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演讲稿：被误读的晚清改革（定稿）

第一篇：雪珥演讲稿：被误读的晚清改革（定稿）

雪珥演讲稿：被误读的晚清改革

雪珥演讲稿：被误读的晚清改革

被误读的晚清改革

雪珥

【按语】雪珥近期回国做了多次公开演讲，与朋友们共同探讨晚清改革。根据报刊媒体的要求，以商务印书馆北京涵芬楼书店的演讲为主，结合在北京电台和广东电台的访谈，根据录音，在尽量保留演讲原貌的基础上，进行文字整理，并做了适当修订。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演说毕竟不同写作，语言的“自由化”、“口语化”或许更为严重，请大家见谅。

此前在网络上流行的另一个版本《被误读的晚清改革》，未经我本人审阅校订，且亦被整理者多处删节修改，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议。特此声明，不敢掠美，亦不负文责。本文已发表在5月24日《中国经营报》上，发表时报社已获授权做了部分删节。

1、地方离心造成政权瓦解

几乎所有的史料都证明了：满清王朝、几千年的帝制之所以在那武昌城头一声炮响，几个潜伏在军队当中的黑道一闹事之后，就土崩瓦解了，国家就毁了，这与革命党是决然没有关系的。事发时，孙中山还在国外洗盘子，他在吃面的时候才偶然看到这则新闻的。

为什么几个潜伏在军中的黑道一闹事儿，一个国家就垮了？因为国家本身已经四分五裂。满清王朝作为那么庞大的一所房子，它的基础已经被掏空了。不用玉树那样强烈的地震，只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它就有可能垮。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并不是我们一直说的其改革不彻底，恰恰是因为它改革太快了，超速翻车。我们传统的史家通常不认可这种观点，或者说有意回避这种观点。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是权力的再分配。大家都认为，当权的人应该把权力释放出来，但是，权力分解后，是不是就能出现彼此制衡、大家都有发言权呢？未必。放权有两个不同的路径，一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一是对过度庞大的行政权力进行约束，将其中的司法权、立法权剥离出来，互相监督。晚清的立宪改革，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它的目标是建立三权分立。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行政权一权独大。当地的知县、知府，所谓的父母官，既掌握行政权，又掌握司法权，甚至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立法权。宪政改革就是要对这种行政权进行约束。但在实践过程中，日益成为中央向地方的放权，从一个中央的“大集权”变成18个行省的“小集权”，行政权还是没有受到足够的监督，反而又造成了行政权上的一种分离主义倾向，地方日益离心，最为宝贵的中央权威丧失了。

2、保路的真相

在当时大清国那样的财政状况下，一穷二白，改革和发展都需要国家有相当程度的集权，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民间财富，不应该再分散。在这点上，最典型的就是铁路的建设。到了1909年宣统年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要想富先修路，这个富既是带动地方的富裕，也是带动建设者自己的富裕。中央政府此前就顺应民意，允许铁路大量民营。但事实证明，铁路的民营造成了国家财富巨大的浪费，出现了很多“死路”、“僻路”,更关键是造成了效率非常的低下，贪污盛行。

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喊的口号是不让路权流失给老外，实际上它真正和中央发生争执的是，民营的四川铁路公司有200多万被老总拿到上海炒股票亏了，他们要求中央在收回铁路时，拿财政来补贴他们这个损失。盛宣怀坚决不同意，反驳的文书中就说，中央政府拿的钱是全民的钱，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权力来补你的窟窿。民营的17个铁路公司，基本都是乌烟瘴气，都比原来的国有企业更腐败，因为没有人监督它。国有企业至少还有官方的纪检机构盯着，虽然它形同虚设，但“有一点”在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些。民营企业什么监督机构都没有，就是那么几个领头的人说了算。

四川公司和中央谈不拢，董事会就要折腾，他们高高地举起的，是民族主义的大旗。骂中央卖国，把路收回去是卖给老外，其实中央是借外资来推进铁路国有。但这就成了卖国，川路的股东很多是地方的小地主，不明真相，为自己的血汗钱着急，加上革命党利用这机会，派人到四川去把水搅得更混，最好能把火点起来。然后，中央只好从武昌把端方的新军调到四川去镇压，造成武昌空虚，暴动就成功了。

3、权力下放刹不住车

清代的放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太平天国**开始的。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大清王朝这下子可能撑不住了，南方有太平天国，北方有英法联军，真的叫内忧外患。咸丰皇帝又死了，两个寡妇加一个年轻的亲王，三个年轻人，恭亲王最大，也才28岁，慈禧26岁，慈安24岁，三个年轻人顶起了王朝整个的基业。最终把内忧外患都处理好了，还开始洋务运动，把政权巩固下来。

但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中央除了权利外，别无资源。只好放权，让曾国藩他们自己征兵、就地筹粮筹款，这就造成太平天国打完了，军队方面尾大不掉，大量财权下放后，中央手里的砝码严重不足。

到了1909年的时候，中央一方面继续下放权力，另一方面在地方搞分权，把司法权、立法权从原来的省长、市长手中分割开，在各个省建立咨议局，就是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一些地方领袖，来与地方官员形成制衡。各省咨议局成立之后，不断与地方衙门出现矛盾。而当时中央政府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议会。地方的长官也是人精啊，在大清的官场上混到总督巡抚，那都是人中龙凤，他们马上就看明白了，纷纷向议会靠拢，宪政的旗子举得比谁都高，民主的声音喊得比谁都响。于是各省行政长官就开始与议会“共和”，这下子中央就被动了，这就像三国演义一样，中央是一方，地方行政长官是一方，地方议会是一方。地方行政机构和议会合流后，不断向中央要政策。广东想在香洲搞个特区，就给中央打报告，要求特殊政策，比如税收全免，比如公开搞黄赌毒。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权力越来越分散。改革和革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改革需要有权威的保障，改革如果没有有力的行政资源去保障，你这改革措施怎么推啊？恰恰是晚清政府，用自己权威资源的放弃，来换取改革的推进，最后事与愿违。中央放了很多的权力给地方，最终地方拿这些权力进行富国强兵的改革了吗？最终的情况是，18个行省变成18个独立王国。

所以我个人相信，晚清的改革失败，恰恰不在于国民党后来所说的太慢了，而是太快了，导致失控。

4、政治帮会化、痞子化

晚清的改革究竟是否保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09年汪精卫刺杀载沣。当时大清国推行法制化，刚修订了《大清刑法》，这种“恐怖行为”依法就是死刑。当时的民政部兼管公安的职能，部长善耆很开明，他就劝载沣，说你别杀汪精卫了。最后汪精卫免了一死，还在牢里享受了优待，不打不骂不刑讯，还给报纸看。

若干年后，汪精卫在南京当行政院长，有知识分子要求更多地分享政权，汪精卫说，不行，我们的政权是国民党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脑袋换来，你得拿鲜血来换！他完全忘了自己的脑袋当年是谁留下来的。

大清王朝覆灭之后，中国传统的政治游戏规则没有了，政治帮会化。同盟会是什么，就是帮会呀，这也是我们以前老嘲讽的资产阶级革命依靠对象有问题。另外一股政治势力康有为，也是帮会啊，在海外彻底帮会化了。中国从此进入漫长的帮会政治和痞子运动。什么叫痞子运动，就是其实毫无信仰，却拿信仰做工具，做武器，忽悠人，不择手段，去实现某些人、或某个团体的私利。

地方已经离心，中央已经失控，几个帮会分子一场哗变，就造成了整个国家土崩瓦解。这种“革命”也是很中国特色的。但是，国家没有发生内战，因为还有一个“强人”——袁世凯。

这些年我一直在反思，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究竟在哪里？我认为，辛亥革命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不“革命”，也就是我们以前所批判的“革命不彻底性”。你想想，在一个王朝覆灭之后，胜利者竟然没有对失败者赶尽杀绝，胜利者之间的不同派系也没有立即打仗，这在中国是非常难得的。但是这种局面在宋教仁被刺杀之后就结束了。当时，国民党一口咬定宋教仁是被袁世凯刺杀的，但现在看，最大可能的指使者就是被孙中山称为“民国长城”的陈其美，这个人连自己的同志也是说杀就杀了，甚至幕后还有更高层。包括袁世凯在内，大多数的人都要求通过法律渠道解决这个事件，但孙中山拒绝，非要用枪杆子解决。辛亥革命难得的胜利果实，五千年来难得的民族和解和政治宽容，就是在这个“二次革命”中被付之一炬的，之后法律和说理就不再是主旋律了，枪杆子说话才算数，宪政改革彻底靠边站。

5、知识分子猛开药方

1840年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探求救国的道路。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我们现在都知道，但是，当时在中国，《海国图志》根本就不是畅销书，很多人都没听说过。日本有一个改革者，叫做高杉晋作，是明治维新时著名的奇兵队队长。这个人23岁时（1862年），第一次到了大上海，逛书店，要买魏源的《海国图志》。书店老板没听说过，但是《海国图志》当时在日本是畅销书。他又要买陈化成、林则徐的兵书，也没有。老板给他推荐《佩文韵府》之类。人家去买救国救民的书，我们却推荐那种高考指南、公务员指南之类。于是高杉晋作又对书店老板谈起国家大事，老板依然表现的对任何“夷狄”很不屑。这事对高杉晋作刺激很大，他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陶醉于空言，不尚实学，“口头尽说圣贤语，终被夷蛮所驱使”，而他的使节团中的一名下层武士峰洁，在沪上目睹清军状态后，便声言：“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可纵横南北，征服清国。”

大清国的知识分子的确提出了一些救国的方案，但中国人的特点就是药方满天飞、神医遍地走、谁也不服谁，最搞笑的甚至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使用汉字、而非拼音文字。于是，很多知识分子就去研究拼音方案，搞出了好几十种，却很少有人去研究如何改进兵器。

在那样巨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本应该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和引导者，但却全然乱了阵脚，非常浮躁，搞什么都是大跃进。每个人都宣称，自己找到了真理，只要听我的，中国就立马得救。那些搞拼音方案的，甚至认为只要用拼音，轮船就能比国外造的高，枪炮就能比国外打的准。这样浮躁，相互就开掐，救国的路线之争，最后成了野心和权力之争，雅的、俗的，都无一例外地成了痞子。

6、康梁式的“改革派”

主流的史家都认为康梁二人是改良主义者，而当年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恭亲王，却在临终前再三叮嘱光绪皇帝，远离他所说的康梁“小人”。

有关康梁的早期改革，我们得到的几乎材料都是假的，是康梁出国后伪造的。研究戊戌变法的严肃的史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发表了大量的论述。

康梁为了在海外获得市场，刻意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描写中央的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保守的腐朽的，一个是改革的进步的，以便为自己加分。在他们逃亡初期，日本、英国的外交官就向国内报告，这两人、尤其康有为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重要，基本是忽悠。两国当时的态度，无非就是先收留个吃闲饭的，不定哪天就能作为对中国政府打出的一张牌。在海外，康梁和孙中山是完全竞争关系。国民党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这也是一厢情愿。有为这样的“反革命”，筹钱也是靠华侨，那岂不成了华侨也是“反革命”之母？华侨固然是爱国的，但大多数人不关心政治，整天忙于三刀(菜刀、剃刀、剪刀)，讨生活。康梁到了海外，不稼不穑的，那就要想办法圈钱，康圣人就伪造了一个衣带诏，作为道具，整天在那里拜，高喊勤王，动员华侨捐款。当然，也动用帮会手段，比如，当时两广在吸纳华侨资金回国投资，但华侨回国投资必须先获得康有为的同意，“未人党不准招股”。只要没经过保皇党的认可，任何人回国投资就成了“叛逆”，而不给保皇党上贡，则会被当作“入寇”。他的同志叶恩，后来就公开揭发他，“视美洲之地为其国土，美洲华侨为其人民，华侨身家为其私产”。

筹到的钱都拿来干嘛了？我们只知道，康有为逃亡出去时身无分文，后来当了教主后，就成了富豪，走到哪里都换一个二奶，而且还在全球到处投资地皮。他在杭州西湖边买下地皮，还强娶了一个足以当他孙女的小姑娘做妾。我不想评论他的爱情生活，我只是关注，这些高级爱好，都是十分花钱的，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呢？

7、革命帮会

同盟会在海外，首要目的也还是筹粮筹款，维持日常营运，时机成熟了，才雇佣些帮会人员回国搞点恐怖行动。这是我们之前对这类“资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蔑视和批判。

帮会出身的革命者，的确是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约束的，怎么有效怎么整，怎么快捷怎么整，充分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精神。李鸿章曾动用过孙文去暗杀康有为，酬金是10万两，孙文答应了，当然，最后没行动。

八国联军攻下大沽炮台这天，李鸿章派广东赌王刘学洵去香港海面去接人，接谁，接孙中山。他们两约定在广东举行秘密会谈。孙中山的想法是鼓动李鸿章做大总统，两广独立。这一年，同盟会在日本人的大力扶持下，举行惠州起义，策应日军登陆并占领厦门。但日本内部局势变了，山县有朋下台，伊藤博文重新出任首相。伊藤博文是个稳健派，他严令日军从厦门退出、不得支持中国的反叛势力、并且将孙文从台湾驱逐。断了日援，惠州起义就失败了。孙文派人到上海去找刘学询，让他出资，孙文在亲笔信里说：请大哥捐点钱，作为回报，你来坐江山，可以直接称为大皇帝。

这是记载在国民党的正规党史里的，他们解释说，这是伟大的总理的革命策略，蒙赌王一下，蒙点钱出来。但后人看到的，的确是革命者要拥立一个大皇帝的海誓山盟。

8、读书人不可下岗

保皇党、同盟会或许真有些理想，只是选择了帮会道路和痞子手段。但大清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理想依然是挤进公务员队伍。

晚清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它没有给大量的知识分子留后路。寒窗十年，忽然高考被取消了，公务员考试也没有出现，大家最后要凭推荐函。原来还是科举面前人人平等，现在只能去找关系。

有条件的就去日本留学，几万人。中央有政策，你去日本多少年，得一个什么文凭，回来就对应一个什么级别。留学成了就业的捷径，加上成本低，路途近，就一窝蜂去了。日本人也很聪明，办了很多野鸡学校，“速成的”，赚外汇。一个奇怪现象是，很多留日学生从日本回来后，还是不会说日语。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喝酒，学会了穿马靴，配着剑，学会了口口声声闹革命。不大会念书的留日学生回来后，几乎成了职业造反派。，会念书的留美学生回来后，几乎都成了建设者。留美学生的选拔门槛很高，要考试，除了汉文一门，其余数学、化学、物理全部用英文考。清华大学，就是留美学生的预科学校。

科举之外，知识分子进步的另一条路线也被堵上了，那就是捐官。捐官当然是坏的，但有其政治方面的作用。雍正皇帝就讲得赤裸裸，读书人那么多，公务员岗位就那么几个，国家就必须给那些落榜者留条补救的路，至少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样才能减少在社会上积压大批有文化的失业者。有文化的失业者，当然是社会不安定的最可怕因素。洪秀全就是这样，读书读成半吊子，看他写的那些敕令就知道他的水准，但高考落榜后，没有出路，最后弄出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来。当年如果洪秀全家里有点钱，给他捐个官，或许历史也会不同了。

晚清政治体制改革，大家都说卖官不好，中央就下令停了。早期捐官，只是虚衔，给个级别，给个政治待遇而已，方便自己到公堂不必下跪、不会被脱了裤子打板子。但后来就开始卖实职，那就成了生意了，买官不是富豪们的业余爱好，而成了将本求利的生意，负面作用就很大。政改开始，要建立廉洁、高效政府，一刀切，把这个给停了。

按下葫芦起了瓢。科举和捐纳两条路都停了，一大堆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下岗失业，郁闷在胸，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幸好此时要建有文化的军队，新老文人都很欢迎，这群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就又握上了枪杆子…… 这就是社会的失控，改革者自己走得太快、太猛了，改革力度过大，实际成了革命，改革代价的承受者们，就成了社会的离心力量。

9、审视自我晚清改革最终失败，演变成了革命，乃至绵绵不绝的革命。这样的结局对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辛亥革命十分伟大，因为它居然在王朝崩溃的废墟上，实现了民族和解和政治宽容。

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改朝换代的意识，如同项羽看到秦始皇威武的仪仗过去，就觉得做男人应该像他那样，要取而代之。在环境允许的时候，特别是晚清改革开放的时候，政治宽容度是很大的，很多人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了。这种欲望不像西方那种经过很多很多年的积累以后，它有边际，这种欲望是没有边际的，它是建立在你死我活的基础上，它是建立在踩在别人的尸体、鲜血至少是肩膀上去，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它就会导致不断的折腾，口号，大家是跟着行情在变，这会儿我们时髦宪政就拼命喊宪政，又时髦共和就拼命喊共和，都在变。万变不离其宗，根本的以知识分子为主，核心的目的就是夺权，我来坐皇位，我来做坐导者的位置，我做了是不是比他做的好，那是下一步的事，等我坐上再说。到我上去一看，哎呀，好像是比较困难嘛！

改革被革命中断后，就开始鹿鼎记。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解决谁坐金銮殿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主要，但更重要的是民生问题。什么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等，这些问题不是靠革命就能解决的，也不是靠革命就能消除的，最后还得靠改革，靠建设。但前提是，不能总想着我来当老大，而且要把前老大给灭了。以革命的思维推行理想，在推翻上一个狼人的同时，它的基因就会潜入你的身体，你就成了下一个狼人。

中国有种受害者万能的情结，每个人都愿意将自己的受害放大，同时将自己对他人的加害缩小。文革结束后，似乎只有巴金一个人在说：我要忏悔！其他人都推说是受了万恶的XXX的蒙蔽、裹挟等，似乎自己还是天使。耶稣曾说，如果你自认为无罪，就可以拿石头砸死那个妓女，结果所有人都放下石头默默离开。但是在中国，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大家继续一哄而上，拿石头砸死那个倒霉的妓女，然后回家说我只是被裹挟了一次而已……

第二篇：晚清是如何被想象的

晚清是如何被想象的?[1]

——当代中国晚清文化研究一瞥

石天强 《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7期

不知从何时起，清朝的瓷器、绘画、雕刻、家具、建筑，清朝的人物、都市、地理、历史、传说„„这一切都扑面而来，构成了当代中国人对于晚清想象的全方位图景。与这种多维形态的晚清想象相呼应的是，关于晚清的学术研究也不断推陈出新，这不仅包括面向普通民众的学术讲座，也包括更为专业、严格、细致的学术论证。晚清似乎在突然之间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成为当代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当代学界对于晚清的研究，依然属于中国现代学研究的范畴。所谓中国现代学是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学问，涉及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哲学、语言、历史等诸多方面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作为思考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视野和框架，现代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问题意识，也成为我们思考中国问题时无法规避的先验结构。田但是，当代的晚清研究与1993年以前的研究相比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1993年前的晚清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对历史启蒙话语、中国革命话语的逻辑演绎的话，那么当代的晚清研究则试图跳出这一话语结构，在一种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内、注意从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角度审视晚清。晚清之际的民族关系、社会状态、报刊出版市场、经济生产情况、民众的日常生活形式等诸多问题得到凸显；同时，这些问题与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还有这种关系中所折射出的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也正日益受到关注。在论述形式上，关于晚清的研究，虽依然不乏宏观的、历史性的、形而上价值观念的辩证书写，但更多的是微观化的、空间性的、形而下和经验性的语言形式。而这正是当代晚清研究中十分突出的地方。

我们在此提出的问题是，这种变化生成的原因何在?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当代学人将研究的视角从单纯的学术理论思考转移到了对那个时代诸多层面的描述?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新时期以来晚清研究的学术逻辑演变上。

上世纪80年代，对于晚清的学术梳理，在逻辑思路上基本上属于革命和启蒙的现代性话语之一翼，比如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卢善庆的《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论》、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等著作。这些研究专著的特点是注意对晚清这一时期特定研究领域中知识性理论的建构，也因此在追求历史逻辑和描述客观性的同时，侧重于从哲学、美学、文学等特定的理论视角梳理相关的问题。但是这一表面上客观的梳理实际上遮蔽了晚清社会现实的复杂多样性，晚清被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在时间序列上、价值转换上、个体和民族主体的建构上，自然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中介形式，而晚清的“近代史”时序界定更成为这种中介价值的直接表述。也是在这种理论描述中，晚清的现代性“起源”问题被遗忘了。因为一切似乎客观的学术梳理的逻辑前提——启蒙和革命，以及为这一话语提供支撑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性要求——都被视为是自然的、合法的；同时这种描述的后视性，也因为描述的知识性、客观性的学理结构而被掩盖。因此，这与其说是在描述晚清，不如说是在既定的逻辑话语的要求下对晚清的现代化重构——它已经内在地承认了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合法性地位，内在地将话语模式界定在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础之上，内在地想象了一个现代性的文化主体——这个主体涉及民族主体和个体主体两个层面。而晚清的学术梳理也因此而蜕变为这一话语的显性形式。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现代民族主体与个体主体的观念，还有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想象世界的形式，它们的历史性、生成性、文化结构特征等，都在这种既定的话语结构中被预设为不证自明的。

也因此，如同有学者已经指出的，过于重视晚清研究的学理层面，实际上忽视了晚清之际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交汇的复杂语境中，现实中的个体面临复杂多样的西方现代性的力量时，所感受到的激烈的文化和心理冲击，还有在这种冲击之下的复杂的日常生活体验。这种体验与感受的复杂性恰恰是中国现代性生存体验、现代性逻辑话语，以及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体和个体主体得以诞生的前提。而这个前提，在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书写历程中，长时间处于被遗忘的状态。中国现代性话语的生成，由于其天生的后置性，在遭遇到西方强势政治文化话语的冲击而被迫与传统的古典文化话语断裂之时，不可能是一个自然的生成过程，而必定是一个复杂的接受与抗拒的互动过程。价值观念上的激烈冲击所带来的反作用与现实生存体验中西方器物引入时“润物细无声”的复杂感受之间存在着相互肯定和相互否定的复杂互动关联，这被当下一些学者描述为一种“怨羡”体验。咖而这种直接的生存论层面的个体或群体感受形式的描述也是启蒙和革命话语的线性逻辑形式所无法承载的。回到这种现代性体验和逻辑话语生成的语境、也就是回到中国现代性得以生成的地面这种思考形式，与其说是对启蒙与革命的逻辑话语的颠覆，毋宁说是这一逻辑话语的自然延伸——它试图重新发现中国现代性研究中曾经被遮蔽的问题——中国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如果说，在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支撑下，中国现代性的起源被描述为一个自然的、客观的历史过程，那么当代的晚清研究则在质疑这一逻辑话语起源“自然”性的同时，消解了其理论逻辑上的时间性进程，突出了从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结构上、从经验的层面上，梳理中国现代性“起源”的存在形式，勾画出这一起源中所隐含的各种异质性力量，以为中国现代性的“起源”提供更为合理的学术论证。

如果说，晚清研究由学理性的知识性建构向日常生活状态研究的延伸具有学术研究逻辑上的合理性的话，那么这种研究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现实状况的折射。l993年，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现实社会的文化语境发生了逆转，大众消费社会文化的建构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已经变成现实。然而，这一社会形式的转型所暗示的却是自1840年以来以独占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转变：以哲学、美学、文学为核心的现代精英文化结构的衰落不可避免，而以大众消费为核心的多元化娱乐文化的兴起则难以阻挡。

遍观世界，现代精英文化的衰落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之所以如此，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包括文学、美学、史学、哲学等在内的精英文化是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建构的重要组成。有意味的是精英文化的建构和发展恰恰是以一种“反体制”、“反政治”的姿态出现的，[4]而所谓的“个体自由”、“民主”、“革命”等现代性话语的存在则将个体与国家、自由与政治、革命与保守、同族与异族等观念置于相互对立的关系上，这一“对抗”的幻象遮蔽了它们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同源性。同时，在这种遮蔽中，民族国家的建构也被延伸到了历史的深处；而这种自然延伸恰恰是站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后视视角上所进行的逻辑演绎：通过对所谓“旧”的文化观念的否定，以建立起新的文化观念；同时借助对民族历史的再叙述，为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合法性铺路；而民族国家起源的现代性则在这种叙述中被遮蔽了。因此，文学、哲学、美学、史学、语言学以及民俗学等诸多学科的建立，并不是什么外在性的、结果性的东西，毋宁说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体制性要求。这些学科直接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发展，论证其存在的合法性，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自我想象的话语形式；它们与现实政治性话语、经济性话语紧密纠缠在一起，并得以维系并保持其对各种异质性话语的支配性地位。1993年，当中国成功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后，在全球化语境下，以资本生产和市场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形式成为主角，而紧密服务于现代性社会建构的精英文化的边缘化在所难免，精英文化不得不进行资本重组与市场化转型，以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带来的挑战。由是，重新思考精英文化的历史定位，反思精英文化的发展历程，成为知识精英阶层的内在需求；这种反思以回到精英文化得以起源的“晚清”研究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而这正是国内学界晚清研究兴盛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背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今天，具有后现代色彩的消费文化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代性精英文化的一次抗争与复权行动。这种新的话语形式，或者说曾经在中国现代历史长河中一直被压抑的各种异质性话语力量，都以反现代性的姿态重新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在“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话语形式下，是以压抑包括大众消费文化、传统的民间俗文化等在内的其他异质性文化为代价的。清末民初的现代都市消费文化的萌芽和发展，还有其他各种与启蒙革命话语形式格格不入的异质性文化形态，都在“启蒙与救亡”话语的强制力量下被压抑了下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知识型精英文化贬低为一种低级、下流的趣味。而这种贬低和压抑，恰恰是现代性话语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要求和在民族矛盾尖锐等外在压力下所做出的必然选择。因此，诚如有学者试图阐明的，本来是多元化的文化生态，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关系中被简单化了；本来可能存在着多样性选择的现代性，在一种特定的政治语境中被否定掉而为某种单一的现代性所取代。嘲因此，当以全球资本和市场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形态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力量后，伴随这一经济形态而诞生的大众消费文化，还有其他曾被压抑下去的异质性文化的复苏就具有强烈的、对现代性进行清算的象征意义。它们不仅毫无顾忌地排斥了精英文化，取消了精英文化的霸权地位，并以市场竞争的形式与精英文化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使市场成功成为文化成功的重要根据和标准。这对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冲击显然是难以估量的，并一再引起知识精英阶层对现实的各种思考。而当代学界这种回到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之地重新思考晚清文化的研究形式，就不仅是对现代性精英文化在历史进程中过于强势姿态的一种反思，更是现实生活中多元消费文化兴起的一种折射。

最后，中国当代学界对于晚清文化状态的研究，在今天，也是全球化语境下的后现代思潮中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詹姆逊就认为，西方对现代性的反思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首先是在现代性的萌发期，对现代性的批判以伏尔泰为代表。随后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现代性的否定通过弗洛伊德和韦伯等学人的质疑性话语表达了出来。第三个时期就是当今我们生存的时代，[6]此次反思可以上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思潮的萌芽与发展。但在当时，对现代性的反思还只是局限在哲学、美学、文学等学术领域。随着消费社会的建立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反思开始进入到普通人生存的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现代性曾经被描述为一个历史演进的“自然”发展过程，同时也被描述为催生了现代社会的结构、体制、格局的积极力量。但是，随着现代性所具有的压制性力量日益突出，还有后现代思潮的风起云涌，对这种压制性力量进行反思、批判，从新审视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成为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任务。

解构现代性的种种神话涉及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历史的批判这两个层面。前者如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该书严格地从社会学角度反思了现代性给西方现代社会带来的诸多影响。而后者，如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所著《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则是从“起源”的角度思考了日本现代性发生的过程，这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在柄谷行人的书写中，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来自于一种价值意义的颠倒，本来是结果性的东西，以自然而然的状态、本源性的状态出现在了世人面前。如所谓的内面、风景，还有疾病、儿童都不过是一种现代主体确立后的结果，它们与其说是日本本土性的东西，不如说与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在19世纪的确立和发展具有同源性。柄谷行人拒绝将现代性的发生向更遥远的历史延伸，而相信，在日本l9世纪末期的文化历史中隐藏着那被掩盖的关于现代性起源的秘密。本来在当时是多元化的文学价值观念，逐渐为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等西方文学观念所替代，而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争议，它们在时间上被想象出的那种线性关系，则将当时多元化的文学生态遮蔽了。

应该说柄谷行人的研究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不仅因为中国现代性的起源在时间上与日本相近，而且还因为日本现代性的发生同样具有后置性等特征。思考晚清，所关注的正是中国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同时，学界所关注的已经不是这个现代性起源的“自然”状态，而是试图描述出这个“起源”发生时曾经出现的复杂的、异质性的社会文化语境。现代性起源的“自然”状态恰恰是一种不自然，它的自然化是一个后视性理论描述建构的结果——正是这种描述使得现代性的起源显得“自然”了。柄谷行人的著作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那时，正是日本大众消费文化兴起、社会精英文化逐渐边缘化之时，比较于今天我们对于晚清的再思考，历史呈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

附带一笔的是，当代中国学界对于晚清的研究还有着复杂的外来因子的影响。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有过一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在这套丛书中就有多本专著涉及外国学者对晚清所做出的系统性研究。如美国学者柯文对于王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作用的描述(《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2003)。艾尔曼详细论述了乾嘉朴学的经验主义思维形式从内部解构理学思维结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该书甚至将中国的现代性萌芽延伸到了17、18世纪(《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1998)。此外，还有本杰明·史华兹对于严复的思考(《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1990)。如果说，关于严复等学人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理论梳理的特色的话，那么对于王韬和乾嘉学派的关注则不仅引入了福柯谱系学的方法，更将思考的视角引向了形而下的器物层面。这种思考就是在今天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0虽然丛书出版时的特定语境使得丛书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反响，但很难说今天国内学者对于晚清的关注没有受到海外晚清研究的波及。

注释：

[1]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课题研究论文，项目批准号：05JZD00028。

[2]关于中国现代学观念，可参看王一川，《中国现代学刍议》、《现代性文学：中国文学的新传统》、《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刘小枫，《现代学的问题意识》，《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

[3]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8—77。[4]赵京华，《译者后记》，[日]柄谷45-z．，《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5]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一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美]F．詹姆逊，《重叠的现代性镜像》，[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博士)

第三篇：被中国人误读的七句名言

被中国人误读的七句名言

来源： 刘晨的日志

中国拥有几千年辉煌灿烂的文明，产生了众多文学和思想权威，他们所说的话,往往被人民当成指导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不二准则，但谁能想到，我们所说的和所推崇的，也许并不是圣人们本来的意思，甚至和他们的原意背道而驰。闲话少叙，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七句被误读了千年的圣人名言吧。

1.以德抱怨。

这个我们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含义相信也不需要解释，但就是这句话完全背离了孔夫子的原意。也许有的人会问，这么明白的一句话，根本没有曲解的可能啊，就是教导我们应该用德行和爱心去感化别人嘛。但要是听了这句话的完整版，也许你会目瞪口呆。老夫子说的是什么？是“以德抱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就是说，别人对你好，以德来待你的时候，你才需要以德来回报别人。可是现在别人打了你，你就应该“以直抱怨”，捋袖子揍他就是了。这才是孔夫子的原意，那半句话完全是断章取义了。但这半句话的影响可是相当之大，这甚至养成了中国人谦逊坚忍、逆来顺受的性格。究其原因，和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不无关系。他们有意曲解了孔子的话，意图让信仰孔子的万千民众们都变成“顺民”，以便推行和巩固他们的统治，浇灭民众的反抗心理。这养成了中华民族懦弱的思维惯性，近代中国备受列强的欺凌和这个也不无关系。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说，国家统治人民，指使驱赶他们去做事就行了，不要让他们明白他们在做什么。这真的是孔夫子的本意吗？这真的是试图用一生置身于教化天下民众的孔子想表达的意思吗？我们还是到原文中去寻找答案。在这段里，孔子压根就没提国家统治的问题，就是说了很多诗礼乐的问题，然后就出现了这句话。孔夫子的本意是什么呢？是说诗礼乐这三样东西是教育民众的基础，一定要抓好，如果人民掌握了诗礼乐，那就让他们自由发挥，如果人民还弄不明白，我们就要去教他们，让他们弄懂。这才是“有教无类”的孔夫子的本意。这句话被歪解的始作俑者也是统治阶级，他们把孔子的这句话随便一摘，对民众大肆宣传，声称圣人说的不要让民众知道太多，这就是被统治阶级奉作至宝的愚民权术，小老百姓嘛，让他们知道那么多干什么？最好都是浑浑噩噩，只知道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庸庸碌碌一辈子。这用心不可谓不恶毒，它抹杀了多少真理与人民的创造性，让一个拥有四大发明的民族渐渐落在了西方民族的后面。

3.无毒不丈夫。

很多人把这句话奉为人生哲理，要干点什么卑鄙的事情就把这句话亮出来做心理安慰。但这句话和中国数千年的价值观大大背离，大丈夫应该是襟怀坦荡，怎么会做些恶毒阴损的勾当？原来，这句来自民间的谚语本来应该是“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这里的度是指高度的度，就是说大丈夫要有点气度，别和别人一般见识。本来很好的一句话，传来传去，竟然成了“无毒不丈夫”，这也给我们的思维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从某些程度上甚至影响了国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好多人都是在这句“无毒不丈夫”的鼓动下铤而走险，直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4.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这句话是众多女权主义者攻击的对象，说这就是中国男人歧视女性的起源。其实孔子说这句话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当年孔老先生受卫国国君的邀请，来到了卫国参观学习，在这期间，卫灵公的老婆南子，为了抬高自己的声望，贬低了孔子，孔老先生怒了，收拾行李就离开了卫国，离开之后，心情平复了，想起卫国公老婆那种仗着得宠，骄横跋扈乱政扰民的烂事儿，就发了感慨：“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他骂的人是那种“被养”的女人和小人，有一个特指的对象，就是卫灵公那位老婆南子。一个君主，对那些后宫的女人和没什么本事的拍马小人太亲近了，她们就会得意忘形，忘了自己的身份，开始用你的权力胡作非为，而你疏远她们吧，她们又要埋怨，总之是非常麻烦。本来只是个就事论事的话，却被后来的统治者断章取义，为推行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做了理论依据，让广大妇女受了上千年的压迫，孔夫子也稀里糊涂地背上了歧视妇女的骂名，真是够冤枉的了。

5.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这话可是励志的名句，生有涯，知无涯，多崇高的目标啊，这比什么孔老夫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都来得有气势多了，不知道多少学子在这句话的激励下凿壁偷光闻鸡起舞奋发图强追求上进。但真相说出来，往往会让人哭笑不得，庄子的这句话其实是这样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意思就是，我庄子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我面对的知识是无限的，要我以本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那种永远看不到边的尽头，我才不干这种傻事。庄子是一个追崇顺其自然，清净无为的洒脱人物，他认为人吃饭饱了就行，穿衣别冻着就行。同样，学问也是如此，学够了就行，学以致用也就可以了，用不到的学问学了意义也不大。不过这句话的误传却没带来什么反面的效果，因为毕竟读书是必须的，掌握一定的知识也是必须的，只不过掌握个度，别学来学去自己大半都用不上就好了。

6.相濡以沫。

这也是庄子说的，千年以来被夫妻们视为座右铭，产生了许多流传千古的爱情佳话。但这根本就不是庄子的原意。他说的是有一天，一眼泉水干了，两条小鱼被困在了一个小水洼，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彼此从嘴中吐出泡泡，用自己的湿气来湿润对方的身体，互相扶持，互相依赖。但与其在死亡边缘这样互相扶持，还不如大家找到一条水路，开开心心地回到广阔的江河湖海，回到各自的天地，彼此相忘，自由自在。所以他的原句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也就是说人家老先生的意思是与其苦苦支撑着，还不如痛快放手，各自去追寻更广阔的天空。想想这句被断章取义的话让许多没有感情的夫妻支撑着浑浑噩噩的过了一生，甚至产生了不少的爱情悲剧，我们也只能一声叹息了。

7.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话是老子说的，许多愤青把这句话作为指责政府，指责权威的工具，你看，天地和圣人都如此不仁，把万物和百姓看作猪狗，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们，把百姓看得低微卑贱，我们为什么还要对这种不公平视而不见？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天地不情感用事，对万物一视同仁，圣人不情感用事，对百姓一视同仁。它说的是一个公平的道理，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在天地的眼中，都是平等的，这也反映了老子追求众生公平和平等的理想。

以上这七句话被国人误读了多年，其中有些是断章取义，有些是以讹传讹，还有些就是纯粹的误解误读了。这些话有些被统治者可以利用，成了维护统治的工具，有些改变了国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可以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这也告诉我们，无论我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最好不要想当然地去理解它的意思，否则很有可能会领会到相反的意思，被人笑话还在其次，如果因此办错了事情可就会悔之晚矣了。

中国常见外国不常见的几桩大小事

中国人常说，外国有的，我们都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集在国内外工作生活的切身体验，这里就说一说中国常见，外国不常见的几桩大小事。

在办公室扫地擦桌子 先说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国内的机关学校企业商店，不论蓝领还是白领每天早晨上班开始看报纸之前，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扫地擦桌子。可不要小看扫地擦桌子，组织上对新职员或者年轻人的考验往往就从这样的小事开始的。有道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所以，几乎有办公室场景的国内影视剧都有男女主角或配角顺手扫地擦桌子打开水的长镜头。读者中哪位谁见过外国影视剧里有类似的场景？我在几个不同国家的机关学校企业都有过工作经历，我倒是见到过同事们早上来了以后先看报纸上网浏览新闻，但是从来不曾见过他们扫地擦桌子。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国外机关企业的办公室的门后没有放着一把苕帚更没有擦桌子布。为什么没有苕帚？因为扫地擦桌子有专门的清洁员负责，一般是在下班时间以后开始打扫办公室，所以不会影响机关工作。如果哪位职员自己动手扫地擦桌子，那么清洁工们一定会感到很纳闷很郁闷。各司其责，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各尽所能，不越雷池一步，这是生活和工作的最基本准则。想起我八十年代初刚到法国念书的时候，每次课间都要为法国教授擦黑板，引起法国同学侧目。多年后自己在国外当了老师才意识到，擦黑板是老师的事，因为擦布擦、擦什么不擦什么、什么时候擦，只有老师自己清楚。

六十之前耳顺

说来惭愧，我在国外大学工作没有升到教授，在官僚机构也没有当处长，但这并不是说没有人叫我“教授”、“处长”。我当老师的时候，是Assistant Professor，同事们叫我自然是直呼其名，学生们叫我尊称我“博士”，只有国内访客来了学校才叫我“教授”，而且容不得我解释。后来到了当了国际公务员，虽然算是高级专业职称，但决不是处长，连副处长也不是，因为没有副处长这个位子。可是来了国内访客，他们一定叫我“处长”。这次有一个解释，照我的资历，在国内好歹也是个副处长。国内不是讲同等学历嘛，这叫同等官历。如果相当于副处长，就可以按惯例叫处长。国内的官，除了姓“付”的，就再没有被称为副什么的官儿了，不管正副，党内外一律称处长、局长、司长、部长甚至更高的职位。叫的人透着尊敬，听的人感觉舒服，这叫六十之前耳顺。也是，不在退休之前过把瘾，到了六十退休了还能有耳顺的机会吗？记得几年前的一次人大会议朱总理作了报告，随后开分组会议讨论。温家宝副总理到河北代表团列席作了讲话，随后就有代表说“听了温总理的讲话”如何如何，当时在场的外国记者如获至宝，认为温家宝政治行情大涨。至于歪打正着，纯属巧合，已是后话。难怪外国人误会，在西方的机关和企业里面，下级一般不会叫自己上级的职称，所以也不存在隐去“副”字的问题。只要是相互间认识，一般都是直呼其名，连姓都不必叫。不信，你有机会结识盖茨，尊称他为“董事长先生”，八成他会说：Call me Bill（叫我“比尔”吧）。

官本位的新闻联播

国内访客叫我“处长”是一种定位，一种以“官”定位的方式。在国内，不论你是在国防、科技、金融、教育、工业、农业等等哪个领域工作，你所在的单位总有相当的一个级别：省部级、司局级、处级等等。我与国内编辑打交道，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透露他们的出版社、报社属于部级单位还是司局级单位。当一个司长自然要比在一个副部级单位当一个司长的含金量高一些，发新闻排名次的时候当然要在前面。我过去在非洲的一家国际金融机构工作，总裁访华时被国内有关单位定位为“副总理”级接待，不光有警车开道，还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新闻联播是很讲究官本位的，比如美国国务卿访华，受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的接见，不管是谁先见谁后见，电视新闻的报道顺序一定是按照级别大小而来的。如果碰到一天中来了两拨重要客人，比如说美国国务卿和吉布提总统同日访华，并分别受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的接见，那么当天晚上的新闻联播的播出顺序就有这么两种可能：一种是按照访客的官职大小来排，先报道“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分别会见吉布提总统”，然后才说“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分别会见吉布提总统”；另一种方式是按照主人的职务大小来排：“国家主席分别会见吉布提总统、美国国务卿”、“国务院总理分别会见吉布提总统、美国国务卿”。但不论如何决不会把一个部长活动的新闻放在一个总统前面，因为那不符合我们广大观众的心理定位习惯。那么国外的电视碰到同样的情况会如何报道呢？吉布提国家电视台会怎样处理该国总统访华我说不上，但是如果是中国商业部长和厄立特里亚总统访问法国并受到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总理分别接见，那么我估计法国电视台可能会有这样两种处理方式：（1）不报道，因为法国总统、总理与这两拨客人的会见没有透露出任何有可能让法国人感兴趣的讯息；（2）在“中国订购N架空中客车”的新闻短片中包括法国总统和中国部长在爱丽舍宫大门口握手的镜头，而且是一闪而过的镜头。

大山现象

说到电视，不能不提到中央电视台的“外国人才艺大赛”和“同乐五洲”节目，几乎每个星期都可以看到。在这些节目里，在中国的外国人用熟练或不熟练的中国话唱歌、演小品、说相声甚至当主持人，节目收视率长盛不衰。为什么中国观众会喜欢这样的节目呢？我琢磨这里面可能有两个原因。如鲁迅所言，“中国人或把外国人当成鬼，或把外国人当成神，鲜有将其视为同类者”。第一个原因就是把外国人当成小鬼子了，看他们在台上出的洋相，就像京剧里的丑角，所以感到很可乐很开心。第二是把外国人当成神了，连神都来学说我们的语言，说明我们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所以感到很骄傲很自豪。其实老外们既不是鬼，也不是神。像大山这样的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什么精神？不是国际主义精神，更不是共产主义精神，其实就是因为在中国好挣钱。老外们看准了中国人的上述两种心态，说相声，演小品，拍广告，你想听什么就说什么，随时可以伸出大拇指，连声说OK，只要你给钱。我把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归纳为“大山现象”，决非贬低我们的大山兄弟，只是想告诉国人：大山现象，只有中国有。我在国外二十余年，曾在亚、非、欧四个国家长期生活，会说两门外语，但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才艺大赛”，也没看见任何一个因为会说当地国家语言而走红了的其他外国艺术家，真的没有。

谁懂了你的“客户”

在海外每天看CCTV-4，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一条公益广告: 孤独的老母亲在家里为儿女准备好了饭菜，这时电话响了，儿子说：“妈！说好今天要回家看您的，可公司要请客户吃饭，新买的微波炉好用吗？家里还缺什么吗？ 母亲说：“什么都不缺。”一会儿孙子和女儿都来电话，有事不回来了。最后母亲自言自语地说：“都忙！忙！忙点好啊!”这则广告的主旨是“常回家看看”，但我每次看到这条广告的时候都忍不住想替母亲质问儿子一声：“谁是客户？客户是什么？客户比妈妈还重要吗？”我真的搞不懂什么是“客户”，在我出国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词，那时候要么就是进商店现买现卖的“顾客”，要么就是参加广交会的“客商”。不知从那一次回国开始，国内的朋友开始用某种神秘但又分明是神圣的语气使用“客户”这个词，可是谁也不明说客户到底指的是什么，好像大家都心照不宣。忍不住上网Google一下，把“客户”和“小姐”放在一起有600,000个结果；把“客户”和“吃饭”放在一起，有408,000结果；把“客户”和“送礼”放在一起，有108,000个结果。那次回国见了已成了商界大腕的朋友，给老婆打电话熟练地说：“我在陪一个客户，晚点回去。”原来，客户不一定要买东西也不一定要卖东西，我也可以是客户。

一整天不说“你好”、“谢谢”、“对不起”中的任意一句的能力

上次回国，在北京的一辆出租车上我看见这样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ISO9001质量认证。我们必须做到说好五句话：您好，请问您去哪儿，请带好您的物品，谢谢，再见！”我觉得这段文字很有意思，所以特意用数码照相机照了下来留念。一路上司机谈天说地嘴就没有停过，可就是没有说上面那五句话。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能力，可能算不上“才艺”，不好去特别展示，但是明眼的老外不可能不注意到：那就是可以在一天之内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内不说“你好”、“谢谢”、“对不起”等礼貌用语中的任何一句，而不会感到任何不适或者不妥。和我合著《十二亿火星人、六千万火鸡人》的法国人伯纳.圣—若弘（中国名“大恩”）这样写道：如果你和中国人说：“谢谢！”那么标准回答是：“别客气”、“不要客气！”或者“用不着客气”。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的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讲究礼貌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不是说“不要客气”吗，说得太对了，中国人完全是按这四各字的本义严格照章行事。中文字典里有些词似乎完全是给外国人预备的，除了外国人谁介意向收款员说一声“谢谢”？除了刚到中国的外国人，谁会不识相地向火车售票员问一句“你好”？如果中国盲人听见有人说“你好”、“谢谢”、“对不起”、“请”这些词，那一定是撞见“鬼”（香港人对外国人的称呼）了。

胆敢和女同事说荤段子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死活说不出“你好”、“谢谢”、“对不起”这类的礼貌用语，却能一口气说出好几个荤段子。中国人讲荤段子历史悠久，《笑林广记》里面就有不少荤段子。经过与时俱进发扬光大，现在已是满城争说荤段子。在中国，说荤段子不分年龄阶层，白领说，蓝领说，知识分子说，劳动人民说，领导干部也说；而且也不分时间场合，上班的时候说，上网的时候说，有饭局的时候说，下班了发个短信接着说。荤段子在国内流传之广，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我在国外都收到过国内辗转发来的荤段子：“窗前明月光，地上鞋两双……”。看来中国的荤段子的影响超出了国界，不仅为国内电信运营商赚钱，而且还顺便让国外电信捞一把。说黄色笑话本是世人通病，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外国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中国男人竟然敢于而且专门喜欢在女同事面前说荤段子，却是举世无双。在中国男人看来，讲荤段子是男人幽默智慧的体现，还美其名曰：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殊不知，按照西方国外大公司关于Sexual Harassment的定义，在女同事面前说荤笑话100%属于性骚扰。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富有同情心的外国男人一定会对中国男人大声疾呼：就算丢得起人，你们付得起性骚扰的赔偿金吗？哥们，你危险了！

扎堆情结

为什么中国人说荤段子不怕被诉性骚扰呢？因为人人都说荤段子，法不责众。这就涉及中国人的“扎堆情结”。中国人自古以来好扎堆，不仅市井中的家庭妇女如此，而且饱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们也未能免俗。这是有史可证的，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位名士“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畅叙幽情，品头论足，即席赋诗。然而，这次聚会的诗作没有流传下来几首，但记述这次扎堆的《兰亭序》却因为王羲之的书法而流传至今。中国人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不管是什么层次的中国人，只要出了国以后就往中国人堆里扎，说好听点这叫“凝聚力”强。吃饭扎堆，结婚扎堆，买房扎堆，做买卖扎堆，不管世界哪个角落都可以搞出一个唐人街，出国二十年也不会说流利的外语。扎堆的另一个外在表现就是凑热闹，而且越是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就越关心，“外行看热闹”嘛。在国内，假如一个人蹲在地上看蚂蚁，很快就会有人围观，围成一圈又一圈。鲁迅有一篇专写看客围观的小说（《彷徨》一书中的《示众》），写的是北京西城一条马路上，有一个犯人被巡警拉出来示众，很快就围了四层人观看。在这篇作品中，被鲁迅拉出来示众的其实并不是这个犯人，而是那些麻木不仁的围观者。但是，中国人扎堆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聚得快，散得也快。围观的人群中只要有一个人大叫一声跑走，余下的人也会跟着作鸟兽散，不知道刚才在看什么，也不明白现在为什么又要跑走，这是因为中国人就怕孤独，跑慢了就剩下自己最后一个多难看。所以外国警察在唐人街办案很头疼，明明案发现场有那么多看热闹的华人，可是到该找证人指证的时候，个个都成了缩头乌龟，再没有人挺身而出，搞不懂啊。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快乐

台湾作家龙应台写过一篇流传甚广的小文，叫做”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龙应台这样说自然有她的道理，所以她在文章的末尾呼吁读者说：“你受够了，你很生气！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但我总觉得，中国人不是不生气，而是不快乐，很不快乐。在国外，上了出租车司机会和你说说：What a lovely day!（多好的天！）而到了北京，出租车司机会这样和你打招呼：“今天真冷（热）啊！”中国人从根子上说是个忧心忡忡的民族，用外国人的话说就是扑克脸孔，不苟言笑。国际上多次进行快乐指数调查，无论怎样定义快乐指数，中国老百姓都是排在最后的“老不幸”。2001年有一家对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印度、菲律宾和泰国的青少年作了调查，结果发现香港、台湾和大陆的华人青少年自我感觉快乐的比例分别排在倒数一、二、三位，远远低于高居榜首的菲律宾人。难怪年年春节联欢会笑星们用尽浑身解数，观众就是不能开怀大笑。想想也是，中国人怎么笑得出来呢？从小就听老人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即使少壮努了力了，长大后又听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虽然人生不满百，却要常怀千岁忧。中国人的忧心忡忡，还表现在神经非常敏感，感情特别容易受到伤害，最怕外人嘲笑自己。前一阵子章子怡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对华人来说本来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只因为她英文讲得不够流利，让很多国人感到丢了面子，所以很不开心。也许有读者会说，中国人那么喜欢听荤段子，每每哄堂大笑，不证明中国人也懂得幽默吗？我认为，荤段子在中国的超常规流行，恰恰反映出了中国人的长期压抑感，借荤段子发泄一下而已。当然能够这样也很好，只要是不惹她人不快，我真的希望国人能够说：“你受够了，你很快乐！你一定要很大声地笑”。

最后一桩事情是……

我虽然模仿龙应台文章的结尾大声地呼吁国人“大声地笑”，但却还不是我这篇文章的结尾，因为你数一下，前面列举的中国常见外国不常见的大小事情，总共才说了九桩，怎么也得凑他一个“十大中国常见外国不常见的事”才像话嘛。这“十大”正是我要说的最后一桩事情，在国外除了年底各大通讯社评选当年十大新闻和书店里面的十大畅销书以外，一般来说有几桩事情就说几桩事情，而在中国则不论什么事情一定要凑他个“十大”才舒畅。说来这“十大”也是由来已久，所谓“例不十不立，例不十不破”。早在武王伐纣、楚汉相争的时候都不忘给对手扣上“十大罪状”，以便师出有名。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杭州雷锋塔倒掉，西湖十景少了一景，多少人为之唏嘘不已，只有文化旗手鲁迅却拍手称快。盛世之下，雷锋塔得以重建的同时，“十大”之风也愈演愈烈，充斥各类媒体。有“十大体育热点”、“十大高校”、“十大汽车”、“十大风景名胜”、“十大男歌手”、“十大女歌手”、“十大软件”、“十大富豪”、“校园十大美女”、“十大杰出青年”、“十大流行语”、“十大风景”、“十大猛片之十大败笔”、“十大文化遗产”、“大学十大怪像”、“十大经典菜色”等等，甚至还有人关注“男人撒娇十大关键词”。对于这类的“十大”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看法，只是偶尔琢磨怎么什么事情都能正好凑成十件呢。再想想又觉得自己未免天真，就像幼时想不清楚为什么昨天发生的事情正好可以在半个小时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内播完。前年有十四万多人参与的“二十世纪十大文化偶像”评选揭晓，结果曾经讽刺过“十大”的鲁迅先生高踞榜首，一同入榜的还有作家金庸、钱钟书、巴金、老舍，核物理学家钱学森，表演艺术家张国荣、梅兰芳、王菲，以及雷锋式的革命战士—雷锋本人。数一数，刚好十位。

第四篇：雪珥讲座有感 北大emba通识课

企业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技术

——听雪珥《晚清改革为什么崩溃》讲座有感

前几天，EMBA课堂上听了由来自澳大利亚的雪珥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资本、权力与国运》系列案例讲座的第三部分——晚清改革为什么崩溃。雪珥先生从历史的架构、历史的发展、历史的研究与应用等方面，解读以史论今的奥妙。他渊博的学识和独到的见解，引得席间阵阵掌声不断。互动环节中同学们争先恐后与大师对话，畅所欲言，引发了我更多的思索。

在课堂上，他讲到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深刻，记忆犹新。那就是他讲到的“社会的进步，要靠制度的完善来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和风气。这是技术层面的体制建立，需要有一个慢慢到位的过程。改革并非越快越好，因为管理好国家是个‘技术活’”，我之前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过类似的观点，他说“中国很多问题，包括国家管理的很多问题就是一门技术，和企业管理是一样的”，这个观点刚好契合了我作为企业管理者多年来的一个想法——企业管理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技术。

一、企业管理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合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技术，它实现了科学、技术二者的联姻，是数千年来人类智慧发展的最微妙结晶。安娇妮.耶茨曾指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仅有技术是不够的，同样还需要拥有‘用新的方式来应用技术’的眼光”，从而实现管理在科学、技术与艺术方面的最佳耦合，把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效整合发挥出来，让企业的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高效运转起来，最终达成企业的终极盈利目标，建立长青发展的基业，切实打造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环境效益有机统一的“百年老店”。

看到有人说“企业管理不能算是一门技术,因为技术是机械的,重复的,是熟能生巧的技能，而管理是没有规则的,没有对错,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结果,最终老板要的是什么。在企业管理中,只有一种规律可循,有舍才有得,关键是要看你舍什么,舍多少,怎么舍”，这种说法既没有看到管理的科学性，也割裂了管理科学性与技术性之间的关系。管理失去了科学性将不称其为规范，管理不讲技术性

业就没有了其初衷。

管理既有科学性，又有技术性。完美的管理应该是科学性与技术性的结合。管理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是长期以来人门在管理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和发展。人们将这些作以分析，整理并形成系统。成为理论，因此是当之无愧的科学。管理要科学化,但管理者需要管理艺术,没有科学的管理就没有先进的企业,现在的企业都以创名牌为目标,没有科学管理就达不到这种效果，但科学管理也需要管理者的技术才能善于科学管理，也就是领导层的决策。

二、管理的科学性是管理的技术性的前提与基础。

笔者认为，要将管理工作做好，首先必须承认管理是一门科学，管理主要依靠的是一套制度，尤其是评价制度与激励制度。在现实中，人们也可以发现，一个企业管理得好，那肯定是因为它有一套科学的评价制度与激励制度。判断评价制度与激励制度好坏的原则是：(1)是否给企业利害相关人(所有者、经营者、职工、供应商、消费者、债权人、债务人、收税者等)带来方便；(2)是否节约了企业制度运行的成本；(3)是否使评价成本与激励、约束、监督成本较低；(4)是否评价结果明确、公平，激励、约束功能很强等等。

根据这些原则，还可得出一些可操作性的管理制度设计方法：(1)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管理模式，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企业、强调创新的企业，要更多地采用民主管理；在高级知识分子比较少的企业里，严厉的层级制比较有效；(2)上级管理人员要善于授权给下一级管理人员，不要事必亲躬，不能越级管理。管理的要义要于各级管理者之间有制度化了的权利与责任，管理越科学，这种权利与责任的划分就越细致；(3)制定严密的评价和激励制度，要把评价和激励的标准落实到个人，才能真正起到激励-约束员工的作用；(4)评价标准的选取，要考虑可控性，就是要看被评价者能否控制该评价标准，要将评价标准与被评价者的个人努力联系起来；(5)评价标准的精细程度是管理水平的最主要标志。例如，在酒店中这种评价标准要精细到服务生鞠躬的度数、倒葡萄酒的姿势与数量、擦桌子的光洁程度等等。评价标准硬度越高，可以帮助员工形成明确的预期，效果就会越好。软标准，不但容易造成扯皮，而且难以服众，员工有时也会不知所措；

(6)要持之以恒地对员工进行培训(并不因为员工的高流动性而停止)，让他们知

道达到标准的方法；(7)奖惩要严，决不手软，太多的破例会影响员工的合理预期，从而增加交易成本；(8)激励要以评价为基础，否则激励便不可能公平合理，达不到激励的目标；(9)最强的激励是永远让员工充满希望，这种希望会一直激励着员工安心、努力工作；(10)要有明确的升迁制度，尽量让较高层的管理者都有以下各层级工作的具体经验，避免越级提拔，也要避免以“英明领导”的管理(人治)代替制度的管理；(11)评价与激励制度设计的总指导思想是，通过它缩小员工目标函数与企业目标函数的距离，这就离不开“利益均沾”，所以，既要精打细算，但该花的钱决不能节省；(12)如果好的制度不能一步到位，那就分步改进，制度的变迁需要耐心和诸多准备工作。

只有有了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才能给职工稳定的预期，减少信息搜寻成本和由于不确定性所造成的损失。在此基础上企业家的人格魅力、聪明才智、创新精神才有发挥的土壤。如果只承认管理是一门艺术，而不承认管理是一门科学，就必然导致管理中的随意性、一言堂，甚至独裁与腐败。

三、管理的技术性是管理的科学性的补充与提高

在承认管理的科学性的前提下，讲管理的技术性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管理制度是经营者与职工之间的一些契约，包括正式的契约与非正式的契约、书面契约与口头契约、强制性契约与诱致性契约等等，而这些契约都不可能是完备的。例如，规定工资与生产的产品成正比，这一看似明确的契约实际上包括着很多不完备的地方：工资有没有包括资金，有没有包括实物工资？生产不同产品的职工之间，产品如何比较？产品的质量如何界定？由于请假、工伤、公务、不可抗力而导致生产的产品减少，如何扣减工资？而涉及到度量(如产品质量度量)方面，更是不可能绝对精确，简单到一张桌子有多长，我们也不可能精确量出(总是有误差)。而涉及到概念，也是不可能绝对明晰。由于度量是不精确的、概念是模糊的，所以任何制度都不是完备的，在制度不完备的地方，就需要管理者的技术性。可以这样说，管理技术是对管理制度的补充，在管理制度规定到的地方，是不可以假管理技术之名违反管理制度的。如果管理制度本身不合理，那么就需要修订管理制度，而不是以管理技术去代替不合理的管理制度。

当前，少数管理者总是以为自己具有大智慧并谙熟管理技术，别人都是比较

不够聪明的。因此过分迷信自己的管理技术，造成权大于法，这种思想不纠正，中国从人治为主的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路还很长。其实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早就告诉我们，人都是理性的，都知道趋避害，在制度与技术(约束条件)既定的情况下，他们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会活得最好，别人最好不要充当救世主或警察。人们的这种趋利避害的行为模式都差不多，关键是约束条件(从中短期看主要是制度，从长期看才涉及法律)，约束条件(制度)变了，人们的行为自然会改变。因此，要引导人们的行为，激励职工努力工作、安全生产、保证产品质量等，靠的主要是制度，只有制度没有规定到的地方，才需要管理者的创新与灵感(技术)。

管理是在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中的一项职能，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有管理学、管理方法、管理理论等形态；从技术角度来看，则有具体的管理技术，特别是在度的把握以及在具体应用时一些微妙的变化„„所以说管理是科学也是技术。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技术，管理像一台运转的机器，它遵循着它的运作模式，但是在机器陈旧的时候就需要改进和维护，从而为企业进行更好的服务，这时就产生了技术，而管理步伐中的细小环节，模式所不能解决的它就必须有新的方式，新的手段，新的做法去解决，根据环境和问题的不同，作出不同的结论，这本身也是技术，所以管理是科学，但是它同时也是一门技术。

第五篇：《丑小鸭》：一个被误读的经典童话

《丑小鸭》：一个被误读的经典童话

《丑小鸭》：一个被误读的经典童话

作者：叶军彪

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的代表作《丑小鸭》，是世界童话史上的经典之作，也因此成了中学语文教材的保留篇目，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学生。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篇经典的童话作品，在语文课堂上却一直是以被误读的面貌出现的。

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下册）选了这篇作品，在阅读提示中，编者是这样说的：“作者笔下的这只丑小鸭，处处受排挤，受嘲笑，受打击。但他并没有绝望，也没有沉沦，而是始终不屈地奋斗，终于变成了一只美丽、高贵的天鹅。这一切缘于他心中那一份恒久的梦想。你我都能成为一只天鹅，你会成功的，不过有很长的路要走……”（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很明显，编者将这篇作品解读为：就像丑小鸭通过奋斗最终能变成美丽的天鹅一样，每一个平凡普通的人，只要始终不屈地奋斗，就能取得成功。编者的解读如此，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也的确是根据这样的“提示”来理解作品，并把这种理解当做主要的教学目标来落实。然而，细读文本，我们却不禁要问：作品是在讲一只丑小鸭如何通过“不屈地奋斗”最终成为天鹅的故事吗？

《丑小鸭》这篇童话作品的主人公是一只丑小鸭——事实上是一只美丽的天鹅，因为他生在一个鸭场里，并且出生时个头和别的小鸭比“实在太大”，显得与众不同，就被鸭子和其他动物认为长得“丑陋”，于是“处处挨啄，被排挤，被讪笑”；“不仅在鸭群中是如此，连在鸡群中也是这样”，“成了全体鸡鸭的嘲笑对象”，直到最后被赶出家门。丑小鸭在外面的日子也没有好过多少，野鸭、大雁、母鸡、雄猫、猎狗等也都因为他的样子“丑陋”而鄙视和嘲笑他。丑小鸭受尽了“不幸和苦难”，生活在苦恼、孤独和寂寞中。直到有一天，丑小鸭看到一群漂亮的大鸟（天鹅），他本能地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有一种飞向他们的渴望，于是怀着宁愿被这些美丽、高贵的鸟儿弄死也比“被人们打死，被鸭子咬，被鸡群啄，被看管养鸭场的那个女佣人踢和在冬天受苦要好得多”的念头，飞到水里，向这些高贵的鸟儿游去。而这些鸟儿不但没有弄死他，相反也竖起羽毛向他游来，这时他才从水中的倒影发现，自己原来是这些大鸟的同类——美丽的天鹅！这只新来的天鹅，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并被认为是这群天鹅中最年轻最漂亮的一只。这时的“丑小鸭”才感受到了幸福和快乐。

从作品的情节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着重叙述和描写的是丑小鸭因为“丑陋”受到动物们（包括鸭子）的种种排挤、嘲笑和打击，以及这种排挤、嘲笑和打击所带给他的悲哀、沮丧、难过和自卑。而面对“迫害和讥笑”，丑小鸭所能做的就是沉默、忍受和逃避，“只要别的鸭儿准许他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就很满意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奋斗”的愿望和行动。这就不免让人怀疑编者在阅读提示中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对《丑小鸭》这个文本解读的结果，而仅仅是依据某种思维定势所作出的价值推论，那就是：在恶劣的环境中或者是在逆境中，“丑小鸭”唯有通过“艰苦的奋斗”，才可能变成美丽、高贵的“天鹅”。其实，丑小鸭最后之所以变成了一只天鹅，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只天鹅，随着时间的推移，冬去春来，自然要显露出他的本相。当然，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在自身美丽还没有展露之前，他不得不忍受打击和嘲笑。

那么，作者在《丑小鸭》这个作品中想表达什么呢？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写作意图。这篇作品是安徒生在心情不大好的时候写的，那时他有一个剧本《梨树上的雀子》正在上演，像他当时写的许多其他作品一样，它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安徒生曾在日记里写道：“写这个故事多少可以使我的心情好转一点。”这就是说，安徒生是在用这个作品安慰和鼓励自己，同时也是对那些不公正的批评的批评，对那些嘲笑他的世人的嘲笑。安徒生坚信，他的才华最终会获得世人的认可，他的作品将会为他赢得荣誉，只是在当时，人们还看不到他在创作方面所具有的天赋，看不到他的作品的伟大，而他也不得不忍受众人的批评和嘲笑。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是经常会出现的。特别是一些天才人物，当他们还没有被发现之前，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得到应有的尊重，也不会有人去精心培养他，让他发挥自己的所长，相反却被看做是“丑”的化身，遭到社会的歧视和人们的冷遇。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许多天才人物往往命运多舛，中途夭折。而经过苦难和折磨活下来的，便像“丑小鸭”最终现出“天鹅”的本来面貌一样，美丽的光焰四射，这才引起人们的注目，受到大众的追捧。正如安徒生对自己的画像引起人们极大的热情时曾说过的那样：“许多夫人都围绕着画像，坐在椅子上拿着看戏用的小望远镜，仔细地端详着这位看上去确实才华横溢的作家！我发现这一场面真是太可爱了。”

正因如此，《丑小鸭》这篇童话一般都认为是安徒生的一篇自传，描写了他童年和青年时代所遭受的苦难，他对美的追求和向往，以及他经历重重苦难后所得到的艺术创作上的成就和精神上的安慰。出身于鞋匠家庭的安徒生把自己看做是一只“丑小鸭”，曾遭到许多精神上的打击，这和《丑小鸭》中的丑小鸭被其他动物认为“丑得出奇”而处处受到歧视的境遇非常类似。难能可贵的是，丑小鸭虽然处处受到排挤、歧视和打击，却具有嘲笑他的那些动物所缺乏的东西和精神境界，即对“美”的追求和向往。这种境界是与生俱来的，是高贵天性的显露，也是一般动物所不具备的。他不会像母鸡靠下蛋和雄猫靠咪咪叫那样去讨得主人的欢心，获得自己的地位，他渴望的是“走到广大的世界里去”，在天空飞翔，在水里游泳，而这恰恰是别的动物无法了解的。现实生活中的安徒生对自己的才华的确是颇为自诩的，对成功也抱有极大的信心。他曾预言：“当我变得伟大的时候，我一定要歌颂奥登塞；谁知道，我不会成为这个高贵城市的一件奇物。那时候，在一些地理书中，在奥登塞这个名字下，将会出现这样一行字：一个瘦高的丹麦诗人安徒生在这里诞生！”安徒生的这个预言后来实现了，一个鞋匠的儿子以他童话故事的魔力征服了世界，让世人看到了天才的伟大。正是这种对“美”的追求和向往才使得安徒生笔下的“丑小鸭”显得那样的生动感人，给人以心灵的慰藉。

可以说，《丑小鸭》这篇作品表现出安徒生在同世俗偏见抗争中的性格和信念：“只要你是一只天鹅蛋，就算是生在养鸭场里也没有什么关系。”他相信只要你是天才，只要你有才华，总有一天会被人们所认识，而最后受到嘲笑的，将是那些嘲笑天才的无知和短视的世人。安徒生创作的其他一些作品，如《坚定的锡兵》《野天鹅》《没有画的画册》《夜莺》等，也都表现出这种信念：真理总会战胜虚伪，爱总会压倒恨，善总会淹没恶，美总会克服丑。在这一类的作品中安徒生总是满腔热情地歌颂那些为真、善、美而献身的人。他们也可能受到委屈、蒙受冤枉，甚至遭到灭亡，但会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启发人们向着生命的最高境界前进。

教师在教学中之所以把这篇童话作品的主题限定在“通过努力奋斗就能取得成功”上，并把它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加以落实，除了受教材编者的影响，个人缺乏独立的文本解读能力之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这个似是而非的主题“符合”许多语文教师阅读教学的“需要”。我们的语文教学总是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道德说教的任务，教师视向学生传授正确的有意义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为己任。“即使环境恶劣，但只要我们不懈奋斗，就能取得最终的成功”这样的主题，显然是我们认为正确的有意义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一种，是我们觉得非常需要向学生说教的内容。因此，尽管这样的主题已偏离了《丑小鸭》这个作品本来的深刻内涵，但教师认为它对学生来说是“有益”的，只要完成了这个主题的说教，也就完成了这篇课文的学习，完成了语文教学的任务，至于主题是否切合作品之类的问题反倒是可以置之不顾的。

这就是目前语文阅读教学中仍然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阅读教学的“说教化”倾向。指的是教师习惯于把阅读课上成道德说教课，把课文当做说教的载体。在具有“说教化”倾向的阅读教学中，教师关注的重点是道德说教，而不是文本本身的阅读体验，作品仅仅是教师手中的工具，是为教师所用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无视文本，远离文本，甚至歪曲文本的道德说教便频频出现在语文课堂之中，学生在接受这样的说教的同时，也就丧失了和作品展开精神对话、获得审美体验的机会。

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本是语文课程的应有之义。新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就明确提出“应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可不可能依靠说教来实现？应不应该以牺牲文本的正确解读为代价？实际上，当我们仅仅把所谓的主题思想“说教”给学生，并且这种主题思想又是脱离文本抽象地甚至错误地存在的时候，我们已经远离了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教学。

（浙江省台州市教育局教研室 31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