,很简单,告诉大家这六百个人属于我,不属于你们,亚勤你的老板,他不能control你的命运,开复的老板不能control你的命运我要调他,就调他,同样我对这一百个人,不能说命运,他们升迁的机会,所以也也是很好的措施,这样才能避免一个树状的结构,下面的人升不上来,我们要随时跟踪最能干的人,然后我们会靠他评分,打分,你作为老板就要评分,打分,最后靠这个system,我们的人员可以得到很快的提拔,我们最快的达到这六百个人的一个书,有一个人大学毕业五年就在这本书里面了,他可能在下几年就会成为一个VP,我们公司有好几个三十岁大学毕业工作十年之内就成为VP的,管WIN的,他们今年大概都三十四五岁左右,他们都是三十岁左右成为公司的副总裁的。没有这样的制度,他们有可能就被埋没了。这些制度包括了比你强的人,如果我雇了张亚勤过几年以后他当了我的老板,很多人可能觉得你很丢人,但是我很自豪,我会说我居然帮公司雇到这么好的人,我也会受到我老板的奖励的,当然张亚庆也会奖励的,但是前一任老板的奖励。所以这
个也是很特殊的措施。
让贤也是一个可能,我这个工作做的很好,但是你做的比我好,我让给你做。我举一个不是微软的公司,比如杨致远他在雅虎,当公司成长到某一个状态,他觉得他管不了这么大的公司,他就让给别人做总裁,这是很比较特殊的做法,但是很重要的。还有微软经过八个人很多很奇怪的问题,刁钻的问题,然后还要去问你的朋友,问你的老师,最后非常谨慎才雇佣了一个人,为什么呢?在微软有一句话,这句话叫做As have As, Bs have Cs,翻译成中文比较不好听一点,一流的人雇一流的人,二流的人雇三流的人,所以当你的组织里,雇佣了第一个二流的人时候就是你走下坡路的时候,所以我们紧紧牢记这句话,我们还有一句话,当你不确定这个人该不该雇的时候,答案就是不雇他,把握了这个才达到了人才的要求,另外所有的同时都是一视同仁,领导要以身作则,这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们雇佣的人也会犯错误的每年大概有百分之几个人工作不好,而遭到解雇,有一次Ballmer认为我们这些人可能做人都太仁慈了,把把我们一百个人叫到那儿,开了一个会,他说今年我期望着你们都能达到某某的数目百分之几的最不好的员工,再不然调教成好的公司,再不然就要离开公司。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很惊讶,他说就像你们今天一百个人在这个房间,下一次开会的时候我相信只有95个。我们都很怕开了会以后,第二次开了会彼此数了一数真的少了五个人,actually少了11个人,当然有一些是自己走的。
这个工作就是说不可以有一个,员工不会接受一种不公平的待遇,这个世界大家都要公平,你不能说我是一个副总裁,我就受到保护,我可以胡乱做,我可以留在公司,因为我达到了副总裁。也不能说我是一个很资深的研究院长,工程院长我就不能动我了,任何人做的不好,都要去负责的。这个也是说当你人才观不代表了每天都是去找最优秀的人做这么快乐的,带一个公司像徐峰雄这么快乐的事情,也要面对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
还有双轨道的发展,因为人各有志,每个人兴趣不一样,我们不能够假设都是一个模子,我们不能假设每一个人都要做副总裁,做总裁,所以我们公司有一个制度叫做双轨道,就是说当你一个员工做得很好,一般公司可能就会说甚至美国公司说你做得真好,你明天做经理吧,又做得好再做主任吧,证明你很聪明再做总监,再做总经理,做副总裁等等,但是这对有些人,对很会做管理的人,也许很适合,但是很多人不适合管理,或者不喜欢管理,不适合和不喜欢做管理的人,他们都不会做得很好,所以也许去提升一个人反而是害了他们,也是害了公司。所以我们公司就有双轨道,当一个人做的很好,说你做的真好,你对管理有没有兴趣,然后要不要上一个课,要不要试做一个管理的课,喜欢就往里走,不喜欢就可以留在technical这个轨道,当然这个互导不能是糊人的,你不能说你做得真好,你不愿意做经理,好继续做你的technology,我们这儿有一个玻璃天花板,你长到了这个级就上不去了,因为只有做经理才能往上爬,这样就不是双轨道了,这有一个轨就死掉了。所以在我们公司做technology可以一直往上走,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公司有一百位副总裁,也有二十多位所谓的distinguish engineer,他们的薪水,他们的股票,和副总裁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要真的提供双轨制度你就要给他们和管理人员一样的奖惩制度,要不然你这个话就有问题你就等于要一个人误入歧途,向一个有玻璃天花板的地方去走。
类似的一个问题,是多元化的人才,因此人各有志,我们可能要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兴趣,有些人适合研究,因为他们很好奇,有些人适合工程,因为他们每天能多写一行程序就很快乐,有些人适合架构,因为他想看得更高,更远,不爱编程,有些人爱测试,因为他喜欢挑毛病,有些人喜欢指示,因为他可以跟客户接触等等,每个人兴趣都不一样,所以在公司在学校都要发掘他们的兴趣,然后让他们往这个方向去走,同样做市场、管理、流程,也是有同样的想法,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
人尽其才的想法。
最后一点,本来我要演讲花比较多的时间是领导力,我决定用这个演讲,不用原来的演讲,我其实在第二封信里面已经比较多的讲到领导力的想法。很多人认为一个优秀的人,不管是管理还是技术,还是做商业等等的,最重要的就是他要聪明,懂科技,战略能力,执行能力,有经验,商业头脑,这个人就是一个全才,就是一个将才,是一个帅才,但是我今天对这个想法只有一个字,就是错,这是最基本的能力,我们甚至可以说,比如说你可以说好,李开复你是做语音识别的,难道你把语音识别的工作放在最低的金字塔上面了,答案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的工作语音只是一小部分,甚至可能不是一部分,我讲一个公司的要求,你们就会理解,公司希望任何的一个副总裁或者任何的一个总经理,他都可以去接几乎任何一个副总裁的工作,就是他希望能够把我拿回来放到一个研究部门,产品部门,技术支持部门我都能够做副总裁的工作,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金字塔最下面的一层其实并不重要,其实是上面的才重要。价值观,还有这个领导的能力,人际的能力,团队精神,表达的能力,与人相处的能力,还有我们所谈到的情商,自觉,自控,影响力,社交能力,还有最高的谦虚,勇气,毅力,这几点我会挑几个来稍微做一个简短的代表。
我们先谈这个,最上面是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不对,一个人在公司就留不下来了,因为公司的价值观是credibility,你不能credible你就不能留下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必须需要的。优秀的领导,这个人际能力大家可能听我过一些,情商可能听过一些,但是很多人可能误解了这些方面的,其实这个情商你可以说,我在网上曾经看到过有一篇我的文章,然后有很多读者说情商嘛,就是会拍马屁,会懂得跟人做社交,然后会做政治的工作,这个其实是不对的。我可以举一些例子,告诉你为什么认为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在我举这个例子之前,其实这个有统计的根据,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一篇文章,他做了这样一个工作。他找了188个公司,他做了所有的领导的一个调查,他测试了他们的情商,测试了他们的智商,然后跟踪了他们的事业,看他们成功还是不成功,然后他把他的成功和不成功去对比他的智商和情商,他发现的是情商对一个人的成功比智商要更重要9倍,这是有数据根据的。他做了一个research,做统计的同学都可以去参考这篇文章,他有非常多的科学的这
种根据。
情商,当然你可以说这个还没有证明,为什么不是拍马屁,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但是在我们做这个之前还有卓越的领导,《从优秀到卓越》这本书里面曾经谈到的,他测了更多的公司,上千个公司,他把优秀到卓越的公司做了一个分化,什么叫做优秀的公司呢,就是赚钱的公司,什么叫卓越的公司呢,就是更赚钱的公司,这是他很可以理解的看法,不管怎么说,一个公司要从赚钱变到更赚钱,在一个20多年的时期来看,确实是有很大意义的。他发现这几个公司有11个是很特殊的,本来就一直很好,但是能够做到更好,他们特殊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CEO都是谦虚,为了公司着想,很有勇气,愿意放权,而且有毅力,所以他做了更深入的探讨,确实证实了这三个因素真的和一个公司的成败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作为一个统计的人,做学统计的人我非常相信,这两本书,也介绍给过很多的人。如果我们说从美国哪些能够得到很多的启发,或者说在中国哪些方面可以更加地加强。我想我红色表达的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诚信非常的重要,一个人说出来的话,就要算话,这样才不能影响自己的声誉,也不会影响学校和公司的声誉,一个人签了合约就一定要兑现,这个为什么呢?各位可能听过,我曾经有一些文章,有一些辩论,谈诚信的问题,别人问我说,难道你希望每一个员工都成为一个圣人吗,答案当然不是这样的,其实一个公司为什么重视诚信,很简单,并不是我们要对员工做道德方面的审核,而是我们认为这是符合公司的利益的。你想一个公司他要放权的,把公司的秘密交给你,把公司的钥匙交给你,把公司未来的方向交给你,他怎么能够相信一个没有诚信的人,他怎么能够让你冒任何的风险,让一个没有诚信的人把这些工作偷走了,带走了,或者做得不好,所以诚信的重要对于一个公司,只是一个务实的想法,并不是一种对一种美德的追求,当然我个人可能对美德有一些追求,但是公司是有道理的,不是想为了衡量人的美德,他认为这是对公司一个必需品。
直截了当的沟通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中国,中国的员工和同学这方面不是那么直截了当,这个其实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甚至家庭都是曾经碰过,比如上个星期我碰过我的大姐她就很不直截了当,他就说打电话给哥哥,我很生他的气,怎么回事,她说我打给他,我跟他说我星期二放假,星期四到你家,星期六走,然后他居然就说好,我说这个事你为什么生气呢,我告诉他星期二放假,他怎么不请我星期二去呢。你就可以猜想到我这个大姐是在一个纯粹华人的环境长大的,我这个大哥是大部分都在美国长大的,这两个人就是直截了当的沟通,和不直截了当沟通的差别,这个主要就是文化的差异,如果是华人的环境就可以理解,不管怎么说,直截了当沟通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更有效率地解决一件事情。我在公司最怕碰到的就是开会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个新的想法,张宏江说我今天有一个新的想法,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讲了以后,大家都点头,这个好,这个好。然后到了洗手间,就听到很多,这个idea,我嘴里说好,不好意思批评他,但是你可以想象到,这对他自己,对讲话的人,对公司有多么大的伤害,因为你造成了时间的浪费,因为你没有让别人得到也许你很宝贵的意见,或者你没有真的理解他要做什么事情,你就去批评别人,不管怎么样都是不好的,是不对的。主动热情,这几种都谈过了,自我批
评我们也谈过了。
下面再往上走就是情商,这情商里面我只谈一个自觉,自觉是情商里面最重要的一点,自觉我可以举很多例子,但是我在第二封信里面讲的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员工,他有一次写了自我评估,他就说虽然谦虚如我,但是我也要说自己这一年的表现实在是异常的了不起,当我看了这一句话,我心里第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员工要走,并不是说他做得多烂,但是当他的表现和他的期望,当他这么没有自知之明的时候,很显然的,他不会满足现状,果然他要求我升职等等,最后不但没有升成,他还失去了他的工作,他并不是不能做那份工作,但是因为他姿势太高。我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而且是很普通的例子,我和我的reporters,我下面的总经理,我们每一次开会都会谈到某某人在某方面做的不好,他常常去批评别人,或者别人讲话都不听,或者是他不合群,或者是他每次说话不算话,不管怎么样,某某人有一个某个弱点,下面我们要探讨我们怎么样帮助他,或者他能不能克服这个弱点,下面一句话,一定是他知不知道他有这个弱点,他承不承认他有这个弱点,他愿不愿意改这个弱点,如果答案是是的,那我们会给他很大的宽容,很长一段时间的机会,但是答案如果是否定的,其实这个自觉和人际关系拍马屁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自知之明,他就不可能自己批评,自己改进,他也不可能承认,或者是改进自己的一些问题。但他不能改进,不能修补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那他只有走路,所
以这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自觉是多么的重要。
勇气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没有讲谦虚,毅力,我想各位同学应该可以理解。中国人谦虚、毅力是我们的有史以来的几千年历史的这种美德,我认为中国人这方面做的比美国人优秀,甚至美国人可以向我们学习,但是勇气是一个很难的一个挑战,因为你每次要有勇气做一件事情,就要遭遇到的后果,可能遭遇别人的批评,或者可能受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我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我曾经在一个公司工作,这个工作握有一个团队,我心里知道的事情是这个团队必须解散了,不是整个团队都要走,但是那批人选错了,他们选得方向是不对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勇气解散他们,为什么没有勇气呢?其实是很可以理解的,就是因为这个team是我挑选的,它的方向也是我批准的,如果这个时候我解散它是不是代表了告诉大家我李开复错了,我不该批准他的,这个对我的面子是不是有问题,对我的信誉是不是有问题,所以这个例子让我尴尬了一段时间,几个月,最后很偶然的我那个时候在考虑要离开那个公司了,我就想说既然离开了,我就应该离开之前做一个好事,帮这个公司解散该解散的,人家要骂我,笑我地反正我要走了没关系,但是该要做的事情还做,然后我把这几个人解散了,把这几个人改编了,把方向重新改了。改完以后我居然听到是我的,甚至我的老板,他们对我是这样评价的。他说他居然有勇气承认自己是错的,我们尊敬他,并不是说你看这个笨蛋又犯错误了,也不是说你看这个多没面子,自己建的team,自己把它解散,或者是多无情,怎么对自己的部下这么处理,其实我得到一个教训,就是应该做的事就应该去做,应该承认自己的错误就应该承认,我一直对我有很大启发的三句话。
就是做任何的事情,我希望我能够有足够的勇气,足够的勇气去改变我可以改变的事情,有足够的度量去接受我不能改
变的事情,还有足够的智慧来分辨这两者的差别。
最后我想谈的是高校,大学自从孔子,自从亚历山大在两千多年前创立东方、西方的大学,一直是精英会聚的地方,是一个思想开放的社区,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引擎,也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催化器,可以说是整个国家里面培养人才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但是在美国很特殊的情况,我想各位都清楚,世界最好的学府,大部分在美国,最好的十所学校里有八所在美国,最好的五十所学校里有37所在美国,最好的一百所学校里有66所在美国。这个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目,美国也是靠这个方法吸收了全世界各地的人才,所以甚至你可以说美国今天经济的强大跟这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几乎每个国家的人,包括中国的学生都想到美国去求学,不但博士硕士想到美国去读,甚至最近连本科,中学、小学都有人想去读,甚至在32年前有一个叫做李开复就去读了。美国之所以如此的强,就因为它的教育系统可以吸收全世界的人才,无论是吸引教授,吸引学生,因为优秀的教授想要围绕着,想要有优秀的学生围绕着他们,优秀的学生向要跟优秀的教授求教,所以再加上美国强大的企业,真的吸收了这么多的人才,所以教育在对人才,对美国的人才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我们在微软,在苹果,在任何公司,你会看到周围的人,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印度人,加拿大人,法国人,英国人到处都是,可能几乎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员工都是国外来的。这些都是国外的精英,所以美国的强大,技术的强大,如果靠人才,人才又是靠高校,高校就是大学,大学是真的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美国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状况就是法国的私立大学,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我们讲北大、清华,公立学校,但是在美国我们说什么是最好的学校,本科立刻十个最好的学校全是私立的,在商学院十个里有九个是私立的,这个黑色的字就是公立的,白色的字是私立的,工程一半一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讲的最有前瞻性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工程都是私立的,比如说计算机科学和计算机工程,都是私立的。这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美国也不是说私立的学校都好,但是有两种私立学校,有所谓社区职业学校,就是community college,他们是收费的,也有一些是盈利的,不见得是那么好,但是世界一流的大学,他们都有一个机制,他们的机制就是一个私人投资的基金,然后给他很大的自由度来做灵活的运行,今天我在人民大会演讲之后,有人问我为什么美国的私立大学那么好,这不是我的研究方向,但是根据我的理解我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它有私人的资金,它可以由他的方法去研究,他不一定要给教授多少薪资,不一定要照着美国国家这个州的法律来定哪些是我们的科系,他想开一个生物工程体就可以开,他想给教授多一点薪水他就可以给,这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创校人,我们可以看到这批创校人有一种理想,他们是非常优秀的人,他们把他们的理想在这种私校彻底的实现了,至少在美国公立学校他们应该说样板式的,大部分都很相似,科系,教授都很相似,但是私立学校就很有特色,特色一方面可以发挥他们的领导,校领导的一些思维,一些他们的构想,还有他们的一些理想。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一个学校有很特殊的特色,比如说MIT的特色就是我们要把工程什么都做得最好,我们就开在哈佛的旁边,但是我们不怕它,它人文好,我们的工程浩,斯坦福的特色就是开放创新,看到广大的校园就可以知道有多大的心胸来创办这个学校。
我的母校特色就是一切围绕着IT,我们希望做的世界第一,商学院也用computer science,艺术也用computer science,音乐也用computer science,每个科系都用计算机来做,而为此感到自豪。每个学校都有它的特色,所以热爱计算机的人都想去Carnegie Mellon,甚至想上音乐课,想上艺术课,都可以用到计算机的技术。这些特色造成他们的优势。当然私立大学不是主要的一个美国的优势,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师资,这个我个人也有很多很深的个人的感受,我们刚刚提到了我的老师,他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然后从他里面学到很多东西。而且在美国教师是一种良性循环的过程,也就是说一个大学教授在美国是一个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一个工作,一个工作可能有一千个人申请,在MRT和斯坦福学校,如果他得到这个工作他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非常好的待遇,那这个好的待遇造成他的师资的质量继续上升,质量上升造成学生对老师特别的崇拜,这个崇拜又造成他的地位继续上升,所以这样一个延续的良性的循环,造成美国大学越做越好,老师越来越好,当然做得好也不表示他们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一个代价就是要有风险,这个工作是有风险的。
要想到美国MIT教师进去之后就要有准备,七年之后可能就要失业的,因为只有一半的教师可以拿到终身职业,因为要保证这个质量,MRT之间学校就定出了规矩,就是说你拿到了博士只证明你多做一项研究,并不能证明你能教课,所以在这儿教七年,经过评估,才让我决定留不留你下来,当然在那儿拿不到教授的人也可以找到很多的工作,可以挣到钱,当然这是一种保护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很难在别的行业,碰到一个做七年50%失去你的工作,但是一千个人来争取这个工作的机
会的职业。
管理方式我们刚才提过了和企业尽量的分开,教学的方式,学习的方式是很特殊的,要有很灵活的教育,在美国的教育在课堂上不管是小学,中学,还是到大学,他们不会对学生进行大量的知识的灌输,相对他希望学生的眼光能够放得更远,视野放得更远,他不会要求背诵很多公式,而是要求很多学生去理解为什么。比如我女儿六分之四对等于三分之二,怎么学的呢,老师找蛋糕来做实验,就是三个人一个人可以分几份,原来是一样的,所以六分之四等于三分之二,或者六分之二等于三分之一,或者三角形,底层高除以二,不用背的,只要一张纸,一裁为二,这个面积是多少,小朋友说我知道长方性的面积怎么算,这是一半就这么学会的,这个学习的方式是非常灵活,可能更适合于灵活的学生。美国的教育方式适合优秀的学生,当然中国的教育方式可能更适合比较一般的学习,至少是基础教育他是这么说的一句话,直截了当沟通,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有一句话让我能够永远记得的,就是有一次我挑战我的老师,我的恩师Raj Reddy,我要做的方式他不同意,我说我要照我的做,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支持你。这句话让我永远的记得,因为一方面我记得他对我特别好,虽然他不同意,但是给我很多的支援上,还有知识上的支持,而且让我非常佩服的就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不高兴,或者觉得不怎么听我话,他反而对我有更大的尊敬,更多的支持,所以我相信有一个环境,这个环境里学生敢对老师说不,老师愿意听学生说说不,这一定会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火花碰撞的环境。
下面追逐兴趣,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在读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我入学之后,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脑筋想什么,我要决定读政治,要成为一个律师,然后以后也许成为一个法官,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脑子想什么,十多岁孩子想什么不是很清楚的。然后我就读了,读了一年以后非常枯燥,怎么办呢,所以我才进哥伦比亚,说哥伦比亚有这个科系吗,我发现我不很喜欢这个科系,从大三从政治系变成Computer Science,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对话,而不是站在美国的某一个小镇做一个很无味律师的工作,一个很不快乐的人,我就要感谢美国教育给予我的这个选择。美国教育是比较正面的鼓励,比较不排名次,其实现在我还不是很理解,但是至少它确实有它的好处,就是说每一个人可以知道他得几分,可以知道他在班上是比较高,还是比较低,但是绝对不让他认为是一个零和的概念,这和谈对精神很有关系。
前几天我见到中国的一个教育部的领导,他就问我说,团队精神他常常听到中国可以做到最好,他说在美国怎么教团队精神的呢,我说其实是不能教的,但是它有很多的这种精神是容纳在整个教学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当你不排名次的时候,学生就不会认为这是一个零合的游戏,不是说你上一名,我就下一名游戏,大家自然而然当做一个队友而不是一个敌人看待。另外一个更好的例子,很多功课,这个project里面,你要跟那五个同学合作,而且你们的成败,成绩是捆在一起的,这从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有的。
我的女儿说我们小组一个人不努力,把我们的成绩拉下来了,过了几星期,他又跟我说,这个人非常努力,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上次被我们骂的,这样同学会有彼此的激励,他们就像在社会里一样,我们五个员工编程也是一个组,彼此激励,谁做得不好,会觉得不好意思,同学会给他压力,给他鼓励,然后大家怎么样协调合作,这些都是从小到大养成的。
刚才谈到领导,很重要的是它能够达到卓越,更重要的是它有毅力放权,勇敢,谦虚,而不是一般人想象的,果断吸引人和热情。那么我的好朋友凌志军先生写的一本《成长》里面提到了,作为学生一般人觉得自信,智商好自觉学习是好的,但是更重要是自觉,主动学习,不但智商高,而且情商要高。
我说科技、人才教育,唯有世界一流的科技才能带来人才,唯有世界一流的人才才有能带来教育,唯有世界一流的教育才能带来人才,这三者是互相补助,而且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今天中国正在迈在伟大民族复兴的一个关键时期,一个华人的时代即将来临,我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基于今天已经成功的基础,学习美国成功方面的因素,再加上一些融入中国的特色,我很有信心,中国将会成为一个世界之最的超级强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有创意的民族。谢谢大家。
第三篇:从“有神论”到“唯实论”
从“有神论”到“唯实论”
——探微古人的灾害思想
金晓霞
直到现在,在一些偏远山村,年龄大一些的人,或许能记得“祈雨、祈晴”这样的活动,相传龙能够呼风唤雨,人们便尊龙王为雨神,许多地方都建有龙王庙,干旱时官府或乡人至庙中向龙王祈雨。这是在科学乏力年代,人们面对灾难时的一种无助。
自有人类以来,自然灾害一直与之相随,但在生产力非常低下,人类抵御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面对强大自然力的肆虐,便诞生了一些关于自然灾害的思想。影响力较大的是在汉代占统治地位的——失德天谴思想。
失德天谴思想
失德天谴思想认为灾害产生于国家政治之失,是上天对君主政治行为过失的警告或惩罚,只有君主修德改政才能消弭灾害。
这里“失德”的德不单纯指道德,而是指德政,因此失德也叫失政。如果政府失政也即发生灾异,君主就要自谴诏书“修德弭灾”。
这种思想到董仲舒时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失德天谴思想的集大成者董仲舒,在上给汉武帝的对策中,提出“天人感应”说,认为“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蓼戾而妖孽生矣。”
他认为自然天象是王朝统治好坏的晴雨表,各种祥瑞,是帝王兴盛和德政的征兆;而自然灾害和一场现象则被看成是上天对人君悖天逆行的警告。
董仲舒将天人格化,认为自然界各种灾异都是上天对君主不德行为的警告和惩罚,他将君主不德导致的行政失误分为五类,并提出五种相应的补救之法,从而完成了“失德天谴——修德弭灾”的完整的灾害思想。
由于汉代灾害频仍,基于失德天谴思想,君主所下的自谴诏书数量之多惊人。据《汉书》、《后汉书》统计,两汉有此类诏书30次之多。后元元年(前163年)春,因水旱疾疫之灾文帝下诏自责反省。汉元帝和成帝时发生两次地震,他们分别下诏自责,承认为德政有失所致。
《逸周书.大匡》里记载的周文王修德救灾故事广为传播:周文王在饥荒发生后,召集中央地方各级官员,调查、反省国家各个方面可能致灾的原因文王自承“不德”,要求各级官员如实禀告,并在宗庙里上报给周人祖先,不能丝毫隐瞒。
汉代认为,君主修德行政是防止灾异发生的最好办法,也是日常的工作。
尽管失德天谴思想,是汉代占统治地位的灾害思想。但也不乏批判声音。
有备无患,人定胜天 批判者们认为,修德弭灾将消灾重点由神事转向人事,虽然在反对祈禳上有积极的一面,但在人事方面仍然有消极的因素。因为它将应灾的重点不是放在通过人力、技术行为遏制灾害的发生上,而是放在与灾害本身无关的道德政治行为方面。用现代的观点来看,修德弭灾行为无异于缘木求鱼,这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阻碍了救灾的实际进程。
我国明代嘉靖、隆庆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也是批判封建神学的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高拱就是反对者之一。
高拱针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提出“在天有实理,在人有实事”的观点。他说:“夫天人之际,岂不至微妙难言者哉。然在天有实理,在人有实事,而曲说不与焉。至谓天以某灾应某事,是诬天也;谓人以某事致某灾,是诬人也,皆求其理而不得,曲为之说者也”。
他认为,“在天有实理”是指天地之间阴阳二气交错运行,有时正常和顺,有时反常背谬,由于受到阻滞而造成破坏性的灾害,这样一种客观实在的自然规律。“在人有实事”,则是指自然灾害发生之前要有所预防,发生之后要加以挽救,思虑周详,有备无患,务必做到尽人事以胜天灾。他把天人相分的观点建立在实理实事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以唯实论为特征的无神论思想。
他对“天人感应”论和“灾异谴告”说进行了充分的批判。
高拱认为:一切自然灾异是天地之间气的运行是否顺利而导致的。他说,“盖天地之间,惟一气而已矣。气之行也,有时而顺,有时而舛;而其复也,有时而速,有时而迟。”他认为,天地之间,只有一气而已。气的运行有其自身规律,时顺时舛时速时迟,这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客观存在。对于气的自身运行规律及其所形成的灾异,人们只能深思默默地去认识它和把握它。
灾异既然是一种客观自然现象,那么人在它面前是否完全处于被动和无能为力的地位呢?高拱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盖天有天之道,而人有人之为。强调对灾异要做到有备无患,人定胜天。为此,首先必须通过灾异征兆来认识它,然后才能谈到应对它,做到有备无患,人定胜天。
高拱认为,灾害并不可怕,提出“修人事以胜之,庶乎有不为害”。所谓“修人事”,就是要做到“有备无患”,谨慎地预防灾害。他劝告统治者,减税赋、除盗贼,固国之元气。他对有备无患思想作了一个通俗而深刻的比喻,说:“犹之寒暑者,天也;而吾为之裘,为之葛,裘葛诚具,则寒暑不侵焉,备在我也。”
总之,高拱在对天人感应思想批判的基础上,认为一切自然灾异都是由“气”的运行导致,是不以人的意志而客观存在的。在面对自然灾害时,他倡导的是不管有灾情还是没灾情,关键是有防备和无防备。只要能够“人事”,做到事事有备,则天也不能违背人意,就会永远立于无患的不败之地。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与高拱一样,灾异天谴思想虽然一直是传统中国灾异思想的主流,但也并非所有人都被这种思想所蒙蔽。早在春秋战国时,儒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荀子曾经说过:“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并进一步指出,饥荒、疾病、殃祸“不可以怨天”,而是由于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客观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
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按其自身规律运动、变化的,各种灾异也是天地自然运动、变化的结果,并不是“上天”的神秘力量所产生的超自然现象。无疑,这里谈的天人关系明显包含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即生态伦理问题。
之后,到了晚清时期,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西方先进思想的传入,更多的人开始从自然和社会的互相影响出发,将生态因素、政治因素、战争因素等与灾害的发生联系在一起,提出一些较科学、合理的解释,把对灾害成因的探讨推向更深的层次。比如就水旱灾害的频发而言,从上到下,几乎所有人都能认识到,除了人类无法遏制的自然因素外,水利失修、河防废弛,以及长期的滥垦滥伐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是水旱灾害次数增多和后果加重的重要原因。早在1654年,顺治帝就曾下诏书曰:“东南财赋之地,素称沃壤。近年水旱为灾,民生重困,皆因水利失修,致误农工”。清代中期,由于大规模的山地垦殖,各地森林资源都遭到严重破坏,对于山地森林资源被破坏所导致的危害,魏源认为,一向较少发生水患的长江,嘉道以来之所以水患增多,究其原因,除了自然的因素之外,人为的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人们对长江流域山地资源的过度垦伐。
此外,魏源的《湖广水利论》一文还记载了,在生产劳动中,就连普通老百姓也能认识到开山种谷会造成水土流失、导致水旱灾害增多的道理。
晚清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多次出现特大旱涝灾害,但人们对灾因的认识上已经开始注入更多理性的思维。在频遭自然灾害打击的洗礼中,人们积极主动的抗灾救灾意识不断增强,更多的趋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灾难思想。
第四篇:从优秀到卓越
从优秀到卓越
摘要:高校教务管理在大学教学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高校基层教务管理者能对教务管理工作研究透彻,把它当作一项事业来做,就有可能从优秀到卓越,成为专家型高校教务管理者。
关键词:优秀;卓越;高校基层教务管理者;教务管理;专家型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7-0013-02
教学管理工作是高校管理工作中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办好学校、确保正常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工作。高校教务管理者是具体教学管理工作的传达者、执行者和实施者,在整个教学系统中起着承上启下、联系左右和沟通内外的作用[1],其工作能力直接影响各二级学院甚至整个学校教学管理工作的质量。
一、高校教务管理的基本内容
1.质量管理是核心。质量是衡量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标准,是学校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也是教务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教务管理的一切活动都紧紧围绕人才培养质量而进行。组织教学要根据培养方案所要求的知识结构确定教学内容,根据教育规律和人的认知规律排课;保证教学效果要根据教学过程各环节的标准实施质量监控;开展教改研究也必须以提高教学管理质量为目标。
2.课程管理是关键。课程是指学校按照一定的教育目的所建构的各学科和各种教育、教学活动的系统。课程是学校进行人才培养的中介、手段和途径。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一经确定,就必须以课程为核心组织实施。课程管理最关键和最核心的活动或环节主要是三个:课程编制、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如果把课程分为“生成系统”和“实施系统”,那么在生成系统中,以课程的编制为核心;在实施系统中,以实施过程为核心,包括课程的实施原则、策略、方法以及对课程实施结果的评价等。
3.沟通协调是基础。教务管理中最基本的工作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沟通协调使教学得以稳定运行,教学质量得到有效保障。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教务管理主要是通过校院两级教务管理部门,依据教学规律和学校规章制度行使管理职权,对各项教学活动及相关的辅助工作进行科学合理的组织、指挥和调度,以保证学校教学工作稳定有序运行。其中纵向协调涉及校、院、学科(系)三级组织;横向协调涉及到学校的各个部门。
4.制度建设是保障。任何管理都离不开相应的制度,教务工作琐碎繁杂,且敏感性较高,因此教务管理更要强化制度观念,通过建立一套完整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来保障正常的教学秩序,使教学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的工作流程、质量标准、责任界定,做到事事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二、高校教务管理者的角色定位
教务管理是高校各项管理工作中的重头戏。教务管理者群体与学校里高职称、高学历的知识群体相比,显得非常平凡,但学校的教学秩序得以维护,教学管理制度得以执行,教学质量得以保证,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得以完成,教务管理者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这个层面上说,教务管理者肩负着不平凡的使命,准确定位非常重要。
1.教学事务的咨询者。在学校里,凡是遇到要咨询与教学工作有关的事务性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教务管理者。教务管理者要十分熟悉各种教学事务,为师生指点迷津。
2.教学秩序的维护者。教务管理工作的核心是维护教学秩序。教务管理者最清楚各种教学规章制度,对教学秩序是否正常有着职业的敏感。教学秩序正常与否是衡量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更是衡量教务管理者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准。因此,一定要坚持原则,勇于对违反规章制度、妨碍教学秩序的事说“不”。
3.教学主体的服务者。服务是教务管理的核心。要切实服从于教学工作的需要,为其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按照教学规律的要求,为教师的正常教学和学生的安心学习提供合理的安排和有利的条件。
4.教学关系的协调者。教务管理是一个多层次、多因素的复杂系统,其目的是通过多方协调,对教学过程中的人、财、物进行科学调配,实现教学资源的最优配置,以获得教学工作的最佳效益。
5.教学管理的参谋者。因为长期与各种教学事务打交道,教务管理者对教学工作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了如指掌,因此要主动给领导做参谋,使整个教学安排更合理,教学运行平稳高效。
6.管理改革的研究者。正是因为对工作的熟悉,教务管理者十分清楚哪些管理环节上容易出问题。管理本来就是解决问题,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7.教学档案的管理者。档案既是历史材料,也是信息资源,是人们了解过去、解决当前各类问题和对未来进行预测的依据。教务管理者必须树立档案意识,将教学活动资料收集齐全并归档,以便日后查阅。
三、高校教务管理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教务管理者需要培养和强化五种意识:
1.责任意识。教务管理工作是一项细碎繁杂的工作,但又直接关系到教学运行质量。教务管理者必须尽职尽责,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主要体现在对工作质量的要求和把关上。
2.服务意识。为教学服务,为师生服务,是教务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服务并不仅仅在别人需要时服务,而是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变就事论事的服务为满意服务。
3.学习意识。在信息化社会,知识折旧期越来越短,只有不断学习、终身学习,才能跟上发展。管理是科学,教学是学术,其中有许多理论和方法需要学习。作为一名称职的教务管理者,必须精通教育管理知识,深刻理解国家教育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并且熟练掌握教务管理的各种基本技能方法。
4.合作意识。教务管理工作本身的系统性很强,与学校其他工作的关系又十分密切。校院两级之间、领导和成员之间、不同分工之间、各学院教务之间,总有事情要商量、有问题要沟通。因此,相互支持、密切沟通是形成强大工作合力、高质高效做好教务管理工作的前提。
5.创新意识。教务管理既是行政管理,又是学术管理。不能仅将它当作事务性工作来完成,而要看作是一门需要研究的科学、一项值得追求的事业。这就要求教务管理者强化创新意识,养成在工作中研究、在研究中工作的好习惯,不断思考新问题、产生新思路、采取新措施、取得新成果。教务管理创新一是思维创新,二是方法创新。对经常解决不好的问题,换一种思路和角度去考虑;对做起来费力费时的事,换一种方法去尝试,使事务性的工作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四、从优秀到卓越――挖掘自身潜力,成为教务管理专家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对教务管理工作研究得透彻了,照样可以成为专家。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一方面,学生入学日益容易,在校学生人数增加,学校规模快速膨胀;另一方面,学生学习水平参差不齐,这些显然增加了教学管理的难度。如何合理配置资源、解决教学中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这既对教务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同时也为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机会人人均等,关键是看如何定位自己,挖掘自身潜力,抓住机遇以取得成功。
1.加强学习和自我培训。高等教育理论和本学院学科知识的学习。基层教务管理者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与学生接触较为频繁,其知识水平的内涵直接影响学生,作用和效果与课堂教学相辅相成。因此要求其掌握高等教育理论、教育教学规律,具有较扎实的本学科专业知识。
掌握管理学知识。管理的功能在于通过科学的方法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管理工作的基本内容或核心是协调。高校教务管理工作涉及较多层面,需要采取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教务管理者应当主动学习管理学知识。
运用心理学知识,提升人际交流能力。高校教务管理者作为联系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的纽带,需经常同教师学生沟通交流。掌握并运用一定的心理学知识,能够透过师生的言行了解其内心所想,并有针对的沟通,使工作的开展及任务的下达执行更加快捷。
办公设备及软件的使用,教务管理系统软件的培训。随着信息技术、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在高校的教学和管理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教务管理者应当熟练使用各种现代化办公设备和办公软件,并适当参加职业培训,以提高综合素质。
2.提高效率。高校教务管理者在教务管理活动中发现原有的工作方式已不完全适应实际情况时,就应从实际出发,敢于质疑,提出并采用新的解决办法,提高效率。
具备超前意识及统筹安排能力。教学管理工作并非单一有序,它既有常规的、有计划的、主动有序性的工作和任务,也有非常规的、临时的、被动无序性的工作和任务。教务管理者需要分清工作的主次、缓急,合理运筹,使教务管理工作效率得到提升[2]。
制定阶段工作目标,遵守SMART原则。目标是明确的(specific)、可衡量的(measurable)、可达成的(attainable)、有相关性的(relevant)和有时限的(time-based)。正确处理阶段性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关系。
3.快乐工作。邱吉尔说:“在我看来,世上幸运的人――世上唯一真正幸运的人――是那些以工作为乐的人。”有业是前提,敬业是基础,乐业是最高境界。一个人只有热爱和敬重自己的工作,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才会感受到乐趣,取得事业上的成功[3]。
优秀是一种习惯,成功有特定技术。人的一生可以由自己来设计,只要精心设计,把握“技术”,不断学习,把教务管理当成事业,挖掘自身潜力,作为高校基层教务管理者,也可以从优秀到卓越,成为专家型的教务管理者。
参考文献:
[1]汪云.浅谈高校教务工作者素质与能力的培养[J].科技信息,2010,(29):165-166.[2]张意丽,高志荣.高校教务员工作效率提升的途径和方法[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619-622.[3]臧全金.快乐工作的6条准则[M].北京:求真出版社,2010:36.
第五篇:从雷锋到当代雷锋
从雷锋到当代雷锋
说到雷锋我想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因为从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老师就教育我们要向雷锋学习,要乐于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是直到上了大学我才深刻的了解到雷锋精神不仅仅是乐于助人,它还包括有爱国精神、热情似火、默默无闻、勤俭节约、无私奉献、同时还要具有敬业精神。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无时无刻都能践行雷锋精神。说道这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郭明义。
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他。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2010的感动中国上,到现在我都记得那时的颁奖词:“他总看别人,还需要什么;他总问自己,还能多做些什么。他舍出的每一枚硬币,每一滴血都滚烫火热。他越平凡,越发不凡,越简单,越彰显简单的伟大。”当时我听完这句话时,我第一闪念就是他是当代社会的雷锋。后来随着对他的了解,发现他真的和雷锋有太多的共同之处。
1.郭明义和雷锋一样都曾经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战士。在郭明义做战士的时候,他就对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在完成自己工作的同时还抽出其余的时间帮助他人。2.他和雷锋一样同样具有爱心和奉献精神3.他也和雷锋一样严格要求自己,舍己为人.......据郭明义的战友回忆说:他们当时当兵的地方在黑龙江,到了冬天外边都特别冷,可是就算外边再冷郭明义也是每天第一个起床去很远的地方挑水,即使裤子溅上水他也没有抱怨一句。挑满整个水缸后,他又忙着砍柴、生炉子、烧水,他每天起这样早,做这些事就是为了能让战友们起床后用上热水。自己班里的事情忙完了,他又到别的班接着干,常常是全排的活儿让他一个人包了。就是这样的事情还有许多许多,多的到现在大家多记不清楚了,只知道郭明义是个勤劳、肯干、经常为他人服务的好兵。有人或许会说那时候的郭明义是一名军人,他那样要求自己是应该的,每一个士兵多应该这样做。但是我想说你们错了。这是一个人的信仰,一个人的内在品德,他能做的或许是许多其他士兵所不及的,或许看到下面的一串数字你们就明白了。
在郭明义退伍后,他回到鞍钢。从1996年开始担任采场公路管理员以来,他每天都提前2个小时上班,15年中,累计献工15000多小时,相当于多干了五年的工作量。他20年献血6万毫升,是自身血量的10倍多。1994年以来,他为希望工程、身边工友和灾区群众捐款12万元,先后资助了180多名特困生,而自己的家中却几乎一贫如洗。一家3口人至今还住在鞍山市千山区齐大山镇,一个80年代中期所建的、不到40平方米的单室里。看到这一来连串我们不时为之震惊。现在你不能说他是一名士兵应该这样做了吧。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用他自己微薄的力量书写了辉煌的历史。为我们这个社会做了很大的贡献。我想我们需要好好审视一下我们当今的社会了。同样是中国人为什么就有人昧着良心生产有毒的馒头,为什么就有人每天多上2个小时的班一上就上了15年,为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利润;为什么就有人黑心的生产黑胶囊、地沟油,有的人就会无常的献血6万毫升;为什么会有郭美美这样的红十字会事件的发生,为什么就有人拿着自己省吃俭用的钱资助180多名的特困生......我不是全盘否定我们的社会,我知道我们的社会还是有好人的,但是为什么就不能稍微的用自己仅有的良知来好好为这个社会服务呢?就像2011年10月13日的小悦悦事件,为什么十余人从旁经过都没有人施救,如果当时他们有一点点的爱心,一点点的同情心,一点点的良知,或许小悦悦就不会被两次让车碾压,或许她可以快乐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肇事司机能在事发后第一时间送小悦悦去医院,或许一切都会不
同。我相信如果郭明义当时在的话一定会救他,和郭明义一样有爱心的人也会救她。
在我们这个高度快速发展的社会,我们能说现代人的素质不高吗?不能。我们现代人只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每个人手里都有各式各样的证书证明自己的能力。但是我觉得缺了一样证书,那就是爱心和奉献的证书,道德高尚的证书。雷锋,郭明义等等这些助人为乐、爱岗敬业的人他们虽然不一定有向大学生那样的文凭但是他们都有这样一本证书,就是救小悦悦的那个以捡拾破烂为生的老奶奶都有这样一本证书。这个证书才是人生第一堂课的结课,连人生第一堂课都没上好,又怎样去干好其他的事情呢?到最后必然会出现郭美美和地沟油、毒胶囊等一系列人和事。
社会学家艾君曾经说过这样一短话:如果说郭明义是“英雄”,但他平凡的人生经历中没有惊心动魄的壮举;如果说郭明义是“小人物”,但他却像一支蜡烛,永远在照耀着别人,燃烧着自己。从他的身上,从他的行为中,让我们无处不感悟到“爱心”和“奉献精神”的存在,让我们无处不感受到一种无私奉献的文明力量的存在,也让我们能够更加懂得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内涵。郭明义心中有颗“爱心”,他要在平凡的生活中、工作中、家庭中,把自己对祖国的爱、对社会的爱、对人民的爱,在人生的历程中尽情地表达出来;那就是郭明义的言行中有种“奉献精神”,他要在道德与正义、公德与私欲、社会与文明中找到支点,以自己炽热的爱心、在平凡的工作里、在时代的发展中,奉献出自己能够想到以及能够做到的爱心,为社会做点事情,为这个社会的文明与发展留下一条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轨迹。
这是艾君对郭明义高度的评价。我认为这是中肯的。在这个繁杂扰乱的社会中我们需要一丝的宁静,也需要人们内心中的一丝沃土。不能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盲目的去生活,到最后连我们做人的本性都忘了,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在这个社会中我们需要郭明义这样的人来时刻提醒一下自己,我们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我们还有爱。我们还要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为社会做些什么,来实现我们的价值。这样即使有一天我们不在了,我们死的也会重于泰山,某一些我们帮助过的人还会记得我们。
都说好人会有好报。我也相信这句话。郭明义就得到了自己值得拥有的好报:郭明义曾先后获部队学雷锋标兵、鞍钢劳动模范、鞍山市特等劳动模范、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是鞍山市无偿献血形象代言人。
2010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被评为雷锋传人。
2012年3月2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授予郭明义同志“当代雷锋”荣誉称号。
我认为在这个大家都追逐利益的时代,郭明义做的这些事是极为珍贵的,这些奖励是对他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他的一种激励,同时也是对世人的一种提醒和激励。告诉人们雷锋还是存在的。雷锋和雷锋精神也永不会淡出历史的舞台。
郭明义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30年来,我经历了很多,但我的信念一直很明确:一个共产党员,要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这是天经地义的,不需要任何理由!”读到这句话,我想到了同样身为党员的郝鹏俊等人,他们一方面身为党员,一方面身为地方重要官员,他们从不考虑百姓的生活疾苦,只想的是自己的荣华富贵,虽然他们到最后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我还是想说同样身为党员,为什么郭明义就能在这个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全心全意的帮助
别人,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实践和谐社会,而那些贪官污吏却铤而走险贪赃枉法完全不顾人民大众的利益。这就是他们缺少那份“证书”——那份有着爱和奉献的证书,即使他们学历再高、文化水平在高,可是他们连一个基本的做人的道理都做不到,那他们还有什么用武之地吗?
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我认为我们应当更好的向雷锋学习,向郭明义学习,向那些和郭明义一样有爱心的人学习,我们也应当在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积极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做个有责任心的公民,自觉践行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时时刻刻把个人的成长与祖国的命运,社会的良好发展联系在一起。
曾经有人问我:你是搞艺术的,你认为什么能成为时尚?我回答说:为大众所认同的一切都能成为时尚。现在我要说雷锋精神就是时尚,而且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时尚。无论从雷锋身上还是从当代雷锋郭明义身上我们都能看出,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无论外界的诱惑再多变数再多,雷锋精神是永不会变得,学习雷锋精神也是我们一直要做的。无论在什么岗位,也无论我们都在扮演什么角色,我们都应当时刻不忘雷锋精神,为了我们社会更加和谐而努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