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挡在保障体系之外的工伤农民工（推荐五篇）

第一篇：被挡在保障体系之外的工伤农民工

工伤农民工群体：平均年龄只有25岁2003年8月至12月，某外来工服务机构在XXX XX XX 农民工工伤者进行了探访，共完成673份工伤探访表。笔者作为志愿者参与其中，通过对这些探访表进行整理和统计，我们可以对他们的基本信息、权益状况、受伤情况和治疗过程有一个比较客观清楚的认识。从性别来看，工伤者以男性居多，占84％，女性只有16％。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5岁，其中一半的被访者在23岁以下。如果从文化程度角度加以比较，工伤者的文化程度明显低于外来工总体。统计显示，工伤者月平均收入为777元，明显低于一般外来工。不仅这样，有25％的被访者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工资拖欠现象非常严重。与普通外来工群体相比，工伤者的工作时间更长。他们日平均工作时间将近11个小时，每周平均工作6．8天，过高的劳动强度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更容易受伤。工伤者的权益在出工伤之后难以保障。65％的工伤者未签劳动合同，企业也很少为他们缴纳工伤保险。统计数据还显示，少数（3．4％）工伤者所在的企业没有营业执照。这就造成了工伤者的基本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即使进入到劳动仲裁和司法程序中，也增大了工伤者维权的成本。对于受伤的工人来说，许多非常现实的问题是他们自身无法控制的。在外来工人看来，维持在当地的基本生存和多赚点钱回家永远是第一位的考虑。在毫无社会保障的前提下，失业就意味着失去生存的机会，因此“找不着工作、赚不到钱、无法生存”是他们面对的现实威胁，这种威胁在工人的概念里远远超过了工伤的潜在威胁。这也是为什么73％工伤者明知所在企业以前曾发生过工伤，而自己仍然坚持在危险的岗位工作的原因。调查还发现，受伤后工资降低，工资拖欠更加严重是工伤者不得不面对的又一个问题。工人受伤住院后，只有41％的人能够按时领到工资，有11％的工厂只给工伤者发部分工资，有17％的工厂干脆不发工资。不仅如此，还有相当数量的工伤者无人护理。统计显示，有21％的被访问者表示住院期间无人护理，探访过程中我们经常能见到工伤者自己拿着吊瓶上厕所，自己靠在床头勉强吃饭的情形。另外，急救后续治疗不足也成为影响工伤者治疗效果的重要原因。由于多数工伤者医疗经济承受能力低，并且无法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他们只能要求提前出院。这就导致并发症的发生率增加，同时也影响机体功能的恢复。工伤农民工维权面临四大障碍在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当他们受了工伤享受不到应有的治疗或赔偿，不得不维权时，维权的道路也格外的艰辛。根据我们的调查，他们在维权过程中面临四大障碍。障碍一：被迫使用假身份证进厂，被迫用假名住院，被迫进入未经工商注册的“黑厂”等原因，造成农民工在受伤后维权困难为了获得一份工作，农民工经常被迫以假身份证进厂或者进入未经工商注册的“黑厂”，这种“被迫”的进入得到了地方劳动管理部门的默认。当农民工受伤需要住院时，迫使工人用假名住院成为工厂的惯用手段，而医院和某些社会保险监管机构对此也予以默认，某种程度上，医院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甚至还成为工厂对付工伤者的帮手。当工人申请工伤认定时，地方劳动管理部门会以身份不符为由不予认定。一位22岁的啤机工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我受伤后，在住院登记时，老板让我用另一个名字登记住院，说他交了保险，这样我的医疗费就有保证了。我当时急着住院，也没想太多，就按照老板拿来的别人身份证登记住院了。后来发现不对劲，我就找到医院去修改，医生说要厂里出证明才行，我就找到厂里，厂里不答应，没办法，没改成。没想到后来出院以后，厂里就翻脸了，说住院的是张某，不是我，我现在都不知道能不能申请工伤认定。”障碍二：工伤者即使启动了维权程序，付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与最后所得到的补偿相比，往往也是得不偿失按照现行规定，从工伤认定到诉讼结束，整个程序持续的时间至少在360天到510天之间。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厂方和一些地方劳动管理部门、地方司法体系，采用种种手段，将时间期限运用到最高限度，迫使工人走完所有的政策规定过程和司法程序，从而使所有的劳动管理制度和相关法律程序发生连接，最终使工人在维权过程中付出极大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往往得不偿失。35岁的秦某是某公司的电焊工，他2000年4月4日被录用，与公司签有劳动合同。2002年6月26日，他发生工伤事故，右眼受损，8颗牙齿脱落。2002年7月19日，秦某向当地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9月3日被确认为工伤，9月5日被评为8级伤残。2002年10月28日，秦某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单位依法支付工伤赔偿金等费用。2003年1月10日，仲裁委员会裁决部分支持申诉人请求。秦某不服，2003年3月7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一审诉讼，4月28日，当地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5月12日，厂方上诉至某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年8月19日，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故发生后，秦某历经工伤认定、伤残评级、劳动仲裁、一审、二审诉讼等法律程序，历时将近420天，至今仍未拿到工伤赔偿金，为了这场官司，秦某已疲备不堪，一贫如洗。障碍三：工伤者付出了极大的成本后也将面对非常恶劣的结局部分拒绝和老板“私了”的工伤者在工伤认定、劳动仲裁及诉讼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成本，他们期待的是一个合理的赔偿。但是，资本和地方权力体系通过选择对自身有利的制度、选择非必经程序等策略迫使工伤者即使付出了极大成本，其结局也非常悲惨。2002年春天，四川籍农民工黎相树因给工人送饭时不慎滑倒造成脑外伤后右侧偏瘫，属伤残二级。为了给这起摔伤事故讨个说法，2002年7月，他委托律师向所在地劳动局提出工伤认定请求，结果劳动局下发了工伤认

第二篇：被挡在保障体系之外的工伤农民工

工伤农民工群体：平均年龄只有25岁2003年8月至12月，某外来工服务机构在XXX XX XX 农民工工伤者进行了探访，共完成673份工伤探访表。笔者作为志愿者参与其中，通过对这些探访表进行整理和统计，我们可以对他们的基本信息、权益状况、受伤情况和治疗过程有一个比较客观清楚的认识。从性别来看，工伤者以男性居多，占84％，女性只有16％。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5岁，其中一半的被访者在23岁以下。如果从文化程度角度加以比较，工伤者的文化程度明显低于外来工总体。统计显示，工伤者月平均收入为777元，明显低于一般外来工。不仅这样，有25％的被访者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工资拖欠现象非常严重。与普通外来工群体相比，工伤者的工作时间更长。他们日平均工作时间将近11个小时，每周平均工作6．8天，过高的劳动强度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更容易受伤。工伤者的权益在出工伤之后难以保障。65％的工伤者未签劳动合同，企业也很少为他们缴纳工伤保险。统计数据还显示，少数（3．4％）工伤者所在的企业没有营业执照。这就造成了工伤者的基本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即使进入到劳动仲裁和司法程序中，也增大了工伤者维权的成本。对于受伤的工人来说，许多非常现实的问题是他们自身无法控制的。在外来工人看来，维持在当地的基本生存和多赚点钱回家永远是第一位的考虑。在毫无社会保障的前提下，失业就意味着失去生存的机会，因此“找不着工作、赚不到钱、无法生存”是他们面对的现实威胁，这种威胁在工人的概念里远远超过了工伤的潜在威胁。这也是为什么73％工伤者明知所在企业以前曾发生过工伤，而自己仍然坚持在危险的岗位工作的原因。调查还发现，受伤后工资降低，工资拖欠更加严重是工伤者不得不面对的又一个问题。工人受伤住院后，只有41％的人能够按时领到工资，有11％的工厂只给工伤者发部分工资，有17％的工厂干脆不发工资。不仅如此，还有相当数量的工伤者无人护理。统计显示，有21％的被访问者表示住院期间无人护理，探访过程中我们经常能见到工伤者自己拿着吊瓶上厕所，自己靠在床头勉强吃饭的情形。另外，急救后续治疗不足也成为影响工伤者治疗效果的重要原因。由于多数工伤者医疗经济承受能力低，并且无法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他们只能要求提前出院。这就导致并发症的发生率增加，同时也影响机体功能的恢复。工伤农民工维权面临四大障碍在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当他们受了工伤享受不到应有的治疗或赔偿，不得不维权时，维权的道路也格外的艰辛。根据我们的调查，他们在维权过程中面临四大障碍。障碍一：被迫使用假身份证进厂，被迫用假名住院，被迫进入未经工商注册的“黑厂”等原因，造成农民工在受伤后维权困难为了获得一份工作，农民工经常被迫以假身份证进厂或者进入未经工商注册的“黑厂”，这种“被迫”的进入得到了地方劳动管理部门的默认。当农民工受伤需要住院时，迫使工人用假名住院成为工厂的惯用手段，而医院和某些社会保险监管机构对此也予以默认，某种程度上，医院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甚至还成为工厂对付工伤者的帮手。当工人申请工伤认定时，地方劳动管理部门会以身份不符为由不予认定。一位22岁的啤机工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我受伤后，在住院登记时，老板让我用另一个名字登记住院，说他交了保险，这样我的医疗费就有保证了。我当时急着住院，也没想太多，就按照老板拿来的别人身份证登记住院了。后来发现不对劲，我就找到医院去修改，医生说要厂里出证明才行，我就找到厂里，厂里不答应，没办法，没改成。没想到后来出院以后，厂里就翻脸了，说住院的是张某，不是我，我现在都不知道能不能申请工伤认定。”障碍二：工伤者即使启动了维权程序，付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与最后所得到的补偿相比，往往也是得不偿失按照现行规定，从工伤认定到诉讼结束，整个程序持续的时间至少在360天到510天之间。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厂方和一些地方劳动管理部门、地方司法体系，采用种种手段，将时间期限运用到最高限度，迫使工人走完所有的政策规定过程和司法程序，从而使所有的劳动管理制度和相关法律程序发生连接，最终使工人在维权过程中付出极大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往往得不偿失。35岁的秦某是某公司的电焊工，他2000年4月4日被录用，与公司签有劳动合同。2002年6月26日，他发生工伤事故，右眼受损，8颗牙齿脱落。2002年7月19日，秦某向当地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9月3日被确认为工伤，9月5日被评为8级伤残。2002年10月28日，秦某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单位依法支付工伤赔偿金等费用。2003年1月10日，仲裁委员会裁决部分支持申诉人请求。秦某不服，2003年3月7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一审诉讼，4月28日，当地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5月12日，厂方上诉至某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年8月19日，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故发生后，秦某历经工伤认定、伤残评级、劳动仲裁、一审、二审诉讼等法律程序，历时将近420天，至今仍未拿到工伤赔偿金，为了这场官司，秦某已疲备不堪，一贫如洗。障碍三：工伤者付出了极大的成本后也将面对非常恶劣的结局部分拒绝和老板“私了”的工伤者在工伤认定、劳动仲裁及诉讼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成本，他们期待的是一个合理的赔偿。但是，资本和地方权力体系通过选择对自身有利的制度、选择非必经程序等策略迫使工伤者即使付出了极大成本，其结局也非常悲惨。2002年春天，四川籍农民工黎相树因给工人送饭时不慎滑倒造成脑外伤后右侧偏瘫，属伤残二级。为了给这起摔伤事故讨个说法，2002年7月，他委托律师向所在地劳动局提出工伤认定请求，结果劳动局下发了工伤认定书，但黎相树所在公司不服，于是向劳动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成都市劳动局）提出行政复议，复议结果认为，黎相树与公司之间事实劳动关系证据不足、主要事实不清，责令当地劳动局重新做出认定。结果，劳动局在随后出具的几份工伤认定书上认定黎相树不是工伤，而且自相矛盾。于是，黎相树又只好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

决认为劳动局关于黎相树不是工伤的认定存在矛盾，事实不清，责成他们重新做出认定。就这样，同一起摔伤事故，同一个劳动部门，反反复复地工伤认定，使得他直到目前仍没有领到补偿金。自从2002年6月12日摔伤，黎相树躺在床上已经一年多，生活十分艰苦。障碍四：厂方利用种种手段压制工友对工伤者的帮助支持在维权过程中获得来自工友的支持和帮助对工伤者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例如，如果工人使用假身份证而遭遇工伤认定障碍，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是由工友提供证明；如果劳动局认为工人申请劳动仲裁时已经超过时效，一旦有工友证明工伤者确实与厂方发生了争议，就会增加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可能性；如果工厂拒绝提供工资表，工友的证明也将起到很大作用。但是，这种来自工友的可能的支持却受到厂方种种手段的压制，在劳动力市场绝对供大于求的前提下，工友们很难将支持进行到底。“左手受伤后，我申请工伤认定，但由于我进厂用的是假身份证，厂里就说没有这个人。有人建议我找几个同工厂工作的老乡，或者工友什么的，写个证明，证明我是这个厂的工人。我找过他们，但是他们都不敢答应。”一位24岁的锣机工这样讲述自己的经历。当我们为他的遭遇愤愤不平时，他却说：“唉，其实我也理解他们，他们要是给我作证的话，工厂就会把他们开了，这还是好的，说不定还找人报复他们，我们那里又不是没发生过这种事情，我就听说有些人给其他人作证被老板开了，有的还是老板的老乡什么的。”遭遇保险～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经常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保险～，而这些～往往是在他们受了工伤，需要保险时才会意识到。即使是工伤者已经上了保险，他们如愿获取保险赔偿也将面临重重阻碍。由于商业保险的缴费率低，且没有强制性，因此许多企业都购买商业保险，故意告诉工人这就是工伤保险，并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保险费。而工人由于相关知识的缺乏，很难将两者区分。同时，很多企业购买的是“雇主责任险”，其受益人为雇主，而不是工人。一旦事故发生，企业就将商业保险中对意外事故的赔偿部分用作对工人的工伤赔偿，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这样一来，就出现工人出钱买保险老板受益的情况。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用工成本，一些工厂甚至采取了部分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办法，例如，只给本厂10％的员工上工伤保险。在工伤发生后，就按照已投保的员工名单，让工伤者以假名住院骗取保险赔偿，并明确告诉工伤者，只有这样，厂方才会支付医疗费，逼迫工人“配合”。工伤者面对急需治疗的状况，一般都会接受厂方的要求。但问题在于，一旦以假名住院，在今后的工伤认定、伤残评级及工伤索赔过程中，由于诊断书上的名字不符，给工伤者索赔造成很大的麻烦。

第三篇：我被挡在幸福门外

我被挡在幸福门外

黯然无色的天空。我站在下面，似乎周围的一切都向我宣泄寂寞与凄冷。我环抱身体，恐惧的心理逐渐扩张，微微颤抖的身体是冷还是怕，这有我自己明白。孤独的风掠过我的脸，企图想风干仍在脸上的泪。一滴、一滴的滑落，然后便随风逐行，可痛心的泪却依然络绎不绝。

抚摸脸庞，我只感觉到冰凉。是冷风吹的，还是荒乱吓的，也只有我自己知道。望着前方的河水，没有月亮的镶衬，没有星星的点缀，平静没有波澜。我靠近，一刹那间便倒映出我的伤痛，那么锥心，那么明显，我才明白，我被挡在幸福的门外，感觉不到世界的温暖。

伸手想要摸你的脸，顿时才发觉我与你的距离有多远，现实的节奏拍调成我的“生声”，那一刻我多想跃入河水中。至少那会引起片刻的涟漪打破瞬间的冷清，或许你会在这时注意到我，闯破那一层关卡，可是你却没有。

望着你远离的背影，我却依然被黑暗包围。呼叫的声音哽咽在喉口，或许是黑暗充斥了我的咽喉，幸福的门卡将我关在“黑暗部落”。你看到了吗？我的泪在滴落，却没有一丝声响。你是否又觉察掉了呢？我想你没有，不然，我又怎么会被挡在幸福门外。

第四篇：农民工工伤调查报告

哈尔滨市建筑业服务业农民工情况调查报告

随着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农民工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些背井离乡的农民工的生活状况，也引起了有关部门以及整个社会的关注。为此，我们走访了周边的一些工地，完成了下面的社会实践报告，希望更多的人一起来关注和正视农民工的问题。为了调查研究我市建筑业服务业农民工劳动保障、工资待遇、法律维权的情况以及法律援助对他们的帮助程度，我们对农民工以记名调查问卷的形式统计了包括劳动合同、工资水平、工资支付、工伤赔偿以及法律援助的有关数据，并记录了相关建议和意见，下面是我们对问卷问题的分析和总结。

一、关于劳动合同签订问题的调查

1、是否与用工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

据统计，有43.84%的人与用工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

2、如果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是否与包工头签订了相关合同？

据统计，只有42.3%的人与包工头签订了相关合同。

3、是否达到最低工资标准（640元/月）？ 据统计，由83.38%的农民工能够达到最低工资标准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也是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劳动合同可以对劳动内容和法律未尽事宜做出详细、具体的规定，使双方明了权利和义务，促进双方全面履行合同，防止因违约而导致责任发生;劳动合同在发生劳动争议时也是解决纠纷的重要证据，使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解决纠纷更为便利，降低争议解决成本和社会损耗费用。

不签订劳动合同，一旦发生劳动争议，用人单位和农民工本人，都要遭受一定的损失。同时，实践还证明，不签订劳动合同，吃亏最大的往往不是老板，而是劳动者本人。因此，签订一份完备、公平合理的劳动合同对于农民工来说都很重要。

然而通过以上数据，我们看到跟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只占百分之四十多，而有一半多的人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这样一旦发生劳动纠纷就会使农民工的权益受到损害，农民工往往因为麻烦或相关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不能使自己的权益得到保障。

农民工的收入还是普遍较低，虽然有大多数已经能够达到最低工资标准，但是，考虑到另外20%的人和只是能够达到最低标准，农民购得待遇仍然有待提高。

二、关于农民工工资拖欠和解决情况问题的调查，4、用工单位是否拖欠工资？

根据统计，有将近42.3%的农民工遇到被拖欠工资的问题。

5、拖欠工资等劳资纠纷发生后的解决途径？

在这些被用工单位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中，有16.1%的人采取找人调解的办法，大部分人37.7%的人采取个人解决的办法，仅有9.2%和7.7%的人找政府部门解决或通过仲裁诉讼解决。

6、追讨拖欠工资的结果？

在这些追讨工资的人数中，有47.7%的农民工能追回拖欠的工资，另外还有16.9%的人没有结果和9，2%的人放弃追讨。

“用工单位是否拖欠工资”，有将近42.3%的农民工遇到被拖欠工资的问题。职工工资是社会对职工劳动价值的一种承认，也是用人单位对职工付出劳动所应给予的报酬，是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即职工及其家属的养命钱。用人单位理应依照法律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近几年全国各地拖欠职工工资的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已成为严重影响政府形象，影响社会安定的重要问题。

对于拖欠工资的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立法方面的原因。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不够配套和完善，缺乏法律保驾护航是拖欠工资问题难以根除的重要原因。

第二，劳动行政管理部门方面的原因。劳动行政管理部门执法监察不严，有隙可乘，是部分用人单位屡次无故拖欠或克扣劳动者工资的重要原因。

第三，用人单位经营管理方面的原因。由于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导致拖欠劳动者工资，第四，劳动者方面的原因。劳动者法律意识淡漠，依法维权意识差。

在这些被用工单位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中，有16.1%的人采取找人调解的办法，大部分人37.7%的人采取个人解决的办法，仅有9.2%和7.7%的人找政府部门解决或通过仲裁诉讼解决。

从调查结果来看，大部分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比较薄弱，不能通过最有效的合法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大部分的人采取找人调解或自己解决的办法。这就让社会安稳埋藏了隐患，如采取爬楼、堵路等过激行为和暴力等手段。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的情况下，劳动者要先和用人单位协商，如果协商无法解决，则可以通过以下法律途径来解决：

第一：向当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举报。

第二：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三：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碰到拖欠工资等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时 一定要依靠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否则，一时冲动不但于事无补，还有可能因触犯刑律被追究责任。

关于“追讨拖欠工资的结果”，有47.7%的农民工能追回拖欠的工资，另外还有16.9%的人没有结果和9，2%的人放弃追讨。最辛苦的是他们，为城市建设贡献最多的是他们，但被人最看不起的也是他们，辛辛苦苦的劳动付出却得不到最基本的工资回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十几亿中国人的奋斗目标，但是就是有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着我们前进的步伐。要想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农民工工资的拖欠问题，是第一大关键。

三、关于农民工工伤问题的调查

8、是否受过工伤？

9、受工伤后用工单位的赔偿结果是什么? 调查发现，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务工人员曾经受过工伤，但是只有约四分之一的农民工得到过赔偿，这些真实而严峻的数据表明，在为数众多的受伤农民工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没有得到过任何赔偿——哪怕是一毛钱，手拿着少的可怜的工钱，面对相向的冷眼，他们怎样处理伤情？农民工本已处于城市发展的边缘，当他们怀揣着对城市的希望、对人生的憧憬，告别家人、远离乡土，以为只要用双手在水泥马路、摩天大厦间挥洒汗水就可以在隆冬新年之际带着亲人的期待返乡吃热腾腾的饺子时，他们哪里想到，辛勤的汗水不仅换不来足额的工钱，居然还要自己用疲惫的鲜血去渲染那些为富不仁者的灰色天空！没有赔偿的遍体鳞伤，求偿无门的农民工的悲惨遭遇让调查员们震撼，而且事实远不只如此，调查员们还注意到，被调查的农民工大多面色惨然、神色无光。通过进一步了解得知，实际上，即使部分农民工受伤后得到了赔偿——且不论是经过怎样艰难的索要过程，那些屈指可数的赔偿金对于身受重伤、举目无亲的农民工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而且用人单位对此类事情的态度都是唯恐避之不及，处理方式简单粗糙，只知赚钱、不顾民工死活，民工受伤后就给点钱草草了事，然后打发农民工走人。加之很多人没有签用工合同、法律意识淡薄、维权无门，更没有医疗保险，身体的伤痛只好任由时间慢慢抚平，而在精神上，所有的伤痛只能由自己默默承受，所有的凄苦只能有远方的亲人天天挂念。

四、关于法律援助相关问题的调查

10、是否知道法律援助？

对于是否知道法律援助问题，知道的仅占11.3%

11、是否了解法律援助的程序和获得援助的条件？ 了解法律援助城和获得法律援助条件的只占6.5

12、是否申请过法律援助？

对于是否申请法律援助的调查结果显示，仅占人数的3.08%

13、申请法律援助的结果是？

14、对法律援助的结果是否满意? 其中，见到过法律援助成果的更是微乎其微，卫队法律援助的结果的满意程度也是一般。

从对农民工的问卷调查的活动中不难看出，农民工的法律知识贫瘠，对法律及法律援助的了解甚少。这是我们今后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应该注意到的问题。要加强对法律援助的宣传，走到需要帮助的人群中去，对于现如今的法律援助，需要帮助的人一则不知道，二则不了解，三则不信任。而我们的法律援助不仅需要帮助被侵权者维护合法权益，更要唤醒人们的主动维权意识，让更多的农民工群众和广大的弱势群体主动的进行维权，敢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样才能做到实质的维权。

走到群众中去，走到农民工中去，才能真正的了解到法律援助的必要，了解法律援助的责任以及法律援助的不足。通过本次调查，今后我们的法律援助更要从以下几方面做好法律援助工作：

1、法律援助要深入基层，不单单要深入社区，更要深入农村。农村是法律知识最薄弱的地区之一，法律知识的匮乏导致了农民工出门务工时多方面的上当受骗却得不到相应的维权所带来的合法权。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提高农村的法律维权意识。到农村去普法不失为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2、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要加大，要切实让老百姓知道法律援助，了解法律援助，申请法律援助，承认法律援助。

3、加大对法律援助程序的完善，尽量简明扼要，要让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做到取信于民、方便于民、服务于民，真正做到伸援助之手，献诚挚爱心，捍法律尊严。

五、相关建议与意见

15、其他建议与意见？

对于农民工通过调查问卷所提的意见和建议总结如下：

第一、劳动保障局要督促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履行劳动合同的义务，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保障劳动者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国家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切实将“以人为本”作为其核心，从而真正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将“三个代表”落实到实处。

第二、坚持依法治国，完善有关农民工的劳动法规，使劳动合同有法可依，从而构建和完善法律体系，真正有法律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国家应该颁布更多的惠民政策，为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承担保障。

第三、打破城乡二元化结构，实现农村、城市共同发展的目标，努力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发展好农村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尤其是农民工子女的进城上学问题迫于解决。政府要努力在农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农民工在创业中就业。第四、政府应该认真对待农民工信访事件，进行各项社会调查，为人民服务，饯行“人民公仆为人民”的宗旨，政府作为农民工的依靠，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

第五、社会上的法律机构应该定期去社区，工地进行法制宣传，增强农民工法制观念，法律援助也可以解决相应的问题。第六、应该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用人的单位一定要依法严惩，从而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为农民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条件的改善创造条件。

第七、各大媒体等舆论监督机构也要“慧眼识坏蛋”，抨击社会上损害农民工利益的行为，在杀一儆百的同时，维护农民工的利益。以上是我们根据调查统计数据的分析以及总结。关注农民工的生活，为农民工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作用，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第五篇：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初探论文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原因

1.社会环境方面

农民工由于受到学历、文化程度等因素的限制，往往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风险高、劳动强度大、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工作的流动性强。加之对社会保障的认识不到位，对社保政策了解不够，因此对社会保障没有强烈的兴趣和需求。

2.制度方面

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把城镇和农村户口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城市居民在入学、就业、收入和社保方面都远远比农村居民优越。农民工大多来自不发达地区，户口所在地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般没有建立，而已经建立的地区也不够健全。

3.法律方面

截至目前，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或法规来保护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也只有一些地方性的法规及一些规范性的文件作出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执行。由于各地方性的规定标准不统一、彼此之间不协调，所以无法形成一个体系。

4.企业方面

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的保险费会增加他们的生产成本，因此，很多企业的业主不是很愿意给所雇农民工参保。部分企业则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采取能拖就拖的态度，导致参保的积极性。

二、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建议

1.加快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严重制约了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制度上使农民工受到歧视。因此，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剥离各有关部门附加在户口管理上的诸多行政管理职能。让农民工自由流动和择业，最终实现农民工凭身份证和职业资格证书参加劳动力市场竞争。近些年来，我国各地正陆续推行新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沿用多年的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在许多地区已逐步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以条件准入方式、按实际居住地按照1：3登记管理的新模式。例如，在一定的范围内逐步取消户口的农业、非农业之分，完全打破城乡分割。实行统一的居民户口登记管理制度。目前，上海、湖南、深圳等地也纷纷采取措施，实现户籍制度的一元化管理。社会保障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人们政治生活的一方面体现，要想改革逐步走向成熟，必须把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纳入其中，把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与城市居民一道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2.加强针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法制化建设

经济发达国家如日本、英国等，在历史上都曾遇到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问题，为了减少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确保农民合法权益，各国政府都制定了较为详细的法律。目前我国劳动立法中有关农民工的最高立法是《劳动法》，其中却也存在很多漏洞。我国应尽快制定出台农民工社会保障法，明确界定政府、农民工、企业应承担的责任，规范和协调社会保障参与方的法律关系，以保证农民工在参保过程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保证各主体之间公平、公正、公开享受国家优惠政策，从法律层面上保证农民工享受到基本社会保障，真正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的颁布和实施有效的填补了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空白。但是社会保险法作为一部基本法，更多的是一些原则性、框架性的规定，要全面落实实施，还需要相应的法规配套。目前，我国一些发达地区已经颁布了许多社会保障方面的规章制度，但是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却是很少。另外，还要加大现有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比如，加强《工伤保险法》、《失业保险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使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尽快纳入法制化轨道。同时，加大劳动执法和行政检查监督的力度。保障农民工平等、自由的公民权利，关键是要加大劳动执法和行政检查监督的力度。对执法人员进行严格的培训；劳动保障部门要切实承担起劳动保障监察的职责；依法纠正和查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员队伍建设，扩充人员，加大投人。

3.加强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规范管理

一要加强企事业单位劳动用工合同的监管。用人单位必须与农民工签订劳动用工合同，建立规范的劳动关系，这是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基础。二要对不给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企事业单位加大监督力度，对违规者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予以严肃处理。针对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政府要建立健全农民工登记制度，建立全国性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网络系统，并利用网络技术实现一体化管理。无论农民工在哪个单位、哪个城市工作，都可以通过网上获得他们的社会保障信息，也可以利用网络系统缴纳保险费或获得保障。实行一体化的管理措施，也是我国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手段。

4.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异地转移机制

农民工流动性大，特别是有回乡务农的可能性，因此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异地转移成为一大操作难题。在如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形下，农民工的保险无法向农村转移。如果不转移，农民工社会保障就无法连续，农民工只能在终止、解除劳动关系或离开原就业地时，用一次性领取的方式来享受其社会保障待遇。这实际上根本起不到社会保障作用，所以现阶段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异地转移机制是必要的。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异地转移机制必将遇到很多现实困难，不可一蹴而就，应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循序渐进。但是笔者最后强调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异地转移机制只是暂时、过渡性的，其必将被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所替代。

5.创新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基金筹集机制

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运行面临着基金短缺的难点，农民工社会保障基金筹集应该创新基金筹集机制。一方面是加大政府投入力度。稳步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性社会保障投入要重点向农民工等特殊困难人群倾斜，为农民工社会保障提供财力支撑。另一方面是采取多渠道筹集的方式，拓宽农民工人社会保障范围。明确个人、单位、政府各自的职责，形成科学的分担机制。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形成社会资源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财力保障的主要补充，建立长效稳定的社保资金筹集机制，适应农村城镇化、就业形式多样化的追切要求。同时可运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用人单位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