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法治思想

第一篇：韩非子法治思想

韩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历史影响刍议

杨璞玉

滕海滨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宁夏银川

750021）

摘 要：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韩非子法治吸收了老子的道本论，继承了荀子性恶论思想，总结和发展了先秦法家思想，其法治思想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着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的历史影响，本文从韩非法治思想的内容、来源入手分析其历史影响，以期为今天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方法。

关键词：韩非子 法治 理论来源 历史影响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朝以来，虽然儒家思想开始占据社会政治的主导地位，但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却呈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儒法合流趋势，因此，法家思想并没有退出社会政治舞台，而是依托着儒家，通过儒法互补，在历史的长河中体现着其应有的思想理论价值，于今乃于历史发展的未来，都有着可资借鉴的启悟方面。当然，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也有其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要具有珍重历史同创造未来相统一的品质，让有进步意义的优秀思想传承下去，以成为我们社会不断探求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和方法。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理论来源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身处战国末期，诸国争雄，战乱不断的时代背景下，所以其思想的落脚点就是要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以法治国，这也是韩非子思想的[1]核心内容，他认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突出表现了法治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要性。其法治思想基本内容就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抱法”：法令乃衡量民众行为的客观尺度，它必须公开、详实、稳定，尤其强调要公开。韩非子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要使“境内卑贱莫不闻知”，制定法令必须要“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2]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并且法令要“法莫如一而固”。即法令必须要简省明确、内容详实、言以服人、稳定如一，这样民众守法就不会有争辩，儒生就不会钻空子，君主就可以用法令治理国家。

第二，“行术”：实行“刑赏二柄”，遵循“法不阿贵”的原则。韩非子说：“无威严之势，[3]赏罚之法，虽舜不能以为治”。他认为没有权势和赏罚规则，即使是圣人也无从治理国家，[4]并且赏罚要遵循“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君主利用好赏罚工具，就能使臣民忠实于他，这样就可以达到“制”民、“御”民的目的。在推行刑赏二柄时，不能有等级差别，即要“法不阿贵”。《韩非子·有度篇》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诚有功

[5]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在韩非子看来，惩罚不能偏袒权贵，行赏不能遗漏百姓，君臣百姓之间要不避亲疏，不分贵贱，一断于法。收稿日期：2010-12-29 作者简介：杨璞玉（1989-），女，汉族，宁夏吴忠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外国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东方哲学；滕海滨（1969-），男，汉族，山东烟台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的相关研究。第三，“处势”：强调“重刑”是韩非子“造势”的最重要方法。他认为君主应该推行“明

[6]赏严刑”的赏罚方法，因为“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对这些“喜乱”之民，就无须讲仁慈和恻隐，也不该指望他们能自觉向善，因此，君主就必须用重刑让他们慑服于刑法、忠实于君主，也就是韩非所说“刑重者民不敢犯”，这样的重刑罚虽然残忍但却是治理国家的长利之道，它能够维护和巩固好王权，始终保持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

上述三者抱法、行术、处势联系非常紧密，韩非子认为“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

[7]于下”，君主“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没有权术，虽有权势和法令则无法知道有奸臣；没有权势，法、术就无法实行；最重要的是没有法令，便会无规则以行事。因此韩非子认为这三者之中，法最为重要，术、势则是以法治国的方法，所以他强烈宣扬用以法为主，抱法、行术、处势有机结合的法治思想来治理国家。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理论来源

韩非子法治思想产生于战国末期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家思想为他的法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活水源头。他的思想是虽出入各家，但又不同于各家，韩非子在对诸子思想继承的基础上又对他们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改造和发展，形成了其系统的法治理论体系，这主要体现在其对本体论、人性论以及前期法家思想三个方面的继承和发展。

1、韩非子“以道为常，以法为本”的法治思想的本体论基础——对老子道本论的扬弃 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就必有其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否则就是空中楼阁。韩非子博大精深的法治思想体系也有其坚实的哲学本体论根基，即韩非子所谓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这是对老子道本论思想的继承。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他一方面认为道是万事万物产生的本源及存在、发展的本质和依据；另一方面主张“道法自然”，将道和以道为依据的万物的特征和存在状态归结为“原本如此”之“自然”。韩非子继承了老子的道本体论，他

[8]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物之所稽也。”并且他认为道与法的关系就是“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即道为法的理论支撑和本体依据，法的存在皆合道性，乃出于自然，道的统一赋予法以形而上学的保证，使法获得了神圣的意义。

与此同时，韩非子发展和改造了老子的道本论，他引入了“理”的范畴，并由此引出了道君同体的思想，这就为他的以法治国的政治思想找到了哲学依据。他认为万物都有其“道”的特殊性表现，即“理”。他说：“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黑白之谓理”、“万物各

[9]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道理相应”，“理”和“道”的关系就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道通过具体实在的“理”表现出来，如此，则韩非子的“道”便消解了老子的“道”的玄之又玄，这正是韩非子对老子的玄虚的“道”的一种扬弃。然而韩非子“以道为常，以法为本”的本体论最终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他提出道君同体的思想，宣称“道”只能为君主所掌握，英明的君主只要掌握了“道”，就能够知道万物的根源和成败的缘由，他赋予君主以道的高度，认为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就如同道与理的关系，所以君主要无为，而使臣民无不为，君主只需掌握法、术、势，从而达到统治臣民的目的，这其实就是“缘道理以从事”。韩非子的法本体论最大程度的为其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法治思想提供了哲学依据。

2、韩非子“好利恶害”的法治思想的逻辑起点——对荀子性恶论的继承与超越

韩非子师出荀子，深受荀子“性恶论”思想的影响，他们身处征战不断的战国末期，如何能富国强兵成为了他们各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主张人天性好利恶害，但却走向了不同的思想学派，因此，可以说师徒两人是同出一辙并又是殊途同归的。这就表现在了韩非子对其师“性恶论”思想的继承与超越两方面：

首先，韩非子继承了荀子人性本恶的思想。荀子认为“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人“生而有好利、生而有疾恶、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10]，荀子将人性之恶归其“本始材朴”的本能欲望。关于人性，韩非继承了荀子“人之性恶”的基本思路，提出“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属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11]不免于欲利之心。”，韩非认为人都有求生存的本能，这种本能决定了人趋利避害的本性。所以韩非子思想的出发点与荀子是同出一辙的。

其次，韩非子人性论思想更有价值的则是对荀子思想的超越。荀子虽承认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但他仅仅看到由此导致的争夺生，辞让亡，残贼生、忠信亡等负面影响，没有看到人趋向欲利所暗含的正面作用。他强调要通过“化性起伪”使得“人人皆成尧舜”，即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学习使人性向善。而韩非子则深化了对人性之恶的认识：一方面他拓展了荀子对人性的价值评价，认为人的自利除了有其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还有其不可小视的正面作

[12]用。他说:“人臣挟大利以从事”，即人的自利可以通过君主的“刑赏二柄”促进人积极主动的自为，让臣民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最大程度的获得他们所求，从而达到国家的有序治理；另一方面荀子的“性恶论”始终是维护儒家道德礼仪的，他有着和孔孟相同的价值倾向：对仁义的敬仰、追求和肯定。所以韩非子批判荀子的“礼治”，他认为荀子思想脱离了实际，“礼治”不是治愈社会混乱的良药，人的恶的本性不会因为礼仪教化而转向善，只凭借人自觉的道德约束来维系社会生活、结束战乱是靠不住的，因此韩非子强烈主张不务德而务法，法出于道之自然，而礼乐教化纯系人为，并坚信惟有强力的法治才能够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3、韩非子抱法、行术、处势不可一无的法治思想体系——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总结和发展

韩非子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必然离不开对先秦法家思想的继承和总结，他深刻分析了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抱法”、申不害“行术”和慎到“处势”的法治思想，认为他们的思想“皆未尽善也”。商鞅主张抱法，认为君主要“秉权而立，垂法而治”[13]，才能国富兵强，韩非子认为抱法却不行术，君主则“主无术以知奸”，帝王集权就会旁落；申不害强调行术，认为君主必须用术隐藏个人好恶，以免臣民偷窥到君主想法，才能统治住臣民，韩非子认为“徒术而无法”，则不能给群臣百姓提供客观的行为准则，就会造成[14]“臣无法则乱于下”；慎到主张“处势”，他认为“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所以君主必须以势服众，韩非子批判其只“重势”而无“法术”，如果君主之势不结合行之有效的实践准则和方法，那么君主的权威则得不到巩固和维护。

韩非子分析这三者思想虽未尽善，但其却相互补充，联系紧密：“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君主“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所以他总结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思想，主张坚持以法为主，同时又必须兼顾行术和处势，这样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为最终目的的以法为主，抱法、行术、处势有机统一的法治思想体系。

总之，韩非批判总结了先秦法家思想，形成了法家思想内部的优势互补，不仅如此，韩非从更高的理论层面上，为法家思想建构了本体依据和心性依据，形成了一套道法统一、道理相应、法与性恶相互对待的完整的法治思想体系。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历史影响

韩非子法治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对其所处的时代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影响包括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进步性

从政治功绩方面讲，韩非子提出的法治思想内容强调抱法、行术、处势，其所抱之法要“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其法有着之前法令所不具有的完整性和强制性，这为秦朝的法治化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成文依据，也为以后的各个朝代的法律制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成文借鉴；行术之术指出要秉持“刑赏二柄”、“法不阿贵”的品质，要求“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韩非子所指法律必须是人人平等的包括王权贵族，使得民众在心理上的心悦诚服的去服从法令，这在当时封建宗法等级森严的背景下具有着革新的精神和魄力；处势之势虽有重刑，但却力图极大程度的集中权力于君主、巩固君主专制、保护中央集权，实现了秦国的富国强兵的目的，这对其所服务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目的来说，有很强的务实性和功效性。总体上说，在战国整体上战乱不断的历史背景下，韩非子法治思想对结束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可以说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为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方案做出了贡献。

从思想文化方面讲，韩非子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有机结合“法”、“术”、“势”，将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不断完善，使法家思想系统化，尽显法于平治天下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使源远的法家思想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得以流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在秦王朝灭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虽然没有成为后世中独立存在的主流思想，依然以“儒法合流”的方式得以延续，中国历代王朝表面上秉持的是以儒之礼乐德教治理国家的理念，但内涵却建立在法治基础上，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两千年以上。法家的治国思想与儒家的思想融合，形成了德礼刑政并举互补模式，成为中国数千年封建统治最基本的政治[15]模式。在思想观念上，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诸家思想的较量中，弥补了儒、道等观念主义的思想所存在的缺陷，相比于诸子百家，他的思想更符合现实要求。

虽然韩非子法治思想有其进步性，但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受其历史局限性影响，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韩非子过分强调重刑，夸大法律的作用，忽视了人的权力和尊严。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主张君主应利用重刑造势，用严刑峻法来控制和制约人自利自为的本性，达到“去刑”的目的，所谓“刑重者民不敢犯”，这样君主才有足够的权势统治好国家。“民智无用”是思想在韩非法治思想中贯穿始终，人民只是君主统治国家的工具，这便为重刑提供了存在的依据，而重刑主义本身严重的践踏了人的人格尊严，它是不得人心的，加之法律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被人服从的，因为人是有主动行为的，极端的重刑使法律失去了公平公正，这样的法律就不会被人民心甘情愿的拥护和服从，更何况法律的作用也没有大到可以独立解决一切问题的份上，因为任何法律都离不开人的运作，正如王伯琦先生所说“韩非之论，始终任法，把人的因素，一笔勾销。„„倘说有了治法，不必要有治人，那是把白纸黑字的法的力量看的太大了”[16]。所以韩非子的法治思想过分夸大法律的作用，暴虐的重刑使世间天怒人怨，众而叛之，最终导致秦朝的灭亡。

其次，韩非子法治思想对道德价值缺乏足够的尊重，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相背离。韩非子法治思想过分重视法的客观强制性，但忽视了对道德价值的尊重，早在法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之前，就有儒家所崇尚的礼乐文明，它是对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继承，礼乐文明和道德教化是“天时”、“地利”以求人和的农耕文明发展的必然向度，因此，重视礼乐教化有其客观的必然性。礼乐文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是统治者所青睐和标榜的治国理念，已积淀为文化传统内部的深层底蕴。尽管三代文明传统和儒家的德治思想也有其不合理之处，但却相对于法家思想而言更符合文明传统和建立大一统社会，实现社会关系和发展的需要。法家思想对结束战乱、一统天下虽功不可没，但其政治主导的地位和作用却是特定的，是春秋战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出于整顿经济，富国强兵，使其在战争中处于主动地位和结束诸侯割据的政治选择，秦的统治便是一个历史的典型例证，秦凭借法家思想得以强盛，并最终统一天下，然秦的统治者并未意识到法家思想与传统农耕文明的抵触，相反“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为实现“唯法独尊”而“焚书坑儒”。这也正显示出了法家思想的局限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韩非子主张以法为主，抱法、行术、处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他的法治思想来源于对老子的道本论的吸收，荀子性恶论思想的继承，和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总结、发展，当然由于他所述的历史背景，使其法治思想具有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影响，所以我们要以辩证的态度，将珍重历史同创造未来相统一，批判的继承他的思想，吸取其积极的思想，不断反省消极思想，要重视民主、民生和以德治国，这对于今天完善民主法治建设、实现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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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丁辛百.名家讲解韩非子[M].吉林:长春出版社，2008，第569页

[15] 张亚娥.法家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及其评价[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第51页

[16] 姜腾兵.韩非法治思想的道德审视[J].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17] 伍永忠.韩非“法治”思想的哲学分析[J].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18] 关立新.韩非子思想研究[J].黑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9 [19] 孙 颖.韩非政治哲学思想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第二篇：浅谈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及意义

浅析韩非子的“法”

作者：马娟

时间：2012--06--05 论文关键词：法治 原因

内容

意义 现代法制建设

论文摘要：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他把法家的理论推向了高峰，其思想包括法、术、势三个部分。韩非子以主张“法治”著称。在韩非子看来，造就人为之势必须依靠法治，因为法律是统一人民思想行动的最好工具，“一民之轨，莫如法”.[1]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韩非子的“法”的思想。本文首先阐述了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形成原因和主要内容，继而论述其法治思想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形成原因。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哲学思想基础。

1.历史背景。

韩非子出生于韩国，韩国在当时战国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国家，韩非子作为韩国的公子，目睹韩国日趋衰弱，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希望韩王能够变法图强、壮大国力,但始终未被韩王采纳。这使他非

常悲愤和失望。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同时，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韩非子生活于战国末期，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标志着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己经有了很大发展，产生了新兴的地主阶级。新兴地主阶级为保证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不断地运用自己的实力和权利，改革传统的社会制度、社会观念、经济制度，使封建生产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政治上，周王室东迁以后，势力一落千丈，诸侯不再听从天子的命令，各诸候国为取得更多的土地和人民，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的兼并战争，大国兼并小国，大国之间争霸。“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己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礼制己不能治理天下，法治观念逐渐兴起，并被各诸侯国所实行。随着封建大一统局面的逐步形成，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最尖锐而集中的则是建立、巩固封建制同维护与复辟奴隶制的矛盾。在这种急需加强君主集权，巩固封建制度的社会客观历史条件的呼唤下，韩非的法治思想也就应运而生了。

2、哲学思想基础。

韩非的学术渊源主要在于道、儒、法，韩非子对它们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与吸收，并加以融会贯通，作为其法治思想的哲学基础。其中道家思想和商鞅变法对其影响较大。韩非的整体思想归本于黄老之学，韩非以老子思想为旨归即其理论基础以建立自己的学说体系，韩非认为道是万物之始，因此所以成万物的是道，成万物之理

者也是道，而法是顺于道而立的，所以法可以在客观上稽核万物之是非，人主执法以行，则所宜守之道备。此外，他有选择地接受并发展了前期法家思想，综合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理论，提出了一套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专制的统治术。[2]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1、法的定义

所谓法，是指在官府中明确颁布的成文法令，使刑罚和赏赐在人民的心中都有明确的标准，慎重地使用和遵守法律则能受到奖赏，而惩罚是对于那些扰乱法令的人的，这就是群臣必须遵循的。[3]

2、法治对象

韩非子主张“以法为本”来治国，法治的对象是广大臣民，除国君以外，不论贵贱，一律要受法的约束，“法不阿贵”。[4]

3、法治核心

韩非所崇尚的法治，即所谓“事最适者”，就是适合时代，符合事理、利于君主专制服务，其核心就是通过立法令、行法令，达到“尊公废私”，而所谓“公”，实际上就是帝王。法律为君主所设，其基本原则当然要体现君主利益而废止臣民的私利，实现“利出一孔”的一元化的国家体制.[5]因此，法律对于官员来说就具有绝对的指导意义，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臣民的一举一动必须绝对符合法律的要求。当然，韩非还认识到，真正的法律不只是最大可能地限制人民，3

让他们不敢说，不敢做，而且应该“禁其心”,从内心惧怕法律，不敢违法。

（四）法治方略。

“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托天下于尧之法，则贞士不失分，奸人不侥幸。”“立法，非所以背曾、史也，所以使庸主止”[6]法律分明了，那么贤能的人不能够掠夺无能的人，强者不能够侵犯弱者，人多的不能够侵犯人少的。把天下置于类似尧的严明的法治之中来管理，那么正派的人不会失去他应得的待遇，奸邪的人不能侥幸逃避应得惩罚。建立法制，并不是用来防备孝廉之士的，而是为了使平庸的君主能够禁止盗窃的贪鄙小人的。可以看出，韩非子强调法治分明，制法严明。

三、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历史意义。

1、积极意义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当时的大动荡的春秋战国时代，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利益，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反映了新型地主阶级变革现实的要求，为政治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符合当时社会发展潮流，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的稳定。

首先，在当时，新兴地主阶层登上政治舞台，他们大多出身卑微，不享有贵族特权，但随着他们经济地位的上升，他们要求在政治上与贵族阶级平起平坐，而韩非子的“法不阿贵”思想，正好符合了新兴地主阶级变革现实的要求，其法的平等思想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的封建国家—秦朝，就采用了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在文化方面，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使得民众生活安定，国家稳固而统一。法的思想对秦国中央集权的加强，国家的统一，统治的巩固和封建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的发展。2.消极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制约，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平等的法治精神的。一旦统治巩固，就必然会以新的特权代替旧的特权，以新的专制代替旧的专制。其次，韩非子所提倡的“法治”是地主阶级利益的剥削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与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的。其主张对人民实行严刑峻法的残酷镇压，这是由其剥削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其实质是为了维护君主至上的一家一人之私利的统治权。韩非子不仅强调最大限度的约束臣民，还要让他们从内心惧怕法律，以至于达到“谈法色变”的程度，这样就会使臣民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即使想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见解，也会因为法的严格而噤若寒蝉，这样就易导致统治者的暴政。秦二世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一人犯罪，株连亲族、乡里”，致使数万人成为囚徒，人民惶惶不可终日，终究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暴发，一举推翻了秦王朝的暴虐统治。所以，法治要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法治过度易导致暴政。

四、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法制建设。

（一）两者之间的传承

法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的文明程度，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规范化作用，这与我国当前建设的法治社会有相同的地方，对推动现代法治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二）两者之间的不同

（1）现代法治讲求的是法律至上，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和个人。而韩非子的法，是强调君权至上，它是除国君以外的法治，具有君主专制色彩。所以法家的君权至上与现代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

（2）现代法制建设强调权利平等，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的法律地位的平等。而韩非子的“法不阿贵”，从表面上是在强调权力平等，但它只是带有平等色彩，它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1]、[5]赵沛《韩非子》珍藏本 中国少年出本社

2004年版

第13 页

[2] 盛广智 《韩非子》译评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年版（国文珍品文库）前言

[3] 赵沛 《韩非子》 珍藏本 中国儿童少年出版社 2004年版 第335页

[4]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 《中国古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一章第七节

[6] 张觉 等撰 《韩非子》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26 6

第三篇：韩非子管理思想

韩非子管理思想

班级：10会专五 姓名：韩觉锐 学号：100322522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此前各位法家思想家如申不害、慎到、商鞅等人的思想，而且也广泛吸取了儒(荀子)、道(老子)、墨(墨子)等学派的精神成果。兼容并蓄，深入的思考和清晰的表达，铸造了韩非子管理(治世)

思想的独到价值。

一、韩非子的管理思想概述

和所有的法家思想家一样，韩非子也是旗帜鲜明地把富国强兵作为国家管理的直接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韩非子提出了

如下管理原则和手段：

首先，构建权责明晰的层级关系。韩非子认为，君主的责任就是选好官员，并以赏罚加以督察，而不是事必躬亲，事事亲力亲为，即“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皆出《韩非子》)因此，韩非子明确提出“明主治吏不治民”，认为“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这才是当好君主的策略。在此基础上，政府的管理应当进一步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有智慧的最高管理者，只要掌控住包括权力枢纽在内的原则性的东西，则自然会使下级各部门围绕基本原则与要求开展工作。上级把握原则，下级处理事务，一切都由此而井然有序。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超五帝，侔三王”的伟业。

第二，依靠法治。法治的思想是包括韩非子在内的所有法家的核心思想。按照韩非子的理解，法是管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即“法者，王之本也。”国君如果能够依赖法术治国，则国家富强，反之，国君如果放弃法治，则国家的管理必定会陷于混乱：“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不仅普通君主如此，即便古来圣王，其在管理上取得的成功，归根到底也是因为依靠法治。因此，中常之主，只要遵守法制管理国家，就可以维护国家的安定：“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使中主守法术，则万不失矣。”

第三，执法必须强势。执法是推行法治的关键，因此，必须强力而彻底。一方面，必须毫不留情、坚决果断地打击那些违背法令、胡作非为的豪强和权贵，即“法不阿贵，绳不屈挠„刑过不避大臣”；另一方面，官员在执法时要有强直的品格，即“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第四，厚赏重罚。韩非子认为，君主推行法治，所依赖的基本手段或工具就是赏罚，他称之为“二柄”。因此，“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厚赏有意外之喜，因此能真正有效地起到劝善的作用；而严刑重罚就好像是让人面对一块烧红的金子一样，即便充满欲念，但也不敢伸手去拿。在此基础上，韩非子还提出了“重轻罪”策略，即通过加重对轻罪的处罚，而防止百姓犯轻罪。轻者不至，重者不来。这便是韩非子所谓“重刑止奸”，“以刑去刑”的思维。

二、韩非子管理思想的价值

韩非子管理思想的大致轮廓略如上述。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韩非子管理思想仍然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第一，韩非子所提出的一些具体的管理技巧和管理艺术，仍有现实的借鉴价值。例如他关于循名责实、信赏必罚、善用刑赏二柄的主张，和现代管理的精神就十分相近；他的术治思想所体现的领导艺术，也值得领导者学习体会。

第二，韩非子的一些寓言和比比皆是的格言，也有极高的管理提示价值，有助于管理者整合各种相关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巧，进而提高管理水平和效能。例如守株待兔、郑人买履、买椟还珠、狗恶酒酸、画鬼容易画马难、滥竽充数、自相矛盾等等。

第三，韩非子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比较系统地论述人性恶的思想家，虽然其思想难免偏颇，但是，他对人的逐利本性的观察和论述，应该说，是深刻而犀利的，颇能发人深省。2000多年后，欧洲的傅立叶才有了类似的论述，这让人不能不感佩韩非子

智性之高。

第四，最重要的是韩非子的思维方式带给我们的启示。其一，韩非子的整个行文和论述，体现出目标明确，而整个思维又紧扣目标的清晰脉络。也许正是因此，我们在读韩非子时，才一方面有犀利痛快之感，另一方面又有明显的偏狭的缺陷感。但不论怎样，韩非子所展示的恰恰是追求事功者最典型的思维方式，对于今天的管理者而言，这是值得认真借鉴的。其二，重赏重罚、以刑去刑的思路。法家重赏重罚的主张和他们在变法实践过程中的严刑峻法使得法家留下了刻薄寡恩的历史形象，但事实上，法家的以刑去刑使得多数人成了守法的良民。其三，韩非子在系统论述人的逐利本性的基础上，为管理确立了一个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基本目标，这便是让每个人都成为不做坏事的守法之人，而不是像儒家倡导的那样，让每个人成为有道德的好人。应当说，儒家的目标是一个理想化色彩极浓、管理难以完成的设想，而法家的目标则是现实的、管理可以完成的任务。在管理思维方面，儒法是完全不同的，但却是可以互补的。汉代以后，阳儒阴法的策略便成为一种主流的统治策略，标志着古代管理思想的真正成熟。

总之，韩非子的思想是一座常读常新、取用不尽的管理精神宝库，值得我们不断学习和珍惜。

第四篇：“法”、“势”、“术”———略论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法”、“势”、“术”———略论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戴 黍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管理学研究所 广州 510631)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在当时的乱世中,融汇并发展了道家、荀况以及商鞅、管仲等人的思想,缔造出一套独树一帜的法家理论。韩非子毕生追求的理想是为统治者创建一套完善有效的“王者之道”,并希望藉此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侪身高层权力社会。他的得以流传的著作绝大部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所以,在韩非子那里较少看到深邃玄奥的思辨,而大多是带有浓厚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色彩的权术阐释。他的以“法”、“势”、“术”为核心的统治理论,在当时就引起了包括秦始皇在内的诸候们的注意,并作为一种或隐或显的法治传统,对后世产生着各种样式的影响。

韩非子首先提出了类似于荀况的“性恶论”。他认为,“民之故计,皆就安利而辟危穷”。〔1〕“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2〕人天性自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以功利为本,毫无情感成分可言。这与儒家主流所宣扬的“性善论”是相悖的。基于这样的认识,韩非子没有像大多数儒家代表那样寄望于“仁、义、礼”等伦理劝谕来建立理想中的封建秩序,他减少了对人性善的乐观期望而承袭了荀况“以法制之”、“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的主张,强调统治者应取一种惕然主动的姿态,用“法”、“势”、“术”相结合的“王者之道”将被统治者牢牢控制。使之“出于治,合于道”。韩非子所进行的人性剖析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主流儒家一贯的理想化作风:不是先预设“善的”和“应该的”目标或模型并由此推演出一套规范化理论,而是直接从经验层面上对人性现象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和概括。因此,韩非子更容易得到注重经验事实的务实者的赞同。在当时“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局势下,儒家经典所倡导的圣贤道德、孝悌友 爱已逐渐失去规范力量,已不足以对社会的运行发挥支撑稳固作用。韩非子没有过多地对这一社会现状发出感慨,也没有沿袭前人作恢复道德权威的努力,而是转而论证了对各谋私利的人群施以权术法制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切实的方法,由此正式奠定了“法家”的理论基础。事实上,韩非子的影响并未局限在法家学派之内,后世的儒家弟子在自得于“儒门显学”的同时,大多会重视韩非子的理论并从中汲取“为帝王师”的政治营养。“儒法并施”、“德法同治”、“阳儒阴法”等观点和措施维护了一代又一代封建帝国的强盛,也成就了大批的贤臣良相。

韩非子将“法”摆在第一位,认为建立法制是统治者最应注重的。他主张“立法于君”,强调立法权的集中。但他同时又指出应当“因天命、持大体”、“守自然之道”、149“因道全法”,在立法权的行使过程中,要遵循和顺应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天命”和“道”,使“法”得以健全和完善,尽量令所制订的法追求“公利”而不“逆人心”。概括起来,韩非子心目中好的“法”应当具备以下几个特性。

长效性 “法也者,常者也。”〔3〕法必须尽量保持稳定不变,能够连续持久地反复适用在相同相类的事件中,切忌“朝令夕改”。

客观性 “一民之轨,莫如法。”〔4〕“立法令者,所以废私也。”〔5〕法必须始终被作为一种具有严格标准的客观尺度,用来衡量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切不可“释法术而任心治”,使法带有主观随意与偏袒私利的倾向。

公开性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百姓者也。”〔6〕法令必须及时公布出来,“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从而让法令能够得以广泛普及并深入人心。

可行性 韩非子提出标准:法令应当“表易见”、“教易知”、“法易为”〔7〕,在制订并公布的法令中,不应充满玄奥难解的大道理和不合实际的过高要求,法令本身的简洁易懂、切实可行和便于遵守、便于适用是极其重要的。

强制性 韩非子强调,“信赏必罚”、“令出必行”,在给予法以观念上崇高尊严的同时,更注重将其置于以皇权为代表的国家强制力的保护之下,确保法令的预期效力得以发挥。

公平性 韩非子大力反对儒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法制观而提出“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8〕认为只有消除凌驾于法之上的特权,营建平等的环境,才能使法本身得到最大多数人的自觉遵守。在公平的前提下,违法时心存“侥幸”、因受罚而“私怨”的可能性将减至最小。唯此,人们才有可能发自内心地同意并接受法的约束。韩非子也十分重视立法的预防作用和激励机制。他在《外储说·下》中说,“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强调法令在施行过程中的预期效果与实际效果必须达到统一。

韩非子关于“法”的系统论述表明他已清楚地看到了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下所潜伏的危机。为了消除这一危机,韩非子认为根本方法是制订上述完善的法律,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法治社会”。

韩非子一面强调“法”在封建统治中的作用,一面突出“势”的重要性。他定义道:“势者,胜众之资也。”〔9〕即把“势”看成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所拥有的优势或特权。他尖锐地指出:“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而不载于势,则功不立,名不遂”。君王能够“制贤”、“王天下”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其能力高强、品德出众,而是由于拥有“势”而位尊权重。舍此,必将一事无成———这再次与儒家“以德能服天下”的观点背驰。韩非子再三告诫统治者:必须牢牢掌握“势”,绝不可须臾松懈。若一旦“失势”,“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灾难和混乱由是而生。他认为明主必须“执柄以处势”,“明主之所导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10〕此处“刑”是杀戮处罚之权,“德”为庆赏之权。在仔细考察了诸多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韩非子深刻认识到统治过程中强制力或权威、权力的不可或缺。这种“在其位有其权”的重权意识一直延续至今。实践也证明,保持领导者的权威确实有益于组织的稳定。韩非子提出要“法势合一”,统治者必须同时兼备两种权威,即制订法的权威与实施法的权威,才能达150到“抱法处势则治”的境界,这与后来西方学者鼓吹的立法权与司法权分立的分权学说大相径庭。虽然近代以来西方的法学、政治学最终在学理上占了上风,但韩非子的这种专权思想仍然在很多情境下受到偏爱。

韩非子进一步提出“术”的概念:“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11〕拥有了“势”的统治者,还要将“法”与“术”很好地糅合起来。“法”与“术”最大的区别是,“法”是为达某目标订立的办法、规章、计划之类的强制性制度,应明文公布,“术”则是统治者控制其臣下的技巧,应当潜藏胸中,择机使用,不轻易示人。“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可以看出,韩非子主张“法”应是静态的和公开的,“术”则是动态的和隐秘的,甚至可能涵有诡诈的成分。韩非子认为高明的君王必须善于“操术以御下”。因为“君臣之利异”,“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12〕在这种利益冲突中,如果不懂得“操术”的统治技巧,就极可能“臣下轻君而重于宠人”,他例举了两种不懂“操术”的君主:仁君与暴君。仁君“慈惠而轻财”,对臣下一味宽容施以恩赐而不忍心及时地用刑罚对其越轨行为进行约束,以至臣下往往“轻犯禁法”、“偷幸而望于上”,从而可能导致整个统治秩序的松驰涣散。暴君则“心毅而乱易诛”,致使“法令亡而臣主乖,民怨而乱心生”、“憎心见于下”,君臣关系紧张恶劣。韩非子认为,“仁暴者,皆亡国者也。”〔13〕至于如何具体地“操术”,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方案,只是纲领性地说道,“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权,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14〕“因任而授官”指的是组织中职务结构的依据、原则,“循名而责实”指的是检验工作实效、明确分担责任的标准,“操生杀之权”指权力运作技巧,“课群臣之能”则指考察、判断属下的能力。韩非子之所以强调“术”,是希望从更高层次上使统治者以真正的“王者”姿态独立出来,而不再是身陷于统治事务之中不能自拔。在这个意义上,“术”是随时可以运用到立法、行政、司法过程中的万能工具。

虽然韩非子极端强调功利实效,但他另一面也颇受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影响,他并不主张统治者处处过问、事必亲躬地滥施作为。相反,他认为,“圣人、明主治吏不治民”〔15〕,因为“知不足以遍知物”,“君不足以遍知臣”〔16〕。韩非子尤其强调君主应保持“虚静之心”的基本修养,切不可轻易在属下面前表现出私人的好恶喜怒以及显露自己的才能。在韩非子的深入论证下,这种具有典型东方神秘色彩的“术”的确表现出了耐人寻味的冷静与智慧。

综上,韩非子实际上是要展示这样一幅图景:据有至上权力(不一定同时拥有超卓的知识技能)的统治者,创设了完善健全的法令制度,又掌握一整套驾驭臣下的蕴有“大智慧”的操作技巧,从而轻松地达到“智虑不用而国治”的效果。在今天看来,韩非子的这些产生在“农耕兵战”的历史背景下,本意专用于指导封建统治的思想,无疑已不能适用于一个追求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国家制度已不允许任何一位领导者将整个国家、人民视为一己之私,他的工作目标是使国民富强进而推动社会发展。而韩非子时代的君主虽也主张以“国治”为理想,但他的国是属于个人的国,他并没有为除自己外的任何人担负责任的意识,他始终是“为统治而统治”。今天,即使独裁者仍然不同程度151地存在着,他也不得不受到多方面的权力分立和舆论的制约,他必须频繁地穿行于各种社会关系中而不可能像韩非子时代的统治者高高凌驾于其他国民之上,不受干挠地行使统治。现代人的观念中充满了自由、民主、平等等权力意识,人们有更高的综合素质,普遍珍爱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权益,他们只愿遵守社会契约式的法律而不会不加反抗地受持有不正当特权的人的随意操纵。和韩非子时代自我意识薄弱的“群氓”相比,现代民众是“极难管理”的组织成员。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法治社会”的建立具有不同于韩非子时代的特殊性。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韩非子的理论中寻求启发和借鉴。我们尤其应注意,韩非子所倡导的法并没有沦于抽象空洞(很多法学家有这个毛病),他所期望的“法治”也不仅止于对法的简单程式化的套用。他别具匠心地将“法”、“势”、“术”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并始终坚持将这三者放到社会背景、人性特点和其他相关的习惯、制度中加以考察———这使得他的理论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当然,认识并批判其理论中的错误和局限,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更是重要的工作。当今,“建设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已成为广泛共识。近几年来,我国以巨大的决心和努力取得了这方面的飞速进步。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仍旧怀有偏见地视我们为“非法治社会”,向我们标榜、兜售甚至向我们强加其“法律文化”和“制度文明”。此时,持虚心学习的态度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个问题:西方人的那一套适合我们吗?同时我们还需要认真审视自己的本土传统:古老但绝不见得落后的法学思想和由此衍发的法治传统。注: 〔1〕 韩非子:《五蠹篇》。〔2〕 韩非子:《难一篇》。〔3〕 韩非子:《忠孝篇》。〔4〕〔8〕 韩非子:《有度篇》。〔5〕 韩非子:《诡使篇》。〔6〕〔11〕〔12〕〔16〕 韩非子:《难三篇》。〔7〕 韩非子:《用人篇》。〔9〕 韩非子:《八经篇》。〔10〕 韩非子:《二柄篇》。〔13〕 韩非子:《八说篇》。〔14〕 韩非子:《定法篇》。〔15〕 韩非子:《外储右下》。

第五篇：浅议韩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浅议韩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摘 要：“喜刑名法术之学”的韩非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有选择地继承、发展了先贤商鞅、慎到、申不害的治国理论，提出了以“法”为中心、“势”“术”为辅翼、三者结合的封建君主统治方略，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方式干预和参与现实的政治运作，结下了硕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法治思想不仅在事实上为秦帝国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准备，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我国正在实行的依法治国方略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韩非子

法治

思想

价值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起源

(一).社会发展进化规律的要求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喜谈道德、忌讳刑法。君主推行仁政会赢得仁德的美誉，推行法治则换来残暴的恶名。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韩非强调时代和社会历史的变迁性，呼吁因时制宜，随着时代和社会历史的改变及时更换统治策略，强调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旨在维护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更好地统治国家，因时变法、实行法治的主张建立在人口增长较快而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基础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变革，变人治(仁治)为法治，推动依法治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建立

韩非的法治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人性论基础上的，对儒家、墨家、道家等思想进行批判、吸收的同时，又对前期法家“法”、“术”、“势”思想进行系统整理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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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他的法治理念。

1.法治的人性论基础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韩非认为，“趋利避害”是古往今来人人固有的本性，人人皆好利恶害，人人都是自私的，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都建立在自私自利的基础上。

2.法治的学理基础 ⑴.对儒家思想的批判

儒家认为，在治理国家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即所谓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主张圣贤治国。站在儒家相反的立场上，韩非极力否认道德力量对社会生活的维系作用，认为治理国家的人并不具备将国家治理好的资质，只有借助法律才能达到目的。“道法万能，智能多失”，“一民之轨，莫如法”。(《韩非子·有度》)意思是说，治理国家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将法作为治国的根本，治理国家不能靠道德说教，只能用赏罚和法制，即只认法不认人。

⑵.对道家思想的吸收

韩非批判地继承了黄老学派的思想，并用以支持君权至上的观点。他指出君主应虚静无为，掌握刑名之术，控制赏罚权柄，防止臣下篡夺君权，以保持其独尊的地位。韩非将作为自然规律的道引申为政治领域的君臣之道。从道无所不在的角度讲，法就是道，这说明，韩非的“主道”包含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法治。韩非从天地山海等大自然中得出的并非是无为的政治原则，而是强调君主应摒弃人道的好恶，效法天地的无私，一切准道法而为，如此方能定治乱是非于一尊，导致“至治之世”。

⑶.对墨家思想的借鉴

韩非还积极地吸收了墨家的“强力论”思想，把“力”和威势结合在一起，认为是君主驾驭臣下的凭借。作为最高统治者，要千方百计地加强自己的力量和威势，以实现独裁专制。同时，韩非还吸收了墨子的功利主义思想。最高统治者只是把“功利”作为诱饵，调动他的臣民来供他任意驱使。这样，墨家的“功利”说在韩非那里己经成了最高统治者用来对付臣民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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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核心：守法

“法”归根结底要体现君主意志和利益。其一，法要体现和维护君主的利益；其二，法要体现和维护君主的权利；其三，法要由君主制定。法家坚持国家法律的绝对权威，韩非则强调守法的绝对性，不允许人们对法律的任何叛逆。他认为，法无论善恶，人们都要遵守，“法虽不善，犹善于无法”。在法家看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体现公利、公义的法是至高无上的。任何利益都要服从公利，任何行为都要接受法律评判，任何是非功过都要受法律赏罚。法高于人，守法是最高的道德。

(二).韩非子法治主张的实质

韩非认为，法是治理国家的一种公开的客观尺度。他极力提倡“法不阿贵”(《有度》)，“法行所爱”(《外储说右上》)，也就是臣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视法在生活中的地位，主张“任法不任智”(《大体》)。这是韩非法治思想的精华，值得我们汲取。但是，韩非的法治主张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有根本的不同。韩非的法治主张，实际上是维护君主专制的一人之治，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思想和组织机制，因而徒具法治之名，而没有法治之实。

因此，韩非所说的法治根本不能和现代所说的法治相提并论，它实质上仍是一种人治，或者准确地说是一种人治下的法治。韩非是一个主张法治的思想家，他并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不具备制作法律的资格。但是他的主张却对君主的统治具有借鉴意义。其法治思想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比较严肃的法制精神，但仍属专制制度的思想意识形态。

(三).韩非子法、术、势三位一体

韩非在深刻分析了商靴“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各自的利弊后，融会贯通，建构了比较系统的以法为主，“法”、“术”、“势”结合的法治理论。

在韩非看来，只有坚持以法为本，做到“抱法”、“处势”与“行术”三者的有机统一，才是明主治国之道。“法”和“术”是君主统治臣民最重要的工具，而“势”是运用法和术的前提条件，三者缺一不可。即“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势者，胜众之资也”。(《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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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要“抱法”即本着“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尽量使传播的信息浅显易懂，维护法律的尊严，唯法必从是执法者最起码的要求，其二要“行术”就是要事功相符、赏罚分明，最后要“处势”，也就是说君主拥有的权势和地位，韩非子反复申述君王的威德不能分享，权势不能外借，要时刻防止臣重擅主，处处保持人主的独尊地位。强调抱法、处势、行术的有机统一，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法的本质特征，韩非子看到了国家强制力是法得以实施的坚强后盾，只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保证稳定良好的社会秩序。

(四).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境界

韩非子的法治境界即禁心、禁言、禁事，他公开排斥百家之学，防止其他思想观念妨碍人们对法家思想的接纳和认同。在此，他企图通过法律的普及达到人们不仅要知法懂法，而且要执法服法的目的。韩非把知法懂法视为教育的唯一内容和动机，使普及法律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所以韩非的教育其实是法教，而德教被忽视了。

法律从禁止的角度规定了做人的最低点，那就是不要做什么，然后才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力。因为道德所感召的恰恰是那些安纪守法、循规蹈矩的人。在阶级社会中，法律比道德更具有普适性。法律则规定了为人的时空限度，使人变得实际和真实。法家思想与儒家相比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批判性。用带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比用建议性的道德引导要现实和迫切得多。法律不仅可以杜绝君主以自己的好恶强加于国，而且可以使群臣为官廉洁、防止腐败。

三.韩非子法治思想的评价

韩非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反映了战国后期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愿望，适应了由诸候割据向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过渡的历史要求，虽然仍带有阶级局限性和形而上学的错误，但是他的法治思想不仅在事实上为秦帝国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准备，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我国正在实行的依法治国方略仍具有借鉴意义。韩非的法治思想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分不开的。

当然，韩非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固然有利于法律的普及，但以法律为唯一的教育内容，显然不利于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的发展，不利于思想文化的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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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播诗书而明法令”更是一种极端的高压政策，对思想的禁锢带有愚民政策的意味，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传播的倒退，应引以为戒。

在韩非看来，大多数人不可能有自律，必须依赖他律，韩非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并结合李惺、吴起、商靴等前辈法家的学说，在“慎赏”的同时，比商靴更系统地提出“以刑去刑”，以重刑止轻罪的学说，但是，这似乎从来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境界，实际上很难达到。

在“谁来操这个赏罚之柄呢?”这个问题上，在韩非的经验世界中，自然只能是君王一人而己。造法的权在什么人，变法废法的权自然也在那人。君主承认的便算法律，他感觉不便时，不承认他，当然失去了法律的资格。他们主张法律万能，结果成了君主万能。

四.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以韩非子视角看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 1.“人民众而货财寡”一一资源分配不公

目前我国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一是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二是初次分配秩序混乱。三是钱权勾结，腐败严重。这就给我们执政者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必须有法律作为保证。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其实质就是法制经济，就是要以法进行市场资源的合理分配，保证资源分配的公平与公正。

按照韩非子的观点，财富的分配应当有严格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对违法行为的严厉惩罚制度，才能保证分配中的公平与公正。韩非子认为人多而资源稀少，势必会造成不守法的现象。为了保证分配的公平和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在处理社会资源再分配时，必须要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并且要通过严厉的执法来保证市场的秩序。

2、“人人皆挟自为心”一一社会道德溃败

人性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的道德观有很大关系。尤其是针对目前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我们看到了很多道德沦丧的现象，尤为严重的是我们的食品安全、医疗道德、司法腐败、学术腐败等等，在当今中国的各个行业都出现了严重的道德溃败现象。人人都想退缩到道德底线以下，以获取不道德的利益。这就会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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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得我们的社会出现病态。

如何防止社会道德溃败，韩非子是主张“立公废私”。他在《无蠢》提到:“古者苍颇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为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颇固己知之矣”。在治理道德沦丧以及纠正社会风气方面，韩非子的立公弃私观点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只有弘扬了正义才能有效的抵制道德的溃败。

3、法律权威丧失

法律是规范人行为的准则，一旦建立每个人都必须毫无条件的遵守。韩非子的“法不阿贵，绳不绕曲”就要求法律在贯彻执行中作到不偏袒权贵，一视同仁。由于我们国家没有民主法制的历史传统，现代法治建设的历程也很短，所以在建立法律的绝对权威性方面面临诸多的问题。

在如何树立法律权威方面，韩非子有其独到的见解，尤其是他提出的“法不阿贵”的这一法治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韩非子看来，严格而严厉的执法才能保证法律的权威，从而树立起君主的威信，使民众对于法律和君主产生敬畏心理。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1、“明主治吏不治民”一一依法治理腐败，预防全民性腐败

治吏思想是韩非子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包含着丰富而深邃的思想。首先，以法治吏是治国的关键。其次，治国用能人，而不用贤人。再次，治国要以人性为基础。当下，官员的贪腐问题已成为百姓心目中的最大问题，已经严重损害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损害。根据统计，每年因官员贪腐给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的经济损失是非常巨大的。党和政府将反腐败确定为一场决定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采取了许多措施坚决治理腐败。韩非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以法治吏”的思想，并设计了一系列选拔任免、考察考核、奖功罚过、防奸止奸以加强君主对官吏控制的措施和策略。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以法选拔和任用干部，循名责实，按职责考核政绩，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杜绝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赏当其功，罚当其过，实行赏罚分明的公务员奖惩制度；以法治吏，依法治权，从根源上预防和惩治腐败等方面，均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2、“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严格依法行事，杜绝选择性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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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韩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这就是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得到有效的、普遍的遵守和执行才能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韩非子《有度》说：“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如，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夫，赏罚不遗匹夫”。这就是法家的刑无等级的思想。按照现代西方法治的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我们的立法和执法都必要作到严格依法，杜绝选择性执法，要增加执法资源、抑制权利寻租、设立独立的监督机构，以此来树立法律的权威性。

3、“重刑止奸”——加大刑法打击力度

根据韩非子的刑治理论观点，法律的最终目的不是惩罚，而是“以刑去刑”，实现法治。这就要求刑罚必须足以威慑犯罪，使违法犯罪者付出相应的代价，使有犯罪意图的人因为畏惧刑罚而放弃犯罪。目前，我国法律在许多领域存在对违法犯罪行为处罚过轻的问题。比如，在食品安全领域，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食品，违规使用添加剂等违法犯罪行为，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造成的损害是极其严重的。但我国法律对这些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过轻，甚至存在立法空白，使违法者获利很大，违法成本却很低，导致食品安全案件频发。因此，在这些领域，我们应该借鉴韩非子“以刑去刑”的思想，弥补法律漏洞，加大处罚力度，增加违法犯罪的成本，从而达到制止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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