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哲学思想

第一篇：韩非子的哲学思想

韩非子的核心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理论框架基本形成于先秦至汉代这一时期。古代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如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商家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韩非子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此前各位法家思想家如申不害、慎到、商鞅等人的思想，而且也广泛吸取了儒(荀子)、道(老子)、墨(墨子)等学派的精神成果。

韩非子的本名叫韩非(约前280一前233)是韩国的贵族，后世称他为韩非子，韩非的老师是儒学大师荀子。韩非子忧国忧民，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屡次向韩王上书，要求改革，但意见均未被采纳，于是他发奋写作，写出了《孤愤》、《说难》、《说林》等几十万字的文章。韩非的文章流传到秦国，为秦王赢政所赏识，韩非在秦国备受重用，引起了秦朝李斯的妒忌，李斯在秦王面前诬陷韩非，终因他是韩国宗室，未得信任，将其投入监狱，最后逼其自杀。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李斯手上得到了实施。韩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

一 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

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被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韩非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上。“法”、“术”、“势”是韩非子著作中三个最重要的概念，它们有机结合构成了韩非子治国理论和管理思想的核心。从韩非子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结构来看，法、术、势是根据好利之人性达成君固国强的纯粹政治秩序的纯粹政治手段，是韩非的理论出发点通向理论目标的桥梁。

法治就是统治者（领导者）通过建立制度规范，实行制度规范，变革制度规范，来维护一个国家或组织内部的等级秩序的管理方式。

术治是指合理的，着眼于有效制衡的管理方法。这种术治包括对己的因静无为之术，对人的机智察人之术，以及对官的严格制约之术。

势治是指合理的，着眼于巩固领导者权利基础的管理方式。势治有三个层面：一是以法、术护势，目的是维护领导者的基本权力；二是增强人设之势，目的是提高领导者的政治地位；三是减少他人之势，目的是稳定政治形势。韩非认为，对于一个君主来说，只要能够灵活运用法、势、术，这三大要素，就可以劳心二不劳力，治人而不治于人，成为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和运用者。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治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韩非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来为天子能乱天下”，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的论点。二 “富国以农”的经济管理思想

法家把农业看作是富国的唯一途径，“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在韩非子看来，农业即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即农业，两者完全是等同的。法家首先提出农战政策，“耕战合一”、“寓兵于农”，农战实施的目的就是实现“富国强兵”。

三 人才的选拨，使用，考核的思想

韩非子认为选拔人才应该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不拘一格，为才是举。他做事正确，我就抬举他；他犯了错误，我就处罚他。公正明白，毫不含糊。我认为现在领导者用人也很适用于此。选贤用能而不为亲仇所束缚，真的很难，但正是因为不易，才使得领导者的形象更加光辉，才能有助于事业的发展。

在工作中必须严格按照法规制度办事，不能凭自己的心思瞎来。要对照职责加强考核，并兑现奖励和惩罚。奖励的标准应该是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而不是高不可攀的。赏罚必须有度，否则赏罚也就失去了效用。总之对于有功者一定要奖赏，对于有过者一定要处罚。两相比较，就能更好的鼓励进步者，鞭策落后者。

韩非子对于人才的考核在今天的管理工作中同样适用。韩非子认为用人就是“循名而责实”。“名”即组织中的某一职务，头衔。“实”，即担任某一职务人的能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组织中担任某一职务的人，要有担任这一职务的能力。换言之，只有人才与职务相称，人才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也才能轻松完成工作。

韩非子旗帜鲜明地把富国强兵作为国家管理的直接目标。我认为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社会，富国与强兵都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富国是强兵之本，只有国富，国防才有可靠的人力、物力、财力基础。强兵也是富国的重要保证，没有巩固的国防，一旦外敌入侵，经济建设就无法进行；为了保持一个安全的经济建设环境和生活环境，必须建立与国家地位相适应的国防。这是社会发展史反复证实了的客观规律。

第二篇：浅析韩非子

百家争鸣之韩非子

——浅析韩非子法治思想

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时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治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的哲学家、法家学家韩非；二指一本书，是韩非死后后人搜集其遗著，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的。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有人说他口吃。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

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说：“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信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韩非子对“父母官”的仁义施政很不乐观，他估计中间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可以信任，其它十分之九都是骗子、盗贼和无赖，所以，让这些人执政，不可能出现廉洁的政府，社会会乱套，百姓会遭殃。当然，那时候还没有现代意义的“人生而平等”的民权思想，孔子所谓爱民、亲民也不过是迎合最高统治者的御民需要，而不是主张，国家属于人民，即“民有”，何况，中国的老百姓向来是不关心政治的。韩非子的高明之处在于，提出了建立廉洁政府的行之有效的手段，是以“术”，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法律来约束官员，监督官员，而不是假定他们是圣人，便委任他们以治理国家的权利。

针对儒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思想和社会规范，韩非子提出鲜明的人权平等、法律至上的主张，他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能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所设想的法律，人不论贵贱、贤愚都要一概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试想靠一套机械性的法律体系来维系政府的廉洁和行政效率。难能可贵的是 他在自己的思想体系里又加入了道家的成分，“明君无为于上”，最高统治者有了法律这部机器，什么事情都不要去问了，这跟在英国试行成功的君主立宪政体是惊人的相似的。

事实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个人治的国家，百姓管理国家的权利被所谓“仁义”君子所操纵，当然他们也并没有意识到参与国家管理应该是自己的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可悲的是，这些代替人民行使权利的官员，据韩非子乐观的估计，有十分之一的是好官就不错了，于是，出现“圣人在，则大盗不止”的局面，当权者享有特权可以为所欲为，百姓便只有被欺压和忍耐的份，很少有最基本的民权思想。今天，提倡“以法之国”，然而前提是，人民享有最基本的人权平等和自由。当警车开道，大小车辆威风凛凛穿行在大街上，百姓被驱逐在道路之外的时候，还谈什么以法治国。就如林语堂先生所说：“中国今天所需要的并不是对政治家们进行道德教化（就像进行先进性教育之类的），而是给他们多准备一些监狱（现在好多是政党内的纪律处分，或者罢免）。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或荣誉，而是简单的法律处治，或者说是将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唯一能使官员们保持廉洁的办法是威胁说一旦劣迹被揭露就要处以死刑。韩非子最基本最伟大的主张是建立以法治国的廉洁政府，对官员最有效的约束监督方式就是法律，法律如绳，不仅对民，更对官。

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现实意义被秦始皇所欣赏，并为秦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所奉行的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今天也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其“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目前，我国正处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时期，原来单纯靠行政手段调节社会各个领域的方法已经不适用，需要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因此，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韩非子“以法为本”的主张得到现实的实践，成为当代的主流思想。韩非子还强调“以法为教”，也使我们更加懂得，除了制定法律以外，还必须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让广大民众知晓法律、运用法律、遵守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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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

第三篇：《韩非子》读书笔记

《韩非子》有感

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长河中，先哲们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韩非子》即是其中一颗熠熠发光的宝石。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论家、哲学家、思想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及代表人物。《韩非子》是后人根据韩非的作品辑成，书中重点宣扬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作为一部“帝王之书”，《韩非子》中涉及到很多管理思想，即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思想亦不过时。其中，针对领导者(君主)的素质问题也有较为全面的论述。

(一)谨慎

谨慎是一种德行，也是一种生存技巧。君主的地位极为特殊，是君臣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他处在利害关系的中心位置，臣下都在打他的主意。“人主者，利害之轺毂也，射者众，故人主共矣。”要想不被蒙蔽、利用和操纵，必须时时事事谨慎。“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具体说来，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处理政务，都要小心：“是故明王不举不参之事，不食非常之食；远听而近视以审内外之失，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在作出赏罚决定时更要审慎，因为“上失扶寸，下得寻常”，要根据法律来确定赏罚，并把各种迹象放到一起比较查看，做到“无幸赏，无逾行，杀必当，罪不赦”。

谨慎，还体现在口风严实，不轻易表现自己的喜恶或者欲望。君主如果不把对人臣的看法藏在心里却泄露给亲信宠臣，那些想进言的大臣必须先迎合亲信宠臣才能让君主听到自己的进言，这样忠臣离君主就越来越远了。“然则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见，而忠直日疏。”所以，要“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为什么君主不要轻易表现出喜恶呢？“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也就是说，不管是表现出喜还是恶，要么节外生枝，要么下属心生怨恨。“故曰：去好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君主不仅要把喜恶藏在心中，更不要表现出欲望。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如果还没有了解好情况就先表现出意愿，就会被下级利用，再做这件事情不仅不会得利，反而会受害。“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要想见到臣下的本色，君主就要“无见其所欲”，“无见其意”。“见”即为“表现”，使其无法“自雕琢”，“自表异”。“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愚去智，臣乃自备。”这就是说，君主平时要保持一种虚静的态度，如果能达到“寂乎其无位而处，谬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的境界，就能做到以静制动，以无为促有为。

谨慎，更是体现在不走极端。人只有在平和的心态下才能理智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头脑发热，心情急躁，很容易做出追悔莫及的决定。因此，善于自我培养的人会随时调节自己的心态，完善自己的性格。西门豹性情急躁，所以佩戴柔软的皮革让自己舒缓一些；董安于心情缓和，所以佩戴绷紧的弓弦来让自己行动迅捷一些。“故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续短之谓明主。”高标准严要求，力求完美，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换个角度，过分要求完美有时也是一种走极端，也可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问题。韩非在《外储说左下》中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季孙喜欢养士，一生都很庄重。家居休闲时穿的衣服像上朝一样整齐。可他偶尔疏忽一次，衣着随意了一些，客人就以为他讨厌蔑视自己，结果私下交好怨恨季孙，找了个机会杀死了他。韩非提醒：“故君子去泰去甚”。也就是说做事避免过分，以免达到“过犹不及”的反向效果。

(二)守信

信用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对于领导者尤其如此，“言必行，行必果”才能让下级信服。韩非在全书开篇《初见秦》中就对秦王谏言：“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他认为：“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成。”在《韩

非子》一书中，为了说明要守信用，作者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吴起须故人而食”，“文侯会虞人而猎”等。君主表现自己的信用，就要像曾子杀猪一样。实际上，在《安危》篇中，韩非向君主提出的保证国家社稷安全的七大“安术”之一就是“有信而无诈”。

在管理中，信用主要体现在赏罚守信。御臣“七术”中的第三术就是“信赏尽能”。有功必赏，才能使奖赏切实起到激励作用，并对其他人的行为起到导向作用。有的领导喜欢许口头诺言，可是等部下真的做出成绩时，却又舍不得奖励了。比如说“推己衣衣之，推己食食之”的项羽，貌似仁慈，对手下关爱备至，而该论功行赏的时候，把官印拿在手中，棱角都磨平了也不愿意给有功之臣。难怪他缺乏夺得江山的气概。奖赏如果不能守信，不仅无法达到激励的目的，相反会使下级心生不满，消极怠工，甚至产生敌对行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地改变已经约定好的奖励方式。

(三)节欲

欲望是人之常情，但又常常是灾祸的根源。《扬权》篇中说：“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齿，说情而捐精。”酒肉虽然美味，却埋下疾病的隐患；明眸皓齿的美女，让人情欲欢悦却损耗精气。这里，韩非给我们提供了健康养生之道，但实际上更是在告诫我们，尤其是当权者，要节制自己的欲望，特别是对权力和钱财的欲望。《解老》篇中说：“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由是观之，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因此，“祸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利”。可见，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诚然，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欲望是他们奋斗的动力。但是，对于领导者来说，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就越需要给欲望套上笼辔，否则，脱缰的欲望借助已有的权势将很可能把当权者带向不归路。修养的过程就是克己的过程，克己的过程就是抑制私欲的过程。“是以圣人不引五色，不淫于声乐；明君贱玩好而去淫丽。”

(四)恬淡

要做到不受外物的引诱，控制欲望，就要学会保持恬淡的心境。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保持一颗平常心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却意义重大。因为“恬淡平安，莫不知祸福之所由”，“恬淡有趋舍之义，平安知祸福之计”。人只有在心情恬淡的时候才能理智地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避免头脑发热，做出错误决策。圣人能够专心固守他追求与取舍的准则，不受外物引诱，做到“不拔”；神志专一，精神不被扰动，做到“不脱”。作为领导，每天面对纷杂的事物，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尤其要有“不拔”、“不脱”坐得住的功底。此外，还需要明确目标，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大事上，不被小事牵扯精力。韩非用楚庄王执掌朝政为例子，说明养精蓄锐，厚积薄发的意义。楚庄王回应右司马的劝谏时说：“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因此，老子说：“大器晚成，大音希声。”

(五)自胜

自我是最难战胜的。“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韩非引用了老子的话说：“自胜之谓强。”他用楚庄王攻打越国，杜子进谏劝其停止进攻的例子说明领导者冷静地认识自己的重要性。“杜子曰：‘„„智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王之兵自败于秦、晋，丧地数百里，此兵之弱也；庄蹊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乱也。王之弱乱，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楚庄王”比比皆是，别人的错误和弱点一目了然，自己的不足却视而不见。“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故曰：‘自见之谓明’。”领导者整日被下属的阿谀奉承所包围，更容易迷失自己，丧失方向。所以，加强自身修养，及时而充分地认识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提高自我认识水平，做到“自胜”，是管理者“胜人”的前提条件。

(六)去私

要做到“恬淡”和“自胜”，必须要“去私”。在日常工作中，领导者要去除私心、摒弃私行，奉公执法，才能国治民安。《有度》篇中说：“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在用人方面，考察下级、进行提拔所依据的标准，绝不能依靠所传言的美誉或者朋党的举荐，“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这会助长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所依据的，只能是法度，换句话说，是规章制度。要看被考察对象的工作实绩是否能达到所要提拔职位的标准，而领导者的个人情感不应该影响干部的任职，要做到公正公平。“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故主雠法则可也”。真正的人才不被淹没，庸才不会被误举，君臣之间关系明朗而单纯，一切用事实和制度说话，这才是“有度”的明主给组织带来的理想状态。

第四篇：韩非子教案

《韩非子—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

教

案

《韩非子——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教案

一、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通过教学，学生能够了解韩非子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其生平，识记并理解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以及其思想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2、能力目标：通过对韩非子政治思想的掌握，学生能够与现实生活中我国提出的“依法治国”思想紧密联系，在以后的日常生活中能够懂法、守法、用法。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能够明确“法”的重要性，树立法治思想。

二、教学重点：韩非子的政治思想

三、教学难点：韩非子的思想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的对比研究

四、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探究法等

五、教学过程

【新课导入】

幻灯片展示图片：《完善民主法制》。

目前，我国正处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时期，原来单纯靠行政手段调节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方法已经不适用，需要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因此，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加快了制法的步伐，也制订出了一大批既符

合中国国情又具有国际适用性的法律法规。而早在几千年前的战国末期，就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提出了“以法为本”的思想，他就是韩非子。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这位伟大思想家。【新课讲解】

（一）时代背景

经济上，春秋战国时期(约公元前770 年——公元前221 年)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青铜器的使用、铁器的普及，标志着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奴隶们除了耕作井田之外，还有条件开垦荒地，从而出现了大量的私田以及与私田相适应的，以实物地租形态表现的封建生产关系，新兴地主阶级产生。随着封建生产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公布成文法活动开始列入社会变革的日程。

政治上，西周时期周天子大一统的宗法统治开始动摇，分封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礼制已不能治理天下，法治观念逐渐兴起，并被各诸侯国所实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生平简介

韩非（约公元前281年—公元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与李斯同师荀子。

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对其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

代表人物。

（三）政治思想——法、术、势

韩非子对前期法家思想进行了吸收，他吸收了商鞅的法治理论、慎到的势治理论、申不害的术治理论，并对这些思想进行了融合，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法家思想，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包括法治、势治、术治这三部分，并且还强调这三部分之间的联系。

1.法——国家制订、百姓遵守之规范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立于宫府，而布之于百姓也”。韩非子认为法是由国家来编订，让官府来具体设施，并让老百姓周知和遵守的规范。他在其法治理论中最强调法的地位，“以法为本”(《韩非子·饰邪》)，“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

2.术——君主统治的手段和策略

韩非子概括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内容包括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员的手段，具体来讲，有“众端参观”、“必罚明威”、“信赏尽能”、“一听责下”、“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等（《韩非子·内储说上》）。

3.势——国君的地位和权力

韩非子发展了慎到的观点，认为“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韩非子·功名》）。并进一步指出“势者，胜众之资也”。“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韩非子·八经》）。他强调势对于法令的畅通

非常重要，国君要懂得依靠自己的权力推行法律，势和法结合，“抱法处势则治”。如果“释势委法”，“尧舜不能治三家”（《韩非子·难势》）。他把慎到的势发展为“自然之势”和“人之所得势”，丰富了势的内容。

拓展思考：法治、势治、术治之间的关系。

韩非子强调君主治国要法、势、术三种手段并用，这样才能维护好自己的统治地位。韩非子认为势是法和术的前提条件，君主只有拥有了势，成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才有资格谈到用术的问题。因为术只有君主才能拥有，是君主驾驭官员的手段。同时有了势也在有资格和条件制定一个国家的法律，并且有资格和条件去实施法律。法和术是保证君主势的两种必要手段。一方面，君主为了维持自己的势，必然要依法治国。君主在治国的时候，势与法结合，就会治理好国家，反之势与法相互分离，国家就会**。另一方面，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势，必然要用术，将势与术结合起来，治国就会轻松，而势与术分离，治国既劳累，国家也会出现混乱。总之，成功的君主在治国时必然兼用法、势、术。

（四）中外对比：韩非子VS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公元1465年～1527年)与韩非(公元前280年～前233年)都是世界政治思想史上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尽管他们生活的时代各异，地域不同，但他们都生活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马基雅维利生活在意大利封建割据、四分五裂、内忧外患、朝代

更迭的时代。当时的意大利半岛上，有那不勒斯王国、米兰侯国、威尼斯、佛罗伦萨共和国和罗马教皇国，它们经常受法国和西班牙等国的侵扰。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场和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因此，实现国家统一，发展资本主义是当时意大利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正是这一时代要求的反映。

韩非子生活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割剧，诸侯混战，相互吞并，这种斗争关系到每个国家的生死存亡。而当时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在许多诸侯国出现，客观上要求结束奴隶主贵族统治，实现国家统一并发展封建主义，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也正是这一时代要求的反映。同样是大变革的时代，同样是伟大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和韩非子都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探讨了时代的切身问题，提出了系统完整的政治理论，各自成为当时世界上伟大的政治设计师。韩非子死在秦国，他的思想也留在了秦国，在很大程度上被付诸实践，并最终导致秦统一中国。而马基雅维利一方面使政治与道德分离，证明政治的本质是权力；另一方面他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他的这一理论有着持久的生命力。

韩非子与马基雅维利两人，一个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一个生活在四百多年前的意大利，但他们的政治思想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持“性恶说”；都鼓吹专制政体；都认为国家利益上或君主利益至上；都主张政治高于道德等等。因而，他们都无愧于自己的时代，都成为自己时代的伟大的思想家，都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适应了由诸侯割据向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过渡的历史需要，是以加强君主独裁和维护君主利益而开展的，因而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必须看到这种理论的严重局限性：他的理论是以“强力”为前提，以君权至上为内容，以地主阶级的“功利”为目标，以“惟暴力论”为依据的，这种理论的片面性会反过来危及封建制度的巩固。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也正是韩非子，最先真实地揭开了君臣、君民之间关系的帷幕。不揭开这个帷幕，双方都缺乏自觉性；可一旦揭开，又使双方都处于恐怖之中。因为他的理论，秦最终统一了中国。也正是他的理论，秦朝很快便灭亡了。

马基雅维利也是强权政治的信徒，他那些歌颂强者，宣扬暴力的主张，都是围绕一个目的——为了实现意大利统一。后世的政治家几乎一致批评他的《君主论》，但却几乎一致地实行他所阐述的理论。马基雅维利对政治学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使政治与道德分离，强调政治的本质是权力。他是最早意识到了近代专制君权新特征的人，也是“国家利益”这一现代国家学说重要概念的理论源头。国家利益先于道义考量的主张，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在国际关系方面，“国家利益”至今仍然是理解外交政策的一条重要原则。

（五）人物影响 1.历史意义

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提出了一整套君主专制的理论，这套严密的理论为秦王嬴政所吸收，使之成为秦统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制约了秦国及秦王朝的命运。

“法”“术”“势”三者结合的思想奠定了封建王朝统治术一个方面的基础。后世帝王明用儒，暗用法，软硬兼施，杂王霸之道而用。

2.现实意义

（1）我国正处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时期，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韩非子“以法为本”的主张得到现实的实践，成为当代的主流思想。

（2）韩非子的“术”是指君王统治的手段和策略。在今天看来，可以变为管理者的管理方法。如对工作有成绩的给予褒奖，对工作不称职的给予责罚。

（3）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精神核心是讲公平、平等。他提出了“法不阿贵”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人们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

思考探究：法家思想中的“法”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一样吗？有什么区别？

点拨：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是有根本的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而现在所提到的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个人意志而改变。这点应该注意。对于法家思想我们应当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我们小组的特色：

1、以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成果为借鉴，来思考当今我国的实际问题，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2、在学习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同时，采用中外对比的方法来学习，利于拓展知识和便于记忆；

3、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提出问题，有助于学生集中精力学习；

4、在学习知识的同时，通过介绍思想家的时代背景、生平，有助于学生理解思想家的思想成果，而且讲课逻辑清晰；

第五篇：笛卡尔哲学思想

笛卡尔是近代哲学的奠基者和唯理论的创始人，它既是哲学家又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不仅其哲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在科学史上亦有一席之地。

笛卡尔将他的哲学体系（亦即人类知识体系）比作一棵大树，它的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树枝是其他的科学（主要是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讨论笛卡尔的哲学，这就是“方法论”、“形而上学”和“物理学”。

一.方法论和认识论

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问题的解决与方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因而历来的哲学革命大多与方法论的创新有关，笛卡尔也不例外。笛卡尔的哲学革命首先就是从方法论开始的。㈠.方法论原则

笛卡尔的方法论原则有四条：

第一条，绝不把任何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其为真的东西当做真的加以接受，也就是说小心避免仓促的判断和偏见，只把那些十分清楚地明白地呈现在我的心智之前，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放进我的判断之中。

第二条，把我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地分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而且适于加以圆满地解决的程度为止。

第三条，按照次序引导我们的思想，以便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到对复杂的对象的认识，即使是那些彼此之间并没有自然的先后顺序的对象，我也给他们设定一个次序。

最后一条，把一切情形尽量完满地列举出来，尽量普遍地加以审视，使我确信毫无遗漏。在这四条方法论原则中，笛卡尔首先确立的是普遍怀疑的出发点、理性的权威和衡量真理的标准。他要求对一切知识采取怀疑的态度，只接受那些被心智（理性）明确地认识为真的东西，而且确定了真理的标准，那就是清楚明白、无可置疑。所谓“清楚”就是对象界限分明，与其他的对象判然有别，不混杂。所谓“明白”就是对象明显地、位置适当地呈现在心灵面前，不暗昧，不模糊。在第二条原则中，他概括了分析的方法。第三条原则概括了综合方法。第四条原则则类似完全列举或归纳方法。

㈡.理性演绎论

按照笛卡尔的观点，哲学作为一切知识的基础，必须是从一个清楚明白、无可置疑的基本原理推演出来的严密的科学体系。所以，他以几何学为模型，将演绎法看做哲学的基本方法。

一般说来，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包括两个部分，即直观和演绎。所谓“直观”既不是感性直观也不是神秘的直觉，而是“理智直观”，它是一个清晰而周详的心灵的无可置疑的概念，仅仅由理性之光突然而出；它比演绎本身更确实可靠，因为它更简单，虽然演绎也不可能被我们错误地使用。所谓“演绎”就是从业已确知的基本原理出发而进行的带有必然性的推理。由此可见，理智直观的作用是为演绎提供进行推理的基本原理，演绎就从这些基本原理出发，形成一个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推理过程，最终形成科学知识的体系。笛卡尔认为，他的“演绎”与经院哲学的演绎法不同，是一种能够产生新的知识、形成科学体系的新方法。因此，笛卡尔要求哲学的基本原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必须是明白而清晰的，人心在注意思考它们时，一定不能怀疑它们的真理”；第二，“我们关于别的事物方面的所有的知识一定是完全依靠那些真理的，以至于我们虽然可以离开依靠于它们的事物，单独了解那些原理，可是离开那些原理，我们就一定不能知道依靠于它们的那些事物”。笛卡尔称这些基本原理为“天赋观念”。

㈢.天赋观念

“天赋观念”是笛卡尔哲学乃至为唯理论哲学的基础。

在某种意义上说，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尚处于初创和探索的阶段，它包括天赋观念直接呈现说、天赋观念潜在发现说和天赋能力潜存说。

笛卡尔根据观念的来源不同把观念分为三类：“在这些观念中间，我觉着有一些是我天赋的，有一些是从外面来的，有一些是由我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三种观念对应着三种心理

功能，外来的观念依赖于感觉；虚构的观念依赖于想象；而天赋观念则出于纯粹理智。因此天赋观念的特点是：首先，它决不能来自感官或想象，而是存在于理智中的，仅凭我们的理解得来的；其次，它必须是清楚明白、无可置疑的。一切清楚明白的观念就是天赋观念；最后，它是普遍有效的，是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是永恒的真理。总之，所有一切不是来自感觉经验、不是来自主观的虚构，而只能来自纯粹的理性思维的东西都是天赋的。

天赋观念直接呈现说：所有来自纯粹理智的观念都是天赋的，我们所认识的理念都是天赋的、先天的。

天赋观念潜在发现说：天赋观念是潜伏在我们心中的，需要训练和学习才能把它们从其他的观念的掩蔽和混杂中发现出来。

天赋能力潜存说：天赋观念是一种潜存的能力，一旦经验诱发，它就能产生出这种观念。总之，天赋观念在笛卡尔哲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意义，它相当于“理性工具”、“逻辑形式”、“基本原理”或“基本观念”等，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哲学的基本原理了，因为它是整个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和基础。

㈣.怀疑方法

既然现有的哲学原则和观念都是不确定的，那么在真假难分的情况下，唯一妥当的方法就是对一切知识和观念都采取怀疑的态度，通过普遍怀疑来寻找无可置疑的真理，确立哲学的基本原理，作为推演科学体系的基石。

怀疑方法与怀疑论有所不同，怀疑论是以怀疑为目的的，否定知识，否定认识，而笛卡尔的怀疑只是一种手段、方法，是为追求真理。包括对可感事物的怀疑、对自身的怀疑、对数学的怀疑。

二.形而上学

㈠.我思故我在1.论证前提：要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把所有的事物都怀疑一次。具体说来，怀疑主要是对可感事物的怀疑，因为感官有时是骗人的，另外，对数学的解证也可以怀疑。因为数学上原来肯定是正确的东西在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甚至我们还可以设想上帝是否有意把我们创造出来，使我们即使在自己最熟悉的事物方面也永远受到欺骗。

2.论证过程：按照普遍怀疑的原则，我们可以怀疑一切的事物，怀疑一切的旧哲学，怀疑数学、逻辑的真理性，怀疑天地万物的存在，怀疑自己手脚的存在，怀疑上帝的存在。然而我们在怀疑一切的时候，有一件事是不能怀疑的，那就是“我在怀疑”。怀疑是一种思想，“我在怀疑”即我在思想，所以我在思想是不可怀疑的。因此作为怀疑者的我是必然存在的。因此，笛卡尔认为，我思想所以我存在。

3.分析命题：“我”和“思”

“我”是一个思想的东西，思想的实体，一个精神、理智、理性。

“思”即思想。

二者关系：“我”是一个心灵实体，“思想”是这个心灵实体的本质，也就是说“思想”是“我”的本质。

4.评价：

笛卡尔以其“我思故我在”而开近代哲学之先河。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为近代哲学奠定了反思性，主体性原则和理性主义等基本特征，因而标志着近代哲学的开端。确立了自我理性在近代哲学中的地位，是哲学的第一原理。

㈡.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

1.论证过程

我们虽然可以通过怀疑来确定“我”的存在，但是怀疑除了确定“我在”之外，不能确定别的什么了。我在怀疑，我怀疑就说明我是一个不完满的，有缺陷的实体，这个不完满的实体是相对于一个更完满的实体而言的，因此我心中有一个更完满的实体的观念。我自己不能创造出一个比我更完满的实体的观念，这个观念是上帝放入我心中的，所以上帝是存在的。

2.上帝的品德

上帝无形体，不以感官来知觉；上帝的能力是无限的；上帝是绝对真实可靠的，他不是我们错误的原因，错误是由人的意志而来的。

3.证明上帝存在的目的第一，肯定“清楚明白”是真理的标准，正是上帝给了我们这种能力才能保证我们认识真理的能力。

第二，肯定物质世界的存在。笛卡尔承认上帝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给认识找一个可靠的基础。

4.是否存在循环论证

所谓循环论证，是指一方面用上帝来肯定我们清楚明白地领会到的东西是真的；另一方面，在论证上帝存在的同时，把也清楚明白地上帝观念作为一个前提。

㈢.关于外部事物存在的证明

笛卡尔形而上学的第三原理是“物质存在”。

我们是通过普遍怀疑的方式来确定“我思”的，虽然这种怀疑方法卓有成效，但是也因此而造成了物质世界是否存在这一最大的怀疑。不过，当我们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后，这个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其论证过程如下：

第一，上帝是一个最完满的实体，所以我也就确信上帝是决不会欺骗我的，决不会把我引入歧途，陷入谬误。因为欺骗和谬误这些非实在的东西与上帝这样一个绝对实在的完满属性不相符合。第二，我们心中有一个关于物质世界的观念，如果物质世界不存在，那么就是上帝凭空把物质世界的观念放入我们心中的，上帝就成了一个骗子，但是上帝是最完满的实体，他不可能骗人，所有物质世界是存在的。

笛卡尔从普遍怀疑出发，确定了心灵、上帝和物质三种东西的存在，他称之为“实体”。然而，“所谓实体，我们只能看作是能自己存在而其存在并不需要别的事物的一种事物。”真正符合这个实体定义的只有上帝，只有上帝是绝对独立的存在，心灵和物体都依赖于上帝，他们作为实体是从相对意义上来讲的。但是相对于一切精神现象，心灵是独立存在的。相对于一切具体事物，物体是独立存在的，所以，它们也可以叫做实体。

㈣.心身关系

心身关系问题是笛卡尔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当笛卡尔将心灵和物体（身体）看作是两种绝对对立的实体后，它就面临着一个怎么说明两者的沟通和联系的难题。这既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也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

当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的方式确立“我思”的存在时，他坚决主张心身二元论，即两者是相互独立、无不相干的实体。心灵的根本属性是思维，物体的属性是广延。总之二者互不决定，互不派生，是永远并列存在的两个实体。但是这种二元论并不能解释心身之间显而易见的相互关系，也无法说明心灵对身体的认识问题，于是他把上帝搬了出来，认为上帝是心灵和物体这两个相互独立、互不相干的实体的逻辑依据和一致性的保证，作为心身二元论必不可少的补充，但是仅仅依靠上帝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心身关系问题的。

因此，笛卡尔仔细研究了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最后找到了大脑中间我们一般称为松果腺的腺体，认为它是心灵与身体这两个运动过程的交换台，以实现心灵和身体的交换。后来笛卡尔为了摆脱困境，提出了“松果腺”学说，改善了心身交感论。虽然现代医学已经否定了笛卡尔的松果腺理论，但他试图摆脱二元论困境的努力却是有意义的。这个难题给他的后继者们带来了无穷的烦恼。

三.物理学

㈠.物体即广延

1.物体的含义

物体的本质属性是广延是指长、宽、高三向量的实体。物有广延就有存在，没有广延就不存在。笛卡尔指出：“物体的本性并不在于它是硬的、重的或有颜色的或以其他方法刺激我的感官。它的本性是在于它是一个具有长、宽、高三向量的实体。简言之，物体的本性在广延。

2.物体与空间是同一的，虚空是不存在的物体的根本属性是广延，它是占据空间的实体，因此空间的广延与物体的广延是一回事。任何空间都包含着物质，绝对的虚空是不存在的。

3.世界是无限的笛卡尔从广延性出发说明世界是无限的。他认为德谟克利特的不可分的原子是不存在的，他提出了物质分子说，认为最小的有广延的分子也是永远可分的。在笛卡尔看来，不仅微观世界无限可分，而且宏观世界也是无限延伸的。

㈡.运动及其规律

1.运动的含义

运动是指一个物体由其相邻的物体移近于别的物体，也就是机械的位置移动。

2.运动的性质

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全宇宙中没有真正静止的点，任何事物都没有恒常的位置。

3.运动的原因

运动的原因分为普遍原因（第一原因）：世界运动的最高原因或者总原因都是上帝，上帝在创造物质的同时也创造了运动，运动的总量是不变的。特殊原因（第二原因）：运动的现实原因即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运动都是由特殊原因引起的。

4.运动的规律

①.恒性定律：静者恒静，动者恒动；②.物体按其本性来说只能做直线运动；③.运动量的转移被证明是不科学的。

㈢.天体演化说

笛卡尔的天体演化说恢复了古代哲学的自然哲学传统，是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的先驱，尽管带有很大的猜测性，但是它从发展的观点，从宇宙自身的运动来说明它的生成，蕴含着一定的辩证法思想。但是他在提出天体演化假说的同时，也从不怀疑宇宙是上帝创造的。他的天体演化思想是作为假设提出的。尽管如此，他的这种解释仍然比信仰的解释要好得多，这正是他调和宗教与科学的表现。

不过，他的物理学以广延为物体的根本属性，以相对位移的机械运动来说明一切自然事物和现象，将宇宙看作是一架大机器，认为动物也是自动的机器，与灵魂不同的身体是机器，从而为近代机械论的自然观奠定了基础，成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

四.笛卡尔哲学的评价

笛卡尔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它以批判性的反思、科学方法和理性精神清理了经验哲学的废墟，重建了形而上学的基础，为近代哲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开辟了一条不同以往的崭新的道路，缔造了以蓬勃向上的理性主义为核心的新的时代精神。

笛卡尔所开创的唯理论和形而上学在17世纪的西欧大陆国家得到了广泛传播，形成了西欧大陆哲学的主流，经过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两位哲学家的发展，对后来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笛卡尔天赋观念论的提出也为唯理论和经验论围绕认识论问题的争论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