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调查与思考对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调查与思考

第一篇：对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调查与思考对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调查与思考

对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调查与思考对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调查与思考

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就是指领导干部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的法律精神要素，是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重要内容。由于领导干部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处于“为首”的地位，其法律素质的状况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本文中笔者试图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状况进行评价和分析，为干部的法制教育和法律素质的提高尽些微绵之力。

为进行本项研究，我们将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分解为法律知识、法律评价、法律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四个方面，围绕这四个方面设计了包括29个封闭式问题的问卷，随后对某省的领导干部进行了抽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350份，收回251份，收回率71.7%.在收回的251份问卷中，地厅级干部34人，县处级干部59人，科局级干部158人，分别占被调查者的13.5%、23.5%和63%.一、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状况及特点

1.普遍认识到学法懂法的重要性，但知识准备不足。知识是素质的基础。领导干部法律知识的多寡，决定着其有无成熟的法律心理和观念，对法和法律现象有无正确的看法和评价，同时也是能否依法办事的重要条件。从调查情况看，当前领导干部已经充分认识到法律知识对于作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性，有94.8%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有必要把具备相应的法律素养作为任用干部的基本条件，而且几乎所有的被调查对象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学习过法律知识。多数被调查对象对有关法律法规内容的掌握还是比较准确的。这说明经过十几年的普法，干部的法律知识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是，调查中也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一，对“三五”普法规划中要求的领导干部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法律法规重视不够。被调查对象中，除宪法外，系统学习过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的不足一半，学习过行政复议条例（法）和国家赔偿法的甚至不及30%（分别为26%和20%），系统学习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仅有37%.调查中发现，有27%的领导干部竟没有学过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堪忧的现象。

第二，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不深入，对有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存在严重的偏差。例如，对于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样一个宪法常识问题，回答的正确率仅有56%，除了1.6%的人回答不知道外，有17.5%的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是地方各级党委的执行机关，25%的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就是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当问及是否学习过行政诉讼法时，有49%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但能正确回答出在行政诉讼中主要应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证据规则的人，却仅有15%.另外，不少领导干部对“行政执法”的内涵缺乏正确的认识，对检查、处罚这类限权或剥夺权利的行政行为认为是执法，而对为公民法人登记、发放抚恤金这类赋权的行为则有相当多的人不认为是行政执法。

以上情况表明，领导干部虽然充分认识到法律知识、法律素养在市场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性，但自身的知识准备不足，尤其是宪法、组织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处罚法等有关国家体制、法治原则、领导干部职权的产生、运作、界限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知识和素养严重缺乏，对宪法和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问题了解不够，把握不准。

2.法律意识有所提高，但观念尚显落后。法律意识是人们有关法和法律现象的心理、评价、观念的总和。法律观念是高层次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现存的法律规范、法律活动和法律关系等法律现象的概括、抽象和总结。正确的法律观念的形成会指导人们对法和法律现象作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评价和采取正确的态度，同时也会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封建传统法律心理。

调查显示，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和法制建设的实践，领导干部的法律心理渐趋成熟，在立法目的、守法的内涵等一些重要问题上，有了较为理性的认识。尤其在“民告官”这个较为敏感的问题上，有了一种平等、平和的诉讼心理。但就高层次的法律意识――法律观念来讲，调查所显示的情况还不是令人满意的。例如在权威观念上，仅有67.3%的人认为，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应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甚至还有8%的被调查者选择“法律的权威不能大于人的权威，尤其不能大于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这样一种人治论的观点。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上，只有41.8%的人回答是公民权利产生国家权力，而42.6%的人回答是国家权力产生公民权利，另有15.6%的人回答“不知道”。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以及“国家公务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律授予的”这样的法治观念在一些领导干部心目中还相当淡漠。有71.6%的被调查对象对“依法治国”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管理主义的水平，而对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是“依法治吏”采取认同态度的仅仅有25.9%.3.对实现法治国家寄予厚望，但对法制建设的现状评价不高。一个领导干部如何评价我国法治建设的现状和前景，这关系到他能否建立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定信念，这种信念又反过来影响他的法律观念和法律行为。因此，领导干部对法律现象的评价，应是其法律素质的重要内容。

调查资料显示，对我国依法治国的前景和现存法律制度的作用，被调查对象均作了较为肯定的评价，如在回答“您

注重法治精神、法治观念的培育，并且持之以恒，那么在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提高上就会事半功倍。

思考之二：对干部的法制教育是重“管理主义”还是重“控权主义”。现代法治是以法律对权力的限制、约束与规制为其逻辑起点的，没有对权力的一种制度化的理性约束与驾驭就很难有法治化。因此，法治的核心问题是控权，对干部的法制教育也不应该离开这个核心。在我国，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以控权主义为核心的法制教育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几千年来，我国一直是一个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大于法是中国典型的传统政治文化。由此产生法乃治民工具的认识和消极守法观念，也造就了一大批被动的法律承受者及一小撮滥用法律的特权阶层。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我们通过修宪，确立了权力须在宪法和法律控制之下运作的法治原则，但作为一种文化，尚未在人民心中扎根。本这次调查显示，相当多的领导干部还是在工具意义上看待法的价值和功能。对这样一种法律观，有学者称之为“管理主义法律观”。③这种观念的形成当然有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但是当前干部法制教育中没有突出“控权”这一建设法治国家的核心问题，也是造成“管理主义法律观”历经三五普法而“岿然不动”的重要原因。

思考之三：关于领导干部的法律信仰。这次调查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领导干部对法治的理性认识与在实践中坚持法治原则的坚定性之间的落差。我们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领导干部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有关。什么叫法律信仰？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现行法所持的一种尊重、信赖并积极认同的态度。法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规范，但仅靠国家强制力是不能实现法所蕴含的全部价值的。况且仅建立在强制力基础上的法其合理性和公正性也值得怀疑。国家强制力可以惩治不法，但无力塑造一种法治文化。真正能确立法律权威地位并保证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的，不在于国家强制力，而在于人们能理解并接受现行法律制度，在于人们对现行法的态度，“法若不被信仰，则形同虚设”④。有些干部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由于对法律缺乏应有的信仰，缺乏那种为法律而献身的精神，就很难顶住来自各方面尤其是上司的压力和干扰。可见，法律的至上权威，对宪法和法律的信仰还没有在领导干部心目中真正地树立起来。当前我国领导干部法律信仰失却的原因，据笔者调查中的体会有两个方面：其一，我国缺乏信仰法律的文化传统。在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以仁政为核心的德治等思想是占主导地位的，除一段短暂的秦代以外，法律只占辅助的地位。秦灭亡后，法律的繁苛被归结为其迅速灭亡的原因。所以在秦以后我国很少出现对法律依赖的思想。建国以后，由于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⑤等导师名言的极端崇拜和对旧法统的义愤，造成了长期的法律虚无主义。毛泽东同志甚至说：“法律那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⑥。在当时领袖对法律的蔑视所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其二，是现行法律运行中的缺陷。一方面，处在由传统体制向现代化过渡中的宪法和法律缺乏应有的稳定性，法律体系的内在矛盾消融其内在的公正与效率，立法技术的粗糙使法律形同政策，缺乏应有的操作程序使执法者无所适从⑦。信仰本来是对一种稳定的、内在合理性价值的尊重与信服，而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现状，使人们不由不对其神圣性产生怀疑。另一方面，现行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的不理想状态，也对人们的法律信仰产生了消极影响。可见，法治文化需要长期的实践来塑造，这就包括立法的规范化和执法严肃化，人们企盼着立法法和监督法的出台。

思考之四：关于干部法律素质与体制。具备了相应的法律知识和信仰，就一定能在实践中坚持法治原则吗？从调查的情况看，尚不尽然。调查结果还显示，领导干部们面对的问题越具体，其法治原则流失的越多。这种情况在基层，尤其是科局乡镇一级更为严重。这一级干部年青，其文化素质是比较高的。按一般规律而言，他们的思想中更少人治传统，而更多法治理念，对实现法治应有更强烈的渴望。但是，在权和法的较量中，他们表现的更易于放弃法治的原则而屈服于权势的压力。这是为什么呢？

如前所述，干部的法律素质是一种精神要素，其成长和发育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处在权力网络中的各级领导干部，其法律素质尤其是坚持法治原则的坚定性，往往被制度的不合理性所扭曲。王人博、程燎原两位先生指出：“任何法治观念在一定国家的传播及其对传统法观念的变革，都需要一种适当的制度模式和组织结构的支持”，“法治观的转变，必须以法律制度和组织结构的转换为依托；法律制度和组织结构的支持，是法观念变革与启蒙成功的条件。否则，那些具有合理性的新观念，只能被碰得头破血流”。⑧当我们透过上面的统计数字，把目光注视在体制层面时就会发现，官员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的选择既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无奈。何增科先生曾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基层政权体制存在的弊端：第一，上下级政权组织之间“一手乌纱帽，一手高指标”的压力型体制；第二，人事制度上各级领导干部事实上的任命制；第三，财政体制上的权能脱节；第四，领导机关（党委）、执行机关（政府）和监督机关（人大、政协、监察、检察）之间权力和责任配置不平衡，等等。⑨在这样一种体制中，有些领导干部唯上是从，唯权是崇，地方保护，藐视法律，滥用职权就不足为怪了。尤其当屈从于权力可以获得更大利益，起码是避免更大损失的时候，法治信仰、法治原则都会在这种选择面前低下高贵的头。看来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不仅仅是个教育问题，以权力配置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对干部的法律素质发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以崇尚权力为导向的政治体制是抑制法治精神张扬，影响干部法律素质提高的主要原因。

近些年来，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问题已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三个五年普法规划中对领导干部法律素质提出的要求自不待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讲座更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但是，我们切不可忽视了以法治为取向

第二篇：对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调查与思考对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调查与思考

对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调查与思考对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调查与思考

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就是指领导干部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的法律精神要素，是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重要内容。由于领导干部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处于“为首”的地位，其法律素质的状况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本文中笔者试图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领导干部的法律

素质状况进行评价和分析，为干部的法制教育和法律素质的提高尽些微绵之力。为进行本项研究，我们将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分解为法律知识、法律评价、法律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四个方面，围绕这四个方面设计了包括29个封闭式问题的问卷，随后对某省的领导干部进行了抽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350份，收回251份，收回率71.7.在收回的251份问卷中，地厅级干部34人，县处级干部59人，科局级干部158人，分别占被调查者的13.5、23.5和63.一、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状况及特点

1.普遍认识到学法懂法的重要性，但知识准备不足。知识是素质的基础。领导干部法律知识的多寡，决定着其有无成熟的法律心理和观念，对法和法律现象有无正确的看法和评价，同时也是能否依法办事的重要条件。从调查情况看，当前领导干部已经充分认识到法律知识对于作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性，有94.8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有必要把具备相应的法律素养作为任用干部的基本条件，而且几乎所有的被调查对象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学习过法律知识。多数被调查对象对有关法律法规内容的掌握还是比较准确的。这说明经过十几年的普法，干部的法律知识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是，调查中也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一，对“三五”普法规划中要求的领导干部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法律法规重视不够。被调查对象中，除宪法外，系统学习过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的不足一半，学习过行政复议条例（法）和国家赔偿法的甚至不及30（分别为26和20），系统学习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仅有37.调查中发现，有27的领导干部竟没有学过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堪忧的现象。

第二，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不深入，对有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存在严重的偏差。例如，对于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样一个宪法常识问题，回答的正确率仅有56，除了1.6的人回答不知道外，有17.5的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是地方各级党委的执行机关，25的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就是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当问及是否学习过行政诉讼法时，有49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但能正确回答出在行政诉讼中主要应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证据规则的人，却仅有15.另外，不少领导干部对“行政执法”的内涵缺乏正确的认识，对检查、处罚这类限权或剥夺权利的行政行为认为是执法，而对为公民法人登记、发放抚恤金这类赋权的行为则有相当多的人不认为是行政执法。

以上情况表明，领导干部虽然充分认识到法律知识、法律素养在市场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性，但自身的知识准备不足，尤其是宪法、组织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处罚法等有关国家体制、法治原则、领导干部职权的产生、运作、界限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知识和素养严重缺乏，对宪法和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问题了解不够，把握不准。

2.法律意识有所提高，但观念尚显落后。法律意识是人们有关法和法律现象的心理、评价、观念的总和。法律观念是高层次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现存的法律规范、法律活动和法律关系等法律现象的概括、抽象和总结。正确的法律观念的形成会指导人们对法和法律现象作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评价和采取正确的态度，同时也会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封建传统法律心理。

调查显示，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和法制建设的实践，领导干部的法律心理渐趋成熟，在立法目的、守法的内涵等一些重要问题上，有了较为理性的认识。尤其在“民告官”这个较为敏感的问题上，有了一种平等、平和的诉讼心理。但就高层次的法律意识――法律观念来讲，调查所显示的情况还不是令人满意的。例如在权威观念上，仅有67.3的人认为，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应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甚至还有8的被调查者选择“法律的权威不能大于人的权威，尤其不能大于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这样一种人治论的观点。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上，只有41.8的人回答是公民权利产生国家权力，而42.6的人回答是国家权力产生公民权利，另有15.6的人回答“不知道”。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以及“国家公务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律授予的”这样的法治观念在一些领导干部心目中还相当淡漠。有71.6的被调查对象对“依法治国”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管理主义的水平，而对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是“依法治吏”采取认同态度的仅仅有25.9.3.对实现法治国家寄予厚望，但对法

制建设的现状评价不高。一个领导干部如何评价我国法治建设的现状和前景，这关系到他能否建立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定信念，这种信念又反过来影响他的法律观念和法律行为。因此，领导干部对法律现象的评价，应是其法律素质的重要内容。

调查资料显示，对我国依法治国的前景和现存法律制度的作用，被调查对象均作了较为肯定的评价，如在回答“

您对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景有何看法？”这一问题时，只有10.4的人选择了根本实现不了或说不清楚，其余89.6人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在回答“您认为现存的法律制度对国家的稳定和社会发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一问题时，选择否定性评价的仅有4.8，其余95.2的人作出了较为肯定的评价。但同时，调查对象也看到了我国法治建设的艰巨性。在回答上面第一问题时，仅有3.6的人认为我国的法治国家目标会很快实现，而86的人则认为虽然能够实现，但很艰难。在回答上面第二个问题时，只有48.6的人认为，我国现存的法律制度，对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另有46.6的人认为，虽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作用不大。作出这样的评价，主要由于被调查对象对目前的执法现状不满。例如，只有21.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实践中一个行政执法案件能够以法定程序公正解决，另外的近80的可能性不是权压了法就是钱买了法，而且，有51.8的人认为权力对公正执法的干扰最大。可见，现实生活中尚存在的权大于法、以权压法和权钱交易现象，不仅亵渎了宪法和法律的尊严，破坏了法制的统一，而且还会对人们的法治观念和法治信仰的形成产生极为消极影响。

4.对法的公正价值有了深刻认识，但尚需树立信仰。法的根本价值在于公正，而公正价值的实现又有赖于实施法律的人们对这一价值的认识和信仰。对于领导干部而言，依法办事，公正执法不仅需要知识、观念，更需要信仰。信仰不仅是领导干部法律素质中内潜素质①的重要内容，也是领导干部法律知识、意识、观念表现为外显素质的桥梁。

从调查统计的情况看，绝大多数被调查对象对社会主义法的公正表示信服和尊重，对法的内在价值有了深刻的认识。如当问到“您遵守法律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时，有83.2的被调查对象选择了“公正的法律即可以创造一种公平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个人的发展”。在问到“对要求领导干部严格依法办事有什么想法”时，有73.3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我赞成依法办事，并在工作中坚持依法办事”。可见，依法办事作为现代政府（广义上的）的工作原则，已为大多数领导干部所接受。但是，这一比例比认识到法的公正性的比例却低了近10个百分点。在问到“您处理违法行为时，您的上司来电话说情，这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表示能继续坚持依法办事的比例进一步降低为66.1.比表示在工作中坚持依法办事的比率又下降了7.2个百分点。准备迎合领导意图或为了给领导个面子而办事时而违心地打点折扣的占到了被调查对象的33.9.这种情况说明，作为执法者的领导干部，如果没有信仰的支持，一遇到权势的压力或与个人利益、地方利益发生矛盾时，其执法的坚定性将大打折扣。同时也说明，目前严重存在的以权压法、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等，对法律的公正实施和领导干部法律信仰的建立产生着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

5.提高干部法律素质任重道远，而基层任务更重。

本次调查显示，被调查对象中三级干部的法律素质呈现从地厅、县处到科局逐级下降的特点。例如在法律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和重视程度方面，系统学习过宪法的比率，地厅级是85，县处级是90，科局级仅有65；系统学习过民法通则的分别是56、49和36；系统学习过行政诉讼法的分别是68、47和44；系统学习过行政处罚法的分别是59、47和39.正是由于知识的不足，对法律问题的把握也存在着类似差别。例如，在回答“什么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时，地厅、县处、科局三级干部的正确率分别为91、86.4和78.5.在回答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时，三级干部的正确率分别为23.5、17和12.7.对当前执法现状的评价，基层干部显然要悲观得多。在有关法律的信仰和依法办事的坚定性方面，干部级别越低，赞成并坚持依法办事的比例越低；在遇到权势的压力时，而准备放弃法律原则迎合领导意图的比例却越高，在科局级干部中，这个比率竟高达41.1.看来，基层领导干部不仅法律知识较为欠缺，法律观念仍显陈旧，而且，由于其在权力结构中处在较低的地位，在权和法的冲突中，更易于屈从于权势的压力。

几点思考

从上面的调查统计资料可以看出，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还远远不能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要求。这种状况不能不使人对当前的领导干部法律素质问题做更深层的思考。

思考之一：干部法制教育的重点是知识还是观念。当前，领导干部学习法律知识的热情是空前的，这一点从上至最高领导机关的法律知识讲座，下至基层的学法规划即可见之一斑。但是，十几年的普法过后，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法律观念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存在着许多错误认识。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干部的法制教育如何定位？即干部法制教育的重点知识还是观念？笔者认为，知识的学习固然重要，但是通过学习法律知识，领会法治的精义，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法治观，则是提高干部法律素质的关键。大量的现代实证研究表明，想通过法制教育使大多数官员都达到具有很全面的法律知识的程度，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现代国家中都尚无先例。这主要是因为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发达的分工基础上的，由于生活节奏加快，管理范围的拓展，使官员们无暇深入研讨汗牛充栋的法律文献和考察法制的运转。他们宁愿以交换的方式换取法律方面的咨询和代理而不愿投入更多的精力去从事全面、深入的法律认知。这种事实表明，在干部法制教育中，要想通过短暂的学习使他们全面地获得系统的法律知识实属不易。“努力向公众传播新的权利义务观念和法律的基本原理和精神，似乎比向他们灌输大量的法律条文更容易收到预期效果”。②从不少的普法文件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法制教育机构还没有树立明确的法治精神导向意识。如果我们的法制教育、法制宣传能够在普及知识的同时，更注重法治精神、法治观念的培育，并且持之以恒，那么在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提高上就会事半功倍。

思考之二：对干部的法制教育是重“管理主义”还是重“控权主义”。现代法治是以法律对权力的限制、约束与规制为其逻辑起点的，没有对权力的一种制度化的理性约束与驾驭就很难有法治化。因此，法治的核心问题是控权，对干部的法制教育也不应该离开这个核心。在我国，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以控权主义为核心的法制教育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几千年来，我国一直是一个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大于法是中国典型的传统政治文化。由此产生法乃治民工具的认识和消极守法观念，也造就了一大批被动的法律承受者及一小撮滥用法律的特权阶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我们通过修宪，确立了权力须在宪法和法律控制之下运作的法治原则，但作为一种文化，尚未在人民心中扎根。本这次调查显示，相当多的领导干部还是在工具意义上看待法的价值和功能。对这样一种法律观，有学者称之为“管理主义法律观”。③这种观念的形成当然有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但是当前干部法制教育中没有突出“控权”这一建设法治国家的核心问题，也是造成“管理主义法律观”历经三五普法而“岿然不动”的重要原因。

思考之三：关于领导干部的法律信仰。这次调查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领导干部对法治的理性认识与在实践中坚持法治原则的坚定性之间的落差。我们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领导干部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有关。什么叫法律信仰？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现行法所持的一种尊重、信赖并积极认同的态度。法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规范，但仅靠国家强制力是不能实现法所蕴含的全部价值的。况且仅建立在强制力基础上的法其合理性和公正性也值得怀疑。国家强制力可以惩治不法，但无力塑造一种法治文化。真正能确立法律权威地位并保证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的，不在于国家强制力，而在于人们能理解并接受现行法律制度，在于人们对现行法的态度，“法若不被信仰，则形同虚设”④。有些干部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由于对法律缺乏应有的信仰，缺乏那种为法律而献身的精神，就很难顶住来自各方面尤其是上司的压力和干扰。可见，法律的至上权威，对宪法和法律的信仰还没有在领导干部心目中真正地树立起来。当前我国领导干部法律信仰失却的原因，据笔者调查中的体会有两个方面：其一，我国缺乏信仰法律的文化传统。在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以仁政为核心的德治等思想是占主导地位的，除一段短暂的秦代以外，法律只占辅助的地位。秦灭亡后，法律的繁苛被归结为其迅速灭亡的原因。所以在秦以后我国很少出现对法律依赖的思想。建国以后，由于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⑤等导师名言的极端崇拜和对旧法统的义愤，造成了长期的法律虚无主义。毛泽东同志甚至说：“法律那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⑥。在当时领袖对法律的蔑视所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其二，是现行法律运行中的缺陷。一方面，处在由传统体制向现代化过渡中的宪法和法律缺乏应有的稳定性，法律体系的内在矛盾消融其内在的公正与效率，立法技术的粗糙使法律形同政策，缺乏应有的操作程序使执法者无所适从⑦。信仰本来是对一种稳定的、内在合理性价值的尊重与信服，而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现状，使人们不由不对其神圣性产生怀疑。另一方面，现行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的不理想状态，也对人们的法律信仰产生了消极影响。可见，法治文化需要长期的实践来塑造，这就包括立法的规范化和执法严肃化，人们企盼着立法法和监督法的出台。

思考之四：关于干部法律素质与体制。具备了相应的法律知识和信仰，就一定能在实践中坚持法治原则吗？从调查的情况看，尚不尽然。调查结果还显示，领导干部们面对的问题越具体，其法治原则流失的越多。这种情况在基层，尤其是科局乡镇一级更为严重。这一级干部年青，其文化素质是比较高的。按一般规律而言，他们的思想中更少人治传统，而更多法治理念，对实现法治应有更强烈的渴望。但是，在权和法的较量中，他们表现的更易于放弃法治的原则而屈服于权势的压力。这是为什么呢？

如前所述，干部的法律素质是一种精神要素，其成长和发育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处在权力网络中的各级领导干部，其法律素质尤其是坚持法治原则的坚定性，往往被制度的不合理性所扭曲。王人博、程燎原两位先生指出：“任何法治观念在一定国家的传播及其对传统法观念的变革，都需要一种适当的制度模式和组织结构的支持”，“法治观的转变，必须以法律制度和组织结构的转换为依托；法律制度和组织结构的支持，是法观念变革与启蒙成功的条件。否则，那些具有合理性的新观念，只能被碰得头破血流”。⑧当我们透过上面的统计数字，把目光注视在体制层面时就会发现，官员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的选择既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无奈。何增科先生曾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基层政权体制存在的弊端：第一，上下级政权组织之间“一手乌纱帽，一手高指标”的压力型体制；第二，人事制度上各级领导干部事实上的任命制；第三，财政体制上的权能脱节；第四，领导机关（党委）、执行机关（政府）和监督机关（人大、政协、监察、检察）之间权力和责任配置不平衡，等等。⑨在这样一种体制中，有些领导干部唯上是从，唯权是崇，地方保护，藐视法律，滥用职权就不足为怪了。尤其当屈从于权力可以获得更大利益，起码是避免更大损失的时候，法治信仰、法治原则都会在这种选择面前低下高贵的头。看来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不仅仅是个教育问题，以权力配置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对干部的法律素质发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以崇尚权力为导向的政治体制是抑制法治精神张扬，影响干部法律素质提高的主要原因。

近些年来，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问题已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三个五年普法规划中对领导干部法律素质提出的要求自不待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讲座更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但是，我们切不可忽视了以法治为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对干部法律素质的引导与塑造。如果说“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⑩的话，那么干部法律素质的现代化最根本的还有依赖于政治体制对法治精神的倡扬。

第三篇：一次关于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调查

一、意识到法律对于自身工作的重要性，对法律知识有强烈的需求和渴望

二、基本认同普法对提高法律意识的意义

三、应加强法律知识的系统培训与学习，并将法律培训经常化、制度化

被调查者普遍认为，法律变化快，专业性强，数量多，单纯依靠自学还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因此，经常的、系统的培训和学习非常重要。调查结果显示，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法律知识来自于系统的学习和培训。有91.3%的人认为在行政学院或党校培训课程中设置法学专题有必要或很有必要。并有近一半（48.7%）的人希望法学课程内容占到全部培训内容的1/3以上。

四、领导干部普遍认为：法的生命在于法律被人们信赖，这既是法本身的要求也是提高政府官员法律意识重要途径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领导干部在学法的问题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领导干部学法的主动性不强，功利性明显，重实用轻理论，重法条轻法理。二是尽管普法教育对提高法律意识有意义，但大多数领导干部认为这些年来普法的效果不十分理想。三是尽管领导干部对法律学习的积极性很高，但与上级指示和政策的学习相比，法律学习仍处于次要地位。通过调查，我们发现，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有了加强和提高，法律正日益成为领导干部判断是非、行使权力、实施管理的重要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但另一方面，调查结果也显示出我国政府官员法律意识的现状不容乐观，对领导干部法律意识的培养途径和方式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提高领导班子干部依法执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能力。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和任务，首先就必须实现领导干部从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转变，全面提升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唯有如此，我国的法治方略才能得到实施，我们的民主才能真正得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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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对当前降成本的调查与思考

破解新困扰 亟需新方法——对当前降成本的调查与思考(5)省政府督查组上月对企业成本相关调研表明，各地政策落地落实总体较好，但也存在服务意识缺失、部分垄断性质的经营性收费过高等问题。

督查组认为，破解此类问题，政府部门要认清职责定位，遵循市场需求，改进工作方法。

办事收费减少，但流程更复杂，时间成本更高

督查组在恩施州调查时，有涉农企业反映，过去实行收费时，产品送检一般5个工作日、最快两三天都可拿到结果，但现在最多要等两三个月。这家企业总经理说，今年9月，他们急着要参加农博会，产品需质检部门出具检验证书。但产品送去后，直到农博会结束，也没等到送检结果。

宜昌有家大型化工公司，氨罐需定时检验，一个氨罐收费需十几万元。过去只要报呈，检验单位很快会派人到企业服务。这家公司总经理说，现在国家按规定免除费用，看上去企业大大减轻了负担。但现实情况是，有时报呈几个月甚至半年，也没有人上门。到检验单位催问，对方说忙，派不出人手。由于检验单位在武汉，企业没办法，只得在检验单位安插“眼线”，等到检验单位“不忙”时，派人到武汉守候、约请。

对此，检测机构也有自己的说法：取消收费后，经费不够，不可能聘请更多人来检测。

还有药品企业说，虽然没有收费，但药品检测周期特别长，企业耗不起。咸宁东铂置业公也认为，现在办事收费减少，但流程更复杂，时间成本更高，办事干部怕担责的情况比较普遍。

一台20多万元的锅炉，报装费是锅炉价格的两倍多

部分垄断性质的经营性收费过高，也困扰着企业发展。利川奥龙医药公司总经理封仁方反映，为响应政府号召，公司在今年国庆节拆除了烧煤锅炉，但在装煤气时，却遭遇高昂的报装费，一台20多万元的锅炉，报装费是锅炉价格的两倍多。县政府几次协调，煤气公司也不买账。

企业用电用能成本方面，各地同步下调了一般工商业用电和大工业直供电价，但政策执行上的差异，造成用电成本高低不均。宜昌恒安药业表示，用电大户与电力部门直接交易，电价大幅下降，年均节约费用在200万元以上。夷陵娃哈哈、恩施长源轴承则表示电力价格过高。

恩施长源轴承反映，电力部门推行电费预缴制，无形中占用了企业资金，推高了用电成本；宜都兴发化工同一厂区存在民用、工业、商业三种不同电价。

一些企业认为，电力初装费过高，也增加了企业转型升级、提产扩能的成本。

行业取消“五大员”后的两难

还有一种现象，政策不配套，监管部门和企业各有难处，有些问题现阶段还不能处理，导致企业成本增加。

恩施广盛集团公司反映，建筑项目涉及的“五大员”（造价员、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材料员），以前有监管部门负责培训、考试、发证，现在依据简政放权政策，政府主管部门取消了建筑施工行业的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也取消了颁发“五大员证”。

但作为施工企业来说，没有相关证件，“五大员”无法上岗，建筑监管部门因此叫停在建项目，工程无法按期完成，导致企业成本大幅增加。

对此，建筑监管部门表示,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省住建厅有关负责人说，譬如建筑企业的施工电梯管理人员，如果不培训，发生事故，谁能担责？谁又能担得了责？

省住建厅表示，目前在停发“五大员”证的情况下，他们正在推动岗位培训工作，办法是：不发上岗证和资格证，但发培训证。

建议：认清职责定位，改进工作方法

督查组就此指出，降低企业成本，各级政府部门责无旁贷。不能因为在简政放权中，有些程序取消了，也不让收费，就失去了工作动力，要认清政府部门职责定位，转变工作作风，增强为企业服务的意识。

相关企业则希望，从现实出发，对像氨罐这些检验中花费确实较高的特种行业检测，可考虑适当收费，同时放开垄断经营，允许社会参与，这样既可形成竞争，亦有利于企业选择检测单位。

对建筑行业“五大员”的培训，也可以引进市场机制。教材、课程内容由建筑施工主管部门制定，社会或者职业组织按市场需求参与其中，并逐步自我完善。

督查组认为，当前仍须加大涉企收费事项清理规范的工作力度，继续做好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的清理，依照国家和省出台取消收费项目政策，及时更新收费清单；凡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收费项目一律取消，确保涉企收费项目只减不增。继续重点检查涉企收费减免、取消、暂停政策落实情况；对企业反映强烈的中介乱收费特别是“红顶中介”违规收费，应及时查处，对重大乱收费问题公开曝光。（张欧亚）

降低人工成本，盼制度设计更给力

——对当前降成本的调查与思考

（四）招工难、社保缴费压力大、技术人才缺乏„„上月中旬，省政府降成本督查组的调研表明，进一步降低人工成本，成为企业的普遍诉求。

社保缴费持续增长，企业压力颇大

“当前国家降低了社保费率，但由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不断提高，社保缴费基数也随之不断增大，企业社保缴费数额不降反增。”东风钟祥汽车弹簧有限公司总经理万应和向督查组坦言。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我省自今年5月1日起，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20%降低至19%，对失业保险由2%降低至1%。但今年7月起，我省与全国其他省份同步提高养老和失业保险缴费基数（约为10%），这让包括东风钟祥汽车弹簧有限公司在内的一批企业感到“政策获得感”不强。

武汉一餐饮企业负责人以养老保险算了笔账：去年缴费基数下限为3031.2元，费率20%，企业每月为每位员工缴费606.2元，职工个人按8%的比例缴费242.5元；今年企业缴费费率下调至19%，但缴费基数下限提高到3286元，企业缴费624.3元，员工缴费262.8元，都比去年增加了。

督查组在武汉、黄石、宜昌、荆州、荆门等地调研结果显示，人工成本已成为企业经营的压力，持续增长的社保缴费负担是重要原因。钟祥新宇机电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直言：“公司三年来社保缴费支出累计上涨了40%。”

企业普遍希望，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度设计上，让人工成本的上升能与企业承受能力相适应。

从广东迁回家乡的宜昌永鑫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建议，我省应适度下调社保缴费基数，确定更合理基数水平。“以广东省为例，该省对社保缴费基数设立上下限，实行最低工资为缴费基数。”

人才需求难满足，县域企业求贤若渴

“有技术、有经验的熟练工很难留，他们有机会就会往沿海或国外跑。”湖北荆工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车玉贵坦言，企业培养一个烧窑的窑工至少需要2年，可这些学到手艺的员工最容易流失。

该公司是一家有30余年历史的水泥骨干企业，有工人百余名，但流动性很大，这让车玉贵很头疼。一旦缺工，公司就得紧急招人，就要委托人力中介公司或劳务派遣公司，每年仅付给中介机构的招聘费用，就达数十万元。

即便如此，县域企业还是很难招到理想员工。“荆门地区营销、策划人才少，专业技术人才更少。”湖北厚东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一位负责人表示，近几年，公司订单很满，经营势头很好，但人才梯队建设乏力，本科生都不好招，公司发展很难提档升级。

高端人才更是缺乏。位于荆门东宝区的湖北天瓷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高端电子材料研发生产企业，总经理何大强说，公司引进科研人员至少需要在稀有非金属领域有10年从业经验，这样的人才荆门吸引不来。

我省各地县域高新技术企业普遍反映，招聘专业技术人才困难重重，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效果差，严重影响企业竞争力。

企业家们向督查组建议，要解决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普工缺口，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人才瓶颈，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校企人才对接，“量体裁衣、按需施训”，积极鼓励城镇登记失业、就业困难人员和农民工参加培训，并落实一次性补助、工资待遇、住房、医疗、子女上学、职称等一系列政策，使人才“引得来、留得住”。

用机器替代人，提升智能制造水平

“现在，智能制造水平，已成为考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湖北宝源木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少平介绍，该公司近3年大幅提高木料切割、运输和板材加工设备的自动化水平，有效解决了招工难问题。

王少平说，“宝源”作为中国驰名商标，对板材的质量和环保性能控制很严。公司若没有全自动化设备做支撑，现有的1300名工人根本无法满足生产需要，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也会大打折扣。

用机器替代人，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劲牌有限公司已走在前列。目前，该公司已在自动化生产线上部署了约1.2万个智能传感器、102台套智能机器人，让机器、设备、物料、传感器、工作人员和数据中心实时互联，实现“按做药的标准生产保健酒”。

本土工业机器人和智能制造领军企业——武汉奋进智能机器有限公司呼吁：机器人行业技术高、难度大、投入大，国外机器人产业已经历半个世纪的发展，技术优势明显，我国机器人产业要赶超，离不开政府支持。在这方面，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安徽、重庆等省市走在前列，对机器人企业支持力度空前。相比而言，湖北省及武汉市的机器人产业政策迟迟没有出台或落地，影响了我省制造业转型升级。（刘天纵）

降物流成本需提升效率——对当前降成本的调查与思考（3）

“税费总体在减，但物流成本不降反增。”

上月中旬，记者随省政府降成本督查组调查时，诸多企业反映，“9·21货车治超治限”新规实施以来，本就居高不下的物流成本普增一到三成，企业不堪重负。

倚重道路运输

“治超新规”推高物流成本

为保障高速公路运输安全，国家相关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货车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意见》，从今年9月21日起执行。

对超限超载车辆，严格实施“一超四罚”：公安交警和公路路政除依法责令卸载并处罚外，还将对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超过3次的货运车辆和驾驶人、1年内违法超限车辆超过本单位货运车辆总数10%的运输企业和货运场所经营者实施处罚。“这对物流企业来说，是个‘大地震’。”长期经营武汉到宜昌、襄阳、荆州干线物流运输的武汉华亨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磊透露，此前大量物流企业靠超限超载等方式压缩成本，低价竞争；新规实施后，物流企业普遍选择降低运能，提高运价，规范运营。

公路运输量目前约占我省总物流业的77%。物流成本压力，最终传导到企业尤其是生产型企业。

荆门正源光华管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田华介绍，新规实施后，物流成本占比从8%增至10%，而企业年纯利润仅为1.5%左右，仅此一项就让企业入不敷出。

仙桃慧狮塑业此前自有运输车一次可运34吨，现最多只能装28吨；企业全年进出物流量至少在5万吨，由此增加的物流成本不小。

咸宁汇宁物业公司测算，平均成本上涨了25%；鄂州华电工程设备公司等企业则反映，物流费用平均上涨了30%以上。

对于更为特殊的车辆运输车行业来说，由于禁止双排车上路，“双改单”意味着运能降低、运价更高，从业人员也将倍增，对车企是个不小的压力。

转运环节多

衔接成本居高不下

对比公路运输，水运和铁运成本相对较低，分别便宜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一。

然而，我省沿长江主要港口虽有17个，但与铁路接轨的港口仅有6个。“衔接不畅，大量货物抵达后常需多次转运，物流成本并未实质性降低，有时还成倍增加。”省交通运输厅物流发展局局长陶维号介绍。

公铁对接存在现实性障碍。天门多个企业表示，该市境内有两条铁路、两条高速，但均距市区尤其是工业园区较远，物流成本高出周边县市0.1元/公里。

潜江金华润化肥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用煤全部来自山西晋煤集团。通常运抵襄阳后，如汉江水位有保证，则可全水运送达，成本约160元/吨；若水位无保证，则只能火车运到荆门，再通过汽车转运，总成本升至210元/吨。“别小看这50元的差价，按每年100万吨的消耗量来算，成本相差5000万元。”该负责人说。

航空运输也存在不匹配现象。健鼎（湖北）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志忠透露，天河机场宽体机型较少，该公司所用的产品托盘不能直接上飞机，需先拆托上机，再在目的地打包托运，致使报废率提高，仅国内深圳线客户年破损率就高达7.3%。

由于限行政策等规定，转运、卸载等停靠作业行为常招致交通罚款；部分地区对“黄标车”整治，采取提前报废“一刀切”做法，也客观上加大了企业负担。

降物流成本

提升效率是王道

如何为企业减负？各地想了不少办法，如全面停止货物港务费、船舶登记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大力推广ETC；降低高速公路收费标准；推进陆港联运，加强“大通关”服务体系建设等。

更多的努力还需来自顶层设计。“物流成本暂时性上涨是必然的，阵痛在所难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武汉分院交通所所长胡润洲认为，新规实施，有利于倒逼物流行业向规范化和标准化转型。

在胡润洲看来，充分的市场竞争，高效的物流效率，才是降低成本的根本。目前，我省物流配送系统依然存在“小、散、乱”等问题，各地物流园区虽然都利用互联网平台，建立了“货找车、车找货”APP软件，但数据没有打通，大量货车依然存在“放空”现象。建议相关政府部门牵头，做好信息平台整合工作。

湖北经济学院教授、湖北物流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陶君成认为，我省要下大力气推进公铁水空等基础设施“最后一公里”建设。

这一呼声在近日发布的《湖北省现代物流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得到回应。根据规划，我省将依托“两圈（武汉城市圈物流圈、鄂西物流圈）两带（长江物流带、汉江物流带）”，积极发展农产品物流、物流园区、沿江物流、多式联运、物流信息化等十大工程。

“到2020年，基本建成“物流圈（带）—物流节点城市—物流园区—专业化物流中心”的现代物流网络体系，力争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企业物流总成本相应缩减。”省现代物流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省发改委财贸处处长岑建德透露。(郭习松)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仍有空间——对当前降成本的调查与思考（2）

湖北日报讯 记者 张进

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是指企业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种制度、规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

为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改善营商环境，近年来,全省各级政府不断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大幅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取消了大量检验、检测、认证以及各类收费项目。日前，记者随省政府降成本督查组前往各市州走访企业、开展调查。企业普遍反映：多次简政放权后，制度性交易成本明显下降，但流程多、手续繁、办事难等问题依然存在。

一站式服务不到位办事还得来回跑

“为了办证，腿都快跑断了！”说到办房产证，鄂州、咸宁、黄冈等地多家企业负责人叫苦不迭。“办房产证涉及国土、规划、质监、环保、消防、抗震、人防、档案、房地产管理等10多个部门，个个都要审批，手续太繁琐。”鄂信钻石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为了给新建的厂房办房产证，公司安排专人，跑了快1年，相关申报资料堆起来有1米多高，至今仍没办结。

近年来，各地纷纷兴建行政服务大厅，窗口集中受理服务，后台内部审批项目，目的在于提供一站式服务，让企业办事少跑路更便捷。但多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一些服务大厅只能领表格，真正办事还要跑这个局、那个局，有的一个局还得跑几个科室。”

派驻窗口单位“只挂号、不看病”，窗口沦为“收发室”，办事还得来回跑。调查表明，由于部门之间、部门内部协调不畅，项目难集中、授权难到位、业务难协调、资源难整合，加上不同业务单位信息数据不共享，许多事项无法在网上办结，网上审批的能力跟浙江、上海等沿海发达地区差距较大。

鄂州上大模具公司称，同样办土地使用证，在上海办理只需10天，在当地办完却花了约8个月，企业付出的时间、人力成本大增。

主动服务意识不强不愿担责现象增多

“由于宣传培训力度不够，一些优惠政策企业没有完全用好用足。”武汉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称，国家和省里降成本优惠政策出台后，虽然在政府或部门网上公开，但有关部门主动宣传培训不够，有的企业对可以享受哪些优惠政策不了解，有的了解不深、不懂如何操作，让一些好政策“看得见、够不着”，落不了地。

鄂州波尔亚太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在杭州，税务、人社等部门会根据企业缴税、缴纳社保情况，判断企业是否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并主动通知企业去办理手续或直接将补助、返还打到企业账户上。相比之下，我省地方相关部门仍必须企业自行申请，主动服务意识不强、办法不多。“现在门好进、脸好看、话好听，但事更难办。”潜江、天门、仙桃等地一些企业反映，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部门作风好转了，办事规矩了，收费减少了。但同时，由于不敢担当、不愿担责，一些政府部门人为增加办事流程和前置条件，或层层请示画圈，慢作为、不作为等“懒政”“怠政”现象仍有发生。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政府还须进一步“自我革命” 如何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众多企业负责人表达期盼—— 政府还要进一步“自我革命”，不仅要把权往下放，更要减权、削权，进一步减少不必要的审批，把更多的审批变为备案。同时，强化事中和事后监管，防止“以批代管、以罚代管”。

政商关系既要“清”也要“亲”，要增强主动服务的意识和能力，将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机关落到实处。

加快推进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利用“互联网+政务服务”等新手段，构建全省统一的政务服务平台，真正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可喜的是，我省一些地方和部门主动作为、先行先试，已经创造了一些好经验、好做法： 襄阳市组建市行政审批局，将20多个市直部门承担的145项审批职能完全剥离、整体移交，用“行政审批专用章”取代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公章，杜绝了证明“围城”、公章“旅行”、审批“长征”现象。

宜昌市在全省率先开展电子营业执照试点，实现了零纸张、零见面、零费用，创业者最快一个小时、最慢3个工作日之内，就可领到电子营业执照。

省地税局开发上线“电子税务局”APP，纳税人足不出户，在手机上就可开展税务事项预办理、网上申报缴款、个人社保费缴纳、涉税查询、政策检索、预约办税等业务，方便了群众。

降融资成本，盼多方合力——对当前降成本的调查与思考(1)湖北日报讯 记者 谢慧敏

“政策出台了不少，有些也有实质性进展，但总感觉不解渴。”“中小企业利润薄，贷款成本这么高，实在背不起。”

上月中旬，记者随省政府降成本督查组前往全省17个市州、数百家企业展开调查。企业普遍反映，当前，银行贷款门槛高、申请难；较高的融资成本，给企业经营带来较大的压力与负担。

门槛高 申请难 中小企业很无奈

“贷款太难了，审批材料跑了两个多月，今天才刚刚送到省分行。”

上月9日，面对前来调查的省政府降成本督查组，麻城大帆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负责人宁立峥忍不住诉苦。

原来，今年8月，他向当地银行申请3000万元贷款，打算趁着不错的汽车行情，再上马一条生产线。本以为，公司今年效益不错，3个亿的总资产，负债不超过4000万元，贷款应不成问题。未料到，县、市、省层层审批，资金迟迟无法到位。“贷款批不下来，订单也不敢接。眼看商机稍纵即逝，只有干着急。”宁立峥满是无奈。这样的无奈，多地企业感同身受。随县一家企业坦言，过去二三个月就能办下来的贷款，现在至少需跑上3至5个月，甚至半年以上。遇到燃眉之急，往往只能依靠民间借贷。“民间借贷速度快，但利息高，4分至6分的息，对企业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成本负担。”

与此同时，贷款门槛也在不断提升。

老河口一家高速公路投资商告诉记者，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条件极为苛刻，不仅要有厂房、住房、土地等不动产作实物抵押，还要求项目贷款中自有资本金占比必须达52%，而国企仅需占比25%至35%。

恩施、黄冈等地一些企业坦言，企业的抵押资产被严重低估。以往1000万的抵押资产，可贷款600万至700万元，现在最多只能贷400万元。

调查中，一些企业还反映，面对经济下行压力，银行普遍加强对信贷风险的管控，紧缩或压缩贷款规模。个别银行甚至“压贷”、“抽贷”，对企业流动资金造成极大影响。

在大冶，有企业被当地农行一次性抽贷，额度高达3000万元。

在天门、潜江、仙桃等地，农发行要求过去在粮棉收购以外发放的企业贷款，全部予以收回。不少涉农企业反映：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

利率上浮 收费重复 实体企业负担加重

“现在银行的资金根本用不起！”看着手中的财务报表，枣阳猛之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直叹气。

今年，公司从银行贷款2100万元，尽管享受了一定的政策优惠，但实际利率仍高达9.33%，为基准利率的近一倍。“明显超过一般涉农企业的盈利水平。”

猛之牛的遭遇，并非个案。

浠水纳福传动机械总经理汪丽说，这些年，政府费了很大劲，将贷款基准利率下降至4.35%，并要求县级银行上浮20%左右。但现实中，银行对利率浮动只设下限没有上限，上浮50%是常态，涨一倍也不罕见。“加上融资担保费、保证金等，中小企业实际利率基本达15%左右。”

三环集团黄石锻压机床有限公司负责人认为，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期限太短，企业稍有不慎，资金链就会断裂。“今年一笔5000万的贷款，银行要求10月底必须全部还清，否则来年无法续贷。”

推高融资成本的，还有各种名目的隐形收费、重复收费。浠水天雄科技股份公司几年前开始从当地农行申请贷款。负责人吕再明告诉记者，银行每授信一次，就要求企业做一次资产评估。“一份评估，花费就得2万到3万元。几年下来，地还是那块地，厂房还是那间厂房，报告却出了好几本，既费钱又费时间。”

大冶一家企业反映，公司向银行贷款500万元，手续本已办妥，但银行却突然提出，先放款300万元，然后企业向银行存入200万元作为抵押，再将最后200万元尾款放出。

盼多方齐努力 让融资渠道更通畅

降低融资成本，事关企业切身利益，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各地也采取了不少好办法。比如，针对初创企业资产轻，无抵押，武汉率先启动“纳税信用贷”，企业凭借纳税信用即可申请贷款，利率为5.655%，且政府同步给予25%贴息，既减轻了企业财务负担，也让银行收获更多优质潜在客户。

再如，针对企业流动性资金短缺，大冶推出“甘霖贷”，将市政府融资平台资金，以委托贷款方式由指定银行低息借给优势中小企业，以解燃眉之急。

但遗憾的是，这些银政合作的贷款模式，多集中在武汉等经济发达地区，很多县域企业只能既羡慕又期盼。

政策盼给力，更盼及时与有效。

鄂州一家水泥企业反映，企业资金紧张期大多在过年前，但当地为企业设立的政策性周转资金，发放时间多安排在3月之后，有些甚至7月才发放，10月、11月就要归还。“时间不吻合，周期太短，效果大打折扣。”

破解融资“老大难”，政府要发力，但关键还在银行。

调查中，很多企业表示，宏观经济下行，银行规避风险，“稳”字当头，是本分所在。但过分的惜贷、抽贷，既加剧了实体企业负担，也客观上增加了银行风险。如何创新金融产品，挖掘培育更多优质客户，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

一些专家则建议监管部门加大改革力度，鼓励银行试点投贷联动：银行设立投资公司，对企业进行股权、债券投资，以股权预期的高收益去弥补贷款风险，最大限度调动银行积极性。

当然，贷款只是融资方式的一种，不可能“包打天下”。省金融办表示，当前，我省正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运作规范、有发展前景的企业通过上市、发债等方式直接融资，以改变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状，从根本上破解融资难。

第五篇：对当前水上治安状况的调查与思考

我市濒江临海，沿江和内河水域总长703.8公里，有14个港口和111个船只停泊点，水上治安管理点多线长，任务繁重。为摸清实情，更好地服务现实斗争，近期我们组织专人对全市水上治安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并就当前水上治安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特点作了理性思考。

一、当前我市水上治安基本状况

（一）涉恶违法犯罪依然存在。水上渔民受地域、氏族等陈旧思想影响，形成了一些帮派。在长江口捕鱼的江苏渔民中就分成灌南帮、响水帮、射阳派等。来自浙江、福建、山东、辽宁等省的渔民中，也有一些大小不等的帮派。他们在捕捞、停泊时，借人多势众，欺压异地船只和船民，去年以来已发生此类事件16起，成为影响沿江沿海地区社会治安的主要因素之一。曾在连兴港、五仓港称霸一时，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的灌南籍恶势力人员贺四前期又回到连兴港拉帮结派，欺行霸市，殴打无辜，社会影响较为恶劣。

（二）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案件屡屡发生。无论是沿江沿海还是内河水域，船只之间为争泊位、抢航道、霸码头、占摊位、抬价格、拉销售等引发的矛盾纠纷较为突出，今年已发生此类纠纷30余起。3月20日，30余条灌南、辽宁等地渔船在三和港为争抢航道，船员持篙子、铁棒等互相殴斗，水警大队接报后迅速出警，及时平息了事件。

（三）私渡现象屡禁不止。去年，水警部门通过宣传教育和专项整治，先后查处了私渡违法行为人25名，私渡现象得到有效遏止。但今年以来，红阳、头兴、灯杆等港口又出现私渡现象，私渡船只吨位小，抗风能力差，缺乏救生设施，一旦遇到大风恶浪，极易发生重大伤亡事故。今春以来，因海水倒灌，三和港外侧江心沙背泥螺大量繁殖生长，北新等地群众搭乘无证农用船到江中拾泥螺，虽多次教育制止，但效果不甚明显。

（四）翻沉船、火灾等事故隐患突出。长江沿线的外来捕鱼船中，60％以上的船只吨位小、船质破旧、设施落后，部分船员驾驶技术不熟练，缺乏潮汛知识及违章作业，极易发生翻沉船事故。全市水域70％以上的船只没有消防设施，即使有消防设施的船只，也残缺不全，或已过时失效。有的运输船电路老化，机舱积污严重，桶装液化气使用管理不严，火灾隐患突出。

（五）偷盗现象时有发生。严打整治斗争以来，全市公安机关及时打击处理了一大批盗窃犯罪嫌疑人，偷盗家禽家畜案件多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但在内河主航道两侧和船只停泊处周边，群众饲养的家禽家畜、种植的瓜果蔬菜及养殖的鱼蟹被盗现象仍时有发生。此外，外来渔船还在江海水域禁捕期间实施偷捕，破坏海洋渔业资源。原创文章，尽在文秘知音www.xiexiebang.com网。

二、当前我市水上治安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是水上治安管理体制不顺。我市的水上治安管理工作涉及交通、水务、渔政、工商、税务等部门，但在实际工作中各部门缺乏沟通协调，未能形成水上治安管理合力。且有关部门要求公安机关参与配合的多，主动协作配合公安机关的少，正常的水上治安管理工作很难开展。

二是水上警力不足，水警部门经费缺乏，装备落后。水警大队2001年11月和治安大队分开办公后，现有民警6名，其中大队部2人，长江水上所4人，大队领导既要抓队伍建设，又要抓业务工作，同时还要抓全市水上治安管理的检查指导，任务繁重。船艇是水警工作的必须装备，目前水警部门只有1条小艇，再加上警力的严重缺乏，长江沿线水上治安管理无法有效开展，水上治安管理防范巡逻无法正常进行，由此带来工作上的诸多被动。

三是流出地办证等源头管理措施不到位。水上船只流动频繁，船员以船为家，与社会接触较少，不易管理。且流出地公安机关等部门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弱化了办证、验审等日常工作，致使部分船只处于漏管状态，给流入地水上治安管理带来一定难度。

三、改进和加强水上治安管理的措施

（一）强化治安联防协作机制，加强水上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一是改变水域管理公安机关唱“独脚戏”现象。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由综治办牵头，把涉及水上管理的交通、海事、水务、渔政及工商、税务等部门组织起来，各司其职，互相协作，密切配合，形成水上治安综合治理合力。二是强化水上治安管理工作格局，克服水警部门单打局面。要逐步形成由水警大队为主负责，乡镇派出所分工负责，市局机关各业务部门配合的全市水上治安管理工作格局。尤其是乡镇派出所要按照属地管辖原则，将水上治安管理工作列为治安管理的重要内容，同部署、同布置、同检查、同考核。兼职民警要认真做好水上治安管理工作，不能兼而不管，似管非管，管而不严。三是加强水上治安管理协作区建设。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以乡镇、港口为单位，组建由有关部门参与，以派出所分管领导和兼职民警具体负责，周边村组干部和船民治安积极分子协作的工作组，履行日常水上治安管理职责，进一步完善水上治安防控体系，有效提高公安机关驾驭水上治安能力。四是全面推进水上治安管理规范化建设。水警部门要强化水上基础工作，坚持船来登记，船走注销，做好船民船舶证簿牌的登记发证工作，并及时采集、输入数据资料，逐步实现计算机网络化管理。

（二）因地制宜开展水上重点整治，不断改善水上治安环境。坚持严打方针，组织区域性、方面性的重点整治，解决突出治安问题。一是加大对水域恶势力的打击力度。通过治安信息网络和社会调查、踏船检查等途径全面收集、梳理涉黑涉恶线索，及时发现和快速查处涉水黑恶势力，摧毁其经济基础，深挖“保护伞”。建立健全水上扫黑除恶领导责任制和防范打击黑恶势力的长效机制，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决不让其滋长蔓延。二是明确侦查破案主攻目标，打现行，破大案，追逃犯。对发生在水上的刑事案件要快侦快破，保持对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要进一步强化追逃意识，落实追逃责任制。加强经常性的踏船检查，发现可疑对象和线索，一追到底。三是深入社会调查，切实掌握水上治安动态。要“本着什么问题突出就集中整治什么”的原则，不断开展针对性专项整治，积极营造良好的水面治安环境。此外，还要组织经常性的水上治安检查，及时发现和整改不安全隐患，杜绝火灾、翻沉船等重大事故的发生，切实保护渔船生产安全和船民生命财产安全。

三、切实做好矛盾的排查调解工作，遏制重大治安事件和民转刑案件的发生。坚持重在防范的原则，对各种不安定事端和苗头性、倾向性矛盾及时排查掌握，分级分层次调解。遇有重大不安定事端、打群架等突出治安事件，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报告，采取果断措施，全力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要善于发现有组织、跨地区的串联、聚会和群体性上访闹事等深层次、预警性信息，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置，坚决杜绝因工作失当而贻误战机，导致矛盾激化，事端扩大。水警部门要建立水上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加强模拟实战演练，全面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四、加强水警队伍建设，着力提高队伍整体素质。一是切实改进工作作风。结合人民满意创建活动，教育民警善于把各自的工作岗位作为联系群众，密切警民关系的平台，把治安管理寓于服务之中，尽力为船民提供各种方便，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不断改进工作作风。二是继续完善民警分工责任制和监督制约机制。要将全市水上治安管理任务层层分解，细化量化，落到实处。要加强检查督促，将民警工作实绩作为社区警务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与奖惩挂钩，激励民警做好辖区内水上治安管理工作。要结合社区警务改革，对沿江沿海14个港口实行分管民警驻港负责制，经常主动深入港口，有案破案，无案防范。在内河水域管理上，除水警大队每月一次踏船检查外，属地派出所分管领导和兼职民警也要半月一次踏船检查，并拓宽夜间巡逻范围，主动将此作为必查的重点，以随时掌握水上治安动态。三是不断加强水警队伍教育培训工作。要组织民警学习WTO、电脑、外语等知识，深入开展岗位练兵，使民警牢固掌握水上警务工作的基本技能，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四是坚持从严治警，保持队伍纯洁。要教育民警自觉做到恪尽职守，埋头苦干，爱岗兢业，乐于奉献，洁身自好，提高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自觉性，塑造水警部门良好的窗口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