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法治观

第一篇：韩非子的法治观

韩非子的法治观

◎ 文 ／ 林洋港

人类社会，由原始时代的茹毛饮血，演变到现代的锦衣玉食。几千年来，智能经验的累积，使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权势利慾的诱惑，也使人类间的纷争日趋激烈。

上古时期，人类生活需求简单，温饱与安全，是最大的要求，有巢氏教民构木为巢，以避禽兽虫蛇之害，燧人氏钻燧取火，教民熟食以化腥臊，民悦而归之。尧舜以德率万民，明俊德、亲九族，慎徽五典，敬敷五教，平章百姓，协和万帮，树立了中华文化以道德伦理为主的中心思想。对于有恶行劣迹，危害大众秩序与安全的人，则明定典刑，予以惩罚。书经尧典曾记载：「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平天下咸服。」

至周朝，文物大备，除制礼作乐，以化万民之外，其在端正帮国方面，订有九伐之法；「冯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慌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凌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足证尧舜以迄于周室，教民以道德仁义而外，同时也严明法制，非空言仁义不务法治者也。

时至战国，周室衰微，诸侯竞强争霸，势如水火，秦国自孝公开始，施行法家政策，国富兵强，急欲灭六国一统天下，六国面临强秦之威胁，竞相招贤养士，以图自保，于是舌辩之士纵横天下，诸子百家各逞其说，类皆徒托空言，不足以致富强。

韩非子生逢战国末季，为韩国之公族，目睹韩国土地贫瘠，政治混乱，危在旦夕，曾数以书谏韩王，王不能用，乃发愤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写下十余万言的巨著。其书虽未见重于韩国，但为秦王所欣赏，韩飞为韩使秦，未及见用，李斯忌其才，谮之于秦王而杀之。

韩非死后，李斯与秦王采用其学说，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惜彼等误解韩非过激之说，薄道德、贬仁义，焚诗书、坑儒生，严刑峻法，百姓疲弊，仅及二世，国祚沦亡，子孙屠灭，为后世议。

韩非之书，系以战国末期之情况,为其立论之背景，当其时世局混乱，人心谲诈，完全背离了仁义道德的规范，上焉者攘夺篡窃，下焉者强取豪夺。韩非面对这一

个纷乱的时代，探讨安定图强的方案，认为必须顺应时势，求新求变，于是兼采商鞅、申不害、慎到之说，创立了法术权势并重的学说，以严定法度赏罚为富国强兵之道，从而抨击儒家的仁义为不可以为治，一则曰仁义只可用于古代，一则曰仁义只可作儿戏，皆系针对战国末期之现况而言，强邻压境，旦夕危亡，非致富图强，不足以求生存也，但试视其解老篇：「仁者谓中心欣然爱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报也。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怀上宜，子事父宜，贱敬贵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亲者而疏者外宜，义者谓其宜也。」则纯为儒者之言论，确认仁义肢不可废矣。其在忠孝篇曰：「天下皆以孝弟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查孝弟忠顺之道而审行之……」但其所谓审行之道，则非尧舜之禅让，薄汤武之征诸，忠而至于愚，为足取也。

总之，道德仁义，乃立身处世千古不易之常经，法术权势，乃治国经邦因时制宜之方策，舍法术而谈仁义，不足以应变图强，舍仁义而谈法术，将流于暴民暴政。韩非学说的基本观点，是人性自利，治国之道要因时制宜，不可墨守成规，要在国家公利的大原则下，顺应人们的自利心理，厚其赏以期令之必行，重其罚以使禁之必止，使人民在公平而有制度的道路上，安守本分，竭尽忠诚，以达到功就利遂的个人自利目的，而国家亦因而趋于富强。

韩非的法治主张，重在明法去私，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以重赏重罚劝善止奸，去达成各项国家内政与外交，必须具备坚强的实力，最高的威势，以无比的权力与威势行法用术，才能统御大众，使人民不得不效力，不敢不守法。在国际上以实力作后盾，才能折冲樽俎，掌握主动。

韩非师承荀子性恶之说，根据人性自利之观点，对国家事务之施为，采强制高压手段，虽不尽符合现代自由民主社会之精神，但他所主张的明法去私，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用人惟才，循名责实，杜绝幸进，以及重赏重罚，劝善止奸等方法，则确为维护国家秩序的要图。

现代社会有人误解思想开放，行为自由之真义，因而竞私利而罔顾大体，纵物慾而摒弃道德，背信寡义，好勇斗狠，有己无人，知法犯法，较之战国末期，尤有过之，如何维护社会安定，国家安全，以确保全民之幸福，除积极恢复传统伦理道德，以端正世道人心以外修明法治，实为矫正时弊之要务。韩非之法治主张，殊值吾人深思。

漫画家蔡志忠先生，从事漫画工作有年，有所作漫画，通俗易解，风行海内外，甚受欢迎，曾多次获奖，兹复将韩非子一书，以漫画方式，介绍于社会，对法治教育方面，将有所贡献。（本文为《法家的峻言──韩非子说》书序

第二篇：韩非子法治思想

韩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历史影响刍议

杨璞玉

滕海滨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宁夏银川

750021）

摘 要：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韩非子法治吸收了老子的道本论，继承了荀子性恶论思想，总结和发展了先秦法家思想，其法治思想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着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的历史影响，本文从韩非法治思想的内容、来源入手分析其历史影响，以期为今天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方法。

关键词：韩非子 法治 理论来源 历史影响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朝以来，虽然儒家思想开始占据社会政治的主导地位，但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却呈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儒法合流趋势，因此，法家思想并没有退出社会政治舞台，而是依托着儒家，通过儒法互补，在历史的长河中体现着其应有的思想理论价值，于今乃于历史发展的未来，都有着可资借鉴的启悟方面。当然，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也有其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要具有珍重历史同创造未来相统一的品质，让有进步意义的优秀思想传承下去，以成为我们社会不断探求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和方法。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理论来源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身处战国末期，诸国争雄，战乱不断的时代背景下，所以其思想的落脚点就是要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以法治国，这也是韩非子思想的[1]核心内容，他认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突出表现了法治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要性。其法治思想基本内容就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抱法”：法令乃衡量民众行为的客观尺度，它必须公开、详实、稳定，尤其强调要公开。韩非子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要使“境内卑贱莫不闻知”，制定法令必须要“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2]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并且法令要“法莫如一而固”。即法令必须要简省明确、内容详实、言以服人、稳定如一，这样民众守法就不会有争辩，儒生就不会钻空子，君主就可以用法令治理国家。

第二，“行术”：实行“刑赏二柄”，遵循“法不阿贵”的原则。韩非子说：“无威严之势，[3]赏罚之法，虽舜不能以为治”。他认为没有权势和赏罚规则，即使是圣人也无从治理国家，[4]并且赏罚要遵循“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君主利用好赏罚工具，就能使臣民忠实于他，这样就可以达到“制”民、“御”民的目的。在推行刑赏二柄时，不能有等级差别，即要“法不阿贵”。《韩非子·有度篇》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诚有功

[5]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在韩非子看来，惩罚不能偏袒权贵，行赏不能遗漏百姓，君臣百姓之间要不避亲疏，不分贵贱，一断于法。收稿日期：2010-12-29 作者简介：杨璞玉（1989-），女，汉族，宁夏吴忠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外国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东方哲学；滕海滨（1969-），男，汉族，山东烟台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的相关研究。第三，“处势”：强调“重刑”是韩非子“造势”的最重要方法。他认为君主应该推行“明

[6]赏严刑”的赏罚方法，因为“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对这些“喜乱”之民，就无须讲仁慈和恻隐，也不该指望他们能自觉向善，因此，君主就必须用重刑让他们慑服于刑法、忠实于君主，也就是韩非所说“刑重者民不敢犯”，这样的重刑罚虽然残忍但却是治理国家的长利之道，它能够维护和巩固好王权，始终保持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

上述三者抱法、行术、处势联系非常紧密，韩非子认为“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

[7]于下”，君主“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没有权术，虽有权势和法令则无法知道有奸臣；没有权势，法、术就无法实行；最重要的是没有法令，便会无规则以行事。因此韩非子认为这三者之中，法最为重要，术、势则是以法治国的方法，所以他强烈宣扬用以法为主，抱法、行术、处势有机结合的法治思想来治理国家。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理论来源

韩非子法治思想产生于战国末期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家思想为他的法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活水源头。他的思想是虽出入各家，但又不同于各家，韩非子在对诸子思想继承的基础上又对他们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改造和发展，形成了其系统的法治理论体系，这主要体现在其对本体论、人性论以及前期法家思想三个方面的继承和发展。

1、韩非子“以道为常，以法为本”的法治思想的本体论基础——对老子道本论的扬弃 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就必有其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否则就是空中楼阁。韩非子博大精深的法治思想体系也有其坚实的哲学本体论根基，即韩非子所谓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这是对老子道本论思想的继承。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他一方面认为道是万事万物产生的本源及存在、发展的本质和依据；另一方面主张“道法自然”，将道和以道为依据的万物的特征和存在状态归结为“原本如此”之“自然”。韩非子继承了老子的道本体论，他

[8]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物之所稽也。”并且他认为道与法的关系就是“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即道为法的理论支撑和本体依据，法的存在皆合道性，乃出于自然，道的统一赋予法以形而上学的保证，使法获得了神圣的意义。

与此同时，韩非子发展和改造了老子的道本论，他引入了“理”的范畴，并由此引出了道君同体的思想，这就为他的以法治国的政治思想找到了哲学依据。他认为万物都有其“道”的特殊性表现，即“理”。他说：“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黑白之谓理”、“万物各

[9]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道理相应”，“理”和“道”的关系就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道通过具体实在的“理”表现出来，如此，则韩非子的“道”便消解了老子的“道”的玄之又玄，这正是韩非子对老子的玄虚的“道”的一种扬弃。然而韩非子“以道为常，以法为本”的本体论最终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他提出道君同体的思想，宣称“道”只能为君主所掌握，英明的君主只要掌握了“道”，就能够知道万物的根源和成败的缘由，他赋予君主以道的高度，认为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就如同道与理的关系，所以君主要无为，而使臣民无不为，君主只需掌握法、术、势，从而达到统治臣民的目的，这其实就是“缘道理以从事”。韩非子的法本体论最大程度的为其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法治思想提供了哲学依据。

2、韩非子“好利恶害”的法治思想的逻辑起点——对荀子性恶论的继承与超越

韩非子师出荀子，深受荀子“性恶论”思想的影响，他们身处征战不断的战国末期，如何能富国强兵成为了他们各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主张人天性好利恶害，但却走向了不同的思想学派，因此，可以说师徒两人是同出一辙并又是殊途同归的。这就表现在了韩非子对其师“性恶论”思想的继承与超越两方面：

首先，韩非子继承了荀子人性本恶的思想。荀子认为“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人“生而有好利、生而有疾恶、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10]，荀子将人性之恶归其“本始材朴”的本能欲望。关于人性，韩非继承了荀子“人之性恶”的基本思路，提出“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属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11]不免于欲利之心。”，韩非认为人都有求生存的本能，这种本能决定了人趋利避害的本性。所以韩非子思想的出发点与荀子是同出一辙的。

其次，韩非子人性论思想更有价值的则是对荀子思想的超越。荀子虽承认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但他仅仅看到由此导致的争夺生，辞让亡，残贼生、忠信亡等负面影响，没有看到人趋向欲利所暗含的正面作用。他强调要通过“化性起伪”使得“人人皆成尧舜”，即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学习使人性向善。而韩非子则深化了对人性之恶的认识：一方面他拓展了荀子对人性的价值评价，认为人的自利除了有其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还有其不可小视的正面作

[12]用。他说:“人臣挟大利以从事”，即人的自利可以通过君主的“刑赏二柄”促进人积极主动的自为，让臣民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最大程度的获得他们所求，从而达到国家的有序治理；另一方面荀子的“性恶论”始终是维护儒家道德礼仪的，他有着和孔孟相同的价值倾向：对仁义的敬仰、追求和肯定。所以韩非子批判荀子的“礼治”，他认为荀子思想脱离了实际，“礼治”不是治愈社会混乱的良药，人的恶的本性不会因为礼仪教化而转向善，只凭借人自觉的道德约束来维系社会生活、结束战乱是靠不住的，因此韩非子强烈主张不务德而务法，法出于道之自然，而礼乐教化纯系人为，并坚信惟有强力的法治才能够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3、韩非子抱法、行术、处势不可一无的法治思想体系——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总结和发展

韩非子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必然离不开对先秦法家思想的继承和总结，他深刻分析了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抱法”、申不害“行术”和慎到“处势”的法治思想，认为他们的思想“皆未尽善也”。商鞅主张抱法，认为君主要“秉权而立，垂法而治”[13]，才能国富兵强，韩非子认为抱法却不行术，君主则“主无术以知奸”，帝王集权就会旁落；申不害强调行术，认为君主必须用术隐藏个人好恶，以免臣民偷窥到君主想法，才能统治住臣民，韩非子认为“徒术而无法”，则不能给群臣百姓提供客观的行为准则，就会造成[14]“臣无法则乱于下”；慎到主张“处势”，他认为“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所以君主必须以势服众，韩非子批判其只“重势”而无“法术”，如果君主之势不结合行之有效的实践准则和方法，那么君主的权威则得不到巩固和维护。

韩非子分析这三者思想虽未尽善，但其却相互补充，联系紧密：“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君主“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所以他总结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思想，主张坚持以法为主，同时又必须兼顾行术和处势，这样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为最终目的的以法为主，抱法、行术、处势有机统一的法治思想体系。

总之，韩非批判总结了先秦法家思想，形成了法家思想内部的优势互补，不仅如此，韩非从更高的理论层面上，为法家思想建构了本体依据和心性依据，形成了一套道法统一、道理相应、法与性恶相互对待的完整的法治思想体系。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历史影响

韩非子法治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对其所处的时代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影响包括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进步性

从政治功绩方面讲，韩非子提出的法治思想内容强调抱法、行术、处势，其所抱之法要“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其法有着之前法令所不具有的完整性和强制性，这为秦朝的法治化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成文依据，也为以后的各个朝代的法律制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成文借鉴；行术之术指出要秉持“刑赏二柄”、“法不阿贵”的品质，要求“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韩非子所指法律必须是人人平等的包括王权贵族，使得民众在心理上的心悦诚服的去服从法令，这在当时封建宗法等级森严的背景下具有着革新的精神和魄力；处势之势虽有重刑，但却力图极大程度的集中权力于君主、巩固君主专制、保护中央集权，实现了秦国的富国强兵的目的，这对其所服务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目的来说，有很强的务实性和功效性。总体上说，在战国整体上战乱不断的历史背景下，韩非子法治思想对结束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可以说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为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方案做出了贡献。

从思想文化方面讲，韩非子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有机结合“法”、“术”、“势”，将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不断完善，使法家思想系统化，尽显法于平治天下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使源远的法家思想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得以流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在秦王朝灭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虽然没有成为后世中独立存在的主流思想，依然以“儒法合流”的方式得以延续，中国历代王朝表面上秉持的是以儒之礼乐德教治理国家的理念，但内涵却建立在法治基础上，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两千年以上。法家的治国思想与儒家的思想融合，形成了德礼刑政并举互补模式，成为中国数千年封建统治最基本的政治[15]模式。在思想观念上，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诸家思想的较量中，弥补了儒、道等观念主义的思想所存在的缺陷，相比于诸子百家，他的思想更符合现实要求。

虽然韩非子法治思想有其进步性，但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受其历史局限性影响，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韩非子过分强调重刑，夸大法律的作用，忽视了人的权力和尊严。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主张君主应利用重刑造势，用严刑峻法来控制和制约人自利自为的本性，达到“去刑”的目的，所谓“刑重者民不敢犯”，这样君主才有足够的权势统治好国家。“民智无用”是思想在韩非法治思想中贯穿始终，人民只是君主统治国家的工具，这便为重刑提供了存在的依据，而重刑主义本身严重的践踏了人的人格尊严，它是不得人心的，加之法律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被人服从的，因为人是有主动行为的，极端的重刑使法律失去了公平公正，这样的法律就不会被人民心甘情愿的拥护和服从，更何况法律的作用也没有大到可以独立解决一切问题的份上，因为任何法律都离不开人的运作，正如王伯琦先生所说“韩非之论，始终任法，把人的因素，一笔勾销。„„倘说有了治法，不必要有治人，那是把白纸黑字的法的力量看的太大了”[16]。所以韩非子的法治思想过分夸大法律的作用，暴虐的重刑使世间天怒人怨，众而叛之，最终导致秦朝的灭亡。

其次，韩非子法治思想对道德价值缺乏足够的尊重，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相背离。韩非子法治思想过分重视法的客观强制性，但忽视了对道德价值的尊重，早在法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之前，就有儒家所崇尚的礼乐文明，它是对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继承，礼乐文明和道德教化是“天时”、“地利”以求人和的农耕文明发展的必然向度，因此，重视礼乐教化有其客观的必然性。礼乐文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是统治者所青睐和标榜的治国理念，已积淀为文化传统内部的深层底蕴。尽管三代文明传统和儒家的德治思想也有其不合理之处，但却相对于法家思想而言更符合文明传统和建立大一统社会，实现社会关系和发展的需要。法家思想对结束战乱、一统天下虽功不可没，但其政治主导的地位和作用却是特定的，是春秋战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出于整顿经济，富国强兵，使其在战争中处于主动地位和结束诸侯割据的政治选择，秦的统治便是一个历史的典型例证，秦凭借法家思想得以强盛，并最终统一天下，然秦的统治者并未意识到法家思想与传统农耕文明的抵触，相反“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为实现“唯法独尊”而“焚书坑儒”。这也正显示出了法家思想的局限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韩非子主张以法为主，抱法、行术、处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他的法治思想来源于对老子的道本论的吸收，荀子性恶论思想的继承，和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总结、发展，当然由于他所述的历史背景，使其法治思想具有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影响，所以我们要以辩证的态度，将珍重历史同创造未来相统一，批判的继承他的思想，吸取其积极的思想，不断反省消极思想，要重视民主、民生和以德治国，这对于今天完善民主法治建设、实现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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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丁辛百.名家讲解韩非子[M].吉林:长春出版社，2008，第569页

[15] 张亚娥.法家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及其评价[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第51页

[16] 姜腾兵.韩非法治思想的道德审视[J].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17] 伍永忠.韩非“法治”思想的哲学分析[J].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18] 关立新.韩非子思想研究[J].黑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9 [19] 孙 颖.韩非政治哲学思想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第三篇：浅谈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及意义

浅析韩非子的“法”

作者：马娟

时间：2012--06--05 论文关键词：法治 原因

内容

意义 现代法制建设

论文摘要：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他把法家的理论推向了高峰，其思想包括法、术、势三个部分。韩非子以主张“法治”著称。在韩非子看来，造就人为之势必须依靠法治，因为法律是统一人民思想行动的最好工具，“一民之轨，莫如法”.[1]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韩非子的“法”的思想。本文首先阐述了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形成原因和主要内容，继而论述其法治思想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形成原因。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哲学思想基础。

1.历史背景。

韩非子出生于韩国，韩国在当时战国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国家，韩非子作为韩国的公子，目睹韩国日趋衰弱，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希望韩王能够变法图强、壮大国力,但始终未被韩王采纳。这使他非

常悲愤和失望。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同时，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韩非子生活于战国末期，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标志着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己经有了很大发展，产生了新兴的地主阶级。新兴地主阶级为保证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不断地运用自己的实力和权利，改革传统的社会制度、社会观念、经济制度，使封建生产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政治上，周王室东迁以后，势力一落千丈，诸侯不再听从天子的命令，各诸候国为取得更多的土地和人民，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的兼并战争，大国兼并小国，大国之间争霸。“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己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礼制己不能治理天下，法治观念逐渐兴起，并被各诸侯国所实行。随着封建大一统局面的逐步形成，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最尖锐而集中的则是建立、巩固封建制同维护与复辟奴隶制的矛盾。在这种急需加强君主集权，巩固封建制度的社会客观历史条件的呼唤下，韩非的法治思想也就应运而生了。

2、哲学思想基础。

韩非的学术渊源主要在于道、儒、法，韩非子对它们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与吸收，并加以融会贯通，作为其法治思想的哲学基础。其中道家思想和商鞅变法对其影响较大。韩非的整体思想归本于黄老之学，韩非以老子思想为旨归即其理论基础以建立自己的学说体系，韩非认为道是万物之始，因此所以成万物的是道，成万物之理

者也是道，而法是顺于道而立的，所以法可以在客观上稽核万物之是非，人主执法以行，则所宜守之道备。此外，他有选择地接受并发展了前期法家思想，综合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理论，提出了一套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专制的统治术。[2]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1、法的定义

所谓法，是指在官府中明确颁布的成文法令，使刑罚和赏赐在人民的心中都有明确的标准，慎重地使用和遵守法律则能受到奖赏，而惩罚是对于那些扰乱法令的人的，这就是群臣必须遵循的。[3]

2、法治对象

韩非子主张“以法为本”来治国，法治的对象是广大臣民，除国君以外，不论贵贱，一律要受法的约束，“法不阿贵”。[4]

3、法治核心

韩非所崇尚的法治，即所谓“事最适者”，就是适合时代，符合事理、利于君主专制服务，其核心就是通过立法令、行法令，达到“尊公废私”，而所谓“公”，实际上就是帝王。法律为君主所设，其基本原则当然要体现君主利益而废止臣民的私利，实现“利出一孔”的一元化的国家体制.[5]因此，法律对于官员来说就具有绝对的指导意义，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臣民的一举一动必须绝对符合法律的要求。当然，韩非还认识到，真正的法律不只是最大可能地限制人民，3

让他们不敢说，不敢做，而且应该“禁其心”,从内心惧怕法律，不敢违法。

（四）法治方略。

“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托天下于尧之法，则贞士不失分，奸人不侥幸。”“立法，非所以背曾、史也，所以使庸主止”[6]法律分明了，那么贤能的人不能够掠夺无能的人，强者不能够侵犯弱者，人多的不能够侵犯人少的。把天下置于类似尧的严明的法治之中来管理，那么正派的人不会失去他应得的待遇，奸邪的人不能侥幸逃避应得惩罚。建立法制，并不是用来防备孝廉之士的，而是为了使平庸的君主能够禁止盗窃的贪鄙小人的。可以看出，韩非子强调法治分明，制法严明。

三、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历史意义。

1、积极意义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当时的大动荡的春秋战国时代，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利益，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反映了新型地主阶级变革现实的要求，为政治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符合当时社会发展潮流，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的稳定。

首先，在当时，新兴地主阶层登上政治舞台，他们大多出身卑微，不享有贵族特权，但随着他们经济地位的上升，他们要求在政治上与贵族阶级平起平坐，而韩非子的“法不阿贵”思想，正好符合了新兴地主阶级变革现实的要求，其法的平等思想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的封建国家—秦朝，就采用了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在文化方面，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使得民众生活安定，国家稳固而统一。法的思想对秦国中央集权的加强，国家的统一，统治的巩固和封建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的发展。2.消极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制约，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平等的法治精神的。一旦统治巩固，就必然会以新的特权代替旧的特权，以新的专制代替旧的专制。其次，韩非子所提倡的“法治”是地主阶级利益的剥削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与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的。其主张对人民实行严刑峻法的残酷镇压，这是由其剥削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其实质是为了维护君主至上的一家一人之私利的统治权。韩非子不仅强调最大限度的约束臣民，还要让他们从内心惧怕法律，以至于达到“谈法色变”的程度，这样就会使臣民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即使想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见解，也会因为法的严格而噤若寒蝉，这样就易导致统治者的暴政。秦二世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一人犯罪，株连亲族、乡里”，致使数万人成为囚徒，人民惶惶不可终日，终究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暴发，一举推翻了秦王朝的暴虐统治。所以，法治要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法治过度易导致暴政。

四、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法制建设。

（一）两者之间的传承

法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的文明程度，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规范化作用，这与我国当前建设的法治社会有相同的地方，对推动现代法治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二）两者之间的不同

（1）现代法治讲求的是法律至上，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和个人。而韩非子的法，是强调君权至上，它是除国君以外的法治，具有君主专制色彩。所以法家的君权至上与现代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

（2）现代法制建设强调权利平等，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的法律地位的平等。而韩非子的“法不阿贵”，从表面上是在强调权力平等，但它只是带有平等色彩，它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1]、[5]赵沛《韩非子》珍藏本 中国少年出本社

2004年版

第13 页

[2] 盛广智 《韩非子》译评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年版（国文珍品文库）前言

[3] 赵沛 《韩非子》 珍藏本 中国儿童少年出版社 2004年版 第335页

[4]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 《中国古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一章第七节

[6] 张觉 等撰 《韩非子》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26 6

第四篇：浅析韩非子

百家争鸣之韩非子

——浅析韩非子法治思想

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时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治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的哲学家、法家学家韩非；二指一本书，是韩非死后后人搜集其遗著，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的。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有人说他口吃。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

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说：“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信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韩非子对“父母官”的仁义施政很不乐观，他估计中间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可以信任，其它十分之九都是骗子、盗贼和无赖，所以，让这些人执政，不可能出现廉洁的政府，社会会乱套，百姓会遭殃。当然，那时候还没有现代意义的“人生而平等”的民权思想，孔子所谓爱民、亲民也不过是迎合最高统治者的御民需要，而不是主张，国家属于人民，即“民有”，何况，中国的老百姓向来是不关心政治的。韩非子的高明之处在于，提出了建立廉洁政府的行之有效的手段，是以“术”，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法律来约束官员，监督官员，而不是假定他们是圣人，便委任他们以治理国家的权利。

针对儒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思想和社会规范，韩非子提出鲜明的人权平等、法律至上的主张，他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能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所设想的法律，人不论贵贱、贤愚都要一概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试想靠一套机械性的法律体系来维系政府的廉洁和行政效率。难能可贵的是 他在自己的思想体系里又加入了道家的成分，“明君无为于上”，最高统治者有了法律这部机器，什么事情都不要去问了，这跟在英国试行成功的君主立宪政体是惊人的相似的。

事实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个人治的国家，百姓管理国家的权利被所谓“仁义”君子所操纵，当然他们也并没有意识到参与国家管理应该是自己的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可悲的是，这些代替人民行使权利的官员，据韩非子乐观的估计，有十分之一的是好官就不错了，于是，出现“圣人在，则大盗不止”的局面，当权者享有特权可以为所欲为，百姓便只有被欺压和忍耐的份，很少有最基本的民权思想。今天，提倡“以法之国”，然而前提是，人民享有最基本的人权平等和自由。当警车开道，大小车辆威风凛凛穿行在大街上，百姓被驱逐在道路之外的时候，还谈什么以法治国。就如林语堂先生所说：“中国今天所需要的并不是对政治家们进行道德教化（就像进行先进性教育之类的），而是给他们多准备一些监狱（现在好多是政党内的纪律处分，或者罢免）。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或荣誉，而是简单的法律处治，或者说是将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唯一能使官员们保持廉洁的办法是威胁说一旦劣迹被揭露就要处以死刑。韩非子最基本最伟大的主张是建立以法治国的廉洁政府，对官员最有效的约束监督方式就是法律，法律如绳，不仅对民，更对官。

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现实意义被秦始皇所欣赏，并为秦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所奉行的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今天也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其“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目前，我国正处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时期，原来单纯靠行政手段调节社会各个领域的方法已经不适用，需要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因此，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韩非子“以法为本”的主张得到现实的实践，成为当代的主流思想。韩非子还强调“以法为教”，也使我们更加懂得，除了制定法律以外，还必须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让广大民众知晓法律、运用法律、遵守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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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

第五篇：韩非子名言

韩非子名言

在平时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优秀的名言吧，熟记名言有助我们增加知识储备，打造语言亮点。名言的类型有很多，你都知道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韩非子名言，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1.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法一定要让人明了，而术一定不能被人觉察）

2.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臵身事外，才会看清真相；保持冷静，才能制定出行动原则）

3.虚静无事，以暗见疵。（保持虚静无为的状态，往往会从隐蔽的角度得知他人的行为漏洞）

4.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所以应该将亲近好厌恶等情绪一并抛弃，才能成功地使用权谋之术）

5.君无见其所欲。（君主不应该表露自己的喜好）

6.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君主隐藏自己的好恶，才会得见臣下的本来面目；抛去旧有的成见，不显露自己的智慧，才会让臣下各守其职）

7.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邀君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君主喜欢任用贤能之士，那么臣下就会自我粉饰迎合来君主）（说明∶还是让大家各司其职，别把希望寄托在个别的贤能之士身上，防止权利的偏移）

8.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群臣本来的面目显现出来，那么君主就不会收到蒙蔽了）

9.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不用智慧可以明察，不显贤能可以成就大业，不逞勇武依然强大）

10.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看见就好像没看见，听到好像没听到，知道好像不知道）

11.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如果是君主所厌恶的，那么群臣就会将其隐匿起来；如果是君主所喜好，那么群臣就会弄虚作假来迎合）

12.倒言反事以尝所疑。（故意正话反说或正事反做，来试探臣下）

13.制在己曰重，不离位曰静。重则能使轻，静则能使躁。（权柄在手就是所说的重，不离本位就是所说的静。持重者能够控御轻浮者，宁静者能够克制急躁莽撞）

14.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具体事务交由各级负责人去执行，而君主应保证中央权力的巩固。只要君主能在准确把握全局，那么四方的臣民就会效劳）--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

15.众人助之以力，近者结之以成，远者欲之以名，尊者载之以势。（众人会全力帮助他，身边的人乐于结交他，远方的人真心赞誉他，权高位重的人也会推崇他）

16.君人者释其刑徳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君主听凭臣下私自施予刑罚与恩德，这样一来就会反为臣下所控制）

17.使杀生之机，夺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生杀予夺之权落在臣下手中，如此一来君主就有失势的危机）

18.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过于宠溺臣下，法令就难以确立。缺乏威严就会被臣下欺凌）

19.爱臣太亲，必威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过于宠信臣下，必然会危及君主自身；臣下权势过重，必然有篡位之心）

20.人主无威而重在左右。（君主维修丧失转而要仰仗臣下了）

21.佯爱人，不得复憎也；佯憎人，不得复爱也。（假装憎恶，就无法对其再加以憎恶；假装憎恶，就无法再对其施以恩惠）

22.树橘柚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树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树。（种植橘柚，吃起来是甜的，闻起来是香的；而种植荆棘，长大了却会刺伤人。）（说明∶栽培人时应个格外谨慎）

23.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治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则临千仞之溪（xi1），材非长也，位高也。（有才干而没有权势，即使是贤人也无法控御不肖之徒。一尺长的木材树立在高山之上，就能俯瞰万丈深渊。这并非是木头长，而是它所处的地位高。）

24.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世间总有得不到的东西，也总有办不到的事）

25.存亡在虚实，不在于众寡。（一国的存亡要看权柄是否掌握在君主手里，而不应看国家武力的强弱）

26.一手独拍，虽疾无声。（一只手击掌，即使再用力也不会有声音）

27.故势不便，非所以逞能也。（所以，当形势不便时，是不应该逞强的）

28.荡而失水，蝼蚁得意焉。（鱼游到岸边搁浅的是时候，就会被蝼蚁吃掉）

29.火形严，故人鲜灼；水形懦，人多溺。（火的形态看起来是严酷的，所以很少有人被灼伤；水的'形态看起来是柔弱的，所以经常有人淹死）

30.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君主隐藏智慧，不露才能，臣下就无法猜测他的意图）

31.事有举之而有败，而贤其毋举之者。（事情有做了却不成功的，但这也胜过不去做的）

32.私行胜，则少公功。（营私舞弊之风盛行，臣下就不能尽职为君效力了）

33.诱道争远，非先则后也，而先后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调于马？（在路上赛马，不是领先就是落后，而此时还总是关注对手的话，又怎么能得心应手地驾驭自己的马呢？）

34.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不因过度思考使内心疲惫，不因个人私欲而令自身受害；依据法令和权谋来治理国家，通过赏罚来彰显是非。）

35.圣人之道，去智去巧。智巧不去，难以为常。（圣人处世，是不需要智虑与机巧的。因为不抛弃智虑机巧，就很难维持长久。）

36.巧为輗，拙为鸢。（做车輗是聪明的，做木鸢却是愚笨的）（说明∶考虑成本与实际功效）

37.且夫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因物以治物。（相对于复杂的世事来说，个人的智慧是很渺小的，个人的渺小智慧难以处理繁杂事务，所以应该利用工具来处理事务）（比如∶法律制度及司法人员的设臵等）

38.利莫长于简，福莫久于安。（最大的利益莫过于简朴，最大的福泽莫过于安稳）

39.因可势，求易道。（根据可以成功的形势，来寻求易于成功的方法）

40.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像和氏璧那样的美玉，不必用五色饰物来装饰）

41.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凡是德都是因为无为而聚集，因无欲而成就，因不思而安稳，因不用而牢固。

42.故视强，则目不明；听甚，则耳不聪；思虑过度，则智识乱。（用眼过度，则视力下降；用耳过度，就会听力下降；用脑过度，就会思虑混乱）

43.去甚去泰，身乃无害。（行为不过度，才不会危及己身）

44.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烹调小鱼却屡次翻动，那就会令其破碎不全；治理大国却屡次更改法令，那就会使百姓不看其苦）

45.时有满虚，事有利害，物有生死。（时机的盈虚是并存的，世事的利弊是兼有的，事务的生死是一体的）（说明∶君主不可因为这些不可避免的得失而怨怒）

46.恬淡有趋舍之义，平安知祸福之计。（恬静淡泊之后才能把握取舍的原则，平稳安闲之后才能察知祸福的端倪）（说明∶拒斥外界的诱惑）

47.不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见示，故有大功。（不被小事妨害自己的长处，所以能取得大名；不过早显示自己的才能，所以能成就大业）

48.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往而不美？（做贤德的事情却不以贤德自居，还有什么事是办不好的）

49.太山不立好恶，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小助，故能成其富。（泰山不以自己的好恶来选择土石，所以成就了它自身的高大；江海不分大小来容纳河流，所以成就了它的广博）

50.夫物者有所宜，才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世间万物都各有特性，不同的才能有不同的施展方向，令有才干者各得其所，所以君主就可以无为而治。）

51、道私者乱,道法者治不吹毛而求小疵。——《韩非子〃大体》

52、胜而不骄，败而不怨。——《商君书〃战法》

53、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快，苦则求乐，辱则求荣，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商君书

54、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韩非子〃喻老）

55、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韩非子〃难一）

56、欲速则不达。《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57、长袖善舞，多钱善贾。《韩非子〃五蠹》

58、巧诈不如拙诚,惟诚可得人心。《韩非子〃说林上》 59、华而不实，虚而无用。《韩非子〃难言》 《韩非子》

60、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情怀为利休。急缩手，且抽头，免使身心昼心愁；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远忧。”...司马迁写的<史记>意思是说天下人为了利益而蜂拥而至,为了利益各奔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