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人文化：被误读的执政能力[精选多篇]

第一篇：强人文化：被误读的执政能力

强人文化:被误读的执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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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达维

前不久揭晓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名单中,熊召政的《张居正》毫无意外地夺得了头名,这部花费了作者10年心血的著作获奖的一个理由是“对古代吏制等典章制度之熟悉”。据说,为了写这部小说,熊召政曾花费数年心血研究明朝历史。

《张居正》的获奖和走红再一次证明了,即便是在现代文明充斥的今天,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依然有着巨大的生命力。

不过,对于历史的认知在不同的人群中并不一样,比如,时下正在热议中的“皇帝热”。上世纪90年代始,“皇帝热、武打热、鸳鸯热”风靡一时。时至今日,“帝王热”仍未冷却,从秦始皇到宣统帝,历代的皇帝都纷纷登上影视舞台,或戏说,或正谈。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在普及着一些经不住推敲的历史,其中不乏常识性的错误。

而在一些知名学者、艺术家看来,“皇帝热”的流行还有着比“误导历史”更深远的负面影响。在今年3月初举行的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王蒙和魏明伦指出,“‘帝王崇拜’意识会严重误导大众,非常不利于民主法制社会的建设。”

强人还魂

《成吉思汗》、《雍正王朝》、《康熙帝国》、《汉武大帝》„„一系列帝王戏,把国人沉睡已久的强国梦想重新唤醒。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一句话叫国人热血沸腾。中国在汉代,就奠定了1000多年来的版图,而后逐渐被蚕食,瓜分。中国人近百年来所受的屈辱,在这些帝王的还魂中一扫而光。南京大学中美研究中心副主任蔡佳禾说,看到国内的帝王戏,有一种很不安的感觉。这些戏把封建帝王一个个塑造成雄才大略的人物,省掉了他们许多残酷的方面,把老百姓关于大帝国的梦想重新唤醒起来,这种观念很要不得,虽然这些帝王戏表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强盛,但是缺乏一种现代国家所需要的人道和民主的精神。

他认为,历史剧要不就应该表现历史的真实,要不就表现一种文化的辉煌,而不是通过拓展疆土来体现国家的强盛。这样对我们下一代来说,对他们的历史观、国际观都有消极的影响。我们更多应该宣扬的是像鉴真、郑和、张骞、玄奘这些为民族和文化作出贡献的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余志森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一段时间里,皇帝在电视上的出镜率似乎太高了。其实构成历史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汉朝的强大固然有明君的因素,但是一大批将相的功绩不可忽视,民众的社会实践活动更值得研究。在史学领域兴起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更多的对象是群体史,比如妇女史、家庭史、少数民族史、社区史、毒品史、妓女史等,而不仅研究个人,即使研究人物,也是从大人物走向小人物。群体相对个人对社会更具推动意义。

“作为文人,我更喜欢和老百姓亲近的领袖,实事求是的领袖更得民心,比如林肯就是出身贫寒,自学成材,幽默睿智,平易近人。”余志森认为,对老百姓来说,比较亲近的还是明君和清官,那些建功立业,开疆拓土的君王其实和老百姓比较远,我们肯定秦始皇,但是不可能把焚书坑儒看成一种美德。

即使是《史记》,对汉武帝的描写也都是相当负面的,他做过很多不合民心民情的事。王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把帝王生活的那种快乐、任性、阴毒、血腥当成正面的东西来歌颂,那样我有点受不了。”

帝王热不止出现在中国

对于帝王的崇拜不止出现在中国,在西方,历史上的强势君主从来都是影视的热门题材。而且,在大胆的影评家看来,历史从来就是影射现实的。

“如果亚历山大可以入侵伊拉克,为什么布什不行?”在奥利弗·斯通的电影《亚历山大》上映后,美国一位影评人认为,他是在吹捧布什。

刚刚拍完卡斯特罗的奥利弗·斯通把他的视角放在亚历山大大帝身上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无休止的征服欲望,而这种血液,正鼓舞着布什给全世界带去自由。

和布什一样,亚历山大用先进的西方军队征服了东方异族文明,这些地方包括了现在的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和亚历山大一样,布什发现,这些地方容易征服,却很难管理。

哈佛大学电影学者约翰·康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在奥利弗·斯通的电影里,亚历山大和布什面临的是一个相似的问题:怎么跟他们的追随者说明,他们的帝国梦想是应该继续还是停止。当你的外交政策是由一个普适的原则主导的话,片面的胜利是无法被原谅的。

“虽然我不太喜欢布什,但我认为他并不是个独裁者,”康纳说,“我相信,他最终,会为他列‘这个国家对外的残忍政策所表示的宽容负责。”所以康纳教授并不认为奥利弗·斯通在吹捧布什,而是在抨击布什,因为在电影里,亚历山大在巴比伦的一个阳台上高呼“他们需要改变,他们需要改变”,他生存的目标,就是“给全世界的人类带去自由”。这明显就是布什演说的古代版。

康纳认为,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不应该以把自己同全世界对立起来的方式获得安全感,孤立和控制并不是保护自己国民的惟一选择。

蔡佳禾认为,一个领袖的强势未必体现在外在方面,像艾森豪威尔,军人出身的他,做过盟军总司令、北约总司令,但当总统时,根本看不出他的强势。他行事非常民主,善于接受各方面的意见,他离任时,许多历史学家和民众甚至觉得他做得很糟糕,好像他平时都不做什么正事,实际上,他对权力的控制,缓和各方面的危机都做得很好,这才是真正强势的领袖。

他认为,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强势,现在布什之所以出现,也是现在美国不具备五六十年代那样对全世界的吸引力,而需要外在的强势来表现,重拾旧日的光荣。

仁政与执政能力

余志森说,从历史的角度上看,铁腕也好,仁政也好,都是一种治国手段,好不好要看是否符合历史潮流,运用是否适当。拿破仑,戴高乐,丘吉尔等都是比较强势的人物,果断,有魄力。

余志森认为,从美国历史上看,强势领袖对历史的推动比较大。比如军人出身的华盛顿、深得民心的林肯、雄心勃勃的西奥多·罗斯福等等。在美国人对历届总统的评价中,林肯一直是第一位的,关键是他在时代与人民需要他集权的时候,果断集中权力。反映民意,顺应潮流,废除奴隶制度,维护美国南北统一。希特勒虽然也是绝对铁腕的,他利用了德国民众在一战失败后的复仇心理赢得了民心,但是,他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反人类的,必然遭到失败。

“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执政能力就是使自己的政策最大程度地符合国民的需要,解决民生问题。”蔡佳禾认为。

余志森说,作为一个领袖,最重要的就是了解民心,深得民心,敢于为最广大的群众利益服务,为此制订正确的政策来保护这些利益;其次就是在执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巡到各种阻碍的时候,敢于坚持,善于坚持;再次,一个领袖应该了解多种社会力量的关系,求同存异,团结最大多

数的社会群体;最后就是对国际形势的了解,认清哪些对我们有利,哪些对我们不利,用我们的智慧变不利为有利,趋利避害,为国家最大的利益服务。

第二篇：被误读的欧洲贵族精神人性和文化素养

被国人误读的欧洲贵族精神人性和文化素养 发表时间： 2011-03-27 08:52

现如今，中国的许多有钱人把孩子送到英国上贵族学校，希望他们毕业后也能有英国贵族的风度。但是，他们发现那些贵族学校并非如他们所愿的那样舒服享受。即使是英国最好的学校----伊顿公学的学生都是睡硬板床，吃粗茶淡饭，每天还要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甚至比平民学校的学生还要苦，中国的富人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些苦行僧式的生活同贵族精神究竟有何联系。

其实这一点也不希奇，因为西方所崇尚的贵族精神不是花钱无度的爆发户精神，它也从来不与平民精神对立，更不是养尊处优、悠闲奢华的生活，而是一种以荣誉、责任、勇气、自律等一系列价值为核心的先锋精神。

一、富与贵不是一回事

世界著名的贵族学校都要实行如此严格和艰苦的军事化训练，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自律精神。真正的贵族一定是富于自制力，一定是有强大精神力量和道德感召力的，而这种精神力量和道德感召力需要从小加以培养。伊顿公学也确实用这种方式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人物，比如打败拿破仑的那个威灵顿将军，就是伊顿公学的高材生。威灵顿是世界军事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他在和拿破仑进行决战的时候，曾经留下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当时他冒着炮火在前线观察敌情，他的参谋人员多次劝他早点撤下去，因为前线太危险，可是威灵顿就是不动，参谋人员只好问他，您万一阵亡了有什么遗言？威灵顿头也不回地说，“告诉他们，我的遗言就是像我一样站在这里。”

现在大部分中国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买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实际上，这不是贵族精神，这是暴发户精神。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中，贵族学校就应该享受贵族般的条件，过贵族样的生活。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富与贵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两回事儿。富是物质的，贵是精神的。

贵族精神，首先就意味着这个人要自制，要克己，要奉献自己，服务国家。英国的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毫无疑问，是贵族。

二、贵族代表了尊严和品行

西方直到18世纪，贵族依然是主流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英国仍然保留着贵族的爵位、封号（中国的贵族阶层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整体消失了）。当西方的贵族社会转入到平民社会之后，资产阶级并没有掀起否定、批判贵族文化和精神的反传统浪潮。相反，人们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贵族学校去学习，买贵族的纹饰、徽章，买贵族的头衔，民间社会想全方位继承贵族的精神传统。我国著名报人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过，英国的贵族制度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是因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英国的老百姓普遍认为，贵族精神代表了一种尊严，一种高超的品行和道德。

公元1135年，英国国王亨利一世去世了，他的外甥斯蒂芬和他的外孙亨利二世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英国王位。斯蒂芬本身在英国，就捷足先登，抢先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在欧洲大陆，听到这个消息后愤愤不平，在欧洲大陆组织了一支雇佣军前来攻打斯蒂芬。那个时候亨利二世很年轻，经验不足，出兵的时候没有很好的筹划，所以大兵千里迢迢开到了英伦三岛一上岸，就发现钱已花光了，没粮食了。

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亨利二世作出了一个咱们中国人绝对想不到的选择，给对手斯蒂芬写了封求援信，说我出征准备不周，没了粮草，您能不能给我点接济，让我把这些雇佣军遣散回欧洲。斯蒂芬居然慷慨解囊，给了亨利二世一笔钱。可后来亨利二世竟然第二次发动了同样的战争来争夺王位。

人家当初接济你，你现在又杀回来了，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忘恩负义。欧洲的贵族认为对手的宽容是理所当然的，该竞争的还是要接着竞争。所以过了几年之后，亨利二世再次率领大军，卷土重来。这时他年龄大了羽翼已丰，所以在战场上打败了斯蒂芬。虽然他取得了胜利，但结果却很有意思。他和斯蒂芬签订了一个条约，就是这王位还是由斯蒂芬来做，把亨利二世立为太子，一旦斯蒂芬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来继承王位。

在一般人眼中，好不容易打赢了，却只得了接班人的名义，好像不值得。但贵族精神消融了仇恨。另外还有一场战争也非常有戏剧性。

英国爱德华三世两个儿子兰开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的后代，他们都对英国王位感兴趣，于是两个家族间发起了一场内战。战争的结局竟然是不打不成交，两大家族后来打出了感情，互通了婚姻，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联姻之后，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宣告合并，开创了都铎王朝。在欧洲的政治中，有一个特殊传统，就是一个国王，即使是被从王位上推翻下来，也会受到礼遇，这也是骑士精神的一种体现。

三、要竞争更要有风度

欧洲的贵族宁可承担养虎为患的后果也不愿意丧失自己的贵族风度。1688年时候，威廉三世攻打詹姆斯二世。威廉三世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但他觉得这个王位应该是属于自己的，所以从詹姆斯二世手中夺取了英国王位，把自己的岳父给俘虏了。他把自己的岳父关在靠近海边的一座城堡里，同时在城堡靠海那一侧给他留了一条小船。詹姆斯二世心领神会，就坐着这条小船逃到了欧洲。第二年詹姆斯二世组织了一支雇佣军想重新夺回自己的王位。这时威廉三世正在组织和法国进行一场战争，他一看自己岳父卷土重来，不得不腾出一只手来对付自己的岳父。最后虽把詹姆斯二世打跑了，但在英法战争中却遭到惨败。正如荷兰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所说的，“火药的传入虽然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但是中世纪骑士所体现的，并且被理想化的骑士精神，却在近代西方文化中

得以保留”。这种骑士精神实际上就是贵族精神的一部分，它作为一种道德理念，对西方人的民族性格有着长久的影响。

西方进入平民社会之后，贵族之间网开一面的传统在高层政治中还依然得以保留。比如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军即将面临失败，军官中有人提议化整为零分散到老百姓家里，进入山区打游击战。但当时南军最高统帅罗伯特·李将军却不同意，他说：“战争是军人的职业，我们要是这样做，就等于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了无辜的老百姓。我虽然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军人，但我绝不会同意这样做，如果能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南方老百姓的安宁，我宁愿作为战争犯被处死。”他的对手是大家熟知的林肯，林肯总统同样表现出宽宏大量的贵族风度。本来他确实应该按照军法对罗伯特·李进行处置，但是他认为南北之间的仇恨宜解不宜结，所以他对李将军说，您也到了退休年龄了，就告老还乡吧。于是，李将军就以这种方式光荣退休，回到自己的庄园，撰写回忆录去了。

贵族精神有很多还不为我们所理解，比方说，贵族精神当中的低调。洛克菲勒帝国，那个小洛克菲勒在上大学的时候，过的是贫穷的生活，自己烫裤子，自己缝钮扣，不抽烟，不喝酒，不随便到剧院去看电影，和他爸爸一样，把每一笔开支都记在小本子上。这些人看起来很节约，但是并不小气，因为在面向社会进行捐赠的时候，都非常慷慨。比如咱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比尔·盖茨，后来把他名下所有的财产全都捐给了社会。看既节约又慷慨，这也是贵族精神可贵的一部分。

这种精神，从一个角度来看是慷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一种担当精神，一种社会责任感。所以在今天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当中，最让我们感动的就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担当精神。

比如西方的航海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当一艘船遇到危险要沉没的时候，船长肯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或有的船长干脆选择和船一起沉没，这就是从贵族精神延续下来的一种承担精神。

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船即将沉没的时候，船长走进了船长室，选择了和船共存亡。在大船开始沉没的时候，船长请船上的小乐队到甲板上来演奏，以安抚大家的情绪。在演奏完毕之后，首席乐手向大家鞠了一躬，乐手们开始离去，船上非常混乱，大船马上就要沉没了，首席乐手看见大家都走远了，他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架起小提琴，拉起了一支新的曲子，已经走远的乐手，听到音乐声，不约而同地又回到了首席乐手身边，大家重新开始演奏。船要沉没了，大家相互握手，互道珍重，首席乐手说：“今天晚上，能和大家一起合作，是我终身的荣幸。”

这个镜头是对贵族精神最好的诠释，它告诉我们，有一种死比平凡的生更伟大。

四、贵族精神的实质

储安平在其《英国采风录》中记述了他对英国贵族和贵族社会的观察，他说：“凡是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他们都看不起金钱……英国人以为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难、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荣誉的、而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用当年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话来说：贵族精神的实质是荣誉。

贵族精神跟物质条件，有的时候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就像当年张爱玲所说的，旧上海公寓里的那个电梯工，一定要衣冠楚楚，领带打得整整齐齐，才肯出来给顾客开电梯，这也体现了一种贵族风度。还比如许纪霖教授所说的，有一个下岗的三轮车夫，靠自己蹬三轮车的微薄收入，养活了几十个孤儿，一个一个送他们去上学，这种付出也可以说是贵族精神。所以说，贵族精神说离我们远也远，说离我们近也很近，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精神贵族。

英文里的noble，除了有“贵族”的含义外，还有“出身高贵的”、“高尚的”、“伟大的”、“崇高的”、“卓越的”、“辉煌的”等含义，“贵族精神”则包括高贵的气质、宽厚的爱心、悲悯的情怀、清洁的精神、承担的勇气；以及坚韧的生命力、人格的尊严、人性的良知；不虚狂、不卑微、不骄躁；始终恪守“美德和荣誉高于一切”的原则。

“贵族精神”并不必然地为“贵族”所垄断，我等平民只要不断努力学习坚持塑造自己的人格状态，同样能成为具有“贵族精神”的贵族。我们所要强调的是“精神的贵族化”。然而，如今国内对于贵族的理解是：拥有高档住宅、豪车、美女如云、消费欧洲奢侈品、子女入学“贵族学校”和出国留学等等，崇尚这样的贵族式生活方式，更多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贵族生活。不是表现在人对精神和审美的追求，而是体现在挥金如土绫络绸缎花天酒地的金钱主义形式上。贵族化中的“贵”，就是华丽、气派、显赫、奢侈等形式。传媒传递给我们的就是这种和真正的贵族文化毫不沾边的虚荣骄躁的氛围。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种肤浅、粗糙的文化氛围。

真正的贵族精神，应该有三根重要的支柱，一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二是社会的担当，作为社会精英，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三是自由的灵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自我意识与道德的自主性，不为政治强权和多数人的意见所左右。

贵族这一无论是在称谓还是实质上的确认，都必须是与其品德、学识、行为相符合的。否则，即使其权倾天下，富可敌国，亦不能进入贵族的行列中。贵族的真正意义是指其在精神和高尚行为上的拥有。贵族精神的高贵之处，就是干净地活着，优雅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他不会为了一些眼前的现实利益，去背信弃义而丧失自我尊严，去不择手段而丧失原则。基于这样一种意义，精神的贵族和所谓的富人应该是没有关系的。精神的贵族不一定富有，富人不一定是贵族。因为这种贵族精神不是用钱可以买来的。

第三篇：《丑小鸭》：一个被误读的经典童话

《丑小鸭》：一个被误读的经典童话

《丑小鸭》：一个被误读的经典童话

作者：叶军彪

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的代表作《丑小鸭》，是世界童话史上的经典之作，也因此成了中学语文教材的保留篇目，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学生。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篇经典的童话作品，在语文课堂上却一直是以被误读的面貌出现的。

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下册）选了这篇作品，在阅读提示中，编者是这样说的：“作者笔下的这只丑小鸭，处处受排挤，受嘲笑，受打击。但他并没有绝望，也没有沉沦，而是始终不屈地奋斗，终于变成了一只美丽、高贵的天鹅。这一切缘于他心中那一份恒久的梦想。你我都能成为一只天鹅，你会成功的，不过有很长的路要走……”（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很明显，编者将这篇作品解读为：就像丑小鸭通过奋斗最终能变成美丽的天鹅一样，每一个平凡普通的人，只要始终不屈地奋斗，就能取得成功。编者的解读如此，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也的确是根据这样的“提示”来理解作品，并把这种理解当做主要的教学目标来落实。然而，细读文本，我们却不禁要问：作品是在讲一只丑小鸭如何通过“不屈地奋斗”最终成为天鹅的故事吗？

《丑小鸭》这篇童话作品的主人公是一只丑小鸭——事实上是一只美丽的天鹅，因为他生在一个鸭场里，并且出生时个头和别的小鸭比“实在太大”，显得与众不同，就被鸭子和其他动物认为长得“丑陋”，于是“处处挨啄，被排挤，被讪笑”；“不仅在鸭群中是如此，连在鸡群中也是这样”，“成了全体鸡鸭的嘲笑对象”，直到最后被赶出家门。丑小鸭在外面的日子也没有好过多少，野鸭、大雁、母鸡、雄猫、猎狗等也都因为他的样子“丑陋”而鄙视和嘲笑他。丑小鸭受尽了“不幸和苦难”，生活在苦恼、孤独和寂寞中。直到有一天，丑小鸭看到一群漂亮的大鸟（天鹅），他本能地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有一种飞向他们的渴望，于是怀着宁愿被这些美丽、高贵的鸟儿弄死也比“被人们打死，被鸭子咬，被鸡群啄，被看管养鸭场的那个女佣人踢和在冬天受苦要好得多”的念头，飞到水里，向这些高贵的鸟儿游去。而这些鸟儿不但没有弄死他，相反也竖起羽毛向他游来，这时他才从水中的倒影发现，自己原来是这些大鸟的同类——美丽的天鹅！这只新来的天鹅，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并被认为是这群天鹅中最年轻最漂亮的一只。这时的“丑小鸭”才感受到了幸福和快乐。

从作品的情节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着重叙述和描写的是丑小鸭因为“丑陋”受到动物们（包括鸭子）的种种排挤、嘲笑和打击，以及这种排挤、嘲笑和打击所带给他的悲哀、沮丧、难过和自卑。而面对“迫害和讥笑”，丑小鸭所能做的就是沉默、忍受和逃避，“只要别的鸭儿准许他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就很满意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奋斗”的愿望和行动。这就不免让人怀疑编者在阅读提示中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对《丑小鸭》这个文本解读的结果，而仅仅是依据某种思维定势所作出的价值推论，那就是：在恶劣的环境中或者是在逆境中，“丑小鸭”唯有通过“艰苦的奋斗”，才可能变成美丽、高贵的“天鹅”。其实，丑小鸭最后之所以变成了一只天鹅，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只天鹅，随着时间的推移，冬去春来，自然要显露出他的本相。当然，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在自身美丽还没有展露之前，他不得不忍受打击和嘲笑。

那么，作者在《丑小鸭》这个作品中想表达什么呢？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写作意图。这篇作品是安徒生在心情不大好的时候写的，那时他有一个剧本《梨树上的雀子》正在上演，像他当时写的许多其他作品一样，它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安徒生曾在日记里写道：“写这个故事多少可以使我的心情好转一点。”这就是说，安徒生是在用这个作品安慰和鼓励自己，同时也是对那些不公正的批评的批评，对那些嘲笑他的世人的嘲笑。安徒生坚信，他的才华最终会获得世人的认可，他的作品将会为他赢得荣誉，只是在当时，人们还看不到他在创作方面所具有的天赋，看不到他的作品的伟大，而他也不得不忍受众人的批评和嘲笑。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是经常会出现的。特别是一些天才人物，当他们还没有被发现之前，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得到应有的尊重，也不会有人去精心培养他，让他发挥自己的所长，相反却被看做是“丑”的化身，遭到社会的歧视和人们的冷遇。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许多天才人物往往命运多舛，中途夭折。而经过苦难和折磨活下来的，便像“丑小鸭”最终现出“天鹅”的本来面貌一样，美丽的光焰四射，这才引起人们的注目，受到大众的追捧。正如安徒生对自己的画像引起人们极大的热情时曾说过的那样：“许多夫人都围绕着画像，坐在椅子上拿着看戏用的小望远镜，仔细地端详着这位看上去确实才华横溢的作家！我发现这一场面真是太可爱了。”

正因如此，《丑小鸭》这篇童话一般都认为是安徒生的一篇自传，描写了他童年和青年时代所遭受的苦难，他对美的追求和向往，以及他经历重重苦难后所得到的艺术创作上的成就和精神上的安慰。出身于鞋匠家庭的安徒生把自己看做是一只“丑小鸭”，曾遭到许多精神上的打击，这和《丑小鸭》中的丑小鸭被其他动物认为“丑得出奇”而处处受到歧视的境遇非常类似。难能可贵的是，丑小鸭虽然处处受到排挤、歧视和打击，却具有嘲笑他的那些动物所缺乏的东西和精神境界，即对“美”的追求和向往。这种境界是与生俱来的，是高贵天性的显露，也是一般动物所不具备的。他不会像母鸡靠下蛋和雄猫靠咪咪叫那样去讨得主人的欢心，获得自己的地位，他渴望的是“走到广大的世界里去”，在天空飞翔，在水里游泳，而这恰恰是别的动物无法了解的。现实生活中的安徒生对自己的才华的确是颇为自诩的，对成功也抱有极大的信心。他曾预言：“当我变得伟大的时候，我一定要歌颂奥登塞；谁知道，我不会成为这个高贵城市的一件奇物。那时候，在一些地理书中，在奥登塞这个名字下，将会出现这样一行字：一个瘦高的丹麦诗人安徒生在这里诞生！”安徒生的这个预言后来实现了，一个鞋匠的儿子以他童话故事的魔力征服了世界，让世人看到了天才的伟大。正是这种对“美”的追求和向往才使得安徒生笔下的“丑小鸭”显得那样的生动感人，给人以心灵的慰藉。

可以说，《丑小鸭》这篇作品表现出安徒生在同世俗偏见抗争中的性格和信念：“只要你是一只天鹅蛋，就算是生在养鸭场里也没有什么关系。”他相信只要你是天才，只要你有才华，总有一天会被人们所认识，而最后受到嘲笑的，将是那些嘲笑天才的无知和短视的世人。安徒生创作的其他一些作品，如《坚定的锡兵》《野天鹅》《没有画的画册》《夜莺》等，也都表现出这种信念：真理总会战胜虚伪，爱总会压倒恨，善总会淹没恶，美总会克服丑。在这一类的作品中安徒生总是满腔热情地歌颂那些为真、善、美而献身的人。他们也可能受到委屈、蒙受冤枉，甚至遭到灭亡，但会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启发人们向着生命的最高境界前进。

教师在教学中之所以把这篇童话作品的主题限定在“通过努力奋斗就能取得成功”上，并把它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加以落实，除了受教材编者的影响，个人缺乏独立的文本解读能力之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这个似是而非的主题“符合”许多语文教师阅读教学的“需要”。我们的语文教学总是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道德说教的任务，教师视向学生传授正确的有意义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为己任。“即使环境恶劣，但只要我们不懈奋斗，就能取得最终的成功”这样的主题，显然是我们认为正确的有意义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一种，是我们觉得非常需要向学生说教的内容。因此，尽管这样的主题已偏离了《丑小鸭》这个作品本来的深刻内涵，但教师认为它对学生来说是“有益”的，只要完成了这个主题的说教，也就完成了这篇课文的学习，完成了语文教学的任务，至于主题是否切合作品之类的问题反倒是可以置之不顾的。

这就是目前语文阅读教学中仍然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阅读教学的“说教化”倾向。指的是教师习惯于把阅读课上成道德说教课，把课文当做说教的载体。在具有“说教化”倾向的阅读教学中，教师关注的重点是道德说教，而不是文本本身的阅读体验，作品仅仅是教师手中的工具，是为教师所用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无视文本，远离文本，甚至歪曲文本的道德说教便频频出现在语文课堂之中，学生在接受这样的说教的同时，也就丧失了和作品展开精神对话、获得审美体验的机会。

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本是语文课程的应有之义。新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就明确提出“应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可不可能依靠说教来实现？应不应该以牺牲文本的正确解读为代价？实际上，当我们仅仅把所谓的主题思想“说教”给学生，并且这种主题思想又是脱离文本抽象地甚至错误地存在的时候，我们已经远离了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教学。

（浙江省台州市教育局教研室 318000）

第四篇：被中国人误读的七句名言

被中国人误读的七句名言

来源： 刘晨的日志

中国拥有几千年辉煌灿烂的文明，产生了众多文学和思想权威，他们所说的话,往往被人民当成指导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不二准则，但谁能想到，我们所说的和所推崇的，也许并不是圣人们本来的意思，甚至和他们的原意背道而驰。闲话少叙，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七句被误读了千年的圣人名言吧。

1.以德抱怨。

这个我们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含义相信也不需要解释，但就是这句话完全背离了孔夫子的原意。也许有的人会问，这么明白的一句话，根本没有曲解的可能啊，就是教导我们应该用德行和爱心去感化别人嘛。但要是听了这句话的完整版，也许你会目瞪口呆。老夫子说的是什么？是“以德抱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就是说，别人对你好，以德来待你的时候，你才需要以德来回报别人。可是现在别人打了你，你就应该“以直抱怨”，捋袖子揍他就是了。这才是孔夫子的原意，那半句话完全是断章取义了。但这半句话的影响可是相当之大，这甚至养成了中国人谦逊坚忍、逆来顺受的性格。究其原因，和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不无关系。他们有意曲解了孔子的话，意图让信仰孔子的万千民众们都变成“顺民”，以便推行和巩固他们的统治，浇灭民众的反抗心理。这养成了中华民族懦弱的思维惯性，近代中国备受列强的欺凌和这个也不无关系。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说，国家统治人民，指使驱赶他们去做事就行了，不要让他们明白他们在做什么。这真的是孔夫子的本意吗？这真的是试图用一生置身于教化天下民众的孔子想表达的意思吗？我们还是到原文中去寻找答案。在这段里，孔子压根就没提国家统治的问题，就是说了很多诗礼乐的问题，然后就出现了这句话。孔夫子的本意是什么呢？是说诗礼乐这三样东西是教育民众的基础，一定要抓好，如果人民掌握了诗礼乐，那就让他们自由发挥，如果人民还弄不明白，我们就要去教他们，让他们弄懂。这才是“有教无类”的孔夫子的本意。这句话被歪解的始作俑者也是统治阶级，他们把孔子的这句话随便一摘，对民众大肆宣传，声称圣人说的不要让民众知道太多，这就是被统治阶级奉作至宝的愚民权术，小老百姓嘛，让他们知道那么多干什么？最好都是浑浑噩噩，只知道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庸庸碌碌一辈子。这用心不可谓不恶毒，它抹杀了多少真理与人民的创造性，让一个拥有四大发明的民族渐渐落在了西方民族的后面。

3.无毒不丈夫。

很多人把这句话奉为人生哲理，要干点什么卑鄙的事情就把这句话亮出来做心理安慰。但这句话和中国数千年的价值观大大背离，大丈夫应该是襟怀坦荡，怎么会做些恶毒阴损的勾当？原来，这句来自民间的谚语本来应该是“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这里的度是指高度的度，就是说大丈夫要有点气度，别和别人一般见识。本来很好的一句话，传来传去，竟然成了“无毒不丈夫”，这也给我们的思维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从某些程度上甚至影响了国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好多人都是在这句“无毒不丈夫”的鼓动下铤而走险，直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4.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这句话是众多女权主义者攻击的对象，说这就是中国男人歧视女性的起源。其实孔子说这句话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当年孔老先生受卫国国君的邀请，来到了卫国参观学习，在这期间，卫灵公的老婆南子，为了抬高自己的声望，贬低了孔子，孔老先生怒了，收拾行李就离开了卫国，离开之后，心情平复了，想起卫国公老婆那种仗着得宠，骄横跋扈乱政扰民的烂事儿，就发了感慨：“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他骂的人是那种“被养”的女人和小人，有一个特指的对象，就是卫灵公那位老婆南子。一个君主，对那些后宫的女人和没什么本事的拍马小人太亲近了，她们就会得意忘形，忘了自己的身份，开始用你的权力胡作非为，而你疏远她们吧，她们又要埋怨，总之是非常麻烦。本来只是个就事论事的话，却被后来的统治者断章取义，为推行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做了理论依据，让广大妇女受了上千年的压迫，孔夫子也稀里糊涂地背上了歧视妇女的骂名，真是够冤枉的了。

5.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这话可是励志的名句，生有涯，知无涯，多崇高的目标啊，这比什么孔老夫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都来得有气势多了，不知道多少学子在这句话的激励下凿壁偷光闻鸡起舞奋发图强追求上进。但真相说出来，往往会让人哭笑不得，庄子的这句话其实是这样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意思就是，我庄子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我面对的知识是无限的，要我以本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那种永远看不到边的尽头，我才不干这种傻事。庄子是一个追崇顺其自然，清净无为的洒脱人物，他认为人吃饭饱了就行，穿衣别冻着就行。同样，学问也是如此，学够了就行，学以致用也就可以了，用不到的学问学了意义也不大。不过这句话的误传却没带来什么反面的效果，因为毕竟读书是必须的，掌握一定的知识也是必须的，只不过掌握个度，别学来学去自己大半都用不上就好了。

6.相濡以沫。

这也是庄子说的，千年以来被夫妻们视为座右铭，产生了许多流传千古的爱情佳话。但这根本就不是庄子的原意。他说的是有一天，一眼泉水干了，两条小鱼被困在了一个小水洼，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彼此从嘴中吐出泡泡，用自己的湿气来湿润对方的身体，互相扶持，互相依赖。但与其在死亡边缘这样互相扶持，还不如大家找到一条水路，开开心心地回到广阔的江河湖海，回到各自的天地，彼此相忘，自由自在。所以他的原句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也就是说人家老先生的意思是与其苦苦支撑着，还不如痛快放手，各自去追寻更广阔的天空。想想这句被断章取义的话让许多没有感情的夫妻支撑着浑浑噩噩的过了一生，甚至产生了不少的爱情悲剧，我们也只能一声叹息了。

7.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话是老子说的，许多愤青把这句话作为指责政府，指责权威的工具，你看，天地和圣人都如此不仁，把万物和百姓看作猪狗，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们，把百姓看得低微卑贱，我们为什么还要对这种不公平视而不见？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天地不情感用事，对万物一视同仁，圣人不情感用事，对百姓一视同仁。它说的是一个公平的道理，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在天地的眼中，都是平等的，这也反映了老子追求众生公平和平等的理想。

以上这七句话被国人误读了多年，其中有些是断章取义，有些是以讹传讹，还有些就是纯粹的误解误读了。这些话有些被统治者可以利用，成了维护统治的工具，有些改变了国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可以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这也告诉我们，无论我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最好不要想当然地去理解它的意思，否则很有可能会领会到相反的意思，被人笑话还在其次，如果因此办错了事情可就会悔之晚矣了。

中国常见外国不常见的几桩大小事

中国人常说，外国有的，我们都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集在国内外工作生活的切身体验，这里就说一说中国常见，外国不常见的几桩大小事。

在办公室扫地擦桌子 先说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国内的机关学校企业商店，不论蓝领还是白领每天早晨上班开始看报纸之前，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扫地擦桌子。可不要小看扫地擦桌子，组织上对新职员或者年轻人的考验往往就从这样的小事开始的。有道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所以，几乎有办公室场景的国内影视剧都有男女主角或配角顺手扫地擦桌子打开水的长镜头。读者中哪位谁见过外国影视剧里有类似的场景？我在几个不同国家的机关学校企业都有过工作经历，我倒是见到过同事们早上来了以后先看报纸上网浏览新闻，但是从来不曾见过他们扫地擦桌子。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国外机关企业的办公室的门后没有放着一把苕帚更没有擦桌子布。为什么没有苕帚？因为扫地擦桌子有专门的清洁员负责，一般是在下班时间以后开始打扫办公室，所以不会影响机关工作。如果哪位职员自己动手扫地擦桌子，那么清洁工们一定会感到很纳闷很郁闷。各司其责，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各尽所能，不越雷池一步，这是生活和工作的最基本准则。想起我八十年代初刚到法国念书的时候，每次课间都要为法国教授擦黑板，引起法国同学侧目。多年后自己在国外当了老师才意识到，擦黑板是老师的事，因为擦布擦、擦什么不擦什么、什么时候擦，只有老师自己清楚。

六十之前耳顺

说来惭愧，我在国外大学工作没有升到教授，在官僚机构也没有当处长，但这并不是说没有人叫我“教授”、“处长”。我当老师的时候，是Assistant Professor，同事们叫我自然是直呼其名，学生们叫我尊称我“博士”，只有国内访客来了学校才叫我“教授”，而且容不得我解释。后来到了当了国际公务员，虽然算是高级专业职称，但决不是处长，连副处长也不是，因为没有副处长这个位子。可是来了国内访客，他们一定叫我“处长”。这次有一个解释，照我的资历，在国内好歹也是个副处长。国内不是讲同等学历嘛，这叫同等官历。如果相当于副处长，就可以按惯例叫处长。国内的官，除了姓“付”的，就再没有被称为副什么的官儿了，不管正副，党内外一律称处长、局长、司长、部长甚至更高的职位。叫的人透着尊敬，听的人感觉舒服，这叫六十之前耳顺。也是，不在退休之前过把瘾，到了六十退休了还能有耳顺的机会吗？记得几年前的一次人大会议朱总理作了报告，随后开分组会议讨论。温家宝副总理到河北代表团列席作了讲话，随后就有代表说“听了温总理的讲话”如何如何，当时在场的外国记者如获至宝，认为温家宝政治行情大涨。至于歪打正着，纯属巧合，已是后话。难怪外国人误会，在西方的机关和企业里面，下级一般不会叫自己上级的职称，所以也不存在隐去“副”字的问题。只要是相互间认识，一般都是直呼其名，连姓都不必叫。不信，你有机会结识盖茨，尊称他为“董事长先生”，八成他会说：Call me Bill（叫我“比尔”吧）。

官本位的新闻联播

国内访客叫我“处长”是一种定位，一种以“官”定位的方式。在国内，不论你是在国防、科技、金融、教育、工业、农业等等哪个领域工作，你所在的单位总有相当的一个级别：省部级、司局级、处级等等。我与国内编辑打交道，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透露他们的出版社、报社属于部级单位还是司局级单位。当一个司长自然要比在一个副部级单位当一个司长的含金量高一些，发新闻排名次的时候当然要在前面。我过去在非洲的一家国际金融机构工作，总裁访华时被国内有关单位定位为“副总理”级接待，不光有警车开道，还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新闻联播是很讲究官本位的，比如美国国务卿访华，受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的接见，不管是谁先见谁后见，电视新闻的报道顺序一定是按照级别大小而来的。如果碰到一天中来了两拨重要客人，比如说美国国务卿和吉布提总统同日访华，并分别受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的接见，那么当天晚上的新闻联播的播出顺序就有这么两种可能：一种是按照访客的官职大小来排，先报道“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分别会见吉布提总统”，然后才说“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分别会见吉布提总统”；另一种方式是按照主人的职务大小来排：“国家主席分别会见吉布提总统、美国国务卿”、“国务院总理分别会见吉布提总统、美国国务卿”。但不论如何决不会把一个部长活动的新闻放在一个总统前面，因为那不符合我们广大观众的心理定位习惯。那么国外的电视碰到同样的情况会如何报道呢？吉布提国家电视台会怎样处理该国总统访华我说不上，但是如果是中国商业部长和厄立特里亚总统访问法国并受到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总理分别接见，那么我估计法国电视台可能会有这样两种处理方式：（1）不报道，因为法国总统、总理与这两拨客人的会见没有透露出任何有可能让法国人感兴趣的讯息；（2）在“中国订购N架空中客车”的新闻短片中包括法国总统和中国部长在爱丽舍宫大门口握手的镜头，而且是一闪而过的镜头。

大山现象

说到电视，不能不提到中央电视台的“外国人才艺大赛”和“同乐五洲”节目，几乎每个星期都可以看到。在这些节目里，在中国的外国人用熟练或不熟练的中国话唱歌、演小品、说相声甚至当主持人，节目收视率长盛不衰。为什么中国观众会喜欢这样的节目呢？我琢磨这里面可能有两个原因。如鲁迅所言，“中国人或把外国人当成鬼，或把外国人当成神，鲜有将其视为同类者”。第一个原因就是把外国人当成小鬼子了，看他们在台上出的洋相，就像京剧里的丑角，所以感到很可乐很开心。第二是把外国人当成神了，连神都来学说我们的语言，说明我们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所以感到很骄傲很自豪。其实老外们既不是鬼，也不是神。像大山这样的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什么精神？不是国际主义精神，更不是共产主义精神，其实就是因为在中国好挣钱。老外们看准了中国人的上述两种心态，说相声，演小品，拍广告，你想听什么就说什么，随时可以伸出大拇指，连声说OK，只要你给钱。我把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归纳为“大山现象”，决非贬低我们的大山兄弟，只是想告诉国人：大山现象，只有中国有。我在国外二十余年，曾在亚、非、欧四个国家长期生活，会说两门外语，但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才艺大赛”，也没看见任何一个因为会说当地国家语言而走红了的其他外国艺术家，真的没有。

谁懂了你的“客户”

在海外每天看CCTV-4，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一条公益广告: 孤独的老母亲在家里为儿女准备好了饭菜，这时电话响了，儿子说：“妈！说好今天要回家看您的，可公司要请客户吃饭，新买的微波炉好用吗？家里还缺什么吗？ 母亲说：“什么都不缺。”一会儿孙子和女儿都来电话，有事不回来了。最后母亲自言自语地说：“都忙！忙！忙点好啊!”这则广告的主旨是“常回家看看”，但我每次看到这条广告的时候都忍不住想替母亲质问儿子一声：“谁是客户？客户是什么？客户比妈妈还重要吗？”我真的搞不懂什么是“客户”，在我出国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词，那时候要么就是进商店现买现卖的“顾客”，要么就是参加广交会的“客商”。不知从那一次回国开始，国内的朋友开始用某种神秘但又分明是神圣的语气使用“客户”这个词，可是谁也不明说客户到底指的是什么，好像大家都心照不宣。忍不住上网Google一下，把“客户”和“小姐”放在一起有600,000个结果；把“客户”和“吃饭”放在一起，有408,000结果；把“客户”和“送礼”放在一起，有108,000个结果。那次回国见了已成了商界大腕的朋友，给老婆打电话熟练地说：“我在陪一个客户，晚点回去。”原来，客户不一定要买东西也不一定要卖东西，我也可以是客户。

一整天不说“你好”、“谢谢”、“对不起”中的任意一句的能力

上次回国，在北京的一辆出租车上我看见这样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ISO9001质量认证。我们必须做到说好五句话：您好，请问您去哪儿，请带好您的物品，谢谢，再见！”我觉得这段文字很有意思，所以特意用数码照相机照了下来留念。一路上司机谈天说地嘴就没有停过，可就是没有说上面那五句话。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能力，可能算不上“才艺”，不好去特别展示，但是明眼的老外不可能不注意到：那就是可以在一天之内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内不说“你好”、“谢谢”、“对不起”等礼貌用语中的任何一句，而不会感到任何不适或者不妥。和我合著《十二亿火星人、六千万火鸡人》的法国人伯纳.圣—若弘（中国名“大恩”）这样写道：如果你和中国人说：“谢谢！”那么标准回答是：“别客气”、“不要客气！”或者“用不着客气”。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的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讲究礼貌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不是说“不要客气”吗，说得太对了，中国人完全是按这四各字的本义严格照章行事。中文字典里有些词似乎完全是给外国人预备的，除了外国人谁介意向收款员说一声“谢谢”？除了刚到中国的外国人，谁会不识相地向火车售票员问一句“你好”？如果中国盲人听见有人说“你好”、“谢谢”、“对不起”、“请”这些词，那一定是撞见“鬼”（香港人对外国人的称呼）了。

胆敢和女同事说荤段子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死活说不出“你好”、“谢谢”、“对不起”这类的礼貌用语，却能一口气说出好几个荤段子。中国人讲荤段子历史悠久，《笑林广记》里面就有不少荤段子。经过与时俱进发扬光大，现在已是满城争说荤段子。在中国，说荤段子不分年龄阶层，白领说，蓝领说，知识分子说，劳动人民说，领导干部也说；而且也不分时间场合，上班的时候说，上网的时候说，有饭局的时候说，下班了发个短信接着说。荤段子在国内流传之广，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我在国外都收到过国内辗转发来的荤段子：“窗前明月光，地上鞋两双……”。看来中国的荤段子的影响超出了国界，不仅为国内电信运营商赚钱，而且还顺便让国外电信捞一把。说黄色笑话本是世人通病，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外国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中国男人竟然敢于而且专门喜欢在女同事面前说荤段子，却是举世无双。在中国男人看来，讲荤段子是男人幽默智慧的体现，还美其名曰：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殊不知，按照西方国外大公司关于Sexual Harassment的定义，在女同事面前说荤笑话100%属于性骚扰。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富有同情心的外国男人一定会对中国男人大声疾呼：就算丢得起人，你们付得起性骚扰的赔偿金吗？哥们，你危险了！

扎堆情结

为什么中国人说荤段子不怕被诉性骚扰呢？因为人人都说荤段子，法不责众。这就涉及中国人的“扎堆情结”。中国人自古以来好扎堆，不仅市井中的家庭妇女如此，而且饱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们也未能免俗。这是有史可证的，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位名士“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畅叙幽情，品头论足，即席赋诗。然而，这次聚会的诗作没有流传下来几首，但记述这次扎堆的《兰亭序》却因为王羲之的书法而流传至今。中国人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不管是什么层次的中国人，只要出了国以后就往中国人堆里扎，说好听点这叫“凝聚力”强。吃饭扎堆，结婚扎堆，买房扎堆，做买卖扎堆，不管世界哪个角落都可以搞出一个唐人街，出国二十年也不会说流利的外语。扎堆的另一个外在表现就是凑热闹，而且越是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就越关心，“外行看热闹”嘛。在国内，假如一个人蹲在地上看蚂蚁，很快就会有人围观，围成一圈又一圈。鲁迅有一篇专写看客围观的小说（《彷徨》一书中的《示众》），写的是北京西城一条马路上，有一个犯人被巡警拉出来示众，很快就围了四层人观看。在这篇作品中，被鲁迅拉出来示众的其实并不是这个犯人，而是那些麻木不仁的围观者。但是，中国人扎堆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聚得快，散得也快。围观的人群中只要有一个人大叫一声跑走，余下的人也会跟着作鸟兽散，不知道刚才在看什么，也不明白现在为什么又要跑走，这是因为中国人就怕孤独，跑慢了就剩下自己最后一个多难看。所以外国警察在唐人街办案很头疼，明明案发现场有那么多看热闹的华人，可是到该找证人指证的时候，个个都成了缩头乌龟，再没有人挺身而出，搞不懂啊。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快乐

台湾作家龙应台写过一篇流传甚广的小文，叫做”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龙应台这样说自然有她的道理，所以她在文章的末尾呼吁读者说：“你受够了，你很生气！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但我总觉得，中国人不是不生气，而是不快乐，很不快乐。在国外，上了出租车司机会和你说说：What a lovely day!（多好的天！）而到了北京，出租车司机会这样和你打招呼：“今天真冷（热）啊！”中国人从根子上说是个忧心忡忡的民族，用外国人的话说就是扑克脸孔，不苟言笑。国际上多次进行快乐指数调查，无论怎样定义快乐指数，中国老百姓都是排在最后的“老不幸”。2001年有一家对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印度、菲律宾和泰国的青少年作了调查，结果发现香港、台湾和大陆的华人青少年自我感觉快乐的比例分别排在倒数一、二、三位，远远低于高居榜首的菲律宾人。难怪年年春节联欢会笑星们用尽浑身解数，观众就是不能开怀大笑。想想也是，中国人怎么笑得出来呢？从小就听老人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即使少壮努了力了，长大后又听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虽然人生不满百，却要常怀千岁忧。中国人的忧心忡忡，还表现在神经非常敏感，感情特别容易受到伤害，最怕外人嘲笑自己。前一阵子章子怡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对华人来说本来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只因为她英文讲得不够流利，让很多国人感到丢了面子，所以很不开心。也许有读者会说，中国人那么喜欢听荤段子，每每哄堂大笑，不证明中国人也懂得幽默吗？我认为，荤段子在中国的超常规流行，恰恰反映出了中国人的长期压抑感，借荤段子发泄一下而已。当然能够这样也很好，只要是不惹她人不快，我真的希望国人能够说：“你受够了，你很快乐！你一定要很大声地笑”。

最后一桩事情是……

我虽然模仿龙应台文章的结尾大声地呼吁国人“大声地笑”，但却还不是我这篇文章的结尾，因为你数一下，前面列举的中国常见外国不常见的大小事情，总共才说了九桩，怎么也得凑他一个“十大中国常见外国不常见的事”才像话嘛。这“十大”正是我要说的最后一桩事情，在国外除了年底各大通讯社评选当年十大新闻和书店里面的十大畅销书以外，一般来说有几桩事情就说几桩事情，而在中国则不论什么事情一定要凑他个“十大”才舒畅。说来这“十大”也是由来已久，所谓“例不十不立，例不十不破”。早在武王伐纣、楚汉相争的时候都不忘给对手扣上“十大罪状”，以便师出有名。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杭州雷锋塔倒掉，西湖十景少了一景，多少人为之唏嘘不已，只有文化旗手鲁迅却拍手称快。盛世之下，雷锋塔得以重建的同时，“十大”之风也愈演愈烈，充斥各类媒体。有“十大体育热点”、“十大高校”、“十大汽车”、“十大风景名胜”、“十大男歌手”、“十大女歌手”、“十大软件”、“十大富豪”、“校园十大美女”、“十大杰出青年”、“十大流行语”、“十大风景”、“十大猛片之十大败笔”、“十大文化遗产”、“大学十大怪像”、“十大经典菜色”等等，甚至还有人关注“男人撒娇十大关键词”。对于这类的“十大”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看法，只是偶尔琢磨怎么什么事情都能正好凑成十件呢。再想想又觉得自己未免天真，就像幼时想不清楚为什么昨天发生的事情正好可以在半个小时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内播完。前年有十四万多人参与的“二十世纪十大文化偶像”评选揭晓，结果曾经讽刺过“十大”的鲁迅先生高踞榜首，一同入榜的还有作家金庸、钱钟书、巴金、老舍，核物理学家钱学森，表演艺术家张国荣、梅兰芳、王菲，以及雷锋式的革命战士—雷锋本人。数一数，刚好十位。

第五篇：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党的十六大，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键要看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基础要看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素质。对领导干部来说，主要是提高自身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领导干部如何才能提高自身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呢？我认为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增强执政意识

在执政意识方面，当前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危险倾向：一是有的同志老是认为“平台太小”，不知道这个平台的真正意义，只要权力大，不知有了权力要干啥；二是有的同志骨子里看不起群众，把群众叫作“刁民”，忘记了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忘记了人民群众是主人，领导干部是公仆，颠倒了主仆关系；三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把手中权力当作以权谋私的工具。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意识，树立三种科学的执政理念：一是执政为民的理念。一定要增强宗旨观念，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心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多办利民之事，善谋富民之策，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二是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理念。必须始终把促进发展作为第一位的任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三是依法执政的理念。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依法执政中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只有树立起这三种执政理念并切实遵照实行，才能有效地解决

“为谁掌权、掌权干什么、怎样掌好权用好权”的问题。

二、提高理论素养

如今在领导岗位的大多是中青年干部，他们年富力强，视野开阔，思想活跃，有强烈的进取精神，这是优势。但相对老同志而言，他们还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缺乏对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的深刻理解，缺乏党内生活的严格锻炼。因此，要经受得起执政的考验，就更要强调进一步提高理论素养的问题。首先，要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领导干部要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一定要打牢马克思主义的功底。当前，主要是要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同时，还要学习经济、科技、管理、法律、历史等知识，学习一切反映当代世界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新知识。其次，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只有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才能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提高政治敏锐性，增强政治鉴别力，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为新时期合格的领导者。第三，要端正学风。应当肯定多数同志学风是好的，他们学以致用。但也有同志嘴巴上讲得头头是道、文章写得洋洋洒洒，行动上却在弄虚作假、追名逐利、以权谋私，等等。这是学风不正，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要坚决反对。

三、培养实践能力

实践出真知，实践长才干。历史经验证明，艰苦环境能磨炼人，创业过程能造就人。各级干部只有积极投身改革和建设的实践，勇于在“急、难、险、苦”的环境中磨炼，才

能炼就一身“硬功夫”，才能提高执政能力。这既是领导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也是各级干部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必由之路。培养实践能力需要两个方面共同努力。一方面，对党组织来说，应该积极为各级干部创造实践的机会。对年轻干部要敢于压担子，采取提拔、交流、上挂、下派、外派等方式，适时把他们放到重要或艰苦的岗位上去锻炼。另一方面，对年轻干部本人来说，应该珍惜组织上给予的实践机会。要敢于挑重担，要有闯劲拼劲，要争一流，创先进。要艰苦奋斗，能够默默无闻地工作，不断努力向上。

四、提高领导艺术

党的执政能力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是党组织整体的能力。领导班子个人的素质是班子整体能力的重要基础。但是还要看班子的凝聚力，看班子的团结。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团结出生产力，一个班子团结协调才会有战斗力。提高领导艺术要学会很多本领，但最重要的是学会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不仅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学会的重要的工作方法和重要的领导艺术。领导班子是一台好戏；如果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就会混乱。领导干部不仅要有好的思路，更重要的是要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集思广益，把一个班子组织好，把大家的作用发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