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届”政治学

第一篇：换届”政治学

中共“换届”政治学

2011年05月19日 13:36

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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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班子科学搭配

中共掌管着内地私营部门以外所有精英的职业升迁。据美国学者李侃如在《治理中国》中的研究，80年代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名清单上大约包括800多万个职位。如今，全国副处以上职位数，据一位国家公务员管理局人士介绍，没有清楚的说法，但如果包括国企、事业单位，远超800万。

对这个清单进行干部考察、甄选的是组织人事部门。据组织系统人士透露，这个很少对外露面的“管官”部门，从中央到县级组织，人数规模达10万人左右。在换届期间，平均1人要为80个职位找到合适人选，两相对比，数字差距之大，使得组织部门的工作不堪重负。组织部门掌管干部的撒手锏是档案制。组织系统保存的档案不仅包括个人出身、民族、性别、教育和工作经历，也包括年度考评、违纪处分情况。通常情况下，档案将伴随每个干部一生，而个人无权查看自己的档案。

围绕用人权，体制中的每一个地方或职能单位的党委及组织部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合体。虽然党委会拥有最终批准权，但组织部门的档案材料和推荐意见通常会大大缩小党委会的选择范围。

组织部门对干部职位的冗缺调配、干部的任职情况、上级的用人意向等关键信息，都有通盘了解。他们对干部有考察权、汇报权、建议权，直接影响和左右干部任免。因此通常情况下，党委书记会安排信赖的人掌管组织部，视其为第一要务，从职业调换和仕途升迁上加强对下属干部的控制。

在议会制国家，部委和地方一把手往往由选举产生。日本的首相有权提名4位党的官员和约20位大臣，而美国总统至少能够任命1000人就职于政府。在中国大陆，因无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分离，公务员从科级起就身处政治场，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不得不在做人做事上费尽心思，以求进入上级领导视线，在组织部门挂号。

为避免出轨和影响工作，找到一条较少破坏性的路径以实现体制内各级领导人的正常更替，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关键目标。现在形成的一套法理化接班程序是：以发展主义

要求党内顾全大局，以德才多寡来分配政治资源，以年龄进行自然更替，在执政的有效性中积累社会认可。

在《公务员法》中，上至国家总理，下至科员，外至党务、政协、检察院、法院系统人员都属于公务员，普遍接受任期制加年龄界限的调整。

上一轮换届中，年龄梯队建设上因各地矫枉过正，引起基层干部反弹，习近平和李源潮在2010年定换届总体方案时频繁讲话予以纠正。

本刊记者了解，此次换届，所要求的领导班子人数延续了十七大前换届的要求，即省级党委常委职数一般为11-13人，西藏、青海、新疆可以14-15人。

总量控制下，对领导班子的结构是否优化，另有一套科学的衡量指标，涉及专业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少数民族、女性比例、非党干部搭配、本土与外籍干部比例等，此外还有经历、性格、气质等搭配问题，堪称浩大的系统工程。

“十指再强不如拳头有力。”李源潮称，一个班子的领导力、执行力、战斗力，不仅取决于班子成员个体是否优秀，而且取决于班子结构是否优化。

而对目前有些地方的党委班子现状，李源潮并不满意。问题集中在：专业知识结构不够合理，缺少懂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金融、法律、城市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干部；年龄结构不够合理，县、乡领导干部任职年龄层层递减，没有形成合理的梯次配备；平时对女干部、民族干部培养不够，换届时找不到合适人选；班子成员经历、性格、气质等搭配不够合理，影响了班子团结和整体功能。

目前的班子搭配中，有一个不同上届的特点是，从重年轻化转向重专业结构和女性选拔。其中，侧重培养选拔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非党干部相对不为外界熟知。本刊记者统计，2010年调动的女性省委一级领导至少有5人。2011年1月苏宁被擢升为青海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青海省一直盛产省部级女干部。此前，青海省省长宋秀岩一度是全国最年轻的省长。

采取这些举措的思路是用扩大科学的调整范围，来约束政治的不确定性。海外研究者简称为：科层制吸纳政治。

这个过程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百万干部大平反，得以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但1982年起，同样是这批人被动员给年轻人让路。这项政策实施过程中，确立了一个新规范，即当干部是一项到了年龄就要退休的工作，而不是一个革命者的终身义务。

1982-1984年，集中的人事改革确立了四大杠杠：向干部灌输新的退休规范；减少干部的总体人数；任用年轻的知识水平较高的干部；再发掘一批可以培养并在数年后接任重要职务的人才。

这些，如今已细化为人事领域的导航手册。

正省部级任职门槛

主政一方的大员人选，在政治布局中，有着头等分量。

正省部级岗位特别需要总揽全局的能力。因此，担任正省部级的干部一般要经历多个副省部级岗位的历练，积累例如组织干部、综合经济、区域经济、政法等领导岗位的丰富工作经验。因此，被选任正省部级岗位的干部一般都有10年左右、至少5年以上副省部级岗位的任职经历。

正省部级干部的更迭，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其任职地区或部门的工作稳定和政策的延续性。因此，中央在选正省部级干部时，通常会考虑其任职空间，一般在一届5年左右，不过于频繁。

这些都显示了正省部级职位的空缺机会相当难得。而上述密密麻麻的条件和资历，使得有幸被选任正省部级岗位的，一般都在50岁前进入了副省部级行列。不少符合正省部级任职条件的干部往往到了60岁退休年龄，都等不到合适的正省部级职位的空缺。

为此，继续指导本届人事的2006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要规范任职年龄：省委书记、政府正职副书记为65岁，纪委书记为63岁,其他为60岁。在提名上述三类任职人员时，如果年龄分别已经是63、61、58岁，则一般不列入提拔行列。在干部年轻化方面，换届时要达到：省级党委班子中50岁以下的要有3名，45岁左右的要有1名。

对多数公务员来说，50岁以下进入省级党委班子，基本无望。据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介绍，1名公务员从乡科级到县级，再到副省级，约有18个或明或暗的台阶，就算3年一个台阶，也要60年。如果破格提拔，按照各省的《党政领导干部破格提拔暂行规定》要求：同一名干部不得连续破格提拔，越级提拔一般只可以越一级。也就是说，一个20岁的大学毕业生从科级晋升到省级干部，最快也要50岁。

而中央领导层面的梯队建设上，则需要更年轻的正省部级干部作后备。这项工作在2009年与2010年早已进行调整。包括，习近平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当选军委副主席。孙政才从农业部部长调任吉林省委书记和河北省省长胡春华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履历丰富的这两人都属于“60后”。

正省部级任职年限为65岁，比其他公务员多出5年。接下来在党委换届中可能需要调整的正省级官员还有近十人。此外，江西、西藏、四川等省区的省委领导序列中，也有1940年龄层次的领导干部。这些领导干部的到龄，或许会再次触发中央进行地方省部级官员的一系列调动调整。

第二篇：中共“换届”政治学

2011-2012年，几乎是个全球换届年。

“选战刚刚启动。我们正在设立办公地点、取出筹款箱，与帮助我们走向胜利的支持者们启动对话。2012年从现在开始”今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参加2012年总统竞选，由此正式拉开竞选连任的序幕。2012年11月，将选出美国新总统，俄罗斯、韩国新任领导人也将在此前后履新。

届时，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也将全新出炉。这个从乡、县、市到省、中央的五级党委班子，任期五年，换届工作从今年1月开始，历时将近两年，涉及大陆31个省区市、361个市、2811个县、34171个乡镇，波及到的干部总规模达到3千万。

中国的党委换届——接班行动，没有西方大选的轰轰烈烈，工程量却更为浩大、绵密。选人既要民主，又要科学；既要票决制，又不能简单以票取人；书记的用人权既要得到保证，又要有效监督“辩证法”，这个马克思哲学中的经典术语，在大陆人事问题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印证。

一直以来，干部工作始终是党委最重视的工作，被认为是最不能出现问题和最不允许出差错的工作。由此而来的特殊性、保密性，使得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神秘面纱，在经济体制改革推进30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全部撩开。

地方换届顺序中的大区组合

在大陆，人事调整是融政治性与科学性为一体的高难度动作。政治性体现在考虑民意反应、现任领导升迁以及省与省之间搭配；科学性则要满足每层级党委的合理搭配，包括年龄梯队、性别组合、知识结构等，目的是形成争优创先的战斗力。

按照以往经验，这项工程量浩大的政务，需要一年左右时间来完成。如在十七大换届那次，从2006年7月开始，到2007年7月完成，历时整整一年。其间，31个省市区分批进行，2006年完成14个省，2007年上半年完成17个省市区。

而2011年正式开始的新一轮四级班子换届，时间要求更为集中。涉及31个省市区的换届秩序安排，外表乱象之下，有规律可循。

回看上一轮换届，可以发现，2006年完成14个省，2007年上半年完成17个省市区。其中，2006年10月，西藏、新疆、辽宁、河南、安徽和山西等6个地方成为首批完成地方党委换届的省区；12月，内蒙古、江苏、湖南、河北、云南、广西、福建7个地方完成换届，12月江西省完成。这些省份换届顺序遵从了历史惯例。比如江西省委换届时间与上次2001年的换届时间相同，都是12月16日，其他省份也与此差别不大。总体来看，换届顺序，一般是西藏党委率先完成换届。十六大前，西藏是2001年9月10日换届，浙江最后完成换届，时间是2002年6月16日。十七大前，西藏最先完成换届，最后完成的是浙江、山东。

如果翻开中国地图，地方换届时间的敲定，体现的一个特点是错落有序。背后的规律是按照华东、华南、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六大区来分别抽出省份，形成先后批次。

如上一轮第一批次的两区四省换届：西藏、新疆、辽宁、河南、安徽和山西，均匀地分属于西南区、西北区、东北区、中南区、华东区和华北区。

大区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大革命失败后党在一些地区设立的中央局，后经过合并重组，到1949年形成了西北、华北、东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六大局。

知情人士介绍，划分换届地理顺序，其实是和中纪委、中组部的部门设置特点相结合。每当全国性换届，中纪委和中组部都需要抽调人员，分批次赴各地进行换届督导。在上一轮历时近两年的全国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中，中组部会同中纪委先后派出20个换届选举工作督导组到31个省区市，在各省区市“两会”期间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同时，中纪委各巡视组也要启动运转。

而中纪委和中组部的内部机构，是分片设置的。如中纪委五室负责联系西南、西北地区10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纪检工作；中纪委六室即华北东北室，分管该室的中纪委副书记还分管中纪委信访室的工作；中纪委七室也即华东室，纪检监察工作管辖范围包括华东六省一市；中纪委八室则负责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海南中南六省区。

“如果一个大区的所有省份都同时进行换届，那我们就忙不过来了，中央的精神也就难以贯彻到位。”一位纪委人士透露。

中组部也是实行分片管理干部。中组部涉及干部管理的局有五个，其中的党政与外事干部局（干部二局）最为显赫，其下属各处，分片负责31个省市区的中管干部的考察、考核。

党委换届之后，也就是2012年十八大结束后，紧接着将开始政府、人大、政协三套班子换届选举。这个安排日程更紧。上轮换届，所有省区市政府、人大、政协都要在2008年1月份完成，许多省市甚至都安排在同一天开幕，以便更好地为全国“两会”做准备。最后结束于2013年春天全国人大、中央政府和全国政协层级的换届。

十七大的换届模式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比如2003年上一轮换届时，日期比较分散，有的省甚至直到全国“两会”之后才举行省人代会，时间跨度超过四个月。领导班子科学搭配

中共掌管着内地私营部门以外所有精英的职业升迁。据美国学者李侃如在《治理中国》中的研究，80年代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名清单上大约包括800多万个职位。如今，全国副处以上职位数，据一位国家公务员管理局人士介绍，没有清楚的说法，但如果包括国企、事业单位，远超800万。

对这个清单进行干部考察、甄选的是组织人事部门。据组织系统人士透露，这个很少对外露面的“管官”部门，从中央到县级组织，人数规模达10万人左右。在换届期间，平均1人要为80个职位找到合适人选，两相对比，数字差距之大，使得组织部门的工作不堪重负。

组织部门掌管干部的撒手锏是档案制。组织系统保存的档案不仅包括个人出身、民族、性别、教育和工作经历，也包括考评、违纪处分情况。通常情况下，档案将伴随每个干部一生，而个人无权查看自己的档案。

围绕用人权，体制中的每一个地方或职能单位的党委及组织部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合体。虽然党委会拥有最终批准权，但组织部门的档案材料和推荐意见通常会大大缩小党委会的选择范围。

组织部门对干部职位的冗缺调配、干部的任职情况、上级的用人意向等关键信息，都有通盘了解。他们对干部有考察权、汇报权、建议权，直接影响和左右干部任免。因此通常情况下，党委书记会安排信赖的人掌管组织部，视其为第一要务，从职业调换和仕途升迁上加强对下属干部的控制。

在议会制国家，部委和地方一把手往往由选举产生。日本的首相有权提名4位党的官员和约20位大臣，而美国总统至少能够任命1000人就职于政府。在中国大陆，因无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分离，公务员从科级起就身处政治场，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不得不在做人做事上费尽心思，以求进入上级领导视线，在组织部门挂号。

为避免出轨和影响工作，找到一条较少破坏性的路径以实现体制内各级领导人的正常更替，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关键目标。现在形成的一套法理化接班程序是：以发展主义要求党内顾全大局，以德才多寡来分配政治资源，以年龄进行自然更替，在执政的有效性中积累社会认可。

在《公务员法》中，上至国家总理，下至科员，外至党务、政协、检察院、法院系统人员都属于公务员，普遍接受任期制加年龄界限的调整。上一轮换届中，年龄梯队建设上因各地矫枉过正，引起基层干部反弹，习近平和李源潮在2010年定换届总体方案时频繁讲话予以纠正。

本刊记者了解，此次换届，所要求的领导班子人数延续了十七大前换届的要求，即省级党委常委职数一般为11-13人，西藏、青海、新疆可以14-15人。

总量控制下，对领导班子的结构是否优化，另有一套科学的衡量指标，涉及专业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少数民族、女性比例、非党干部搭配、本土与外籍干部比例等，此外还有经历、性格、气质等搭配问题，堪称浩大的系统工程。

“十指再强不如拳头有力。”李源潮称，一个班子的领导力、执行力、战斗力，不仅取决于班子成员个体是否优秀，而且取决于班子结构是否优化。

而对目前有些地方的党委班子现状，李源潮并不满意。问题集中在：专业知识结构不够合理，缺少懂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金融、法律、城市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干部；年龄结构不够合理，县、乡领导干部任职年龄层层递减，没有形成合理的梯次配备；平时对女干部、民族干部培养不够，换届时找不到合适人选；班子成员经历、性格、气质等搭配不够合理，影响了班子团结和整体功能。

目前的班子搭配中，有一个不同上届的特点是，从重年轻化转向重专业结构和女性选拔。其中，侧重培养选拔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非党干部相对不为外界熟知。本刊记者统计，2010年调动的女性省委一级领导至少有5人。2011年1月苏宁被擢升为青海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青海省一直盛产省部级女干部。此前，青海省省长宋秀岩一度是全国最年轻的省长。

采取这些举措的思路是用扩大科学的调整范围，来约束政治的不确定性。海外研究者简称为：科层制吸纳政治。

这个过程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百万干部大平反，得以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但1982年起，同样是这批人被动员给年轻人让路。这项政策实施过程中，确立了一个新规范，即当干部是一项到了年龄就要退休的工作，而不是一个革命者的终身义务。

1982-1984年，集中的人事改革确立了四大杠杠：向干部灌输新的退休规范；减少干部的总体人数；任用年轻的知识水平较高的干部；再发掘一批可以培养并在数年后接任重要职务的人才。

这些，如今已细化为人事领域的导航手册。正省部级任职门槛

主政一方的大员人选，在政治布局中，有着头等分量。

正省部级岗位特别需要总揽全局的能力。因此，担任正省部级的干部一般要经历多个副省部级岗位的历练，积累例如组织干部、综合经济、区域经济、政法等领导岗位的丰富工作经验。因此，被选任正省部级岗位的干部一般都有10年左右、至少5年以上副省部级岗位的任职经历。

正省部级干部的更迭，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其任职地区或部门的工作稳定和政策的延续性。因此，中央在选正省部级干部时，通常会考虑其任职空间，一般在一届5年左右，不过于频繁。

这些都显示了正省部级职位的空缺机会相当难得。而上述密密麻麻的条件和资历，使得有幸被选任正省部级岗位的，一般都在50岁前进入了副省部级行列。不少符合正省部级任职条件的干部往往到了60岁退休年龄，都等不到合适的正省部级职位的空缺。

为此，继续指导本届人事的2006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要规范任职年龄：省委书记、政府正职副书记为65岁，纪委书记为63岁,其他为60岁。在提名上述三类任职人员时，如果年龄分别已经是63、61、58岁，则一般不列入提拔行列。在干部年轻化方面，换届时要达到：省级党委班子中50岁以下的要有3名，45岁左右的要有1名。

对多数公务员来说，50岁以下进入省级党委班子，基本无望。据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介绍，1名公务员从乡科级到县级，再到副省级，约有18个或明或暗的台阶，就算3年一个台阶，也要60年。如果破格提拔，按照各省的《党政领导干部破格提拔暂行规定》要求：同一名干部不得连续破格提拔，越级提拔一般只可以越一级。也就是说，一个20岁的大学毕业生从科级晋升到省级干部，最快也要50岁。

而中央领导层面的梯队建设上，则需要更年轻的正省部级干部作后备。这项工作在2009年与2010年早已进行调整。包括，习近平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当选军委副主席。孙政才从农业部部长调任吉林省委书记和河北省省长胡春华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履历丰富的这两人都属于“60后”。

正省部级任职年限为65岁，比其他公务员多出5年。接下来在党委换届中可能需要调整的正省级官员还有近十人。此外，江西、西藏、四川等省区的省委领导序列中，也有1940年龄层次的领导干部。这些领导干部的到龄，或许会再次触发中央进行地方省部级官员的一系列调动调整。干部交流去板结化

人也简单，事也简单，人事却不简单。

据本刊记者了解，协助胡锦涛总书记分管中央人事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对今年换届的一份讲话中，大篇幅地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有关任人要五湖四海的话语复述了多次。如此做法，在习近平讲话风格中并不多见。

“调整干部，看似简单，实际没有足够的能量，很难动它。人事方案最后很可能是几经修改。”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一位教授表示，在官场，一个普通干部往往都可能与一定级别的领导有家族、乡籍、学籍、工作等特殊关系。

蜘蛛网般的复杂关系，限制了任人唯贤的空间。党委领导班子的调整方案，因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往往在正式出台前，已反复多次。

干部平级或升迁式交流，成为纾解板结化的便捷手段。本次换届之初，2010年11月，具体负责人事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市县乡党委换届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称，要推进上下交流、地方与地方之间交流，保持本地干部与交流干部的适当比例。

省级政治机构变得越来越本地化，是1984年提名制改革造成的。干部本地化加强了对当地的了解和支持，也在某些方面给中央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从50年代中期到1984年，提名制允许任命体制中的下两级官员。因此中组部的清单上不仅有省部级领导，还有部属司局级和省属厅级的领导，这些职位数目高达数千个。“下管两级”制度把同一职位放在两份不同的提名名单上，中央和省委都要参与选择，带来很多麻烦。

1984年“下管一级”后，中组部的提名清单总数减少至5000左右，意味着省级领导人及以下获得了对其管辖范围内官员任免的几乎全部控制权，本土干部或有本地任职经历的干部比例开始普遍增加。

其后，鉴于地方腐败大案往往以本土干部居多，中组部出台了干部交流回避制度，加大对中直干部与地方干部的调换，干部本土化现象得以改善。十六大前换届，本土化倾向得以制止；十七大后，东中西部干部交流继续加速。

从现有31个省市区党政一把手结构看，多数属于非本地籍贯，之前有多个地方任职的经历。这非常有利于省级班子在政治上具备全国视野，与中央保持一致。在主要领导是交流而来的情况下，地方常委中本土籍或者在本省有相当长工作经历的干部，仍保持一定比例。不过也存在个别特例，比如山东省。2011年山东有两个新任省委常委：孙伟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空降到山东任省委常委、副省长；李法泉从吉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一职调任山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接任因病去世的杨传升。这样，据不完全统计，山东省委常委领导干部中，除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高晓兵的籍贯未公布外，其余省委常委的省籍均为山东籍。

干部选拔制度网

换届年，往往也是党规频出的一年。人事调动制度化的历史并不长，只有10年时间。

2000年6月，中共中央颁布《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力图在21世纪的头十年，建立起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有效激励、严格监督、竞争择优、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由此，以往由党内少数人掌握的知识经验，开始了上升到党规的制度化进程。

2002年7月23日，中共发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这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规章，堪称人事领域的“宪法”。外界第一次清楚地知道，中共选拔每个干部需要走哪些程序。

人事“宪法”毕竟笼统。十七大换届之前的2004年，中央密集出台《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和《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这5个文件，加上此前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通称“5+1”文件。对领导干部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职期限、交流回避、辞职等，均作出了详细规定。

当时，中央党校党建部宋福范曾对本刊记者兴奋表示，“如此之多的党内法规作支撑和保障，这是历次换届不曾有过的。”

2006年8月，中央办公厅又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三个法规文件，在领导班子任届期满前，全面推广干部任期制，实现干部任期、换届的最优结合，既避免干部任届任期上的混乱，也有效回避了干部任职期间的大面积调配、交流问题。

随着吏治整饬的文件增多，知情和参与权由少数人扩大为多数人，外界对党内干部运转有了可窥探的路径。不过，人事工作尽管有了10个党内文件的约束，但一直缺乏对用人提名权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约束，也没有用人权的追究责任，如果这个源头不透明，一些观察人士感觉，后面的环节规定，就极易流于形式。2010年，中共一口气连发四个文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并接受民主评议办法（试行）》、《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办法（试行）》。这四个文件，共同构成选拔任用干部事前要报告、事后要评议、离任要检查、违规失责要追究的监督链条。

一位组织系统人士介绍，以往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干部管理部门想追究，但苦于没有相关的法规依据，不知“板子怎么打，打多重”。现在四项监督制度，责任到人，明确地给出了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和法律处置等3种责任追究方式，弥补了制度系统性方面的缺漏。

不过，2010年的四个文件只是打上了用人权责任追究这个补丁，以此倒逼干部提名的负责。干部初始提名环节和酝酿环节，还没有统一的操作标准，缺乏《民主提名、考察对象人选试行办法》。“看票又不唯票”的复杂要求，各地尚处于探索落实阶段。

“这将是下一步文件制定的重心，如果标准模糊，信息公开和考核体系不配套支持，用人制度的公信力还是欠缺。”前述组织系统人士介绍。

不过，条条框框多了，王长江担心有可能还是会被一把手绕开或架空。“我们把制度简单地理解成为规定或条例。那不执行又如何？”王长江称，所谓的规定、要求、条例都不叫制度，最多只能算做制度的要素；制度是要素之间的有机连接，形成网络系统；动其中一个点，整个网都动，就好像蜘蛛网一样，使得你各个方面都不舒服，不敢碰，这才是真正的制度。

王长江表示，制度应该是相互有机连接的一套网络和系统。而现在缺乏的正是这个东西。“我们出台了很多要求，甚至连不许‘包二奶’这样的要求也有了，这已经到头了，不能够再细了，但还是接连出现了问题。”

中组部的应对之策是对市县乡三级的一二把手制定特殊法，管住权力源头。此前，2010年下发了《加强乡镇党委书记队伍建设的意见》，2009年下发了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二十条”。据悉，中组部正在研究制订《关于加强市委书记队伍建设的意见》。该意见的出台，标志着对重要岗位干部实行重点管理上，将形成组织系统的条条整合。

第三篇：比较政治学

比较中国古今行政监察制度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我国更全面的融入全球化进程和世界市场体系的趋势下，行政监察职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但在当代，而且在我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地位。中国历史上监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有着重要影响。由于当前我国的监察制度建设与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建设所面临的历史阶段、经济条件、根本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和国际条件根本不同，具体情况自然也就有所差别。这些差别事实上就构成了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当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监察制度建设的时候，这些传统将和外来经验一样成为我们必须考察和借鉴的内容。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演变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随同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发，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而诞生，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系统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针对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监察活动，后来随着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的建立以及封建制度在我国的最终确立，中国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监察制度。中国监察制度数千年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先秦前的萌芽时期和秦朝至清朝的封建制度时期。

（一）、萌芽时期

这个时期也是奴隶制时期和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行政监察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监察活动的非制度化、非规范化。不管是从监察机构的设置上、监察人员的选拔任用上、监察法规的配备上看还是从具体的运作效果看，监察活动还处于萌芽状态。这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在当时的奴隶制度下，实行的是分封制，国家是由一些松散的诸侯国所组成，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出现。

（二）、封建制度时期

这一时期监察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体现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要求。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建立了庞大的国家机构和官僚体制，同时为了保证皇帝对整个国家机构和官僚体制的控制，为了皇帝的意志能贯彻到庞大帝国的方方面面，封建统治者相应的建立了规模同样庞大的御史机构（监察机构），以监察各级官吏的行为。

中国的封建监察制度从秦汉时期开始形成，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走向瓦解，又可以分为下列五个时期：

1、秦汉形成时期。这一时期设立了专门的监察机构，制定了一些监察法规，确立了一些监察官吏任用方面的制度。问题主要有：监察官员分工不明确，监察法规过于简单。

2、三国魏晋南北朝衰微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军阀割据、战争不断，监察官吏的政治地位不断下降，监察制度的发展受到影响。但也有一些小的发展，只是不太明显。

3、隋唐完善时期。这一时期形成了台谏并立制度。完善了御史机构，在御史台下分设台院、殿院和察院，三院各有分工，相互配合，形成了严密的御史监察系统。另外，设置了政权和规模都比前朝大的谏官。

4、宋辽金元保守时期。这个时期封建统治者加强了对监察机构的控制，宋朝台谏合一制度的确立，使监察制度纯粹成为维护皇权的工具。

5、明清进一步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御史台改为都察院，统治者在加强对监察机构控制的同时也进一步发展了监察机构。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监察机构是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制定的一套完备而又严密的监察制度，在一定意义上改善了吏治。因此，历史地考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嬗变，分析其特征和利弊得失，科学地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可为我国当今监察制度和廉政制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监察制度的发展

（一）、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行政监察制度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监察工作，在政府部门中设立了人民监察委员会，履行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察工作。1954年，国家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后，人民监察委员会随之更改为监察部。其履行的职责和行使的权力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基本职责保持不变，即行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察工作。1959年4月，因国家管理体制调整，撤销了监察部。

（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行政监察制度的发展

1986年12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恢复行政监察体制，组建监察部。1987年7月1日，监察部正式对外办公。为适应力口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提高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1993年，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与监察机关实行合署办公。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监察的理论和实践已取得很大进步，内外结合的行政监察体系已初步形成，行政监察的理论也已逐步完善。

三、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对现代监察制度的借鉴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经过长期的演变，形成了监察机构独立化、监察官员选拔制度化、监察方式多样化、监察制度法律化等特点。它不仅在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其统一，纠举不法官员、保持官员的廉洁性，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且也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一）、独立的、权威的监察机关是充分发挥监察效能的重要前提。

纵观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演变，历朝各代的监察体制虽有变化，但基本上都实行了独立、垂直的管理体制，保证监察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以实现对各级官员的有效监督。而我国现行的监察机构却实行双重领导体制：中央设立国家监察部，接受国务院直接领导；地方政府依法设立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同时接受上级监察机关和所在地人民政府的领导。这种双重领导体制虽然有利于保证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亦有利于各级政府对行政监察工作的领导，但也可能为各级地方政府过多干涉辖内行政监察机关独立行使监察职能提供机会，侵蚀行政监察机关的独立性。而独立性的丧失，必然影响行政机关的威信，有损其权威性。因此，我国现行行政监察制度的完善，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加强监察机关的独立性，保证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而不致于受到其他权力不合理的干涉，影响监察效果。同时，以立法的形式赋予监察机构及其监察人员一些特殊的权力，诸如检察权、调查权、建议权以及一定的行政处分权等，使其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在履行监察职权时能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切实发挥其监察职能。

（二）、科学的监察官员选任制度是充分发挥监察效能的关键。

监察的职能主要是通过广大监察官员的工作来完成，监察官员素质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监察制度能否充分发挥其监察效用。因此，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并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选拔标准和任用程序。当下，我国现行行政监察制度要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同样需要高度重视监察任务的执行者——行政监察官员综合素质的要求，严格行政监察官员的选任与考核。在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上，我们要求被选任的监察官员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在选任过程中要改变监察官员选任的传统行政模式，加强上级监察机关的决定权，弱化行政机关的决定权，逐步形成上级监察机关官员主要从下级监察机关官员中择优选任、监察官员自上而下有序流动的机制。在考核、升降方面，要严格以其实绩为根据，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定期考核与不定期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充分掌握监察人员的实绩，进而决定奖惩与升降。

（三）、严密的反监互察机制是充分发挥监察效能的必要措施。

为了发挥监察官员的作用，防止监察官员弄权行私，贪赃枉法，大多数朝代均实行了反监互察机制。这种反监互察机制的运作极大地强化了监察系统的自我制约和自我控制机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监察权力的滥用。我国现行的监察体制是一种多元的、由上而下的线形体系，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上命下从的、纵向指挥有力监督到位、横向分工明确协调监督的工作机制。而权力监督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工程，需要形成一个完善而健全的协调、制约机制。为此，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的反监互察机制，改变过去那种线形组织管理体系，逐步建成全国各种各级监察机关之间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的工作机制。

结语

监察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国家行政系统实施必要的制衡和监控，不断地调节国家机器的各个环节，具有修明政治、严肃法纪、政治吏治以及褒扬清廉等多种功能，因而历来是治国安民、反腐倡廉的锐利武器。它不仅保证国家机器能持续正常和有效的运作，而且对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我们党拒腐防变的必由之路，也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未来不断发展的道路中，加强和完善监察制度的建设。

参考文献

蔡定剑著《国家监督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年9月北京第一版 王勇飞主编《中国行政监督机制》，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11月北京第一版 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1月版 王汉昌等《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第四篇：政治学

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为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中共马鞍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市第八次党代会的工作报告（摘要）

（2011年9月6日）张正耀

一、主要工作回顾

市第七次党代会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各级纪检机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我市在全省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深入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战略方针，扎实推进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为促进我市更高更大更快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准确把握纪检工作职能定位，服务、保障和推动科学发展的作用有效发挥

五年来，我们在统筹谋划反腐倡廉任务时，注重找准着力点、切入点和落脚点，努力实现反腐倡廉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协同推进。

紧贴中心工作，明确目标任务。根据市委确定的全市中心工作，精心部署反腐倡廉目标任务，明确纪检监察机关履职尽责的着力点，做到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反腐倡廉就跟进到哪里。

加强监督检查，维护政令畅通。围绕中央和省、市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抓住纪检监察机关履职尽责的切入点，不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狠抓效能建设，优化发展环境。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效能建设优化发展环境的意见》、《关于提升服务承接产业转移效能的意见》，把改善城市发展“软”环境作为纪检监察机关履职尽责的落脚点。

（二）扎实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意识明显提高

五年来，我们将党风廉政教育作为预防腐败基础性工作，增加人、财、物各方面资源的投入，积极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注重内容载体创新，增强教育的实效性。

夯实拒腐防变基础，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坚持示范教育和警示教育相结合，促进党员干部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推动廉政文化建设，增强教育的广泛性。认真贯彻市委办、市政府办《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着力在扩大覆盖面、提高参与性、增强渗透力上下功夫，积极推进廉政文化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

（三）建立实施反腐倡廉预警机制，监督关口前移的探索成效突出

五年来，我们不断加大监督关口前移的探索力度，逐步建立起以反腐倡廉预警机制为特色的监督框架，丰富了廉政风险防控的理论与实践。

以他律推动自律，建立完善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预警机制。

以公开制约公权，启动实施公共权力规范运行预警机制。

统筹各类监督资源，形成党内、党外的监督合力。

（四）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惩治腐败的势头更加强劲

五年来，我们坚持把查办案件作为反腐败工作的重中之重，严惩了一批腐败分子，以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协助市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扎实有序。

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成果显著。结合商业贿赂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征迁拆违等行动的开展，明确办案重点，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

办案工作政治、社会和法纪效果有机统一。注重研究新形势下违纪违法案件的特点和规律，正确处理查办案件与保障发展、维护稳定的关系，探索关口前移与拓展办案功能的关系，依纪依法办案与讲究时机方法的关系，有案必查与重点查处的关系，改善办案条件与提高办案水平的关系。

（五）不断加大专项治理力度，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切实解决

五年来，我们以开展专项治理活动为载体，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及不正之风，进一步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深入开展清理整治，维护党和政府良好形象。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纠处损害群众利益行为。打造阳光村务工程，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

（六）深入推进制度建设和改革创新，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领域拓展延伸

五年来，我们突出抓好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制度建设和改革创新，从根本上加快了我市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步伐。

立行并重，切实加强制度建设。深化改革，逐步完善体制机制。不断创新，主动适应形势发展。

二、主要体会

（一)只有坚持党委对反腐倡廉建设的统一领导，才能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五年来，我们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抓手，明确系统化、制度化、责任化、具体化、特色化的工作思路，在市委的领导下统筹抓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不断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二）只有牢固树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观念，才能科学把握反腐倡廉建设的正确方向。发展是当前解决一切重大问题的“总钥匙”。服从和服务于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是新时期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五年来，我们坚持围绕全市发展大局谋划反腐倡廉工作，明确主攻方向，抓住关键环节，自觉做到主动介入、有机融入、准确切入。科学辨析腐败问题和工作失误的区别，掌握好查办案件的时机、节奏和力度，积极营造鼓励、支持干事业的浓厚氛围，使反腐倡廉成为促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三）只有将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反腐倡廉建设全过程，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法宝，也是党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基本经验。五年来，我们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最终目

标，着力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入推进工作创新，拓展延伸反腐倡廉工作领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新期待，充分调动起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积极性。

（四）只有重视加强纪检干部队伍自身建设，才能提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整体水平。纪检干部战斗在反腐败斗争的最前沿。其自身建设水平，是影响反腐倡廉整体效能的关键。五年来，我们坚持软件、硬件两手抓，努力提升干部队伍综合素质。扎实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两争一创”主题实践活动，提高干部政治素质，弘扬良好作风。全面落实中央纪委〔2009〕9号、10号文件，县区纪检机关建设实现重大突破。加大干部提任、交流力度，加强对派驻（出）工作检查指导，增强了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市纪委连续五年在全市目标管理考核中被评为“优秀”单位，两次被市委、市政府记集体“三等功”。

三、今后五年工作建议

今后五年，是马鞍山实施“十二五”规划，在全省率先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新形势新任务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今后五年，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深入推进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着力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为实现市第八次党代会作出的各项决策和战略部署提供有力保证。

经过五年的努力，全市基本建成比较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预防腐败工作机制不断健全，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各级党员干部从政行为更加规范，部门和行业风气明显改善，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穿反腐倡廉建设全过程，转变为推进工作的思路、措施和办法。立足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维护稳定的战略全局，紧紧围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城乡一体化、文化强市建设、加强社会建设管理等全市中心工作，统筹推进反腐倡廉各项任务的落实。正确处理治标与治本、惩治与预防、严格要求与支持保护的关系，既从严治标，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遏制腐败现象发生，又着力治本，推进监督关口前移，建立健全党员干部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的防范机制，支持和保护有利于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改革实践，增强反腐倡廉决策的科学性、措施的协调性和工作的实效性。

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确保党委决策贯彻落实。把维护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摆在首位，督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切实维护党章和党内法规，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改革措施。加强对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贯彻情况的监督检查，建立定期检查、专项督查等纪律保障机制。主动支持和服务重点项目、民生工程和园区建设，积极探索减轻企业负担的监管长效机制，促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策措施的落实。加强投诉受理和投资环境监测，坚决防止和纠正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脱离实际等影响和妨碍科学发展的行为。

（二）加快改革创新步伐，建立健全具有马鞍山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落实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省委实施办法和市委实施意见，确保到2012年基本建成符合我市实际、具有我市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框架。启动我市惩防腐败体系建设2013-2017年工作规划实施意见起草工作。

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监督。以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为重点，深入开展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政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廉政文化活动，增强全社会反腐倡廉意识。认真贯彻党内监督条例，严格执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函询、罢免或撤换等制度，继续落实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积极推动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的有效结合，突出对各级党政正职的监督。加强纪检监察派驻（出）机构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

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预警机制，深入推进公共权力规范运行预警机制建设。到2012年底，将预警机制覆盖到全市所有行使公共权力的部门和单位，初步建立较为完备的制度保障、程序运行、技术监控和考核评价系统，建成比较完善的长效管理机制。同时，及时总结经验，不断探索深化，逐步形成更加科学、严密、有效的反腐倡廉预警机制体系。深化行政审批、干部人事、财政管理、司法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政府投融资、工程建设、招标采购监管体制改革。成立全市预防腐败专门机构，加强对全市预防腐败工作的组织协调、综合规划、政策制定和检查指导。依托市预防腐败研究中心，组织协调全市预防腐败理论与实践研究，增强预防腐败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推广“制度+科技”预防腐败经验，建设覆盖市、县（区）、乡(镇、街道)行政执法、行政审批（服务）和公共服务的电子监察系统，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三）深入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入推进作风和效能建设。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落实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意见，建立健全服务群众、联系群众和保障群众权益制度。进一步整合电话、网络、报纸、电台、电视等载体资源，健全政风行风多线联动、立体监督体系。运用综合评议、专项评议等方式，加大问责治庸、问效治懒、问廉治腐力度。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促进基层干部作风转变。巩固“阳光村务工程”建设成果，加快阳光村务信息化建设步伐，逐步实现乡镇行政服务中心、村级为民服务代办点的全覆盖。严格执行《廉政准则》以及领导干部廉洁从业各项规定，推进国有企业党风建设。适应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城乡联动，统筹抓好农村基层与城市社区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落实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工作实施办法，扎实有序推进基层党务公开。加大政务公开、厂务公开和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力度。积极探索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反腐倡廉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会同有关部门重点解决征地拆迁、住房保障、教育医疗、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方面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深化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全面推行政府投资重点项目廉政风险点管理。深化“小金库”专项治理，不断健全防治“小金库”长效机制。继续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各项规定。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探索实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四）保持查办案件强劲势头，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

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贪污贿赂、失职渎职案件，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中的违纪违法案件，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人事纪律的案件，重大责任事故和群体性事件涉及的失职渎职及背后的腐败案件。严肃查办商业贿赂案件，加大对行贿行为的处罚力度。严肃查办在推进征迁拆违、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中失职渎职、违纪违法案件，以及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

着力提升依纪依法办案水平。完善反腐败协调机制，强化对重大案件的协调、指导和督办，建立市、县（区）纪检机关办案联动机制，实现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加强办案基础设施建设，运用科技手段，提高办案能力和办案效率。改进信访举报、案件审理和案件监督管理工作，建立健全腐败案件及时揭露、发现、查处机制。把依纪依法、安全文明的要求贯穿查办案件全过程，正确运用

办案政策和策略，增强查办案件的政治、法纪和社会效果。坚持“一案三报告”制度，发挥办案的治本功能。

（五）加强纪检机关自身建设，更好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

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需要一支政治坚强、公正清廉、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纪检干部队伍。全市各级纪检机关和广大纪检干部要明确肩负的责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工作的前瞻性、创造性和有效性。

落实加强纪检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加强对纪检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积极稳妥推进全市派驻（出）纪检机构统一管理。在全面落实中央纪委〔2009〕9号、10号文件基础上，继续加强县区纪检机关建设。推进乡镇、街道、社区以及国有企业纪检组织建设。广大纪检干部要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实践锻炼，认真学习政策理论和业务知识，秉公执纪、依法办事、接受监督，维护纪检干部可亲、可信、可敬的良好形象。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加强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实践研究，推进反腐倡廉理念思路、工作内容、方式方法和体制机制创新。

各级党组织和纪检机关要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开展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的检查考核，重视结果运用，强化责任追究，巩固党政齐抓共管、群众支持参与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形成全党动手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合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国民经济正在高速发展，党风廉政建设、反腐倡廉是加强党风建设的重中之重。新形势、新任务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在这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新时期，广大干部职工都应该认真自觉的学习、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政策方针，大力加强反腐倡廉工作，树立良好的行业作风，切实履行好监督职能。

目前，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的现状总体来说是好的，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廉政制度，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约束实施细则》等。这些制度是充分建立在我们党反腐败工作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具体实际之上，体现了我们党反腐败斗争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意志，且在工作中很具有可操作性，既符合我们的工作实际，又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保证。目前，就现状来讲，我们已经确立了一个好的反腐倡廉的大环境，有很多人都能做到自节自律，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但是，在某些范围来讲，有些人在执行制度的时候并不能一切均以制度为准绳，还有些人趁着某些制度并不是很完善，钻空子、找漏洞，千方百计的谋取个人利益。他们并不是不懂法，而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就视各项规章制度于不顾，贪婪的索取。这样的人虽说只是少数，但是恰恰是这些人的做法，败坏的我们的党风，使得广大的群众为之痛恨。他们的行动为我们所不齿。但是我们有没有静下心来好好想想这其中的原因呢？

如何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就我现在的粗浅认识，发表自己对廉政建设的一点看法。我认为，首先，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加强反腐倡廉工作力度，增强领导干部的自觉性，不断提升领导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其次，加大考核力度，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奖惩办法》等，加大了考核奖惩和责任追究的力度，使反腐倡廉工作与企业管理工作密切结合，进一步增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各单位应结合实际，制定出不断强化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工作措施。最后，我认为还应经常进行深入检查，加大宣传力度，及时报道工作战线上的先进工作者，当然对于腐败贪污分子也应及时给予暴光。这样既激发了广大干部的工作热情，又肃清了行风。

反腐倡廉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不断创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行动上，都

需要每个人认真去执行有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反腐倡廉需要完善廉正建设制度，将责任、压力、措施的进一步到位，这需要我们广大职工严格要求、严格监督、严格管理，不断改善行业作风，只要我们每个人都从思想上树立反对腐败，提倡廉洁的思想，以进步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这项工作一定会取得成绩。

第五篇：政治学

个人讨论提纲：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

舆论监督不是新闻监督，但舆论和新闻是紧密相连的。新闻媒体是传播意见进而形成舆论的工具，但新闻本身并不就是舆论，所以舆论监督并不等于新闻监督。

舆论监督的功能作用：①舆论监督最大的功能在于监视社会环境，推动社会发展；②舆论监督的社会调整功能；③舆论监督的社会控制功能；④舆论监督的社会制衡功能；⑤舆论监督是一种动态平衡的社会监督。

由于社会监督对滥用权力的行为及其责任者有要求国家对其进行法律制裁的权力，由此体现了社会监督的惩戒功能。

实际的例子

1．诸如报刊、杂志、网络和电视等大众媒体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就是扮演的社会监督角色。媒体以调查、报道和评论等舆论形式揭发政府体系中的有些不作为和不法行为，成为了遏制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有力武器。比如2003年3月，中国中部湖北省青年孙志刚在南部的广州市因为没有携带任何证件外出，被当地一个公安派出所收容，并被殴打致死。这一事件被新闻媒体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最终，涉案人员全部被依法严惩。此外，这一事件的被曝光也加速了中国政府废除旧有的强制收容制度而改为自愿接受救助的步伐。“孙志刚事件”只是中国众多新闻舆论监督案例中的一个例子。

2、哈尔滨“宝马撞人事件”，一领导干部的儿媳在与一卖葱的农妇发生争执以后，其驾驶的宝马汽车突然往前冲出，农村妇女被当场撞死，还有12个人受伤。后被新闻媒体曝光，肇事者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3、山东的“市长下跪事件”。山东妇女李玉春因为举报济宁市副市长的劣行，并公布了这个官员下跪的丑态，而备受全国舆论的关注。

小组讨论提纲：

1、社会监督所具有的功能

（1）社会监督的预防功能。社会监督不仅具有外在的对权力在支配权力过程中各种行为的约束功能，而且还能通过把权力与责任联系在一起，建立起权力主体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权力主体必须承担行使权力的后果与责任，这样也促使了权力主体审慎地运用权力。

（2）社会监督的矫正功能。一旦用权失误发生，社会监督机制会诉诸于规定的程序及时调整，以减少用权失当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和损失。另外，通过社会监督还可以及时发现国家在管理机构、管理方式、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缺陷，逐步完善整个政治体制的建构。

（3）社会监督的惩戒功能。社会监督要求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和救济途径与之相配合，作为它的坚实后盾和可靠保障。

（4）社会监督的保健功能。社会监督作为一种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它形式上是广大社会成员对少数处于执政地位者的权力制约，本质上却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的之中利益表达以及对公共利益的一种维护方式。

（5）社会监督的教育功能。社会监督对于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增强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提高公民的政治行为能力都是大有帮助的。

2、如何发挥社会监督的功能

发挥社会监督功能的途径有三个：

（1）公民监督，主要是公民通过批评、建议、检举、揭发、申诉、控告等基本方式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权力行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监督。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人”对“社会公仆”的直接监督。

（2）是舆论监督，社会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和采取多种形式，表达和传导有一定倾向的议论、意见及看法，以实现对政治权力运行中偏差行为的矫正和制约。在整个社会监督体系中舆论监督有其独特的优势。

（3）是社会团体监督，即各种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对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监督，是通过选举、请愿、对话、示威、舆论宣传等形式，构成了对政府管理活动的监督。

四、简答题

1、宽容和理性精神体现在政治上包括哪些内容？ 答：宽容和理性精神体现在政治上包括了3个内容：（1）尊重不同的思想和信仰，在思想上要求公民尊重他人所持的思想和信爷，对与自己思想和看法不同的人抱宽态度，不过宽容是有限度的，它的限度在于对方必须尊重既有政治秩序，在政治上取得政治共项。

（2）妥协精神，在实践中，当发生利益冲突时，利益冲突中相关的参与人，都必须抱着一种尊重体制，尊重他人利益的妥协精神。

（3）每个人在行动与会论中应当考虑，其后果并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

2、政治参与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答：政治参与的基本特征有：

（1）从政治参与的主体来看，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的政治行为。

（2）从政治参与的本质上看，政治参与是公民对于国家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关系。

（3）从政治参与的外延来看，政治参与只局限于以合法手段影响政府的活动，而不包括非法的行为。

（4）从政治参与的目标与对象来看，它不只是囿于政府决策，而是包括所有直接或间接同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

3、儒、法、道、墨各家政治学说的主要内容分别是什么？ 答：（1）儒家政治学说以“礼治”、和“德治”为主要内容，其核心是“仁政”，主张为政以德，修已治人，即；以道德教化，修身养性来实行统治反对以苛政，刑律治天下；

（2）法家则反其道而行，强调“法”、“术”、“势”核心的政治观，主张以明显法和统治来驾驶人民，儒家和法家的主张分别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王道”和“霸道”。

（3）道家的政治学说以“法自然”为思想核心，在统治手法上强调“无为而治”。

（4）墨子的政治学说则以“兼受”，“非政”为中心，主张以缓和社会予盾来维持统治。

自由主义理论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1）个人主义原则。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它坚信社会生活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是人类个体，而不是社会群体或集体组织。每个个体不仅具有同等的道德意义，而且具有独特的特性。自由的目标就是建立一种社会，使每个个人根据自己的判断尽其所能地去发展自己，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幸福。基于上述观点，自由主义确立了一种中立的原则，给每个人以同样的机会做出他们自己的道德决定；它认为，人要得到自由的发展，不仅要排除人类活动的一切自然障碍，而且还要尽可能地排斥人为的干涉，而任其个人的本能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

（2）自由原则。个人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它在正义、平等、权威等价值选项中具有优越性。自由优先原则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相信每个人都能够按其所愿做出自己的行动选择。自由主义认识到一个人的自由可能会威胁他人的自由，所以，它倡导“法律下的自由”

（3）理性原则。自由主义坚信，世界具有其理性的结构，凭借人的理性能力和严格审慎的研究，可以揭示这种理性结构。它相信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人能够做出明智的判断，即对个人最为有利的判断。同时，它也鼓励每个独立自由的个体相信进步，相信人类有能力通过争论和交换意见来解决分歧而无需流血和战争；

（4）平等原则。自由主义相信平等，认为人生而平等，至少具有同等的道德价值性。这使它对平等权利采取认同态度，特别是对于“法律的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政治平等（一人一票，每票等值）给以大力支持。然而，基于个人才能和工作愿望各不相同这样的事实，自由主义并不同意社会平等或收入平等这样的观念。它更倾向于认可机会平等（给每个人以同样的比赛场地），认为那会给每个个人以同样平等的机会去实现他们不平等的潜能；

（5）宽容原则。自由主义还认为，宽容（容忍或允许持不同意见的人说话或行动）不仅是个人自由的保障，也是社会强大的手段。它相信，多元主义作为道德、文化和政治多样化的体现，是社会积极健康发展的条件和标志。它确保所有的观点都能够在自由思想的市场上得到检验，从而促进争论和智力的发展。此外，自由主义还倾向于认为，竞争观点和利益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衡和自然和谐的关系，它往往使各种相互矛盾冲突的观念大打折扣；

（6）同意原则。根据自由主义观点，权威和社会关系应该以同意或意愿为基础。政府必须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这种观念使自由主义者更加支持代议制和民主制。同样，社会组织和机构也是通过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自愿协议而形成的。所以，权威，无论是政府的权威，还是社会组织的权威，都来自下面，在任何时候都需要获得合法性基础；

（7）宪政主义原则。尽管自由主义认为政府是社会秩序和稳定的保护者，但是，它始终清醒地认识到，政府具有反对个人自由、实施专制统治的危险。因此，自由主义倡导有限政府。同时认为，实行政府分权，在政府各制度之间实施制衡原则，确立保障个人权利的成文宪法来界定国家和个人的关系等等，是实现有限政府目标的基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