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第一篇：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历史背景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列宁写于1920年4月，5月又增补了一部分，同年6月8日(即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发表。其后，相继用德、法和英文出版。《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共产国际初期的重要历史文献，是一部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的重要著作，为当时各国共产主义者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

1.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苏维埃政权得到了巩固

1920年4月正是苏维埃政权诞生两年半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经受住了国内外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的疯狂反扑的严峻考验，并得到了巩固。布尔什维克党的威望大大提高，苏维埃政权不仅受到俄国人民的拥戴，而且也成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支柱。

2.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

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再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和灾难，影响和推动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当时，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如芬兰、德国、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国，在帝国主义统治比较巩固的西欧，如英、法等国无产阶级革命高涨，表现出无产阶级的新觉醒。同时，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发展，像中国、印度、朝鲜、土耳其、阿富汗等国都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民族民主革命，标志着我国民主革命新阶段的“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时发生的。

但是，由于当时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还不成熟，或者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叛变和出卖，使得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丧失了夺取政权的大好时机。因此，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两种阻力和危险

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两种阻力和危险。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以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为代表，他们否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意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议会道路，美化资产阶级民主，其中一部分所谓“中派”要求在不改变他们原来的机会主义立场的前提下加入共产国际，企图篡夺共产国际的领导权，改变共产国际的方向，这是当时的主要危险。另一种危险和阻力是“左”倾机会主义，这种“左”的倾向主要存在于从第二国际分化出来、又参加了第二国际的一些“左派”共产党人的身上，他们是各国党的一部分工作人员或革命组织，他们出于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憎恨，在理论上走向另一个错误的极端，提出了诸如反对参加任何“议会斗争”、退出保守工会、反对任何妥协、“打倒领袖”等错误观点。反对党的集中制原则和组织纪律，鼓吹无政府主义、半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小团体。

列宁认为，之所以犯“左”倾错误，原因是这些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即在幼年时期由于缺乏对十月革命意义的了解，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而造成的。所以，称之为“左派”幼稚病。为什么当时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列宁却把此书的注意力放在反“左”倾的斗争上呢?因为列宁认为，尽管“左”倾思潮刚刚产生，而且与右倾机会主义比较起来，其危害性和严重性不及后者的千分之一，但如果任其发展，肯定会对新建立起来的各国共产党的健康成长造成极大的危害，而且正是因为“左”倾是一种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思潮。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容易地医好。

写作目的(1)向各国革命左派、年轻的共产党人传授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帮助他们克服缺点、错误。

(2)帮助各国先进的革命分子建立或巩固已建立起来的党，并使之布尔什维克化。

(3)帮助各国年轻的党制定和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并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把群众团结到自己的周围，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党。

(4)促进欧洲各国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中心思想

概括起来讲，通过对各国“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的分析和批判，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关于领袖、群众、政党、阶级之间相互关系以及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基本原理；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议会斗争、关于反动工会、关于妥协等问题的正确的革命的策略原则；强调各国共产党人要认真研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进一步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主要内容

前四章主要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斗争经验，重点阐述党是在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第五、六、七、八、九章，列宁通过批评“左派”共产党人在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党对工会、党对资产阶级议会、妥协等问题上的错误态度，论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战略、策略原则。第十章则是全书的总结，概括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斗争任务，针对当时存在的“左派”幼稚病的错误，阐明了纠正和克服这种错误的办法。

重点问题

重点学习第二、四、五、八章。

(一)第一章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

本章是列宁论述如何正确对待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问题。

当时，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者以考茨基、鲍威尔为代表，为抵制十月革命的影响。一方面，大肆诬蔑、诽谤布尔什维主义，说俄国革命是大规模屠杀的恐怖主义；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说俄国革命是落后国家的产物，不适合先进的欧洲国家。所以，列宁首先肯定了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国际意义，而且布尔什维克党有相当丰富的经验来谈国际意义，关键是如何理解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列宁强调“国际意义”不是按广义上来说的，即并不是俄国革命的所有全部的基本特点包括许多次要特点对所有国家都有国际意义，而是“按最狭义来说的”，即俄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国际意义”。其次，“国际意义”可以理解为俄国革命“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这就是说，俄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某些特点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如苏维埃政权、社会主义道路、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等，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并且今后会在某些国家重演这种必然性。所以，对于十月革命的经验的国际意义既不要夸大，也不要忽视。

(二)第二章布尔什维克党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列宁论述无产阶级政党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革命纪律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取得革命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即论述无产阶级政党的严格的组织纪律。

1.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性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保持两年半，其重要原因就是布尔什维克党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和得到了群众的忠心拥护。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必须坚持铁的纪律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强调党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战胜资本主义的基本条件之一。列宁把党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战胜资本主义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更深刻地论证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组织纪律性的重大意义。

2.提出了维持、检验和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三个条件

(1)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是建立在广大党员的自觉性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的基础上的，它不同于机会主义的奴隶式的盲从，党员的觉悟越高，党员的组织纪律性就越强，党性与组织纪律性是一致的。

(2)党和群众的密切关系。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和实行纪律一定要从维护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出发，党的利益与群众利益是一致的。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维护和加强党的纪律就有了可靠的群众基础。就党员个人的组织纪律性来讲，除本人自觉外，还需要群众的监督和帮助。所以，经常保持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是维护和加强党的纪律的重要

保证。

(3)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它说明党的纪律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才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才能制定正确的纪律、正确的政治路线、战略策略。所以，正确的政治路线是维持、检验和加强党的纪律的根本条件。

这三点缺一不可，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成为空谈，成为漂亮话，成为装模作样”。

这三条可以说是无产阶级党政纪律的特征，与“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组织原则是根本对立的。

列宁强调的党的组织纪律建设，不仅在革命和巩固政权时期是重要的，在改革开放的建设时期同样重要。尤其是在当前惩治腐败、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做为领导中心的执政党，如果不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建设，不做到有法必依、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3.分析了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制定和顺利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的原因这里实际上是阐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大意义。

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能够制定并且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1)由于布尔什维克党从1903年建党时起就以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列宁在书中描写了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说明俄国人曾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艰难困苦“才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

(2)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在经历了十五年的斗争实践后，获得了举世无双的丰富的经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最终形成并在异常艰苦的环境里能够顺利地贯彻和实行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与组织纪律建设一样，思想理论建设在改革开放的建设时期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思想理论建设是搞好党自身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同时又是搞好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及制度建设的有力保证。思想理论建设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牢固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核心是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践也证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成功与失败，始终同党的干部的理论素养，同党是否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息息相关。

(三)第三章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

列宁通过回顾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前的几个主要历史阶段中的复杂斗争，总结了党在各个历史阶段中制定和运用正确的战略策略，尤其是策略方面的经验，阐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掌握灵活的战略策略原则。

(1)要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

(2)不但要善于在高潮时期进攻，而且要善于在低潮时期退却。

(3)失败是成功之母，革命政党不仅要有成功的经验，而且还要有失败的教训，革命时期比和平时期能更快地提高群众的觉悟。

(4)无产阶级专政有普遍意义。

(四)第四章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列宁阐述了党的建设中的政治建设问题。为了帮助年轻的共产党人纠正错误，列宁总结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内斗争经验，指出布尔什维克党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即在反对“左”、右倾两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列宁认为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是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标志和成长道路。

1.布尔什维克党首先而且主要是在反对机会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帝国主义时期的一个国际现象，列宁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的主要危险。过去，布尔什维克党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曾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俄国的经济派、孟什维克、取消派、社会沙文主义进行了几十年艰苦的不调和的斗争，并最终战胜了他们。现在仍然把极大的注意力放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上。

2.布尔什维克党同时还反对了工人运动中“左”倾机会主义，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了长期的斗争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有些像无政府主义，其特征是：动摇不定，华而不实，忽“左”忽右，好走极端，缺乏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产生的阶级根源是当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破产而流落到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小生产者，他们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在革命高潮时容易表现为革命狂热，要求采取极端措施。在革命低潮时又很容易悲观失望，对当权势力妥协和变节。列宁还进一步揭露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阶级根源和理论根源。

列宁认为，两种机会主义的产生有着共同的阶级根源，即它们都是工人阶级内部非血统工人的产物。不同的是，它们代表和反映的是不同的非血统工人的利益和要求，即右倾是工人贵族阶层——上升到小资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工人的产物，他们主张改良，反对革命，而“左”倾则是昨天的小生产者——而今下降到工人生活水平的工人的产物，他们只主张革命，反对改良和其它斗争形式。它们还有着共同的理论根源，即形而上学，右倾机会主义把历史进程中的进化方面绝对化而否定革命方面，而“左”倾机会主义把历史进程中的革命方面绝对化而否定进化方面。两种机会主义都危害革命，所以无产阶级政党要自觉地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右，又要反“左”，反右时要防“左”，反“左”时要防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正确路线的贯彻，保证革命的胜利。

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狂热”在俄国工人运动内部的代表是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党与社会革命党在关于党的理论、党的策略和党的纲领等三个主要问题上做了斗争。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代表是“召回派”和“左派共产主义者”，1908年在是否参加反动议会问题上同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召回派”做了斗争，阐明了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配合起来的策略。列宁总结了这一段历史经验，指出：“假使布尔什维克当时不在最严酷的斗争中坚持一定要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坚持一定要参加最反动的议会以及其它一些反动法律限制的机构(如保险基金会等)，那么他们就决不能在1908-1914年间保住(更不用说巩固、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核心。”列宁在谈到1918年在是否缔结“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同以布哈林等人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斗争时，论述了关于妥协的策略。关于妥协的问题可以与第八章结合起来学习。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是在反对两种机会主义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教导，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党内，情况不同，有的可能右是主要危险，有的可能“左”是主要危险。在我党的历史上，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时期，“左”的失误是主要的。每反一次右，革命和建设就倒退一步，每反一次“左”，革命和建设就能前进一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五)第五章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通过批判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否定党的领袖的伟大作用的错误观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学说，强调了党的领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导作用。

1.首先指出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把党和阶级、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

2.列宁在批判“左派”错误的过程中，精辟地论述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具体分析了“左派”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和实质，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党的领导作用和党的纪律的重要

(1)列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总结了阶级斗争的历史，精辟地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的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学说最全面的论述，但这里着重强调了党和领袖的领导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核心。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领袖和劳动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都起着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作用，而且他们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不能把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对立起来，或互相否定或彼此代替。

特别是对于无产阶级领袖要有正确的态度。我们不应当把一切功劳都归于革命领袖，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的重要作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反复证明，无产阶级领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也证明，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会对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革命和建设产生消极影响。我们应当记取这个教训，做到既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同时也要保证让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严禁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2)具体分析了“左派”把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的原因和实质。

3.通过分析俄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情况，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党的领导作用和党的纪律的重要性

列宁首先分析了“左派”否认党性和党的纪律的严重危害，指出“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如果纵容“左派”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团结统一的行为，那就必然使革命遭到失败。

接着列宁从正面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党的领导问题，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处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阶级还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因此，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为了改造和教育小资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恶果，首先就必须把党建设好，必须在党内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正因为如此，列宁写道：“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

4.根据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经验，强调要特别警惕奸细混入党内，防止这种危险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运用革命的两手策略把合法工作与非法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

(六)第六章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工作

列宁通过批判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拒绝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的错误，强调了共产党对工会等组织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指出了共产党人在工会中做工作的意义。

(1)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会的关系。

(2)工会的性质和作用。(3)共产党人必须在反动工会中做工作，要把工人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哪里有群众，就要去哪里工作。

(七)第七章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

通过批判德国、荷兰等国“左派”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议会的错误态度，总结俄国革命经验，论述了共产党人参加议会斗争的必要性及马克思主义关于议会斗争的策略原则。

(八)第八章不做任何妥协吗

“左派”共产党人反对妥协的策略，认为妥协是机会主义的，承认妥协就玷污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就抹煞了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列宁批判了这种幼稚的错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妥协问题的策略原则。

1.不做任何妥协并非共产主义者的标志。

1.是否实行妥协要以妥协的性质为转移，应当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妥协

一种是革命的妥协，这是为客观条件所迫而作的妥协，这种妥协丝毫不会削弱工人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这种妥协是正当的、容许的。一种是叛徒的妥协，这种妥协把一切都推在客观原因上，实际上是贪图私利，怯懦畏缩，甘愿向资产阶级屈服，这是一种放弃无产阶级目的和任务的机会主义的叛卖性的妥协。所以，共产党人不拒绝必要的正当的容许的妥协，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每个关键时刻或特殊的历史关头，要善于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妥协，实行正当的必要的妥协，而同叛卖性的妥协作斗争。

3.共产党不能一概拒绝一切妥协，要实行必要的容许的妥协

(1)敌人是强大的，同时资产阶级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我们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利用暂时的同路人，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来争取大量的同盟者，这是对暂时同路人的妥协。

(2)是由于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中有中间阶层，他们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为了战胜资产阶级和改造这些半无产阶层，就产生了对同盟者的妥协问题，要对倾向于无产阶级的分子让步，同时要向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分子作斗争。

(3)有时也由于客观环境所迫，为保存革命实力，赢得时间，不得不直接和敌人妥协，如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

4.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对待“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凡尔赛和约”的态度是错误的。

(九)第九章英国“左派”共产主义者

列宁批判了英国“左派”共产主义者“不作任何妥协”，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加入工党的错误观点，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的策略原则，并揭示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规律。

(十)第十章几点结论

列宁总结了俄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概括了无产阶级的战略策略的基本原则，指出了各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任务，提出了克服“左派”幼稚病的途径与方针。

(1)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机会主义是各国党的基本任务，但主要危险是右。

(2)各国党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各国党的主要任务。

(3)提高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整个阶级，即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是“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第二个任务”。

(4)革命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善于掌握各种斗争形式，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5)正确认识和处理领袖、阶级、政党、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6)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反对“左”右倾学理主义，克服和避免重犯“左派”幼稚病的错误。

后面增补的五节，主要是列宁针对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作进一步扼要的补充说明，它们和正文的七、八两章的内容是相衔接的，可以结合起来学习。

阅读书目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78-269页。

第二篇：解剖我国企业文化的幼稚病

党向阳

企业文化是什么？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精神与灵魂。企业文化对企业来讲，就像人与其思想和灵魂一样重要。如果一个人没有其思想和灵魂，那么他将是行尸走肉，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自己的企业文化，我相信企业灭亡的那一天也不会太久。

既然企业文化这么重要，那么企业文化建设的初衷是什么？笔者认为企业建设企业文化初衷，不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价值最大化为最终发展目标。如果不能明确这个目标，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文化建设只能是附庸风雅，这样的企业文化也是昙花一现。最近，发生了几起企业文化建设失败的案例，有的企业文化工作者十分疑惑的询问笔者：“企业到底需不需要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不是很脆弱？”

为此，笔者对自己的企业文化从业经历，进行了深刻地反思与总结，并结合近一阶段详细地调研和科学地分析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前企业文化建设流行着一种“幼稚病”。

为什么说当前企业文化流行“幼稚病”呢？根据笔者在辽宁的调查，发现从2000年开始，在辽宁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企业，到目前80%企业所谓的企业文化只是一张皮，有的甚至企业文化无人提及。从当初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的企业文化运动，到如今偃旗息鼓、一派凄凉的景象。虽然这只是在辽宁企业存在现象，“窥一斑而现全豹”这也代表当前中国绝大多数企业的浮躁。从这其中可以看出企业文化的确流行着“幼稚病”。在这里,笔者真诚地希望通过交流、沟通，深刻解剖企业文化“幼稚病”现象，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特色的企业文化之路，从而为企业文化的“幼稚病”开出一剂良药。

俗话说“医病找根”，企业文化的“幼稚病”归根结底是企业家对企业文化认识的弱智上。对于这一点，笔者有着刻骨铭心的经历。1996年，辽宁当地一家拥有200人小公司通过自己不懈地努力，一举吞并了上万人的六家大公司，创造了令世人为之惊诧的“蛇吞象”奇迹。当时笔者与该企业领导交流时，这位领导曾经这样自豪地说：“正是我们公司建设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所产生的活力和凝聚力，才使得公司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奇迹。然而，短短五年时间,这家企业由辉煌走向衰落，步履蹒跚,企业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局呢?笔者经过反复了解和调研，得出这样的结论，该企业的企业文化患有严重的“幼稚病”。

为什么说该企业的企业文化患有“幼稚病”？这是因为这家企业是脱胎于当地大型国有企业的单位，在一开始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时，就打上深刻的“政绩”文化烙印，在这样的政绩文化基础上，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在企业中，一批虚有其表的中层粉墨登场，他们靠着溜须拍马本领,登上了企业重要位置，而企业的高层领导好大喜功，一味追求发展速度和创造奇迹。在1998年，抓住了市场的机遇，创造了一系列眩目的成就。但是正是这样的成绩掩盖了存在的问题，在成绩面前，该企业没有总结得失，而是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夸大领导作用。就在这样的浮躁环境下，弱化领导的危机意识，在歌舞升平的气氛中，企业领导和员工都在构想着“世外桃源”般美丽蓝图。2000年，该企业上马了一个让自己很难消化的大项目。在狂热的房地产热浪催动下，企业领导心潮澎湃决定开发四十多万平的大型楼盘，而且这个项目上马，没有经过详细调研和科学分析，也没有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该项目由企业的领导和政府部门的领导直接拍板定岸。

从2000年开始立项到～年建成，整整用了五年时间，这期间由于企业的资金严重匮乏，一直处于停停建建之中，而且新建成的楼盘还遗留着严重的后患。背上了这样的包袱，对于这个刚刚开始起步的企业，眨眼之间，从明星企业变成“流星”企业。发生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企业没有真正的文化，该企业建设的企业文化是一种非常“幼稚”的企业文化，具体体现在霸权文化和政绩文化上，在这种文化氤氲下，没有人敢为了企业未来，而站出来说真话，如果说真话，可能就得罪一大批人，最终结果只有背包走人下场。这个企业在短短几年时间,当初招聘而来大批优秀人才来了又走，再去招聘，来了又走。企业最后失去挽救企业的真正人才，走向最后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年上半年，笔者为一家大连的民营企业做企业文化设计。这是当地一家大型的私有企业，在当时这家企业可以说前景一片光明，具有很大发展的潜力。为此，笔者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尽心尽力去挖掘和塑造该企业的企业文化。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笔者发现该企业存在一种严重脱节的现象。当一些具体的制度制定出来以后，到了实施的时候，却走了样子，只有详细的制度，却没有严格而科学的考核做跟踪。于是，经过辛辛苦苦建设的企业文化，就成为一道画上的风景，企业领导也没有身体力行督促和执行企业文化，只有整理出一套企业文化手册。这样的企业文化只有人去欣赏，而没有人真正置身其中，领略企业文化的魅力。

～年7月，该企业最大的子公司发生一场严重的人为事故，整个集团的经营业绩急转直下，一泻千里，企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此时，企业领导迫不得已采取了企业裁员、调整战略、收缩经营范围等一系列措施。于是，企业文化建设首当其冲被裁掉了。当初企业领导聘请笔者时，谈及企业文化重要性时，豪言壮语镇人耳愦，仿佛就在昨天。而现在笔者却看到企业文化成为昨日黄花，心中好不凄凉。企业文化真的就是这样的“幼稚”吗？笔者不禁在心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其实。幼稚的企业文化并不代表企业文化的脆弱。在这家企业的领导心中，他永远也没有认识到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幼稚病”现象。而这点也是笔者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也是企业文化工作者最悲哀的事情，这就是企业文化工作者得不到充分的信任和授权。当时笔者到这家企业调研时，在这家出了问题的子公司调研时，这家下属的公司领导是台湾人，他不屑一故地告诉笔者：他是台湾人,他领导的企业应该具有台湾文化，而与这家子公司负责企业文化领导人交流时，他竟然提出了这样匪夷所思的问题：他认为在集团的基础上,这家子公司再建立起一套自己的企业文化，而他们的企业文化与

集团的企业文化根本就没有多大关系，属于另立山头。正是这样的“山头主义”倾向，严重制约了企业按照正常规律发展，将企业拉向了另一个深渊。在这个小团体带领下，企业偏离的航道，没有人监督，没有人去考核，结果造成了触礁事件。最终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面对将近1亿元的损失，企业领导发出了“崽卖爷田不心痛”的悲叹。

在事件发生之前,笔者认真分析了企业的实际状况，以及发生这场事故的原因，曾经提出这样的建议，在企业当下必须采取一场整风运动，彻底地建立起真正的大集团企业文化，也就是解决一直困扰企业文化“幼稚病”的问题。但是，企业领导人认为经营放在首位，企业文化只是配合经营。结果发生了这样的结局，亡羊补牢的时候，企业领导人只想着去补这个“牢”。其实，企业领导还没有警醒地意识到，在企业的内部隐藏着批羊皮的狼才是企业最大的隐患。当初企业文化考核人才标准就是具有优良的品德，而到了执行起来就走了样子，企业领导认为应该考虑经理人的职业化问题，其实就是企业经理人的能耐，而对于其道德这方面的考察就无足轻重了。但是，这些人对于企业的愿景和发展战略存在非议和质疑，所以每时每刻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由于，他们过于计较个人得失，考虑个人的利益大于企业利益，做出的决定和决策一味考虑取得成绩，而忽视存在风险。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自己的经营业绩取得大幅度的突破，才能得到领导青睐，也才能获得自己那份优厚的报酬。至于这样的举措隐藏的风险，以及如何规避风险，这样的事情他们已经来不及考虑，也没有时间考虑。他们认为在企业好了再干，不行就溜之大吉，企业也无法追求其责任。而且这样的经理人，他们始终信奉“有奶就是娘”的生存哲理，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企业只是他们人生的一个站台。因此，企业领导如果不能意识到企业文化重要性，不能解决思想意识的问题，那么企业就无法规避这些风险。中国有句古语：“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企业不彻底肃清那些存在不同想法，隐藏在企业的“狼”，那么企业迟早会被这样的狼吃掉。

这里笔者举这样的一则例子，也许对我们有所启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进行过多次的整风运动，虽然整风运动曾经造成了冤案，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但是正是整风运动的进行，才肃清了革命队伍内部不坚定的异己分子，从而实现了革命队伍高度的纯洁化，使所有党员干部坚定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正是这样的队伍，为实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主席曾经力荐所有共产党员读《甲申三百祭》,这是关于明朝末期闯王李自成著作。作为革命失败代表的李自成，当他打进紫禁城以后，失去了奋斗的目标，而开始贪图享受。而隐藏在农民军异己分子，积极为个人的利益着想，使得新生的政权法度无纲，混乱异常。最后，一盘散沙的农民军，被远在冰天雪地的努而哈赤的后裔所击败，酿成了一出历史上的悲剧。当初毛泽东主席走出西柏坡时候，曾经形容：共产党人就是进京赶考，不要像闯王那样考个不及格。、前车之鉴、后车之事，历史教训足以让人深刻铭记。其实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家庭，都是这样的道理。没有文化的国家是落后挨打的国家，没有文化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同样，没有文化的企业即将是市场经济所淘汰的企业。

从以上两个案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脆弱的文化导致了以上潜在悲剧的发生。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断定企业文化就是脆弱的!企业文化天生就患有“幼稚病”，这只是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问题。

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也不过短短20年左右，没有成熟的经验和案例值得我们借鉴。当前，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只有适合中国特色的前提下，建设具有企业特点，具有实战性的企业文化。只有建立起真正的企业文化，使企业的广大员工真正认同企业文化，懂得企业的历史使命，理解和认同企业的愿景，确立真正的企业价值观，并使得企业所有员工，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而共同努力，我相信这样的文化足以支撑企业健康持续发展，也能够避开企业在前进征途上的重重障碍，才能真正实现基业长青的理想。

第三篇：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研究方向

1、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本方向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到科学、由科学到实践的发展过程，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与教训，研究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

通过本方向的研究，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比较系统地掌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及其理论成果，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能够担任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宣传、党政工作的高素质人才。

2、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本方向主要研究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和特征，探讨其运动规律，研究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等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研究国际经济、政治及国家体系的运行机制和演变规律。

通过本方向的研究，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比较系统地掌握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变化规律，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能够担任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宣传、党政工作的高素质人才。

3、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本方向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深入总结共产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探究中国共产共领导革命和执政的规律性，以及中国共产共自身建设的规律性。

通过本方向的研究，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及自身建设的规律性，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能够担任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宣传、党政工作的高素质人才。

第四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感想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感想

今天上党课老师给我们讲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下面就是我这堂课的认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称“国际共运”，是指在世界各国开展的共产主义运动，其目的是为了推翻剥削阶级的社会建立起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借鉴了早期基督教思想家所创立的学说，“按劳分配”、“按需分配（按需取酬）”这些概念也或多或少来源于人类对亘古平等的记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学说的贡献，在于将其从空想变成了科学的平台上。这里所说的科学，就是指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呈现出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由理想变成现实，由一国胜利到多国胜利的发展规律，同时也出现了曲折。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在同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中发展的；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的；是在对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创造性研究过程中不断发展的。1847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问世。《宣言》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宣言》最后庄严宣告：“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并发出国际主义的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917年11月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是震撼世界的伟大的历史事件。俄国无产阶级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组织广大农民、士兵，以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成功地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革命，是无产阶级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一次最伟大的创举。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当时和俄国无产阶级处于同样遭遇的各国无产阶级树立了榜样。各国无产阶级从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获得了鼓舞自己前进的勇气。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的新时代。因为事件发生在俄历10月25日，故称为“十月革命”。

学习、宣传、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现有的环境和条件下，尽可能更多地实践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用彻底消灭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的正确舆论引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用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解放全人类、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播撒共产主义的火种，把国内外共产主义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谢孝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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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2

第五篇：香港左派电影公司的历史演变

194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交上面临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英殖民地统治下的香港成为了中国“通向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是“突破以美国为 首 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 正因为如此,香港成为了中西抢占、左右角力的意识形态重要场域。当时面对美国抛出大把美元推行反华政 策,以及右派势力积极散播反共主张,中国政府提出了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方针,在各领域巧妙推动意识形态的宣传渗透攻势。落实到电影上,则是紧扣住“背靠祖国,面向海外”的政策理念,全面启动左派进步电影的创作和推广。

香港左派进步电影的发展,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起伏和波折。最早的实践者是20世纪 50 年代陆续成立的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简称“长城”)、凤凰影业公司(简称“凤凰”)和新联影业公司(简称“新联”)。文革期间遭受致命打击的左派电影机 构,在1983 年合并成银都机构有限公司(简称“银都 ”),在香港电影新形势下努力开拓新局面。

“长城”、“凤凰”和“新联”

在20 世纪60 年代中期以前的香港影坛,“长城”、“凤凰”、“新联”三家左派公司的电影生产,不仅成功树立了进步电影的银幕旗帜,而且创作地位 比较高。当时香港电影界 分别涌现出国语片“四大公司”和粤语片“四大公司”,“长城”、“凤凰”占国语片四大公司的两席(其他是邵氏和电懋),“新联” 和“中联”、“光艺”、“ 华侨”并列为粤语片四大公司。可见当时左派进步电影横跨香港国语、粤语影坛的强大声势。

“长城”、“凤凰”、“新联”的发展成立,直接源于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扶持和众多进步电影人的积极推动和亲身实践。但从社会背景看,也是间接奠定于之前进步电影探索的基础上的,包括了上世纪 30 年代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南下香港引领的进步电影热潮和40 年代后半期夏衍、蔡楚生等再次南 下香港所掀起的进步电影新高潮。此外,鉴于粤语影坛的粗制滥造和意识不良,1949 年吴楚帆、卢敦等160 多位粤语电影工作者倡导的“电影清洁运动 ”, 以及“华南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后改为“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等进步影人互助合作组织或公司的成立,都为“长城”、“凤凰”、“新联”的成立提 供了良 好的社会条件、强大的核心力量和扎实的运作经验。从艺术创作看,1949 年被评论界誉为“现实主义粤语片的一个正确的、坚实的、全新的起点 ” 的影片《珠江泪》,其现实主义的风格和进步意识形态的表达,为此后进步电影的生产提供了重要启示。

1.长城:社会写实国语片的创作主力

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即香港电影史上所指的新“长城”,成立于1950 年,是从之前1949 年张善琨组建的旧“长城”(长城影业公司)改组而来 的。主要掌舵人是袁仰安,创作队伍不仅有李萍倩、岳枫、陶秦、刘琼、程步高等编导精英,又有严俊、李丽华、韩非、陈娟娟、陶金等许多知名演员。

改组以后的“长城”,在50年代被誉为香港国语片生产的“中流砥柱”。由李萍倩、陶秦、刘琼等组成的编导委员会,强有力地把关“长城”的创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引导方向,不仅内容“最低限度要求是健康的……为社会大众所需要的”,而且形式也“要求有浓厚的戏剧性,有高度的表现手法”。

“长城”从改组后第一部作品《说谎世界》开始,就以强烈的社会表现力掀开了“香港国语影片史上划时代的新页”作为改组后重拳出击的创业作, 《说谎世界》集合了导演李萍倩、编剧陶秦以及李丽华、严俊等重要演员。影片针对当时香港物价飞涨、人心不古的社会现实,演 绎了一个大老板图谋小职员积蓄、小人物诈骗大富翁不义钱财等连环式人骗人的故事,既凸现出深刻的社会写实意味,又具有辛辣嘲讽的都市喜剧特色。

此后,社会写实的创作方向,一直贯穿于“长城”的发展历程。这种社会写实,既继承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内地进步电影关注民生疾苦和社会矛盾的优秀传 统, 而且也因应香港城市化背景和观众现实状况,摸索出了亦庄亦谐、寓教于乐的独特品格。“长城”出品了《禁婚记》(1951,导演:李萍倩)、《方 帽 子》(1952,导演:李萍倩、刘琼)、《儿女经》(1953,导演:陶秦)、《寸草心》(1953,导演:李萍倩)、《花花世界》(1954,导 演:黄 域)、《大儿女经》(1955,导演:胡小峰)等众多高水准的社会写实影片,其中《禁婚记》、《寸草心》和《儿女经》等最具代表性。《禁婚记》针 对当时香港失业状况严重的社会现实,以喜剧方式构思了一个丈夫失业、妻子就业的故事,并巧妙加入了男女爱情观念差异的新思维,取得了不俗的社会反响, 并创造了公映天收13.3 万港元的票房佳绩,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国语片。影片《儿女经》是“长城”将社会写实与伦理主题成功结合的王牌之作,影片在一对夫妇含辛茹苦养育七个孩子的家庭故事中,设计了众多充满生活趣味的精彩细节,以情动人、真实朴素, 并细腻传达出社会生存和家庭教 育的主题。影片和另一部《蜜月》在1953 年圣诞和春节档期连续上映时大获成功,“同期上映的所有西片和国片的售座纪录都被这两部片子断然压倒……港九的首轮影院和海外各地的片商更因此而纷纷向长 城要求获得其他新片的映权,展开了1953 年长城出品的映权争夺战” 此外,《寸草心》也是这一创 作路线的重要作品,编导讲述了一个父亲为供儿女上学辛苦工作、女儿心疼父亲偷偷做工帮助家里赚钱的感人故事,在香港、新加坡 和马来西亚等地饮誉一时。

在坚持社会写实为创作主导的前提下,为了提升市场空间和社会影响力,“长城”也注重百花齐放、多向发展。1953 年历史故事片《绝代佳人》的问世,标志 着“长城”开启了多样化发展的道路。影片由李萍倩导演、林欢(即金庸)编剧和夏梦、平凡、张铮、乐蒂等主演,在取材 自《史记》真实史料时尝试加强了艺术 主题的提炼,制作中创造了当时香港影坛非常罕见的“场面之伟大”、“布景之豪华”,成功入选1957 年中国文化部评选的优秀影片之列。此后“长城 ”的创作是全方位的,既有《欢喜冤家》(1954)、《三恋》(1956)等故事片,也有《中国民间艺 术》(1956)等纪录片,还有《王老虎抢 亲》(1961)等戏曲片;在类型上,也全新发展了《云海玉弓缘》(1966,导演:张鑫炎、傅奇)等武侠片, 开启了此后香港新派武侠片的潮流;文学名 著改编也成为新方向,产生了改编自巴金名著《家》的《鸣凤》(1957)和改编自鲁迅同名小说的《阿Q 正传》(1958)等优秀影片。

总体来说,“长城”在文革之前的创作是非常旺盛的,从1950 年改组到1951 年就创造了年产12 部的高纪录,截止到1959 年10 月,“长 城”出品已达75 部。“长城”不仅创作数量相当可观,而且市场业绩也非常突出,仅1952 年在香港首轮 上映的国语片票房排行中前十名中,就以《新红 楼梦》等影片占6 席,而且还以《新红楼梦》21.4 万港元、《一家春》12.1 万港元、《蜜月》10.4万港元的票房佳绩包揽了前三甲此 外,“长城”影片的艺术水准也非常突出,不仅有1954 年影片《孽海花》入选英国爱丁堡国际电影节,还有1958 年影片《阿Q 正传》(袁仰安导演, 关山主演,“长城”和新新影业公司联合出品)获得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等重要荣誉。

在“长城”所有导演中, 李萍倩是最核心的创作力量。一则他执导的影片数量有26 部之多,除了和刘琼联合导演的《方帽子》之外,其余25部均为独立执 导;二则其导演的影片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既有《说谎世界》、《蜜月》等喜剧,也有 《寸草心》、《我是一个女人》(1955)等正剧,更有《望夫山下》 等悲剧,还有《绝代佳人》等历史片;三则其导演的影片质量最高,很多树立“长城”品牌 的名作都出自他手,比如《说谎世界》、《禁婚记》、《绝代佳人》、《三笑》(1960)等。

2.凤凰:国语片“喜剧之家”

凤凰影业公司,成立于1953 年,并在1954 年改组,是一家由进步电影人合资组建、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电影公司。“凤凰”主要是在此前 1950 年费穆创办、吴性栽投资的龙马公司被迫结业的基础上筹组而成的,基本成员还有一部分来自离开1947 年李祖永创办的永华公司,主持大局的是朱 石麟。“凤凰”成立初期,在艺术委员会主任朱石麟的精心策划下,一大批年轻的电影人担当主力,包括了任意之、陈静波、鲍方、罗君雄、朱枫等编导人才和朱 虹、高远、江汉、石磊等青年演员。

创作理念上,“凤凰”基本延续龙马公司的主张,主要着手小市民小 人物,描摹他们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情感,善于营造真实的社会情境,并且在精彩的故事中巧 妙探讨家庭、爱情等社会问题。这样的电影思想贯穿始终,使得“凤凰” 出品的电影不仅广受业界和观众认可,而且在与外国电影同台竞争的香港电影市场上也有不俗表现。

上世纪50 年代,“凤凰”公司被誉为是香港国语片的“喜剧之家”,从1953 年创业作《中秋月》问世之初,就奠定了主要生产写实风格喜剧电影的创作 方向。影片《中秋月》由朱石麟导演、沈寂编剧,韩非、江桦等主演,主要讲述了一个公 司小职员在中秋节送礼时所遭遇的人情冷暖和世事沧桑。影片被评论界赞 誉为“用喜剧手法处理悲剧处境,把一个小市民为生活而疲劳奔命的小故事拍得非常平易近人,这是朱石麟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温和敦厚中渗透着对势利社会的批 判讽刺,真正做到悲中有喜,笑中带泪,堪称悲喜剧中的杰作”此后一大批优秀电影陆续产生,如《水红菱》(1953)、《一年之计》(1955)等 影片。50 年代中期,不仅朱石麟亲自编导了《抢新郎》(1958)、《夫妻经》(1958)等,而且在朱石麟作为总导演的框架下,年轻电影人也陆续创作 出《男大当 婚》(1957)、《情窦初开》(1958)、《野玫瑰》(1959)等一大批富有城市生活气息的喜剧片。

上世纪50 年代末到60 年代,是“凤凰”创作的全盛时期,一方面创作数量急剧增加,另一方面在坚持喜剧电影主导的同时,多元化创作策略促使一系列叫 好又叫座的影片问世。1963 年,朱石麟首拍古装奇情片《董小宛》获得成功,其后李晨风编导的民间传奇片《刘海遇仙记》(1963)、沈鉴治编导的侠义 传奇片《椰林双 姝》(1965)、陈静波导演的古装片《审妻》(1966)等陆续问世。1964 年陈静波导演的侠义奇情片《金鹰》值得特别关注,影片 不仅到内蒙古实景拍摄,影像唯美,而且是香港第一部票房超过100 万港元的电影。1966 年鲍方编导的古装鬼片《画皮》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在 香港公映后特别卖座,也广受内地观众欢迎,并被陈毅同志评价为“拍得很好,有艺术性又有思想性,也有 教育性”此外这一时期,“凤凰”还多次和内 地电影制片厂、电影人合作,拍摄了岑范导演的越剧《红楼梦》(1962)、马尔路和苏菲导演的曲剧《杨乃武和小白菜》 等戏曲艺术片,在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反响热烈。

著名导演朱石麟,不仅是“凤凰”的主持人、创作上的领军人物和总导演,而且也是香港国语片重 要代表。50 年代到60 年代中期,他先后导演了《误佳 期》(1951)、《一板之隔》(1952)、《中秋月》、《乔迁之喜》(1954)、《夫妻经》、《新寡》(1959)、《同名鸳鸯》(1960)等 优秀影片,善于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细节营造中巧妙渗透朴素的思想主题,引领了以“笑中有泪、泪中有笑”为独特品格的现实主 义喜剧电影美学,“协助了 中国电影中喜剧学派的形成”

3.新联:家庭伦理粤语片的中坚力量春秋中文社区

新联影业公司在1952 年成立,是粤语片“四大公司”中最早成立的,“被视为粤语影坛上的一股清泉”公司主要创办人和负责人是廖一原,投资者 一说是爱国华侨,另外也有“是国家直接投资的”、“最初全是官方资本,负责领导的是周总理,后来交到陈毅手上, 再交给廖承志管理”的说法。“新联 ”成立的主要动机在于,希望“团结一些有社会责任感、渴望提高粤语电影水准的朋友一起努力改变粤语电影的面貌”主要成员是一大批在香港粤语电影界 颇具影响力的人才,不仅包括了吴回、李晨风、秦剑、卢敦、左几、李铁等重要导演,而且囊括了吴楚帆、白燕、张瑛、张活游、黄曼梨、李清、容小意、红线女等 众多明星。

“新联”是粤语片生产的中坚力量,从成立之初就旗帜鲜明地倡导“新联出品,必属佳片”,提出了“拍片的口号是„白开水‟,即提倡健康, 导 人向善,不搞色情电影”并且从创业作《败家仔》开始就坚持这样的创作理念。影片《败家仔》由吴回导演、李亨编剧,张瑛、白燕、黄曼梨等主演。浪子 回头的家庭伦理故事虽然情节比 较常规,但“它在道德观念上的宣泄,令广泛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公映后“驰誉省、港、澳和东南亚,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被视为香港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此后,“新联”坚持以家庭伦理作为主要方向,并且强调朴素写实的创作风格,拍摄了一些水准相当高的影片,包括秦剑导演的《家家户 户》(1954)、左 几导演的《父慈子孝》(1954)、卢敦导演的《丈夫变了心》(1958)等影片。其中《家家户户》很具有代表性,影片讲述了一个婆 媳之间关于争夺儿子 / 丈夫、当家权力和抚养孙子的故事,既展现了真实描摹的社会写实力度,也充满了朴素细腻的生活情趣,不仅艺术表现力颇受影界认可和推崇,而且在香港、新 加 坡、马来西亚等地上映时票房也非常不错。20 世纪60 年代以后,在家庭伦理片为主导的前提下,“新联”还拍摄了《包公合珠记》、《包公血掌印》等 喜剧或歌唱片,制作了《湖畔香魂》(1960)等恐怖片,并创 作了《东 江之水越山来》、《桂林山水甲天下》等多部纪录片。

“新联”的创作力在50 年代中期以后急剧攀升,每年8部以上的生产量比较强劲,甚至在1956 年还出现过“在72 小时内连开三部新片的纪录(秦剑的《新婚夫妇》、吴回的《选女婿》、李铁的《碧血恩仇万古情》)”电影经营上,“新联”是最早有意识利用国内名胜风景来增加电影观赏性的公 司,1961 年李晨风导演的《苏小小》和《湖山盟》就是远赴杭州、苏州实景拍摄的。此外“新联”对于独立制片的推动力度比较大,与“飞龙”、“现代”等 独立公司合作拍 摄了《意乱情真》、《半生牛马》等影片,1964 年还与内地珠江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了轰动一时的影片《七十二家房客》(导演:王为 一)。

在“新联”导演群中,作为最初创办者之一的卢敦是重要导演, 他能编能导能演,创作的影片数量多,而且质量普遍比较高。最值得称道的是《十号风球》(1959)。影片根据廖一原的小说改 编, 讲述了在天台木屋中生活的底层贫民的苦难生活,不仅“写出民间疾苦,写出贫穷人家心声”,而且指引出“生活在困境中的朋友们,所需要的是互相谅解,互 相 同情,有同舟共济,互相扶持的友爱互助精神”另外1961年讲述华侨海外艰难生活的影片《少小离家老大回》,也是卢敦和“新联”最具代表性的作 品之一,被评论界誉为“一部不简单的电影”,不仅影片“题材不简单, 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前后有40 年左右”,而且整体制作规模蔚为壮观,创造了许多当时 港片中难得一见的宏观大场面。

4.文革时期的创作困境

文革前,“长城”、“凤凰”、“新联”三家公司的发展势头非常强劲,尽管面临着“电影内容只要稍涉民族意识,港英就会要求删减”等严苛的电影审 查和进步人士被驱逐出境等政治迫害,以及以“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为代表的右派电影围追堵截等严峻形势,却往往能突出重围而大放异彩。它们出品的影片多导人向善、寓教于乐,多源于香港现实生活又进行巧妙艺术加工,观众面 非常广泛,在东南亚特别有市场。尤其是上世纪50 年代初中期,在 东南亚拥有庞大影院网络的邵氏、电懋等都还没有正式开发自己的制片业务时,左派公司出品的制作严谨、明星号召力强的众多电影更是院线竞相购买的对象。

文革期间,左派电影界受到了国内极左思潮的严重冲击,不仅1966 年前“长城”、“凤凰”、“新联”生产的262 部电影(“长城”115 部、“凤 凰”69 部、“新联”78 部)都被认为是“执行文艺黑线的产物,在港澳及海外大量放毒”,而且所有编导演人员都要分批到国内学习,进行“灵魂深处闹革命”特别是1970 年广州“五二三”会议以后,香港电影界不仅创作上要求以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要任务,而且强令左派“双南院线” 的南华、银都、普庆、南洋等影院必须放映《红灯记》、《沙家浜》等“革命样板戏”电影。这直接禁锢了香港电影人的创作自由和激情,导致政治上提心吊胆, 创作上束手束脚,人才大量流失。即便是歌颂工人阶级的影片《屋》(1970,导演:胡小峰),因为描写了工人喝酒抽烟,仍逃不了被批判的政治命运。甚至还出现了屡经政治审查、几经坎坷拍摄完成 的影片《屈原》(1974,导演:鲍方),在公映前一天被禁止放映的事件。

如此,原本创作占优的左派电影,越来越与香港观众的现实生活脱节。市场优势随之也丧失殆尽,拱手相让于邵氏、嘉禾等电影公司,直接导致了左派电影生产的萎缩,并使得香港左派电影机构文革前“累积的近1000 万元盈余”骤变为严重亏损、甚至无以为继的状态。

“银都”

文革结束后,“长城”、“凤凰”和“新联”努力设法东山再起,但在70年代以后香港商业电影发展迅速、邵氏和嘉禾雄踞港台和东南亚市场的情形下,结果并不理想。虽然生产了《一磅肉》(1976,长城)、《泥孩子》(1976,凤凰)、《欢天喜地一家亲》(1978,新联)等少量影片,但观众根本不买账, 票房每年都排在当年香港电影的倒数几位。

在各自发展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长城”、“凤凰”和“新联”尝试以联合来寻求突破。1981 年,“长城”和“新联”联合成立“中原电影制片公司 ”(简称“中原”),翌年随即推出张鑫炎导演、李连杰主演的功夫片《少林寺》。真实的少林功夫、秀美的山河风光,给予了观众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因此影片公映后反响热烈,不仅香港票房高达1600多万港元 ,创下了香港功夫片票房的最高纪录,观众人次突破100万, 而且成功地开拓了国际市场,海外版权总收入超过2000万港元《少林寺》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仅让众多进步电影人扬眉吐气、信心百倍,也让公司管理者看到了集思广益、团结协作的重大优势。

于是1983 年11 月,“长城”、“凤凰”、“新联”和“中原”正式合并,形成了一个涵盖制片发行、广告宣传等多项业务的综合性企业——银都机构有限公司,由廖一原担任董事长,傅奇担任总经理。“银都”的成立,有效整合了左派电影界的资源,开拓了新的发展思维。

创作方面,“银都”继承了“长城”、“凤凰”、“新联”成立以来所坚持的导人向上、深刻写实的电影传统,而且面对上世纪80 年代以后香港社会的转型 和港人心态的转换,发扬了更具有现代都市品格、人文视野和社会内蕴的写实创作手法,并成功推出一系列优秀影片,高扬起独树一帜的艺 术品牌。1983 年 “银都”推出方育平电影《半边人》(仍以“凤凰”名义出品),将一个卖鱼档的女孩半工半读学演技的故事搬上银幕,以非职业演员的表演真实地展现,获得第三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剪辑奖,为刚成立的“银都”创造了艺术信誉;1986年方育平再导影片《美国心》,冷静影像所展示出的一对年轻夫妇若即若离的情感和游移不定的移民情怀,被影评人评价为“把拍片与真实结合为一种方式,在港片 是空前地自由大胆的尝试”1992 年张之亮聚焦生活在笼子里的香港底层小人物的电影《笼民》,代表了“银都”香港本土化写实创作的重要成就。影片在真实记录和细腻描摹中融入了深刻的批判意 味, 被舆论界赞誉为“这类深入民间的艰辛创作”,“逆流而上,难能可贵”,在香港金像、亚太影展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多项大奖。此外,张艺谋的 《秋菊打官司》更是“银都”写实电影的集大成之作,不仅怀抱金狮扬威威尼斯,而且囊括了中国电影金鸡奖、大众电影百花奖和香港电影金像奖等重要奖项,创造 了 香港进步电影的巅峰成就。还有刘国昌描写香港不良青少年生活的《童党》和讲述庙街鸨母等小人物故事的《庙街皇后》等,都在新时期赋予了“银都”写实电 影 多样化表达和鲜活生命力。

面对香港电影浓烈的商业化氛围,“银都”对自身作为香港电影制作机构的角色和电影生产的直接市场、目标受众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确立了“为这里(香 港)的观众喜爱、接受、意识健康、艺术构思新颖”和有商业性、娱乐性的电影发展方向。于是多元化类型电影的持续性拓展,也是“银都”电影创作的重要 特点。功夫片是最主要的类型。在1981年《少林寺》创造的轰动海内外的市场高起点上,1984 年“银都”迅速推出张鑫炎导演、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小子》,再创香港票房2228 万港元、位列当年香港票房排行亚军的纪录。之后除了继续拍摄李连杰主演的《南北少林》和《中华英雄》外,“银都”还陆续出品 了《书剑恩仇录》(许鞍华)、《黄飞鸿之男儿当报国》(刘国伟)、《怪侠一支梅》(刘观伟)、《青蜂侠》(林正英)等一系列影片。其次,多样化风格的喜 剧尝试是新的亮点,包括邱伟雄的 《福星临门》、徐克的《满汉全席》等影片。此外,还有《婚姻勿语》等爱情片、《重案背后》(林岭东)等警匪片、《黑太阳 731》(牟敦芾)等历史片,整体上完善了“银都”电影的商业架构。除了故事片,利用可以实拍内地风景名胜的特色资源拍摄人文纪录片,也是“银都”特别 醒目的品牌创作。延续上世纪80年代 初长城出品《云南奇趣录》、《苏杭姻缘一线牵》等纪录片的成功经验,“银都”在80年代中期以后也推出了《大西北 奇观》(1984)、《神秘的西藏》(1985)、《神州大地女儿国》(1986)、《中国三军揭密》(1989)等影片, 极大地契合了当时广大港人和 海外侨胞希望了解中国的心理渴望,取得了比较理想的市场票房和社会反响。

但客观地说,从合并之日起,“银都” 就面临着基本生存和未来发展的众多问题,包括创作队伍薄弱、生产力低、市场缺失等。可喜的是,“银都”的管理者对自身条件和外在环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产 业运作实践中有步骤地实施了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合并初期,“因利乘便”成为了“银都”发展最重要的策略,紧紧 把握影片《少林寺》带来的市场有利局面,依 靠现有的电影人才将功夫片的创作优势发挥到极致,集中推出了《少林小子》、《南北少林》等影片,在确保生存的 前提下,力图提升利润空间。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后,“银都”开始努力“扬长避短”向外拓展, 不仅有效发挥作为中资机构的独特优势推动合拍片潮流,推 出了《黄河大侠》、《西太后》、《最后的贵族》、《秋菊打官司》等一系列出色的影片;而且针对生产力严重疲软的状况,大力发展与方育平、杜琪峰、刘国昌、张之亮、关锦鹏、李志毅、邱礼涛等在创作理念上基本一致的年轻导演的合作,推出了《美国心》(1986)、《西楚霸王》(1994)、《童党》(1988)、《笼民》(1992)、《人在纽约》(1990)、《婚姻勿语》(1991)、《靓妹正传》(1987)等一系列才情之作。“银都” 双管齐下的策略推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既保证了每年电影产量的稳定增长,也发展了更广泛的市场空间,发挥 出新时期进步电影广泛的影响力。

另外就市场开拓而言,基于两岸政策逐渐开放的社会背景和香港电影本土市场狭小、对台湾市场依赖性较强的生存现状,“银都”大胆采取了迂回突围的弹性策略。因为长期以来由于右派“自由总会”的排斥,不仅左派电影完全不可能进入台湾公映,而且只要参与过进步电影制作的电影人都会被台湾所排斥,从而导致长期以来很多愿意合作的编导演人才因顾忌台湾市场而放弃,也形成了左派进步电影进一步拓展的重要瓶颈。“银都 ”为了吸纳更多的人才和有效保护电影人,也“为突 破台湾市场,不坚持用„银都‟公司的名义”而允许用香港独立公司的名义。这样就出现了很多“银都” 作为幕后主导的影片,比如映之道制作公司的《庙街皇后》,影幻制作公司的《玩命双雄》和《笼民》,华映制作公司的《马路天使》(1993)等。上世纪80 年代后期,在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开放经济 文化交流等意识形态松动的背景下,“银都”推行了更灵活的明暗出击的突围策略:一方面有效利用独立公司名义与一些“自由总会”的会员公司合作,以此来争 取打入台湾市场的准入证,待台湾上映结束后,再恢复“银都”品牌进入香港和内地的电影市场,例如梦工厂制作公司 的《飞越黄昏》、台湾学甫影业公司的《人 在纽约》等影片。另一方面也逐渐尝试直接与台湾龙祥、巨龙等公司合作,推出了《西楚霸王》等影片。由此,“银都” 不仅大大提升了与电影人广泛合作的机会和影片的生产量,而且成功拓展了台湾市场。

香港回归以后,特别是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协商和2004 年正式实施以后,“银都”一直以来与内地 关系紧密的得天独厚的优势逐渐丧失,同时其立足香港、面向海外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也被空前削弱,产业发展再次遭遇到现实困境。对此,管理者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将进一步推进商业电影的多元化创作作为主要方向,并以普遍撒网作为重要策略。2003 年以来,“银都”普遍加强与海内外各大电影机构的合作,尤 其跟“寰亚”、“星皓”、“寰宇”、“一百年”等香港中坚制片机构多次合作,密集参与多种商业类 型片的投资,电影生产量稳步增长,市场业绩逐渐好转。2004 年,“银都”一共投资了《魔幻厨房》、《旺角黑夜》、《龙凤斗》等7 部影片;2005 年,产量虽降为5 部,但市场成绩却连创佳绩,不仅香港市场《早熟》(1038 万)、《童梦奇缘》(2016 万)、《头文字D》(3786 万)等票房大卖,而且内地票房成绩也不俗,影片《无极》席卷内地票房1.7亿人民币,《头文字D》也斩获6400 万人民币的高票房;2006 年,出品影片包括《春田花花同学会》、《妄想》等6 部,其中《伤城》 以香港票房1444 万港元、内地票房8000 万人民币33 的成绩比较突出。

尽管创作数量较多、势头良好,但目前“银都”的发展形态主要是少额资金的投资参与,市场主导性较弱,而且创作主动性不强,缺乏独树品牌的扛鼎性作品。这些都是“银都”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另外,在华语电影整合的趋势下,如何更好地打响自己的品牌、拓展市场空间,并且更进一步推动内地与香港之 间更紧密的电影文化交流,这也是“银都”必须深入思考和妥善解决的问题。

注释: 周恩来总理在1951 年的指示,转引自张家伟著《香港六七暴动内情》,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0 年版,第117 页。张家伟.香港六七暴动内情.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0.117.顾耳关于《珠江泪》的评论文章,辑于第2 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专刊《五十年代粤语电影回顾》,转引自余慕云著《香港电影史话(卷四):五十年代(上)》,香港:次文化堂2000 年版,第12 页。袁仰安.谈电影的制作.长城画报,1950,(1):2-3.望苏.1959 年的香港国语电影状况.长城画报,1959,(100).旧影话沈鉴治.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2:理想年代——长城、凤凰的日子.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1.260.《蜜月》和《儿女经》在港公映的盛况.长城画报,1953,(24).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绝代佳人.长城画报,1953,(27).数据来源于文章《1952 年的香港国片影坛》,《长城画报》第27 期,1953 年4 月出版。香港著名影评人罗卡的评论,转引自余慕云著《香港电影史话(卷四):五十年代(上)》,香港:次文化堂2000 年版,第128 页。朱虹.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2:理想年代——长城、凤凰的日子.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1.229.鲍方.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2:理想年代——长城、凤凰的日子.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1.100.林年同《朱石麟(二稿)》,第7 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战后国、粤语片比较研究——朱石麟、秦剑等作品回顾》,香港:市政局1983 年出版,第20 页。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薛后.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58.卢敦:我那时代的影戏.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1:南来香港.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0.130.廖一原, 冯凌霄, 周落霞, 吴邦.香港爱国进步电影的发展及其影响.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编.香港电影回顾.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55.卢敦:我那时代的影戏.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1:南来香港.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0.131.薛后.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59.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卷五):五十年代(下).香港:次文化堂,2001.153.20 廖一原的话,张家伟著《香港六七暴动内情》,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0 年版,第214 页。1952 年1 月10 日,港英当局拘捕并驱逐了司马文森、刘琼、舒适、齐闻绍、杨华、马国亮、沈寂、狄梵等八名电影工作者出境;5 天后,白沉、蒋伟也相继被递解出境。

“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简称“自由总会”,1956 年成立,是右派电影人的组织,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排斥左派进步电影人。1957 年 改称为“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1997 年更名为“香港电影戏剧总会”。凡是要进入台湾市场公映的香港电影,都必须到自由总会登记,并核发证明 书。廖一原, 冯凌霄, 周落霞, 吴邦.香港爱国进步电影的发展及其影响.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编.香港电影回顾.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57.1978 年复出主持香港工作的廖承志的话,张家伟著《香港六七暴动内情》,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0 年版,第220 页。

1970 年5 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第二军管小组(是当时处理港澳工作的领导机构),在广州召开专门为香港左派电影界举办的“纪念毛主席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8 周年的学习会。由于这篇讲话是1942 年5 月23 日发表的,所以学习会定名为“五二三”会议。

影片《屈原》上映前一天,《明报》副刊黄霑的专栏文章提到,看《屈原》的广告宣传片认为“香港左派胆子可大啊,这不是借屈原讽刺毛泽东和江青 吗?”新华社 官员看到这篇文章后,马上做出禁止上映的决定。直到“四人帮”倒台后,1978 年《屈原》才得以在香港公映。廖一原的话,张家伟著《香港六七暴动内情》,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0 年版,第222 页。数据来源于廖一原文章,原载于香港《大公报》1982 年3 月8 日,转引自《中国电影年鉴1982》,中国电影家协会1983年版,第663 页。数据来源于子婴文章《如何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浅谈〈少林寺〉的得与失》,《中外影画》第25 期,1982 年3 月出版。石琪著.石琪影话集:新浪潮逼人来.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1999.237.31 原“长城”总经理、后任“银都”总经理傅奇的话,见石铭文章《电影—企业—多元化——访傅奇谈长城》,《中外影画》第12 期,1981 年2 月出版,第50 页。

前银都副总经理马逢国的话,出自香港电台《百年梦工厂》系列节目之《香港电影无国界》。

以上电影票房数据来源于香港《电影双周刊》(2003-2007)和《中国电影报》(2003-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