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时

第一篇：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时

春天的故事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 邓小平（1904～1997）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这句话已经是很多人熟知的，至少是有所听闻的，我也是在初中的思想政治课上开始接触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我最初的理解，很自然的想到中国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是中国创立的.中国是怎么建设来的，就怎么去建设社会主义。并没有去想这两个问题会对整个中国的现在，未来会产生多大的影响。随着对知识的渐渐丰富，才知道并不是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创立要比新中国成立还要早，中国的社会只是借鉴了社会主义，又有添加了自己的特色的优秀产物。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两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每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者都必须回答的一个首要的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围绕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的再认识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它是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他将会对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事实上我们的执政党也一直是在探索中国问题的同时，不断前进的。

我从网上查阅了许多相关的资料以及结合平时所积累有关这方面的知识，这是邓小平在总结我们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展望未来发展时候提出来的。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围绕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的再认识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社会主义本质论是邓小平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从资料上查得

从最原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已有130多年的历史；世界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已走过60多年的历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已经历了20多年的历史。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始终没有完全搞清楚。而且仍然是我们党一直在研究，在完善的一个问提。我作为一名预备党员，在支部会议上也经常探讨有关此类的议题，听过我们的支部指导员的介绍以及在党课上所学内容，我知道我们祖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照搬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论述的阶段，也就是中国第一批接触马克思思想所套索和经历的阶段。

然而在马克思提出自己的思想前，社会主义学说前带有空想的性质，又叫空想社会主义，而马克思把空想变为科学，叫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有三个主要特点。

一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得出资本主义自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

二是把无产阶级看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新社会制度的创造者。

三是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正确道路，即在自己政党的领导下，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强调一定要以实践而不是以书本作为认识社会主义的标准。列宁当时讲了两句有名的话语。第一句：“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了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第二句：“对俄国来说，根据基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社会主义。”之后，斯大林时代，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就是强调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强调实行计划经济，强调发展重工业，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照搬了苏联的模式，也作了一些探索。但在这一阶段，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就停留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计划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

第二阶段，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当时仍然是认为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毛泽东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时期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仍然受着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和限制，没有突破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甚至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的蓝本。

第三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升华，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并深刻的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在大致了解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后，另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我们的面前: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党逐步了解了这个问题,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想巩固,党要继续执政,社会就必须和谐,我们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目标就是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在邓小平理论中所 蕴涵的关于发展,改革,稳定,协调等一系列的理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础。

发展是始终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要求。社会主 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多次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

“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我从资料上查到在1978年9月北方谈话中,邓小平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

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

件。”从这些言语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很重视民生,因为民生问题直接关系

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而在我前不久看的一部叫《我的1919》的电影中，讲述的是在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在参加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纪录片。归结其中的原因，更本问题就是中国没有发展起来，导致不够强大。在巴黎和会上的所有的一切，早已不是一个外交家所能左右的结果，“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种种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明确地告诉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就要靠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发展先进生产力。新时期,我们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如农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压力大, 城乡发展不平衡等等。这些问题不处理好,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和

谐。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只能靠发展。邓小平理论“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 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这项发展战略为我国各方面的 协调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可缓解人口过度增长所带来的压力;有利 于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资源;有利于促进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我们 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在不久前的一次党员电教片上，我又看到那个为了新中国的事业而忙碌的身影，为人大修改党章，去苏联考查经验等等这一切有深深感动了我，虽然邓小平爷爷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我们中国能有金天，打打从一个处处被人欺负的国家走到任何国家都要退让三分，从当初被瓜分对象到现在的强国，小到从温饱还没有解决到现在的全名奔向小康，而中国原因，就因为邓小平穷毕生之力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航船导入了正途，引导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与发展中找到了规律，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核心问题的不断思考和指引下，一步一步的走向辉煌和成功。我们应该记住我们敬爱的邓爷爷，努力的学习，

第二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检视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检视

[摘要] 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这段时间,主要是重新对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了战略定位;《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的出台,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全面;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再一次对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作出了重大发展。

[关键词] 精神文明,两个《决议》,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

如何处理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对这一理论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一、改革开放初期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定位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人的精神力量的作用。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我们党不仅重视“枪杆子”,也重视“笔杆子”,不仅有“军事战线”,也有“文化战线”。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道:“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正是继续发扬了这些在革命战争期间创造的优良传统,克服了建国初期面临的种种困难,创造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当中,受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理论上极端的表现就是“精神万能论”。离开物质生产的前提谈精神动力,离开物质利益的需要谈道德建设,在认识论上的误区就是割裂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明确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在客观上恢复了曾经被颠倒的政治与经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为我们正确认识精神文明的战略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1979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决议》在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条基本经验中,明确表明“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讲话中,首次正式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必要条件。邓小平在此后的不同讲话中多次提到精神文明的问题。如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

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在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中得到了贯彻。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上的新论断,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化。

二、两个《决议》的出台,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全面

在1986年1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两手抓”的思想。他说:“还是我们过去的想法,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两手抓。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经济建设我们搞的相当有成绩„„但如果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在此后的多次讲话中,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过一系列“两手抓”的论断。如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这一系列的“两手抓”理论涵盖了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但其中最关键的是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总的来看,“两手抓”主要是针对精神文明抓得不够和社会风气的恶化而提出来的。邓小平在1989年3月说道:“我们最近十年来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并且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份《决议》在理论上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决议》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确立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这是从全局和局部的角度确立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性地位,说明它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第二,《决议》再次重申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的论断,从价值层面再次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第三,《决议》同时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这样,又在这个总体布局之下,强调了精神文明对于物质文明的功能性地位。这样,我们对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辩证关系的认识更加丰富也更加科学了。

从这一《决议》出台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近十年间,国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内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显现出来,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内形势;从国际看,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东欧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发生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精神文明建设所肩负的使命也因此更加艰巨。在此情况下,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了“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的问题。

对比分析两个《决议》,我们会发现有以下特点:第一,前一个《决议》主要从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布局来强调精神文明的战略地位,而后一个则主要是从世界大局的视野来强调精神

文明的战略地位。这样我们对精神文明战略地位的认识就更加全面。第二,前一个决议主要是从正面论述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逻辑上构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应该”;而后一个决议对精神文明战略地位的论述主要从反面来讲,主要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没有精神文明建设,在逻辑上构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精神文明建设是“必须”。综合这两个方面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充分必要条件。可以看出,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十年间,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对精神文明战略地位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全面。

三、科学发展观对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方针,但具体而论,怎样才能做到“两手都要硬”呢?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在党的十三大上,我们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小平还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按照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和基本路线的精神,具体到精神文明建设来说,也就是,虽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突出强调的是精神文明建设,但并不意味着用它来代替经济建设或者与经济建设平起平坐,相反,它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两手抓”的目标是要改变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不相称状况,使二者做到相互配合,协调发展。

但显而易见的是,上述论断还只是提出了问题,但却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如何才能做到二者的相互配合、协调发展?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是一个两难选择,这才有了所谓“先后论”、“代价论”等观点。而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协调好两者的关系也是一个难题。这也是长期以来造成我们“一手软,一手硬”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的症结出在我们对“发展”的理解上。长期以来,我们把发展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简单看作物质产品的增多、GDP总量的增加。在这种发展观的视野中,经济发展仅意味着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所谓的精神文明建设不仅不能增加财富还可能意味着财富的耗费,二者是不相容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人类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与传统的“工业经济”不同,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的作用和地位更加凸显出来。与此同时,源自启蒙运动的近代发展观念,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已经使当代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种种难以克服的困境,由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人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和开发,已经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存。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物种灭绝、气候变暖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难题。所以,强调入与自然的和谐、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和谐,倡导一种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论断。“科学发展观”在发展理念上是对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一种否定,是针对当前我国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种片面的、不科学的发展观而提出来的,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因此,科学发展观不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否定,科学发展观要否定的是过去那种“以物为本”的发展观,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所谓“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首先发展是为了人,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指向人的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人是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有赖于人的发展,人是发展的动力。这两方面构成了“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基本内容。

可见,正是通过“以人为本”这样一个“纽带”,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如何协调的问题才得到了合理的解决。“以人为本”不仅使“两手都要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获得了真正的实现,而且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原则。党的十七大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提出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以人为本”的本质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要从人民这个社会主义的价值主体出发,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和终极目标。在新时期,开创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要坚持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线,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基础;坚持把以人为本、服务人民作为精神文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坚持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持把群众性创建活动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不断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水平;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第三篇：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历史经验

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历史经验

吴 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在本世纪末以前的二十年内要抓紧四件工作，头一件就是进行机构改革，并作出了“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的著名论断。自此后的二十余年里，我们党在连续五届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都提出了机构改革的任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于第五届和第七、八、九、十届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范围内，曾先后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可以说，二十年来差不多每一届政府，都以新的一轮机构改革拉开新政府的序幕。尽管每一次改革目标都各有侧重，每一次改革成果都会给政府带来新的气象和新的进步。但是与其他改革效果所不同的是，每次机构改革的成果很难持久巩固，总摆脱不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轨迹。诚然，每次机构改革，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交互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因为出现了“精简--膨胀”的循环而否认其改革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应该看到，二十年的机构改革历程，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对于我们迈向二十一世纪，肩负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的中国公共行政，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宝贵财富。

一、决定机构改革成败的关键是选择好目标定位

在我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机构改革始终具有特定的和极其丰富的内涵，它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既涉及到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又涉及到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相关内容；既有对旧体制弊端的改造，又有对新体制新机制的创新。因此，历次机构改革的目标都具有多重性和不确定性特征。如1982年机构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领导体制问题，但同时又必须考虑领导班子的老化问题。这就要求机构改革同时要解决三个问

题：一是为了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集中领导，提高工作效率，需要通过精简机构裁减冗员，解决多头管理，推诿扯皮、职责不清的问题；二是要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解决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和年轻化问题；三是要针对机关干部知识素质和专业管理水平不适应的状况，加强干部的培训工作。这三项任务交织在一起，实际上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机构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既有多年积累下来的老问题，又有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出的新矛盾，既有我们对改革认识的局限性，又有干部对改革的实际承受能力有限的问题。因此，这次改革的成效并不明显。

从1988年以后的几次机构改革，中央逐渐地把机构改革的目标集中在政府职能的战略转变上，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战略选择。但是在改革的具体实践中，政府职能转变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同于精兵简政只涉及政府内部的改革问题，而是要解决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并在调整上述关系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这将是一个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的漫长的艰难历程。如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对转变职能在机构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了一个规范性的说法，即“为了避免重走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这次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 1988年3月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要求“这次改革的总要求是转变职能，下放权力，调整内部结构，精简人员”。这次“改革不是搞简单的撤减、合并，而是转变职能，按政企分开的原则，把直接管理企业的职能转移出去，把直接管钱、管物的职能放下去，把决策、咨询、调节、监督和信息等职能加强起来，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逐步转到间接管理为主。同时，把原来行政机关的部分职能转移到各种协会去承担。”虽然这次改革提出了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并下决心要解决政企分开问题，但由于当时经济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还不十分明晰，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争执处于胶着状态，耸立于其上的机构改革的思路当然也不可能十分清楚。政府职能转变基本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简政放权，搞活企业，并没有改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仅仅是政府与企业在经济建设中的不同分工罢了。由此看出，改革的条件时机

不成熟，目标定位过高，缺乏实际可操作性，预期目的仍然是无法实现的。

从机构改革的效果来看，1993年、1998年和2003年三次机构改革，是比较成功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实事求是地确定了改革目标。1993年机构改革是在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条件下进行的，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是这次改革成功的关键。按照这样的目标去改革，就不再是机构的撤撤并并，人员的加加减减，而是一种体制的重构。即要把属于企业的职能还给企业，把属于市场的职能还给市场，把属于社会的职能交给社会，把属于基层的职能转到基层。在此基础上，把属于政府的职能重新界定、归并，按照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实行综合管理。这次改革还强调了政府要为企业和社会服务的价值判断，概括地说就是“小机构、大服务”或“小政府、大社会”。“小机构、大服务”，形象地道出了政府管理模式与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之间的一种辨证的关系。一方面，政府减少了不该管的事务，简政裁员，机构小了，人员少了；另一方面，政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却在这种改革与精简的过程中，得以扩大，得以加强。

1998年的机构改革仍然坚持了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定位，但这次的侧重点是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为具体目标：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实行精兵简政。加强宏观经济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适当调整社会服务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相同或相近的职能交由同一个部门承担，克服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弊端。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

2003年明确提出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配套，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政

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明确了政府职能定位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四项主要职能；提出机构改革的重点是：紧紧围绕政府职能转变这个主题，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继续推进流通管理体制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通过优化政府内部组织结构，促使同类管理职能的集中化和一体化，打破部门分割状态，构建新的职能体系和协调运转机制。

这三次改革构成了一个逐步递进、深化配套的渐进模式，尽管还没有自觉地形成一个长远的战略规划，改革的理论上准备也嫌不足，有些方面的条件仍不具备，但就总体思路和目标设计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开放要求的。

二、机构改革的难点是理顺的公共权力关系

政府是一个由若干要素组成的、完整的、开放的体系，其外部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内部也同样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关系。如果说，转变职能主要是改革调整行政管理体制与外部社会各方面的关系的话，那么，理顺关系则主要是改革调整行政管理体制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1993年以后的机构改革都强调了理顺关系、协调运转的重要性，明确地把理顺关系和转变职能、精兵简政等一起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如果说，转变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的话，那么理顺关系就是机构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理顺关系的实质是国家公共权力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是依法行政和运转协调高效的组织保障。其关系主要有：纵向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上下级机关之间的关系；横向的党政各机关之间以及政府机关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条块结合上的垂直管理部门与所在地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通常所说的理顺各种关系，主要是针对行政管理体制中的突出存在的机构职能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问题，重点理顺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和机关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即合理划分管理权限、明确各自的职责范围、科学规定工作联系的方式和程序。

尽管我们在理顺关系方面，每一届政府都花费了不少精力，在机构改革的“三定方案”中明确了各自的职责权限，并力图做到责权利相一致。但从总体效果来看，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找到根本性的出路，老的关系没理顺，新的关系仍不协调，可谓“剪不断理还乱”。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机构改革只注重组织结构的静态分工、责权划分的合理性，忽视了在组织机构运转过程中的相互联系、协调合作的必然性。整体效能大于部分之和。政府行政的最大特点公共性，公共性追求的是社会公平和社会效益，只有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有机整体，才能够最大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效益。政府各个部门的职责和权力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共生共存的。由于现代行政机关的组织庞大、部门众多，即使是再精细的分工、再明确的职责，也难以避免运转中的交叉衔接。我们机构改革的思路往往是过分强调专业化

优势，把职责化整为零，而对“零件”的如何组装整合，却没有建立一个协调机制，其结果是权力分割化，部门利益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使政府间的缝隙不断扩大，整体效能不断下降。

二是历次机构改革是在原有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基础上的理顺关系，而不是从构建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和创新管理模式角度理顺关系。现有的行政体制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这种体制的弊端是每一级政府都是大而全，职能配置上下一般粗，机构设置上下对口；各行业系统又是封闭运行，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各自为政，权力很难制约。这种集权体制强化了等级制，有利于上下管理的控制，但弱化了权力的制衡关系，忽视了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管理差异性，以及决策、执行、监督职能作用的区别。在行政体制中是按照纵向层级、横向专业职能进行事权划分，是传统的过程控制模式。西方发达国家在行政改革中普遍采用了以决策、执行、监督职能分开的分权体制，决策机关与执行部门实行绩效合同关系，执行部门各自相对独立，实行市场化、企业化管理，建立追求结果导向的控制模式。虽然我们国情不同，不可能完全照搬国外做法，但是，以决策、执行、监督的不同功能和分权作用，构建上下级政府和部门之间相互协调、有利制约的职权关系，建立适度的分权管理体制，是理顺关系的新思路。逐步实现行政决策权与执行权相对分离，实行政府决策职能的核心化和集中化。通过科学规范部门职能，按综合职能设置政府机构，将相同或者相近的职能交由一个行政部门承担。同时要改革行政执行体制，建立综合执行机构，推行政府事务综合管理，将分散到部门的行政权原则上收归同级人民政府。改革行政执法体制，设置精干、统一的行政执法队伍，实行综合执法。

三是以往改革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理顺关系，这种软约束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权限划分与利益分配的必然联系，理顺权力关系，其实质就是权力和利益的再调整，这项工作仅靠行政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法治手段加以解决。因此，制定机构编制法，加强机构改革的法制化建设，就成为推进机构改革的基本前提。

三、机构改革的永恒主题是推动政府创新

所谓政府创新就是探索行政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新方法、新模式，以适应新环境的变化和新任务的挑战。政府创新在内涵上主要体现为理论层面上的政府创新，体制层面上的政府创新和技术层面的政府创新。历次改革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政府创新，对建立新型的公共行政体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理论创新上，从不断深化认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提出了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新理念。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就是实现以政府为中心的管理向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转变、实现由政府本位、官本位体制向社会本位、民本位体制转变。在服务型政府价值理念的指导下，政府的转型是一种必然的目标选择，在近几年的改革中，人们已经形成了改革价值取向的共识：即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从封闭政府向透明政府转变；从管制政府向法治政府转变。

其次，在体制创新上，它体现为结构和功能上政府创新的主要内容。在前几次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中央提出了我国行政体制创新的目标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主题，以转变政府职能和推行依法行政为重点，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公共行政体制。使各级政府优质高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如为规范政府行为，深化了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和行政投资体制改革；为强化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各级政府建立健全各种应急突发事件机制，提高了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再次，在技术创新上，提出了通过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电子政务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革命，其对政府管理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具有生产力性质的政府管理工具的创新，政府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环境可以提高办公室工作效率和生产力，精简机构和人员，降低管理成本。其次，这种新的生产力工具的使用将不断改变政府管理结构和方式，重塑政府业务流程。而这种从管理工具的创新到管理结构到管理方式的变革，将极大的改变现有政府的管理观念，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建构出适合信息时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政府组织形态。实施电子政务不仅能够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推进廉政、勤政建设，使政府利用信息化手段更好地为公众服务，更为重要的是，这场由新的管理手段所带来的管理方式上的革命将最终改变我们久已习惯的政府管理环境，引导我们逐步走向一个全新的政府管理世界。电子政务是“三分技术，七分管理”，从本质上来说，电子政务是一场政府管理方式的革命。要把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建立在政府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在管理方式的创新基础上。而不是单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而提高行政效率，单纯地为降低行政成本而降低行政成本，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政府的现代化水平，真正建立适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的“廉价、高效”的政府。

概括起来，我国五次机构改革的实践，积累了五条宝贵的经验：一是坚持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行政改革的关键；二是坚持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把精兵简政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作为行政改革的重要任务；三是坚持积极稳妥的方针，既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坚定不移地迈出改革步伐，又充分考虑各方面可承受的程度，审慎地推进改革；四是坚持机构改革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制定配套的政策措施，妥善安排分流人员，优化干部队伍结构；五是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分步实施，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改革。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努力，一个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服务型的公共行政体制正在形成。

第四篇：邓小平同志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创新贡献

邓小平同志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创新贡献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20多年来他的理论和行为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给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带来了革命性变革。笔者作为经济理论工作者希望通过此文使读者更多地了解他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伟大贡献。

一、抽丝剥茧，一层层冲破束缚，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首先并且始终做的中心工作就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他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了科学依据。他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抓根本，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的途径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首先，邓小平积极地肯定社会主义也一样可以搞市场经济。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人甚至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这种传统观念，致使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们不敢理直气壮地利用市场经济去发展生产力，与众不同的邓小平却不以为然。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副主编吉布尼时就强调：“谁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他还形象地比喻，“不论黑猫、白猫，能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用以说明市场经济也一样可以适用于社会主义。在1992年年初的讲话中他又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人们长期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在邓小平同志这种开拓创新思维的引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政府逐渐探索出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第一、在所有制形式上，既坚持公有制又使公有制企业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这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情况，虽然公有制的直接生产目的是盈利，但从整个社会生产的宏观目的来看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生产的唯一目的是资本家追求的剩余价值。

第二、在分配制度上,坚持个人消费品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其它分配方式为辅。这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依靠诚实劳动和善于经营等正常手段先富裕起来，但是先富的要帮助和带动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私有制基础上必然带来的两极分化。另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虽然也存在着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三者利益的差别和矛盾，但从根本利益上三者是一致的，这又区别于资本主义中工人与资本家利益关系的根本对立和私人企业间的利益对立冲突。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宏观调控上以市场为基础的宏观计划调节是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之上的，因而无论实行计划的自觉程度，还是计划调节的方向和力度都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计划，实施基础是私有制和私人利益，因而以资本家整体利益出发制定的计划，在发挥调节作用时，往往会受到劳资利益对立和私人集团体利益冲突的影响。

其次以市场为取向，在大胆创新的改革实践中一步一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的目标模式，但不是改革的目的，改革是由经济 1

发展的现实要求提出来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由改革提出来的，也是在改革发展的一步一步实践中实现的。在邓小平光辉思想指引下，我国向市场经济过度的改革采取了三个重大步骤。

第一步：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农业生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重大开端。在这次会议上肯定了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分田到户的做法，提出了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的劳动直接同收入挂钩，也就是“交购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从而调动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正如邓小平所说：“农业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正是这种创新的改革思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使农民的收入在短时间内有了迅速的提高，解决了中国八亿农民的温饱问题。

第二步：根据农村改革的经验，将改革方向逐步转向城市，在企业中搞打破大锅饭的改革，把企业效益同职工利益挂钩。

邓小平多次讲道：“我们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之后，我们就转到城市。”他还把责任制视为一项即适合农业生产也适合工业生产的基本原则。他说：“工业有工业的特点、农业有农业的特点、具体经验不能搬用，但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这点是肯定的。”

现代化大生产，分工细密协作性强，不仅要求企业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生产指导和经营管理系统，要求厂长经理切实负起责任，还要求企业内部各方面、各环节、各生产岗位实行严格的责任制，但由于长期实行的“大锅饭”体制权力与责任脱节。劳动者的劳动与自身利益缺乏联系，劳动者缺乏积极性，所以企业经营中缺乏活力，效益很难提高。在农村实行责任制之后，人们从中受到启发，使企业效益同劳动者的经济责任，经济利益和经济权利结合起来，打破铁饭碗，于是便有了承包、租赁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各种责任制的推行使企业和劳动者的贡献和利益挂钩，贡献大利益大。这样就克服了以往计划经济下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现象，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使企业效益和职工利益都有了明显提高。

第三步：重视市场微观基础建构，从多方面积极逐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１９９２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市场经济理论的突破，进一步加快了废除计划经济体制的步伐，形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滚滚洪流．．．．．．但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是能够完成的。根据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重要精神，我们党对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冲破了不少传统观念，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获得了重大的认识，认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施步骤和具体操作问题上，当务之急是集中精力抓好以下几项工作及与之相关的配套改革。

（１）培育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一要建立自主企业制度；二是建立具有种类完备、布局合理、多层次、多功能的市场组织群体；三是加快价格改革步伐，为市场体系的健康发育创造良好的环境。

（２）要改革国有产权制度，积极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转换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实现政企分开，两权分离为内容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则是转换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的突破口，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该多样化，但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角度，公有制实现形式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逐渐从以承包制为主过渡到以股份制为主。

（３）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允许非国有经济发展，邓小平１９９２年初视察南方时针对有人担心深圳市搞资本主义的问题强调：特区姓“社不姓资”，一是从深圳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而且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制约；二是

我们有优势有国有大中型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三是我们可以从“三资”企业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它们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探讨发展非国有经济的意义。

（４）深化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根本问题不在于否认按劳分配方式而在于通过改革按劳分配的具体形式完善按劳分配制度，使其在不同的分配方式下发挥主导作用，这是市场激励机制的根本点。同时与分配制度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一定相应地跟上，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利。

（５）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市场经济是靠法律规定的轨迹运行的。邓小平同志说：“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形式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要通过法律来解决。市场经济立法也要大胆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

伟大的改革指导者邓小平同志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前无古人的构思并且付诸于实现，他还一直关注着如何把我国经济运行纳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的轨道，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的论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

二、打开百年桎梏敢为天下先，实行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接轨。

（一）实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

（１）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国从明朝中叶开始到鸦片战争近二百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建国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对外开放也仅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就关起门来，没什么发展，特别是十年**，使我国失去了参与国际分工机会，经济发展滞后于别的同类国家很大一段距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在逝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的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周围世界隔绝了。”鉴于历史的经验总结，邓小平强调“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２）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需要。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要实现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还存在着资源不足资金匮乏、缺乏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实际困难。对此邓小平指出：要实现我们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如果我们拒绝国际合作，现代化事业就会受到阻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实现现代化总是要靠各国人民的相互激励、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３）从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在充分有利用国内资源、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本领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参与国际分工，开拓国际市场，开展对外经济活动。

（二）对外开放的伟大构想与实践创新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不仅大胆地提出了对外开放的理论，在采取何种方式和途径实现“对外开放”的问题上，他更有自己独特而创新的大胆构想，这些构想都在实现中取得了成功。邓小平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精辟论断和实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开展进出口贸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进出口贸易方式与国际市场对接可以互通有无，充分利用国际分工、出口生产成本上绝对或相对优势的产品换取成本上处于绝对或相对劣势的产品。邓小平在１９８４年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现在我国的对外贸额是四百多亿美元吧？这么一点进出口贸易额，关起门来能翻两番吗？．．．．．．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我们的产品怎么办？统统国内

销？什么都要自己制造？还要不要买进一批，自己卖出一批？”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进出口贸易的思想，我国以进出口贸易方式与国际商品对接取得了明显成效。１９９０年进出口贸易额达１１６０亿多美元。１９９１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１３５７亿美元，出口７１９．１亿美元比１９９０年增１５.８%。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为我国实现国内外市场早日接轨奠定了良好基础。

２、技术贸易。技术贸易是国际间以商业手段进行的技术转让行为。对于技术贸易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很重视，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技术贸易方式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过消化、吸收和创新可以迅速提高国内的科学技术水平缩小同发达资本国家之间的差距。因此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它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小平同志还经常讲：“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强调“要多争取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践证明，引进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即可以使我国少走弯路，节省新技术创新所花费的时间和经费，又可使我国在较高起点上发展，从而提高国民经济的技术装备水平，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３、利用外资。邓小平同志对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利用外资问题非常重视。早在１９８２年就明确指出，我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争取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他首先提出要在国内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对于怎样来创造环境，邓小平指出：“最近全国人大通过的外资企业法就是为了给外国来华投资创造有利条件„„有人担心中国的法律会变，我可以肯定的说在中国投资没有风险，我们会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如果法律不完善还可以补充。我们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是直接利用外资在国内建立‘三资企业’”。而且他还多次地反复地强调三资企业不会影响社会主义公有制，因为它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由于有邓小平的思想扫清了思想障碍，使三资企业得到迅速发展。由１９８２年以前的三家发展到１９９０年的２６５６８家。实践证明，利用国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建立中外合资、合作的外商独资企业，是增加出口创汇能力，扩大就业面，提高我国科学管理水平的重要方式。除了直接投资外。我国还积极利用间接投资吸引国外贷款，建设了许多港口、铁路、机场、电信设施等多项大型工程，加强了我国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建设。

４、建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区。把经济特区作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的窗口，是邓小平同志首先倡导的，是他创新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１９７９年，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做特区，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特区是个窗口，它在国内外市场对接中是技术、管理、知识的窗口。通过窗口看到国际上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并传回内地，掌握最新信息，把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传向内地经过消化吸收掌握起来，加快技术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通过窗口把内地的原料、半成品、传统工艺品等运到特区来经过改制和增值后出口，多创外汇，通过窗口，特区将成为开放的基地。一方面是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基地，另一方面是出口基地。”我国自１９７９年７月开始，先后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建立了经济特区。十多年来，经济特区迅速发展，并成为全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当然要加强同国际经济的联系，仅靠五个窗口是不够的。１９８４年２月邓小平同志在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之后便考虑怎样进一步开放的问题，他提出在现有的特区之外，还可以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导思想，１９８５年５月我国又做出了进一步开放大连、广州、烟台等１４个沿海港口城市。形成了北起辽宁大连南至广西北海的对外开放线。１９８５年７月，党中央国务院又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夏章泉三角地区划为对外经济开放区。到了１９８８年３月，又将这个范围扩大至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西的若干沿海城市，从而形成了从南到北绵延万里的沿海对外开放格局。完成了由“点”到“线”和“片”逐步开放的战略格局。实践证明这种格局，有益于缓解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资金严重短缺等矛盾，保证了我国经济以较高速度发展，同时沿海近两亿人口的地区经济率先发展后，一方面可以缓沿海与内地资金和原料的矛盾。另一方面利用外资引进加速本地工业的技术改选，发展外向型经济，起到对内对外“两个扇面”的枢纽作用。

如上所述，邓小平独树一帜另辟蹊径的改革理论和实践造就了二十世纪壮观的经济奇迹，抵御了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苏东剧变的逆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次飞跃，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总而言之，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改革创新的伟大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正是这种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创新思维，将中国的发展推到了一个崭新的繁荣富强的阶段。

第五篇：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经验总结及反思

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经验总结及反思

2009年，距离改革开放1978年已有31周年。30年前，濒临经济崩溃边缘的中国现实迫使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同民众“杀出一条血路来”，由农村开始，在全国掀起一场自上而下的体制性革命。30年后，中国已改变过去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上迸发出令世界瞠目的活力。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经济政治实力高速发展的三十年。我们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跃升。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GDP平均增长9.7%，而世界经济同期只有3%左右的增长。经济是和政治、军事联系在一起的。普京就曾说过，没有实力的愤怒毫无意义。30年的改革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也越来越重视中国，我们在世界政治舞台的话语权也更强了。如由西方发达国家召集的研究世界经济形势和问题的西方八国首脑会议要求吸收中国参加，就证明了我国的发展对于世界经济已经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全体国民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素质极大地提高的三十年。3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打破了过去那种单调、统一的带有个人崇拜和违背人性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精神和文化生活日趋多样化，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化。竞争、效率、民主、法治等等意识是30年前所不可想象的，特别是，人们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选择，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自由、自主、独立，这是改革开放带给人们精神领域的一个最大变化。原来走在大街上，大家穿得都差不多，灰色的，现在花花绿绿了、五光十色了，人们的思想也变得活跃了，创新力强了。

改革开放的 30年，是教育事业稳步发展的30年！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对世界，面对未来！高考制度恢复之初，全国有570万人参加高考，却仅录取27万名；而到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达到1010万，录取新生达567万名！伴随着教育规模的发展，更有越来越多的中华儿女在世界高精尖人才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创新的30年！从1979年远程火箭发射试验成功，到2003年“神五”升天，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再到2005年神舟六号载人航天卫星顺利返回，中国航天人在摸索中让祖国一跃成为航天科技强国！2008年，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炎黄子孙的千年奔月梦成为了现实！

30年发展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改革开放之路的无比正确性。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外开放在带来国外先进管理理念和经验的同时，也会带进一些糟粕，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开放了，新鲜空气进来，但有的时候，苍蝇蚊子也进来了。再加上我们自身的原因我们也走了一段弯路。

1、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定盲目性、冲动性，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制订严谨的改革开放策略，从而是一哄而上、摸石过河，定是会受到一些挫折的。正确的做法应是循序渐进的改革开放，培养人才、摸索经验教训，然后逐步推而广之，不断深入改革，才能避免一哄而上造成的整个国家的弯路和巨大损失。

2、自主创新能力不够突出，从事核心技术研究的人力、物力不足；于是在某些行业长期依赖国外技术的状况没能改观，这样极可能形成虚假繁荣受人制约，发展后劲不足，一旦国际形势变化，将无力应付而陷入困境。我们过度陶醉于“为人打工”，以“世界工厂”自豪，但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使我们创造的大部分财富流向国外，八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就是最好的例子

3、地方改革建设规划不够科学.其一是形成重复引进，以新企业搞垮老企业,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浪费和人才的流失,其二是造成国家资源的严重破坏与浪费,其三是由于追求发展而破坏自然环境,一些地区的环境污染与破坏已十分严重，资源能源因过度开采而日渐枯竭，环境恶化程度惊人。

4、国外腐朽的资本主义享乐思想渗入我国，影响力了一些意志力不强的官员，干部和国民经不住考验，出现了官僚主义；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有意无意间培植了一种轻内重外甚至崇洋媚外的，中国的传统优良精神被淡忘。所以，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国门要打开，好的东西放进来，不好的要拒绝，苍蝇蚊子要赶掉。

尽管问题有些存在，但我们还要深化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走中国特色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行改革开放、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现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又面临新的形式和挑战，有些层面甚至还出现了否定改革开放的思维。因此，我们需要再次解放思想，在继续寻找改革真谛的同时，用新的思维去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胡锦涛同志强调：“中国过去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靠改革开放。虽然我们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很多都是由于我们的思想保守所致，思想决定观念的形成；三十多年前，老一辈用他们智慧的大脑为我们创造了一片新的天地，今天，轮到我们主宰这个国家命运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不能被自己的思想所禁锢，要不断的解放思想，不断创新，要担起我们造福人类的责任。”

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难免会出现前进中的曲折、发展中的挑战，但我们走过的路程，我们取得的成就已经表明，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社会的发展还将证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巩固成果、再创辉煌。

改革开放到了需要二次革命的时候，要进行第二次思想大解放，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把解决人民群众的突出问题放在思想斗争的最前沿，在深化改革中解决各种矛盾，不断调节各种利益分配问题，要在改革中去粕存精，去伪存真，要坚定信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革命尚未成功，我们仍需努力，过去已成历史，未来充满希望，我们一定要坚定改革开放的路线，为祖国的再次腾飞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