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并、收购和公司重组读后感

第一篇：兼并、收购和公司重组读后感

《兼并、收购与公司重组》一书曾获美国出版商协会授予的年度最佳图书奖。该书作者帕特里克A·高根是美国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他积极投身于并购的商业评估实务和其他相关应用,在经济金融领域特别是并购实务方面有很多著作和文章。在最新修订的第3版中,作者从新的视角出发,对并购艺术的最新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深入浅出地描绘了并购的策略和机制,对如何处理公司重组过程中的复杂问题给出了解释和建议。该书以回顾历史、对照现实、再现简单地用理论的方法加以概括;就学术角度而言,在诸多领域中,又用比较传统的学术分析所做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补充。“这种结合了实践和学术的双重研究方法既给读者带来实际操作者的经历,又能使读者掌握研究人员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最前沿的成果。”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并购浪潮发生在1883年经济大萧条之后,首次并购浪潮距今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与以往几次并购浪潮相比,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五次并购浪潮,其并购交易更加注重战略意义,企业寻求扩展到新的市场或追求潜在的协同效应,往往不以迅速获得财务收益为主要目的,并购所需资金则更多地采用股权方式进行融资。

第二篇：兼并 收购及重组 第二章读书笔记

第二章 读书笔记

1897-1904年的以横向整合为标志的第一次浪潮、1916-1929年的纵向整合浪潮、1963-1970年的混合多元化并购浪潮、1981-1989年的杠杆收购浪潮和1991-2000年的战略性并购浪潮。几次并购浪潮具有周期性特点，第二章主要讲述几次并购浪潮始末，以及新的发展趋势。

第一次并购浪潮

第一次并购浪潮发生在1883年经济大萧条之后，伴随着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经济复苏主要以横向并购为主，形成生产大垄断，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这是众多大公司面对疲软的经济环境对美国国内很多业绩不佳的企业做出的回应。

美国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在1890年开始实施，它是美国以后通过的一系列反垄断法律的基础,该法作出的最重要的规定有两点：一是禁止妨碍贸易或商业的任何合约、联合以及共谋行为,二是禁止意在垄断某一特定行业的任何企图或合谋行为。但第一次并购浪潮恰好发生在1897--1904年间，即恰好发生在谢尔曼法通过后不久，这就是说，美国的第一个反垄断法并没有阻止美国第一次并购浪潮带来的同行业大规模合并。原因是谢尔曼法的用语问题。譬如，该法指出任何妨碍贸易的合约都是非法的。从早期的理解来看，它意味着几乎所有的合约都不合法，因此法院完全有理由拒绝实施这一部分法律。但是，法院也很难找到一个有效的替代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法院的实际判决,如最高法院在1895年判定美国食糖精炼公司不是一个妨碍了商业发展的垄断组织，使得谢尔曼法在它通过之后的十多年的时间里只是一纸空文。另外美国一些州的公司法放宽了对公司获得资本的限制，使得公司在进行收购活动时更易于筹集资金；同时允许公司持有其他公司股票则使得公司能够通过购买其他公司的股票来完成收购，这些都大大刺激了收购行为。

美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是促成第一次并购浪潮的另一个主要因素。许多公司认为市场潜力不再受狭义概念上的市场界限限制，开始大幅扩张以充分利用现在更为广阔的市场。本地的企业面对来自远方的竞争者，也会选择与同地区的竞争对手合并以维持市场份额。全国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使企业可以方便的以较低的成本向远方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1882-1900年，铁路运输成本平均每年下降

3.7%。

第一次并购浪潮结束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20世纪初造船信用的崩溃引发了银行的融资风险，银行风险陡增，最终导致1907年美国的银行倒闭风潮；其次，更为重要的是1904年美国股市的崩溃。下滑的股票市场和脆弱的银行体系造成并购的融资来源严重缺乏，紧接着1907年的银行业恐慌，这终于导致了第一次并购浪潮的结束。

另外，还有两个原因可以一提。一是第一次并购浪潮中多数都是横向并购，其目的是为了获得规模经济，即公司通过并购扩大规模，减少单位成本，从而提高效率。但是，多数并购以失败告终，这也许对许多公司打消收购的念头起了不小的作用。二是在1901－1908年老罗斯福总统执政期间，反托拉斯法的执行逐渐严厉起来，政府最初在反托拉斯诉讼中常败诉，但在老罗斯福执政后期，政府在法庭上开始越来越多地赢得诉讼的胜利。这对大公司大肆收购以控制市场的垄断计划亦有不小的打击作用。在老罗斯福的继任者塔夫脱的任内，他将一些大公司成功地进行了分拆，但是，由大企业分拆而成的企业有许多最终变成了大垄断

公司。例如，标准石油公司被拆分成多家公司，其中的新泽西州标准石油最后演变成埃克森公司，纽约标准石油演变成美孚公司，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演变成安然公司，印地安纳州标准石油则演变成阿莫科。

第二次并购浪潮

第二次并购浪潮发生在1916年至1929年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复苏使美国经济持续发展，为美国证券市场提供了大量的投资资本。许多不同的行业互相合并，最后形成寡头而不是垄断的行业格局。同时，第一次并购时期形成的合并模式继续存在。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反托拉斯环境比第一次并购浪潮还要严格。到1910年，过会更加关注市场和垄断权力的滥用，谢尔曼法不能有效制止垄断的缺点越来越明显。191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克莱顿法案，加强了谢尔曼法的反垄断条款，这部法律成为阻止垄断形成的重要工具。这个时期，政府广泛的实施价格限定政策，在反托拉斯法的执行上更为有效。

第二次并购浪潮的主要特征是纵向并购，即很多并购案例是通过并购将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各个零部件厂商都整合到一个公司里，各个工序相互结合、连续生产、形成一个统一运行的联合体。这样的并购有助于生产的连续性，减少零部件的流转环节，节省交易费用，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提高效率，以获得更多的收益。譬如，这样的联合可以更好地利用各个工序产生的副产品，可以综合利用企业的各项资源，更好地分配原料、动力，并解决原材料的后顾之忧。大量的纵向并购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生产力的整合和发展，大大提高了美国工业的效率。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公司在第二次并购浪潮中收购了众多的各类企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生产联合体。福特公司拥有生产焦炭、生铁、钢材、铸件、锻造、汽车零部件以及汽车用冰箱、皮革、玻璃、塑料、橡胶、轴承、发电器、蓄电池等有关汽车的无所不包的下属企业，它还有完整的运输体系和全国的销售网。当时福特公司拥有6亿吨煤炭储量，50万英亩木材，它生产的车用冰箱比全国家用冰箱总量都多，它的皮革厂每天生产8万码皮革，玻璃厂每天生产1万平方英尺的玻璃。

在第二次并购浪潮中，美国出现了金字塔式的控股公司，即一家控股公司控制第一层子公司，第一层子公司又控制第二层子公司，第二层控制第三层，第三层控制第四层，有的母公司控制达六层之多。控股公司的特点是每一层子公司都是上市公司，至少是股份公司，所有子公司都由上一层母公司控股。控股公司的出现既是并购的结果，也大大促进了并购，因为用较少的资金可以控制较多或较大的公司。在第一与第二次并购浪潮中，少数大投资银行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在第二次并购浪潮中，很多并购是通过融资实现的，而融资往往需要通过投资银行作中介，因此，投资银行主导了并购。对符合它们意愿的并购，它们就鼎力相助，否则就通过拒绝帮助融资来阻碍。此时，投资银行之间各有各的客户，相互很少竞争，这与以后的情形很不相同。

公共事业企业的集中化程度得到了尤为显著的提高，其中多数并购涉及到到那些股东数量较少的公共事业控股公司。另一方面，作为战时经济政策之一，联邦政府鼓励企业进行合作以扩大国家生产力，这些促进了并购活动的发展。

1929年的“黑色星期四”结束了第二次并购浪潮，这是一次之前历史最大的的股票市场危机。尽管这次崩溃并不是大萧条最本质的原因，但起了很多的推动作用。股票市场的危机导致了企业和投资者信心极具下降，生产活动和消费支

出进一步缩减，进而经济衰退更为恶化。这次危机之后，公司并购数量大幅减少，公司不再关注或张，只是力求在需求迅速全面下降的情况之家能够位置债务的偿付能力。

第三次并购浪潮

第三次并购浪潮发生在1965年到1969年，以混合并购为特征，这期间也发生了很多创历史的高水平并购活动，相对较小的公司收购大公司并不是稀罕事。

这时期形成的综合性企业不只是在生产线上实现了多元化。多元化公司通常指在其他行业有一些子公司，但大多数产品属于一个行业的公司，与多元化公司不同，综合性企业在不同的行业都有大量的生产活动。LTV公司、Litton产业公司和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就是很好的例子。ITT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收购了一些公司，如华国汽车租赁公司、喜来登酒店、大陆银行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性不大的企业。第三次并购浪潮中许多著名的综合性企业都实施了多元化战略。

当拥有融资资源的公司寻求扩张的时候，他们面临更为严格的反托拉斯监管。1950年塞勒—凯弗维尔法增强了1914年克莱顿法的反并购规定，他的通过使得60年代的反托拉斯气氛更为浓重。克莱顿法规定，如果收购其他公司的股票导致行业竞争明显下降，这样的收购是违法的，但是法案有一个重要的漏洞：不阻止对公司资产实施的反竞争性并购，塞勒—凯弗维尔法弥补了这个漏洞。这使得有扩张意图的企业发现形成综合性企业成为了扩张的唯一出路。

管理学科在期间飞速的发展加快了综合企业的步伐，管理科学发展称为一种促进组织管理的方法路，理论上应用于各种组织，包括公司、政府、教育机构等等。

与前两次并购浪潮不同的是投资银行不再为大多数并购融资，扩张型经济中信贷需求的不断增加形成了紧缩的信贷市场和高利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牛市中股票价格越升越高，道琼斯工业股票从1960年的618点，上升到1968年的906，随着股票的飞涨投资者开始关注具有成长性的股票。潜在收购方很快发现，通过股票融资实施收购是在不增加额外税务负担的情况下提高每股收益的一种理想 “无痛”方法。因此很多公司都开始了市盈率游戏，以证明他们的收购时合理的。市盈率是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与普通股股东所得每股收益的比率。市盈率越高，投资者给予对企业未来收益的预期就越高，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来购买股票。这个游戏的关键是把高市盈率公司的市盈率运用与合并后的公司。但是随着公司越来越大，在合并后公司的盈利能力中，目标公司所占的比例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某家公司收购好几家市盈率较低的公司之后，市场将不愿意在使用最初的高市盈率，因此，很难再找到可以不降低收购公司股票价格的目标公司。随着合适公司的减少，收购浪潮逐渐慢下来。

会计操纵也是第三次并购浪潮的特征之一。当时的会计准则规定，如果被收购的公司拥有的一些账面价值远远低于市场价值的资产，收购方有机会获得账面收益。当收购方卖掉这些资产时，收益记入帐中。

综合性企业的衰落可以追溯到1968年，当时司法部长助理理查德﹒麦克拉伦宣布他开始准备制裁综合性公司，因为他认为综合性公司对市场竞争有负面影响。此外69年税制改革法案的通过借宿了会计手段在并购中的滥用。改法案限制使用可转换债券为并购融资。1969年，随着股市下滑，第三次并购浪潮结束，正式因为并购导致证券价值远远超过其所代表的经济基础价值。

第四次并购浪

第四次并购浪潮开始于1981，结束于1989年。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四次并购浪潮，金融创新对并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力。这次并购浪潮由金融财团推动，其中投资银行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其间最有影响的金融创新就是麦克尔·米尔肯设计的垃圾债券，从而拉开了“杠杆收购”的序幕。“杠杆收购”即小公司通过高负债方式收购较大的公司，而高负债的渠道主要是向商业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筹到足够资金后，将不被看好而股价较低的大公司股票大量收购取得控制权，再进行分割整理，使财务报表中反映的经营状况好转，待股价上升至一定程度后进行套现。“垃圾债券”、“杠杆收购”等金融工具的创新，使得“小企业并购大企业”成为可能，从而使得并购形式更加多样化。整个20世纪80年代以杠杆收购方式并购的公司总价值达2350亿美元，涉及公司2800多家，由金融机构支持下的杠杆收购成为这次并购浪潮中的主要并购手段。

第四次并购浪潮以创新的并购技术和投资工具为特征，进攻型和防御型的策略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如果收到不欢迎的出价，潜在的目标公司就会设定各种防御性的反收购措施以及加大防御的力度。出价方面对不断增加的更加创新的并购策略，不得不小心应付。因此繁复的并购给投资银行带来巨额的无风险咨询费，这一时期这些费用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投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的并购专家们设计出许多推动或防止并购的创新技术和策略，向潜在的目标公司和收购方施压，以使他们雇佣自己。

这一时期，联邦和州政府之间的冲突不断，被收购困扰的企业更多的向州政府群球保护抵御收购，他们通过说服地方立法机构使其通过相关的反收购法案，而这些法案将导致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直接冲突。联邦政府的代表如SEC认为这些法案青海了各州之间的想也来往；州政府却认为通过这些法案是为了保护本州企业最基本的权益。很明显，一些州政府成为了本地企业的保护者。

另外一方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多数并购还涉及其他国家公司对美国国内公司的收购。国际性并购除了涉及到国内收购的一般问题，还引发了货币价值的问题。如果美元相对外国货币贬值，美国股票就会下跌，国外货币的购买价值就会上升。美元贬值使美国企业成为日本或欧洲公司理想的收购目标。

1990年经济进入了短暂的相对萧条期，许多高收益杠杆交易被迫终止，除了经济的衰退，垃圾债券市场的崩溃也导致了并购浪潮的结束。

第五次并购浪潮

第五次并购浪潮从二十世纪90年代开始，敌意收购开始减少，并购动机多元化。此轮并购中，并购动机已不再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规模扩张，其他动机还包括新市场寻求、提高市场进入效率和控制力、增强协同效应、融资便利、拓展所有权优势、战略跟随以及经理人的个人愿望等。其中，基于对战略资源掌控和创新能力整合的目标成为并购的主要动因。

与前几次并购浪潮一样，第五次并购浪潮也出现了一些独特的与众不同的交易类型。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开始盛行互补型行业合并交易——这被称之为连环收购。一些彼此之间没有多大联系的行业通过大规模的收购互补型企业而合并在一起。这种做法一开始具有一定价值，但所需时间太长。到90年代末，由于这些交易没有实现预期的收益如低成本和协同效应等，市场对这些交易的观点发生了变化。

1997-2001年间按照并购的美元价值排序的前五个行业分别为传播、金融、广播、计算机软件及设备、石油，在这些行业发生的并购案所涉及的并购金额占并购总价值的49%。同期按照并购的数量排序的前五个行业占总的公告的并购的45%，分别为计算机软件、服务业、经纪与投行(管理咨询业)、传播业与零售业。

第五次并购浪潮期间金融行业发生了大量的并购案。1991年7月，全美排名第六的化学银行和排名第九的汉华银行合并，合并后资产跃升至1354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最大银行——花旗银行的全美第二大银行，从此，拉开了本次全美金融业并购的序幕。不久，美国第七大银行北卡罗莱纳国民银行兼并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苏夫然(Sovran)银行，使其资产额达1130亿美元，成为美国第三大银行。同年8月，美国第二大银行美洲银行收购了第五大银行太平洋安全银行，使其资产额达到了1900亿美元，仅比花旗银行资产少270亿美元。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美国银行界出现了三次大的并购事件，引起了美国管理层和银行界的极大关注，揭开了银行并购的序幕。1995年，大通曼哈顿银行与化学银行合并，资产总额达3000亿美元，产生了当时全美最大的银行，对美国前几名的银行形成了极大的冲击。1997年大大小小的银行并购案就发生了11起，交易额达到创记录的953亿美元。1998年 4月6日，花旗银行与美国大型金融集团旅行者公司，创造了总交易额达829亿美元的当时世界最大并购案。此后一周，美国西海岸最大的商业银行美洲银行与全美第三大银行国民银行宣布合并，创造出总资产达5700亿美元、交易金额600亿美元的最大银行。同一天，美国第一银行与芝加哥第一银行也宣布将“合二为一”，使得交易金额为300亿美元、资产总计2400亿美元的并购活动付诸实施。这三起并购案，交易金额近2000亿美元。特别是花旗银行与旅行者公司合并组成的花旗集团，总资产达70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超级巨型金融机构。银行业大规模并购的同时也带动了保险业和其他行业并购活动的迅猛发展。列美国第三位的美国再保险被慕尼黑再保险所购买；美国通用再保险公司也完成了对德国科隆再保险的收购；1999年初，美国保险巨霸美国国际集团通过银行和其中介销售商向市场推出新的人寿保险险种，哈特福德和旅行者集团等大型保险公司已为银行准备了销售和支持的一揽子服务组合，以便银行通过“外部采办”进入保险领域。保险、证券等行业相互渗透，相互竞争。尤其是1991年、1995年，1998年和1999年，不仅并购的金融机构数量多，规模大，而且并购的方式不断创新，技术含量不断增多。

第五次并购浪潮还是一次真正的国际化并购浪潮。1995-1999 年，发达国家不论作为跨国并购的母国还是东道国，其并购额均接近或超过了全球并购总额的90%。但近年来，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并购和发展中国家企业之间的并购也在快速 增长。战略（横向）并购成为跨国并购的主要方式。20 世纪90 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对于大跨国公司来说，多元化经营已不再是其追求的主要目标，而强化核心能力、推进全球战略的重要性则日益突出。在这种大背景下，跨国公司之间围绕着战略资源整合的横向并购个案数和并购金额持续上升，逐步成为跨国并购的主导方式。1990-1999 年间，横向并购的个案数占跨国并购案总数的比例由54.8%上升到56.2%，横向并购金额占跨国并购总额的比重由55.8%提高到71.2%，而同期混合并购的个案数和并购金额则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在并购个案总数和跨国并购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由40.2%和40.9%降至37.6%和27.0%。

在全球并购高潮中，跨国银行等中介机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跨国银行的迅速成长（这种成长本身也很大程度上是靠并购实现的）、金融自由化程度提

高、金融创新步伐加快以及相关融资规则的变动，不仅满足了跨国并购的巨额资金需求，而且还不断提供新的融资方式，从而大大降低了并购风险。例如，此轮并购浪潮中，在金融自由化和服务创新的推动下，股权置换逐步成为跨国并购特别是大跨国公司之间并购采取的主要交易方式。这种方式并购双方一般不涉及现金交易，而只需相互换取对方股份或折换新公司的股份，不仅减少了交易成本，而且还有助于并购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

第三篇：兼并重组新思路

兼并重组新思路、新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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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个由工信部牵头的会议，再次对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吹风。在这个会议上，汽车业被列为八个兼并重组重点行业的第一个，预示着今年可望成为汽车业又一个“重组年”。而汽车产业的兼并重组被植入了新的游戏规则，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里最大的看点。

据了解，在国家新的兼并重组思路中，原来以“四大四小”为主线的重组模式将被改写，将不再被政策保护。而兼并重组的主体放开和跨地域结合也将被强化，坚持市场化运作，充分尊重企业意愿，引导和激励企业自愿、自主参与兼并重组。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汽车业的兼并重组思路为“四大四小”模式。模式的起源来自2009年国家出台的《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明确指出拟通过兼并重组，形成2家至3家年产销规模超过200万辆的大型企业集团；培育出4家至5家年产销规模超过100万辆的汽车企业集团，产销规模占市场份额90%以上的汽车企业集团数量由当时的14家减少到10家以内。《规划》同时明确规定了鼓励兼并重组企业的名单，提出鼓励上汽、一汽、东风和长安（四大汽车集团）进行全国性的兼并重组，鼓励北汽、广汽、奇瑞和中国重汽（四小汽车集团）进行区域性的兼并重组，近而推动了“四大四小”的发展格局逐渐形成。

想当初，推行“四大四小” 兼并重组模式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提升产业集中度，提升单一企业规模并避免重复建设，而实际上，时至今日，这一目标具体落实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一些规模较小的汽车企业依旧充斥着汽车行业。相关数据显示，2010年的汽车销售数字中，17%的市场份额竟然被120余家中国汽车企业瓜分，平均每个企业的年销量只有2万辆左右。

与此同时，在已经发生的一些兼并重组案例中，效果也并不明显。无论是长安收购哈飞、昌河，广汽收购吉奥、还是北汽收购广州宝龙。收购之后，具体的整合工作迟迟没有展开，企业间仍在各自为战，这让收购的效果仅仅体现在单一车企数量的减少上，而并未体现在资源整合、提升技术水平这一最终诉求上。更为严重的是，“四大四小”模式属于‘拉郎配’，规定重组主体、设定重组界限的方式，这会导致企业兼并重组热情降低，并影响兼并重组事件发生后的整合效果。

早在今年3月，工信部对汽车业兼并重组的态度就已经发生了转变，彼时，工信部部长苗圩曾向外界透露，兼并重组主要应该是企业行为，政府只是负责创造一些环境和条件，究竟哪个企业是兼并重组的主体、哪个企业和哪个企业重组，这是企业的选择、市场的选择。

现在，工信部终于明确表态，汽车产业的兼并重组将改写“四大四小”模式。也就是说，今后车企兼并重组将不再搞“拉郎配”，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据了解，中国汽车业新的兼并重组模式和目标，即将被写入有望于今年年底出台的新版《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当中。“不划定重组主体，不设定重组界限。”取消兼并重组的“楚河汉界”，这是中国汽车业发展注重市场化的标志，让优胜劣汰这一市场规则去引导企业兼并重组行为的发生，更能体现结构优化这一初衷。

当然，此举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有业内人士担心，如果政府不做幕后推手，重组行为

将不会大规模发生。通过兼并重组打造大企业集团，实现中国的汽车强国之梦，这需要漫长的过程，需要市场的大浪淘沙。但反过来看，从上百家整车企业走向“三大”（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美国用了数十年的时间，并且完全是市场化运作；只有通过车企兼并重组的市场化，才更有利于企业放开手脚去做，能者为之。只有通过充分竞争之后，弱小的企业存活不下去，大整合时代才会真正到来。

第四篇：资源整合煤矿兼并重组情况

资源整合煤矿兼并重组情况

汇报材料

山西焦煤集团岚县正利煤业有限公司

根据省政府2009年5月6日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有关精神，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就山西省焦炭集团全资子公司岚县煤焦有限公司开始战略重组，并于2009年8月21日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009年8月17日，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办公室下发了晋煤重组办发[2009]17号文，明确了重组后企业名称为山西省焦炭集团岚县煤焦有限公司。2009年9月4日,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晋国资改革函[2009]360号文件批复了双方合作重组事宜，重组后的山西省焦炭集团岚县煤焦有限公司葛铺煤矿是山西焦煤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与山西省焦炭集团岚县煤焦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股份制新建项目，山西焦煤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占51%股份控股山西省焦炭集团岚县煤焦有限公司，山西省焦炭集团岚县煤焦有限公司占49%股份。2009年11月20日，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以（晋）名称变核内【2009】第001419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予以核准更名。2009年12月8日换发了采矿许可证。

岚县正利煤业有限公司建设的葛铺矿井，2009年8月份签署合作协议开始整合筹备，11月3日带队进驻，通过一系列前期准备和对各生产系统的隐患排查，矿井在2009年12月25日主通风机投入运行，于2010元月1日正式复工建设，经过一年多的建设，矿井取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在焦煤集团及投资公司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各项工程建设进展顺利。

一、矿井基本概况

葛铺煤矿位于吕梁市岚县社科乡葛铺村，原为山西省焦炭集团全资企业。2009年9月，根据省政府5月6日省属企业改革座谈会会议精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领导组办公室《关于吕梁市岚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方案的批复》（晋煤重组办发[2009]17号）和省国资委《关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公司与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有关事宜的批复》（晋国资改革函[2009]360号）文件精神，由山西焦煤集团投资公司控股51%，山西省焦炭集团参股49%，组建新股份制企业，企业名称变更为山西焦煤集团岚县正利煤业公司（省工商局以（晋）名称变核内[2009]第001419号文予以变更核准）。

第五篇：兼并重组工作会议情况报告

兼并重组工作会议情况报告

大海子煤矿股东会：

2011年8月11日，威宁县安监局组织召开9万吨/年规模的煤矿兼并重组宣传发动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企业有：铁厂、猴子岩、齐拖、大海子、铜兴、茨营、马踏、二田坝煤矿、奢搓、小山等十个煤矿主要投资人，北部片区收购主体单位登峰集团董事长蔡登峰。威宁县安监局长、北部片区整合工作组织组长罗举荣，威宁县能源局局长罗兴义。本次会议召开的议程有：

一、罗举荣传达地区8月10日召开的重组会议精神；解剖贵州省煤炭产业发展的政策形式，听取各个煤矿的表态发言；

二、能源局长罗兴义针对当前的政策形式，与煤矿企业商讨关于由煤矿企业出资，能源局集中办理9改30万吨规模的相关行政审批手续。

8月10日毕节地区召开了全区煤矿兼并重组动员大会，会议由王琪专员组织召开，本次会议虽然是以兼并重组为主题，但没有谈到实质和根本，即没出台相关的整合文件，口头上也没有明确下步该做什么，怎么做等问题，紧紧围绕省政府及联席会议的安排和要求，从组织角度上被动接受工作任务，不管上级决策是否有错误，是否符合煤矿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尽其个人在领导岗位上应该履行的工作义务，原原本本传达省政府主要领导及联席会议的安排布置。

9万吨规模矿井所面临的政策形式背景；一是贵州省前期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较多，受到国家安委的督查和警告。二是贵州省在十二五规划中，计划从现有的1690对矿井减少为1028对，其中9万吨规模的矿井520多对；三是贵州省委书记粟战书要求，毕节地区作为试验区，威宁作为试验县，要求五年的工作力争两年完成，三年向中央交卷，实现跨越提速发展，综合以上这些因素，罗举荣局长在剖析省的联席会议时明确指出：9万吨规模的矿井在目前的形式下，强调各煤矿业主增强政治的敏锐性和紧迫性。在当前地县两级不能主导产业发展方向的关键时刻，靠的是企业自身去应对和把握。同时，各煤矿业主、登峰集团在会上做了发言。

威宁县人民政府在煤矿兼并重组专题工作会议上的意见：一是要求煤矿实行集中连片整合；二是明确了两家收购主体单位，即登峰集团和广东宏远集团，但宏远集团没做明确的答复和回应。

作为在毕节地区注册登记的集团，关于对煤矿的收购都在试探性的开展各自的工作。目前无一家集团公司进入实质性的收购，都在寻找政策契机，等待机会下手。

在罗举荣局长讲话的基础上，能源局长罗兴义站在企业的角度上、与各企业业主商讨了9改30万吨的行政审批事宜。计划由能源局牵头，业主出资实行一站式行政审批程序，缩短行政审批时限。但按照省第四次联席会议的要求，9万

吨规模的矿井在资源储量能达到30万吨设计规模的条件下，储量及《开采设计方案》、《安定专篇》的变更于2011年12月30日前结束不切合实际，仅储量核实报告就需要6-8个月的时间，《方案》及《专篇》的编织和评审同样需要6个月以上，此路显然不通。但是，县人民政府根据威宁属于少数民族自治县，并且是胡锦涛和温家宝亲自签批的国家级扶貧县应予以资金和政策扶持在向贵州省人民政府争取优惠政策，要求保留９万吨规模的矿井及现有的生产系统，但省至今既不说批，也不说不批。

会下的一些情况，一是省能源局局长在第四次联席会上说：本次联席会议要求的时间可能短了一点，煤矿办不到，当即受到省政府主要领导对其工作方向的质疑；二是王琪副专员在省政府召开的煤炭产业发展会议上说：关于这次煤矿整合，没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是不太现实的。在省政府领导眼里认为是态度不端正，形成从厅局到地县，不敢说真话，实话，甚至是视而不见等情况。

威宁县大海子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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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一一年八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