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台北人》中的悲剧艺术

第一篇：浅析《台北人》中的悲剧艺术

人生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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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人的扉页上是唐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

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作者似乎在开篇就透露出了一种人世苍凉与物是人非的感慨。小说中的主人公无论是晚年失意的军人还是家族没落的贵族亦或是曾经辉煌的交际花，他们的人生都渲染着一抹浓重的悲剧色彩。他们曾经的辉煌与现下的落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给人无法言喻的悲凉和无奈之感。小说之中还对他们精神的失落和对人生的苦苦追索进行了细致的描写。社会政治突变带来的人生没落或者是生命麻木带来的悲惨结局，无论是那种境遇都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夕阳西下、秋风凄紧的人生画面。

晚年失落的军人是作者在小说中极力塑造的一类人物形象。白先勇

本人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后，他对老一辈军人的晚年失意之殇有着深刻的体会。他凭借自己的细致观察与模糊记忆，用笔勾画出了父辈曾经的辉煌与晚年的落寞。作者笔下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生之殇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小说中的《国丧》、《岁初》、《梁父吟》等都刻画了失意军人的凄凉晚景。作为国内战争的失败者国民党军队不得不退居台湾，这对于一生驰骋疆场的军人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耻辱。这些曾经辉煌战场的英雄败居于台湾，面对政治生活的突变，他们感到人生的惶恐与手足无措；面对台湾本土的文化与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他们显得格格不入；面对往昔的叱咤疆场于现今的巨大落差，他 1

们感到无奈和惋惜。于是他们总是活在过去的回忆中，在对过去美好的追忆中寻得一点人生的安慰，并且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在对过去的追忆中还流露出一种浓浓的乡愁在内。他们作为从大陆迁台的外省人，在大陆有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理想和他们的青春，大陆也就寄予了他们浓浓的不舍与眷恋，他们的根在大陆。

《国丧》一文中借朴公和雷委员之口从侧面描写了孟养的狂狷和刚烈。又从朴公之口回忆了当年孟养、朴公等三人参加武昌起义的豪壮场景，孟养由当年武昌起义时在黄鹤楼上高呼“革命英雄——王孟养在此”的豪狂青年到晚年的孤独凄凉。“‘狂狷’二字是你老师的好处，可是他一辈子吃亏，也就是这个上头。孟养——他的性子是太刚了些。”朴公将此归结于孟养的“狂狷”，英雄晚年无用武之地，这不能不说是人生之大殇！而《岁除》中的赖鸣升也是失意军人的典型，他年少时“就挑着锅头跟革命打孙传芳去了。”抗战时期，他在四川当连长，豪气万丈地割了营长的靴子，后来又参加了壮烈的台儿庄战役并光荣负伤。而晚年的赖鸣升则成为了一个医院的买办，而且还在晚年娶妻时被骗光财产。这样的英雄失路之悲着实让人惋惜。

作者在小说中塑造的另一类形象是歌厅舞场的交际花或是下层妓女。小说中的《游园惊梦》、《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孤恋花》等都是她们的哀歌。她们是在残酷的现实下随波逐流、无奈的妥协者，她们是对人生无望的麻木生活的行尸走肉。曾经辉煌一时的交际花，他们既怀念当年的觥筹交错与灯红酒绿，但又不得不面对年华易老、人老珠黄的囧况，人生的无奈与心酸又有几人能知！时光荏苒、青春易逝，当年的艳丽早已不复存，他们不得不仓惶嫁做商人妇。没有爱情的婚姻，谋求的仅仅是年老后的依靠和庇护。然而这样的庇护似乎并不能持久，一旦所嫁之人驾鹤西去，那仅存的依靠也会轰然倒塌，等待她们的似乎只有那孤苦的漂泊和世人的冷落。然而那些下层妓女则更为悲惨，他们甚至连曾经的辉煌都不曾拥有，生命给予她们的是悲惨的遭遇和麻木的心灵。她们在一次次的伤害与无尽的折磨之中混日子、消磨时光。他们甚至没有反抗人生的能力也从来不对自己抱有任何希冀，生命的残酷已经完全吞噬了他们那可怜的希望。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金大班就是二十几年混迹于风月场的女人，当年的她在上海的百乐门也是风光无限，现今的她虽然气势依旧不减当年，但是岁月不饶人，她不得不匆忙嫁做商人妇。当年心高气傲的她在同伴嫁为商人妇时还极尽嘲讽，而现今她却也只能选择这样的结局。其间的无奈与悲凉很是让人同情。而《孤恋花》中的娟娟则是悲惨的下层妓女的代表。娟娟是小说中唯一一个台湾本土人，她出生于乡下，母亲是一个疯子，而父亲对娟娟有着不轨行为。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成长，而后又沦落为下层妓女，最后以发疯作结。作者将人类的诸多悲剧集合到娟娟这样一个孱弱的小女孩的身上，给人一种对人生的极度绝望和压抑感，让人痛的无法呼吸。

在《台北人》中还有一类市井平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王雄就是这类小人物的代表。作者在书中对于小人物的描写虽然不多，但是三言两语就勾画出了台湾底层“外省人”的生存现状。这类小人物当年由于种种

原因流落到台湾，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着，在艰苦的环境下谋生计。他们大都淳朴善良，安分守己，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自己的愿望，但最终都以悲剧收场。他们在社会的洪流中苦苦挣扎，然而却显得那样的渺小与无助，那种无法掌握命运的无奈着实令人心疼。《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人家可是有涵养，安安分分，一句闲话也没得”，一出场就赢得了读者的好感，而卢先生对大陆未婚妻的一往情深更是进一步的增添了这个人物的光辉。卢先生省吃俭用地攒钱就是为了能把他的未婚妻接到台湾团聚然而就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却被现实击的粉碎，曾经那样一个温润的教书先生最后竟是悲惨的死去，这不得不令读者深感惋惜与同情。

鲁迅先生曾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作者在《台北人》中将这种悲剧艺术发挥的淋漓尽致。在小说中无论是晚年失意的军人还是家族没落的贵族亦或是曾经辉煌的交际花，都没能逃脱命运的魔爪，为我们演绎出一场场命运之殇。小说中弥漫的悲剧色彩令我们感到一种窒息的疼痛，读者随着主人公的命运起伏时而悲泣时而叹气，其中发挥到极致的悲剧艺术为小说增添了一抹瑰丽的色彩。小说中的悲剧色彩华丽而凄美，绝望而富有魔力，仿佛是一泓深不见底的潭水，竟能将人吸了进去，让人在其中如梦似幻。小说的悲剧艺术是一抹瑰丽的彩虹，为小说镀上了华美的色彩，带给读者无尽的精神享受。

第二篇：古希腊悲剧艺术初探

古希腊悲剧艺术初探

古希腊悲剧艺术初探

【摘要】古希腊悲剧因体现了永恒的人类的价值与尊严而高踞于人类艺术史的峰巅。虽然它已丧失了生存的土壤，但其悲剧精神却一直照耀着人类的精神历程。现代文明虽高度发展，但人类的主体精神却在物质的侵蚀下越来越贫弱，生活中充斥着物欲和享乐主义，悲剧式的深沉思索已被人们遗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走进古希腊的悲剧艺术，以其崇高、严肃和深刻的理性来洗涤我们的内心。

【关键词】生命意识；抗争；人本主义；酒神精神；超越意识。

古希腊悲剧是人类历史上最丰富的美学源泉之一。古希腊悲剧不仅是欧洲戏剧的源头，而且亚里士多德总结古希腊悲剧创作经验而写成的《诗学》又奠定了欧美文艺理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种悲剧艺术蕴含着一种独特的美，它体现出古代希腊人对当时各种社会问题的关注，对冥冥宇宙的朦胧思索，对人类命运的疑惑；它体现出二千四百多年前古希腊人的憧憬与忧伤，体现出人类儿童时期发育健全的体格和天真活泼的想象；还体现出古希腊人不愿在邪恶势力和超自然力量面前屈服而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和朴素明晰的审美意向。古希腊悲剧艺术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概念，当人们提起它的时候，立即就会想起素朴、庄严、肃穆、崇高、和谐这些悲剧艺术的特征，可以说悲剧艺术至今还具有通向人们心灵的力量。

古希腊悲剧之所以拥有这样的文化魅力得益于它自身的特征和意蕴。

一、古希腊悲剧体现出强烈的甚至可以说直接和纯粹的生命意识。

古希腊悲剧的诞生和繁荣，是希腊人的原始生命意识和希腊神话结合的产物，古希腊悲剧的重要特征就是它从诞生开始就饱含着深厚的生命意识。这是古希腊悲剧虽历经千年但仍在今天充满着独特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悲剧源自古希腊酒神祭仪当中礼赞酒神的酒神颂和献祭酒神的山羊之歌，最初的主题只是悲悼酒神狄俄尼索斯在尘世的受难、死亡和赞美他的再生。这种酒神颂也是一种乡社歌舞。据说歌队有五十个“羊人”组成，其中一个是歌队长，他回答歌队的问话，讲述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故事。这种回答最初只是一种“临时口占”，后来相传由忒斯庇斯首先将一个演员安排到歌队中，这个演员可以轮流扮演几个人物，可以和歌队长谈话。这就是古希腊悲剧最初的原型。

从古希腊悲剧的起源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人对死亡的重视和对自身生命的焦虑。古希腊文明处在人类文明的孩提时代，原始人类时刻面对着不可预测的死亡和命运作弄，当他们对此无法解释和无可逃避时，心中必然充满了不可名状的惊慌、迷惑和恐惧。虽然古希腊人总体上是乐观的，但他们既感到现世的欢乐，又因为能预知死亡而感到宿命的悲哀。这种欢乐与悲哀的交融，实际上形成了古希腊人最初的悲剧意识，它是古希腊悲剧的精神来源。

黑格尔一生高度赞扬古希腊人的理性主义，的确，虽然他们看到了生命的无常和苦痛，但是古希腊人仍苦苦寻求生存的理由。他们在内心呼唤着生命力的觉醒，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这就是尼采所概括的古希腊人精神的支柱——酒神狄俄尼索斯与太阳神阿波罗。在尼采看来，狄俄尼索斯暴风骤雨般的洗礼和阿波罗融融日光的渗透恰到好处的结合催生了人生的悲剧美，也催生了古希腊悲剧。“酒神艺术和日神艺术都是悲剧的手段。酒神艺术沉浸在不断变动的旋涡之中以逃避存在的痛苦；日神艺术则凝视存在的形象以逃避变动的痛苦。”1作为古希腊悲剧人物雏形的酒神，既是原始苦难的象征，也是原始生命意志的力量和冲动的象征。1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4年版 P24。

正是这种生命热情与静观理性的结合，使古希腊初民在苦难中得以解脱，并使得他们在美学的镜子中发现自己，鼓舞了与痛苦抗争的勇气，并以这种痛苦忧郁的智慧完成其艺术杰作。

在古希腊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到被兀鹫啄食肝脏的普罗米修斯、落入弑父娶母宿命的俄狄浦斯王、遭受命运诅咒的阿特柔斯家族。他们都不过是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戴着不同的脸谱。他们所以在命运难以解脱正是由于生命力量的满溢和人生欲求的强烈。

生命的冲动在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是以一种英雄式的崇高和绝不妥协的抗争精神来表现的。这些悲剧的英雄可以被毁灭，但却不可以被征服。普罗米修斯为了拯救人类、使他们免于毁灭，敢于公然违抗宙斯的意志，而从天庭盗来火种，对宙斯派来劝降的使者赫耳墨斯更是大加嘲弄，不愿妥协。而克吕泰墨斯特拉在杀了丈夫阿伽门农和他的新妾卡珊德拉之后，冷静地打开了宫门，手中拿着剑，站在尸体旁边向城邦中的长老诉说她杀人的经过，控诉阿伽门农生前的罪行。在诗人的笔下，无论是普罗米修斯还是克吕泰墨斯特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宁愿做一个悲情的抗争者，也不做苟且的顺民。而在诗人索福克勒斯那里，生命的冲动则表现为对命运的抗争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在《俄狄浦斯王》一剧中，从俄狄浦斯的父亲拉伊俄斯将刚生下的儿子抛于荒野到俄狄浦斯放弃王位逃离自己的家园，他们的所有行动都是要试图阻止阿波罗神渝的发生，与命运抗争。在这场抗争中，俄狄浦斯因为自己的勇猛误杀了亲生父亲，凭借着智慧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成了忒拜城的国王，从而娶了自己的母亲，凭着执著和正义而找到了城邦灾难的源泉，这一切都是俄狄浦斯内心深处生命冲动和对生命自由追求的体现，也正是这种追求导致了他最终陷入悲剧苦难的深渊，自残双眼、流放异乡，成了与命运抗争的“牺牲品”。在诗人们的笔下，普罗米修斯和俄狄浦斯王的苦难正体现了人类在最初认识世界时所遭受的灾难和恐惧心理，也同时昭示了人类在苦难面前勇敢抗争，追求生命自由的意志。

不屈的普罗米修斯和不幸的俄狄浦斯王都在于命运抗争，他们的抗争中蕴含着无穷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是对生命本身的关注、肯定与祝福。古希腊悲剧从诞生那一刻起就蕴含了丰富的生命意识，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古希腊悲剧是一种生命悲剧，它凝聚了古希腊人对生命的崇拜、对生命的思考和对阻碍生命发展的命运力量的抗争。也正如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所说：“悲剧比别的任何文学形式更能够表现杰出人物在生命最重要关头的最动人的生活，它也比别的任何文艺形式更能使我们感动，它唤起我们最大量的生命能量，并使之得到充分的宣泄。”2在对悲剧的欣赏中，人认识到了自我，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同样，古希腊人也正是通过悲剧中生命的毁灭感受到了生命永恒的美。古希腊悲剧所以具有永恒的魅力正是由于它深刻体现了人类童年时代的气质与特性——旺盛的生命本体与顽强的实践活力，而这些正是超越时空、永恒不变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古希腊悲剧艺术的美首先来源于它体现了人类文明孩提时代直觉的生命感悟。

二、古希腊悲剧精神的特征：对人本主义的弘扬。

古希腊悲剧对人本主义的弘扬首先体现在自我意识的形成。古希腊时期虽是人类初创时期，却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此时的人们已经摆脱了落后生产力水平，敢于挑战自然，重视对个人欲望、感性生活的满足，重视生命对于个体的价值，这些都是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斯芬克斯拦考路人的谜语形象地表明了古希腊人2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6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0年版 P390-391。

自我意识的觉醒；俄狄浦斯王揭开谜底，隐喻着对人的认识，这种认识有双层意蕴，一是《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率众战胜自然回到家乡的超乎自然的力量；一是《美狄亚》中美狄亚展现出来的与不公平现实相抗衡的巨大人格魅力。这一切都已证明古希腊人在人本体认识上的日益成熟，对人本体价值的日益看重，这是古希腊人留给后人珍贵的精神财富，这也向后世人昭示了人不仅能战胜自然，而且能战胜人本身。

其次就是古希腊悲剧对人个性的彰显，也可以说是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赞扬。认识、征服与主宰自然及与命运的抗争是古希腊悲剧反映出来的重要主题，个性彰显就是古希腊人在与自然发生关系、与命运发生冲突过程形成的悲剧精神体现。古希腊悲剧中男性主人公身上都有明显的英雄主义痕迹。普罗米修斯在为人类送去智慧、光明的过程中与宙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他是一个敢于与敌人相抗衡的勇士，他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代表。俄狄浦斯王亦是如此，在其摆脱命运主宰、为百姓谋福祉过程中同样彰显了个人英雄主义特质。对于古希腊人而言，张扬个性、凸显英雄主义本色，不是他们刻意追求的目标，而是在当时认识能力较低而又欲摆脱一切束缚的时代必然导致的存在。

再次就是古希腊悲剧体现出对命运的拷问。古希腊是人们初次有意识认识自然、探寻各种社会现象的时代。由于受历史、经济、自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人们对自然的认知、命运的认识还只能停留在表层，无法深入，从而把无法解释的现象、无法解决的困难都归于神的安排，对于命运也是如此。然而，人是有欲望的，包括对自身命运的支配，古希腊人不甘于听令其摆布，表现在行动上就是怀疑、抗争，于是神的安排与命运自主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冲突。普罗米修斯给人类带来了光明，送来了智慧，虽然他具有先知先觉的本领，但他还是逃离不了宙斯的凌辱和惩罚。普罗米修斯甘受惩罚，那是他对命运的认可，而他与宙斯的冲突则是人权与神权的冲突，更是现实世界中民主精神和暴力统治的冲突。俄狄浦斯王远走他乡、不甘接受神谕，则是他对命运的怀疑。美狄亚为了真爱而欺骗父亲、杀死亲兄弟到毒死公主、杀死亲生儿子则是暗示着古希腊人对命运的抗争。表层意义上，美狄亚是个不忠、不孝、手段残忍的女性，谁都会因其行为而表现出强大的愤怒，但是，其行为折射出来的是为真爱而战、为改变世俗而战、为改变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而战的系列行为，我们不能不肃然起敬。在那个男女地位严重不公平的时代，女性要想追求真爱，那简直是痴心妄想。然而，美狄亚做了，在强大的现实面前她虽然失败了，但是从她的命运之争中所映现出来的悲剧精神，暗示着一个要求改变现状、追求自由的新时代的即将到来，这种生命之光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中投射了无限的光辉。

古希腊悲剧中关于人的思考是多层次的，包括自我意识的觉醒、个性的张扬和自我的拷问，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为欧洲文艺理论和古希腊哲学乃至日后的启蒙运动人文主义思想都有深刻的影响。这恐怕也就是古希腊悲剧屹立于世界戏剧和文学巅峰的原因。

三、古希腊悲剧折射出古希腊人的超越意识和乐观主义精神。

古希腊悲剧充分展示了古希腊人是如何超越了人作为一个自然体在宇宙中的危险处境这一可怕现实，是如何在承认这一现实引起的痛苦震惊之后，从恶中引出善，从肉体中引出精神，从命定中引出自由的。它通过强调人的英勇、尊严和个性，赋予我们精神和绝不屈服让步的勇气，古希腊悲剧精神也因此成为人类维护人的尊严，反抗宇宙中非人力量的真正堡垒。古希腊人在悲剧艺术中体现的超越意识，折射出古希腊人乐观而积极的价值取向。

古希腊人以敏锐的目光看透了自然的残酷和生命本身的毁灭性结局，但是谁也不会否认，古希腊人在悲剧中表现的恰是与悲观情绪相逆反的赞美生命、昂扬人类意志的精神力量。众所周知，酒神狄俄尼索斯正是由于代表生命的繁衍、谷物的丰收和大自然的无限创造力而被古希腊人崇敬的。悲剧这种起源于酒神颂歌的艺术以独特的方式表现着酒神精神所代表的生命力。悲剧的酒神本质使它在表现主人公悲惨经验的同时让人体会到个体生命毁灭背后原始生命本身的生生不息，从而得到形而上的安慰。因为人们领会到，这些悲剧英雄只是幻象，永恒生命并不因为他们的毁灭而受影响，悲剧高扬的是“永恒的生命”。由此可见，了解人生真相并不意味着意志消沉，厌弃生命。相反，他会使人更深刻地思考生命，找寻生命的意义。

古希腊平缓的山川、安静的河流、富饶的地中海、宜人的气候，陶冶了这个民族的心性，养成了他们热爱生命，热爱生活，创造美好事物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他们的眼中，“世界是美丽的，生活是欢乐的。人们在这个世界中兴高采烈地生活。这是希腊精神的特征。这一点把它同以前的世界区分开来，这是一个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区别。希腊所遗留下来的一切都有欢乐的生活的痕迹，谁若不考虑这个特征，谁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在古代世界中希腊是怎样取得它的成就的。”3他们浑身洋溢着生命的气息：在体育场上赛马、赛舟、赛跑，摔、举、掷、投，奔腾跳跃；在赛歌会声音嘹亮，余音绕梁；在舞蹈比赛中婀娜多姿，秀美与俊朗一色；在戏剧节上华服假面，全民参与，全民狂欢。在供奉神灵的日子里他们不是匍匐在神的脚下祷告，而是将它变成了一场盛大的宴席。甚至于天上的神灵也贪图人间的欢乐，他们打猎、宴饮、游玩、恋爱，和地上的子民一起狂欢。这的确是一个快乐的民族，他们眼里的世界是美丽的世界，他们热爱美、讴歌美、创造美。爱神和美神浑然一体，爱就是美。他们不仅欣赏美，而且表现美、创造美。他们建起了壮美的剧场，他们裁剪出华美的戏服，在歌队婉转的歌声中表演凄美的悲剧故事，举手投足都显出雕塑般的美丽，片言只语都是诗一样的动人。

古希腊人的乐观主义精神反应在古希腊悲剧艺术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人们相信虽然命运可以毁灭崇高和伟大的人，但是崇高和伟大本身永远也不会被消灭。普罗米修斯虽然被宙斯折磨和打入了地域的深渊，但他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解放，虽然他不知道那究竟是哪一天；俄狄浦斯王被阿波罗神诅咒，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弑父娶母的厄运，但是他的仁慈和悲悯使他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在他自我流放惨死之后，人们将他送入神殿祭拜。古希腊悲剧的基调不是自怨自艾和向命运妥协，不是教育人民屈服命运，它是在昭示着人可以与命运抗争，人可以认识自我，人可以自我实现。古希腊悲剧中体现了古希腊人对命运不可抗拒性的认识，但更重要的和更本质的是传递了他们对命运不可抗拒性的对策。他们不因为自己无法抗拒命运而悲惨凄切、声泪俱下的控诉命运的残酷，而是以一种严肃的近乎于研究的态度把命运描述出来。古希腊悲剧的精神就是这样一种严肃的对待命运的态度。没有悲戚凄惨，没有咆哮怨恨。自然而然地对待一切存在，包括不可抗拒的命运。

毫无疑问的是，正是古希腊悲剧折射出的这种超越意识和乐观主义的精神，才使得它给人鼓舞和启迪，给人力量和慰藉，催人前行和抗争。正是古希腊悲剧的这种特征，才使得它具有通向人们心灵的力量，不论我们生活在哪个时代和属于哪个民族。

【结语】本文通过对古希腊悲剧艺术的分析揭示了其对生命意志的歌颂、对3（美）伊·汉密尔顿《希腊方式》 徐齐平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P16。

人本主义的弘扬和折射出的超越意识以及乐观主义精神。古希腊悲剧蕴含的这些特征或者说精神是值得我们现代人反思的。

早在1929年，约瑟夫·伍德·克洛奇就曾声称：“在一个没有持久理想和长期怀有的价值观念的世界上，现代人毫无精神支柱地摸索着，在一个对人，对上帝都没有信心的时代里，人是无法从悲剧的高度来肯定生活的。”如克洛奇一样，很多为人类灵魂而忧患的思想家们是无法容忍人类丧失其精神追求而沦为物质的蝼蚁的，他们担负着传承人类精神的重担，力图在没有理想的时代里倡导理想，在无所希望的境地中燃起希望。而古希腊悲剧中体现的生命意识、人本主义（自我认识、个性张扬和自我拷问）和超越意识以及乐观态度正是现代人和社会最缺乏的品质。重读古希腊悲剧，发现其中的现代价值和功用，对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应该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4、（德）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李超杰译，商务出版社，2006年版。

5、张辰、石兰《悲剧艺术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6、郭玉生《悲剧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7、罗念生《古希腊悲剧经典》，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8、（古希腊）埃斯库罗斯《埃斯库罗斯悲剧集》陈中梅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9、陈洪文、水建馥《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10、赵凯《悲剧与人类意识》，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

11、程亚林《悲剧意识》，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2001年版。

12、（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亦春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

第三篇：悲剧艺术的欣赏

悲剧艺术是一种崇高的艺术形式,以其哀伤的叙事情节和悲愤的情感震撼人心。而中国悲剧艺术独特的文化视角,向人们展示了悲剧艺术的鲜明特征,它唤起人们对正义、崇高、良善的心理认同,激发人们对审美价值和人生价值的深沉思考。悲剧艺术从广义上讲,就是以悲剧故事为体裁的艺术形式;从狭义上讲是一种特殊的民族艺术。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条件、民族性格、文化素质、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的各异,会形成各自不同的艺术特征。在我国,关于“悲剧”一词,据考证直至晚清时才偶然在一些文论中出现。而古代文学往往把那些悲惨之作称为“怨谱”或“哀曲”;在民间,老百姓则称之为“苦戏”,这可以视为中国悲剧艺术的最初形式。

从一定意义上讲,悲剧艺术是有明确的文化理想和价值目标的;反映的是人们在对苦难命运具有大致认同的基础上,怀着悲壮的豪情践履自己使命的情操。那些悲剧人物往往不畏险恶,甘愿为承担时代的苦难而付出,甘愿将其牺牲纳入道德的谱系中,牺牲者并因此获得精神的永生。同时,由于社会分为不同的政治集团、不同的结构层次,这种道德追求和社会评价的标准也会各不相同,而道德标准的异化也会滋生痛苦哀伤的情愫,因此而在艺术形式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道德生命同样会喷发出情感的岩浆,从而凝铸成悲剧艺术的基石。

中国悲剧艺术的艺术特征

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悲剧艺术中,悲剧人物的人格形象,是伴随着悲伤苦难而逐渐在大众审美过程中被不断接受和确立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悲剧艺术才总是有一种英雄的壮丽色彩,而在人们的情感反应中,也总是带着惊奇和赞叹的成份。悲剧艺术强调群体与个人二元价值的弹性选择,悲中有怨,怨中有悲,呈现出价值评判式的矛盾冲突的展示方式,从而构成中国悲剧艺术的独特模式。

一、叙事的冲突性。歌德说:“悲剧的关键在于冲突得不到解决,而悲剧人物可以由于任何关系的矛盾而发生冲突,只要这种矛盾有自然基础,而且真正是悲剧性”。如梁祝的故事不仅感动了一代代少男少女,而且也令许许多多的成年人为之伤感。人们如今已经习惯将这个故事界定为“悲剧”,称其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梁祝的故事充分体现了悲剧艺术的特征,即人类情感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归结起来悲剧艺术的根本特点主要有两点:一是冲突的不可解决性;二是悲剧冲突引起人们的怜悯、同情、哀怨甚至焦虑、孤独、崇高、毁灭、死亡等情感体验;这些悲剧冲突的体验形式共同渗入作品之中,使作品的悲剧性在不同层面的体验之中显现出来。如《汉宫秋》以表现汉元帝与王昭君的爱情冲突为主线,同时,爱情线索与政治线索之间的冲突也以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伴随爱情与政治线索之间的冲突便是怜悯和恐惧。因此,随着剧情的发展,到冲突的加速,作品呈现出了完整的悲怨情感的体验形态。对于悲剧冲突来说,由于其主要在于展开苦情的冲突历程,追求剧情的曲折性,即善恶、忠奸、正邪、美丑的多层次冲突,所以,得到的是悲愤激烈、凄惨的苦情审美效果。

二、审美的情感性。悲剧艺术鉴赏是一种审美情感,因而悲剧艺术的怜悯也是一种审美同情。悲剧艺术除了能唤起人们的怜悯外,同时能唤起人的情感。也就是说,我们欣赏悲剧艺术时,就好象观看一场大风暴。我们先感到的是,面对某种压倒一切力量的那种恐惧,然后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又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在那里我们体会到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体会到的活力,它在征服我们和使我们感到敬畏之后,又会使我们振奋鼓舞。欣赏者欣赏悲剧艺术时,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深入,会与主人公达到同呼吸共命运的共鸣境界,使人们感到振奋,产生快感。

三、题材的国民性。从悲剧意识上看,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爱情悲剧《梁山泊与祝英台》,与在西方同样著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所刻画出的国民性就不同。两者结局虽大同小异,主人公最终殉情,但反映出的两位作者的悲剧意识及其所体现的文化底蕴却“大相径庭”。中国的“梁祝”最后终于“化蝶双飞”,是一种凄美的结局,更体现了一种“神往”的祝愿。而西方的“罗朱”最后的结局很平凡,也很实在,是一种值得人信服的结局,因而给人以巨大的冲击与震撼。中国悲剧艺术所表现出的悲剧结局和西方不同。西方悲剧的结局意在普遍引起人们的怜悯与同情,甚至恐惧,使人们的思想在悲剧冲突中得到提升。而中国悲剧艺术并不重视悲剧结局引起的人们的种种情感体验,它不主张人性在悲悯中得到净化,而总是在悲剧事件结束之后,又续接一段体现剧作家或观众的理想愿望的情节,使悲剧冲突得到淡化,理智地去调控由悲剧冲突引起的情感体验,使之渐趋平缓,并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与精神上的安慰,这不仅符合“中和之美”的美学原则,也符合中国大众传统的文化习惯和民族心理,正如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①

中国悲剧艺术的大众审美价值

大众审美价值总是从具体而多样的艺术现象中“提取”出来的。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艺术现象不同,审美价值就可能体现出明显差异。悲剧艺术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从对人性的透视和人类价值的评判中,来达到心灵共鸣、精神启迪的作用。归纳起来,中国悲剧艺术的审美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想之美。亚里士多德最初在解释悲剧时指出:悲剧是人生中严肃的事情,它不是悲哀、悲惨、悲痛、悲观或死亡、不幸的同义语,它与日常语言中的“悲剧”一词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作为美学对象的悲剧艺术,必须是能够使人发奋兴起,提高精神境界,树立对幸福人生的理想。悲剧艺术通过丑恶对美好的暂时的一种压抑,来强烈地展示美的最终和必然的胜利。实际上,悲剧艺术所显示的审美特性必然展现出一种对幸福理想之憧憬,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悲剧艺术中,人们面对失败的惨象,却有胜利的感觉。那是艰苦卓绝的斗争后的失败,而不是怯懦者的屈服投降。因此,对悲剧艺术来说关键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选择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艺术。引起人们快感的不是痛苦和灾难,而是反抗精神和对未来美好的执著追求。

因此,悲剧艺术在无意间产生出合乎道德理想的深远影响。因为理想之美受到摧残时,又导致其被压抑的情感得以反弹,使人们从悲剧人物的苦难和毁灭中认识到真理,它能唤醒人们,鼓舞战斗,从而使人们的道德情感得到陶冶。

二、道德之美。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悲剧的道德作用时认为,悲剧激起哀怜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人受到净化后,就会感到一种舒畅的松驰,得到一种无害的快感。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带有社会的道德的思考。可以说,古往今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悲剧作品不与道德有关。悲剧艺术具有道德教化的典型意义,藉此可以获得良好的道德启迪,有效地提升人们的道德情操。关汉卿的《窦娥冤》曾被国学大师王国维称作“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悲剧艺术名作。对其主要人物窦娥的形象,人们普遍认为在她身上体现了对黑暗社会勇敢反抗、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但在今天看来,这个人物悲剧性格的完成,除了自身的生命要求遭恶势力压抑迫害所致外,也并不排除传统伦理道德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从她对妇女改嫁的态度和拒绝张驴儿逼婚的描述中可以体会出来:“日恩忘却,新爱偏宜;坟头上土脉犹湿,架儿上又换新衣。哪里有奔丧处哭倒长城?哪里有浣纱时甘投大水?哪里有上山来便化石?可悲可耻!”在这里,封建伦理倡导的“从一而终”的妇道成了女主人公抗暴的唯一武器,而促成窦娥悲剧的传统伦理道德在作品中却贯穿始终,这也是中国传统悲剧艺术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

第四篇：台北国父纪念馆

台北国父纪念馆

位置概况

在台北市市政府西面，有一座公园，名叫中山公园，公园内矗立着一座巍巍的纪念馆，这就是纪念伟大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国父纪念馆。

国父纪念馆位于台北市东信义路仁爱路四段505号，介于忠孝东路、仁爱路、光复南路与逸仙南路之间，它是为纪念先生百年诞辰而兴建。

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逸仙，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据了解，国父纪念馆于1964年筹建，全部面积共35000坪，为仿中国宫殿式建筑，原隶属于台北市政府，1977年七月改隶台湾当局教育部，并合并阳明山中山楼，机关名称从国父纪念馆管理处易为国立国父纪念馆。

国父纪念馆以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为宗旨，开馆初期，主要展出国父革命史迹相关文物，并提供部分展演活动。时至今日，已成为台北市民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社教中心，许多文艺表演或颁奖典礼，比如金马奖，均会选择在此举行。国父纪念馆以黄色屋顶采顶起翘角像大鹏展翼的形状，全部面积共35000坪，为仿中国宫殿式建筑，巍峨雄伟。此外，还有逸仙艺廊、德明艺廊、翠亨艺廊、载之轩、翠溪艺廊、翠溪艺廊视听室、视听中心团体欣赏室、中山讲堂、演讲厅、逸仙放映室、孙逸仙博士图书馆、励学室等[1]。

外观景致

纪念馆高30.4公尺，每边长100公尺，由每边14支灰色大柱，顶起翘角像大鹏展翼的黄色大屋顶，安静地坐落在十万公尺见方的平地中央，四周丛林、花草、广场围绕，突显建筑物和环境的对比，引人注目，给人第一个感觉是宏伟，很有气势。巍峨庄严的建筑本体，粗犷刚强，朴素中又不失应有的细致，所以国父纪念馆外观宏伟、高雄、简洁、明爽、有力，不但使人产生景仰，也令人感到力与美的结合。

内部结构

走进纪念馆一楼大厅，迎面就是孙中山先生铜像，中山先生端坐沙发之上，左右有持枪卫兵护卫。铜像高5.8米，重达17吨。台座上镌刻着孙文先生题写的《礼记·礼运》上孔子论述“大同”社会的一段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里每隔一定时间，也会像中正纪念堂一样举行三军仪队交接仪式。大厅左右两边，是宽敞、明亮又气派的国父史迹展东室、西室，东室是以中山先生与中华民国为主题的展览室，西室则是以中山先生与台湾为主题，并有有关台湾历史的介

绍。里面收藏有孙中山于民国13年（1924年）4月12日手书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简称为《建国大纲》，全文仅二十五条。这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孙文针对国家建设所提出的规划方案。还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玺。

国父纪念馆一楼北面，是可容纳2500多人的大会堂，总面积2844平方公尺，为岛内最大型的国家级表演场地。这里还设有演讲厅、中山讲堂、逸仙书坊，演讲厅常有学术性、生活性的讲座。

纪念馆二楼有中山国家画廊和孙逸仙博士图书馆，中山国家画廊是国家级艺廊，据说经常邀请国内外知名的艺术家在此展出；孙逸仙博士图书馆藏书三十余万册，全年供民众阅览。

此外，三楼还有逸仙艺廊、德明艺廊和逸仙放映室，在地下一楼还有翠亨艺廊、载之轩、翠溪艺廊、书报阅览室、视听中心，是台北市民室内艺文、知性活动的多元化地点。

第五篇：浅论领导用人与驭人中的激励艺术

浅论领导用人与驭人中的激励艺术

领导，作为一个单位、组织、团体或者说一个系统的最高决策者,是服务、责任、职权三位一体的科学活动,也就是说,决策的实施,必须团结一批人才,并科学合理使用人才,发挥领导用人艺术成为领导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用人是领导者的重要职责，是实现领导工作目标的重要途径，是领导工作成败的关健,它事关人才流向，关系到科学发展观的实施。

所谓的领导用人，主要是指领导者或领导集团在实施领导活动的过程中，凭借自身的职权，按照一定的隶属关系和干部管理权限，对下属加以选拔、使用和培养等组织行为过程。选才用人是领导者的基本职能之一。领导者能否做到知人善任是领导工作成败和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在信息化与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时代，企业要想取得长足发展，关键是需要抓住优秀人才。如何用慧眼识别人才、挑选人才；如何用制度保证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并且健康成长；如何用感情赢的人才、留住人才，这些都对现代领导者的“用人之道”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在领导的用人、驭人之道中，激励有着其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激励就是领导者在领导实践过程中采取各种有效的手段，调动下属的积极性，不断地为被领导者灌注新的动力使被领导者甘于为领导者所用，主动、自觉、积极，尽其所能地为领导者工作。从本质上来说，激励就是一种刺激和发掘积极性以有效实施领导的领导手段和领导活动本身，是领导用人和驭人的方法核心、艺术核心和价值核心所在，其可以运用于整个领导过程的任何一个阶段。事实上，这些激励既是运用有效的领导方法，也是实施领导过程本身。

下面引用一个例子来说明领导激励的作用：

联想集团前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出席“2002年美国管理学年会”时，谈到联想集团的管理情况，指出联想集团学会了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学会制定战略，第二件事是学会带队伍，第三件事是建班子。

在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知易行难”，能制定战略为什么做不到呢？主要的原因是“带队伍”没做好。怎样让你的兵爱打仗；怎样让你的兵会打仗；怎样让你的兵组织有序，也就是有最好的队型，作战最有效率——是带好队伍的三个要点。而要带好队伍，对于员工的激励缺少不了。

联想集团对员工，尤其是对骨干员工有很好的激励方式。联想集团花了8年时间实现了股份制改造，成立了员工持股会，使得创业者和骨干员工有了35%的股份。虽然这在美国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然而在中国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这对联想集团创业者和公司的骨干员工有极大的激励作用。在中国，没胆经过改造的国企是很难办好，股份制改造对创业者、骨干员工是最重要的物质激励。

而精神激励是多方面的。联想集团为有能力的骨干员工提供舞台，给他们充分表演的机会，保证他们在工作时责、权、利的一致。他们明白自己所管辖的这部分工作和全局的工作是什么关系，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他们有什么权利。联想的很多方法都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人提出的建议，立刻被采纳。而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办的企业，它们的一些规定、条文都是在总部制定好的，在中国的分公司要照章执行，当本地工作人员发现不合乎实际情况时要一层层地上报，直到国外的总部批准。这不但效率降低了很多，而且员工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打击。联想集团要求各层的骨干员工能成为发动机，而不是齿轮。CEO是一个大发动机，各部门的经理是同步的小发动机。他们不是被动地运转，而是充分地发挥聪明才智。

有联想集团的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出，领导激励是一门用人的艺术，在领导用人、驭人的过程发挥着重要作用，必不可少。从含义上来说，领导激励是指领导者激发、鼓励和调动人的热情和动机，使人潜在的工作动机尽可能充分发挥和维持，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和组织目标的过程。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最大限度满足人的丰富多彩的精神的、物质的需要。领导激励的实质，就是如何有效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激励中，领导者要正确认识人、鼓励人、尊重人、爱护人，必须以人本理论为指导。把握人的各种行为与人的需要和发展的关系，激发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潜能。

领导激励，科分为正激励和负激励两种。正激励以引导、表扬、鼓励、奖励、晋职、涨工资等为主要形式，负激励以批评、警示、罚薪酬、降职等形式为主。作为领导，要学习掌握领导艺术和领导科学，对部属要时常运用激励，以调动部属的工作热情。实际运用中宜多用正激励，少用负激励，将负激励作为辅助手段使用。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岗位、进一步改进工作。

领导激励的方法有很多，下面几种可用于借鉴：

1）目标激励。领导者通过设置适当的目标，可以有效诱发、导向和激励员工的行为，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2）榜样激励。在任何一个组织里，领导者都是下属的镜子，要为员工树立一根行为标杆，做个优秀榜样。

3）授权激励。有效地授权是一项重要的管理技巧，有重任在肩的人会更有工作积极性。4）沟通激励。领导者应与下属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于调动下属的热情，激励他们为企业积极工作有着特别的作用。

5）尊重激励。尊重是一种最人性化、最有效的激励手段之一。以尊重、重视自己的员工的方式来激励他们，其效果远比物质上的激励要来得更持久、更有效。

6）信任激励。领导与员工之间应该要肝胆相照，你在哪个方面信任他，实际上也就是在哪个方面为他勾画了其意志行为的方向和轨迹。因而，信任也就成为了激励诱导他人意志行为的一种重要途径。

7）宽容激励。宽容是一种管理艺术，也是激励员工的一种有效方式。领导者的宽容品质能化为启动员工积极性的钥匙，激励员工自省、自律、自强，让他们在感动之中甘心情愿地为企业效力。

8）赞美激励。赞美是一种非常有效而且不可思议的推动力量，它能赋予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能够极大地激发人对事物的热情。用赞美的方式激励员工，管理者所能得到的将会远远地大于付出。

9）竞争激励。在企业内部建立良性的竞争机制，是一种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引导和激励，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争先创优意识，全面地提高组织活力。

10）文化激励。企业文化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改善员工的精神状态，熏陶出更多的具有自豪感和荣誉感的优秀员工。

总而言之，领导激励具有着其深刻的存在意义。激励是领导活动中重要的职能之一，其意义主要表现在能够提高员工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兴趣，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同时还可以创造和维持良好的环境，引导员工活动的方向。因此，领导者通过激励和引导员工，能够更有效地使员工协助领导者达成集体的任务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