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行政决策案例
[案例三] “居住证**”
几天前，上海一家媒体报道：“10月1日起，到沪居住3天以上的非上海户籍的境内人员就要办理居住登记，申领上海市临时居住证或上海市居住证。”
这则报道被国内媒体广泛转载，引起轩然大波，一跃成为网络热评新闻。这则报道共有近10个段落，而人们关住的焦点显然只在开头这一句话，意即上海出台新规定强制到沪3天以上的外来境内人员办证。
由这一句话引发的相关报道和评论为数众多，诸如“上海将实施居住证制，到沪3天以上须办理居住证”，“上海居住证制引发争论：管理不能牺牲自由”，“舒马赫要不要办上海居住证”，“居沪超3日须办证引来质疑”，“工作人员承认上海居住证制度存在操作漏洞”，“上海居住证暂住证将暂时并行，实施细节有待完善”，等等，至今仍在继续。
然而，我在查证了这个新规定的原文以后发现，这一句话是个错误报道。的确，《上海市居住证暂行规定》从2004年10月1日起实施，但是这个规定共33条中没有一处提到“3天以上必须办证”，因此报道中所谓“根据《上海市居住证暂行规定》，在本市居住3天以上的来沪人员，均要„„”毫无根据。
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10月1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的回答——“问：来沪人员是否都要办理居住证？答：不是的，由当事人自愿申领。”“问：短期来沪出差、旅游、探亲、访友是否也要办理居住证？答：不需要。居住证的申领对象是指签有半年以上劳动合同或者持有工商登记执照，并有稳定住所的来沪人员。”
这个新规定的全文在网上查看并不难，甚至那个最初的报道中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申领《上海市居住证》需要提供的材料包括“拟在本市居住6个月以上的住所证明”，因此这些后续报道和评论的出现不得不令人感慨媒体的浮躁。同时令人不解的是，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多次接受媒体的采访，多次含糊其辞，甚至有工作人员“坦承”3天办证“确实是一个操作上的漏洞”。
思考题：
1、结合案例和我国的实际情况，谈谈你对户籍制度的看法？
[案例四] 政策失误政府不该如此“含蓄”
上海市政府发言人表示，上海市政府两个月前颁布的限期关闭面积在５０平方米以下小店的决定“并不是强制性的”，从而含蓄地收回了一项新政策。上海数万家小饭店也因此“死里逃生”（据９月２９日《南方都市报》）。与上海数万家小饭店的命运差不多，去年底郑州市物价局出台了一个文件，要求餐饮业经营者使用的菜谱中必须标明饭菜主辅料重量规格，此规定在今年７月正式实施之后遭到质疑，同样未过多久，该局又出台了一个通知说，餐饮业经营者应采取适合自己特点的标价方式进行标价，从而也“含蓄地收回了”原规定。思考题：
1、你认为政府失误后，是否应该免责？
第二篇：决策失误案例(DOC)
问责“决策失误”
文/魏道培
2006-12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曾说，领导干部因决策失误带来的巨大浪费，比装进个人腰包更严重。他还说，有的领导干部贪污几百万元被查处大家拍手称快，但有的领导大笔一挥造成决策失误，可能一下子就损失十几亿、几十个亿，比贪污受贿更可怕。陕西省榆林市一位副市长在他的题为《一个副市长眼中的基层行政十弊》这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决策失误是最大的腐败”。
当然，这样说，不是说贪污受贿等腐败的危害不严重，而是说，决策失误所造成的危害更加触目惊心。确实，如果我们细加剖析，就会发现，一些工程项目之所以令人匪夷所思，往往就是决策失误造成的，它给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国家审计署报告披露，2002年全国审计机关查出由于违规担保等决策失误，给国家造成了72.3亿元的损失；2004年，在他们对10家中央企业领导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中查出，这些企业转移挪用、贪污受贿等涉及经济犯罪的金额为16亿元，而由于决策失误、管理不善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却高达145亿元，竟是9倍之多。2005年的审计报告又指出，当年1至11月，全国共查出各类违法违规问题金额2900多亿元，揭示损失浪费问题金额也达150多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损失浪费是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
同时，据世界银行估计，从“七五”到“九五”的15年间，我国的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至5000亿元。
确实耐人寻味而又触目惊心！谁能承受得起如此沉重的“失误”？
群众有一句顺口溜，说决策失误是“票子全花了，工程白搭了，领导高升了，百姓遭罪了”。
新中国成立，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决策的失误，到大炼钢铁、围湖造田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经济决策的失误，给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所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当然，这是从大的方面说的。这里，我们主要就经济领域发生的决策失误现象进行观察。
不堪承受的决策失误
政策决策失误
在我国，由于体制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政府掌握了全部的经济决策权。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坚定不移地进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但是，仍然有相当大的经济决策权掌握在政府手中。由于一些领导干部不懂经济，不循规律，只是凭自己的经验和好恶行事，不进行科学民主的决策，结果造成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严重不合理，严重的重复建设，并由此造成了资源和资金的极大浪费，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最典型的是开发区的一哄而上。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出现了开发区建设热，不少地方罔顾实际、不顾规律，从省到市到省到乡甚至村一级，都纷纷建设开发区。粗略估计，这一时期各地上马的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开发区多达一万个。结果则是事与愿违，不少开发区既荒芜了大片土地，又损失了巨额资金。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借债建开发区，结果欠下了一亿多元债务，按照该镇的经济实力，还清债务得要100年。
属于政策性决策失误的，还有由于对产业导向的把握不准，对市场消费能力的估计失当，一度使相当一些产业盲目建设、急速扩张，造成了在相当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问题突出。
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2月10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不少行业和地方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比如钢铁业，有关人士就忧虑地指出，新的“大炼钢铁”趋势已现，近几年来的增幅之大已破世界历史纪录，全国人均产钢达到140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这一势头有增无减。
过热趋势有增无减的当然不仅仅是钢铁产业，其他如电力行业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内蒙古就是由于对宏观调控的全局性、重要性和严肃性缺乏认识，片面追求电站建设规模，在电力建设上做出了错误决策。
2006年8月16日，国务院对内蒙古新丰热电公司违规建设问题和重大施工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做出严肃处理，并责成对项目违规建设负有领导责任的自治区政府正副三位主席向国务院做出书面检查。据调查，新丰电厂建设规模为两台30万千瓦燃煤机组，工程总投资达28.88亿元。而且在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有关部门和企业还越权审批、违规批地、虚假申报、突击建设。尤其是在国家有关部门将其确定为违规项目、明令停工后，电站建设施工仍未得到制止。更严重的是，内蒙古全区违规建设电站规模高达860万千瓦，严重背离了科学发展的轨道。
项目决策失误
平心而论，不少领导干部想上项目、上大项目、多上大项目，出发点往往是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特别是现在各地竞争激烈，主要领导大多肩负着“比学赶超”的压力。如果项目成功上马，就可以极大地“拉动”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以，一些领导干部往往轻易决策，不顾实际地拼命“上项目”，结果是盲目的决策导致了国家巨额投资付诸东流，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机场投资建设中出现的决策失误，非常典型。
广东省珠海市当时的主要领导决心建造“全国最先进的机场”，于是拍板于1995年投资40亿元（总造价69亿元）建设珠海机场。他们原本指望机场靠营业收入来偿还银行的贷款和拖欠的工程款，不料却陷入了巨大的亏损之中，拖欠的巨额债务根本没有能力偿还。事实上，当时在决策过程中，已经出现许多失误现象。
当初，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珠海机场的规模，是利用旧三灶机场改建为中型国内机场，跑道长2800米，投资额2亿元，而当时的珠海市主要领导却擅自更改这一决定，另行填海兴建跑道长达4000米的大型国际机场，单是机场本身的投资额就达到40多亿元。对此，国 务院曾发文做出严厉批评。除了批评擅自更改中央决定外，还批评未经国家批准就签订了引进国外先进的导航和地面服务设施的商务合同，支付定金1500万美元。造成既成事实后，要求国家批准借用国际商业贷款指标9060万美元，在未经国家批准开工的情况下，主体工程已建设大半。国务院的文件还具有预见性地指出，“目前，在半径不到100公里的范围内，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有深圳、珠海等四个国际机场，并已开始建设或准备建设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使珠海机场客流量在较长时间内很难达到预期的要求，直接影响到还款能力”。
当然，在机场建设项目上，亏损的并不仅仅是珠海机场。四川绵阳机场于2001年竣工通航，当年就亏损3800多万元。在竣工后的两年间，还有1亿多元工程款未付清。据审计部门调查，绵阳机场几年来未发挥或未完全发挥投资效益的资产高达2.2亿多元。
即便如此，这几年来，机场热还是一直“高烧不退”。一个最常听到的理由是，为了“改善投资环境”。不少地方政府表示，如果当地有一个机场，哪怕是只有一条跑道的小机场，“只要天上飞的能在我们这儿着陆，我们就可以和外商谈投资的事”。但是，他们往往很少考虑客流吞吐量、地理位置和交通需求如何，以及机场建设的后续问题，即缺少的是决策前的可行性研究。统计表明，支线飞机的上座率达到年流量50万人次，是盈亏平衡点。
除了机场这样的巨大投资项目外，因决策失误所导致的项目失败，在其他领域也多有发生。
总投资高达80亿元的广州乙烯工程项目，也是决策失误的典型。当初的决策者一味乐观于“石化企业效益一片大好”，而没有充分考虑这一巨大投资工程项目的远景，更没有考虑到国际市场能源供应的掣肘，特别是国家投资体制发生的变化。以往，国家重点项目都由国家拨款，等广州争取到乙烯项目后，国家投资体制发生了变化，改为地方筹款为主，原定由广州市和中石化各出资一半的合资比例变为9∶1.然而，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变的情况下，项目决策者仍然“成竹在胸”。结果，工程从1988年国家批准立项，几经周折到1997年8月建成试产，即由于自身资金严重不足，试产不到3个月便宣告停产。试产3个月实现的销售收入只有1亿多元，而在建设投资中已有7亿多元的资金缺口，建设期投资的债务利息每年最少要5亿至8亿元。所以说，这样的结局，是在上马时就已经决定了。
规划决策失误
一项大型工程的规划设计，不仅会影响到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会改变周边的环境状况。所以一旦规划设计失误，遭受损失的不仅仅是财政投资，还会出现许多连带灾害。
安徽省合肥市投资亿元上马的“现代化垃圾处理厂”最后成了“垃圾工程”，就是一个实例。那么，当初是如何规划决策的呢？
当时，合肥正在热火朝天地创建国家卫生和环保城市，所以考虑在垃圾处理上也要有超前意识，并决定哪怕财力有限，也要兴建一个采用国外先进技术的大型现代化垃圾处理厂。这个总投资达1.06亿元的项目，是安徽省和合肥市的重点工程，所以很快通过了全部审批程序。审批得以通过，最重要的是可行性研究报告。而专家经过多轮论证后，一致选择了堆肥工艺。然而现在却又一致认为，垃圾处理厂之所以没有发挥效益，就是因为堆肥工艺选错了，它太超前，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明明脱离了实际，可当时专家又怎么众口一词认为规划设计应该超前呢？原来这里有一个“奥妙”，就是在专家论证之前，合肥市政府已经有了明确意向。在市政府的一份会议纪要里，已明确提出这个项目应采用堆肥工艺。既然市里已经定了调子，专家们也就一致建议“为了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要建一座与现代化城市相匹配的现代化大型垃圾处理厂”了。
然而，2001年工程竣工刚一试运行，就发现“事与愿违”，存在严重问题，唯一的选择就是停用。作为补救措施，合肥市政府不得不再投入一亿多元，兴建了一个生活垃圾厂。但几年下来还是不堪重负，终于造成严重污染。
近年来，城市建设（包括搬迁、扩建）越来越追求“时尚”，一些地方一味地贪大求洋，互相攀比，动辄以创“中国第一”和“世界记录”为荣，有的靠高投入、高负债而突出“高价政绩”，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损失。
玉门市是甘肃省酒泉市所属的县级市，人口只有18.9万，2004年全市财政收入仅为1.4亿元。然而，这个小县城竟敢花7亿元进行“豪华搬迁”。特别是由于规划设计得不科学，或拆掉重建，或停止营业，遭到了当地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尖锐批评。
该市2003年8月建成的占地7万平方米、总投资690万元的世纪广场，在2005年10月中旬又扒掉地面重新建设，新建总投资达1500万元。为什么要扒掉重建？一是彩砖地面冬天太滑，不利于人们行走；其次是因为盐碱侵蚀得太厉害，许多地面已被严重破坏。另外，投资2800万元、按三星级标准建造的集住宿、餐饮、商务、办公于一体的现代化涉外玉门宾馆，由于客源稀少，也已停止营业。
“豪华搬迁”让当地财政“透不过气来”。截至去年底，仅建设局的负债就超过一亿元。长期负债建设，造成欠款不断增加，农民工工资拖欠严重，多次被酒泉市清欠办通报。
个人决策失误
一些国有企业领导大慷国家之慨，在投资、担保等方面，根本不予充分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往往是“脑袋一拍，大笔一挥”，便擅自盲目决策，致使国家的巨额财产付之东流。还有由于一些地方的领导盲目追求经济的发展速度，没有树立起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因而不顾当地实际、群众意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独断专行，这就出现了许多“三拍现象”，即拍脑袋决策、拍胸脯承诺、拍屁股走人，屡屡因决策失误而劳民伤财，贻害一方。
最典型的莫过于国家电力公司原任个别官员的决策失误所导致的巨额损失。2003年，国家审计署抽调大约1300余人对国电公司进行审计，发现国电公司在投资、借款、担保、大额采购等方面的决策失误而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已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涉及的金额高达78.4亿元。其中因个别领导违反决策程序或擅自决策，造成的损失或潜在损失就达32.8亿元，占42%.一位参与了此次审计的官员说：“毫不夸张地说，前任某些官员对国有资产的处理，完全可以用‘慷慨'形容。”一个例子是，北京供电公司总经理赵某在公司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情况下，在1994至1996年间，擅自为北京威克瑞公司提供担保，本息合计11.2亿元。由于威克瑞公司濒临破产，经法院判决，北京供电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造成损失4.57亿元。
地方上，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那些“志得意满”的“战略”决策，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王怀忠干什么都是“大”字当头，什么“构建工业大走廊，营造外贸大都市”、“十大农业舰队，五大农业工程”等等，一时间走进阜阳，让人仿佛重又回到了“大跃进”时代。结果，他“拍屁股”走人了，给阜阳留下了20亿元的“政绩包袱”，相当于阜阳财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未来10年的财力。
河南省卢氏县委原书记杜保乾提出在卢氏这座北方小山城创建“突出山城特色，体现南国风光，争创全国一流”的城市化建设的决策，也荒唐透顶。为了“形象”，他竟然别出心裁地用自己的“构想”代替城建部门的规划，刨掉了原有郁郁葱葱的泡桐树，建起了7条不同风格的绿色街道：棕榈树一条街、云杉一条街、四季桂一条街、竹子一条街、柳树一条街、黄杨树一条街、泡桐一条街。那些只适宜南方环境的树种，自然成活率极低，是栽了死，死了栽，栽了再死。为建造这些“形象工程”，仅资金耗费就达1300多万元，而且这些资金都是国家拨给卢氏县的扶贫款。还有所谓的“红色革命”，也是荒唐透顶。他规定，全县无论城乡，沿公路的人家必须刷上铁锈红。因此，该县沿线公路两侧目力所及的砖房、土房，以及厕所、猪圈，一片红色，就连偏远的山区小村也未能幸免。而且凡是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就必须重新粉刷一遍。
决策失误无异于化神奇为腐朽
近代以来，中国是对公权力决策失误最感切肤之痛的国家之一。政治方面，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民族灾难。“大跃进”、“文革”让中国在世界丢尽颜面，经济损失更让人提起来就伤心。这个账也许永远都算不清，但有一个结论能说清楚，即公权力决策失误的贻害最大，而以私权利为基础的决策最正当。
人类无法保证决策没有失误。比如美国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已显出与越南战争失败很相似的特征。现代文明要求，公民对所有涉及纳税人血汗钱的公共决策保持充分的敏感，同时高度尊重他人在私域内的决策权利——“好心好意”为别人“当家作主”的逻辑已经相当过时了，况且失败的合法决策多少都有些“前车之鉴”和“成功之母”的意义。
197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H·西蒙有句名言“管理就是决策”。他证明了决策方案不可能达到最优，人们只能在“满意”和“许可”之间取舍。他认为，由于信息不完备，会导致决策方案不完备和方案实施过程不清晰，进而使决策后果不可比。可见任何决策都有些“赌”的成分。西蒙从未提及舞弄权力所造成的“拍脑袋”、“出政绩”和“心血来潮”式的决策算怎么回事。
对决策权力与决策责任之间关联的拿捏，能准确检测一个公民名副其实的程度。简单如，一个家长偏爱哪一个孩子或某种教育方式，你管得着吗？你不管，表示你尊重别人的权利；如果一个家长虐待自家的孩子和老人，你难道不愿意公开表达一点抗议吗？这样做了，表示你有公德，是对“涉公”事务的积极实践。
接下来我们评析若干决策案例。
——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和日本同时面临电子产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日本认为，虽然当时的晶体管技术还不稳定，但小型化可能是应用电子技术的必由之路。于是日本把完善晶体管技术作为产业方向。前苏联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管生产技术。他们认为，延长电子管使用寿命并使之小型化是当务之急，于是不再理会晶体管技术。20年之后，日本的电子技术总体领先前苏联近20年，后者只能在军事领域进行有限的赶超。
——中国开放初期，菲利浦公司和日本电器财团分别来中国考察电视机市场后获悉：中国人穷，住房紧张，南方潮湿，电压不是110V，等等。菲利浦决定撤退。而日本人却认为，中国人虽然穷，各家还是有些储蓄的，住房虽然紧张，但电视机却有点炫耀性消费效用。至于潮湿和电压问题，技术上都不难解决。结果，日本通过向中国大量出口黑白电视机，延缓了其生产线被拆除的命运。
到上世纪末，日本人在创新活动中的自豪感，在美国新经济的惊人崛起中遭遇了严重的挫折。日本人痛苦地反省：为什么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没有在日本出现？后来他们发现，在每一个成功的美国IT企业行进的道路上，大约躺着两千家破产企业的“尸体”。这种代价是美国的制度可以承受的，在日本就不行。
——在决策失误的表演场上，美国人不是从不登台的“角”。早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人就拿出巨额公共资金投入“攻克癌症计划”，失败了。之前，这个“汽车轮子上的国家”还试图研制汽车的陶瓷发动机，花了不少冤枉钱。不过公道地说，美国既有的制度安排确有很强的纠错能力。“程序至上”原则，能在相当程度上标识出“误区”和“陷阱”，使后来者悬崖勒马。
素以严谨著称的欧洲人也不是没有“花钱买教训”的经历。他们为研制超音速民航飞机，即协和式飞机，投入数百亿美元，最终生产出15架便封存了生产线，赔得一塌糊涂。因为，民航客机需达到400架以上的生产规模才有经济效益。
——不分青红皂白地大骂决策失误是不对的。人类不能自断创新之路。所有决策失误都有“试错”的意义。然而，对于那些无视科学规律，一错再错，拿公共资金支撑“政绩工程”的决策失误，恨不起来的人是没有资格讲良心的。如果决策权力与责任脱节，那么，决策对上对下都不能负责。
河南省某明星村党委书记一意孤行，“力排众议”搞什么“永动机”，突显了其物理知识不及高中水平。该项目浪费四千万，他竟然毫发无损，重演了一场现代版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荒唐戏。那些投入“永动机”研制活动的专家们，究竟是揣着怎样阴暗的心理投入“研发”的？同样是四千万，曾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人造微缩景观“三峡集锦”景区，经过四年“门前冷落游客稀”的尴尬之后被拆除了。建，用公家的钱；拆，仍用公家的钱，相关责任人居然没有损失一针一线。
——市场经济以竞争为特征，盲目竞争是市场的衍生品。中国初搞市场经济时，各地盲目开工的项目不少，对缓解短缺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由于当时政府的宏观调控技艺生疏，被浪费掉的资金也很惊人。
“八五”期间，全国引进彩电生产线160多条，生产能力达两千万台，市场容量仅一千万台。洗衣机、电冰箱生产线也都来个一哄而上，随后一哄而散，多少白花花的银子就这样被蒸发掉了。目前，中国汽车生产线的开工率约70%，各地仍有许多新项目在涌跃上马。中国棉纺生产线闲置1/3，铝材生产厂家的设备利用率仅20%.中国市场上需要的50亿只易拉 6 罐，对应着100亿只的生产能力。这种局面固然令人心酸，但还不是最令人心痛和愤怒的盲目决策后果。
——臭名昭著的河南中原制药厂建设项目惨败至今，不知责任人是否安然无恙？该项目是医药行业“七五”、“八五”期间的最大工程，利用世行贷款，总投资18亿，占地1300亩，没投产就破产了。一个项目就让每个中国人损失了约1.5元钱。该项目失败的表面原因是，没心没肺、无法无天的中方决策者出国考察数番，引进的技术居然来自根本没有专利技术、仅20多人的一家瑞士“野鸡公司”。
我国凡属涉及大项目的投资决策，公权力总脱不了干系。如今，中国人已能以较高的文明水准，平静地看待民营企业投资决策之成败，但不能容忍某些官员用大把的公款耍大爷决策之威风。
企业的重大决策受到地方官员意志的影响，是一种很坏的“败家子”式官商关系。1992年史玉柱盖巨人大厦时，出台的方案是18层。一个领导提议盖高一点，于是设计到54层再到64层。1994年又来了一位领导之后，图纸上的大厦变成了70层。不久，巨人大厦轰然倒塌。史玉柱因此而破产还真冤枉，因为领导既不负有限责任，更不负无限责任。
——原北京市长彭真最后拍板长安街的建设规模的时候，有不少人以为贪大求洋。现在重提这个案例，已被视为决策具有高瞻远瞩水平的典范。问题是，有些地方领导全无高瞻远瞩的本事，却有决定项目及建设规模的强势权力，导致失误连连。
——综合国家审计署披露的审计对象和违规金额，人们不难发现，“涉公”、“涉权”是共同的因素。一个贪官贪污几百万元被判刑，人们已从拍手称快变为麻木不仁。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大笔一挥造成重大决策失误”的抽象文字背后，有数亿、甚至十几个亿的公共资金损失。多数情况下，决策失误都比贪污腐败更有效率地打击了老百姓的钱包。
去年仅对10家央企原任领导的经济责任进行审计就发现，经济犯罪额约16亿，但因决策失误、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高达145亿。用这笔钱、以市场方式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能新增多少就业岗位？令人失望的国有企业在2002年1～11月间，仅仅由于错误担保、投资和借款等，就损失72亿元。等于每个中国人损失了5.5元。这些本应能创造财富或治病救人、安排下岗职工生活的宝贵资金，经过垃圾化的决策，真正实现了“化神奇为腐朽、化腐朽为粪土”的过程。
现代文明最基本的决策原则是，找不到责任人和负责方式，就取消决策。
问责赔偿彰显责任理念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对此，应该说人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因决策失误造成的巨大浪费和损失，一般却很少有人关注，也懒得算账，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还对决策失误不以为意，常常以”权当交了一笔学费“而轻轻放过，很少去追究决策失误者的责任，更不要说提议赔偿了。
面对因决策失误导致的浪费和损失，我们不应该“心平如水”，对各种各样的决策失误，更不能一直“束手无策”下去。
令人欣慰的是，遏制这种现象的信号已经发出，并且日渐见强。2001年，深圳市出台了有关意见，指出：“领导干部因个人决策失误或工作过错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引咎辞职。”两年后，他们又开始实行“绩效审计”，从而引入了决策问责。其他如海南、重庆、上海、黑龙江等省市，都针对决策失误出台了相应的问责法规。国家审计署近年来也反复强调，今后将不断加强“绩效审计”，所透露出来的信息，也是更加着眼于检查因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浪费和损失，以及其中的违法违规问题。
与此同时，另一个信号，也让人备感欣慰，那就是不久前海南省省长在该省的一次省委全会上明确表示，从现在开始，由于海南地方政府自身原因给投资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将由当地政府依法承担赔偿、补偿责任。
由于政府决策失误，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或者给投资者造成财产损失的，以往一般都是对有关领导批评教育了事，大不了要求其“深刻检查”。现在，随着决策问责制的建立、健全，对决策失误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干部再也难辞其咎、难逃其责了。
决策问责制的建立、健全，对于防止领导干部“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现象，对于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海南省在决策问责制的基础上建立政府决策失误赔偿机制，则比决策问责制更进了一步。
以往，政府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后，很少意识到应该给遭受损失者以经济上的赔偿。比如，一些农村基层政府推行所谓“逼民致富”政策，强制农民种这种那，结果由于产品滞销等原因使农民惨遭损失，政府往往仍然是“无事一身轻”，而农民也只能自认倒霉。再如，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朝令夕改，今天这样规划，明天那样规划，今天建明天拆，也会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而投资者所能得到的，可能仅仅是一句无关痛痒的道歉，甚至连道歉都没有。尽管决策失误的领导干部可能会受到党纪政纪乃至法律惩处，但是这种惩处，对于遭受损失者来说，并不能让他们挽回经济损失。至于对决策失误者连责任追究都没有，对遭受损失者来说更是连“安慰”都得不到。
政府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后完全由投资者“埋单”，显然是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会给投资者造成巨大的伤害。从这个角度看，建立政府决策失误赔偿制，由政府向受损失者进行经济赔偿或补偿，让政府来为自己的决策失误“埋单”，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再进一步说，由政府承担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向受损者进行经济赔偿，其背后所蕴含的执政理念，是政府应该是负责任的政府，应该为投资者提供科学决策，尊重和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海南省建立的政府决策失误赔偿制，尚属“新生事物”，客观上还有考虑不周全之处。比如，他们仅仅提出对投资者造成了重大损失予以赔偿。那么，损害了不属于投资的一般群众的利益，要不要赔偿（补偿）？给国家造成了损失，要不要追究决策失误者的经济责任？凡此种种，我认为，政策和法规都应该及时“跟进”。因为从本质上说，国家和群众的利益与投资者的权益是一样的，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
当然，在目前，我们还是对海南这一负责任的政策表示欢迎，毕竟它开了一个好头。我们希望这一政策能够为其他地方所借鉴，成为建立责任政府的一个基本准则和普遍做法。
摘自《检察风云》2006年第23期（有删节）
第三篇：行政决策小论文
关于我国行政决策水平的思考
行政决策在行政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这就决定了它在整个行政管理中起决定作用。行政决策是国家行政机关为履行行政职能，有效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从实际出发，设定目标，制定与选择行动方案，做出决定的活动。目前我国行政决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行政决策观念陈旧
（二）行政决策权力过于集中，决策权限划分不清
（三）行政决策组织机构不尽合理
（四）行政决策监督主体职能分工不明确
（五）行政问责制的不完善，对决策的绩效评估不够。二十一世纪是不同学科融合的时代。信息技术与“知识经济”的发展必将导致整个行政管理体系的重新构建。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对我国的行政决策体系作出新的思考——如何提高我国的行政决策水平。
（一）完善重大决策规则和程序
1、健全会议决策制度和协商决策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科学化、民主化的行政决策模式。没有民主，就不可能得到科学的决策方案，也就不能为集中决策创造必要的条件;同样，如果没有集中，就可能出现无政府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了科学的决策方案，也不可能得到正确的执行。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健全会议决策制度和协商决策制度。其一，建立健全会议决策制度。其二，完善协商决策制度。
2、完善行政决策程序
科学的行政决策程序，能保证科学的决策结果，反之，则会影响决策结果的科学性。政府重大决策程序规定的核心就是规范决策的程序化。从提出问题、调查研究到咨询论证、信息公开和听证、最终集体决定或民主决定，都以制度为依据，程序化地运行。为此，只有制定出重大决策程序相关的各项制度，将行政决策程序规范化，决策体制的构成要素才能合理的介入决策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重大决策刁‘能在程序中严格执行，才‘能更好地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度。
（二）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
1、构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与民众的制度化联系网络平台
在中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而人民代表则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他们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代表在各界、各地区、各民族、各阶级和阶层中享有广泛的代表性，他们来自人民，平时同原选举单位与选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了解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基层群众的要求和意见等可以通过他们反映给国家决策者。
2、改革信访制度
“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头堡’，是了解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为了保持社会的动态稳定，必须建立起调节、调整利益关系的社会安全阀机制。信访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的制度，因为其上述特征而可以形成一种恰当的减压安全阀机制。
3、完善社情民意调查分析机构
了解、掌握社情民意还需要有专门的调查机构，专职负责收集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各行各业群众的基本情况和意愿。从纯粹技术的角度讲，专业的调查与分析可以保证所获得信息的真实程度，以及对信息进行筛选的科学性。目前，国家统计局内设有三个调查.总队，即农村经济社会调查总队、城市经济社会调查总队和企业调查总队，负责调查这三个领域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但从总体上看，这种调查的范围还只是局限在经济社会情况方面，没有将其他诸如市民心理、群众意愿、人民的心声等指标概括在调查范围之内。因而，作为宏观决策依据来说，这种调查还是不完整的。为了给各级决策机构提供完整的决策信息、全面的社情民意，必须尽快建立并完善社情民意调查分析机构。
（三）完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
建立并完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促进公民参与决策、监督决策，以及决策的社会讨论，从而实现透明决策，这是实现行政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反映人民要求的参与性政治体系中，人们履行服从法律的义务同有效参与是齐头并进的。这两者互相促进，维护着体系的稳定。”只有政治生活的透明，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到决策之中，刁一会避免各种“小道消息”、谣言满天飞等现象的发生;才能避免重大决策缺少监督而导致失误的现象发生;刁‘能充分保证广大群众参与决策，享有知情权与参与权。
（四）实行行政决策责任制
一个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必然离不开决策者对决策负责的制度。实行行政决策责任制有利于使决策过程更民主、更科学，也有利于决策者审慎决策，承担决策责任，实现权责一致。国外行政决策的问责制已经比较完备与成熟，建构了权力问责、媒体问责、民众问责等全方位的问责体系，而且在实践中也对行政决策权力实行了有力的监督，对过失权力和决策失误进行了责任追究。
第四篇：行政决策责任追究
X财[2010] 13号
关于印发《财政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的通知
局各科室、各直属单位、各镇财政所、各园区财税与金融处：
现将《财政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财政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抄送：
附件：
财政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为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健全行政许可责任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本制度所称行政决策责任，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对其在实施决策过程中，因决策错误应当承担的责任。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局具有决策权的工作人员。
第三条 决策责任追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过责相当、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决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因决策错误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产生恶劣影响的，应当追究决策过错责任：
（一）决策机构未按决策程序进行决策的；
（二）决策机构超越法定职权实施决策的；
（三）决策机构明知决策错误，未及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的；
（四）决策机构违反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实施决策的；
（五）对应由决策机构做出的决策进行推诿或者拖延，不做决策的。
第五条 决策责任追究的方式：
（一）责令改正；
（二）责令做出书面检查；
（三）给予行政处分
以上追究方式，可以根据过错情况单处或者并处。
第六条 决策责任分为：直接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
第七条 决策执行单位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决策过错后果发生的，负直接责任；审核人、批准人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或者发现后未予纠正，导致决策过错后果发生的，审核人负主要领导责任，批准人负重要领导责任。
第八条 审核人改变承办部门负责人的正确意见，导致主要领导发生决策过错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审核人应报请而不报请批准人批准直接做出决定，导致决策过错后果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
第九条 未经承办人拟办，审核人审核，批准人直接做出决定或者改变承办人、审核人正确意见，导致决策过错后
果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条 集体研究决定导致过错后果发生的，决策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第十一条 根据情节轻重、损害后果和影响大小，决策过错分为一般过错、严重过错和特别严重过错。
第十二条 对于情节轻微，造成损害后果较小的一般过错的直接责任者，责令改正或者给予通报批评；并可以责令负主要领导责任者和重要领导责任者做出检查。
第十三条 决策过错责任追究机关经调查，对过错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应当做出决策过错责任追究决定；对事实不清或者无过错的，不予追究。
决策责任追究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做出，并送达责任人和投诉人、检举人、控告人。对检查、执法监督机关要求调查或者上级机关指令、责令调查的，应当将结果报送该机关。
第十四条 责任人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
决策过错责任追究机关在调查、处理中应当听取责任人的陈述和申辩。
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五篇：第九章 行政决策
《行政管理学》练习三（第九-----十二章）
第九章行政决策
一、单项选择题
1、为了解决在实施决策的过程中出现的而一时又难以查清原因的问题的决策方案，称为（）。
A、临时方案B、追踪方案C、应变方案D、积极方案
2、为了弥补或完善决策而制定的决策方案，称为（）。
A、积极方案B、追踪方案C、临时方案D、应变方案
3、为了实现目标而制定的方案，称为（），这是构思和设计的主要方案。
A、应变方案B、临时方案C、积极方案D、追踪方案
4、行政决策体制的核心（）。
A、专家咨询系统B、公民磋商与参与系统
C、信息支持系统D、领导决策系统
二、多项选择题
1、从决策的风险程度来讲，行政决策可以分为（）。
A、确定型决策B、理性决策C、风险型决策 D、直觉决策 E、不确定型决策
2、从决策主体的行为方式来讲，行政决策可以分为（）。
A、直觉决策B、经验决策C、理性决策D、个人决策E、集体决策
3、从决策对象的结构性程度来讲，行政决策可以分为（）。
A、理性决策B、直觉决策C、非程序性决策D、科学决策 E、程序性决策
4、从决策主体采取决策的方法上来讲，行政决策可以分为（）。
A、经验决策B、集体决策C、理性决策D、科学决策E、个人决策
5、现代行政决策体制应该包括（）。
A、领导决策系统B、行政评估系统C、专家咨询系统D、信息支持系统E、公民磋商与参与系统
6、决策方案一般有（）。
A、长期方案B、临时方案C、追踪方案D、应变方案E、积极方案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A2、B8、C4、D
二、多项选择题
1、ACE2、DE3、CE
4、AD5、ACDE6、BCDE
第十章行政执行
一、单项选择题
1、行政执行过程的第一阶段是（）。A、准备阶段B、总结阶段C、协调阶段D、实施阶段
2、整个行政执行过程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最为关键的阶段是（）。A、协调阶段B、实施阶段C、准备阶段D、总结阶段
3、行政控制过程的最后环节，也是最为关键的环节是（）。A、确定控制标准B、衡量成效C、纠正偏差D、行政指挥
4、平行沟通是一种同级部门或同事之间的信息沟通，亦称（）。
A、网上沟通B、横向沟通C、无反馈沟通D、纵向沟通
5、（）沟通不宜采用命令或指示的沟通形式，而只能通过协商、合作的办法。A、上行B、网上C、下行D、平行
6、行政评估准备阶段，评估工作的第一步是（）。A、确定评估对象B、选择评估标准C、明确评估目的 D、培训工作人员
二、多项选择题
1、行政执行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A、准备阶段B、控制阶段C、实施阶段D、协调阶段E、总结阶段
2、行政实施阶段的环节主要包括（）。A、行政协调B、行政控制C、行政沟通D、行政评估E、行政指挥
3、根据控制的范围划分，行政控制分为（）。A、微观控制B、分散控制C、集中控制D、宏观控制E、分级控制
4、通常有四种信息被领导者用来衡量和评估实际工作效果，它们是（）。A、口头汇报B、集体汇报C、个人观察D、书面汇报E、统计报告
5、行政控制的控制对象有（）。A、行政工作人员B、组织绩效C、信息 D、工作E、财务
6、工作控制是对具体执行工作的各方面的控制，它包括（）。A、质量控制B、标准控制C、成本控制D、程序控制E、计划控制
7、按沟通的线路划分，行政沟通可分为（）。A、单向沟通B、非正式沟通C、双向沟通D、网上沟通E、正式沟通
8、按沟通的信息流向划分，行政沟通可分为（）。A、上行沟通B、平行沟通C、下行沟通D、双向沟通E、单向沟通
9、行政组织中的沟通存在的障碍主要有（）。A、信道障碍B、组织结构障碍C、心理与语言障碍D、职位与专业障碍E、接受障碍
10、行政组织内部的协调可以分为（）。A、层级结构的协调B、横向部门之间的协调 C、人际关系的协调D、转变政府职能E、各种资源的协调 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A2、B3、C4、B5、D6、D
二、多项选择题
1、ACE2、ABCE
3、AD4、ACDE5、ABCDE6、ABCDE7、AC8、ABC9、BCD10、ABCE
第十一章行政监督
一、单项选择题
1、非执政党和非国家机关对行政行为的监督称为（）。
A、社会监督B、事前监督C、事中监督D、法制监督
2、事中监督是指对监督对象在执行法律或实施决策、计划过程中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的监督检查，也叫（）。
A、现场监督B、专案调查C、工作报告D、跟踪监督3、1987年颁布实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地方性法规备案工作的通知》要求，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应于批准之日起的（）日内报送国务院各十五份。
A、十五B、三十C、四十五D、六十
4、省、自治区、直辖市，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制定和发布的规定、办法、实施细则等规章应于批准之日起（）日内将其文本、起草说明、备案报告等有关材料一式二十五份报国务院备案。
A、十五B、三十C、四十五D、六十
5、批准是一种约束力较强的（）监督方式。其内容包括：要求监督对象报送审批材料、审查和批准(含不批准)三个基本步骤。
A、事中B、事后C、事先D、全面
6、对监督对象未构成犯罪，仅构成违反政纪的案件，由（）调查处理。
A、党的纪律检查机关B、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
C、行政监察机关D、检察机关
7、对监督对象构成犯罪的案件，由（）追究刑事责任。
A、党的纪律检查机关B、检察机关
C、行政监察机关D、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
8、对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案件，需要给予处分的，由（）给予处分。
A、检察机关B、行政监察机关
C、党的纪律检查机关D、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
9、对涉及非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国家公务员的案件，需要给予处分的，则只由（）给予政纪处分。
A、检察机关B、行政监察机关
C、党的纪律检查机关D、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
10、对涉及国家行政机关以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案件，需要给予处分的，则只由（）给予党纪处分。
A、党的纪律检查机关B、行政监察机关
C、检察机关D、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
二、多项选择题
1、社会监督的主体是（）。
A、公民个人B、各民主党派C、各社会团体D、新闻机构E、政协
2、依照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行政监督可以分为（）。
A、事中监督B、法制监督C、社会监督D、事后监督E、事前监督
3、事中监督的主要形式是（）。
A、侦查监督B、职务犯罪监督
C、跟踪监督D、专案调查E、现场监督
4、下列属于一般行政监督工作报告的有（）。
A、临时报告B、综合报告C、专题报告D、报告E、工作简报
5、一般行政监督中，审查的形式主要有（）。
A、独立审查B、事中审查C、事先审查D、联合审查E、事后审查
6、我国行政监察机关的基本职权包括（）。
A、检查权B、建议权C、调查权D、行政处分权E、查处违法违纪案件时的请求协助权
7、我国行政监察机关的辅助职权包括（）。
A、对监督事项涉及的单位和个人的查询权
C、对违反行政纪律取得的财物的处置权 D、行政处分权 E、查处违法违纪案件时的请求协助权
8、权力机关监督的内容主要包括（）。A、工作监督B、法律监督 C、侵权犯罪监督D、政治监督E、渎职犯罪监督 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A2、D
3、B4、B5、C6、C7、B8、D9、B10、C
二、多项选择题
1、ABCDE
2、ADE3、CE4、ABCDE5、BCE6、ABCD7、ACE8、ABD
第十二章 公共财政
一、单项选择题
1、国家预算中占主导地位的是（）。A、市级预算B、县级预算C、省级预算D、中央预算
2、税收制度的核心内容是（）。A、税率B、纳税人C、税法D、税种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正式生效的日期是（）。A、2003年1月1日B、2003年5月1日 C、2002年10月1日D、2002年1月1日
二、多项选择题
1、按照不同的政府级别，公共预算可分为（）。A、经费预算B、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C、公共投资预算D、地方公共预算 E、中央公共预算
2、预算草案审核的主要内容是（）。A、政策审核B、体制审核 C、指标审核D、技术审核E、经费审核
3、税收的基本特征有（）。A、服务性B、无偿性C、政治性D、固定性E、强制性
4、按照税制结构的单一性与复杂性来划分，可分为（）。A、单一税制B、增值税 C、个人所得税D、复合税制E、农业税
5、按照税收的征收办法或税额的确定方法，可分为（）。A、印花税B、定率税C、房产税D、配赋税E、耕地占用税
6、按照税收管理权限，可将税收分为（）。A、中央税B、中央与地方共享税 C、农业税D、地方税E、个人所得税
7、在我国，根据国家职能的区别，将财政支出区分为（）。A、国防费B、行政管理费C、经济建设费D、社会文教费E、其他支出
A、签订采购合同B、选择采购方式 C、确定采购需求D、履行采购合同 E、效益评估 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D2、C
3、C
二、多项选择题
1、DE2、ABCD3、BDE4、AD5、BD6、ABD7、ABCDE8、A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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