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教案

第一篇：韩非子教案

《韩非子—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

教

案

《韩非子——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教案

一、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通过教学，学生能够了解韩非子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其生平，识记并理解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以及其思想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2、能力目标：通过对韩非子政治思想的掌握，学生能够与现实生活中我国提出的“依法治国”思想紧密联系，在以后的日常生活中能够懂法、守法、用法。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能够明确“法”的重要性，树立法治思想。

二、教学重点：韩非子的政治思想

三、教学难点：韩非子的思想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的对比研究

四、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探究法等

五、教学过程

【新课导入】

幻灯片展示图片：《完善民主法制》。

目前，我国正处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时期，原来单纯靠行政手段调节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方法已经不适用，需要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因此，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加快了制法的步伐，也制订出了一大批既符

合中国国情又具有国际适用性的法律法规。而早在几千年前的战国末期，就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提出了“以法为本”的思想，他就是韩非子。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这位伟大思想家。【新课讲解】

（一）时代背景

经济上，春秋战国时期(约公元前770 年——公元前221 年)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青铜器的使用、铁器的普及，标志着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奴隶们除了耕作井田之外，还有条件开垦荒地，从而出现了大量的私田以及与私田相适应的，以实物地租形态表现的封建生产关系，新兴地主阶级产生。随着封建生产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公布成文法活动开始列入社会变革的日程。

政治上，西周时期周天子大一统的宗法统治开始动摇，分封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礼制已不能治理天下，法治观念逐渐兴起，并被各诸侯国所实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生平简介

韩非（约公元前281年—公元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与李斯同师荀子。

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对其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

代表人物。

（三）政治思想——法、术、势

韩非子对前期法家思想进行了吸收，他吸收了商鞅的法治理论、慎到的势治理论、申不害的术治理论，并对这些思想进行了融合，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法家思想，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包括法治、势治、术治这三部分，并且还强调这三部分之间的联系。

1.法——国家制订、百姓遵守之规范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立于宫府，而布之于百姓也”。韩非子认为法是由国家来编订，让官府来具体设施，并让老百姓周知和遵守的规范。他在其法治理论中最强调法的地位，“以法为本”(《韩非子·饰邪》)，“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

2.术——君主统治的手段和策略

韩非子概括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内容包括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员的手段，具体来讲，有“众端参观”、“必罚明威”、“信赏尽能”、“一听责下”、“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等（《韩非子·内储说上》）。

3.势——国君的地位和权力

韩非子发展了慎到的观点，认为“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韩非子·功名》）。并进一步指出“势者，胜众之资也”。“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韩非子·八经》）。他强调势对于法令的畅通

非常重要，国君要懂得依靠自己的权力推行法律，势和法结合，“抱法处势则治”。如果“释势委法”，“尧舜不能治三家”（《韩非子·难势》）。他把慎到的势发展为“自然之势”和“人之所得势”，丰富了势的内容。

拓展思考：法治、势治、术治之间的关系。

韩非子强调君主治国要法、势、术三种手段并用，这样才能维护好自己的统治地位。韩非子认为势是法和术的前提条件，君主只有拥有了势，成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才有资格谈到用术的问题。因为术只有君主才能拥有，是君主驾驭官员的手段。同时有了势也在有资格和条件制定一个国家的法律，并且有资格和条件去实施法律。法和术是保证君主势的两种必要手段。一方面，君主为了维持自己的势，必然要依法治国。君主在治国的时候，势与法结合，就会治理好国家，反之势与法相互分离，国家就会**。另一方面，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势，必然要用术，将势与术结合起来，治国就会轻松，而势与术分离，治国既劳累，国家也会出现混乱。总之，成功的君主在治国时必然兼用法、势、术。

（四）中外对比：韩非子VS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公元1465年～1527年)与韩非(公元前280年～前233年)都是世界政治思想史上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尽管他们生活的时代各异，地域不同，但他们都生活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马基雅维利生活在意大利封建割据、四分五裂、内忧外患、朝代

更迭的时代。当时的意大利半岛上，有那不勒斯王国、米兰侯国、威尼斯、佛罗伦萨共和国和罗马教皇国，它们经常受法国和西班牙等国的侵扰。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场和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因此，实现国家统一，发展资本主义是当时意大利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正是这一时代要求的反映。

韩非子生活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割剧，诸侯混战，相互吞并，这种斗争关系到每个国家的生死存亡。而当时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在许多诸侯国出现，客观上要求结束奴隶主贵族统治，实现国家统一并发展封建主义，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也正是这一时代要求的反映。同样是大变革的时代，同样是伟大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和韩非子都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探讨了时代的切身问题，提出了系统完整的政治理论，各自成为当时世界上伟大的政治设计师。韩非子死在秦国，他的思想也留在了秦国，在很大程度上被付诸实践，并最终导致秦统一中国。而马基雅维利一方面使政治与道德分离，证明政治的本质是权力；另一方面他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他的这一理论有着持久的生命力。

韩非子与马基雅维利两人，一个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一个生活在四百多年前的意大利，但他们的政治思想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持“性恶说”；都鼓吹专制政体；都认为国家利益上或君主利益至上；都主张政治高于道德等等。因而，他们都无愧于自己的时代，都成为自己时代的伟大的思想家，都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适应了由诸侯割据向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过渡的历史需要，是以加强君主独裁和维护君主利益而开展的，因而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必须看到这种理论的严重局限性：他的理论是以“强力”为前提，以君权至上为内容，以地主阶级的“功利”为目标，以“惟暴力论”为依据的，这种理论的片面性会反过来危及封建制度的巩固。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也正是韩非子，最先真实地揭开了君臣、君民之间关系的帷幕。不揭开这个帷幕，双方都缺乏自觉性；可一旦揭开，又使双方都处于恐怖之中。因为他的理论，秦最终统一了中国。也正是他的理论，秦朝很快便灭亡了。

马基雅维利也是强权政治的信徒，他那些歌颂强者，宣扬暴力的主张，都是围绕一个目的——为了实现意大利统一。后世的政治家几乎一致批评他的《君主论》，但却几乎一致地实行他所阐述的理论。马基雅维利对政治学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使政治与道德分离，强调政治的本质是权力。他是最早意识到了近代专制君权新特征的人，也是“国家利益”这一现代国家学说重要概念的理论源头。国家利益先于道义考量的主张，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在国际关系方面，“国家利益”至今仍然是理解外交政策的一条重要原则。

（五）人物影响 1.历史意义

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提出了一整套君主专制的理论，这套严密的理论为秦王嬴政所吸收，使之成为秦统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制约了秦国及秦王朝的命运。

“法”“术”“势”三者结合的思想奠定了封建王朝统治术一个方面的基础。后世帝王明用儒，暗用法，软硬兼施，杂王霸之道而用。

2.现实意义

（1）我国正处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时期，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韩非子“以法为本”的主张得到现实的实践，成为当代的主流思想。

（2）韩非子的“术”是指君王统治的手段和策略。在今天看来，可以变为管理者的管理方法。如对工作有成绩的给予褒奖，对工作不称职的给予责罚。

（3）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精神核心是讲公平、平等。他提出了“法不阿贵”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人们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

思考探究：法家思想中的“法”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一样吗？有什么区别？

点拨：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是有根本的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而现在所提到的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个人意志而改变。这点应该注意。对于法家思想我们应当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我们小组的特色：

1、以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成果为借鉴，来思考当今我国的实际问题，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2、在学习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同时，采用中外对比的方法来学习，利于拓展知识和便于记忆；

3、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提出问题，有助于学生集中精力学习；

4、在学习知识的同时，通过介绍思想家的时代背景、生平，有助于学生理解思想家的思想成果，而且讲课逻辑清晰；

第二篇：浅析韩非子

百家争鸣之韩非子

——浅析韩非子法治思想

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时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治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的哲学家、法家学家韩非；二指一本书，是韩非死后后人搜集其遗著，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的。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有人说他口吃。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

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说：“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信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韩非子对“父母官”的仁义施政很不乐观，他估计中间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可以信任，其它十分之九都是骗子、盗贼和无赖，所以，让这些人执政，不可能出现廉洁的政府，社会会乱套，百姓会遭殃。当然，那时候还没有现代意义的“人生而平等”的民权思想，孔子所谓爱民、亲民也不过是迎合最高统治者的御民需要，而不是主张，国家属于人民，即“民有”，何况，中国的老百姓向来是不关心政治的。韩非子的高明之处在于，提出了建立廉洁政府的行之有效的手段，是以“术”，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法律来约束官员，监督官员，而不是假定他们是圣人，便委任他们以治理国家的权利。

针对儒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思想和社会规范，韩非子提出鲜明的人权平等、法律至上的主张，他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能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所设想的法律，人不论贵贱、贤愚都要一概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试想靠一套机械性的法律体系来维系政府的廉洁和行政效率。难能可贵的是 他在自己的思想体系里又加入了道家的成分，“明君无为于上”，最高统治者有了法律这部机器，什么事情都不要去问了，这跟在英国试行成功的君主立宪政体是惊人的相似的。

事实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个人治的国家，百姓管理国家的权利被所谓“仁义”君子所操纵，当然他们也并没有意识到参与国家管理应该是自己的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可悲的是，这些代替人民行使权利的官员，据韩非子乐观的估计，有十分之一的是好官就不错了，于是，出现“圣人在，则大盗不止”的局面，当权者享有特权可以为所欲为，百姓便只有被欺压和忍耐的份，很少有最基本的民权思想。今天，提倡“以法之国”，然而前提是，人民享有最基本的人权平等和自由。当警车开道，大小车辆威风凛凛穿行在大街上，百姓被驱逐在道路之外的时候，还谈什么以法治国。就如林语堂先生所说：“中国今天所需要的并不是对政治家们进行道德教化（就像进行先进性教育之类的），而是给他们多准备一些监狱（现在好多是政党内的纪律处分，或者罢免）。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或荣誉，而是简单的法律处治，或者说是将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唯一能使官员们保持廉洁的办法是威胁说一旦劣迹被揭露就要处以死刑。韩非子最基本最伟大的主张是建立以法治国的廉洁政府，对官员最有效的约束监督方式就是法律，法律如绳，不仅对民，更对官。

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现实意义被秦始皇所欣赏，并为秦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所奉行的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今天也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其“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目前，我国正处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时期，原来单纯靠行政手段调节社会各个领域的方法已经不适用，需要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因此，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韩非子“以法为本”的主张得到现实的实践，成为当代的主流思想。韩非子还强调“以法为教”，也使我们更加懂得，除了制定法律以外，还必须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让广大民众知晓法律、运用法律、遵守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

诸子百家期末论文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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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

第三篇：《韩非子》读书笔记

《韩非子》有感

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长河中，先哲们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韩非子》即是其中一颗熠熠发光的宝石。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论家、哲学家、思想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及代表人物。《韩非子》是后人根据韩非的作品辑成，书中重点宣扬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作为一部“帝王之书”，《韩非子》中涉及到很多管理思想，即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思想亦不过时。其中，针对领导者(君主)的素质问题也有较为全面的论述。

(一)谨慎

谨慎是一种德行，也是一种生存技巧。君主的地位极为特殊，是君臣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他处在利害关系的中心位置，臣下都在打他的主意。“人主者，利害之轺毂也，射者众，故人主共矣。”要想不被蒙蔽、利用和操纵，必须时时事事谨慎。“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具体说来，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处理政务，都要小心：“是故明王不举不参之事，不食非常之食；远听而近视以审内外之失，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在作出赏罚决定时更要审慎，因为“上失扶寸，下得寻常”，要根据法律来确定赏罚，并把各种迹象放到一起比较查看，做到“无幸赏，无逾行，杀必当，罪不赦”。

谨慎，还体现在口风严实，不轻易表现自己的喜恶或者欲望。君主如果不把对人臣的看法藏在心里却泄露给亲信宠臣，那些想进言的大臣必须先迎合亲信宠臣才能让君主听到自己的进言，这样忠臣离君主就越来越远了。“然则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见，而忠直日疏。”所以，要“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为什么君主不要轻易表现出喜恶呢？“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也就是说，不管是表现出喜还是恶，要么节外生枝，要么下属心生怨恨。“故曰：去好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君主不仅要把喜恶藏在心中，更不要表现出欲望。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如果还没有了解好情况就先表现出意愿，就会被下级利用，再做这件事情不仅不会得利，反而会受害。“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要想见到臣下的本色，君主就要“无见其所欲”，“无见其意”。“见”即为“表现”，使其无法“自雕琢”，“自表异”。“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愚去智，臣乃自备。”这就是说，君主平时要保持一种虚静的态度，如果能达到“寂乎其无位而处，谬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的境界，就能做到以静制动，以无为促有为。

谨慎，更是体现在不走极端。人只有在平和的心态下才能理智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头脑发热，心情急躁，很容易做出追悔莫及的决定。因此，善于自我培养的人会随时调节自己的心态，完善自己的性格。西门豹性情急躁，所以佩戴柔软的皮革让自己舒缓一些；董安于心情缓和，所以佩戴绷紧的弓弦来让自己行动迅捷一些。“故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续短之谓明主。”高标准严要求，力求完美，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换个角度，过分要求完美有时也是一种走极端，也可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问题。韩非在《外储说左下》中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季孙喜欢养士，一生都很庄重。家居休闲时穿的衣服像上朝一样整齐。可他偶尔疏忽一次，衣着随意了一些，客人就以为他讨厌蔑视自己，结果私下交好怨恨季孙，找了个机会杀死了他。韩非提醒：“故君子去泰去甚”。也就是说做事避免过分，以免达到“过犹不及”的反向效果。

(二)守信

信用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对于领导者尤其如此，“言必行，行必果”才能让下级信服。韩非在全书开篇《初见秦》中就对秦王谏言：“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他认为：“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成。”在《韩

非子》一书中，为了说明要守信用，作者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吴起须故人而食”，“文侯会虞人而猎”等。君主表现自己的信用，就要像曾子杀猪一样。实际上，在《安危》篇中，韩非向君主提出的保证国家社稷安全的七大“安术”之一就是“有信而无诈”。

在管理中，信用主要体现在赏罚守信。御臣“七术”中的第三术就是“信赏尽能”。有功必赏，才能使奖赏切实起到激励作用，并对其他人的行为起到导向作用。有的领导喜欢许口头诺言，可是等部下真的做出成绩时，却又舍不得奖励了。比如说“推己衣衣之，推己食食之”的项羽，貌似仁慈，对手下关爱备至，而该论功行赏的时候，把官印拿在手中，棱角都磨平了也不愿意给有功之臣。难怪他缺乏夺得江山的气概。奖赏如果不能守信，不仅无法达到激励的目的，相反会使下级心生不满，消极怠工，甚至产生敌对行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地改变已经约定好的奖励方式。

(三)节欲

欲望是人之常情，但又常常是灾祸的根源。《扬权》篇中说：“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齿，说情而捐精。”酒肉虽然美味，却埋下疾病的隐患；明眸皓齿的美女，让人情欲欢悦却损耗精气。这里，韩非给我们提供了健康养生之道，但实际上更是在告诫我们，尤其是当权者，要节制自己的欲望，特别是对权力和钱财的欲望。《解老》篇中说：“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由是观之，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因此，“祸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利”。可见，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诚然，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欲望是他们奋斗的动力。但是，对于领导者来说，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就越需要给欲望套上笼辔，否则，脱缰的欲望借助已有的权势将很可能把当权者带向不归路。修养的过程就是克己的过程，克己的过程就是抑制私欲的过程。“是以圣人不引五色，不淫于声乐；明君贱玩好而去淫丽。”

(四)恬淡

要做到不受外物的引诱，控制欲望，就要学会保持恬淡的心境。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保持一颗平常心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却意义重大。因为“恬淡平安，莫不知祸福之所由”，“恬淡有趋舍之义，平安知祸福之计”。人只有在心情恬淡的时候才能理智地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避免头脑发热，做出错误决策。圣人能够专心固守他追求与取舍的准则，不受外物引诱，做到“不拔”；神志专一，精神不被扰动，做到“不脱”。作为领导，每天面对纷杂的事物，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尤其要有“不拔”、“不脱”坐得住的功底。此外，还需要明确目标，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大事上，不被小事牵扯精力。韩非用楚庄王执掌朝政为例子，说明养精蓄锐，厚积薄发的意义。楚庄王回应右司马的劝谏时说：“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因此，老子说：“大器晚成，大音希声。”

(五)自胜

自我是最难战胜的。“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韩非引用了老子的话说：“自胜之谓强。”他用楚庄王攻打越国，杜子进谏劝其停止进攻的例子说明领导者冷静地认识自己的重要性。“杜子曰：‘„„智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王之兵自败于秦、晋，丧地数百里，此兵之弱也；庄蹊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乱也。王之弱乱，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楚庄王”比比皆是，别人的错误和弱点一目了然，自己的不足却视而不见。“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故曰：‘自见之谓明’。”领导者整日被下属的阿谀奉承所包围，更容易迷失自己，丧失方向。所以，加强自身修养，及时而充分地认识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提高自我认识水平，做到“自胜”，是管理者“胜人”的前提条件。

(六)去私

要做到“恬淡”和“自胜”，必须要“去私”。在日常工作中，领导者要去除私心、摒弃私行，奉公执法，才能国治民安。《有度》篇中说：“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在用人方面，考察下级、进行提拔所依据的标准，绝不能依靠所传言的美誉或者朋党的举荐，“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这会助长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所依据的，只能是法度，换句话说，是规章制度。要看被考察对象的工作实绩是否能达到所要提拔职位的标准，而领导者的个人情感不应该影响干部的任职，要做到公正公平。“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故主雠法则可也”。真正的人才不被淹没，庸才不会被误举，君臣之间关系明朗而单纯，一切用事实和制度说话，这才是“有度”的明主给组织带来的理想状态。

第四篇：读韩非子有感

国之利器，是把“双刃剑”

——读《韩非子》有感

诸子百家之中，韩非子所代表的法家是一个讳莫如深的所在。人们往往不愿意承认自己在研习《韩非子》，也不愿意说他的好话。在一般人的意识里，思想禁锢、苛虐暴政、勾心斗角更是与之脱离不了干系。易中天形容法家是“刀”，是操权弄术的利器。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法家思想是一把“双刃剑”，他构建了中国大一统封建帝国的政治理论基础和治理模式，同时也余毒流传、谤满天下。“阳儒阴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想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有深彻了解，深入地读一下《韩非子》，十分必要。

韩非是大儒荀子的学生，照理说应该是儒家。韩非极其推崇老子的学说，以《解老》、《喻老》开训诂学先河，似乎更像是道家。但是韩非已经无暇顾及自己的学术地位，因为他面对的是战国末期的“大争之世”。《韩非子〃五蠹》云：“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面对在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弱肉强食的乱世，韩非知道，温柔敦厚的道德说教，虚无缥缈的超世离俗，以及墨家的仗剑行侠，都是徒劳的。要拯救乱世，最为有用的办法是把自己的国家做大做强，然后去征服，去统一，去致霸王之业。在融合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前辈思想的基础上，韩非融会贯通，为帝王献上了富国强兵、称霸天下的“三字真言”。

法。即实施严刑峻法，以祛坏禁乱，整饬国家秩序。春秋和战国前期，各诸侯国内部管理相对比较松散，民强国弱、各自为政、私斗成风。面对频繁的战争，国家无法把人力、物力、财力凝聚在一起应对挑战。因此，只有用一套严苛有效的法律“布之于百姓”，以达到“去私行，行公法”，统一号令；厉行耕战，积累财富；信赏必罚，激励士气；不避亲贵，创造公平的目的，调动民众

生产和战争的最大积极性，把松散的国家凝聚成一个随时准备战争的铁拳。

术。术以禁奸。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除了战争，臣下作乱也成了亡国的一大原因。三家分晋、田氏篡齐等故事屡见不鲜，“无术以知奸，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如何驾驭权臣，防止内乱，也成为韩氏研究的重点。循名责实、众端参观、挟知而问、倒言反事等权谋被赤裸裸地描述与于中，洋洋大观。

势。权威只能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地位和权力。具有统一权威的君主的存在是国家治理的前提。韩非子摒弃将能力和品德作为权威来源的传统，鼓励君主大大方方、光明正大地掌握权利，凝聚权利、使用权利，而不要交出权力、分散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对不断开辟的广袤国土实现最有力的控制。

《韩子》如药。乱世之中，无数英雄豪杰操申韩之术，平暴安民，攘奸除凶，驱逐鞑虏，为华夏立奇功不可胜数。然《韩子》乃药石中烈者，沉疴痼疾，非此不救，用之失当，立可杀人。遍览《韩非子》，遵君抑民之意可谓登峰造极。所有人都只有为君主效劳的唯一使命，一切人格和个性都必须熔铸到君欲之中，一切人都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韩非说：上下一日百战。这种斗争哲学一经提倡，阴险残酷的政治斗争就会愈演愈烈，极大增加了社会成本，给中国社会造成了莫大伤害。

因其固有缺陷，两千年来，《韩非子》饱受诟病。近代以来，国势羸弱，民族危亡，法家思想作为“药”的作用又日益受到重视。常燕生认为，法家思想的复兴是“中国起死回生之道”。韩非子的法治主义、国家主义、实力论等得到日益正面的肯定。新法家学派也应运而生。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新战国时代”，如何从《韩非子》中吸取营养，过滤毒素，为中国开出一副纵横五洲、争雄列强的新“处方”，还看我辈。

第五篇：读《韩非子》有感

读《韩非子》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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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其人，战国著名思想家，法家学派集大成者。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提倡用严刑峻法来统治国家，用详实的法律来规范百姓的生活，但法律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韩非曾说过，严刑峻法是看上去很危险的东西，就像熊熊燃烧的大火，走近的人就会被烧伤，它是如此的危险，以至于没有人敢接近它，所以没有人会被它烧伤。由此可见，法家只是想通过法律来告诉人们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做了该做的事有利，做了不该做的事有害，从而使人民养成守法的习惯，人们在做事之前潜意识中会判断这件事是否合法，这样天下就没有几个人会去犯法，从而天下大治。

他生活的战国末年七雄争霸，韩国国力弱小，饱受强国欺凌，但韩王仍不思进取，任用奸邪小人，使国家更加衰败，身为王室宗亲的韩非子在自己的国家里郁郁不得志，满腹经纶却无可用之处，反观天下，唯有秦国朝气蓬勃，大有一统天下的趋势，秦王嬴政励精图治，秦国国力蒸蒸日上，丞相李斯也是法家成员，如果自己也去秦国应该可以一展抱负，于是，他来到了秦国。就自然山川而言，地理书上说：离河流之源的水系越远越清澈。因为水流千里，许多泥沙都沉积到河床里，留下的水便清澈起来，自然河流是这样，但人类文化现象却不然。一种文化现象的诞生，最初总是很单纯、明澈，但随着历史岁月的沧桑巨变，到后来，再单纯的现象也会复杂模糊起来闲读先秦史书《韩非子》，对“滥竽充数”一事，总有疑惑，思来想去觉得有点感触便信笔写下，权当一家之言吧。

齐宣王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尤其喜爱管弦乐，象笙、竽、角、筝、琴等。据史载，每逢听起这些器乐曲，他几达废寝忘食之境。宣王喜爱音乐与别人不同，他专爱听规模比较大的集体乐，觉得这样才有阵势、才美、才符合自己的身份。属下们倘若安排了一人演奏、他常常“逐之户外而鞭之”。因之，臣子们常常为他组织庞大的乐队为之助兴。一次大臣们给他们安排了一个足足三百人的乐队。演奏时，那阵势、那声音、那旋律，“震五岳之灵，摇九州之气”，“王闻之，乐而忘归，进食于坛前”。由此可知，齐宣王之喜爱音乐达到何等痴迷程度。就在这个大乐队中，有这样一个人，其姿势，其情态，其仪容，引得宣王目不流彩，调息静坐。他吹竽，微微的嘴唇如两片柳叶随风抖动；长长的手指如五月的水葱，嫩白美丽；双眸似合非合，仿佛进入一种沉迷的仙境。仔细观赏，他象吹，又不象吹；不象吹，又却实实在在是在吹。他的一举一动，一音一调，一招一式，都招来宣王的连连喝彩。在十几年的宫廷音乐生涯中，宣王爱之甚深，常常招之门下，与其谈论竽之技巧，并授之以“乐师”之美称。然而，时隔不久，这位酷爱音乐的国王死了，这位“乐师”的艺术环境竟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故。有谁知，就是这样一种变故，给他的艺术人生蒙上了许多不白之冤。

面对人生的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对这位“乐师”来说，也许他深谙这样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人的生存，不管你怎样伟大，都不可能在任何一种环境中，任何一种条件下完全体现自身的价值。只有正确地估价现实，估价自我，方可找到理想的生存归宿，这是一个人发展的基本准则。也许正是因为认识并掌握了这一人生要则，才使这位“乐师”在日后的人生之路上，很明智地为自己找到了一条退身进取之路。

齐宣王死后，齐泯王成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在对音乐的兴趣上，父子俩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对“竽”乐酷爱至极，其不同之处在于，父子俩一个爱好合奏，另一个喜欢独奏。尽管所需的“乐师”人数也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但人们都清楚，这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前所未有的宫廷音乐生活的改革。从泯王的“改革”看，这固然是帝王的一种情绪使然，但从目的性上说，无非有两条：其一是，或许是他试图想通过“独奏”来检验每个“乐师”的音乐技能，进而为以后欣赏音乐寻找上乘演奏家；其二是，或许他想以此为手段，为那些不再对当宫廷乐师感兴趣者，提供一个选择“好单位”的机会。不管泯王抱着一种怎样的目的，事实已经清楚地告诉每位“乐师”，从此宫廷音乐生活就要改革了，“乐师”们哪个有门路，赶紧找

一找，否则，休怪我把你们赶到没钱没势的单位去。面对这种现实，我想当时的音乐家们肯定都在思索着自己的前途。因为这不单纯是一次简单的“工作调动”，更重要的是一次心灵的征战。征战有喜也有忧，所谓喜，是说有的人通过关系，张三李四找一找，从此就可能走上一条腾达之路；所谓忧，是说那些只会吹竽，没有门路的人，这下可能连一般单位也难以找到。正是在这喜与忧的改革氛围中，那位倍受宣王宠爱的“乐师”南郭毅然绝然地退出了泯王的大乐队，走出宫廷，当了文化“个体户”，去寻求自身的艺术归宿（以往人们都说这位“乐师”是假的，他是混到宣王乐队里去的。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要知道，在封建等级制相当森严的齐宣王时代，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要混入国王跟前，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如果从泯王的改革目的性看，我认为，这位“乐师”的举动是伟大而明智的。他深知自己的爱好、情趣和动机值此都不一定再象以前那样与统治者的口味相吻合了，留下来一定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相反，还可能各方面都要受到限制，于是他选择了“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位“乐师”确实为泯王的音乐生活改革率先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明智之处在于：他能够正确估计驾驭自己，具有一种豁达、实在、磊落的高贵品格；他能够在关键的时刻辨清是非，把握大局；能够找准自己的位置。我认为，他的这种作法是对泯王实施改革措施的最大支持。试想，这位“乐师”倘若在泯王改革时硬着头皮不走，或搬出宣王对他的宠爱，或采取贿赂等别的手段来争得泯王的爱心，或许也不失为一种保全自己的良方，况且以前的基础还不错，但他并没有这样。在求实与弄虚、理解与怨愤的生活焦点上，他坚定地选择了前者，这不能不说是这位“乐师”的可贵之处。

然而，千百年来，不知为什么，人们却将这一事件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阴云，进而用它来不断地讽刺、鞭笞那些没有真才实学、浑水摸鱼、装腔作势的无知之徒，并劝谕人们无论办什么事情都应实事求是，万不能象这位“乐师”那样不会装会，投其所好。并说，这就是出自《韩非子》一书中“滥竽充数”一词的本身含义。其实，《韩非子》在记载这件事时，并未绝对地用“滥竽”来指责南郭先生为“充数”，而是从艺术的角度来向人们讲述一个故事。通过这个故事，作者究竟要表达什么问题，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后人的添油加醋，其真实意图显得很模糊。后人在成语词典上标明的所谓“滥竽充数”，只不过是一些人的鹦鹉学舌罢了。因为《韩非子》描述的是一个故事，而故事毕竟有别于历史。故事做为艺术范畴，它是一种动态的表现，年代愈久远其可信度愈低，直至失去本来面目。而历史，则是一种真实，尽管它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但它属于一种实体文化，与艺术文化截然不同。假如我们把《韩非子》看成是一种历史事实，那么这位南郭乐师，无论如何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赞赏，因为他毕竟不明不白地离开了泯王的乐队，说他是“滥竽”是应当的。但《韩非子》并不是历史，它是故事，是一种艺术表现。既然是一种艺术表现，那么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有谁知它溶进了多少主观的恩恩怨怨呢！近读这部典籍，细细品来，我觉得它所记载的一系列人物、事件，都融铸着作者及后人整理此书时浓重的个人情感。本书将历史的点点滴滴都揉进每个故事中，其目的并不是在向人们宣讲历史，而是向后人阐述一种思想观念，借助于这种思想观念达到丰富历史、深化历史的目的。作者在这里塑造的南郭乐师，做为一种艺术形象，有其特定时代的内涵，我们不能单纯地象读成语那样去理解其价值。

大凡读过《韩非子》的人都清楚，作者在描述这个故事时，重在写变革时期南郭乐师的行为变化，先写他的随和，继写他的出离，由随和到出离是经过了一次较大的变革。作者写到出离，其实并未再写什么。为什么没再写？我觉得作者对南郭乐师有肯定的一面、赞赏的一面。所谓肯定和赞赏，是指这个南郭乐师在泯王的宫廷音乐生活改革时，他真的响应国王的号召走了，他很明智，也很豁达。泯王刚改革他就离开了这里，没有再借助别的力量为自己寻找留下的机会，而是去寻找别的一种出路，这表明这位南郭乐师的光明与坦荡。做为一名曾经辉煌过的“乐师”，作者对他的行为倾注着复杂的思想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