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薛宝钗性格的复杂性

第一篇：论薛宝钗性格的复杂性

论薛宝钗性格的复杂性

[摘要]《红楼梦》中的薛宝钗，是一个符合封建礼教要求的“德言工貌”四德具全的封建淑女的形象。她忠诚地信仰并恭行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一整套的道德规范，特别是强加在妇女身上的奴隶道德。作者曹雪芹用这样几句话：“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概括了她谨守封建礼教，顺应周围环境的性格特点，勾画了一个典型的封建社会淑女的轮廓；写出了一个容貌美丽、才华出众、学识渊博的青春少女，被封建礼教所毒害以至毁灭的过程。

[关键词]《红楼梦》薛宝钗封建淑女“会做人”虚伪自私“冷”“无情”

《红楼梦》是了不起的。它在中国古典文学里，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空前未有的东西，就是把女人当人，对女性尊重。它既是女性的颂歌，又是女性的悲剧。故事的中心地位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悲剧。这里面，有封建婚姻制度的悲剧、有封建道德礼教的悲剧、有封建婢妾制度的悲剧等，它从各个方面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薛宝钗是《红楼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这一人物形象产生于封建时代后期，正是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塑造了薛宝钗的封建淑女形象。然而她性格的形成与她的家庭教育也有着深刻的关系。她出身于封建皇商家庭，从小受封建正统思想教育，这种思想对她的熏陶根深蒂固。由于这样的家庭让她过早地进入了社会，了解利弊大事。聪颖慧质的她看过太多的残酷、复杂的斗争，深知在这个男权社会里，作为女人，无论自己有多大的才能，都不会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只有委身于一个好男人，才有自己未来的幸福的生活。因此，她养成了一种“罕言寡语”、“明哲保身”、“暗隐心机”的生活习惯。作者通过不同的情节反复渲染，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封建淑女、虚伪奸隐的“女曹操”。她性格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封建淑女其表，市侩主义其里

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是个听信封建统治者的宣传，严格遵守儒家思想道德的典型，更是封建社会中一位典型的标准的淑女。薛宝钗是封建淑女其表，市侩主义其里，两者融合。她不仅是一个儒家学说的忠实维护者、实践者；而且是封建礼教忠诚的信仰者、自觉执行者和可悲的殉道者。她忠诚地信奉封建礼教，凡对她有利的封建思想礼教，她都宣扬，无益的她就阳奉阴违，而且阳奉阴违得非常巧妙，她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观念和价值观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强加在妇女身上的奴隶道德，而且四处宣扬这种奴隶哲学。她对黛玉说：“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种。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样才华的名誉”；她还反对湘云与香菱谈诗，说：“我实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又如在（第四十二回）中,她又一次抓住机会向黛玉灌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她告诉黛玉道：“„„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这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而且在平时说话时，别人一问她，她三摇其头，行动上很有封建淑女的风范，但形象地说，这是在大社会上发言时的她而不是寝室里的她，她表面上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而实际上她自己是最有才华的人。她还多次劝导宝玉走“仕途经济”、“立身扬名”之道，以至引起贾宝玉的极大反感，说她说的是“混帐话”，并说：“好好的一个清白女子，也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如在（第三十四回）中，当宝钗看到因不好好读书无故引逗琪官出来的事，而被贾政痛打的宝玉时，她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于有今日„„”这些都足以说明，在大观园的贵族少女中，她是受封建正统思想、封建道德观念毒害比较深的一个。另外，她又是封建化的市侩形象，以钱取道，用钱很大方。如史湘云要起诗舍，但没有钱，宝钗便乘机要替她设东，她表面是说替湘云设东，而实际上是为了讨好家长们。然而，她虽然用钱大方，但又却“一钱不欲虚空”，就是对她的恩人也是如此。

二、“会做人”，随分从时

“会做人”，随分从时，是薛宝钗最突出的一个性格特点。在生活中，她并不是像黛玉一样真情流露，而是常常深隐心机。她表面上“随分从时”、“装愚守拙”、“罕言寡语”，一举一动显得“端庄贤淑”完全符合封建“淑女”风范。但实际上她期望着“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温柔敦厚的礼范中掩盖的是“欲尝百帝”的野心。她熟谙世故，城府极深。“来了贾府这几年”虽然表面不言不语，安分守己，实则“留心观察”。因此，即使是在荣国府这个人事复杂，矛盾交错的环境里，也生活得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甚至就连那几个忌恨一切的赵姨娘也赞她“很大方，“会做人”。

薛宝钗“会做人”的性格特点与她“温柔敦厚”的外露特征相融合，使得她为人人所夸赞。宝钗“会做人”，“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为人处世原则，让她凡事不像黛玉一样用尖酸刻薄的话语指出，而是充闻耳不闻，装作看不见，只为心里明白也就罢了。这就使得那些平日里做着些不见得人的丑事的封建主子们便赞她“会做人”。宝钗“会做人”不仅体现在对封建阶级最高统治者不露声色的笼络，还表现在对处于封建下层的被压迫者的收买上。如在（第二十二回）中，贾母给她做生日，要她点戏，她就依着贾母素日的喜好说了一遍。又将贾母喜欢吃的甜烂之食当作自己喜吃之物说了出来。她还当着面奉承贾母，她说：“我来了这么几年，留神看起来，风丫头凭她怎么乖巧，也巧不过老太太去。”结果“贾母更加喜欢了”，大夸她：“提起妹妹，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全不如宝丫头。”又如（第三十二回），王夫人逼死金钏儿后，她和袭人打听到消息，就连一向奴性很强的袭人也不觉流下泪来，而剥削阶级冷酷无情的本质使得她只感到“奇”便急忙撇下袭人，跑来王夫人处来安慰她，并把全部罪过都归之于金钏儿的“糊涂”。她还说“不过多赏她几两银子发送她，也就尽主仆之情了。”至于受压迫的封建阶级下层统治者，宝钗为刑岫烟掩盖当衣度日的事实，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她还设法拉拢黛玉，为病中的黛玉送去燕窝、糖片，甚至就连赵姨娘这个众人嫌弃的女人有时也能得到一份宝钗送来的礼物，令她受宠若惊。

宝钗不仅会做人，而且常常借“做人”的机会来表现自己的才能。如在（第三十七回）中，史湘云要起诗舍，但没有钱，这时宝钗便乘机要替她设东。宝钗告诉湘云：“„„你如今且把诗舍别提起，只管普通一请。等他们散了，咱们有多少诗作不得呢？我和我哥哥说，要他几篓极肥极大的螃蟹来，再往铺子里取上几坛好酒，再备四五桌果碟，岂不又省事又大家热闹了？”但她出门叫一个婆子来却说：“明日饭后请老太太姨娘赏桂花。”“会做人”的宝钗表面上是帮了湘云的大忙，但实际上却是给另一段“金玉良缘”一次打击。她借口请大家，实则是为了讨好封建统治的大家长。她处处小心，处处为了讨好贾母而布置。如此可见，“会做人”的宝钗是怎样的“会做人”。

三、虚伪，自私

薛宝钗的另一个主要的性格特点就是虚伪、自私。她虽然说过，对和尚道士所说的“金玉良缘”认为是胡说，又说金锁沉甸甸的戴着无趣，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第八回）中，当宝玉去看生病的宝钗，宝钗拿着他的玉“重新翻过来细看”又“念了两遍”玉石上的文字，再责怪丫环莺儿为何不去倒茶，引出莺儿笑说“和姑娘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这正好达到引起宝玉注意的目的。然后再将本来戴着无趣的金锁从里面的大红袄上掏出来，由此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的金锁是真正珍重的。在（第二十八回）中，薛宝钗笼着红麝

串招摇过市也是同样的道理。本来她不爱花粉，衣着朴素，最不喜欢打扮，但金锁专等玉来配，而红麝串是元春独赐予她和宝玉的，都是命定婚姻的征兆，所以以此才能证明只有她才是得天运命的人堪配宝玉。虚伪而“会做人”的宝钗就是这样，以“敦厚温柔”的“淑女”身份来掩盖自己想得到宝玉的真实目的，用她深隐的心机暗示和讨好贾府的家长们。

在（第二十七回）中，水亭扑蝶，自然可以看出她有心机。薛宝钗由于扑蝶偷听到了滴翠亭里小红和坠儿的谈话，在就要被发现的紧急时刻，她故意放重了脚步，然后对两人说道：“我才在河那边看见林姑娘在这里蹲着弄水顽呢„„别是藏在里头了？”最后一面说一面走，心中又好笑：“这件事算遮过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样？”于是小红错以为林姑娘蹲在这里，听到了她们的谈话。无论薛宝钗的行为在这里有意还是无意，都表现出她的损人利己。又如“借衣金钏”一事，当王夫人说起没有新衣服为金钏装裹，又不愿拿黛玉的新衣服顶替时，宝钗立即挺身而出：“姨娘这会子何用叫裁缝赶去，我前两日倒做了两套，拿来给她岂不省事？”王夫人因此对她感激至深赞赏倍至。她这样做，就是遵循封建主义的明哲保身的哲学，自然也就表现了她的虚伪和自私。她的思想言行所表现出来的虚伪，主要是由于封建道德本身的虚伪。她的头脑里浸透了封建主义思想，她是一个忠实地信奉封建道德和封建礼教的淑女。她认为按封建道德规范去做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最道德的；所以她很自然地做到了“四德”具备。有人说薛宝钗是“大奸不奸”，“大盗不盗”，恐怕就是指她对封建道德的忠实信奉和执行，因为这种道德本身就是虚伪的。事实上，她的性格特点并非奸险，而是她按照封建正统思想去做，而且做得又是那样浑然不觉，那样如鱼得水。我们从她身上看到的虚伪正是封建道德虚伪的体现。

四、“冷”与“无情”

薛宝钗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而是一个丰满的艺术形象，是一个复杂的艺术形象。她虽然外表美丽，在她身上既有美的一面，但“冷”与“无情”也确确实实存在这个美貌的姑娘身上，正是“任是无情也动人”。这主要表现在：

在（第三十二回）中，金钏之死。金钏是王夫人身边的大丫环，只因与宝玉说了几句轻薄的话，就被王夫人扇了耳光，并赶出贾府，最后投井自尽。金钏之死宝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宝玉是非常的难过和内疚，王夫人虽然赶走了金钏，但毕竟金钏扶持她多年，当她听到金钏死了,也不免伤心流泪。但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宝钗却表现得极为平静。不，应该说是极其无情。当王夫人哭着说金钏之死的事情后，宝钗竟说：“姨娘是慈善人，固然这么想。据我看来，她并不是赌气，多半她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玩，失了脚掉下去的„„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又说：“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她几两银子发送她，也就尽了主仆之情了。”我们真是见识了这位冷美人的“冷”与“无情”。薛宝钗的“冷”与“无情”是用封建统治的“理”提着，在她看来主仆之间的“理”即规矩是不能改变的，主子打了丫环即使是打错了，丫环也不能怨恨主子，如果你有怨气，那你就是糊涂，不懂道理，因此死了也不足惜。她还认为丫环死了，主子多赏几两银子也就行了，主子也可以心安理得了，由此可见，在封建统治秩序面前，她的“原则性”很强。

如（第四十四回），风姐因贾琏偷情而拿平儿出气，平儿一肚子委屈，在这件事情上，宝玉的心情和宝钗的表现完全两样。宝玉道：“思及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姐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风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帖，今儿还遭荼毒，想来此人薄命，比黛玉犹甚。”因此宝玉是伤感落泪。而宝钗呢，在劝慰平儿时却含着责怪，说什么：“他可不拿你出气，难道倒拿别人出气不成？别人又笑话他吃醉了。你只管这会子委屈，素日你的好处，岂不都是假的了。”这和对金钏之死的“理”是一样的。

又如（第六十七回），薛姨妈听说尤三姐自刎了，柳湘莲不知往哪里去了，“心甚叹息”，可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宝钗时，宝钗竟“并不在意”，说道：“俗话说的好，‘天有不侧风

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前儿妈妈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经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说，也只好由他罢了，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尽管柳湘莲还救过薛蟠的命，在宝钗看来，死了尤三姐，走了柳湘莲，是他们的前生命定，这与他们家没有关系，赶紧发货，请人吃饭酬谢才是重要的，否则“叫人家看着无理似的。”宝钗的“冷”与“无情”正是建立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秩序的理之上，她的这一性格特点是她接受封建统治阶级正统思想熏陶的结果，我们看着是“冷”与“无情”的，但在宝钗看来是合情合理、理所当然，她的“冷”与“无情”不是个人的品质和奸诈，而是那个时代和社会造成的。

薛宝钗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她的悲剧是封建礼教在末世之消的悲剧。她恪守封建礼教的信条，作为传统封建道德的信奉者、追随者，宝钗虽是极力想争取美满的婚姻生活，但最终还是难逃罗网，成为封建礼教的殉葬者。在这部著作结局部分，宝钗虽然和宝玉结婚了，但却是有名无实的婚姻。因为宝玉爱的是黛玉而不是宝钗，他们的婚姻只是封建礼教压迫下的一场悲剧。《红楼梦》婚姻悲剧的意义正是在这里，它所揭露的封建礼教的罪恶的深度也在这里。这个婚姻悲剧，令人信服地说明，封建礼教对于受压迫、受奴役的青年妇女，完全是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恶魔，它毁灭了她们的青春，吞噬了她们的一切幸福。它“吃”人的本质，绝不因受害者的思想倾向而改变，不管是叛逆它的，还是顺从它的，它都向她们伸出了魔爪。这个悲剧，并非仅仅是一个性格悲剧、爱情悲剧，而更是一个社会悲剧、时代悲剧。

曹雪芹塑造薛宝钗这个形象，并非仅仅写出一个沽名钓誉的国贼禄鬼或八面玲珑的势利小人，也不只是要塑造一个虚伪奸隐的“女曹操”，甚至更不只是要塑造一个标准的封建淑女形象。因为薛宝钗这个形象，寄托了作者复杂的感情，深沉的感慨。他既赞美这位美丽少女的聪明才智，同情她不幸的悲剧命运，又疼惜她奴隶般地信奉封建礼教，批判她“随分从时”的处世哲学。因而，他要写的是一个品格端庄，容貌美丽，不但有着出众的才华，而且学识渊博的青春少女，被封建礼教所毒害以至毁灭的过程，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薛宝钗这一典型形象，它比任何的“淑女”或“市侩”的典型含有更丰富、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它不只概括了历史上“温柔敦厚”的人生哲学的本质内容，也概括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封建地主阶级转向市侩化的特质。

参考文献：

[1] 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岳麓书社，1987。

[2] 周书文著《红楼梦人物塑造辨证艺术》。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3] 高语罕著《红楼梦宝藏》。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

[4] 胡文彬著《梦里梦外红楼缘》。中国书店，2000。

[5] 冯其庸纂校订定《八家评批红楼梦上》。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6] 张锦池著《红楼梦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第二篇：浅论宋江性格的复杂性和复合性

论宋江性格的复杂性和复合性

【内容摘要】《水浒传》作为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跻身于中国四大名著之列，与其文中的主人公——宋江的性格、命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确认识宋江性格的构成，才能更好的理解作者的思想倾向。本文以宋江的出场内容为论证点，按小说的叙述顺序将宋江的人生轨迹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上梁山之前，第二是上梁山之后，第三是接受招安之后，第四是最后的结局，来逐一分析宋江性格中存在的忠、孝、仁、义等方面表现的复杂性和复合性。

【关键词】水浒传

宋江

忠

孝

仁

义

绪论：

《水浒传》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通过以宋江为首的各路英雄好汉被逼上梁山的故事，生动演绎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现实，作者热情歌颂了梁山英雄们的反抗斗争的正义性，又怀着强烈的同情写了水浒义军的失败。宋江是整部《水浒传》中的第一号人物，作为文学形象，也是最丰满、最立体、最复杂、最有艺术魅力的一个人。

历史上的宋江只是被一笔带过的一个人物，如果没有宋江这个人物，不知道《水浒传》这部书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宋江的仗义疏财，好多人喜欢他；因为他主张招安，好多人厌恶他。宋江在《水浒传》一百零八位好汉中是受争议最多的一个人物形象，甚至有的学者因为宋江性格的矛盾性而否定小说作者的写作才能，我对此颇不赞同。作者在宋江这个人物身上寄予全部的希望，正是要通过宋江的全部性格特点来表达其思想倾向：赞美歌颂梁山英雄的反抗斗争，揭露批判封建统治的罪恶。

那么，如何正确认识作者的思想倾向呢？用几个简单的概念来概括宋江的人物形象是单薄而片面的，我们必须从这一人物形象的整个性格结构着手，深入透彻得认识作者刻画这一人物的目的。

本文以百回《水浒传》为蓝本，来说明这个问题。可以看到，作者用一枝酣畅淋漓的巨笔，为我们描写了一出农民战争的恢弘画面，塑造了有一百零八人之多的形象体系，而高踞中心地位者，则是宋江形象。这个完整的艺术典型，是通过六十三个章回，用性格结构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刻画成功的。

一、宋江性格的组成。

《水浒传》中宋江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人。宋江是带着他全部复杂矛盾的性格在小说中出场的。作者是这样介绍他：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郓城县宋家村人氏。为他面黑身矮，人都唤他做黑宋江；又且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上有父亲在堂，母亲丧早。下有一个兄弟，唤做铁扇子宋清，自和他父亲宋太公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这宋江自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的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1]

这一段介绍在《水浒传》中是绝无仅有的，《水浒传》里边的每一个英雄好汉，基本上只有一个绰号，但宋江不一样。宋江是《水浒传》里边名号最多的一个，宋江的绰号有四个。一出场就介绍了宋江的三个绰号，这三个绰号实际上就是反映了宋江性格的三个方面：一个是“黑宋江”的绰号，因为他长得面黑，身体比较矮，这是就他的体型来讲的，不如林冲、关胜等人英武挺拔，也不如吴用、公孙胜等人那样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他长的其貌不扬。这不仅为后文江湖英雄们虽久仰其名，却不识其人埋下了伏笔，也说明他出身农民，更体谅农民，更懂得帮助农民，会用一颗“仁”心去对待老百姓。这体现出他性格中“仁”的一面。第二个是“孝义黑三郎”的绰号，讲的是他对待父母，讲究孝道，突出他性格中“孝”的一面。第三个是“及时雨”的绰号，讲得是他礼贤下士、仗义疏财、扶危济困。这段文字描绘的相当细致。从侧面反映出那些受宋江恩惠的人，从心底里感激他；那些耳食者，则交口称赞他。这是宋江性格中“义”的具体体现，这也是一面旗帜，引得众多江湖好汉慕他大名而甘心投拜膝下。

以上分析的是宋江三个绰号所代表的性格的三个方面，这些方面还不是他性格的全部，其重要的性格因素我们则要仔细研究其中的一句话：“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虽然只有八个字，却可以让我们看到三个对他性格带来影响的要点：第一，“刀笔精通”说明宋江自幼饱读儒家著作，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教化，灵魂深处有着浓厚的忠君观念。第二，因为他只是一个小吏，在衙门里管的是文书档案，所以养成他处世待人的谨小慎微、随机应变，第三，因为他是在衙门里边管案牍文书的，也养成了他遵守法度的习惯。这些都说明宋江受传统文化和职业的影响，表现在他性格中就是“忠”的一面。他始终无法跳出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因忠君而力主招安，因忠君而魂归蓼儿洼。

前面对宋江的性格因素逐一作了分析，宋江作为承载作者全部理想的小说核心人物，其性格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作者为宋江安排的人生轨迹中，宋江的性格构成呈现复杂性和复合性。有的地方，性格的某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存在着强烈的冲突；有的地方，性格的某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却又高度的统一。为了更好的分析宋江的性格构成，将宋江的人生轨迹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上梁山之前，二是上梁山之后，三是招安之后，四是最后的结局。

二、宋江性格的复杂性和复合性

1、第一阶段，上梁山之前

此阶段，作者为宋江安排的上梁山之路是异常曲折。宋江上山的原因是他在小说第十八回，做的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义放晁盖。智取生辰纲之后，事情败露，首先宋江知道。按照常理来说，他可以有三种选择：一种是向上级汇报，说晁盖劫了生辰纲，现在事情败露了，要把他抓住；第二种选择，他可以听之任之，不向上级汇报，也不采取别的行动，无论是对官府来说还是对晁盖来说，这种中庸的处理都能说得过去，不告诉官府是因为仗义，不告诉晁盖是因为公务；第三种选择就是通风报信，把晁盖放走，可是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他明明知道晁盖劫了生辰纲，犯了弥天大罪，因为晁盖是他的心腹弟兄，虽然法度上不可饶恕，他还是放走了晁盖。在这行动，是宋江性格中的“义”压倒了法，为了弟兄的安危，宋江没有一丝的犹豫，因此这个选择用事实强有力的说明了他“及时雨”绰号所代表的性格因素。也是他能够得到梁山上下好汉一致拥戴的重要原因。

怒杀阎婆惜，是宋江上梁山曲折之路的起点。“杀惜”是信守弟兄义气的结果。宋江和阎婆惜都在抢夺那封从梁山专程送来的书信，书信在阎婆惜看来，是宋江通贼的脏证；在宋江看来，是弟兄义气的产物，如果落进对方的手中，便会酿成大祸，杀和不义，在这里构成了你死我活的冲突。于是，“宋江一时怒气，杀了阎婆惜，取过招文袋，抽出那封信来，便就残灯下烧了。”[2]

“杀惜”使宋江与过去诀别，把他推上上梁山的曲折之路。但是，宋江性格中的“孝”仍使他心存一份侥幸：“天可怜见，若遇宽恩大赦，那时回来父子相见，安家乐业。”[3]这就是说，他宁愿躲避官府的迫害，也不愿反抗官府的迫害。因此，宋江没有去投奔梁山那位义重情深的兄弟，而选择了投奔横海郡柴大官人、白虎山孔太公和清风寨花荣。一路上，宋江结识了一个个江湖好汉。在柴进庄上，他和亡命的武松推心置腹，愿同生死；在孔家庄，与孔明、孔亮义同师友；在清风山，和燕顺、王英、郑天寿戏剧性地结为兄弟„„宋江同这些英雄好汉同呼吸，共命运，历尽辛苦。他性格中的“孝”和“义”正在作者设置的种种障碍中作着剧烈的斗争。在大闹青州道的反抗行动中，点燃了宋江性格中的反抗火焰，再加上朝廷征剿大军将要扫荡清风山的消息传来，何去何从的命运抉择，根本刻不容缓，无法犹豫，宋江断然决定带领花荣、燕顺、王英、郑天寿等大批人马去梁山入伙。不料突然接到石勇捎来的一封报告父亲病故的家书，使宋江又一次处于性格冲突的旋涡中，他叫苦不迭，捶胸顿足，大骂自己是不孝逆子，他的精神在“孝”的强烈冲击下，一霎时感到“正是度日如年，烧眉之急”[4]，酒食都不肯沾唇，撇下花荣等人，毅然回家奔丧了。然而，在宋家庄等待他的，不是灵堂哭祭，而是牢狱、脊杖和刺配江州。在赴江州途中，梁山的弟兄们苦苦挽留，没有让宋江动摇；揭阳岭李俊的衷心规劝，无法让宋江改志。浔阳江边，被追赶得走投无路时，面对满目芦花，一派大江，“宋江仰天叹道：早知如此的苦，悔莫先知，只在梁山泊也罢，谁想直断送在这里，丧了残生”[5]这时宋江已经认清了去梁山，投入反抗的洪流，才是一条唯一的生路。

浔阳楼题反诗，是宋江向整个黑暗社会发出的反抗宣言。这是宋江性格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孝”的悄悄退避。从两首诗中，我们看到：一方面宋江的灵魂深处是有大志、有抱负的，他想像黄巢一样做一番伟大的事业，只是他平时深藏不露；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才能高度自信，对目前悲惨境遇极度不满，心怀愤恨。这两首诗有力地反映了他的反抗性格和志向，可以有理由相信：即使没有外因的推动，宋江也会自觉走上梁山的。反动统治者在宋江还未来得及采取反抗的具体行动时，已经对他暗下毒手了。在通判黄文炳的奸计中，把宋江逼上行刑的法场。闹江州和攻取无为军，使宋江越过了反抗道路上最后一道障碍之后，彻底结束了逃避和反抗依违不定的状态，终于走上了梁山。

2、第二阶段，上梁山之后

宋江是胸怀大志而被逼上梁山，虽然位列晁盖之下，但凡梁山的大小事务、军事行动，莫不听宋江的指挥、安排，因此，宋江成了梁山实际的首领。而宋江却说自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附众，手无缚鸡之力。”[5]那么梁山好汉为什么都愿听从宋江的差遣，服从宋江的指挥呢？我想可以从他对梁山的领导才能来认识。

他领导才能的基础表现在广施“仁义”。对梁山弟兄，他倍加关怀，充分信人。此段时期，梁山进行了几次较大的战役，大都是为了救自己的弟兄。例如：打高唐州是为了救柴进；闹西岳华山是为了救鲁智深、史进；打大名府是为了救卢俊义、石秀。他打一个城市大都是因为梁山的弟兄被捉，为了救这些弟兄而打仗。另外，第六十回写到芒砀山有三个首领，分别是樊瑞、李衮、项充。三人在与梁山的战斗中，李、项二人被梁山捉住，这两人就投降了梁山，后来他二人对宋江说：“„„义士头领，若肯放我们一个回去，就说樊瑞来投拜，不知头领尊意若何？”宋江却说：“壮士，不必留一人在此为当。使请二位同归贵寨。宋江来日专侯佳音。”[6]这番话让他们两个很是感激，回去就把樊瑞动员来了。所以说，他相信人。作为一个领袖，他不相信人，猜疑别人的话，很难团结大家来共同成就大业。

对于老百姓，宋江通过加强梁山的纪律来妥善处理和老百姓的关系。例如第七十三回，李逵和燕青过刘太公庄时，李逵误以为是宋江强抢了太公女儿，跑回梁山砍到大旗，并要杀宋江。宋江并未因此迁怒于刘太公，问明原因后，让李逵将功折过，到牛头山杀了强盗，把刘太公的女儿救了回来。刘太公准备了钱，到梁山表示感谢，宋江非但没有收他送的礼，反而设宴招待刘太公，最后把他送下山去。不仅此处，小说中还多处写到，他每攻下一个城池以后，就把粮食分给百姓，而且下令不要残害百姓，所以他们出城的时候，百姓扶老携幼，跪拜欢送。

他领导才能的具体表现为组织才能和军事指挥才能。从智取无为军开始，他的组织才能初露锋芒，到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攻打东平府、东昌府、高唐州等一系列战斗中，宋江都显示出他出众的才能。尤其是三打祝家庄，宋江的军事指挥才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在攻打时，宋江针对前两次失败的教训，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首先分化联盟：联合李家庄，争取扈家庄，孤立祝家庄。其次知己知彼，摸进祝家庄，搞清盘陀路。再次以计取胜：让孙立打入敌人内部，内外夹击，粉碎敌人。打下祝家庄以后，宋江还做了比较好的善后工作，因为盘陀路是钟离老人告诉他的，所以给钟离老人进行了奖励。还将祝家庄的粮仓打开给百姓，每家一担米，表示安慰、关心。

由以上事例，让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宋江的广施仁义，不会有四方百姓对他的衷心拥护，也不会有众英雄对他的拥戴、追随，如果没有他的雄才大志，梁山也不会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辉煌战绩。宋江正是通过梁山这块用武之地，大展抱负，使梁山事业日益兴旺，蓬勃发展。

3、第三阶段，招安之后

当梁山取得两赢童贯和三败高俅的辉煌胜利之际，宋江用武装斗争的胜利赢得了招安的资本。并且在战斗中，宋江也不敢过分地反对朝廷。“两赢童贯”，他网开一面，有目的放走了童贯；“三败高俅”后，他对被俘的高俅，先是下跪请罪，屡陈心迹，后又祈求“救拔”，派人跟随高俅去听候招安。他甚至去找妓女李师师疏通与皇帝的关系。他正是想以此表明自己对朝廷的忠心。“忠”的性格在此阶段可谓矢志不渝。

接受招安后，宋江率领众人进行了二次大的战争：征辽和征方腊。然而在战争的一开始就不是太顺利。宋江和众英雄到东京城外接受改编，“陈桥驿军校杀死厢官”的**，却给宋江的忠君热情泼了一瓢冷水。朝廷派人在陈桥驿犒赏三军时，“却将御赐的官酒，每瓶克减只有半瓶，肉一斤，克减六两”。一位军校稍稍表示了不满，中书省厢官便骂他是“剐不尽杀不绝的贼！梁山泊反性尚不改”[8]。军校一时愤怒，举刀剁死了厢官，掀起了一场政治**。不久，朝廷就派“钦差枢密院同知赵安扶，统领二万御前军马，前来监战”[9]。在监军的戒备和监视下，宋江仍然“忠”心不改，率领军队与辽军展开了激烈战斗。攻蓟州，战玉田，夜渡益津关，智取文安县，斩兵诛将，所向无敌；计赚霸州，大战幽州，打破混天象阵，兵锋所指，辽军丧胆。辽国派欧阳侍郎前来招降宋江，给宋江分析了宋朝朝廷的种种弊政，并开出了宋江降辽后的优厚待遇。辽使走后，军师吴用“低首不语，肚里沉吟”，似乎同意辽国讲的招降条件，以为侍郎言之有理。但宋江马上就批评吴用：“军师差矣。若从大辽，此事切不可题。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久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上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10]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宋江心里忠于皇帝，忠于宋朝，忠于国家，忠于民族。他认为都是一体的，皇帝就代表了国家，也代表了民族。

破辽胜利以后，宋江又被派去打方腊。宋江率领十万之众的梁山军队去征剿“占据八州二十五县，改年建号”的方腊，进行了一场残酷而惨烈的战争。梁山一百零八位英雄，在征方腊的厮杀声中，每死去一个弟兄，宋江都要为之流泪、悲伤；每散去一个弟兄，宋江也要为之痛苦叹息。这让宋江曾经许下“只愿弟兄同生同死，世世相逢”的不渝情结，遭受严重的摧残和破坏。每一位弟兄的离去，都让宋江回想起往日大伙儿在梁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快活日子，而今却无法“同生同死”，阴阳相隔，这让宋江的内心经历着“义”的煎熬。

征辽和征方腊让宋江“忠”“义”无法两全，要效忠朝廷，就无法保全义气弟兄的性命而且这两场战争似乎还隐含作者的政治寓言。征辽从规模上要比征方腊大，可梁山好汉没有一个阵亡，他们的伤亡，全部在征方腊。作者想通过征辽之战，表现梁山好汉是国家栋梁，也让他们用卫国战争来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征方腊是不义之战，是变了性质的起义军去镇压农民起义军，是同室操戈。这两场战争的梁山好汉的结局看似违反常识（和辽兵作战时候，梁山好汉都是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而到了方腊那里法术就失灵了！？）其实，作者是要说明：奸臣当道，忠良涂炭。

4、第四阶段，最后的结局

宋江马不停蹄的为朝廷破大辽、平方腊，可皇帝奸臣却从没有信任过宋江。征方腊完了以后，宋江和众弟兄凯旋而归，可这一百零八个弟兄，有的战死，有的阵亡，有的病根，有的离去，有的出家，最后只剩下了二十七个人，“东京百姓看了只剩得这几个回来，众皆嗟叹不已”。[11]更可悲的是，燕青曾预见的鸟尽弓藏，诛戮功臣的一幕，在封官赐爵后不久就开始了。阮小二被蔡京、童贯追夺了官复为庶民。柴进惧谗，称疾辞官。李应推称风瘫，求闲还乡。奸臣们毒杀宋江和卢俊义的阴谋，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奸臣们认为，“先对付了卢俊义，便是绝了宋江的一只臂膊。”在毒死卢俊义后，奸臣们又往御酒里下了慢性毒药，叫天使送往楚州。宋江饮下朝廷御赐的毒酒，顿觉腹中疼痛。对奸臣们的此举充满愤怒：“我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失身于罪人，并不曾行半点异心之事。今日天子信听谗佞，赐我药酒，得罪何辜！”[12]可宋江至死对皇帝、朝廷都无二心。他害怕李逵知道他被害而造反，临死前，把李逵招回来，骗李逵也喝下药酒，并对李逵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赐药酒与我服了，死在旦夕。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将你来，相见一面。昨日酒中已与了你慢药服了，回至润州必死。你死之后，可来此处楚州南门外，有个蓼儿洼，风景尽与梁山泊无异，和你阴魂相聚。”[13]一代忠臣、功臣却因奸佞的不断陷害，埋于蓼儿洼的一掊黄土之中。

宋江用他一生不变的忠，最终换来的是悲剧的下场。

虽然，在招安之前，宋江性格中的“忠”表现的并不强烈，但从他的只言片语中仍能略知一二。在第三十二回，武松要上二龙山落草，宋江对武松说：“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14]第五十六回，计赚徐宁上山后，宋江对他说：“见今宋江暂居水泊，„„尽忠竭力报国„„ ”[15]第五十八回，呼延灼被擒时，宋江对他劝降说：“将军如何去得！„„等朝廷见用，受了招安，那时尽忠报国，未为晚矣。”[16]第七十一回，梁山英雄排座次，重阳菊花会后，宋江对众弟兄们说：“ 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竭力施功，有何不美？”[17]

由此可以看到作者对宋江性格发展线路的设置目的。对于农民起义的结局，作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而且在作者之前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也没有任何一场农民起义是以成功告终的。虽然作者安排宋江接受了招安，还为国攘外安内，但宋江和梁山英雄始终受奸臣们的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人被奸臣害死。这样悲剧结局，是作者用来揭露封建统治者的罪恶，并对受招安者以鉴戒。

结论：

《水浒传》成功塑造了一百零八人的艺术巨像，而这其中最出彩的，正是他们的领袖宋江。他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生动丰满的叛逆领袖形象。作者完全按照历史的真实去塑造人物，既写他的成功，又写他的失败。将宋江性格中为国尽忠、为家尽孝、为友行义、为民施仁的特点充分地展现出来。

小说作者生活在元末明初社会**之际，对农民起义的原因、发生、发展和结局的认识达到了那个时代较高的水平。特别是小说开端通过林冲、武松等人物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可他们毕竟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无法跳出封建忠君思想，因此宋江的思想中始终认为皇上“至圣至明”，他从未想要取而代之。他给梁山英雄们选择的受招安也是最好的归宿，可以名利双收。招安后可以名正言顺地为国出力，可以加官进爵，光宗耀祖，又可以作为忠臣，名留青史。其它梁山英雄也只是反对招安的思想，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反对力主招安的宋江。梁山义军的结局也报告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梁山的兴盛我们不能把功绩归于宋江一人，梁山的衰败我们也不能归咎于宋江一人。宋江只是宋江，不应用政治的眼光，现代人的观点来评价宋江，那都是片面而肤浅的。总的看来，宋江的性格是变化的，在其一生当中，由于他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忠”成了他一生的信条，他守着封建的纲常伦理，与梁山英雄们义气相通，干出了一番事业，最终没有被封建统治者认同，走向了悲惨的结局。注释：

[1] 见《水浒传》 施耐庵 罗贯中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229页 [2] 见《水浒传》 施耐庵 罗贯中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279页 [3] 见《水浒传》 施耐庵 罗贯中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288页 [4] 见《水浒传》 施耐庵 罗贯中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476页 [5] 见《水浒传》 施耐庵 罗贯中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501页 [6] 见《水浒传》 施耐庵 罗贯中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951页 [7] 见《水浒传》 施耐庵 罗贯中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831页 [8] 见《水浒传》 施耐庵 罗贯中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1139页 [9] 见《水浒传》 施耐庵 罗贯中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1149页 [10] 见《水浒传》 施耐庵 罗贯中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1165页

[11] 见《水浒传》 施耐庵 罗贯中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1373页 [12] 见《水浒传》 施耐庵 罗贯中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1387页 [13] 见《水浒传》 施耐庵 罗贯中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1388页 [14] 见《水浒传》 施耐庵 罗贯中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432页 [15] 见《水浒传》 施耐庵 罗贯中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787页 [16] 见《水浒传》 施耐庵 罗贯中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809页 [17] 见《水浒传》 施耐庵 罗贯中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986页

参考文献：

1、《水浒传》 施耐庵 罗贯中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8月

版本号10019.2317

2、《插图本品读水浒传》 傅光明主编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年1月

版本号

7-80713-065-2

3、《中国文学史

（四）》 游国恩等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年8月

版本号7-02-000968-9

第三篇：《水浒传》人物形象及其性格的复杂性

《水浒传》人物形象及其性格复杂性的分析

鲁智深

性格：疾恶如仇，粗中有细，勇而有智，豁达明理；

情节：鲁提辖拳打镇西关，鲁智深大闹五台山，花和尚大闹桃花村，鲁智深火烧瓦罐寺，花和尚拔倒垂杨柳，鲁智深大闹野猪林，花和尚单打二龙山，鲁智深浙江坐化

武松

性格：勇而有谋，有仇必报，有恩必报，滥杀无辜，是下层英雄好汉中最富有血性与传奇色彩的人物

情节：井冈山武松打虎，武松斗杀西门庆，武松醉打蒋门神，武松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 吴用

性格 ：下层知识分子，视野开阔，头脑灵活，梁山泊军师。能谋善断，是梁山义军的首脑核心和梁山事务的决策者，对梁山的起义起奠基作用，对梁山的发展期壮大作用，是智慧的化身。

情节：吴用智取生辰纲，吴学究双用连环计，吴用使时迁盗甲，吴用智赚玉麒麟 林冲

性格：武艺高强，勇而有谋，但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在忍无可忍没有退路时才坚决反抗。他的性格发展历程是: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忍无可忍，坚决反抗 情节：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风雪山神庙，雪夜上梁山 李逵

性格：疾恶如仇，侠肝义胆，脾气火爆，头脑简单，直爽率真，反抗精神最彻底。

情节：黑旋风沥岭杀四虎，李逵打死殷天赐，黑旋风探穴救柴进，李逵元夜闹东京，黑旋风扯诏谤徽宗 宋江

性格：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攻读经史，胸怀大志，身在公门，精明练达，深通谋略，有仗义疏财，广结江湖好汉，具有领袖的气质和才干。但他忠孝思想根深蒂固，想封妻荫子，青史传名，以致带领梁山义军招安，起义失败

情节：宋公明放天王，宋江怒杀阎婆惜，浔阳楼宋江吟反诗，宋江智取无为军，宋江三打祝家庄，宋江大破连环马，宋公明夜打曾头市，宋江三败高太尉 杨志

性格：武艺出众，有家传的忠勇，生性老实，不向恶势力低头，有仕途思想

情节：汴京城杨志卖刀，青面兽北京斗武，杨志押送金银担，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燕青

性格：心细，忠心，义气，理智，体貌英俊，心灵机智，勇力过人 情节：燕青智扑擎天柱，燕青月夜遭遇道君 石秀

性格： 有一身好武艺，爱打抱不平，重情重义，敢作敢为，勇悍机智，人称拼命三郎 情节：石秀智杀裴如海，劫法场石秀跳楼 刘唐

性格：直爽莽撞，没有心计

情节 ：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智夺生辰纲

宋江性格特点：

宋江历来是争议颇多的一个人物形象,也有学者因为宋江性格的矛盾性而否定施耐庵的写作才能.茅盾先生曾经说过：“人物的性格必须通过人物来表现.作者在构思过程中,人物的形象和做事安排好像是同时成熟的；但事实上,一定是心中先有了呼之欲出的人物,这才组织起故事来.如果不是这样,作品就难免（甚至一定会）是概念化”.④我们对这一论说深信不疑,而且,读者还认为,施耐庵在写《水浒传》时心中一定已经有了各个英雄人物的形象.至于宋江,我想施耐庵也一定看到了他的矛盾性和多重性,他把这个有着多重性格且矛盾重重的人物写下来,让读者去读去说去评,也未尝不是另一种高明.施耐庵塑造的宋江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但他的一生中,我们会时常看到他身上的矛盾性,但他的一生中,我们会时常看到他身上的矛盾性,施耐庵抓住这一系列的矛盾来刻画宋江性格的多重性.一般读者都认为宋江是个忠义双全的人《.水浒传》中也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塑造宋江的“忠义”.但实际上,宋江在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当一般干部时,便有意放走官府要捉拿的晁盖等人,并继续与那些人保持良好关系,甚至还上过梁山,单纯从这几个方面看,我们可以讲宋江很够“义气”,但讲宋江忠,就有些难为情了.而且,放走晁盖后,宋江似乎不讲忠,也不讲什么“国家法度”,而发配江州时,梁山好汉劫得他,欲放下他的枷锁时,他却说要不得,“此乃国家法度”；江州酒楼的反诗,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宋江笑黄巢,造反心态跃然纸上,等到上了梁山,他又一心忙于招安,还说“宁可朝庭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庭”.《水浒传》写宋江“仗义疏财”,很讲义气,但遍览全书,并没有几个穷苦人家得到宋江救济.倒是许多贪官强人,土豪劣绅笑纳过宋江奉上的大绽银两,铁牛初见宋江时,曾受过他几绽银子,但那银子却似乎整整管了铁牛一辈子.宋江好几次讲要取铁牛的头,铁牛却并不跳将下来,两板斧下去,到后来被宋江害死,也心甘情愿。

以上所述正是《水浒传》中宋江的矛盾性所在,这些矛盾其实源于宋江性格的多重性：作为封建社会不得志的文人，宋江有着满腔报负却无处施展.他疏财仗义、济弱扶贫、孝亲敬友，这是他性格的温柔敦厚的一面，他孝忠皇帝，讲义气，这是他性格中正统思想的一面，他明处为大家办事，暗处结交江湖大盗，这是他性格中虚伪狡诈的一面，他聚众反国，题诗言志，这是他性格中反叛的一面。施耐庵通过描写宋江充满矛盾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重性性格的人物。

宋江：作为文学形象，宋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刻画最为成功、复杂、具有艺术魅力的一个人。说他真心待人，他又时时显示虚伪做作；说他义薄云天，他又心机重重城府极深；说他处心积虑谋反，他又对朝廷肝脑涂地；说他为人宽厚，他又时时做下凶残之事。宋江的性格是在说话人的描述中逐渐丰富起来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引元人陈泰《所安遗集·补遗》中《江南曲序》，云其“童艸时，闻长老言宋江事”，“宋之为人，勇悍狂狭”。《水浒传》成书过程中，又结合杂剧戏曲的刻划，对其人其事进行了全面“包装”。宋江是《水浒传》里边名号最多的一个，宋江的绰号有四个。一出场就介绍了宋江的四个绰号，这四个绰号实际上就是介绍了宋江的几个特点：一个是黑宋江，因为他长得面黑，身体比较矮，这是就他的形体来讲的，并不是如林冲、关胜等人英武挺拔，也不如吴用、公孙胜等人那样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他长的其貌不扬。第二个是孝义黑三郎，讲的是他对待父母，讲究孝道，他的孝道贯穿到了他的思想当中，成为他思想的一个部分，并且是他的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第三个是及时雨，讲的是他仗义疏财，扶危济困，这在后面他陆续和弟兄们交往中能够看得出来，在这一点上他做得到位。第四个是呼保义。这四个绰号实际上重点介绍了宋江平时的为人和喜好，而且都是正常工作之外的表现，比如“爱习枪棒”、“ 挥金似土”、“ 排难解纷”、“ 扶人之困”等等，这些好处多都具有一些江湖上的感觉，在民间宋江是一个喜欢做好事、愿意做好事的热心人，无论是在家庭伦理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中他以自己的作为赢得了大家普遍的认可。还有从“浔阳楼宋江吟反诗”可以看出宋江有谋略，有志向，不满足于现状。宋江的形象一直不能讨好。《容与堂刻本水浒传》沙弥怀林述语有“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学真强盗也，然能以此收拾人心，亦非无用人也。当时若使之为相，虽不敢曰休休一个臣，亦必能以人事君，有可观者也。”金圣叹则认定作者“痛恨宋江奸诈”，他也认为“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所以“时迁、宋江是一流人”，在一百单八人中“定考下下”。但大多数人不喜欢宋江，是因为他一直是梁山好汉中的主降派，并最终导致了起义军和他自己的悲剧命运。

林冲：林冲的性格；武艺高强 有勇有谋但为人安分守己 循规蹈矩 主要有四点:

1、委曲求全的忍耐性格

作为一个禁军教头,他曾得到高俅的提携,他对他的顶头上司毕恭毕敬。即便是刺配沧州,言及高俅,仍称之为高太尉。如课文中林冲对李小二这样说:“我因恶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场官司,刺配到这里……”这给人的感觉是林冲受罪乃因自己有过在前。而反观林冲之前的表现,无一不是逆来顺受。

2、以牙还牙的报复心理

就节选部分看,课文先借李小二的话“林教头是一个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杀人放火”,侧面传达出林冲这一性格特征。当他得知陆谦、富安追至沧州欲加害于他时,不禁大怒,四处寻仇,最后在山神庙手刃仇敌,上了梁山,走上反抗的道路。

3、救弱济贫的侠义气概

作为达官显宦,林冲不同于谄上欺下的贪官污吏。他对下层百姓具有恻隐之心,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将官。课文开头有关林冲救过李小二免送官司的插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4、谨小慎微的细致个性

最能体现此点的就是在林冲往市井买酒之前,先将草屋里火炭盖了;而当他回到草屋时,发现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此时课文这样描写:(林冲)恐怕火盆内有火炭延烧起来,搬开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时,火盆内火种都被雪水浸灭了。这些细节,固然对情节发展具有铺垫作用,但也生动地凸现出林冲个性中精细的一面。

应该指出,林冲四个层次的性格特征并不是面的叠加,而是线的交错,而且它们的强弱也是不一样。

武松：

1、他武艺高强。不仅能一人打虎，而且在梁山上也是名列前茅。

2、他为人正直，刚正不阿。

3、他主张正义，嫉恶如仇。

4、他对腐败政权、贪官污吏认识深刻，不抱幻想。

5、他生活严谨，作风正派。

6、他不贪财、不好色。

7、能体谅贫困群众之苦。

8、他反对宋江“招安”。

性格：急侠好义、刚猛不屈、敢作敢当（在张都监府杀人后留名“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嫉恶如仇、正义、勇敢（对蒋门神）恩怨分明，知恩图报（对宋江，对施恩），不向恶势力低头（怒杀西门庆）。其中敢作敢当（阳谷私设公堂审王婆，张都监府）是武松这个人的最大的人格特点。一身虎胆,武艺高超,疾恶如仇,行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鲁智深：一

爱憎分明，刚爽豪迈，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疾恶如仇：他非常同情关心被当地恶霸镇关西欺侮的金家父女，在倾听完金氏父女的控诉后，主动向金氏父女赠送银两，亲自保护他们逃离虎口；等到金家父女逃离虎口后，他才来到镇关西肉铺前激怒郑屠，让其对自己动手，最终为民除害，这些表现了他扶危济困、济人济贫、疾恶如仇的优秀品质。

二

慷慨大方，重义疏财：与金家父女没有任何关系，但当倾听完金家父女的控诉后，马上主动提出要给金家父女盘缠让他们回东京，当他掏出自己所有的银子觉得不够时，便向旁边的李忠求助银两，当李忠不爽利地摸出二两银子时，鲁达便认为李忠不仗义，将那二两银子丢还他。到后来不慎失手打死郑屠，他也是随机应变，遇险不惊：“这厮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走了”。这些都表现了鲁达的勇而有谋、粗中有细的性格特点。

李逵：表面背后的李逵

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塑造了一批啸聚江湖，仗义行侠的绿林好汉。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性格和被

画像系列(19张)逼上梁山的成长道路。鲁达的粗中有细，仗义刚正，武松的勇武利落，心思精细，林冲的忍让，宋江的谦恭，吴用的足智多谋等等等等，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其中要数“黑旋风”李逵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也许你会说“李逵？不就是心粗胆大，率直忠诚嘛！”但今天我要谈一谈我眼中的李逵。

野蛮背后的可爱

众所周知，李逵在《水浒传》中是个最为野蛮粗鲁的角色，由于他只知杀人，不问好坏的性格，只要在江湖上提起他的名字，神鬼也怕。但我却认 为，他的野蛮背后有着无比大的可爱。

和其他107将不同，李逵上梁山，成为梁山好汉，并不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革命思想的彻底，而仅仅是为了两个字——“快活”。

可以毫不牵强地说，李逵的行事，主要遵循的就是快乐原则，黑旋风最常挂在嘴边的词，就是“快活”！他生割了黄文炳后称“吃我割得快活”，他屠了扈三娘一家后道“吃我杀得快活”，杀人不是为了复仇，不是出于战阵厮杀的需要，而竟仅仅是为了快活！此外，李逵回家接老母时遇到回家的哥哥李达，就劝李达“同上山去快活”。就连黑旋风那最被一些人称道的一番话，即李逵初上梁山时叫嚷的“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做了小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这一番话，也远不是出于什么彻底革命的高尚动机，因为就在“夺了鸟位”句后还有最关键的一句：“在那里快活，却不好？”

说来说去，所有的目的就在于此，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不是为了等贵贱均贫富，不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而是为了喝更大碗儿的酒，吃更大块儿的肉，这才是李逵的心思所在，什么坚决的农民思想根本谈不上。

总之，李逵行事几乎全凭“快活”二字，少理性，无算计，率性而为，因此他的举动有近于童趣的天真烂漫的一面，所以说他可爱也不无道理。

忠诚背后的依恋

也许你会认为李逵能至死不渝地追随宋江，不顾一切地替他卖命帮他打江山，是出于他对宋江那种格外的、特殊的忠心。但我觉得与其说是忠诚，还不如说是种依恋。因为对于李逵来说他同样需要一个价值的标尺，一个能确认他存在意义的精神之父。你一定记得当他仰慕已久的宋江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刻，他是何等的狂喜，兴奋。而宋江也是又送银子，又带李逵喝酒，对他那鲁莽的行事一味微笑着任从，你说需要银子还债，便给你银子还债，你说小盏吃酒不过瘾，便吩咐酒保专给你换大碗，看你吃鱼吃不饱，又专为你要了两斤肉，临别还送了五十两一锭大银。世间能有几人能这般对待粗鲁蛮横，杀人不眨眼的李逵？！答案是仅此一个。宋江因题反诗入狱的那一次，李逵怕贪酒误了宋江饭食便“真个不吃酒，早晚只在牢里服侍，寸步不离”，这是何等情分，须知粗鲁的黑李逵能做到这种地步也是绝无仅有，这只怕要比他后来劫法场救宋江还难得的多。后来，二人一个说“他与我身上情分最重”，一个道“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吧”。宋江带数人元夜上东京时，曾对李师师戏称李逵是“家生的孩儿小李”。所以李逵对宋江，既不是手足之情，也不是部属对统帅的愚忠，而是更近于儿童对父亲的深深的依恋。

惹祸背后的成全

纵观《水浒传》全集，你会觉得李逵是个“惹祸鬼”，因为自己鲁莽的个性，简单的头脑不知为大家闯了多少祸。这一点可以从宋江亲手结果李逵的行为不难看出。宋江饮高俅送来的毒酒中毒后，想到自己死后李逵肯定要聚众造反，怕坏了梁山泊的忠义名声，便让李逵也喝了毒酒一块儿被毒死了。但是再往深一点看，李逵的惹祸背后却隐藏着对宋江的成全。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就说，李逵的叫嚣造反要拥戴宋江做皇帝，“道出了宋江强压着的想当皇帝的心声”，而宋江对李逵的喝斥，则“似乎是在谴责自己内心那不可告人的部分”。夏志清的这一结论也许是受金圣叹的启发，金圣叹在评改《水浒》时，一直就认定宋江是满口忠孝心怀不轨的伪君子，而直肠直肚的李逵则常常将宋江那不可告人的心事叫喊出来，不正成全了宋江吗？ 多翻一些中国古代小说，就会发现，这种“宋江+李逵”式的组合在中国古代类似题材的白话小说中是太多见了如刘备和张飞，岳飞和牛皋，杨六郎和孟良，秦琼和程咬金等等。宋江也好，刘备也好，岳飞也好，杨六郎也好，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行事谨慎、理性，是中国式的榜样、楷模。但是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一心想招安的宋江、被昏君勒死而不反抗的岳飞、受奸臣陷害而认命的杨六郎、明知道罗成是给人害死而不敢多说的秦琼，如果作品中出现的全是这类忍气吞声的中国式的楷模，那读者还不得给憋闷死？那怎么办？这时就需要有李逵这类人物了，秦琼不敢骂唐天子没良心，让程咬金来骂，杨家受了得势小人的窝囊气不好发作，那就让孟良连夜去杀那小人，岳飞不便犯上反抗昏君，但牛皋可以造反，宋江老是念叨招安，但一心想当皇帝，那就由李逵来叫喊夺皇帝的鸟位……

虽然像李逵这样所谓的“莽将”人物，一般不会是大部头作品的第一主角，但他却又实实在在是作品里不可或缺的异常活跃的角色，因为他不仅成全了像宋江那样的“儒将”，还使作品增添了一大半鲜活的生命！

这就是我眼中的李逵——野蛮背后的可爱、忠诚背后的依恋、惹祸背后的成全。也许我的这些见解不一定正确，但我希望的是读了这篇文章后，你不会再说：“李逵？不就是心粗胆大，率直忠诚嘛！

第四篇：论李白思想的复杂性

论李白思想的复杂性

学生：漆露

摘要：李白(701--762)，字太白，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诗仙”之称。他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又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等人的气质。儒家、道家和游侠三种思想，在他身上都有体现。“功成身退”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关键词 ：李白

思想

复杂性

一、导语

李白留给后世人九百多首诗篇。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艺术写照。李白一生都怀有远大的抱负，他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功名事业的向往。《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书情赠蔡舍人雄》等诗篇中，对此都有绘声绘色的展露。李白自少年时代就喜好任侠，写下了不少游侠的诗，《侠客行》是此类诗的代表作。在长安3年经历的政治生活，对李白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胸中淤积了难以言状的痛苦和愤懑。愤怒出好诗，于是，便写下了《行路难》、《古风》、《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一系列仰怀古人，壮思欲飞；自悲身世，愁怀难遣的著名诗篇。李白大半生过着流浪生活，游历了全国许多名山大川，写下了大量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优美诗篇，借以表达出他那种酷爱自由、渴望解放的情怀。在这一类诗作中，奇险的山川与他那叛逆的不羁的性格得到了完美的契合。这种诗在李白的诗歌作品中占有不小的数量，被世世代代所传诵，其中《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最杰出的代表作。诗人以淋漓挥洒、心花怒放的诗笔，尽情地无拘无束地舒展开想象的翅膀，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历险和追求，让苦闷、郁悒的心灵在梦中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而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更把诗人的一身傲骨展露无遗，成为后人考察李白伟大人格的重要依据。下面将从他的政治观，人生观，宗教观，文学观来议论。

二、思想复杂性的表现

1、政治观

李白是一位“欲献济时策”、“敢进兴亡言”的伟大诗人。他生活在儒、释、道、侠均相当盛行的唐代，之家思想都会对他产生影响，然而儒家积极用世思想对诗人尤为深刻。这种影响与诗人的家庭教养、时代精神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诗人的主导思想，即建功济世，有献于国家和人民的意愿。诗人的政治思想是“事君安民”。

诗人自幼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有浓厚的忠君观念。在诗人看来，从忠君到事君，这是他一生追求的美好愿望之一，诗人晚年在《赠张相镐》中曾云：“一生欲报主，百代思荣亲。其事竟不就，哀哉难重陈。”他希望自己能像管仲、诸葛亮那样，由草野一举而为国相，辅佐君王，为安定天下做出贡献。对于先秦策士鲁仲连和东晋谋臣谢安，在国家危难之时屡建奇功，辞爵谢金，心中慕之，赞叹不已：“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心中慕之，赞叹不已：“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未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尝高谢太傅，携妓东山门。楚舞醉碧云，吴歌断清猿。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余亦爱此人，丹霄冀飞翻。”诗人一生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愿为辅粥”，而当其辅助君王安邦定国的宏愿不能为世人理解时，他的济世思想变化为内心深沉的痛苦：“欲献济时策，比心谁见明”，“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

诗人的政治观既有忠正爱君的一面，又有忧民爱国的一面。诗人热衷于“事君”，其目的在于安民定国，如何才能安民定国，儒家坚持“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原则，李白基本上继承了儒家“爱人”和“推恩及民”的思想，在治国问题上主张安民以仁，反对苛政重刑。他在《任城县厅壁记》中明确指出，治民之事应“宽猛相济，弦韦适中”。这样，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使整个社会早出现“百里鸡犬静，千庐机杼鸣。浮人少荡析，爱客多逢迎。”的和乐局面。

建功济世是贯穿诗人一生的主导思想，然而这并不意味在诗人思想中就不存在矛盾。实际情况是，在诗人思想中始终存在人世与出世、济世与独善的矛盾。诗人由于受到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的影响以及道家超脱尘世、追求绝对自由思想的熏陶，其出世、独善思想的产生是由来已久的。二十岁以前就和一些隐士、道教徒在岷山隐居，修炼道术。安陆时期和东鲁、梁园时期，在长达二十八年时间里，他经常栖隐山水，寻仙访道。诗人声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愿游名山去，学道飞丹砂”。据宋代葛立方云：“李太白《古风》两卷，近七十篇，身欲为神仙则殆十三四”。诗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求仙学道，这个问题是要做具体分析。安陆时期，诗人隐居学道绝非出于迷信、消极遁世，而是为了养望待举，把它作为政治前途打开出路的一种特殊手段。东鲁、梁园时期，当济世思想蒙受沉重打击之后，诗人求仙访道，一是为了寻找寄托，正如诗人所言：“人间不可托些，吾将采药于蓬丘”；二是为了挥斥幽愤，这在《暮春江夏送祖监丞之东都序》中说的很清楚：“吁咄哉！仆书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三是为了求得绝对自由的遁世生活，摆脱权贵大臣的陷害、诽谤，诗人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悲愤地写道：“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究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由此可见，诗人人世与出世、兼济与独善的思想矛盾极其尖锐化，主要产生在济世理想遭到沉重打击之后。兼济与独善是贯穿于诗人一生的思想矛盾，但必须看到，兼济思想则是这对思想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在诗人的毕生追求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诗人自青少年时期就萌生建功济世的思想，所谓“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宜”。即使到了暮年，其经国济世的愿望也未能泯灭，请听诗人的心声：“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在处理兼济与独善问题上，诗人观点鲜明：“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为了解决这一思想矛盾，诗人真诚的提出“功成身退”的办法。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首次谈到这个愿望，所谓“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华，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此后在不少作品中反复申述：“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旁”、“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 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从诗人功成身退的表白中可以看出，诗人是把功成、兼济作为自己思想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在诗人看来，只有功成才能身退，只有兼济，才能独善。功成、兼济是身退、独善的前提条件。事实正是如此，不完成功成、兼济大业，他绝不甘心独善其身，为了实现功成、兼济宿愿，诗人甚至晚年，仍有两次投笔从戎之举。

2、人生观

李白的人生观也是十分复杂的，其组成因素，既有积极方面，又有消极方面。

诗人天资聪明，加上从小经过严格的家庭教育和刻苦的攻读，才华横溢、出类拔萃，对自己的才能高度自负。他坚信自己“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因之，“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他的人生目标就是成为帝王之师，辅佐君王“解世纷”、“安社稷”、“济苍生”。为此，他最大的宿愿就是希望当朝君主能像周文王赏识、重用姜太公一样，使其由布衣一举而为卿相，发挥其济世之才。正如诗人自述：“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 秉烛唯须饮，投竿也未迟。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与此同时，诗人在不少作品中还经常以张仪、苏秦这些纵横家自况，热烈歌颂乐毅、鲁仲连这些纵横家的扶危济困之举，并对自己的王霸之略不为君王重视表示满腔的悲愤：“试涉王霸略,将期轩荣，时命乃大谬,弃之海上行。”，“徒有献芹心，终流泣玉啼。只应自索漠，留舌示山妻。”要说李白是一位颇具济世才能的政治家，恐怕大多数人是不敢苟同的，但是诗人一生坚持济世理想，坚持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奉献人生，这是不应该怀疑的。有人曾经给诗人扣上追逐功名富贵的大帽子，其实，对此应做具体分析。诗人对于济世功业，执着追求，至老不衰。对于个人名望，青少年到十分关注，对九十诵古文的“济南生”不以为然，希望“功名早著”，留世“清芳”。然而随着仕途坎坷，人生体验增加，对个人名望亦追逐淡化，诗人深有体会地说：“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甚至对个人虚名完全采取否定态度：“且乐身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对于荣华富贵，诗人一向将它看得很淡，从来没有将其当做追逐目标。诗人认为：“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富贵非所愿，为人驻颓光”诗人对个人虚名和荣华富贵采取否定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诗人对奉献人生的追求。

诗人的人生观中既包含积极方面，这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同时又包含消极方面，这就是追求欢愉人生，主张及时行乐。

李白作为士大夫知识分子，剥削阶级的烙印是不可抹杀的，作为寄生阶级的贪图安逸追、求享乐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残存在他的思想深处，一旦碰到适宜的“气候”，就会自然的流露出来。李白的人生轨迹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诗人一生追求济世理想，希冀体现人生价值，可以说经历坎坷，顽强执着。然而，当诗人的奉献之举倍受打击之时，其追求眼前享受的思想显露出来。尤其是诗人天宝三年被赐金还山之后，他的享乐思想一下子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我浮黄云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却忆蓬池阮公咏，因吟渌水扬洪波。洪波浩荡迷旧国，路远西归安可得。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

诗人在失意的极度痛苦中，从两个方面悟出了要及时行乐的道理。一是痛感人生短促，应及时行乐。诗人认为天地日月长，而人的一生就像闪电一般，转眼就是百年，对此无奈，应及时行乐：“浮生速流电，倏忽变光彩。天地有凋换，容颜有迁改。对酒不肯饮，含情欲谁待？”有时，诗人感叹天长地久，人生短促，不禁悲从中来于是更加热衷于眼前的享受：“悲来乎，悲来乎。天虽长，地虽久，金玉满堂应不守。富贵百年能几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坟上月，且须一尽杯中酒。”二是总结历史上追逐功名的惨痛教训，从而悟出及时行乐的道理。据《晋书·张翰传》载，西晋吴人张翰为齐王冏辟为大司马东曹掾，他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莼菜、鲈鱼脍，便命驾而归。不久，齐王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张翰因早已离开而不受株连。李白从此事中得到启发，追求功名难免要遭受到政治上的陷害，还是看重眼前享乐为好，便对张翰大加称颂：“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诗人在现实生活中为自己找到了及时行乐的理论依据，便恣意的追逐起眼前的享乐来。或嗜酒狂饮：“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或载妓逐乐：“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或纵情山水：“尝试饮酒逐风景，壮心逐与功名疏”；或放任情欲：“高堂月落烛已微，玉钗挂缨君末违”。

总之，在诗人的人生观中，积极奉献的思想与消极享乐的思想同时存在，当然。刻意追求奉献人生，则是李白人生观中的主干部分。

3、宗教观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社会开放，儒学与道、佛被奉为“三教”，均相当盛行。李白深受儒学传统思想的影响，这无需阐述。对于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道教与佛教，也是采取取之所需，为我所用的谦卑态度，这样又增加了诗人思想的复杂性。

道教与佛教是两种独具教理、教义的宗教：道教宗旨主张乐生、重生、适情养性，最终实现得道成仙、长生不死的人生目的；佛教主张“寂死空灭”的禁欲主义，引导信徒消灭一切欲念，把人生希望寄托于极乐的彼岸世界。李白不拘泥道佛某一种宗教思想，而是兼收并蓄。

（一）道教观

诗人一生与道佛均结下不解之缘，然相对而言，他与道教的关系更密，受其影响更深。幼年时期从西域来到道教发源地巴蜀，即能“诵六甲”，少年时期曾到戴天山访问道士，青年时期在江陵受到著名道士司马承祯“有仙风道骨”的称誉，后来又与道士元丹丘等人相识，结成莫逆之交，同访过道士紫阳真人，并在蜀山一起隐居、学道、求仙。天宝元年，也是因为持盈法师、元丹丘、吴筠等道界朋友推荐，被玄宗召入京城。政治上受到打击之后，正式加入道教，直到晚年，在严酷的现实下才对道教所宣扬的宗旨大失所望。

（二）佛教观

中国佛教发展到唐代，虽没有取得国教的资格，但也达于鼎盛时期，一些著名的文人作家差不多都是佛教的信奉者。李白在崇佛的社会风气感染下，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结交和尚，学习佛道禅理。中年时期，由于济世之举受到严重挫折，便注重从玩味佛道禅理中获得超然世外的脱俗情趣。到了晚年，当他意识到济世理想在当时黑暗社会中已无法实现时，就把美好的希望寄托于来世，从而进一步投进了佛教的怀抱。可见，诗人信奉佛教主要是想从佛教的教理教义中求得对黑暗现实的解脱以及精神上的寄托。为此，诗人在三十余篇的诗中，对佛教的苦空观、无我观、出世观念作了较全面的领悟与认同。

哭空观念是佛教的根本观点。该教为了使佛教徒实现人生为苦海，便竭力引导人们对现实世界有一个“空”“无”的认识。李白经过与僧友们反复研讨，对佛门的苦空之说有了深切体会，他认为，世上一切事物“无自性”空幻不实，就好像水中月影，“非有非无”，“了不可执”。为此，他希望自己能在禅境中渡过千年，来关照大千世界的“空无”。试看诗人在《同族侄评事黯游昌禅师山池二首》其一中云：“远公爱康乐，为我开禅关。萧然松石下，何异清凉山。花将色不染，水与心俱闲。一坐度小劫，观空天地间”。

无我观亦是佛教的重要观点。在佛门看来，世上本“无我”，如果世人耿耿于“我体”的存在，就会形成种种欲念。因而要排除烦恼，脱离苦海，就必须清心无欲，进入一种“无念”“无我”的境界。诗人在《地藏菩萨赞》中明确的宣扬了佛门“无我观”：“本心若虚空，清净无一物。焚荡淫怒痴，圆寂了见佛”。诗人认为，人们应该“自性清净”摆脱一切欲念，使自己进入空灵状态。如果消除了“淫怒痴”这些欲求，心灵就能进入佛门“空寂死灭”境地，顿悟成佛。

佛教把现实世界视为苦海，把人生看做痛苦的代名词，这就决定了佛门超脱尘世的“出世说”。李白在接受神仙道教同时，也接受了佛教的出世观。他希望自己能以名誉为榜样“了然绝世”，“虚舟世间”，度过人生苦海，进入悠然永生的西方乐土。

诗人与道佛两教关系十分紧密，对道佛两教理想追求极为热烈，然而世人却不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或佛教徒，这使诗人的思想又呈现出另一种复杂性。由于道佛教义、教理经不起实践检验，诗人对宗教神活的信仰一次次受到冲击，是他对两教逐渐产生怀疑，以至于有时采取否定态度。面对宏伟政治理想一再受挫，诗人便将得道成仙作为追求目标，或作为解除精神痛苦的一帖良药。可是，这一切均没有实际成效，相反，常常带来更大的烦恼。由此，诗人就逐步发现道教理想的虚幻性：“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另外，诗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更加深了对神仙世界虚幻性的认识：“秦皇少六合，虎视何雄哉。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银台金阙如梦中，秦皇汉武空相待”。诗人对秦皇汉武入海求仙，采集不死之药之事予以辛辣嘲讽，说明诗人对“银台金阙”的神仙世界没有信以为真，而是采取了怀疑否定的态度。诗人对佛徒所向往的“寂灭为乐，江海而闲。逆旅形内，虚舟世间。邈彼昆阆，谁云可攀”？

诗人既信道教，也奉佛教，忽而对两教热烈追求，忽而对两教又持怀疑否定态度，这就使人们对他的思想把握不定。如果我们认识到诗人对宗教坚持的是为我所用的原则，重视的是宗教社会功能的发挥，实际上是把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视为有利于实现从政理想、有利于解脱人生痛苦、有利于追求精神自由、有利于延年益寿的工具，那么诗人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兼奉态度及其摇摆性，就容易理解了。

4、文学观

李白一生没有文学理论专著，但是以诗论的形式分析评述诗坛形势，诸家诗歌创作得失的作品为数不少。他大力提倡天真自然诗风，强调学习文学传统。这些文学主张对唐诗的繁荣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他既强调批判，又强调继承的文学观点，又使他的思想呈现丰富多彩的复杂内含。

文学领域内的批判和继承问题，是两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问题。对于这两者及其相互关系，李白没有专门文字概括，但是诗人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已经鲜明地体现了他的观点。诗人痛斥齐梁诗风，这表明了诗人对文学遗产的批判态度。诗人主张用继承《诗经》、《楚辞》以及建安文学优良传统的办法来批判残存的齐梁余风，建立天真自然的新诗风，这又表明了诗人对优秀文学遗产的继承态度。

齐梁浮艳的形式主义文风，并没有随齐梁政权的覆没而寿终正寝，直至三十年后隋文帝登基，统一中国后，它在文坛、诗坛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到了初唐，朝中文臣多半是深受齐梁影响的前朝遗老，他们热衷歌功颂德的应诏奉和之作。初唐“四杰”力求摆脱齐梁诗风，诗中显示出诗歌创作的健康方向，然而，由于历史条件和他们本身生活的局限，其作品都没有彻底洗净齐梁习气，诗坛大多数作家作品依然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继“四杰”之后高举诗界革命的陈子昂，坚决反对“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的齐梁诗风，主张在复古旗帜下，以“风雅兴寄”、“汉魏风骨”的传统作为创作榜样，把诗歌推上现实主义道路。陈子昂倡导的复古运动揭开了诗坛革命的序幕，而李白就是紧步陈子昂后尘，给予齐梁诗风以毁灭性打击的伟大诗人。他首先在《古风·其一》中论述了自周代以来诗歌发展的曲折道路，认为《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能继承发扬，特别是建安以后，浮艳的诗歌创作日趋脱离现实，根本不值得推崇：“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其次，尖锐地指出了齐梁诗风统治诗坛的严重性：“梁陈以来，艳薄斯极”；其三，对扫荡齐梁余风充满历史的责任感，他曾直率地自谓：“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同时也真诚地希望有更多朋友拿起批判武器，与他协同作战，及早实现荡尽齐梁余风的历史任务。诗人在《古风·其三十五》中深沉地写道：“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安得郢中质，一挥成斧斤”，这里诗人用《庄子·徐无鬼》中“运斤成风”的典故，清晰地表明了自己铲除齐梁余风的心迹。

诗人在批判齐梁浮艳文风的同时，也不忘继承优秀的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具体将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楚辞》的爱国主义传统。明人胡震亨在《李诗通》中说：“太白宗风骚，薄声律”。这个分析是颇为中肯的。二是质朴刚健，慷慨多气的建安诗歌传统。李白厌恶齐梁诗风，而对刚健雄浑，慷慨悲壮的建安诗歌倍加称赞，所谓“蓬莱文章建安骨”，就是诗人对建安文学特色的高度概括。此外，诗人对“二谢”（谢灵运、谢脁）尤为器重，十分喜爱他的清新天真的艺术风格，诗人曾经指出：“诺为楚人重，诗传谢脁清”，“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诗人认为，在齐梁靡靡之音风行之时，小谢这种清新自然的诗风是值得提倡的。三是清新质朴的民间创作传统。李白认为，扫除齐梁余风，建立天真自然的新诗风，除了借鉴于古代优秀文人创作之外，还要从民间诗歌中吸取营养。为此，诗人十分注重学习古乐府民歌的创作传统，并且亲笔作乐府诗，据统计，在李白全部诗作中，乐府诗和其他歌行诗共有六卷，约占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其中乐府诗一百四十九首，约占全诗的六分之一。

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既注意批判形式主义的糟粕，又强调吸收文学传统中的精华，这样又使他的诗歌创作理论异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

三、复杂思想的形成原因

李白思想的复杂性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家庭教育和个人经历、秉性等方面的原因。

1、客观原因

李白所生活的唐代，执政者为了巩固封建社会的基础，在文化、教育诸方面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政策和措施，大力提倡封建学术研究，对宗教、学术问题采取兼收并需的主张。就儒学而言，唐太宗即位前，就定房玄龄等十八人为秦王府学士，留意儒学，讨论经文。称帝后，即命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学，又叫孔颖达撰写《五经正义》，此外对陆德明所撰《经典译文》予以奖励，并令其通行于世，供世人学习。此后，儒学经典一直被历代统治者列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总之，儒家学术思想从南北朝以来渐次式微，而自唐代以后又获新生，为世人所重。就道教而言，被尊为国教，历代各朝君主都十分注重对它的挟持，玄宗一朝尤甚，据记载，唐高祖竟借道教抬高自己，认定老子为李氏宗祖，建立太上老君庙，亲自前往拜，并宣布道教为三教之首。唐玄宗封老子为“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亲作《道德真经疏》，诏两京及各州置玄元皇帝庙一所。与此同时，竭力封赏一些有名道士，比如赞誉诗人有“仙风道骨”的道士司马承祯，就曾被玄宗两次召见，并亲授法箓，同时给他在王屋山建造一座阳台观，还令其亲妹玉真公主前去道观“修金箓斋”。由此不难看出，道教也备受统治者的亲睐。就佛教而言，由于统治者的关注、提倡，也得到了新的发展，佛经大量传入，译经工作成就卓著。太宗时，玄奘留学印度十余年，携回佛经六百多部；高宗时，义净又从南洋到印度，携回佛经四百多部。此后，佛教又得到武后、宪宗的大力提倡，致使佛教宗派林立，僧侣无数，佛典充斥于世，佛刹精舍比比皆是。由于唐朝历代君主对儒、道、佛采取关注、扶持态度，致使“三教”在社会上均相当兴盛，对文人作家思想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深刻影响。据李白自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又说“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十五好剑术，偏干诸侯”。可见，诗人自幼学习条件良好，涉足范围异常广泛，深受儒、道、释、侠、纵横等诸家思想的熏陶，这是造成诗人思想复杂的社会、历史和家庭原因。

诗人深受百家思想的影响，其中儒家积极用世思想影响为最，然而，诗人又决不混于儒家学派的思想。这种复杂性的情况也只有在诗人所处的时代中找到真正的原因。李白青少年时期正直唐帝国最繁荣富庶的年代，国家昌盛，人民生活安定，社会各方面都呈现奋发向上的氛围，加之武后玄宗早年，礼贤下士，励精图治，实行一条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极大地鼓舞了中小地主知识分子建功立业，参与国家大事的积极性。李白出生一个“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的家庭，唐王朝这个时期实行抑制豪族地主及广开才路的政策，也会使这个家庭看到光明的前景。诗人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和时代精神的感召下，逐渐孕育了建功济世的雄心壮志。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思想必然对诗人产生尤为深刻的影响，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到了玄宗执政的后期，他日益沉湎于酒色，大权逐渐旁落至李林甫一伙之手，黑暗的社会现实又迫使李白从积极用世转向消极出世的人生旅途，从而使遗世独立的道家思想在诗人头脑中逐渐占据上风，与济世宏源产生尖锐矛盾。总而言之，诗人思想中交杂着用世与出世、兼济与独善的矛盾，这与社会历史的演变发展不无关系。

2、主观原因

诗人思想的复杂性还来自于主观方面的因素：

其一是复杂的社会经历。

李白思想如此丰富复杂，与其自身的社会经历也有密切关系。诗人五岁随父从中亚碎叶迁居四川彰明县。二十岁之前，就和一些隐士、道教徒、佛教徒有过密切交往。据记载，这个阶段，诗人曾拜隐士赵蕤为师，在岷山隐居数年，聆听其纵谈古今盛衰治乱，品评历代英雄豪杰；又曾跑到戴天山去拜访老道，学习道家经典；又和大明氏的长老交上了朋友，在那里学习佛教经典及和尚参禅打坐。二十岁以后，开始在蜀中游历。这一切表明，诗人从青少年时候起，就开始接受儒道佛诸家的思想学说，并逐渐树立经国济世的理想。至二十六岁，诗人“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此后，走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上至帝王大臣，下至处在社会底层的劳苦民众，诸如铜匠、船工、征夫、弃妇、商妇、宫女、歌妓等等。据统计，就目前留下的近千首诗作而言，应人际交往只需而创作的馈答之作就占全部诗作的一半以上，涉及各类人员近四百人。广泛的社会交往必然对诗人的思想产生不同的影响，使其思想形成错综复杂的状况。

其二是酷爱自由的秉性。

诗人秉性热爱自由，在诗人看来，坚持独立自由的人格，是人生最大的乐事，最高的境界。他希望自己能像大鹏一样“扶摇直上九万里”，自由驰骋于天地间。刘全白指出，诗人“性倜傥”；范传正认为，诗人“慷慨自负，不拘长调”。正因为诗人不愿受世俗繁文缛节的羁绊，他始终坚持“吾不凝淤物”的信条，一切按自己的好恶行事取舍。在京城待诏，他不愿意“摧眉折腰事权贵”，宣称“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在山林隐居，他“混游渔商，隐不绝俗”，声称“不树矫抗之迹，耻振玄邈之风”。这样自由地主宰自己的言行，又使诗人的思想显示出复杂性来。

参考文献：

李白 《古风·其九》 李白 《书情题蔡舍人雄》 李白 《赠范金乡》 李白 《落日忆山中》 李白 《梦游天姥吟留别》

李白 《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李白 《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

李白 《留别王司马嵩》 李白 《赠韦秘书子春》

李白 《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 李白 《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 李白 《赠卫尉张卿》 李白 《为宋中丞自荐表》

刘全白 《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 李白 《赠钱征君少阳》

李白 《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李白 《鲁郡叶和尚赞》 李白 《梁园吟》 李白 《悲清秋赋》 李白

《古风·其三》 李白 《秦皇扫六合》 杜甫 《春日忆李白》 李白 《赠张相镐》 李白 《悲歌行》

李白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李白 《与贾少公书》

李白 《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 李白 《上安州裴长史书》 李白 《拟古·其三》

李白 《送赵判官赴黔府中丞叔幕》

李白 《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一作倍侍御叔华登楼歌）》

李白 《月下独酌(二)》

李白 《行路难》 李白 《将进酒》 李白 《江上吟》 李白 《白纻辞》 李白 《长歌行》 李白 《短歌行》 《老子·十四章》

第五篇：读后感—薛宝钗

读《红楼梦》有感

-【枉凝眉·薛宝钗】

“一个是阆苑奇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薛宝钗出身于封建皇商家庭，是大家闺秀的典型代表。

宝钗宽厚随和，豁达大度。史湘云要开诗社，但是缺钱不好办事，宝钗资助她办了螃蟹宴；宝钗的成长环境使她受到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这使她深知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无论有多大的才干，任何的反抗都注定要以失败告终。因此，她养成了一种罕言默语但却八面玲珑的个性。进入贾府之后，她这种性格更是找到了发挥的舞台：元春从宫里送出的灯谜本不新奇，他故意只说；贾母要她点戏点菜，她就转点贾母喜欢的热闹戏文和甜烂食物；金钏被逼自杀，她为了安慰王夫人反说金钏糊涂。薛宝钗以她的人品和她所擅长的人情世故，逐渐在封建家长心目中造成了“宝二奶奶”非她莫属的牢固地位；再加上薛家的财富，她所追求的“金玉良缘”势在必得。

宝钗不仅人缘儿好，而且才智也高。她博览诗书，才思敏捷，但她却是个典型的“女夫子”。社会的既定生活规则和强烈的封建道德观对她产生了影响，她的这一特点在她对宝玉的规劝上可以明显的表现出来。薛宝钗理想的丈夫是功名富贵中人。从她的诗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她所追求的是富贵荣华，平步青云。因此，她比贾宝玉的父母更敏感地感受到贾宝玉的离经叛道的危险。她不仅以自己少女的柔情和婉转的言辞对宝玉进行规劝贾宝玉改掉坏毛病，要重视功名仕途，走上“正路”。但恰恰就是这种规劝，使贾宝玉清楚的看到：他们是站在两条永不相交的人生道路上的，从而渐渐转移对她的感情。

黛玉和宝钗虽然都同样是大家闺秀，但有着明显的区别。黛玉是因为她父亲“膝下无儿”，而她又聪明绝顶，因此姑且当他为男孩子教养。因此，黛玉的博览全书，只为了满足文艺兴趣，发挥性灵，于是她醉心于《西厢记》、《牡丹亭》这种浪漫传奇。而“学以致用”的宝钗对于求知就有一定的规范，她不但认为那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甚至于说“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

宝钗对贾宝玉的感情仅是有一点欲露还藏的爱意。她之所以会对贾宝玉产生爱意。一方面是因为她到底是一个正处于青春时期的少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贾宝玉是荣国府的继承人，又是一个人品、才智都不差的，有希望能有所作为的人物，而且也是在大观园里唯一能够找到的爱情对象。而贾宝玉又偏偏绝意仕途，所以在薛宝钗看来，这个宝二爷又是一个美中不足的，并非十分理想的爱人。但还是因为贾母亲手的撮合，她获得了宝玉的婚姻，成就了“金玉良缘”。但是由于宝玉的一片痴心对黛玉，只是有名无实的婚姻，她最终独守空房，也不免令人觉得有些惋惜。

薛宝钗有沉静淡泊、温柔平和的性格气质，也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还有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处心积虑的心计，这种矛盾的人生态度预示着她也难以逃脱悲剧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