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思想体系述评

第一篇：韩非子的思想体系述评

韩非子的思想体系述评

摘要：本文以韩非子一生的遭际为出发点，详细论述了韩非子以“法术势”理论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对韩非子思想中的精华与有失偏颇的内容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此外，本文也从激励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对韩非子思想进行了评述，指出韩非子的激励理论的不对称性及委托代理关系的不可持续性。

关键词： 韩非子 激励理论 思想述评

一、韩非子生平

韩非，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生年无确切记载，史家尚有争论，大约生于公元前280年左右，卒于公元前233年。韩非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今河南省新郑）的公子，虽贵为皇室后代，但由于是嫡出，所以韩非并不受韩国国君的重视。战国末期，弱小的韩国已经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韩非虽为贵族阶层，却并未沉迷于声色犬马。韩非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直为韩国的富国图强呐喊。韩非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韩非子存世的著作并不多，其思想主张主要体现于《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经典著作中，后人收集其文章，编成《韩非子》一书。

韩非子的治国思想的产生是与韩国的国家命运紧密相联的。公元前403年，晋国三分，韩正式位列于诸侯，韩国建立。其开国君主是晋国大夫韩武子的后代，建都于阳翟（今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迁都新郑（今河南省郑州）。公元前351年，韩昭侯以申不害为相，内政修明，国成小康之治。《史记·韩世家》载：“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韩国国势在韩昭侯时代达到顶峰。昭候之后，韩国的贵族阶层逐渐腐朽，同时也由于其地处中原，被魏国、齐国、楚国、赵国和秦国团团包围，生存空间极其有限，韩国的国力日渐微弱。公元前230年韩国为秦所灭，成为六国之中，第一个被秦国灭掉的国家。韩非生活的时代，正是韩国国运衰颓、国家机器不堪一击，整个国家已经苟延残喘的时候。作为皇族的韩非，出于其特殊身份所催生的使命感，高举变法的大旗，提出一系列的变法图强的主张，试图像申不害当年那样通过变法再造强盛的韩国。

不幸的是，韩非的变法主张并没有得到韩国国君的认同，当然也没有在韩国得到实施。韩非曾多次向韩王提出振兴国家变法富强的计策，均未被韩王采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与冥顽不灵的韩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王嬴政，他读了韩非所著的《孤愤》《五蠹》之后，对其才华大加赞赏，推崇备至。公元前234年，秦国出兵攻韩，韩王被迫起用韩非并派韩非使秦劝谏秦王暂缓攻韩。韩非到秦国后，秦王极其忌惮韩非的过人才华，秦国臣子也对韩非加以迫害，韩非最终在牢狱之中被迫服毒自杀。

在韩非离世仅3年之后，位列七侯之

一、建国173年之久的韩国就为秦所灭，成为秦统一中国道路的第一个祭祀品。

二、韩非的思想体系

1、韩非思想的理论基础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广泛汲取老子、荀子、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的思想观点，创造了一套自己的治国理论。韩非子思想体系的滥觞可以追溯到道家的“无为”思想，荀子的性恶论及前期法家人物的变法思想。这些先秦思想家的思想，是韩非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基础。

道家的“道法自然”与“无为而治”的思想在韩非子的思想体系中有着明确的体现。《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就有对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的评论。在《韩非子》一书中也有不少关于道家思想的论述，如“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韩非子·主道》）在韩非子的思想体系中法与道是一对统一的范畴，这两者共同构成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在《韩非子·饰邪》中韩非就写道，“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道法成全，智能多失。夫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万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饰于法，知道之故，故佚（逸）而有功。”道即支配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韩非很认同道家尊重客观自然规律的思想，他认为在治国方面也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韩非也很推崇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老子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虚静无为，少思寡欲，顺应自然，最终要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韩非把这种“虚静无为”的态度引入他的“术治”理论。他认为君主要先使自己虚静，不表现自己的好恶，不表现自己的智慧，达到以静制动的目的。在《韩非子·难三》中，韩非就提出了“术治”的原则：“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在《韩非子·扬榷》中韩非也指出，“权不欲见，素无为也。使其凝固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阴见阳。”显然，韩非认为君主要有效地控制臣下治理国家，必须使用“术治”，而君王使用“术治”的原则就是一定要暗藏，达到一种看似“无为”的状态，这样才能防止大臣察言观色，揣摸君主的意图。当然，老子与韩非的思想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老子的“无为而治”更多的是指一种治国的态度，而韩非的“无为而治”则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策略，一种有效控制臣子的手段。

韩非思想体系的第二大基础是荀子的“性恶论”，当然他也吸收了荀子“法后王”“通权论”“刑罚论”“尊君论”等思想。韩非曾师从荀子，深受其“性恶论”的影响。在《荀子·荣辱》一文中荀子对人性本恶的观点进行了具体论述，“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 荀子认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本性，这些本性如果不加约束将会向罪恶演变，因而必须要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荀子的“性恶论”已显偏激，韩非更是将荀子的“性恶论”推到极致。在《韩非子·备内》一文中，韩非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归于利益的驱使，他认为“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显然在韩非的眼里，人与人的联系本质上是利益的联系，利益可以超越亲情友谊，成为支配人的根本力量。

概括来说，韩非的性恶论有两层涵义，一是他认为“好利恶害”是人的天性，因而他倾向于把一切社会关系都归结于利益关系，利益至上原则是一切社会交往的最高原则、根本目的和前提。与其他先秦的思想家相比，韩非眼中的人更接近作为现代经济学基本假设的“经济人”。现代经济理论有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但它对现实世界的描述显然还不够完备，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它对经济活动的主体——人有着过于严苛的假设。韩非对人性的推定过于片面，同经济理论的局限性一样，这也决定了他的思想的局限性。韩非将利定为社会生活的原则与儒家思想将“义”确定为社会原则的基本内涵是极不相同的。二是基于人性恶的论点，韩非认为只有严厉的法度而非儒家的思想才是真正行之有效的社会规范。比如在《韩非子·八经》中，韩非就认为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由于利益而非仁义原则对人们有着更大的吸引力，统治者就可以用奖赏来激励臣民为自己效劳，用刑罚来禁止臣民为非作歹。这就是韩非法治理论的逻辑。在《韩非子·显学》中，韩非认为“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韩非的“性恶论”是他对国家微观主体——人的基本假定，这个假定既是他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础，也决定了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局限性。

韩非思想体系的第三个基础是法家前期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慎到、李悝、吴起等人的变法思想。韩非继承了商鞅推崇“耕战”及以严刑峻法治国的思想，继承了申不害“君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的“术治”的理论，继承了慎到君主应该有“令则行，禁则止”的“势位”的观点，并将这三者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法术势”理论。

2、韩非子的“法术势”理论

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对与法相关的理论概念进行了细致的说明。关于什么是法，韩非认为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子·定法》），“法者, 编著之图籍, 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关于法的作用韩非子在《韩非子·诡使》也有具体论述：“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关于立法与执法的原则，韩非在《韩非子·有度》中写道：“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

韩非的法治理论建立于其“性恶论”的人性论的假定之上，他认为单靠道德的约束力很难战胜人与生俱来的好利本性，认为道德约束是一种很有弹性有约束，常常会产出所谓的“私”。只有通过法令所确定的奖赏及惩戒机制，才能有效约束人们的行为，有效调动人们的积极性。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主要继承自商鞅，他与商鞅都认为一个国家的各种规则都要以法的形式公开呈现出来，国家的各项事务应该用法令来规范，而立法的过程不应该受权贵的干预。通过法治，赏罚的规则以法令的形式明确下来，并且对所有人一律平等，这样人们的积极性就会被调动起来。韩非同时指出商鞅的理论的缺点：缺乏“术”。他认为，在要求民众守法的同时，也要使君王拥有驾驭臣子的“术”。这就是韩非的“术治”思想。

简单来说，韩非所谓的“术”就是君主驾驭和控制群臣的行政手段和方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为了达到“术治”的目的，韩非强调君主要注意“术不欲见”，要“以功伐决智行，以参伍审罪过”，而不能妄“听左右近习之言”（《韩非子·孤愤》）。韩非认为“术治”是国君必须学会的策略，一旦一个君王没有“术治”的能力，则会有严重的后果：“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韩非的“术治”思想对韩国当时的国情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韩国当时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国内却依旧政治腐败，忠言无法得到采纳。正是着眼于此，韩非认为国君自身一定要有利用赏赐及刑罚控制群臣，同时避免闭目塞听，要善于采纳忠臣的谏言。韩非的“术治”思想主要来自申不害，但他认为申不害“徒术而无法”，容易导致“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显然，韩非认为法令不会因为国君的变更而变更，因而更有利于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在君王实行“术治”的策略上，韩非一是主张君王要有暗藏，二是主张君要善于独断，要将最高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后者正是韩非所提出的“势位”理论的核心观点。

韩非子所指的“势位”就是指君主所居的高位，君主所具有的依法刑赏的权势，正如他所说的，“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定法》）韩非想要表达的核心思想是，在战国晚期那样的时代，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那么这个国家肯定无法威慑民众，从而也很难生存下去，“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势，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国者，千无一人。”（《韩非子·人主》）在《韩非了·难势》一篇中，韩非强调了在当时的形势之下，突出君王的威势是十分必要的，“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的势位理论主要来自慎到。慎到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先秦思想家，韩非深受其行法治、无为而治、因天道顺人情、执政为国的思想的影响。

“法术势”理论是韩非治国思想的核心所在，是他的变法思想的精华。他认为像韩国这样的处于乱世的弱国，其君主一定掌握“术治”的手段与“势位”，从而这个国家才能有一个具有绝对统治力与高超领导力的领导核心；这个国家在制度建设上一定要实行赏罚分明的法律制度，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并最大程度地减少人们违法的可能性；同时在制订政策时一定要符合客观规律。做到了以上几点，在弱肉强食的乱世，这个国家就能生存下来，就能富国强兵，抵御外侮。

3、韩非的中央集权论与耕战思想 在《韩非子·亡征》中，韩非指出，“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权轻而臣重者，可亡也。”韩非已经把中央集权提高到关乎国家存亡的高度。韩非的绝对君权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社会处于历史过渡时期。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势力日趋减弱，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大国之间互相恶性竞争，因此形成诸侯争霸，互相兼并，各自为政的分裂割据格局。而在这样的乱世，一个小国要生存下来，必须要依靠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韩非认为，只有国君对国家拥有了绝对的统治力，这个国家才能有能力生存下来。

耕战思想也是韩非思想体系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在《韩非子·五蠹》中，韩非提出了他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在“争于气力”的大背景下，韩非还提出当时人口增加与资源不足的矛盾，“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五蠹》）韩非的尚武思想是与战国晚期的形势分不开的，一方面是生产的发展使得诸侯割据日益严重，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权威，另一方面是人口的增长使得各个诸侯国对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乱世就成为一种平常的状态。韩非很清醒地认识到了韩国自身的弱势及整个中国的形势，提出一定要增加国家的武力，才能自保，那些积极从军为国出力的人应该得到应有的荣誉。而国家的武备是要以足够的农业生产力为基础的，所以韩非又提倡国家要奖励那些积极从事农耕的人，主张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

韩非子重视农业生产，他反对社会对辛苦劳作的农业劳动者的不公允评判：“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谄谗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毁也。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韩非子·六反》）他同时认为在加强农业生产方面，不能只关注农业产出，而应该将农业的产出和投入结合起来，综合考察农业活动的经济效益，“（君王）举事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惑主不然，计其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今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成小功，不功成而主亦有害。”（《韩非子·南面》）在认为农业是国家富强的根本的同时，韩非认为商工之人不务正业，是国家的蛀虫，“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牟）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韩非子·五蠹》）可见在韩非的意识里，工商业者的地位是远远低于农民的。当然，韩非的这种考虑是与他变法图强的终极目标相适应的。

三、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看韩非的思想

韩非的思想主要是针对治国方面的，具体来说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最大程度地提高人们“耕战”的积极性，二是如何最大程度地杜绝人们违法乱纪的可能性。韩非认为人生来“好利恶害”并且极其“自利”，这种天性是无法通过儒家所倡导的仁义来克服的。从他所秉持的人性观出发，韩非提出“法术赏罚”是治国的良策：“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揖也，乘之者遂得其成。”（《韩非子·奸劫弑臣》）从现代激励理论的观点来看，韩非“法术赏罚”的主张实际是指通过有效的正激励与负激励结合的方式来提高人们的积极性降低人们违法的可能性。

在韩非看来，最有效的正激励莫过于物质激励，同时韩非也认为要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结合起来，要在“赏”的同时也要“誉”，“赏莫如厚，使民利之； 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韩非子·八经》）马斯洛把人的需求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及自我实现的需求。法家思想为什么能在战国末期取得实践上的巨大成就，根本上在于法家所主张的政策能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及这些政策被执行的彻底性。为什么这些政策能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并且能够得到彻底执行呢，因为这些政策比其他政策能满足更多人更多层次的需要。

从动态的观点看，现代激励理论认为无论是正激励还是负激励都应该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力度进行。韩非所提出的激励机制的最大问题就是它本身的不对称性，即正激励与负激励所发挥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极其不对称的。在战乱时期，正激励起着主要的作用，因为韩非大力奖励耕战，务农有道和作战勇猛的人都能得到奖励，受到惩罚的人相对较少。而且由于整个社会对奖励对正激励的关注度更高，严厉的刑罚并不会引起人们较大的反抗。但是到了和平时期，耕战对国家的作用相对减弱，国战功受到奖励的人减少，而由于刑法极其严厉，负激励在整个社会泛滥，最终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

那么为什么极其严厉的负激励无法在和平时期被更改被软化呢，这与韩非所主张的极权体制相关，这一点可以从现代的委托代理理论来理解。

古代的君臣关系可以看成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在韩非的时代，君被认为是一个国的绝对的主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的后代也是这个国家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君对国家的占有是神授的，是无需理由的。而臣是君所选择来对国家进行具体的治理的人。在处理君臣关系时，韩非认为臣对君要绝对忠诚，而君对臣要施行“术治”，君相对臣要拥有“势位”。

在韩非看来，君相对于臣一定要拥有绝对的控制力，要依靠法治依靠国君的“势位”及“术治”能力对臣形成绝对的约束，但对如何约束君的行为，韩非却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从现代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来看，韩非所主张的约束机制是单向的，在结构上是不对称的。这固然是由于战国晚期乱世对加强君主权威的时代要求，但从长远看，这种机制的弊端是十分明显的。它缺少约束君主的机制，实际上就是缺少使得整个治国方略由法治转向德法兼治的动力，缺少降低乱世治国方略惯性的机制。另一方面，这种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君的个人权威形成的统治的不可持续性是很强的，万一前任国君的后代不够具有权威性，那么整个国家的就可能陷入内乱之中。综合以上两个方面，严刑峻法下的统治向来是不会长久的。

韩非认为君与臣之间长久和谐的“委托代理”关系依靠“法术赏罚”就可以完美实现。现代委托代理理论认为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应当通过以下三个途径来建立：一是创立分权型的组织形式，二是建立风险分担的激励机制，三是设计有效的信息系统。显然韩非的主张并没有在上述三个方面有较大的建树，他主张君主要极端揽权，要独断，这与第一条途径相悖；他主张国家为君所有，臣绝对地隶属于君，这与第二条途径相悖；他主张依靠刑罚约束臣，同时君要有“术治”的能力，但对如何监督君的行为却不论及，这与第三条途径相悖。所以从现代的委托代理理论来看，他所主张的君臣关系是无法持续存在的。

韩非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简单化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从而君臣之间的关系要靠“法术赏罚”来协调。从博弈的观点来看，博弈一方（统治者）进行赏与罚的作用都是使对方形成持久的预期，即赏罚都是按规则来的，这种预期的建立需要博弈方之间的合作与信任。而这种信任单单靠法令是无法建立起来的，这种预期的建立是一种法制文化熏陶的结果。而在整个韩非子的思想体系中，文化的作用恰恰是被严重低估的。

四、小结

韩非与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上最大不同在于韩非将法治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至于在法家思想的政策实践中，实际是靠法的强制性压制社会矛盾、掩盖社会矛盾，而非解决矛盾。而在韩非眼中，法似乎有辨别一切善恶的能力。实际上在生活中，善恶并不总是那么分明，法的作用也相应要大大减弱。法治固然能使整个社会形成一套明晰的行为准则及激励机制，能在短时间提高整个国家动员经济资源的能力。但从长期看，法治的范围有限，并且立法本身的滞后性使法律规定本身可能遭遇不灵活的问题。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道德教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法令。法家思想成熟于战国晚期的乱世，法治的作用由于历史环境的作用而凸显了出来。但在和平年代，仍旧用同样的政策去解决社会矛盾，事实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

韩非将人与人的关系简单的归结为纯粹的利益关系，从而认为物质激励是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手段，刑罚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唯一有效的手段。韩非显然忽略了文化在形成人的精神动力及规范人的行为方面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马斯洛的多层次需求理论告诉我们，人们所追求的并不只是名和利，还有个人安全感、社会需要感及自我实现的成就感，韩非显然忽略了这些因素。人性的确有些可能会造成恶劣后果的欲望，但人同样有足够的自我约束力。自我约束可以带来自我实现的成就感，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这本身也是一种约束人的力量。单纯地用善恶去评判人的这些本性有些武断，人的欲望应该是中性的，韩非思想的最大局限也正根源对人的本性的偏激假定。

五、参考文献

1、《先秦经济思想史》：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2、《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一卷：赵靖、石世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

3、《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教程》：赵靖、石世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

4、《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册：陈绍闻、叶世昌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7月第1版

5、《韩非子经典选读》：王兆麟，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

6、《韩非子全译》：陈明、王青，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 年8 月第1版

7、《韩非子解读》：宋洪兵、孙家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5 月第1版

8、《韩非的政治思想》：郑炳杰，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6 月

9、《韩非的管理思想研究》：孔雁，东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年12月

10、《韩非子思想研究》：关立新，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

11、《现代企业的委托代理理论与市场机制》：李辉，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5月

12、《激励理论研究的现状评述》：卢倩、聂磊，《前沿》2005年第11期

第二篇：浅析韩非子

百家争鸣之韩非子

——浅析韩非子法治思想

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时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治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的哲学家、法家学家韩非；二指一本书，是韩非死后后人搜集其遗著，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的。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有人说他口吃。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

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说：“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信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韩非子对“父母官”的仁义施政很不乐观，他估计中间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可以信任，其它十分之九都是骗子、盗贼和无赖，所以，让这些人执政，不可能出现廉洁的政府，社会会乱套，百姓会遭殃。当然，那时候还没有现代意义的“人生而平等”的民权思想，孔子所谓爱民、亲民也不过是迎合最高统治者的御民需要，而不是主张，国家属于人民，即“民有”，何况，中国的老百姓向来是不关心政治的。韩非子的高明之处在于，提出了建立廉洁政府的行之有效的手段，是以“术”，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法律来约束官员，监督官员，而不是假定他们是圣人，便委任他们以治理国家的权利。

针对儒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思想和社会规范，韩非子提出鲜明的人权平等、法律至上的主张，他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能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所设想的法律，人不论贵贱、贤愚都要一概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试想靠一套机械性的法律体系来维系政府的廉洁和行政效率。难能可贵的是 他在自己的思想体系里又加入了道家的成分，“明君无为于上”，最高统治者有了法律这部机器，什么事情都不要去问了，这跟在英国试行成功的君主立宪政体是惊人的相似的。

事实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个人治的国家，百姓管理国家的权利被所谓“仁义”君子所操纵，当然他们也并没有意识到参与国家管理应该是自己的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可悲的是，这些代替人民行使权利的官员，据韩非子乐观的估计，有十分之一的是好官就不错了，于是，出现“圣人在，则大盗不止”的局面，当权者享有特权可以为所欲为，百姓便只有被欺压和忍耐的份，很少有最基本的民权思想。今天，提倡“以法之国”，然而前提是，人民享有最基本的人权平等和自由。当警车开道，大小车辆威风凛凛穿行在大街上，百姓被驱逐在道路之外的时候，还谈什么以法治国。就如林语堂先生所说：“中国今天所需要的并不是对政治家们进行道德教化（就像进行先进性教育之类的），而是给他们多准备一些监狱（现在好多是政党内的纪律处分，或者罢免）。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或荣誉，而是简单的法律处治，或者说是将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唯一能使官员们保持廉洁的办法是威胁说一旦劣迹被揭露就要处以死刑。韩非子最基本最伟大的主张是建立以法治国的廉洁政府，对官员最有效的约束监督方式就是法律，法律如绳，不仅对民，更对官。

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现实意义被秦始皇所欣赏，并为秦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所奉行的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今天也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其“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目前，我国正处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时期，原来单纯靠行政手段调节社会各个领域的方法已经不适用，需要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因此，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韩非子“以法为本”的主张得到现实的实践，成为当代的主流思想。韩非子还强调“以法为教”，也使我们更加懂得，除了制定法律以外，还必须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让广大民众知晓法律、运用法律、遵守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

诸子百家期末论文 学院：

班级：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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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

第三篇：学校办学思想体系

学校办学思想体系

办学理念： 为您而存在；因您而精彩；与您同呼吸；和您同成长。“为您而存在”---体现学校办学目的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因您而精彩”---学校为教师的成功创设平台，为学生的成长奠定基础。赞赏师生的独立性，兴趣、爱好和专长，赞赏师生取得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成绩，赞赏师生所付出的努力和表现出来和善意；赞赏师生对问题的质疑和对自己的超越。

“与您同呼吸”---体现和谐。即和谐的人际关系构建起来的潜移默化，相濡以沫的育人氛围。

“和您同成长”---体现一种新型的教与学、师与生的关系，师生在交往中分享彼此的思考、经验和知识，交流彼此的情感、体验和观念，从而达到共识、共享、共进，实现教学相长、共同成长。办学目标：

健全科学合理、高速运转的学校管理体制，努力探索实施素质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不断优化育人环境。面向全体学生、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使学生学会做人的同时，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把学校办成具有特色、适合自身发展规律的学校。近两年的目标是调动学校和社会的积极因素，夯实基础，加大投入，高标准通过2007年“两基”国家验收。同时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与进俱进，各项工作指标的验收排全县同类学校前列，中心校保持县级示范学校，争创市级示范学校，以此幅射、带全镇小学的发展。

学校培养目标及宗旨：办有灵魂的学校；育有底气的新人。

何谓“灵魂”，就是指有一整套体现素质教育精神的办学思想、措施和目标体系。何谓“底气”(即大气、骨气、争气)可持续和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

校训：学做大家喜爱的人。

小学是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初级阶段，学校不可能决定每一位学生在成才的道路上走得多远，但是要成才必须先成人。成为怎样的人，根本来说就是“大家喜爱的人”。

校风：科学与人文并重、规范与个性兼容。

“科学”指按规律办学，科学管理、科研教学。同时也是树立“严瑾、求实、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

“人文”从本质讲，人更渴望精神的享受和情感的满足，尊重、理解、沟通、信任、厚道、热情、关爱等人文精神应该体现在每个教师的言行中和每个教学过程上。

“规范”常言道“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即统一有形式要求，依法办学，学生有言行举止合乎规范。

“个性”就是个人与他人区别的特征，个性象征着自主力、突破力和象征力，学校要为师生创设必要的时间和心镜，使个性得以张扬。

教风：爱中严、严中爱；学中教、教中学。

学风：乐学、会学、巧学、学会。

领导作风：团结、务实、创新、高效。

工作目标：夯实基础、苦练内功、团结务实、创新发展。

第四篇：韩非子名言

韩非子名言

在平时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优秀的名言吧，熟记名言有助我们增加知识储备，打造语言亮点。名言的类型有很多，你都知道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韩非子名言，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1.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法一定要让人明了，而术一定不能被人觉察）

2.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臵身事外，才会看清真相；保持冷静，才能制定出行动原则）

3.虚静无事，以暗见疵。（保持虚静无为的状态，往往会从隐蔽的角度得知他人的行为漏洞）

4.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所以应该将亲近好厌恶等情绪一并抛弃，才能成功地使用权谋之术）

5.君无见其所欲。（君主不应该表露自己的喜好）

6.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君主隐藏自己的好恶，才会得见臣下的本来面目；抛去旧有的成见，不显露自己的智慧，才会让臣下各守其职）

7.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邀君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君主喜欢任用贤能之士，那么臣下就会自我粉饰迎合来君主）（说明∶还是让大家各司其职，别把希望寄托在个别的贤能之士身上，防止权利的偏移）

8.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群臣本来的面目显现出来，那么君主就不会收到蒙蔽了）

9.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不用智慧可以明察，不显贤能可以成就大业，不逞勇武依然强大）

10.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看见就好像没看见，听到好像没听到，知道好像不知道）

11.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如果是君主所厌恶的，那么群臣就会将其隐匿起来；如果是君主所喜好，那么群臣就会弄虚作假来迎合）

12.倒言反事以尝所疑。（故意正话反说或正事反做，来试探臣下）

13.制在己曰重，不离位曰静。重则能使轻，静则能使躁。（权柄在手就是所说的重，不离本位就是所说的静。持重者能够控御轻浮者，宁静者能够克制急躁莽撞）

14.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具体事务交由各级负责人去执行，而君主应保证中央权力的巩固。只要君主能在准确把握全局，那么四方的臣民就会效劳）--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

15.众人助之以力，近者结之以成，远者欲之以名，尊者载之以势。（众人会全力帮助他，身边的人乐于结交他，远方的人真心赞誉他，权高位重的人也会推崇他）

16.君人者释其刑徳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君主听凭臣下私自施予刑罚与恩德，这样一来就会反为臣下所控制）

17.使杀生之机，夺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生杀予夺之权落在臣下手中，如此一来君主就有失势的危机）

18.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过于宠溺臣下，法令就难以确立。缺乏威严就会被臣下欺凌）

19.爱臣太亲，必威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过于宠信臣下，必然会危及君主自身；臣下权势过重，必然有篡位之心）

20.人主无威而重在左右。（君主维修丧失转而要仰仗臣下了）

21.佯爱人，不得复憎也；佯憎人，不得复爱也。（假装憎恶，就无法对其再加以憎恶；假装憎恶，就无法再对其施以恩惠）

22.树橘柚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树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树。（种植橘柚，吃起来是甜的，闻起来是香的；而种植荆棘，长大了却会刺伤人。）（说明∶栽培人时应个格外谨慎）

23.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治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则临千仞之溪（xi1），材非长也，位高也。（有才干而没有权势，即使是贤人也无法控御不肖之徒。一尺长的木材树立在高山之上，就能俯瞰万丈深渊。这并非是木头长，而是它所处的地位高。）

24.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世间总有得不到的东西，也总有办不到的事）

25.存亡在虚实，不在于众寡。（一国的存亡要看权柄是否掌握在君主手里，而不应看国家武力的强弱）

26.一手独拍，虽疾无声。（一只手击掌，即使再用力也不会有声音）

27.故势不便，非所以逞能也。（所以，当形势不便时，是不应该逞强的）

28.荡而失水，蝼蚁得意焉。（鱼游到岸边搁浅的是时候，就会被蝼蚁吃掉）

29.火形严，故人鲜灼；水形懦，人多溺。（火的形态看起来是严酷的，所以很少有人被灼伤；水的'形态看起来是柔弱的，所以经常有人淹死）

30.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君主隐藏智慧，不露才能，臣下就无法猜测他的意图）

31.事有举之而有败，而贤其毋举之者。（事情有做了却不成功的，但这也胜过不去做的）

32.私行胜，则少公功。（营私舞弊之风盛行，臣下就不能尽职为君效力了）

33.诱道争远，非先则后也，而先后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调于马？（在路上赛马，不是领先就是落后，而此时还总是关注对手的话，又怎么能得心应手地驾驭自己的马呢？）

34.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不因过度思考使内心疲惫，不因个人私欲而令自身受害；依据法令和权谋来治理国家，通过赏罚来彰显是非。）

35.圣人之道，去智去巧。智巧不去，难以为常。（圣人处世，是不需要智虑与机巧的。因为不抛弃智虑机巧，就很难维持长久。）

36.巧为輗，拙为鸢。（做车輗是聪明的，做木鸢却是愚笨的）（说明∶考虑成本与实际功效）

37.且夫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因物以治物。（相对于复杂的世事来说，个人的智慧是很渺小的，个人的渺小智慧难以处理繁杂事务，所以应该利用工具来处理事务）（比如∶法律制度及司法人员的设臵等）

38.利莫长于简，福莫久于安。（最大的利益莫过于简朴，最大的福泽莫过于安稳）

39.因可势，求易道。（根据可以成功的形势，来寻求易于成功的方法）

40.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像和氏璧那样的美玉，不必用五色饰物来装饰）

41.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凡是德都是因为无为而聚集，因无欲而成就，因不思而安稳，因不用而牢固。

42.故视强，则目不明；听甚，则耳不聪；思虑过度，则智识乱。（用眼过度，则视力下降；用耳过度，就会听力下降；用脑过度，就会思虑混乱）

43.去甚去泰，身乃无害。（行为不过度，才不会危及己身）

44.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烹调小鱼却屡次翻动，那就会令其破碎不全；治理大国却屡次更改法令，那就会使百姓不看其苦）

45.时有满虚，事有利害，物有生死。（时机的盈虚是并存的，世事的利弊是兼有的，事务的生死是一体的）（说明∶君主不可因为这些不可避免的得失而怨怒）

46.恬淡有趋舍之义，平安知祸福之计。（恬静淡泊之后才能把握取舍的原则，平稳安闲之后才能察知祸福的端倪）（说明∶拒斥外界的诱惑）

47.不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见示，故有大功。（不被小事妨害自己的长处，所以能取得大名；不过早显示自己的才能，所以能成就大业）

48.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往而不美？（做贤德的事情却不以贤德自居，还有什么事是办不好的）

49.太山不立好恶，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小助，故能成其富。（泰山不以自己的好恶来选择土石，所以成就了它自身的高大；江海不分大小来容纳河流，所以成就了它的广博）

50.夫物者有所宜，才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世间万物都各有特性，不同的才能有不同的施展方向，令有才干者各得其所，所以君主就可以无为而治。）

51、道私者乱,道法者治不吹毛而求小疵。——《韩非子〃大体》

52、胜而不骄，败而不怨。——《商君书〃战法》

53、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快，苦则求乐，辱则求荣，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商君书

54、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韩非子〃喻老）

55、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韩非子〃难一）

56、欲速则不达。《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57、长袖善舞，多钱善贾。《韩非子〃五蠹》

58、巧诈不如拙诚,惟诚可得人心。《韩非子〃说林上》 59、华而不实，虚而无用。《韩非子〃难言》 《韩非子》

60、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情怀为利休。急缩手，且抽头，免使身心昼心愁；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远忧。”...司马迁写的<史记>意思是说天下人为了利益而蜂拥而至,为了利益各奔东西。

第五篇：《韩非子》读后感

《韩非子》读后感

阅读《韩非子》一书，给我最主观的感受是其中的“阴冷”。似乎朝野中的一切都是针锋相对，不争个你死我活决不罢休：先看君主，虽然手握大权，身居高位，可因为担心身边的人谋权篡位，只得把自己的一切好恶都深藏起来，终日戴着“面具”示人，惶惶不得安宁。这样的君主看似风光无限，可实则怎一个“累”字了得。再论人臣，似乎都是乱臣贼子，心怀鬼胎，对权力地位虎视眈眈，处心积虑想钻君主的空子以图私利。人臣之间自然更加“玄妙”，充斥着政治阴谋、离间术，人人自危，仿佛一不小心就会遭奸人陷害，蒙冤而死。

这些阅读文本后直接的感受，与韩非子把其政治学理论建立在“人性好利论”前提上关系甚密。韩非曾说：“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以驭民力，事实不宜失矣。”(《韩非子.制分》)虽然师承荀子，但在“人性恶”上，韩非子的观点明显更进老师一筹。“荀子谓人之性恶而可以为善”，而韩非子“认定人之性恶而无为善之可能”在他看来，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不仅在君臣间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交易关系，即使在父子、夫妻间也存在着算计之心，利益之虑。如他说：“父母之于子女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女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

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将商鞍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三大法家学派融会贯通为一体，希望达到上能明主之法，下能铲除奸臣，从而致主尊国安的目的。当然，由于时代的原因，他的政治学说中还存在诸多弊端：如“君在法上”使他的法治主张注定只能成为人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非道德主义及高度的君主专制思想，使其治国思想体系中君权与民权处于极端对立状态；急于想救国图强的抱负使他的政治学说看起来太过激进等等，但我们似乎不应该以现在的眼光去评判几千年前的政治思想。

作为一部关于帝王统治的教科书，《韩非子》无疑对秦的统一以及其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韩非所说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既是一个封建大帝国维护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局面所必须的，又是中国历史上一切封建大帝国实施统治的真实写照，所以韩非被称为“中国倡导专制独裁政体第一人”，可谓当之无愧。而就先秦历史背景言，则为法家思想之最高发展。其地位之重要，诚不容否定也。”

虽然《韩非子》中赤裸裸地表现了人性恶的一面，里面充斥着争权夺利的“战争”，想要致人于死地的政治阴谋，让人读来感到“阴冷”，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否定其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作用。韩非的一整套帝王政治学，毕竟顺应了由群雄割据向大一统君主专制集权发展的历史潮流，促进了历史划时代的转变。他的这种治国之术无声无息地化人了长达两千年的君主专制体系中，对整个封建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