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正：该如何是好》观后感
《公正：该如何是好》观后感
最近胡老师给我们放了迈克尔桑德尔教授法学系列课程 《公正：该如何是好》的视频，不得不说，受益匪浅，感慨良多。
桑德尔教授在教学中通过一些假设或真实案例的描述，置学生于两难困境中，然后要他们做出决定：“该如何是好？”他鼓励学生站出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我觉得这样的教学激发了生动并幽默的课堂辩论。之后，教授围绕伦理问题展开，然后深层次的揭示了道德推论的本质。
课程以一个生动的例子开头。“设想你是一名电车司机，你的电车正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行驶，你发现在车轨的尽头有五位工人正在施工，但由于刹车不灵你无法让车停止。而在轨道尽头有一条分叉，在那条分叉路上只有一名工人。这时你可以选择把电车拐向分叉，撞上一位工人却救了另外五位、这时你将怎么做？”和大多数在课上的哈佛学子一样，刚开始我会选择撞向那一位工人。因为我觉得我已别无选择，而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牺牲少数而拯救多数是最明确并且是最好的选择。从效率方面来说，五位工人的价值显然要高于一位工人。从公平的角度，我也没有理由在可以选择只牺牲一个人的情况下牺牲五个人。当然，如果那位工人的身份特殊，我可能会有其他想法。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主要是从价值方面加以考虑。
这个问题之后，桑德尔教授又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如果这时你只是旁观者，电车轨道尽头有五名工人，刹车照旧不灵。你可以选择将桥上一个很胖的人推下而挡住电车，从而解救那五名工人，那么，你会怎么做？”与上题不同，这次依然是一对五，而我不会选择将他推下桥。原因在于，我认为他与这起事故并没有直接关联，这有别与那分岔路上的工人。桥上的胖子并不在电车运行的轨道上，他有理由置身事外，而如果将他推下，事故的性质将变为谋杀案。我相信没有人愿意为了救人而杀人，因为救人只在道德范畴，而杀人则难逃法律追究。正如教授的总结一样，“即使是为了拯救更多的生命，杀害无辜的人是不对的。”
之后教授又由此引出以急救为情景的例子加以比较，学生的回答十分有趣，这第一节课即让我印象深刻。
第二节课，桑德尔教授介绍了功利主义哲学家Jeremy Bentham(杰瑞米·边沁)与19世纪的一个著名案例，此案涉及到的人是4个失事轮船的船员。他们在海上迷失了19天之后，船长决定杀死机舱男孩，他是4个人中最弱小的，这样他们就可以靠他的血液和躯体维持生命。案件引发了学生们对提倡幸福最大化的功利论的辩论，功利论的口号是“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如果他们在征得小男孩parker的同意之后将其杀死，那么他们在法律上将可以逃脱责罚。但是如果要符合道德原则，我认为他们不应该杀害小男孩，而应该共同面对自然死亡，如果在自然条件下有人先死亡，存活的人为求生而食用其血肉将被允许。或者，其中有人先提出愿意牺牲自己来救活他人，这两种情况是我所能接受的。或许许多人觉得吃人很残忍，可是我们在强调万物平等，人也是动物的同时，却在吃着其它的动物，你就不觉得残忍吗？之所以我们不吃人士因为有别的食物可以代替。可是他们在哪么恶劣的条件下，要么牺牲一人，要么全部死亡，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通过观看桑德尔教授的教学视频，我感觉他的课堂很幽默，很有趣，同时还可以思考很多，学到很多，教授的教学风格很喜欢，谢谢胡老师！
第二篇：青春该是什么颜色
我纯色的青春
青春，不再是懵懂无知的年纪，不再拥有儿时单纯的热情。我们的青春像被蒙上一层厚厚的灰，阴沉而压抑，看不清它的颜色。
鼻息间不再有花香，眼界里总是有浓浓的雾气，我们所感受的青春，冷冷的，色彩模糊，可那是我们青春真实的色彩吗？
不！我们的青春应存在于高远的蓝天，广阔的绿茵草地上，我们奔跑的应是如火的热情，收获的应是金黄色的梦想。困难，灾难，从未使我们屈服，因为年轻没有失败。
然而现实呢。
我们自信满满，信誓旦旦的许下诺言，种下理想，可是当被曝晒在公众面前时，是又那么的单苍白无力。我们总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安慰自己，敷衍自己。回想一下，你曾经许下的诺言，失言有多少。就拿我自己为例吧。我经常敦促自己要早起学习，头天晚上还自信满满的宣布，我明天六点起床，第二天却心安理得的睡到了中午。多少次抱怨大学老师把我们的英语给耽误了，以后要靠自己多多的练习，制订了很多切实可行的计划，可是我的坚持从未超过一个周。是的，我们都太忙了，有这个作业要做，那个活动要参加，时间有限，我也没办法。借口俯拾即是，牵强的为自己开脱，成了一种习惯。
可是你可曾知道，当你不顾一切地窝在被子里的时候，有人已经全世界昭告了他们的价值，当你用音乐振动耳膜的时候，有人用科研成果震动了整个世界，你说你们不是同一类人，我说，你从来没敢地把自己当做优秀的人，逃避一切的你，在自己的象牙塔中建立一个空虚的世界，怀抱着虚幻的理想，去抱怨现实的残酷。
前几天观看了校文化节的开幕式。以摇滚为主题演唱会，用暴躁的音符，嘶吼出了同学们的心声。90前后的我们面对着巨大的生活压力，我们的青春显得那么的灰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逃避现实，武装自己，隔离世界，用颓废敷衍一切，这真的是我们青年人应该拥有的态度么？我们的朝气在哪里？
同学们，国家等待着我们这一代的超越，我们要积极奋进。社会对我们90前后的一代有太多的偏见，我们一定要用成绩证明我们不是颓废的一代，不是理想缺失的一代。
事实上，在我们封装的外表下，已经表现出来了不满，用行动证实了我们的追求。
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这件事。今年四月福建武平实验中学发生杀人事件后，校方为了“营造和谐的网络环境”，在第一时间删除了其网络控制范围内所有与杀人事件相关的帖子。在被剥夺了学校论坛的发言权和学校所属贴吧的管理权之后的72 小时里，学生们自发地运用黑客技术疯狂的夺回了贴吧和论坛，并在上面毫不示弱地高喊：“我们要求言论自由！”“论坛和贴吧是我们的，我们要自己做主！”等等话语，虽然校方将此视为公开的对抗，但是这是合理的诉讼，是我们正义的呼喊。
其实我们追求的就是真实，渴望一切都以赤裸裸的姿态呈现在眼前，我们讨厌被修饰了的事实，被和谐了的真相。
青春应该是纯色的，没有杂质是我们最强烈的追求。
总之，青春不要平庸，青春不能彷徨，青春渴望辉煌。
第三篇：《公正：该如何做是好？》读后感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公正：该如何做是好？》
读《公正：该如何做是好？》有感
桑德尔的这本《公正：该如何做是好？》是基于其在30多年来一直在给哈佛大学的本科生教授的名为“公正”的课程。但就本书的内容比课程的内容更加详实。
书中主要通过一些诸如，政府救助、紫心勋章、代孕母亲、同性婚姻、反歧视政策、军事服务、首席执行官的工资，还是使用高尔夫代步车的权利等等深刻、充分的例子引出了其所要论述的一些当代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争论并由此援引一些关于公正的哲学著作及相关的著名的哲学家的观点。
作者主要探索了三种公正进路。第一种认为公正意味着使公里或福利最大化——为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第二中认为公正意味着尊重人们选择的自由——或者是人们在自由市场中做出的时机选择（如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观点）。第三种进路认为，公正涉及培养德性和推理共善。
首先从福利最大化这一理念开始。为了讨论这一理念，作者转而讨论了功利主义，它对应当如何使幸福最大化，或（如功利主义说的）如何寻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以及为何如此这些问题做了最有影响力的说明。
在这一方面，作者主要介绍了边沁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功利主义的观点及对他们观点的反驳。
边沁创立了功利主义学说，主要观点：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使幸福最大化，是快乐总体上超过痛苦。对他而言，正当的行为就是任何使功利最大化的行为。他所说的“功利”，意指任何能够产生快乐或幸福，并阻止痛苦或苦难的东西。但是很多人对边沁的观点提出反驳。第一种对功利主义的反驳是，许多人认为，功利主义最明显的缺陷在于，他没有尊重个体权利。第二种对功利主义的反驳对我们是否可能将所有道德上的善都转变成一种单一的价值货币？表示怀疑。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相信上述的人们的反驳是可以得到解答。他试图改进功利主义，使之更加人性化，更少算计的色彩。他的著作《论自由》为个体自由所辩护，其中心原则是：倘若不伤害到他人的话，人们应该可以自由的去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第二种对功利主义的反驳认为，功利主义将所有的价值都纳入一个衡量的尺度，米尔对此的回应特同样依赖于那些独立于功利的道德理想。《功利主义》，试图说明，功利主义者能够区分高级快乐和低级快乐——评估我们欲望的质量，耳不仅评估其数量和强度。他还认为除了功利本身之外，他可以不依赖任何道德观念而做出这一区分。
接着，作者讨论一系列将公正与自由联系起来的理论。这些理论大多都强调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尽管它们自身在哪些权利最为重要这一问题上有分歧。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主要分析了自由至上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的关于个人权利的观点。
“自由至上主义者”核心主张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种根本性的自由——用自己拥有的事物去做任何事情的权利，只要我们同样尊重他人这样做的权力。自由至上主义者反对三种类型的政策和法律：反对家长作风，反对到的立法、反对收入或财富的再分配。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认为，任何企图带来更大的经济平等的常识都注定具有压迫性，并且对一个自由的社会是有害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认为许多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政府行为都是对个人自由的非法侵犯。罗伯特·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乌托邦》从这样一种主张开始——个体拥有“如此强大和影响深远的权利”，以至于“他们提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公正：该如何做是好？》
出这样一个问题：有什么事情是政府可以做的？”他总结道：“只有职责仅限于保证合同执行、保护人们不受压迫、偷盗和欺骗的小政府，才是正当的。任何一个职责更加宽泛的政府都侵犯了个人不受强迫去做某些事情的权利，因此都是不正当的。”根据其观点，经济上的平等没有任何错误；反对模式化的公平论，而支持那些尊重人们在自由市场中所做出的选择的公平论；也承认，判断经济领域各行业的第一桶金是否干净并非易事。那些支持通过税收来重新分配收入的人，对自由至上的逻辑的反驳：税收并不像强迫劳动力那样糟糕；穷人更需要钱；成功者前那些对他的成功有所帮助的人；对一个人进行征税，并非没有经过他本人的同意，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在制定他所遵从的法律时他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成功的人足够幸运；
最后作者转向另外一些理论，它们认为公正与德性以及良善生活密切相关。这一部分主要分析了康德、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观点 约翰·洛克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可以入自己所愿的任意处置我们的生命和自由。
伊曼纽尔·康德为权力和义务提供了另一种可选的论证，它依赖于这样一种观念——我们是理性的存在，值得拥有尊严和尊重。康德认为功利主义将公正和道德看做幸福最大化的观念是错误的、反对功利主义。他认为，由于将权利建立在关于为什么会产生最大幸福的计算的基础之上，功利主义使权利的基础变得脆弱。此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试图从我们恰好具有的各种欲望推导出道德原则是一种错误的思考道德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运用他所说的“纯粹实践理性”而达到道德的最高原则。根据康德的思想，自由的行动就是自律的行动，自律的行动就是根据我给自己所立的法则而行动——而不是听从于本性或社会传统的指令。对康德而言，尊重人的尊严就意味着将人当做目的本身来对待。根据康德的理论，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并不是由随之而来的结果构成，而是由完成这一行动的意图构成。康德的道德的最高原则是：理性观念——与道德有关的实践理性——并不是工具理性，而是“纯粹实践理性”，他忽视所有的经验目的而设定了一种先验性。——绝对命令和假言命令。康德的要求苛刻的自由观念和道德观念是相互联系的。有道德的行动意味着出于义务——为了道德法则——而行动。道德法则由一个绝对命令构成，也即一个要求我们尊敬的将他人当做目的本身而加以对待的原则。我们只有自律的行动——根据我为自己所立的法则行动——我才能摆脱离于本性和环境的命令。这样一种法则，必须不受到我的特殊期望和欲求所制约。作者还分析了康德道德哲学的三种应用：性、谎言、政治。康德反对随意性行为、坚决反对撒谎、一种具有误导性，然而却是真实的陈述并没有以那种与直率的谎言同样的方式强迫或操纵了听众。康德所支持的政治理论反对功利主义，而支持一种基于社会契约的公正理论。
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主张，思考公正的方式就是要询问，在一种平等的原初状态中，我们会认可什么样的原则。罗尔斯的社会契约理念——一种假想的、在平等的原初状态中所达成的协议。罗尔斯认为，从这种假想的契约中，会产生两种公平的原则。第一个原则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自由原则，第二个原则关心社会和经济的平等。
契约所具有的到的局限：这一标准从那里获得？在一些情形中，同意并不足以产生一种具有道德约束力的义务，而在另一些情形中则不需要同意。契约的道德约束力来自于两种不同的理念：意志自由和互惠性。假设罗尔斯的思考是正确的：思考公正的方式就是询问，在无知之幕背后的、原初的平等状态中，我们会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公正：该如何做是好？》
选择怎样的原则。我们不会选择功利主义。选择“差异原则”，即，只有当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能够有利于社会最不利这里利益时，它们才是可以允许的。
在无知之幕这一设置的背后是一种道德论证，后者可以独立于思想性的实验而得到体现；主要思想是：关于收入和机会分配，不应当依赖于那些从道德上来说具有任意性的因素。
罗尔斯支持差异的原则的理由，引发了两种主要的反驳：激励会如何呢？努力又会怎样呢？
罗尔斯认为，分配公正与奖励德性或道德应得无关。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核心是两种观念，两者都体现于关于考利的争论当中:一是，公正是目的论的。对于权利的界定要求我们弄明白所讨论的社会行为的目的。二是，公正是荣誉性的。为了推理一种行为的目的——或讨论之，就至少要部分的推理或讨论它应当尊敬或奖励什么的德性。
就桑德尔本人而言，他支持第三条理论进路。他的理由在于：
功能主义的进路由两个缺陷：第一，它使公正和权利成为一种算计，而非原则；第二，由于将所有人类善都纳入一个单一的、整齐划的价值衡量标准，它对所有的人类的善等量齐观，并没有考虑它们之间质的区别。
那种基于自由的理论，解决了第一个问题而遗留下了第二个。
作者认为无论我们争论的是政府救助、紫心勋章、代孕母亲、同性婚姻、反歧视政策、军事服务、首席执行官的工资，还是使用高尔夫代步车的权利等等，公正问题都跟不同的关于荣誉和德性、自豪和认可的观念绑定在一起的。公正不仅仅包括正当的分配事物，它还涉及正确的评价事物。
最后作者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共同善的政治会一些可能性的主题：公民身份、牺牲与服务，市场的道德局限，不平等、团结与公民德性，一种道德参与的政治。
桑德尔的书应当引起我们的思考与反思。现在正处在急速转型的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诸如：就业困难，住房紧张，环境污染，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民主法制还不健全，腐败问题严重，贫富差距扩大等等，都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应该怎样在中国真正的做到公平？怎样在中国更好地实现民主？
第四篇：《公正,该如何做是好》读后感
《公正，该如何做是好》读后感
道德与法律，自古以来，就是相互依存、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所谓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具有认识、调节、教育、评价以及平衡五个功能，而法律则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总和。
道德与法律，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道德与法律，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道德是人的价值精神层面，在寻求人的存在意义、生命价值与内心意志自由的过程中构建社会的隐性有机秩序；法律关注的是人的制度和行为层面，在寻求人的自由的同时构建社会显性合理秩序。然而，当道德和法律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怎么样去选择，却是一个难以决定的话题。当一艘载有四个人的，没有食物，没有水的救生艇在海上漂泊了多天，在失望与绝望中，其中两个人以另外一个人偷喝海水导致生病为由，而决定杀死他，然后以他的血和肉维持了多天后，在一个早晨，被一辆过路船只搭救！但是，在回到该国后，该国法院便以谋杀罪控告那两个杀死同伴的人。对于这两个人是否有罪，有这样几种假设。其一，即是原本的那种情况；其二，假设他们是以抽签的形式抽到那个人，其他人是否有罪；其三，假设其他三个人在问过那个人是否愿意被杀死并在得到肯定的答案以后将其杀死，他们是否有罪。一个以一人生命换取三人生命的事迹，从效益上来讲，是肯定正确的，但是，在道德和法律上看来，其是否正确却有待商榷，人们对于这几种情况的选择，也肯定是不一样的，究竟怎样做才是公正，确实是一个很难决定的事情。从法律上讲，不管怎样，只要是谋杀，就一定要定罪，不管是不是因为牺牲一个人而救得三个人，或是上百人，上千人，但是，从道德上讲，如果能够因为牺牲一个人而换取很多人的性命，那一定是值得的，那么，到底怎样才是正确的答案呢？
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从道德和从法律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是道德和法律却是我们生活中判断事情对错最好的两种手段，当这两种手段发生悖论时，我们又该如何做呢？我觉得首先要去仔细探究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道德和法律的联系主要表现在，第一，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第二，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三，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运用法律很好的传播了道德，而道德又无时不刻地推动着法律的发展，道德和法律相互依存，本来应该是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但是，却也有相冲突的时刻，就如上述的救生艇上锁发生的问题，究其主要原因，我觉得是因为道德是一个更抽象的东西，生于人心，是大多数人们做出正确判定的标准，相当灵活，而法律，虽然受道德影响，与道德相辅相成，但是其使用范围往往太过狭窄，并且过于死板，世界上的事情千千万万，但法律条文的数目却屈指可数，每条条文规定一定类型的事情，而不能精确到每一种事情上，但我们也知道，即使是同一类事情，也会出现细微差别，有时，就是因为这细微的差别，导致了结果的难以抉择，究竟是适用道德还是适用法律呢？就如那艘救生艇，杀害那个人救其他人，杀死他有三种情况，可能是其他三人商量好的，也可能是投票选择的，更可能是他自愿的，从法律上讲，不管是哪种方式，都是谋杀，都应该定罪，但是从道德上讲，这三种情况，呈递进关系可以原谅他们，所以，最后的结果真的是很难判断的，因为法律太死，而道德太活。在生活中，也会经常出现这样的例子，那么，法官怎样去判决，也常常受到争议，要做到，公正，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大法官卡多佐认为法官有义务在他的创新权的限度之内、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在法律的戒律与那些理性和良知之间保持一种关系。我觉得法律固然重要，但是，法律正是依附道德而生存的，法律有时确实过于死板，此时，法官何不去考虑下以道德为基础，去灵活运用法律，从而找到最佳的判决结果呢。我觉得去年轰动全国的“邓玉娇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最后的判决是这样的：巴东县人民法院认为，邓玉娇在遭受邓
贵大、黄德智无理纠缠、拉扯推搡、言词侮辱等不法侵害的情况下，实施的反击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超过了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被告人邓玉娇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案发后，邓玉娇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罪行，构成自首。经法医鉴定，邓玉娇为心境障碍（双相），属部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据此，依法判决对邓玉娇免予刑事处罚。法官做的判决很好，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邓玉娇属于防伪过当，但是由于其自首表现良好，并属于部分刑事责任，所以无罪释放。法官正是综合了法律和道德后，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既不违反法律，又顺民意。我想，这个案件就是当法律和道德冲突时做出的公正的判决的典型代表。
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必然得不到社会和公众的认同，而道德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标准这些标准也会反映在法律规则及其适用中。法律往往会在道德面前表现滞后性，所以，在处理道德法律方面的问题时，我觉得道德一定要重于法律！
就如现在的劳动法，就存在着很多这样的问题。有的地方忽略了作为法律基本原则的平等原则，对不同的人采用统一的标准反而导致不平等的结果，原因就在于在法律适用的一开始，不同的人就处于不同的层面上，这个时候如果对所有的人都采用统一的标准，那么对处于低层面上的人来讲无疑是不公平的。举个例子讲，男人和女人在法律上讲都是人，没有什么不同，但为什么现在大多数国家都会在一般法之外再单独制定妇女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呢。原因就在于各国受历史环境和民族发展的影响，多多少少都存在歧视女性的情况，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就比男性低，处于下层，这个时候如果一味地强调和追求形式上的平等，最终导致的是女性仍处于社会的低层，仍然受到歧视，得不到尊重，而这一结果无疑与现代法律所追求的平等相背离。劳动法还存在干预过度的问题，劳动法属社会保障法，政府对此进行干预是合适的，也是必须的，但干预应当适度合理。还有很多很多劳动法中的问题值得人们去思考，总的来说，劳动法是一部不够成熟的法律。
正是因为劳动法的不够成熟，所以，道德方面在劳动法上更要起到关键作用。法律以道德为基础，法律将道德规范转变为法律规范，把积极的道德标准规定为法律应遵循的准则。我觉得，在劳动法今后的发展中，一定要多多参考道德因素，并在劳动法实施过程中适当运用道德方法，相信，劳动法的发展一定会更加美好。
第五篇：大学毕业典礼该是什么样
大学毕业典礼该是什么样？
近两年，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致辞，越来越喜欢“飙潮语”,演讲中夹杂大量网络语言，借此收获满堂掌声。大学毕业典礼不是热闹，是学校对学生多年苦读的认可，是学生对青春的告别，是学业完成后承担责任的开始，这个仪式的主角是学生。
知书、知耻与知足
陈平原
几天前，北大中文系举行毕业晚会，我因事未能出席。事先录制的视频，现场放映时，只有图像而没有声音。据说，我站在北大五院满墙翠绿的爬山虎前，哇啦哇啦说了五分钟，很深情的，就是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事后，主办的学生一再道歉，我说没关系。学生于是感叹：陈老师真大度，录像被消了音，也不生气。他们不知道，当初接受采访时，我说的是，系主任在毕业晚会上致辞，基本上说的都是“多余的话”。因为，此情此景，你能说些什么？劝学太严肃，祝贺太一般，勉励太空洞„„真是天意呀，这段说了跟没说差不多的话，居然因技术原因丢失了，因此也就变得莫测高深起来，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其实，平日里主要是学生听老师的，到了毕业典礼，就应该是老师听学生的；这种场合，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全都心甘情愿当绿叶，或者“配合演出”。
十年前，我指导的一位硕士生毕业后到外地工作，据她事后称，坐上了出租车，指挥着司机，右转，右转，再右转，再右转，一直绕着北大转了三圈，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离开。一开始，司机很愤怒，问：你到底要去哪里？看她哭成那个样子，反过来安慰：又不是生离死别，现在交通发达，随时可以回来嘛。她说：“你不懂！”确实，外人全都不懂，她是在悼念自己埋葬在未名湖边的青春岁月。事后，那女孩告诉我，那会儿，她哭得很伤心。停了一会儿，又补上一句：不过，也很幸福。是的，哭过，也就放下了。
刚开始在大学教书，我对毕业典礼前后同学们的“过分热情”很不习惯，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才好。后来想明白了，凡是“无端狂笑无端哭”，都是别有幽怀。我曾开玩笑说，高考前夕的父母，以及离校前夕的毕业生，都是不可理喻的。旁人认为很好笑的举动，在他们则很正常。作为过来人，理解他们此刻的心境，不劝解，不打扰，也不嘲笑，默默地走开，这是对毕业生最好的尊重。当然，如果他们要求合影，你千万别推脱。
毕业典礼上，作为嘉宾，你总得给同学们送上几句好话。“好话”可不好说，既要有教育意义，又不能讨人嫌。
最近两年，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致辞，越来越喜欢“飙潮语”,演讲中夹杂大量网络语言，借此收获满堂掌声。如此不讲文体与修辞，过分追求“现场效果”，我很不以为然，去年曾撰文批评（《毕业典礼如何致辞？——警惕“根叔体”的负面效应》，《南方都市报》2011年7月8日）。
现在，轮到我来致辞，该说什么好呢？
以前，中国人喜欢攀亲戚、认老乡，现在教育普及，念大学的人越来越多，认校友于是成了另一种时尚。据说，你与哈佛毕业生交谈，三五句话，对方必定让你知道他是哈佛毕业的，导师是谁，有哪些著名的同学。在中国，北京大学毕业生也被人家这么嘲笑——特别喜欢将母校挂在嘴边。
不要将母校挂在嘴上
不要将母校挂在嘴上，但不能不将母校放在心里——你是名校毕业的，必须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毕业生走出校门，我都会叮嘱两句：第一，到了工作岗位，看不顺眼，可以提意见，但切忌动不动就说“我们北大如何如何”。你已不再生活在燕园，得努力适应新的环境。你的同事来自五湖四海，各大学争强斗胜，各有自己的一套。万一你的上司只是中专毕业，或者念的是“二本”，你这么伤人家的自尊心，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越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越得学会诚恳待人，谦恭处世。在中国，“名校毕业”是很好的象征资本，对你以后的发展非常有利。这也是很多人拼命考名校的原因。但这不必挂在嘴上，你的上司以及周围的同事全都知道。反过来，你必须用事实证明，你的“名校毕业”不是浪得虚名。
我想叮嘱的第二句话是：不要将母校挂在嘴上，但不能不将母校放在心里——你是名校毕业的，必须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不管是学士、硕士还是博士，念了四年、七年还是十年，说到底，只是给你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走出校园后，是否有出息，还得靠自己努力。“成功人士”为了回报母校，常说自己如何如何得益于母校老师的谆谆教诲。这话不能完全当真——否则，怎么解释同一班级，有的成功、有的不很成功、有的很不成功？什么叫“成功”，各人看法不一。作为老师，也都立场及趣味迥异，有喜欢聪明的，有喜欢善良的，有喜欢听话的，也有喜欢漂亮的。但好老师一般都尊重学生的选择，当初因材施教，日后则欣赏同学们各尽其才，各得其所。
大转型的时代，随时都有人掉队，有人陷落，也有人飞黄腾达。比起北宋大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或者过去常挂在嘴边、现在略显生疏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我更看好“守住做人的底线”——这年头，讲究“道德底线”，要求并不低。
比起高扬理想主义大旗，我更想谈谈技术性的“三知”——“知书”、“知耻”与“知足”。如果允许的话，再添上一条“知天命”。上大学不就是为了“求知”吗？这“三知”很耐人寻味。
“知书”、“知耻”、“知足”
“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也就是说，士大夫的无耻，乃整个时代堕落的表征。
读书人历来讲究“知书达理”。诸位即将毕业，还有点书生气，估计还愿意亲近书本。但我知道，很多人毕业两三年后，就不读书了，忙于日常事务，或整天琢磨如何赚钱。前几年我回广州，老同学见面，说起某某人很痴、很傻，都毕业这么多年了，还在读书。说实话，那一瞬间，我心里一凉——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怎么能这么说呢？可见，很多人早已远离了书本。
随着科技发展，书本的形态各异，不一定非“手不释卷”不可；但“知书”才能“达理”，那是永恒不变的。这里先提个醒：要是有一天，你半夜惊醒，发现自己已经好久不读书，而且没有任何异常感觉时，那就证明你已经开始堕落了——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也不管是贫还是富。不是说“读书”这行为有多么了不起，而是远离书本本身，说明你已经满足于现实与现世，不再苦苦追寻，不再奋力抗争，也不再独立思考了。
第二，关于“知耻”。大家肯定记得《礼记·中庸》的话：“知耻近乎勇”。而明末清初大儒、那位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中称：“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也就是说，士大夫的无耻，乃整个时代堕落的表征。
在这个充满欲望的时代，我必须提醒大家，做人应“有所不为”。北大中文系77级同学聚会，我没资格参加，因我本科是在中山大学念的；我妻子参加了，回来说了一句，让我很感动。他们同学聚会，清点了好一阵子，很得意——三十年了，全班同学没有一个人“进去”。这年头，诱惑那么多，77级大学生又身逢其时，占据那么好的位子，居然没有人因贪污受贿等罪名而入狱。如此“清白”，值得庆贺。
诸位，今天落网而被法办的贪官，有不少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所以，在清点同学中有多少人当大官、赚大钱、为母校赢得光荣的同时，也请向北大中文系77级学习，清点一下同学中是否有“进去”的。名校毕业生，能认认真真做人，清清白白处世，也很值得骄傲。
第三，关于“知足”。有一回，北大中文系请老教授袁行霈先生给学生谈学问与人生，袁老师说到什么是“幸福”：你生而为人，而不是猪或狗，这是幸福；你长大成人，没有夭折或大病缠身，这是幸福；你有足够的智力与机遇，读大学、而且念的是北大，这更是万幸，应该学会感恩。他最后说到，生活在“伟大的时代”，那可能见仁见智；但袁先生演讲的立意很好——长存感恩之心。感激父母，感激家乡，感激老师与同学，感激这个时代。这么说话，听起来很“道德”、很“说教”，可随着年龄增长，阅世日多，你会逐渐领悟这个道理。
《老子》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我之强调“知足”，不是功成名就后为避祸而采取的特殊策略，而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感恩”。在我看来，当下中国人，最大的心理隐患就在于怨毒太深，而感恩太少。
本来还想添上一句“知天命”，怕被过度解读，免了。孔夫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诸位还没到“而立”之年，似乎不该说得那么早。可我理解的“知天命”，是指洞察人生的局限性——才情不同、机遇不同、时代不同，再心高气傲的人，你也必须明白，耕耘与收获并不一定同步。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必须学会“尽人事而听天命”，这样，才能真的“知足”而“常乐”。我们都离不开大时代
要警惕“过度自恋”，不断反省自己走过的路，是否已经尽了力，留下多少遗憾，有没有愧对这个时代？
说过了沉重的，再说点轻松的。诸位走出校园后，何时“重归苏莲托”呀？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首歌，传唱很广：“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这是典型的八十年代风格，“理想”与“大话”齐飞。我们都知道，“光荣”不仅“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也属于每一代有为的年轻人。为什么强调二十年后重相会？原因是，这首歌写于1980年，二十年后，那就是2000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有个口号——到本世纪末，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我想说的是：这么多同学，“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实在有点太迟了。大学毕业时，我随口说了句“十年后见”。为什么是“十年”？我也搞不清楚，后来逐渐琢磨出来了。“五年”太短，山高水长，还没见出分晓呢；三十年又太长，差不多快要退休了。“十年”不长不短，正合适。而且，以我的体会，毕业后第一个十年非常重要，上下求索，不断拓展，确定自己的位置及奋斗方向。十年后，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大体上已心里有数，以后就是如何往前走的事了。再过几天，我们这些77、78级大学生，也要白头相聚，纪念毕业三十周年了。发言稿我还没写，但题目早有了，那就是《我们和我们的时代》。我想说的是，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欢笑与责任、激情与泪花、得意与失落。要警惕“过度自恋”，不断反省自己走过的路，是否已经尽了力，留下多少遗憾，有没有愧对这个时代？使用“时代”这样的“大词”，容易被敏感的年轻人讥讽；可我认定，“大词”也自有其存在价值。
你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其实离不开大时代。我们这代人——约略等于你们的父母辈，走过了九曲十八弯，因特殊缘故，“文革”结束后才上了大学，从很低很低的地方起步，一步深一步浅，三十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好不容易走到今天。好在基本上走的是上坡路，虽然很辛苦，但有期盼，因而也略有成就感。你们这一代，起点比我们高多了，也正因此，要一直往上走，比我们
更吃力。三十年后，希望你们也举行这样的聚会，也能欣然告诉后来者，说你们活得很充实，因此，也很幸福。
祝福大家。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任，本文系作者在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毕业典礼上的主旨演说)
■ “根叔”语录
“根叔”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对校长李培根的昵称。2010年，“根叔”的毕业典礼致辞《记忆》不仅被学生30多次掌声打断，在校园外也引起轰动。3年后，再看“根叔”的毕业典礼致辞《远方》，那些网络热词不见了。你们一定记住了姐的狂放，哥的犀利
我知道，你们还有一些特别的记忆。你们一定记住了“俯卧撑”、“躲猫猫”、“喝开水”，从热闹和愚蠢中，你们记忆了正义；你们记住了“打酱油”和“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从麻木和好笑中，你们记忆了责任和良知；你们一定记住了姐的狂放，哥的犀利。未来有一天，或许当年的记忆会让你们问自己，曾经是姐的娱乐，还是哥的寂寞？
同学们，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即将背上你们的行李，甚至远离。请记住，最好不要再让你们的父母为你们送行。“面对岁月的侵蚀，你们的烦恼可能会越来越多，考虑的问题也可能会越来越现实，角色的转换可能会让你们感觉到有些措手不及。”也许你会选择“胶囊公寓”，或者不得不蜗居，成为蚁族之一员。没关系，成功更容易光顾磨难和艰辛，正如只有经过泥泞的道路才会留下脚印。请记住，未来你们大概不再有批评上级的随意，同事之间大概也不会有如同学之间简单的关系；请记住，别太多地抱怨，成功永远不属于整天抱怨的人，抱怨也无济于事；请记住，别沉迷于世界的虚拟，还得回到社会的现实；请记住，“敢于竞争，善于转化”，这是华中大的精神风貌，也许是你们未来成功的真谛；请记住，华中大，你的母校。
（原标题《记忆》，2010年毕业典礼致辞，原文2400余字）
你们可以抵达心灵的远方
人生的远方，不完全在于你能够挣多少钱，有多大的权，成多大的名。你们之间的多数人未必能在钱、权、名方面走得多远，但你们却可以抵达心灵的远方。校友王争艳就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她用善良抵达人生的远方。我们09届毕业生胡飞到达神农架苍茫的大山里支教，她的知识和汗水带来孩子们的微笑，孩子
们的微笑使她到达心灵的远方。即便那些你都难以做到，你依然可以到达远方。你们03级的一位学长，在华为工作三年，存了几个小钱，然后就踏上了辞职环球之旅。一部脚踏车、一个背包、一顶帐篷，再配一把吉他。旅行“并不只是精彩瞬间的堆砌”，他在数千公里海岸线上的义工，和仰望星空的无数夜晚，那显然是人生的苦旅，但却是心灵的远方。
你们要把人文情怀带到远方，那是一定不能少的，不管你为学、为商、为官。能如此，你们不枉在华中大几年所接受的文化素质教育。你们要把诚信带到远方，且不说学术、商务，即便娱乐、体育也不能没有诚信。正在进行的“欧洲杯”，在诡异莫测的小组赛最后一轮，还是体现了诚信与文明；你们要把互信带到远方，今天的中国社会太需要了！如果我们的社会对教育和医疗都不再有互信，中国又何以崛起于远方；希望你们把独立的人格带到远方，独立人格需要真实，需要正直，不要虚伪。你们的学姐李娜不就是一个很真的人吗？要挺起你们的脊梁！请注意，千万别在错误的方向走得太远。别在精明的方向走得太远，切莫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别在抱怨的方向走得太远，多想想如何建设；别在仇恨的方向走得太远，人不能生活在仇恨之中；别在功利和俗气的方向走得太远，千万别嘲笑老一辈的执著和爱；别在自以为是的方向走得太远，而错把理想和情操当成天真；千万要注意事关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尤其当你作为一名领导者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曾经在“文革”的路上走得太远，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