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法治进程与市民法律素质调查

第一篇：上海法治进程与市民法律素质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xx一直重视法制建设，地方立法逐步完善，依法行政不断推进，法律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政府在推动依法治市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那么，xx的法治化水平是否已随着xx现代化过程的深入而提升？在新的法律生活经验熏陶下，xx市民法律素质状况如何？xx的法律环境能否适应建设法制国家、法制社会的需要？

受xx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委托，从2002年4月到11月，xx社会科学院社会调查中心就“法治进程与xx市民”这个主题对5000位xx市民进行了问卷调查

工人和知识分子被认为是最守法的，司法人员与警察的公众形象亟待提高

调查显示，法律在xx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显著增强。市民与法律发生关系的频度增加，大多数xx市民都有法律生活经验。但目前不少市民的法律知识不能满足日常需要。

xx市民对法律与法治的理解正逐渐接近本意，但相对而言，法律意识、法律观念仍然滞后：法律至上的观念尚未普遍形成，市民对权力的崇拜还在延续；平等意识被广泛接受，但特权意识的影响依然存在。有一成左右的人认为“打官司就是打关系”、“有钱能使鬼推磨，钱大于法”。不少市民仍然把法律当作对个体的约束，缺乏对法律的积极服从，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xx法制建设之路依然漫长。

另外，当选举人大代表恰逢有急事时，只有55．5％的人表示将“放下急事，参加选举”，将近一半的人选择放弃选举权；大多数市民守法意识很强，其中工人和知识分子被认为是最守法的两类人，司法人员与警察的公众形象亟待提高。当前xx的法律工作者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并不理想，作为司法人员的法官、检察官并没有被市民认可为最守法的群体，警察的守法形象则更差。

近九成市民对xx依法治市目标的实现有信心

市民对xx20余年来法制现代化进程普遍满意，对xx实现依法治市目标充满信心：78．9％的市民对xx法律环境总体上非常满意或满意。但在两个方面，市民却抱谨慎的乐观态度：一是关于xx司法腐败现象的治理，近半数接受调查者认为目前的司法腐败较5年前只是稍有改观，4．1％认为司法腐败更加严重。更令人担忧的是，年纪越小的市民，对司法腐败治理情况的判断越是悲观。二是关于地方立法的国际化进程，近六成市民认为xx的地方立法落后于国际化要求。

对于“影响xx法治水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之问，大多数市民认为是：“已经制订好的法律不能得到良好的实施，有法不依，或者有法不能依”。可见，如何提高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立法水平，切实保证制订出台的法律得到良好实施，是未来xx法制建设过程中应该着力解决好的重要问题。

对于xx依法治市目标的实现，近九成市民都表示有信心或非常有信心。而就业状况不同的市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有显著差异。下岗、失（待）业者的信心最低。

xx法制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法律在xx的地位正逐渐提高，依法治市的理念已经从口号层面切实进入社会实践，成为个体行动的重要依据。其二，市民的法律素质得到明显提高。市民学法、守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公平、正义、权利等现代法治精神在xx市民中广为传播。其三，xx的法律环境明显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xx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得到市民认同。

要重视法治，必须有民众的广泛参与

xx法制建设仍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市民法制意识与社会主义法制城市建设的需要仍不相适应，需要继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自上而下推动法治现代化，可以考虑在四个有机联系的平台上展示：第一，强化科学立法。努力把握和平衡时

代要求、民情要求和世界要求的进程。第二，坚持依法行政。切实转变政府观念，让政府处于阳光下；深入改革政府机制，使政府处于界限内；有效提升政府价值，使政府处于公正中。第三，推进司法公正。整个社会必须尊重法院的司法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其他要素要尊重司法权。第四，增强法制权威。一个社会的公民法制观念的确立和发展，关键不在于法律和制度本身的好坏，而在于法律本身的权威和有效遵循。

必须注意到，要实现法治，必须有民众的参与，必须有一个国家“之外”的多元社会的存在。公民社会的发育是调节国家权力，防止公权过度侵入社会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最有效力量，这也是推进xx法治的根本所在。

第二篇：关于市民素质的调查与思考

关于市民素质的调查与思考

为了推动各项事业迈上一个新台阶，我市提出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目标，力争通过全市上下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乌海跨入全国文明城市行列，进一步改善环境，推进文明进程。根据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的规定，全国文明城市是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市民整体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较高、发展和谐的城市。可见，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不仅要加强硬件建设,提高市民的整体素质也至关重要。没有市民素质的支撑，就不可能产生高素质的城市文明。

一、市民素质对城市文明发展的意义

市民是城市的主体，市民素质是城市文明的灵魂，它强调的是市民的文明本质，即市民的素质应与文明时代的要求相符合，不仅应在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等方面具备良好的修养，而且应在生活方式、行为素养等方面养成文明习惯，并在城市公共场所、公共交往、公共秩序等方面体现市民所具备的文明素养。市民素质对一个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在文明城市建设中起着根本性作用。

（一）市民素质关系到城市经济的发展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载体，是区域经济活动的核心。但单纯强调经济增长不可能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也不可能自发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诸如，生态环境破坏；人际关系冷漠；为富不仁、富而不法、制假售假、商业欺诈等等。这些问题都和城市中市民素质的高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有加强对市民文化、法制、道德、生态环境等意识的教育培养，不断提高市民的综合文明素质，才能减少和杜绝这些问题的出现，才能更好地发挥改革的动力作用，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离开高素质的人及其作用，也就无法实现改革的目标，城市的文明也就无从谈起。此外，市民素质总体水平的高低，还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招商引资工作。事实证明，人们更愿意到市民素质高、社会风气好的城市投资、经商、旅游、度假，而对市民素质低、社会环境差，甚至刁民成群的城市却讳莫如深、避而远之。出于此原因，许多大大小小的城市都开始注重城市内涵的发掘，而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市民素质的提升。

（二）市民素质关系到城市的形象和文明程度 城市形象不仅仅是指由林立的高楼、宽阔的道路、繁华的商厦结构而成的物质存在，它还应该包括通过这种物质存在展现于天地之间的城市精神，而决定这种精神优劣高下的，就是建造和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市民作为现代文明城市建设的主体，其素质高低既能反映城市现代文明的程度，又能影响到城市文明的维持与表现。曾经有学者著书称：一个城市是有性格有特点的,这就有如一个人有性格有特点一样,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的素质修养,一个城市的性格特点则取决于它所包容的所有市民素质的高下,市民素质本身就是城市形象的一部分。“市民素质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良好的城市形象迫切要求较高的市民素质与之相适应。因此，一个城市在物质和精神文明这两个层面的状态如何、以及能否进一步得到提升的关键，就在于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的素质怎样、以及众多市民是否在为自己素质的提高不懈努力。

（三）市民素质关系到城市发展的前景

21世纪是世界各国全球化竞争的时代。城市作为国家的基点、区域的主体，正日益成为竞争的重要舞台和主角。城市在全国乃至全球化格局中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不再仅仅依赖历史文化、自然条件、物产资源等要素条件，还取决于城市市民素质、科技创新、文化涵养、社会和谐等各种“软实力”的竞争。市民是组成一个城市的基本元素，是城市的主人，也是城市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灵魂。市民的文明程度和综合素质，将是一个城市的无形资产，是树立城市形象的重要条件，是挖掘和创造城市核心竞争力、辐射力不可或缺的因素。一个城市只有提高市民素质，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主动，才能使得城市的发展前景越来越明朗。

由此可见，市民素质决定着城市文明的程度，是城市文明之本，同时也是城市核心竞争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与每个市民息息相关，市民的文明素质和城市的文明程度将决定着创建的成败，每个市民都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创建文明城市活动。所以，要想有效提升城市的文明程度，早日实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目标，就必须把提高市民综合素质作为根本途径。这既是城市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二、我市市民素质整体水平及存在问题

近年来，我市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倡导科学、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开展书法城建设等活动，市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升。主要表现在“三个日趋”：

市民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取向日趋进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通过多种途径的宣传教育以及文明创建活动，我市市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思想的开放度、目标的预见度、工作的开拓度上都达到了新的水平，由过去比较封闭、保守、自足转向文明、开放、进取。市民的主人翁精神不断增强，绝大部分市民能够把实现个人理想同促进城市发展相结合，认识到个人的发展离不开全社会的繁荣和进步，都希望能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市民社会认同感和责任意识日趋增强。通过近几年来的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大多数市民对社会公德规范有较好的认知。志愿者队伍活跃。在重大事件、重大活动，在农区、在社区，都可以看到志愿者的身影，尤其在“5.12”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和迎自治区“十二运”期间，我市广大市民和志愿者积极参与，以无私奉献的精神，阳光向上的心态，周到温暖的服务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见义勇为精神常现。翻开《乌海日报》合订本，见义勇为相关报道频频出现，涌现出了刘业、崔勇等一批先进典型；环保意识增强。自觉节约用水、用电，少用或不用一次性塑料袋、泡沫饭盒，文明祭扫，义务植树活动蔚然成风等等。

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和追求日趋提高。绝大多数市民在不断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注重改善精神生活，努力提高生活质量、生活品位。突出表现在注重文化和精神生活投入，注重子女教育的投入，注重自身的学习提高。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扎实有效，专业文化得到快速发展，各类文艺精品创作、表演水平都有新进展。其中，我市“中国书法城”的命名，更是离不开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练习书法的队伍中来。这也是加强自身文化修养，提升市民素质的一个重要表现。以上都是我市市民在整体素质上积极向上的表现方面，但是，在城市硬件设施建设日新月异的发展进程中，软件建设特别是市民素质提升方面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三个落差”：

城市面貌发生深刻变化与部分市民责任意识不强成落差。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三个转变”，即由工矿服务型城市向多功能服务中心城市转变、城乡二元城市向一元城市转变、工业城市向文化旅游城市转变，结合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开发蒙元文化和打造书法名城，积极挖掘城市内涵，集中力量把城市特点做特、亮点做亮，城乡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市民素质还没有完全跟上城市前进的步伐，特别是随着城市的扩展，大量的农区、矿区居民涌入城市，由于经济、文化和自身素质的差异，使广大准市民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市民意识”滞后，表现出一种城市意识差、公共意识差、文明意识差、参与意识差的状况。

城市文明建设大力推进与部分市民公德意识低成落差。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城市文明建设工程，全面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城市文明建设中，部分市民的公德言行存在的问题较为严重。如做官的不守“官德”，治学的不守“学德”，执教的不守“师德”，行医的不守“医德”，经商的不守“商德”等等。很多消费者表示买到过假冒伪劣产品。不良社会风气如封建迷信活动、大操大办婚丧事、奢侈浪费等现象时常可见。

城市建设快速发展与部分政府部门管理脱节成落差。随着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城市管理范围不断延伸，城市管理的服务内涵不断拓展，市民对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的期望值也不断增强。但总体上说，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和难题。通过调查分析，目前存在违反社会公德的不文明现象，一条重要原因是管理制度存在问题，管理能力不能适应城市发展。从现实来看，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养宠物影响公共卫生、在公共场合说脏话、不遵守交通规则和乘车秩序、乱贴小广告等群众最反感的不文明行为，往往需要多部门参与综合治理。可见，政府管理部门也对市民的不文明行为负有一定的责任。

三、提高市民素质的几点建议

全面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并非朝夕即可见成效，有其长期性和系统性。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和片面化，而应结合我市实际，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研究解决。当前应重点做到“三个跟上”：

（一）宣传教育跟上，坚持创新工作载体与提升市民文明意识有机结合

坚持把提高市民思想道德素质作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第一要务，注重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思想教育。一是继续深化市民思想道德建设。全面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加强公民道德建设舆论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宣传媒体的影响力，设立市民素质教育专栏，增加并规范街头公益广告的设臵，引导市民讲文明，树新风，破陋习，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促进市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二是持续抓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进一步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网络，借鉴“文明伴我行礼迎八方客”全市青少年电视演讲大赛等活动成功经验和做法，广泛开展道德实践活动。根据青少年的特点，结合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开展形式多样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倡导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性，做到校校有宣传画廊、先进事迹、先进个人，引导学生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从小养成讲文明、讲卫生的良好习惯。三是不断丰富宣传教育形式。重点抓好“三个一批”工作。创建一批文明社区。以科技、法律、文体、卫生“四进社区”活动为载体，以文明楼道、文明家庭、文明市民的争创工作为基础，全面推进文明社区创建工作，共同营造洁净、舒适、安全的文明社区生活环境。举办一批科普活动。重点抓好市民、学生、公务员、进城农民和矿区工人等的科普培训工作。通过科普广播、科普电教、科普展览、科普讲座等手段，促进市民科学素质的提高，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社会风尚。宣传一批典型人物。通过“首届孝老爱亲十大女杰”、“十佳公务员”、“巾帼文明岗”等评选、创建活动，选树先进典型，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激发市民践行文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

（二）阳光管理跟上，实现舆论监督与社会监督互动并促

加强监督管理，是提高市民素质，创建文明城市的重要基础工作。加大力度，切实抓好有效监管，把文明城市创建的要求落实到人们工作学习的方方面面，落实到生产、生活的全过程，在重点、难点问题上寻求切入点。在加强舆论监督方面。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加大对不文明现象曝光力度，对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占道经营、不遵守交通规则等严重不文明行为，运用报纸、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对当事人进行曝光，让其知错而知耻。在加强社会监督方面。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鼓励市民对不文明行为进行谴责、制止和举报。各职能部门要开通监督热线，实行24小时服务，随时接受群众对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聘请义务监督员、文明劝导员，对不文明行为实施监督、制止和规劝。在各单位、各行业，各社区实行道德评议制度，定期召开道德评议会，对干部、群众的行为进行“评、帮、督”，引导人们在参与中接受教育，不断提升市民的文明素质和道德水平，规范市民行为。

（三）建章立制跟上，力求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相辅相成

提升市民素质、提高城市文明程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靠教育、宣传、监督，也要靠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来约束。一是健全组织领导体制。充分发挥党委、政府的组织职能和文明办的协调作用，建立健全以市区为主体，以市文明委成员单位、各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各司其职、相互协同的联动机制；指标量化、结构科学的评价机制，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共同参与市民文明素质教育，形成齐抓共管、整体推进、稳步攀升的工作态势。二是完善城市管理长效机制。采取法律手段与行政手段相结合，综合管理与部门管理相结合，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日常管理与集中管理相结合等办法，开展专项整治，积极探索城市环境卫生、交通秩序、城市绿化等全方位的长效管理机制。建立义务管理员队伍，协助管理、宣传和督查，强化市民文明意识，规范市民行为习惯。三是完善惩处工作机制。坚持惩罚与教育并重的原则，尽快出台处罚不文明行为的有关规定及办法，明确具体操作部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创新处罚方式，采取经济处罚与体力劳动处罚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两方面处罚手段确保处罚执行的顺利进行，对违章者起到警示和教育作用。同时，建立不文明行为档案，将不文明行为记录在案，以发挥有效的惩戒作用，把公民道德规范变为市民的自律要求。

第三篇：浅论“法治”与“法律权威”

[内容摘要]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提到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党的十六大坚持了法治建设的方针路线。笔者认为，进行法治建设就必须对法治，尤其是当代意义上的法治的基本精神有所认识，同时，笔者认为，建设法治就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而法律有权威本身就是对法治建设的保障，因此，本文尝试着从对“法治”和“法律权威”的阐释分析中，找到二者的契合点，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进行一番理论探索。

[关键词] 法治、法律权威、亚里士多德、通性

法治是法律史上的一个经典概念，蕴涵隽永，然幽昧经年，即便在标榜法治传统的西方亦不曾有过一个公认的定义。一百个法学家恐怕就有对“法治”的一百种解释。法治何以成为法学家乃至普通民众关注的热点，我想，正在于法治不光是现实中法律的实践，更承载着人们对良好有序的社会生活状态的追求，以及对法律应然状态的思考。

另一方面，法治若要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首先，它的内在基础——法律规范，必须是有权威的，法律若无权威，等于没有法律，甚至比没有法律更加糟糕，因为那意味着法律的尊严正在遭受践踏和蹂躏。没有人会服从会信任没有威势的法律，则更谈不上法治。因此，当法治观念渐入人心，让我们高扬法治旗帜，将其上升为治国方略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平心静气的想一想：法治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法治的内核和通性是什么？以及法律何以值得人们普遍服从？法律凭什么是权威的？法律的权威于法治有何意义？通过这些思考，或许有助于准确把握当前我国朝向法治的各种努力的历史与逻辑定位以及所处语境的特殊性，从而使我们的法治理论和实践皆有一个良好的起步。

一.什么是“法治”

“法治”，首先是一个历史概念，或者说，法治应该首先被看作人类的一项历史成就。如同“宪政”、“司法”等法律概念一样，“法治”也有自己的历史渊源，亦即是说，在不同历史阶段，在古今中外，“法治”有其不同层次的内涵表现。

在我国，“法治”一词为汉语所固有，源于春秋时期的儒法之争。在对待用什么理念治理国家时，儒家主张人治，即通过道德礼仪去感化人，国家的治理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德行去实现，而不能通过刑罚。因为那只会败坏人的品行，使之行为更加恶劣。儒家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与之相反，法家把法律看成“尺寸”、“绳墨”、“规矩”，主张用法律（主要指刑罚）来治理国家，让民众畏惧刑罚，从而指引民众的行为而不出格。“无规矩则不成方圆”，法家认为，“圣人之治国，不能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因而，要“不务德而务法”，实行法治。

综观古代中国法律发展的历史，“法治”扮演的是与“人治”相对应的角色，其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法治”的主要品质是国家治理的工具，意即代表神意的天子用法律（刑罚）治理国家，在法律之上的是天子，是人，因此从根本上看亦然是“少数人之治”的人治。

第二，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不管是“德治”还是“法治”，其根本是要产生并置于统治阶级的意志之下，二者只是服务于天子的工具，而不可能真正做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

因此，“法治”在古代中国，其通意是指，以天子为核心的封建贵族阶级用掌握在其手中的法律，谕令等具有强制性的工具去统治国家及臣民，实现少数人意志的一种状态。

现代意义的“法治”之意，起源于西方。追寻法治的源头，应该从亚里士多德说起。在《政治学》里，他说：“若要由法律来统治，即是说要求由神明和理智来统治；若要求由一个人来统治，便不异于引狼入室。”这段话是针对他的老师柏拉图的治国理念提出的反驳。柏拉图认为，除非由哲学家成为国王，人类将永无宁日。他在其代表作《理想国》中力主“贤人政治”，极为蔑视法律的作用，认为不应将许多法律条文强加于“优秀的人”，如果需要什么规则，他们自己会发现的。只是在他的“贤人政治”的理想国方案失败后，他才在自己晚期著作中将法律成为“第二位最好的”，即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亚里士多德反驳道，“人类的情欲如同野兽，虽至圣大贤也会让强烈的情感引入歧途。惟法律拥有理智而免除情欲。”即是说，人治使政治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因为一般人总不能消除兽欲。虽最好的贤人也难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时引起偏见。同时，他还主张，“法律的确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这些原可留待人们去审议。主张法治的人不想抹杀人们的智虑。他们就认为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

亚里士多德的这些关于“法治”的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国家的治理应该依托法律而非“贤人”，“人治”应该只是辅助和补充而非主导。他的这一主张，把“法治”和“人治”有机结合了起来，避免了“法律绝对论”和“法律万能论”的出现。

第二，法治之下的人治也该是“众人之治”，不是“多数人之治”，更不是“少数人之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执政的偏见”，同时法律要体现众人的意志，因为“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和理智的体现。”因此，他主张，即便是一个才德最高的人作为统治者的国家中，“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权威的问题上才可让个人运用其才智。”与古代中国相对比，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的权威源于众人的意志，并且民众必须服从法律，统治者从大处看是被纳入众人的意志下，在法律的规定范围内对民众发号施令，而古代中国,法律的权威建立在统治者的暴力之上,法的君主是天子,因此前者是从“法”为中心的国家治理，后者是以为中心的“法治”。在这些思想、主张为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法治论的第一个经典性论述，“法治应当优于人治”，即法治的定义是“众人之治”，进而，他提出，“法治应

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这两个论述，在法治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是法治论的源头。在某种意义上，后人的研究皆脱根于此，而与之背道而弛的，必是对法治的错解。可谓源与流、根与枝的关系。

在对亚里士多德的这段经典发展完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对法治内涵的认识：

第一，古罗马时期，西方的法治概念是以罗马法和诺曼法的历史文本为基础的。与其他法律传统形成鲜明对照并饶有趣味的是，罗马人和诺曼人乃是以那些重视操作而非耽于理想的法律实践者的视角和需要出发而走近法治的。在查士丁尼《国法大全》中，体现了对这样一种信念的强烈承诺：由法律而不是由专横的权力来提供私人纠纷解决方案的语境地，“万民……皆受法律和习惯的统治。”这确认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理念：政治社会应该是一个法律社会。同样，诺曼人的法律制度也表现出对法治原则的喜好。1187年格兰维尔在总结亨利二世的法律变革时，以令状形式界定王室的司法管辖权的同时限制了这种管辖权，使“令状统治”富有法治的意味。70年后，布莱克顿在《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一书中，提出，国王有义务服从法律，因为国王处在上帝和法律之下。不是国王创造法律而是法律造就国王。

第二，欧洲中世纪时期。罗马人和诺曼人，丰富的法律语言和辉煌的司法成就不仅铸入中世纪欧洲教会法和世俗法的辉宏体系，而且被用来继续锻造关于法治的理想、原则和规则。

首先，教会和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司法管辖权关系的构造和维系必须而且只能诉诸法律的权威。教俗两种权力要想“和平共处”，只能通过对法治的共同承认，承认法律高于它们。

其次，在教会体系内部，教会法学院描述道：“教会是一个法治国，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度”，因为“仁慈的上帝掌管着一个依照法律来统治的世界，赏罚分明。”《萨克森明镜》明示：“上帝自身即是法律，故法律为上帝所钟爱。”据此，人人有权利抵御国王的法官的违法判决。

这一时期的法治观念，对近代的当代资产阶级法治观产生了如下影响：

其一是法律至上。不管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应该置身于法律的统治下。

其二是权力的制衡与分立。虽然这个时候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主要是就同一地域内不同的政治实体而非同一政治实体内各部分的关系而言的，但权力由此而分立，并发展出一套分权制衡的法律规则。更为重要的是，分权制衡及其规则有效地将权力的存在和运作置于法律之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世把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立制衡当做法治的基本要求，甚至等同于法治本身。

第三，近代及当代的主要法治认识。19世纪的英国法学家戴雪通常被子视为近代西方法治理论的奠基人。他以已有的法治经验及体验为根据，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法治概念。他指出，“法治”应该有三层含义：

首先，法治意味着，与专横权力的影响相对，人人皆受法律统治而不受任性统治。

其次，法治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人人皆须平等的服从普通法律和法院的管辖，无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再次，个人权利乃是法律之来源而非法律之结果，亦即，对个人自由与尊严的承认与保护应当在法律中得到充分体现，成为法律的内核和品质。

综观西方法治的演化史，我们可以从中大体总结出“法治“的一般概念为，法治是良好的法律及其体系制度在社会生活中调协、管理各个独立人以及各个不同的势力的运作状态，它既是动态概念，又是静态概念。

同时，我们可以从上述分析中，归纳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品质，我称之为法治的要素或通性。

二．法治的通性

法治的通性，即法治的通常属性，是从法治经验和实践中抽括出来的法治应有的基本要素，是法律的特定品德的体现。

我们可以说法律具有强制性、规范性，这是法律与道德、宗教、政策相区别的一般特征，是法律之为法律的缘由。但是，不是所有的法律制度都具备法治这个特定品德。我们可以说我们需要法律，但这并不必然代表我们需要法治。

柏拉图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就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坚持人治。作为制度品德，法治相当于古人所说的“使法必行之法”。它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也不是凭靠严格执法或“一断于法”就可以实现的。应该把遵循法律与遵循法治严格的区分开来。

因此，真正的法治就应该是其法律制度具备以下三个具体的特定品德，而也正是这些通性使法治成为必然之治。

1． 普遍的法律——法治的前提

法律的普遍性是指法律要有统一性，法律规范的制作、适用要有一般性。基于法律不可能包罗、涵盖所有情形，因此不能一事一法、一事一例。所以应该用高度抽象的技术手段提高规则调整的普遍程度。在现代法律中，作为母法、根本法的宪法在原则和规则的表述上尤其必须具备高度的抽象性、一般性，不能因事立法，因人设制。

另一方面，法规的使用在相同的情况必须得到相同的对待，如果一项命令：“为本法20条所管辖的一切人不得进入赌场”，那么，它就必须适用于受20条管辖的一切人和赌场，不能有特别的人和赌场享受特权。即是说，法律应该使用于普遍人，实现条文上的人人平等。

再者，法律制度应该具备统一性。此乃古人所谓“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在此意义上，一国可以有两制或多制，但不能有两法或多法。一国之内可以有属于不同法系、不同语言、不同渊源、乃至不同政治性质的法律制度。但是，这些不同的法律制度在法理上严格说来都应该看作一法之下的两制或多制。

所以，一个相对成熟的法律体系是法治的前提，无论它是以法典为主导，还是以判例为主导。

2．法律为公众所知晓，同时为公众所遵循——“良法”的必备要件

富勒指出，“为了让规则的接受者知道他们被命令去做什么，命令必须是公开的、协调的、不矛盾的、清楚得足以明白的，而且不能改变过快；为了规则的接受者去做他们被命令去做的事情，命令必须是可预期的、不相矛盾或抵触的，并且在物理上、精神上或环境上不是对被命令的人来讲不可能遵循。”

具体分析说来，首先，法律必须是“公布”的，这是法律可循的前提。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将法律藏于官府的做法只会导致权势者借助法律的“神秘感”行人治之实。因此，法治的一个要素，必然是法律向公众公布，昭示天下，让民众知晓其内容，知道他们行为的指导要求，哪怕“百人里仅有一人去了解公布的法律，也足以说明法律必须公布。”此外，法律必须公布，晓之以民众还有两个原因：其一，人们通常不是因为直接了解法律而是因为仿效了解法律者的行为样式而守法，故少数人的法律知识可以间接的影响许多人的行为；其二，法律只有公布后才能由公众评价并约束其行为。正所谓“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乱法者也。”

其次，法律可被遵循还应具备以下品质：

第一，法律必须明确，无内在矛盾。知晓是遵循的前提，然则，法律本身的严密性是法律可依以及按照法律的要求正确行事的内在要求。否则就会“知而无所从”，其实质是对法治的破坏。法律明确是让受众正确认识和理解法律，法律无内在矛盾，则要求法律条文本身不自相矛盾以及几个法律之间应该尽量避免相互冲突。对于后者，公认的解决之道有诸如，“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基本法优于派生法”等处理原则。

第二，法律稳定。这并不是否定法律应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动，及时的废，改，立。而是指频繁改变法律，会使民众感到难以学习和遵守。一方面破坏法律所应有的确定性、可预期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则会造成社会的权势者通过法律侵害私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尤其是保持宪法的稳定对于一国的法治至关重要。

第三，法律可预期。即法律应不可溯及既往。因为，法律如果溯及既往，则意味着，你今天吃饭的行为至少在理论上存在着在某一天被法律规定为非法行径的危险。那么你还敢不敢再吃饭了？没有人能遵循溯及既往的法律，因其行动时该项法律并不存在。因此规则之存在须在时间上先于按规则审判的行为。

法律可预期性是支撑法治价值的一个较为关键的要素。如前所述，溯及既往必然会大破已然事实的时空性，导致秩序的颠覆。这显然与法治相违背。这样的法律也难逃“恶法”的罪名。因此，既不能制定也不能使用溯及既往的法律。即使不得不为，亦要慎重而为，不能违背法治之基本精神。

第四，法律本身应尽量正义以及切合实际。非正义的法律是否是法律，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恶法”必不是构成法治的法律。因此，基于少数人意志的法律不是良好的法律，或者由少数人制定的代表大多数人意志的法律才是良法。

另一方面，法律的时效性要求法律必须与时俱进。一部法律在此时可能是“良好的”，但在彼时，它就可能演化为“恶劣的”。比如，国务院颁布的收容条例，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于现今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已经显现出了巨大的不适应，最终因孙志刚事件引发全国的广泛声讨而终被废止。可以说，废止本身就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胜利。

此外，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良好的法律必须为众人所服从，所切实执行。正如前述，需要法制，不等于必然需要法治，众人不按良法的要求去做，良法就只能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因此，法律能有效的被遵循就要求法律必须有权威。

3．法律是有权威的——法治实现的保障

任何社会里的法律皆有权威，但权威的建立却可能是通过众人的心悦诚服，也可能是统治者的暴力为之。另一方面，权威的层次亦可高低，法律权威的地位应处几何，是高于诸如政府在内的各种势力还是低于某种势力。基于此的权威于法治有何意义，将在下面专门论述。

三．法治所要求的法律权威

显而易见，基于法治的要求，法律权威的建立应该体现其正义性，这是其内在要求。这一点主要表现为：

第一，自然法的观念与传统是法律权威的重要理念基础。自然法是西方历史上经久不衰的一种思想传统，它通常是指人类所共有的一整套权利和正义，往往与国家的“成文法”相对照。考文教授十分经典的概括了自然法的思想：“有某些关于权利和正义的特定原则，它们凭着自身内在的优越性而值得普遍遵行全然不用顾及那些支配共同体物质资源的人们的态度。这些原则并不是由人制定的；实际上，如果说它们不是先于神而存在的话，那么他们仍然表达了神的本性并以此来约束和控制神。它们存在于所有意志之外，但与理性本身却互相渗透融通。它们是永恒不变的。”而人定法基于人的理性限制以及社会的变化发展，总会有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甚至不可调和的时候。因此，人们需要一种“永恒的”实在进行裁判。如果一部法律能基于这些自然法的先验规则制定，那无疑会受到人们的追捧。其中，诸如平等、自由、独立、尊严等理念正是自然法的组成。

第二，人们对法律、对法治的需要，从人性论的角度看，正是基于“人性恶”的预设。简单的说就是，人是靠不住的，人治是危险的。这既可能是一种事实判断，亦可能仅仅是一种假设。基于恶的、悲观的估计，使人们对统治者心存不信任，对其权力的膨胀和腐败有着深刻的警惕，由此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权力制衡机制，要求政府置自身于代表众人意志的法律之下，从而树立法律高于政府的权威。

第三，法治的功能是决定法律权威的内在要求。法治应该是工具价值与实体价值的结合。

对于法治的工具价值，在波斯纳看来，其一，法治首先是法律秩序的一种管理功能，是一种程序框架，通过这种框架，法律结果更容易识别并用于取得其他政治目的的计算；其二，在维护法律秩序稳定的意义上，法治是一种“公共的善”。

只有法律能够切实的实现独立人、势力的权利，保证其履行义务，这样，法治才不会成为一种“道德”的号召。

在莱兹看来，法治还应具备如下实体价值：

其一，法治能够抑制专横的权力。

其二，法治使法律自身成为一个人计划的一个稳定、可靠的基础，即实现个人的自由。

其三，如果法律是尊重人类尊严的，那么就有必要谨循法治。尊重人意味着把人作为有能力计划和规设自己未来的个体来对待，因此，尊重人包括尊重他们的自治，尊重他们控制自己未来的权利。

莱兹把人的自由和尊严看作是法治的内核，事实的确

如此，法治的终极目标其实是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在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环境下有序的存在，因此，法治理当以人为本。我国刚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尊重人权写入宪法，正是传达了这样的一个信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依然要尊重人的基本权利。

在此意义上，法律的权威源于对自然法规则的趋近，对其它威势的制衡，对人的尊重。反过来，法律的权威也成为“法治”的应有之义是不能缺少的要素。

此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法律权威的建立必须具有两个外部条件。其一，必须有国家的强制力做保证。正如莱兹所说，“设若法治不过是良法之治，那么，在阐释法治的性质就是提出一套完整的社会哲学。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法治这个词汇就会缺乏任何有用的功能。我们无需仅为昭示笃信善良当居优势而皈依法治。”因此，罗尔斯强调，“法律制度是公共规则的一种强制秩序。”；其二，就是要求按法律的规定严格行事。法律的正义、公平，归根到底要靠法律的实践，人的执法，守法来边为现实。如果当事人感受不到法律的公正，那么法律的权威岂不就是纸上谈兵，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法律权威是法治的内在应有品德，是实现法治的保障，同时，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不仅是法治追求的目标，甚至其追求过程就是动态的法治表现，其结果正是静态的法治之体现。

四．结语

法治之所以是法学上的奇葩，其魅力所在正是它自身本就是充满悖论和陷阱，任何对它的解释，天然的就存在模糊与含混之处。

比如，纵观古今西方法治发展对法治都力图做到某种超然，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法律应体现众人之意志，法律应高于一切实体。但是，法律的制定只可能是由少数人制定，按阶级意志论，法律只能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同时，要把法律置于统治者之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另外，既然法律是“众人之意志体现”，那么为什么还要借助统治者的强力对它进行保障和强制施行，要求众人遵守？

其实，这样的矛盾不一而足的充斥于法治本身。

对此，莱兹认为，由于法律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某些模糊之处，完全符合法治是不可能的；由于某些受控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尚受青睐，最大限度地符合法治也是不受欢迎的。因此，符合法治只能是一个度的问题。

这一点对我们解决党与法的关系，以及如何把握法治的程度提供了借鉴。

党的领导最基本之处是执政，因此我国的依法治国就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因此，法律是党的意志的体现。按照前述法治的“众人之治”原则，党应该把自己的行为置身于法律之下，因为，法律本就是党的意志体现，严格依法办事，作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则必然会树立法的权威，同时，在完善法制建设时，法律应该尽可能广泛的囊括对民众的权利义务的设置，这也是我们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党性所要求的，也只有在法律里体现对人民的关爱，法律才会成为“良法”，党才能真正作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另一方面，基于法治的“度”的问题，我们不能排斥除法律外的政策、政令等其他规范，因为这本身就是“法律万能论”的错误表现。因此，在我们的法制没有尽善尽美的今天，我们依然有必要以政策和政令为治国手段的补充，既不能“以党代法”，更不能“以法代党”。两者本就该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法治的争论还会继续，让我们在把握现代意义的法治的一般要义的基础上，果敢的扬帆起航，在探索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勇敢前进！

[参考文献]

1．《法律与权利》 高志明主编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3年

2.《依法治国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张文显 《法理学论丛》第三卷 法律出版社 2002年

3．《法律权威论》 刘 杨 《法理学论丛》第三卷 法律出版社 2002年

4．《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 夏勇 2001年

5．《“法制”、“法治”、“人治”的词义分析》 沈宗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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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上海市民住房需求调查问卷

上海统计--申请民意调查

上海市市民住房需求调查（已结束）

参与本次调查，将有机会获取价值50元的小礼品。获奖名单在上海统计网公布，并通过电子邮件进行通知。

1.您最近一年是否在上海居住？ 是

否 2.您是否有上海户籍？

是

否 3.若您尚无上海户籍，您来沪生活多少年：

1.不到1年

2.1-3年

3.3-5年

4.5-10年及以上

4.目前您每月住房支出（租金、还贷等）约为

1.500元及以下

2.500-1000元

3.1000－3000元

4.3000-5000元 5.5000-8000元

6.8000元以上

7.无支出 5.您最近有无在上海的购房计划：

1.无购房计划

2．1年内

3.2-3年 4.3年以后

5.有想法，但不确定时间

6.若有购房计划，最主要目的是：

1.购置婚房，成家立业 2.改善现有居住条件 3.为父母购房 4.为子女购房

5.投资升值

6.其它 7.若无购房计划，最主要原因是：

1.目前居住条件较好，购房需求不迫切 2.房价过高，难以承受首付 3.房价过高，未来升值潜力不大

4.贷款压力大，影响正常生活

5.租房更经济实惠

6.盼望通过各类保障性住房政策解决 7.有可能离开上海去其他城市发展

8.其他(请注明)8.对于上海计划出台的公共租赁房政策，您有何看法（可多选）

1.希望所在单位自建面向职工的公租房

2.建议多造农民工公寓，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公租房

3.建议在生活便利、公共交通沿线区域发展公租赁房

4.希望公租房价格比市场租赁房优惠

5.建议在配套成熟的普通商品住房小区中配建公共租赁住房 6.希望可使用公积金支付公租房租金

基本情况

1.您的出生年份是： 请选择 1910 1911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年（中奖后，凭身份证核对出生年份领奖）2.参加工作的年数

1.不到5年

2.5-10年

3.10-20年

4.20年以上

5.尚未工作 3.您的文化程度

1.小学及以下 2.初中 3.高中（含中专、技校）4.大专 5.本科及以上 4.您的工作单位性质

1.国家机关、行政事业单位 2.国有企业

3.私营企业 4.外资或中外合资企业 5.社会组织机构

6.个体工商户 7.自由职业 8.其他

5.您的职业是： 请选择 1.管理人员（总经理、厂长、副总、车间主任、部门经理等）2.专业技术、科研人员（具有工程师、会计师等职称）3.公司职员、办事人员等 4.商业、服务业人员（商场、餐饮、快递、物业、家政等人员）5.生产、建筑、运输等操作人员（司机、建筑工人、流水线工人等）6.在校学生 7.自由职业 8.失业、待业 9.离退休人员

其他（请注明）

6.您家庭2009年全年总收入（居住在上海的家庭成员的收入总和，包括工资、奖金和各种经营收入等）约为

1.2万元以下

2.2-5万元

3.5-10万元

4.10万元-15万元

5.15-20万元

6.20万元及以上

如需参加抽奖，并接收中奖通知，请留下您的EMAIL： 上海市民住房需求调查（共1527人参与）[已结束] 计划购房（共1119人）的主要目的

近期无购房计划（共408人）的主要原因

每月住房支出

房产新政下本市市民购房意愿调查报告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 2010-12-16 内容摘要：在中央密集实施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背景下，本市市民购房意向和需求如何？近期，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在“上海统计”及“中国上海”门户网站，就购房意愿、主要目的，以及对本市即将出台的公共租赁房政策的建议等内容开展了一次网上调查。调查显示，在房产宏观调控新政下，本市市民购房观望气氛仍浓，约半数受访者想购房，但近三年无计划。仅二成多受访者欲在三年内购房，改善型和安置型需求为主要动力；相对而言，中高收入者一年内和投资性购房比重较高。约四分之一受访者不打算购房，收入低、购房负担过重是主因。对于即将出台的公共租赁房，受访者最希望政府多提供生活便利、配套成熟的公租房。

去年年底以来，国务院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接连出台了“国四条”、“国十一条”、“新国十条”，直至今年9月出台“9.29”新政，以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在中央密集实施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背景下，本市市民购房意向和需求如何？近期，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在“上海统计”及“中国上海”门户网站开展了一次网上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购房意愿、主要目的，以及对本市即将出台的公共租赁房政策的建议等。调查显示，房产新政下，本市市民购房观望气氛仍浓，约半数受访者想购房，但近三年无计划。仅二成多受访者欲在三年内购房，改善型和安置型需求为主要动力；相对而言，中高收入者一年内和投资性购房比重较高。约四分之一受访者不打算购房，收入低、购房负担过重是主因。对于即将出台的公共租赁房政策，受访者最希望政府多提供生活便利、配套成熟的公共租赁房。

一、调查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采用网上调查，在“上海统计”和“中国上海”门户网站发布问卷，共收到回答问卷1523份，其中年龄在20～70岁之间、拥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具有一定家庭收入的受访者填写的问卷1460份，样本有效率达到95.9%。从受访者结构来看，一是年轻人较多，45岁以下占七成；二是高学历居多，大专及本科以上学历占近八成；三是家庭年收入5万元以上的占近三分之二，其中家庭年收入在5～10万元的约占三分之一（见表1）。受访者构成显示，参与此次网上调查的，主要是正值购房需求高峰期的，具有一定收入水平的中青年群体，他们的看法大致反映了本市市民主流购房意愿和需求。表１ 调查对象的基本分布 二、二成多受访者计划在三年内购房

调查显示，大部分市民有在本市购房的意愿，计划在未来3年内购房的占23.4%，其中意愿明确、计划一年内购房的占12.6%；而想要购房但近3年暂无计划的占50.7%；25.9%无购房计划。这表明，在目前宏观房市调控的大背景下，本市市民购房观望气氛仍浓。图1 受访者购房意愿 1、30岁以下和60岁以上受访者购房意愿较强

本市购房需求呈现年轻化和老龄化趋势。30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受访者购房意愿较为强烈，计划三年内购房的比重均在27%～28%（见图2）。

30岁以下人群，正值成家立业阶段，购房是他们面临的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因此购房意愿强

烈。其中，工作年限短、学历高、职业相对稳定者购房意愿更为强烈。调查显示，工作年限5年以下的年轻人中，有30.5%计划三年内购房，其中16.9%计划一年内购房；本科及以上学历者，近三分之一计划三年内购房，其中17.4%计划一年内购房；从事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工作者，有36.7%计划三年内购房，其中22%计划一年内购房。图2 各年龄段受访者计划三年内购房的比重

60岁以上受访者的购房意愿高且较为明确，有27.9%计划三年内购房，其中约20%计划一年内购房。这部分人群购房意愿强的主要原因与其适龄子女即将进入婚嫁阶段有关。

2、改善型或安家置业型的刚性需求超过七成

改善现有住房、安家置业等刚性需求是市民购房的主要动力。调查显示，计划三年内购房的受访者中，有44.2%是为了改善现有居住条件，31%是为了购置婚房、成家立业，两者合计为75.2%；14.3%是为子女购房，仅3.8%纯粹为投资升值购房（见图3）。这表明，改善现有住房条件，购置婚房、成家立业，以及为子女购房是购房的三大主因，市民购房刚性需求仍占主导地位。图3 计划三年内购房者的主要目的

3、不同年龄段群体的购房目的特征明显

计划三年内购房的受访者，除了改善居住条件这一普遍需求外，其购房目的呈现明显的年龄特征。45岁以下主要是购置婚房、成家立业，而45岁以上则偏向于为子女购房。调查显示，30岁以下，有63.9%是为了购置婚房、安家置业，其中八成表示计划一年内实现，其次有23.5%是为了改善现有住房条件；30～45岁，有55%是为了改善现有居住条件，其次有22.5%是为了购置婚房，成家立业；45～60岁，有52.9%是为了为改善现有居住条件，其次有35.7%是为子女购房；60岁及以上，有62.5%是为了改善现有居住条件，其次有20.8%是为子女购房。

4、中高收入家庭投资性和一年内购房比重相对较高

中高收入群体投资意愿和购房目的与一般收入家庭相比存在较明显的投资性和短期性倾向。家庭年收入20万元以上的受访者中计划三年内购房的，除了改善和置业需求，有14.3%是为了投资升值，投资性购房比重高出平均水平10.5百分点；且购房意愿更倾向于短期内实现。调查中，这部分群体中计划一年内购房的比重达21.8%，高出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虽然网上调查中由于各类收入群体的参与程度不均，中高收入群体参与度不高，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购房倾向。

三、约半数受访者在观望,另四分之一不打算购房

1、家庭年收入20万元以上的受访者近六成在观望

有50.7%的受访者表示有需求、但近三年无购房计划。这部分群体主要是目前已经具备一定的住房条件、拥有一定的积累，但在目前国家出台多项政策、加强房市调控的环境下，对于购房往往有等等看看的想法，希望房价有所下降时再出手。调查中，在工作年限在10～20年间和家庭年收入超过20万元的两类受访者中，观望心态较为普遍，表示想购房但近三年无计划的比重分别占到56%和58.2%。

2、不打算购房者，收入低、负担重是主因

有25.9%的受访者表示目前无购房计划。其中，有53.1%表示房价高、无力负担首付，17.5%表示还贷压力过重、影响正常生活。因此，对于大多数无计划购房者而言，面对房价高、负担重的现实，打消购房念头实属无奈之举。

调查中，约七成受访者每月需承担一定的住房开销（指租房、还贷等费用）,据估算，此次调查中，有住房支出的受访者家庭年均收入为8.88万元，月均住房支出为1986元，住房支出占家庭收入比重（简称“住房支出占比”）为26.8%。且住房支出占比随家庭年收入递减呈递增的趋势，年收入2万元以下的家庭，住房支出占比超过六成，大大高于平均水平（见图4）。2009年城镇住户调查显示，本市低收入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3%，据此测算，年收入2万元以下家庭，若存在住房支出，相当部分面临着收入不抵基本生活开销和住房开销之和的困境。因此，低收入家庭面对目前的高房价更无力承担。调查中，家庭年收入低于5万元的受访者中，近三成无购房计划；家庭年收入低于2万元的受访者中，四成无购房计划。图4 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住房支出占比情况

3、“以租代购”仍是解决住房问题的权益之计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调查中，仅有8人（占不打算购房者的2.7%）是出于“租房更经济实惠”而不打算购房；即使在30岁以下人群中，此比重也仅为4.5%。在长期以来形成的置业安家的住房观念下，以租代购目前只是市民解决住房问题的“权宜之计”。房价因素对投资投机性购房影响相对较小。调查中，仅有4.8%的受访者不购房是因为房价过高，升值潜力不大。

图5 不打算购房的主要原因

四、生活便利、配套成熟是低收入居民对公共租赁房的首要期待

收入低、无法承受目前高房价的人群迫切希望本市扩大保障性住房范围，尤其是早日实现公租

房的建设与分配，以改善居住条件。调查显示，在不打算购房的受访者中，有14%盼望通过各类保障性住房政策解决住房问题。其中，家庭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和60岁以上的受访者，由于通过提高收入增强购房能力的可能性较小，分别有36.6%和52.6%寄希望于保障性住房政策。他们对于本市即将推出的公共租赁房政策充满期待。受访者对如何使公租房更贴近百姓的实际需求，提出不少的意见和建议。其中，市民反映最为集中的是希望公租房的选址能考虑居住者日常生活便利，近六成受访者建议“在生活便利、公共交通沿线区域发展建设公租房”；约五成受访者希望“在配套成熟的普通商品住房小区中配建公租房”（见图6）。图6 对于建设发展公租房的建议和希望

在租金和费用方面，受访者一是希望租金低于市场价（48.4%），二是希望能支付方式更为灵活，可使用公积金支付（37.3%）。

第五篇：一次关于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调查

一、意识到法律对于自身工作的重要性，对法律知识有强烈的需求和渴望

二、基本认同普法对提高法律意识的意义

三、应加强法律知识的系统培训与学习，并将法律培训经常化、制度化

被调查者普遍认为，法律变化快，专业性强，数量多，单纯依靠自学还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因此，经常的、系统的培训和学习非常重要。调查结果显示，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法律知识来自于系统的学习和培训。有91.3%的人认为在行政学院或党校培训课程中设置法学专题有必要或很有必要。并有近一半（48.7%）的人希望法学课程内容占到全部培训内容的1/3以上。

四、领导干部普遍认为：法的生命在于法律被人们信赖，这既是法本身的要求也是提高政府官员法律意识重要途径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领导干部在学法的问题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领导干部学法的主动性不强，功利性明显，重实用轻理论，重法条轻法理。二是尽管普法教育对提高法律意识有意义，但大多数领导干部认为这些年来普法的效果不十分理想。三是尽管领导干部对法律学习的积极性很高，但与上级指示和政策的学习相比，法律学习仍处于次要地位。通过调查，我们发现，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有了加强和提高，法律正日益成为领导干部判断是非、行使权力、实施管理的重要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但另一方面，调查结果也显示出我国政府官员法律意识的现状不容乐观，对领导干部法律意识的培养途径和方式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提高领导班子干部依法执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能力。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和任务，首先就必须实现领导干部从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转变，全面提升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唯有如此，我国的法治方略才能得到实施，我们的民主才能真正得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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