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市农村社会发展考察报告（精选5篇）

第一篇：延安市农村社会发展考察报告

延安市农村社会发展考察报告

摘要：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第22期干部进修班延安考察团分农村社会发展考察报告。本报告考察了影响延安市农民增收和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发展的主要问题，提出在营销环节上要大力发展农民营销合作社，政府要为其让出空间，将那些由政府部门翻牌而成的行政性公司或脱钩或解散；农村社区公共事业缺乏资源的主要原因，一是县乡两级的事业单位体制占有了财政资源，二是村级财政缺乏农民组织治理下的公地制度，需要进行事业单位体制和政府体制的彻底改革。

2002年5月20日至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第22期干部进修班延安考察团分成城乡就业、农村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三个主题下到县、乡、村进行考察调研，现将农村社会发展课题组的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考察方式

农村社会发展课题组一行九人，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民族所、法学所、历史所、文学所、拉美所、宗教所、外文所及党校总部。课题组于21日上午聆听了延安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以及市农牧局、教育局、卫生局、民政局、文化局的简要介绍，下午又与卫生局、教育局、科协的负责同志进行了较为深入地讨论。自5月22日至26日，由市政策研究室郭桂林牵头，市卫生、教育、民政各局派员参加，与社科院考察团农村社会发展课题组共同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延安市农村社会发展专题考察组赴安塞、洛川、甘泉三县考察。5天时间内走访了延安北部的安塞县沿河湾镇杨家沟村、候沟门村、方塔村，谭家营乡桃树湾村，招安镇招安村、闫庄村；延安南部的洛川县京兆乡三涿洼村、来往村，旧县镇荆尧科村；延安中部的甘泉县城关镇姚店村、曲里村，下寺湾镇下寺湾村，共7乡（镇）12村。此外，还考察了三个县的博物馆（文化馆）、2个镇医院、3个乡村小学、一个县种畜场和一个乡办养鸽场共10个社会机构。

尽管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在市政策研究室的精心安排和严密组织下，在延安市各有关局的大力协作下，在延安的3县7乡12村的紧密配合下，课题组的调研活动基本上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本次调研时间虽短，却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高效率调研模式。

第一，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取得尽可能大的收效，课题组明确了此次调研的三个方向，分别是农村社会组织、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农村文化建设，并依这三个调研方向将课题组再分为三个小组，社科院的学者和延安市局工作人员依各自的研究或工作方向混合编组，形成双方密切合作的组织形式。事实证明，这种组织方式能够充分发挥本地干部情况熟、语言通、了解政策、沟通便捷等特点，对于帮助社科院的学者迅速进入情况、拉近与调研对象的距离、缩短主题调研的准备时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第二，鉴于延安市地广人稀，我们这次考察确定的3个县又是从北到南、纵贯全区，为了节省时间，在延安市政策调研室的帮助下，每到一县所辖区域，均按照远近顺序，沿途先进乡（镇）看点、下村、入农户访谈，再回乡镇座谈。到县城后也先看点，把听取县里全面情况介绍和座谈讨论放在该县考察的最后。这种安排方式科学计划了所有的工作时间，并使得调查过程先具体后抽象，符合从感性到理性，自然提升、形成概念的基本认识规律。

第三，5天调研时间一般只能走马看花，为了对于调研对象的了解尽可能深入，社科院提出，入农户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是极其珍贵和必要的。在市政策调研室的努力下，自第2天起就将下村调查的重点放到了入户调查（包括田间地头找农户调查）。每次农户调查均按照农村组织、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农村文化三个小组分别进行，调查内容在了解农户基本状况基础上各有所侧重。结果不仅扩大了调查面，而且有益于对三个重点调研方向加深理解。三个小组在3县5乡6个村庄共调查了30户农户，力争做到了下马看花。

二、营销是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主要环节

延安市近年来大力开发林果、畜牧、棚栽三大产业，规模和效益不断提高。产业开发使农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粮经比达到48：1：51.9，粮食作物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31.4%，非粮作物产值年均递增11.1%.发展非粮农业的政策，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的农民吃饭问题，还对于农民增收、生活有余发挥了重要作用。1997年以来，延安市积极实施山川秀美工程，加大退耕还林还草力度，全面推行封山禁牧，舍饲养畜，使得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一些重点治理区域的生态开始恢复，这为未来林业、畜牧业等非农产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给农民的长远增收提供了根本的保障。所以，农民对于新的产业格局衷心拥护并对未来的生活怀有憧憬和渴望。

延安非粮农业的三大产业——苹果、蔬菜和畜牧业，有两大产业的主要矛盾都在于营销，畜草业目前还没有形成规模，如形成规模后未来的主要矛盾也将集中体现在市场营销环节。

市场营销是延安市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主要瓶颈。而将分散的小农户生产方式的农产品推向现代化销售市场，面临着双重矛盾：一是产品品质差异性很大的分散的小农户生产方式与产品规范化标准化的现代化生产方式的矛盾；二是收购、储运、上市分散化的营销模式与集中化的公司营销模式。这两重矛盾又以市场的最后检验功能统一起来，非标准产品的市场接受程度低，售价上不去。所以，解决这双重矛盾的最佳模式，在国际社会已有公论，即规模化的农场生产与规模化的公司营销。但是，这种模式与我国人口众多、特别是农业人口过剩的现实发生冲突，我国必须探索另外的道路。即在保障就业人口能够获得就业岗位——不论这类岗位是否经过结构调整的前提下，推动规模化的生产与营销。

1、规模营销的现状、经验与启示

在延安，规模化生产的矛盾相对解决的较好。目前，洛川、富县的苹果、安塞、甘泉的蔬菜规模生产都已经成形。矛盾突出表现在产量集中、保鲜周期短（蔬菜保鲜周期更短），果菜的商品转换率低，市场销售压力大。为了解决规模营销的问题，不少县份由政府机构直接成立果菜销售公司，在收获季节突击销售。还建立销售经纪人制度，协调果商和果农的矛盾。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也在其中发挥作用，在收获季节起到了类似销售经纪人的作用。

但是，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销售，尽管在市场不发达的阶段可以部分替代市场的功能，见效快，不过其负面影响却十分深远。不仅占据了市场发育的空间，阻碍了市场竞争，还侵占了本应归属农民的所得。

调查中发现，延安市的果菜营销主体，除了政府行政性销售公司和销售经纪人之外，还有一类农民合作组织，其中包括由政府官员、村干部兼职或者参与组织领导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和主要由农民自发组织的果农、菜农协会。例如洛川县旧县镇荆尧科村的果农协会，由农民自行管理，干部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村干部不兼职。自1998年起，协会以统一销售为主题，先后采取了广告招商、组织修建果库群、进行返季节销售、在外地设果行等方式，取得了显而易见的经济效益。尤其组织果农集资兴建果库群，采取村上出地、农户出资，统一修建、统一管理、单库产权由出资农户所有的方式，既有储存规模——16个单库共计可储存160万斤果，又有灵活弹性——单库或群库出租可分可合。2001年，不仅单库的农户因返季节销售，平均每户增收万元左右，而且由于单库拥有者向缺乏储存和销售能力的农户提前收购，也帮助这些农户得到了稳定的收入。由于农民得到了看得见的利益，增收有了保障，对果协倍加拥护。

据调查，荆尧科村所在的旧县镇，在2001年以协会与果农合作方式共修建群库5座，并且还以农民出地、果商出资的方式建成了6座果库，目前全镇的果库已经建设了二百七、八十个，总库容量占到年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从解决果农销售难问题开始的农民建群库，将苹果产业的生产环节延伸到储存环节，从而造就了苹果常年销售无淡季的新的营销方式，有效地提升了苹果的销售价格，带动了仓储、运输、批发、零售等一系列新的产业的发展。这种抓住关键环节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的做法，目前正在洛川县进一步推广。

再以甘泉县城关镇姚店村蔬菜协会为例。该协会是全县第一家专业协会，会员10人，均为种菜能手，有县里发的农民技术员证书。协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本村人进行技术指导和新品种引进示范，义务服务，不收费。在蔬菜销售上，协会会员发挥中介作用，为菜商和菜农牵线搭桥，收取相当于售价5%的差价作为报酬，相当于蔬菜销售经纪人。据调查，该村蔬菜总量的约90％通过协会会员的中介作用销售。

上述两类专业协会不仅组织方式不同，一为农民自愿参与的合作组织，一为技术能手的专业组织，而且功能结构也不同，前者以营销功能为主，后者以技术指导为主。显然，以营销为主的协会给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利益，能够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

政府如何在营销环节上功夫，洛川旧县镇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启示。第一，并非只有政府才能搞规模营销，公司＋农户并非等于政府＋农户。协会＋农户甚至是农民营销合作组织＋农户完全有可能搞规模营销。第二，政府需要摆正与市场和农户的关系，抛弃以往直接干预市场和农户的经济统治模式，改换角色，实行以规范市场、提供技术与信息服务，运用政策引导和发动农民自组织合作机构搞规模营销的治理模式。

2、农业产业化初期，规模营销是否必须依靠政府进行？

不搞清这个问题，就无法认识农业经济治理模式的关键在于发育农民合作营销组织。

从规模营销的农业产业的性质上看，为了完成政府调控的目标，如粮棉油等国家调控价格的生产项目，一般需要通过政府的服务补偿市场服务的不足。此时，政府加农户的模式具有必要性。不过，延安的果菜业、畜草业产品并非属于政府调控范围之列，可以完全由市场调节。在市场可以做也做得到的领域，以政府加农户的方式规模营销，后果非但达不到帮助农民增收的目标，反而以政府帮助的名义占有了农民原本可能得到的利润，结果导致手段与目标的错位。如果政府本来能够生成利润的那部分涉农的空间也占满了，将可能生成利润的领域都垄断了，利润都进了政府或政府官员的口袋里，农民到哪里去找增收的门径呢？

所以，在政府以行政力量大力推进行政性销售公司和农技协时，的确需要拷问一下自身，出现这种政企、政社职责不分，以政代企、以政代社的现象，到底有多大成分是为了农民的利益，又有多大成分是为了自己——以突出政绩换取进阶的速率。如果真正为农民利益着想，起码需要承认对于农民增收这个目标而言，行政化手段不过是饮鸠止渴而已。更为长远性的政策应该是：由政府构建起一个市场体系；规定对这个体系施加影响和取向的社会经济政策；通过法律和政策对于市场进行整合与管理。

在这方面，洛川县创造了有效的经验，他们组建了苹果交易批发市场、苹果交易仲裁委员会和苹果交易信息服务中心，还建成了一厅式办公的苹果交易信息平台，将各地的苹果交易信息以大屏幕展示出来。苹果交易仲裁委员会由县工商局主管，县法院、植保站、苹果检疫站、苹果产业局、以及公安、技术监督局和工商局共同参与，专门解决交易过程中的各种纷争和矛盾。

3、如何发育农民合作营销组织

首先是这类合作组织的定位问题。我们所言的农民合作营销组织，是前述洛川县旧县镇荆尧科村果农协会一类的组织。它到底属于社团还是企业，农民和干部们都存在不同看法，导致这类组织在开发各类服务和经营活动中的合法权益很不明确。例如，荆尧科村的果农协会正在向着以销售为主导、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化组织转变，经营和获取利润成为促进这种组织发展的动力。但是协会的组织成本目前主要依赖领导人的志愿和奉献精神化解，该会会长——一个很能干的农民告诉我们，果协需要向企业化发展，否则无法继续支持。可见，组织起来的农民已经意识到，为了适应农村非农产业进一步发育、农民进一步增收的需求，企业化道路非走不可。

那么，这类组织的企业化道路是否通向市场上的专业销售公司呢？能不能找到一种既能够帮助农民方便和低成本地进入市场，获取收益，又能够保持其团体内部的自助、自保、自我监督、民主决策的社会组织的品质呢？找到这条道路，不仅是政府制定规模营销政策的需要，对农业经济实施有效治理的需要，更是农民公众进行自我管理的需要，因此，它关系到延安市未来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体制的变革。

我们认为，这类组织的最佳模式是农业营销合作社。农业营销合作社是每个社员以劳动参与的平等的自治、自助经济联合体[1]，是一种不同于专业公司的特殊企业。它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参与者个人自助、自担责任基础上的民主、平等、公平与团结，因而与专业公司不同而与社团类似，它的运营特点是等份入股，一人一票，社员控制，按劳动量或交易额比例返利，这一点不仅与社团不同，而且与专业公司也不同。专业公司是老板雇工人，老板管决策，工人管干活老板分红利，工人得工资；合作社是人人是老板，共同决策共同劳动，不允许有只决策不劳动的社员，劳动所得为收入主题，股份所得即股息类似利息可进成本，所以它是社员控制下的自治、自助的独立组织。据史料载，这类组织早在国际社会走入工业化初期时就存在了，并且还组成了国际合作社联盟（ICA）。抗战初期，中国曾成立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当时，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也曾组织过各类的合作社。根据近期的国际性研究，合作社被认为是最有利于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和下岗工人的组织。在荷兰、日本以及台湾地区，畜牧业、果菜业的营销合作社占据合作社总量的70%-80%.这些经验值得延安研究和借鉴

延安要发育农民合作营销组织，需要认清以下几点：

第一，分清协会与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有其必要性，不能统统改成合作社。

第二，合作社是农民自愿的组织，不能搞强迫，不能拔苗助长。

第三，合作社是一种社会化营销服务的组织形式，但与政府办的供销社一类组织性不同，它不属于政府主导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未来合作社组织发展壮大了，自然会构成自己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并与政府体系形成合作关系，但是合作前提是自愿和市场交易公平，不应有任何政府的授意或者其他形式的干预。

第四，关于合作社的适用法律。许多国家都将其确认为法人组织，但其实它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即劳动合作性质的经济法人。所以，它常常被归类到第三部门即既非公司又非政府的社会其它组织，而且获得经营免税资格。中国目前还没有为国际通行的这类合作社量身度作其适用法律，延安市可以考虑根据本地情况先出台适用办法。

延安要造就农民营销合作社这类新型的经济组织，政府的思路和政策必须做较大幅度的调整。

第一，政府要为农民营销合作社让出空间，将那些由政府部门翻牌而成的行政性公司或脱钩或解散；

第二，政府要构建市场框架、包括法律法规和交易仲裁、监督等基本秩序；

第三，对农民营销合作社实施鼓励政策，可以考虑免税以及鼓励销售，多销多奖，将

政策实惠真正落实到农民头上。

第四，摆正合作社与村委会的关系，推动村委会的职能变革。村委会应该成为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自治组织，而农民营销合作社是农村社区的经济自治组织，两者之间完全可能形成功能互补的形异质同的同构组织。

总之，发育农民营销合作组织，是一场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变革。它与延安的社会经济体制、社会经济政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它的方向无疑是发育政府以外的机构以及社会经济的纵经横纬，使得“弱社会”逐渐强大起来。尽管目前我们对于新的结构和新的体制的框架尚不清晰，不过，基本原则就是不能由政府包打天下。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在农村，需要能够集合农民的愿望和利益的集体行动的组织。这些组织与政府之间需要结成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

三、农村社区公共事业调查

本次调查，我们除了在安塞、洛川、甘泉三县的座谈会了解农村社区公共事业发展状况外，还走访了三县的3所中小学和2所乡卫生院，并在下户调查（30户）中了解农民家庭收支以及用于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事业费用的情况。

1、我们的主要印象

第一，近年来，延安农村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乡乡通路、村村通电，程控电话到乡，电讯网覆盖了80%的乡村，大多数的村通了自来水，农民的生活质量比5年前大有提高。

第二，延安市通过加大对于教育、低保、医疗卫生的投入，积极推进教育和医疗卫生

事业改革，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全市农村地区的公共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比较突出的是全面推行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头。表现为起步早、方向明、政策对头，效果显著。特别是全市确定了“小范围、低标准、先启动、后提高”的原则，摸清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口的底数[2]，摸索了关于农村低保对象的资格认定方式，并创造了统一兑付时限、持证开单、信用社领取的一整套效率高、有保障的低保金领取方法。

第三，三县均很重视农民减负工作，使之取得明显成效。例如，安塞县推行农民负担

“明白卡”制度，统一票据制度和农民负担专项审计制度，同时，认真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不断完善监督机制，加强监督检查。2001年，全县人均负担提留统筹费24.8元，占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45%.不过，调查显示，农民负担重并非主要由于三提五统等规范化、制度化的措施，而是在此之外的各类临时性缴费，特别是公共事业的达标活动，无论交通、教育、卫生，各部门统统要农民出资搞创建。从而引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农村公共事业应该由谁来出资？

第四，延安市坚持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确立了“教育奠基、科教兴延” 的发展战略。在农村中小学教育方面，近年来实行“普九”攻坚，布局调整，质量管理、“四制”[3]改革，贯彻国务院关于“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指示精神，加强了对农村义务教育领导和管理，强化了县政府的统筹管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的责任、乡镇政府和村组织的办学责任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责。不过，教育方面的问题还很明显，表现在：a、投入仍然不足。延安全市中小学目前还有14万多平方米的危漏校舍缺乏资金。b、人力资源前景堪忧。高素质的教师短缺，目前只能拔高使用。d、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低。校舍投资不断地追人口高峰，但是高峰期过后人去楼空，现在小学校舍已经过剩，初中校舍也将过剩。c、农村学校的规模效益与就近入学有冲突，布局调整难以两全。e、学校管理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乱收费的等现象。

2、农村社会公共事业的财政问题

（一）农村地区的社会公共事业严重缺乏资源

农村地区的社会公共事业严重缺乏资源，主要表现为各项社会事业的经费一直严重不足，除了计生一项的经费由中央按人数直接划拨专款外，其他各项如教育、卫生、计生、低保和文化均存在重大缺口。

首先是教育。今年4月以前，教育政策一直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即在资金拨付上，国家只管公办教师基本工资，其他各项民办教师工资、按教职员人数发放的公务费，班主任津贴、危房改造、教师培训、设备配备等各项开支均要由县乡两级财政承担。仅教育经费这一项每年的开支就占据了县乡两级的基本财力，给县乡两级财政造成极大困难。特别是乡一级几乎90%的财力全用于教育，例如洛川县京兆乡共1348户5638人，2001年的财政总收入167万元，全乡干部有97名公务员、150名教师，年工资总额高达188万元，财政收入全部吃掉还不够，只能由县财政补差21万元。再如安塞县，教育经费每年约需2300万元。其中绝大部分用于人头费，即按照学校教职员工人数拨付的行政费、津贴等，还有校舍维修费。其中，用于民办教师工资的部分并不多。安塞县有民办教师850人，月工资每人300元，年开支需要306万元。县财政只开支133万元，占民办教师工资的43.46%，其余173万元，占56.54%的部分要靠每年向农民征收的教育费附加中解决。2300万元教育经费尚未计入设备购置费。最近国家教委要求各地中小学配备电脑，如果按照要求配齐，安塞县需要4400万元。由于缺乏经费来源，安塞县教育局只有以向学生收取上机费、与供货厂家协议借款等方式筹措这笔资金。

其次是医疗卫生。1985年国家规定卫生系统的资金由地方财政拨付。而卫生尤其是农村的医疗卫生一直没能排上位置，致使各县级财政在造预算时压低对县乡两级卫生机构的拨款。据了解，延安各县均实施差额拨款，一般只拨付工资的60%，高者为80%.而工资外的其他费用，包括房屋修缮、设备购置、医疗用具、行政开支统统得由医院和卫生院自行创收解决。医疗的市场化机制对于生活在社会平均水平之下的农民群体无疑起着社会排斥的作用。

第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部分资金也是由地方财政负责。延安市县两级财政为保障农村贫困户每年出资350万元，所保障的农户已经占农业人口的2%.但是，按照目前的测算，还有一半农村贫困人口的低保资金尚无着落。

文化方面的资金拨付就更加捉襟见肘。现有资金只够勉强维持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地方

财政对县以下的文化事业和文化设施无固定拨款，只有搞活动时专项申请，才可能有少量拨款。可以说，文化事业排延安各项社会事业中的最末一位，尽管延安历史悠久、民俗文化积淀深厚，但却由于资金严重不足，导致文化事业的发展趋于边缘化。

为了补偿资源的严重不足，教育、卫生、交通等各公共部门，不断提出各种创建活动的

达标指标，发动各县乡作捐献。据调查，农民负担沉重，主要在于费多而不是税重，而费多的主要原因并非是三提五统，而是在此之外的名目繁多的各部门的缴费。

（二）事业单位体制是衍成矛盾的主因

导致延安农村地区社会事业经费严重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延安的事业单位体制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以来，企业、国家行政机关都实行了有足够力度的减员增效的人事改革，唯独事业单位不仅本身的改革力度不够，而且成为另两项改革的防空洞，从国家机关和企业才减下来的人员第一选择不是市场而是事业单位，致使事业单位愈加庞大，人头费占据了大量资源。延安2001年的财政支出结构[4]中，事业费开支总额占到财政支出总额的42.43%，而行政管理费占总额的20.4%，仅这两项就占到财政开支的62.83%.而用于城市基建、企业挖潜改造和农业生产和开发的资金不足10%，其中农业部分只有3%.另据统计资料表明，延安市事业单位2001年末总人数为65449万人，占全市从业人员年末总人数的37.62%，其中，国营和集体的事业单位在岗人数分别为64584和841万人，分别占到这两类单位年末总人数的39.8%和8.7%，自然，由事业体制所决定的事业费只能首先用于满足人员开支。

综上所述，延安市的社会事业发展面临的矛盾，表面看来，是事业单位资源配置出现了结构性矛盾：机构多、人员多，人头费比例过大，占有了大量财政资源，致使人员工资以外的事业发展项目缺乏必要的资金，似乎需要在现有的财政开支42.43%的份额中进行调整。不过，问题的本质并不在此。我国的事业单位体制是计划体制的重要遗产之一。在这种体制下，人们习惯了一涉及事业发展，就必然铺摊子、增机构、增人员，先保证人头费，而不是先考虑项目成效，造成了事业发展的国家包揽的低效率模式。这种模式的缺陷，不仅仅在于行政和经济上的低效率，而且，对于民间社会力量的自组织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以与三农相关的县乡两级的各类事业单位为例。如农技推广站、植保站、种子站、林业站、水利站、粮管所等“七站八所”都属于政府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机构，也都是按照计划体制的指导思想建构起来的。市场体制改革以来，这些机构中有一些组织例如科技协会的指导思想和服务方式有所转换，但是多数机构依旧我行我素，并未树立为农业为农民竭诚服务的思想，而是只为自己的职业和职位服务。这些机构拿着政府的工资，赚取农民的金钱，遍布农业方面所有领域，几乎将所有可能产生利润的涉农领域全部垄断起来，显然，这给农民自组织互助合作组织和自行增收带来极大的困难。

（三）改革的新思路

面对社会事业发展不断增长的需求，延安市的选择只有两种：一是在原有的事业单位体制之内作改革，新增事业拨款必须以改革旧的事业体制——减机构、减人员为前提；二是打破现有事业体制框架，大力发展现行体制外的“新事业单位”即国际通行的第三部门机构，促进新旧事业单位之间的结构替代。所谓第三部门，是既非政府又非企业的社会的第三大部门，所谓第三部门机构，是不以牟利为目的的社会公益或者互益产品的非企业的生产服务机构，他们的资源来自依成本计费的社会服务收费、社会捐助以及向政府申请的社会服务项目的专项援助。因此，这些组织可以视为不拿政府工资的从事社会公益的“新事业单位”。

发展社会事业，不可能再走老路，而任何新路都涉及事业单位改革。彻底的事业单位改革要走第二条道路。即事业单位除了必须由国家支付工资的基础科学研究机构之外，大部分机构要撤销或自理，自理的方向一是转向企业，第二就是转为第三部门机构。政府的社会事业发展政策，必须适应这种方向性的变革，实现社会事业单位结构的彻底转换，即社会事业单位结构从依赖国家支付工资的国办事业单位为主转变为主要以民办公益事业单位为主。为此，需要一面削减国办事业单位和人员，一面扶持非政府的第三部门社会组织包括农民的互助合作组织成长。扶持的方式可以考虑建立社会事业发展专项基金，专门用于支持民办公益事业单位的项目，同时建立公开透明的项目审查委员会根据项目申请拨付专项援助资金，基金来源于从削减国办事业单位机构人员中节省下来的经费。这样做的效果，将彻底改变社会事业费的开支结构，从发放人头费为主转换为支持社会事业项目发展为主。

总之，上述社会事业单位的组织变革，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事业费财政开支结构的变化，构成了延安市事业体制的改革两大目标，这个改革不仅仅是延安市的需要，也是我国事业体制改革的需要。改革的关键，在于找到一种能够实现改革目的——保证社会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有效的组织方式。发展第三部门，其中包括农民的互助合作组织，正是一种有效的组织方式。

3、税费改革引发的问题

首先是乡村两级政权的运作成本主要来自农民负担，取消农民负担，等于取消乡村两级政权的公共管理费用，致使乡村两级组织无法运行。

二是教育方面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作为乡村一级教育主力的民办教师，其工资一直缺乏制度化来源，税费改革造成了新的资金缺口。由于现行政策规定，民办教师转公办，必须是1983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而在此之后20年间参加工作的民办教师，无论如何优秀都不能转公办，他们的工资只能在预算外筹措解决。由于安塞县850名民办教师中，有720人都是于近20年间才参加工作的，属于民办转公办的政策界限之外，所以，他们的工资还是只能由县乡负担。费改税后原由农民负担的教育费附加取消，国务院又下达了教育“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指示，民办教师的工资要由县级财政完全负担，从而形成县级财政的新缺口。

三是以农民负担不减反增的怪现象揭露了以往搞浮夸追政绩的恶果。农业方面的数据大都不是统计的而是调整出来的，例如延安全市只有400万亩土地，而退耕还林按照各县报送的数据要退出1000万亩。这主要是因为多报土地可以少算产量从而降低计税基数，少缴税款，所以年年因交通、工业的农田占地，上报统计数据时大量未能未照实报减。同时，也有一些乡镇，鉴于国家对退耕还林给粮给钱，就有意调高本地耕地面积。总之，统计数据根据需要调整。这导致税费改革政策带给农民的好处全被腐败风气吃掉。农民负担本应比原税负下降20%，但是由于过去虚报土地面积、虚增产量，虚减纳税基数，现在要按照实际情况重新计税，结果核算下来，农民的税负不减反增。

4、村级社区的公共财政问题

（一）一般状况和范例

本次调查涉及7乡（镇）12村。村一级的财政由村委会掌管。例如洛川县来往村，村委会将150亩果园交26户村民承包，年收入1万元，干部工资3000元，招待费4000元，小学校1000元，其余为修路等费用。该村的财政收支可以反映一般状况，即村委会的主要功能不是本村的公共服务，而是完成上级的行政任务，协调农业生产、为农业生产提供行政性服务。

另从甘泉县城关镇姚店村更可看出这一倾向。该村是全市和全省的典型模范村。该村距县城2.5公里，是蔬菜产业村。由于地处主干道公路旁，前几年又有石油勘探队驻村，曾建设了道路两旁的门面房租给村民经商。据该村提供的2000年下半年村委会财务收支清单显示，在该村收入的155525.20元中，收回社员的菜地、荒山、果园承包费占53%，其余47%为非农收益。非农收益的主要项目为：外来户地基费、油田占地租赁费、用水租赁费、县牧草站土地承包费、镇农经站分红利息、预制厂承包费、房租费。可见，该村的非农收益是通过村委会实施对土地资本化的介入，从而参与收益分享而获取的。这类收入已经脱离了农业，不再与农民有直接的关系。自然，其支出也与农民的需求没有密切关系。该村支出175374.91元，其中，与农民需求关系较为密切的有：a、独生子女优待金和教师节慰问金，共1160元，占总支出的0.66%；b、公共设备维修费17840元，占总支出的9.2%；c、建蔬菜大棚的材料、人工、农膜，以及放水浇地的人工的付费共19484.77元，占总支出的11.1%；以上三大类的开支总共占总支出的20.96%.而用于行政开支包括招待费、出差费、报刊费、作横幅标语等宣传费、干部吃派饭费等等共39721元，占总支出的22.61%.其它大项开支有：a、还资金局贷款和支付个人贷款利息57220元，b、付土地局、土地所房地基管理费等11400元，c、付元庄大会战款12495元，d、付给村民占地补偿费9690元，这三大项总共占总支出的51.78%.从该村的财政支出表可以看出，村委会的主要功能既不是农业生产也不是公共服务，而是行政性的收益分配，它所代表的，主要不是村民的利益，而是将土地资本化的各类主体包括相对独立的政府部门的利益。

（二）公地制度支撑下的村公共财政

本次调查中还发现了村财政的另类典型——安塞县招安镇闫庄村。该村地处山梁沟壑之间，自然条件差，地广人稀。全村有11座山、17个台、14个湾，总土地面积12.8平方公里，4个自然村，5个村民小组，134户、583人。2000年底，全村人均纯收入2800元，超出全县平均水平%.该村的突出特点是建立了公地制度。1974年，村集体（即生产队）开辟了1700亩林地，在80年代撤销生产队，搞分田到户时，当时的队干部眼见外村分林地后树木被砍伐一空，下决心林地不予分配，从而保留了这块“公地”。如今，集体的林地已经发展到4000余亩，使村集体的年收入稳定地达到2万多元。1999年，该村还利用集体林场的沟底坝地建成了3个鱼塘，并发展舍饲养羊和养鸡。预计3年后村集体年收入可达10万元以上。村集体经济的各项收入分配均由村委会提出、村民小组讨论通过。主要分配的项目有：本村小学民办教师补助、校舍维修和办公费、育林人工资、打坝整地封山绿化出工费、修路架电、安装自来水和电话、本村困难户补助、干部补助、卫生专干补助、为村公共事业出力的人员奖励（教师、卫生专干、育林人、村干部）等等。据调查，该村分配状况与其它村的最大不同，是全体干部的补贴和奖金总额每年不超过2200元，只占全年集体收入的不足10%……由于村委会有效地提供了村公共服务，改善了村公共设施条件，并且利用公共资源推广新技术和开展扶贫帮困，实施政府退耕还林政策，成为村民利益和需求的代表，所以得到了村民的拥护。据村委会记录本载，5个村干部经村民投票，满意程度除一个为百分之六十几外，其余均为百分之七十多到八十多。

（三）农村社区发展公共服务需要改变治理方式

闫庄村的经验证明，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供给需要解决资源来源问题。即“有钱办事”的问题。农村社区的治理方式，一是政府转移支付、向小农社会提供足够大的财政补贴，另一种就是让农民组织起来自保自助，自我管理，实行社区自治。选择那种方式治理农村，前提条件是资源从何而来。既然政府没有可能做到对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足够的转移支付，那么，就只有走后一条路。为此，村庄“公地”显然很有必要。公地资源成为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来源，由村民选举的村委会成了村公共服务集体消费的组织者和信息沟通渠道。这样的村委会由于被公地制度赋予了公共经济的组织功能，其功能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主要功能从协调农业生产、为农业服务和上级政府服务的社区行政功能演变为社区公共服务。村委会的组织性质同时也发生了变化，从字面上的村民自治体实质上的基层政权组织演化为真正的社区自治组织。放手让农村社区建设一个自我协调的自治机制，是将高度分散的小农户凝聚成团粒结构的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方式。

闫庄村的实践还表明，村庄公地制度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首先是公地的来源。1996年，中央政府明文规定，集体保留的机动地的总规模不得超过5%.闫庄村只所以能够不断扩大公地，是因为该村地处荒山僻野，可以发动村民继续开荒。而姚店村地处城关，公地大量为工商业用地所占，而工商业占地的收益并不稳定，姚店村曾在几年前，用土地资本化的收益分享为本村小学盖新房，但现在已经无钱继续投资公共事业。其次是公地的经营。

闫庄村的经营方式有两类，一是由村委会出工资雇村民负责集体山林，二是与32户村民合股、村民出地、村委会投资、分户管理，建成100亩干果生产基地，收益后村委会与村民按6：4的比例分成。这两种方式都保障了村委会的公共权益，即依村民需求提供公共服务的权益。姚店村则是将所有公地都统统化整为零交由村民承包，另在几年前开发第三产业，村委会盖门面房，租赁给村民作商店。对于这些公地的使用和收益，村委会缺乏管理监督，只能有钱收钱，无钱拉倒。第三是公地的收益分配。闫庄村村民监督来真格的，大家不同意的项目不能开支，村委会主任必须到村民小组一一做工作说明情况。村干部和村民小组会至少半个月一次。姚店村尽管财务开支的透明度很高，每月都在村头黑板报上公布，但是大量与村民无关的开支仍然照支不误。村民没有多少兴趣参与意见。由此可见，制度的效用来自农民的参与，而农民参与的积极性来自农民的利益，只要让农民得到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收益，就能够通过社区民主的方式鼓励参与和分享，从而使制度建设成为保障农民收益的工具。

5、关于农村医疗卫生的状况和建议

近年来，延安市的卫生工作按照“整顿村级、强化乡级、提高县级”的思路，狠抓了医疗机构、卫生监督体制、卫生事业单位三项改革，加强了卫生防疫工作，碘盐配售制全面启动，地方病防治取得明显成效。例如甘泉县，狠抓初级卫生保健工作，把重点放在改厕改水，合作医疗和农民健康教育三个环节上，使80%的群众的饮用水得到了根本改善，通过普及卫生知识、提高农民自我保健意识、改变农民不良卫生习惯，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卫生行政部门由过去的计划管理转为宏观调控，按照“保机构、保职能、放经营”的原则，对乡镇卫生院实行了保本增值承包。

（一）现存的主要问题

根据我们的考察和延安市卫生局今年对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及医疗服务的抽样调查，延安地区的农村卫生健康方面存在着令人堪忧的三大问题。

第一，医疗服务需求大而利用差。今年以来，为掌握全市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与医疗

服务状况，延安市卫生局按照分层整群随机抽样为原则，根据经济水平和自然地理位置选取志丹、宝塔、洛川三县，每县随机抽取4个乡，每乡随机抽取2个行政村（居委会），对于3县12乡24村（居委会）的4740名城乡农村居民进行了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农村居民两周内患病率21.44%，慢性病患病率13.75%，两周就诊率3.61%，年住院率3.40%，88%的人自费看病，40%的孕妇产前不检查，57%的分娩者在家中接生。其中，与1993年的国家卫生服务总调查中的两周内患病率和年住院率者这两个可比指标相比，延安的两周内患病率高出1.35个百分点，年住院率低1.5个百分点，可见延安的医疗服务需求高出全国水平而医疗服务的利用状况低于全国水平。

第二，农村卫生体制及资源配置方式不合理，资源浪费严重。具体是：a、乡镇卫生

院改革与发展举步唯艰。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不活，多数经营效益低下，人员连基本工资都拿不齐。b、乡镇卫生院和计生服务站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乡镇卫生院有专业技术人员却没有较好的设备和诊疗仪器，而乡镇计生站有先进的仪器，却没有专业技术人员。计生站还向着医疗领域延伸，与卫生院争夺市场。c、村卫生室处于瘫痪状态，集体经济已经名存实亡，合作医疗名不符实，乡医半医半农，年龄知识老化，无力承担农村社会卫生工作。d、缺乏人才，后继乏力。如甘泉县几年未分配一名大学本科毕业生，分配来的多是中专学生，而且往往还不能到岗到位。主要原因是基层卫生单位效益差，待遇跟不上，多年有声望的和技术较强的卫生技术人员不安心工作，人才外流现象严重。

第三，农村的公共医疗事业正趋于瓦解。表现在：a、本属政府管辖范围的预防保健，目前也进入了市场。如小儿麻痹预防疫苗，应该由国家支付疫苗的购买费和注射费，但是据我们调查，不少乡镇的村医都帮助县卫生院收取注射费和疫苗购买费。另外，流脑、甲肝、流感、狂犬病作为特殊的医疗服务，注射费用均未列入国家支付，甲肝的疫苗购买费也由个人支付。b、未重视农民健康教育。基本上是以治为主而不是以防为主。由于对于健康保健知识的传播不够，使明显对群众有益的盐加碘制度，只能依靠工作人员签署目标责任书，以行政方式贯彻。c、合作医疗解体。七十年代中期，合作医疗作为依附集体经济的农村福利形式，在延安地区90%的村普遍建立起来，依靠村的集体经济，发挥了重要的初级医疗保健作用。近年随着村集体经济的瓦解，合作医疗也瓦解了，尽管政府倡导恢复，但是未能解决资源来源问题，是政府要办而不是农民要办，所以各地的积极性都不高。据近年的调查，延安市村级合作医疗仅存7.8%.第三，卫生投入不足，卫生事业总费用占市县两级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0.29%

和1%.农村合作力量发展缓慢，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相当突出。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十分突出，因病致贫的贫困人口增加，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下降。入户调查证明了这一点。

延安出现的这种状况其实与全国大同小异。而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制度性问题。据有关专家研究，关键的原因在于公共支持水平和有效性的下降。[5]尽管经济和收入水平的增长了，但是，这并不必然带来健康和生命指标的相应改善，因为，个人收入的上升不见得会投资给公共健康，如果公共支持即政府的努力和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个关键因素不能随着收入和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加强，而是简单地放给市场，那么，个人收入的上升则不可能抵偿公共支持的下降。

由此，我们的问题转化为，在市场体制下，采用何种政策和制度设计，才能有效地强化政府对于农村卫生的公共支持。

（二）关于在延安市试行农村医疗互助合作社的设想

根据我们以往对于农村医疗保障的研究，结合延安情况，我们提出一种农村医疗保障新模式，既在保障农民健康的总目标下，建立农民医疗互助合作社（简称农医合）体系，与政府及企业长期合作，担当农民的预防保健、门诊和大病医疗，同时建立和试行为农民健康保障服务的社会化医疗管理体制。（见附件）

（三）关于能否在延安市试行农村医疗互助合作社的简要论证

首先，这种模式构想具有理论上的经济有效性。目前，全国无论城市农村，卫生事业都面临着政府的公共支持水平和有效性下降的局面，农村尤甚。根据世界经验，在健康和医疗服务上，挑战资源的优化配置的主要问题，是能否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两方面的资源形成最有效的生产组合，而不是任何一方的单方投入和单方生产。投入能否互补，如何互补，是决定能否产生经济有效的社会化协作的医疗保障模式的关键。如果投入是严格可替代的，就不存在协作的可能。孰优孰劣要由谁的生产率高、成本低来决定。我们设计的模式建构在政府部门和农医合投入互补的规律之上。政府部门投入的是农村医疗保健政策、预防保健体系的设备、人员、资金，以及对于农医合的人力资本——社区医生的全部投资；农医合投入的是用于门诊购药的资金和大病住院医疗的保险费，以及选择和监督社区医生及医院体系、政府卫生服务管理体系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政府与农医合各自投入的资本均属于对方较为缺乏而自己较为富有的那一类，因此，双方的投入可以起到互补作用，从而增加产出效率。

其次，延安具有实施这种模式的相对优越条件。这是因为，第一，延安近年来改革与发展的步伐大，战略正确，以抓生态治理为龙头，推进新型农业，农民收入增加明显。同时，财政也稳步增收，这为实施新模式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二，延安各县在发展非粮农业中，开发了农民自组织的潜力，已经有了一批农民自办的类似销售合作社的农民专业协会，这为实施新模式打下组织基础。第三，延安市委市政府以及卫生局的领导人都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和为矢志为农民服务的坚强决心。这是实施新模式的思想基础。第四，延安已经出现了锐意改革的乡镇卫生院。如黄陵县仓村乡卫生院，实行了由乡卫生院投资兴办的村级社区门诊、将乡卫生院的医生一对一地配给到各村的社区门诊，实行包村服务。内容包括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和医疗门诊，除药费外，不收任何费用。这种模式在社区医生方面，已经与我们的理论构想相当类似，证明在延安市已经出现了改革现行体制的强烈需求和实际行动。这是实施新模式的制度改革的基础。第五，由于延安迄今为止并未实施其它医疗体制改革模式，因此尝试新模式不会受到其它模式的冲击，从而可以减少制度试验中的政治成本。第六，延安作为革命老区，理应得到来自中央政府和其他兄弟地区的理解和支持，延安尝试这种新模式，阻力比其他地区相对会小一些。

第三，关于尝试新模式的风险问题。鉴于目前农民在医疗保健可及性方面已经掉到了最低谷，所以，只要精心设计、精心实施，有较大的把握取得比现在好的成效，即收到付费少而保障多的好成效。

参考文献：

孙志明，西部开发与延安发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熊景明等，错位：农民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农民需求座谈会纪要，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

杨团，社区管理与社区建设研究——从社区公共服务的角度探讨，2001年国家社科基金结题报告，2001年

杨团，医疗机构的分类制度研究，中国卫生资源，2001年第3卷第4期。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与制度研究是，大变革中的乡土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香港妇女劳工协会，走在合作社的空间，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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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第22期干部进修班延安考察团农村社会发展调查组的调研成果。调查组成员为：张联瑜、刘纪新、李玫、汪学群、刘小芹、霍群英、吴兴旺、熊秋红、杨团。本报告执笔人：杨团。

[1]关于农合的各项定义参照了1995年关于合作社界定的声明。

[2]根据延安市民政局的统计，全市还有24万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占全市农村人口165万人的14.5%.其中，根据家庭人均收入不足450-500元的最低生活标准计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口为5.5万人，占全市农村人口165万人的%.截至目前已经列入最低生活保障的为24951人，占应保人口的45.4%，按照每人元计算，需要支出350万元。由于中央和省上并未安排农村低保专项资金，所以资金来源只能依靠市县两级。市县两级虽已经安排，市一级出资200万元，县区安排150万元，但是按照目前的测算，还有一半人口（54.6%）的低保资金尚无着落。

[3]校长聘任制、教师聘任制、结构工资制、岗位目标责任制。

[4]2001年，延安市地方财政支出总额为20.9723亿元，其中，基本建设与企业挖潜改造资金13913万元，占总额的6.6%；支持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综合开发支出6340万元，占总额的3%，农林水利气象、工交和流通部门的事业费分别是17218、7134和1736万元，合起来占总额的12.43%，属于社会事业方面的事业费支出，教育40360万元、文体广播10110万元、卫生为11152万元、科学666万元，总共62288万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30%.而行政管理费42842万元，占总额的20.4%.以上数据根据延安市社会经济统计资料手册，2001年，延安市统计局编。

[5]杜鹰，关于农村医疗卫生体制的几点看法，中国卫生发展论坛-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研讨会论文。2000年11月。

第二篇：延安市农村社会发展考察报告

延安市农村社会发展考察报告

摘要：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第22期干部进修班延安考察团分农村社会发展考察报告。本报告考察了影响延安市农民增收和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发展的主要问题，提出在营销环节上要大力发展农民营销合作社，政府要为其让出空间，将那些由政府部门翻牌而成的行政性公司或脱钩或解散；农村社区公共事业缺乏资源的主要原因，一是县乡两级的事业单位体制占有了财政资源，二是村级财政缺乏农民组织治理下的公地制度，需要进行事业单位体制和政府体制的彻底改革。

2002年5月20日至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第22期干部进修班延安考察团分成城乡就业、农村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三个主题下到县、乡、村进行考察调研，现将农村社会发展课题组的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考察方式

尽管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在市政策研究室的精心安排和严密组织下，在延安市各有关局的大力协作下，在延安的3县7乡12村的紧密配合下，课题组的调研活动基本上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本次调研时间虽短，却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高效率调研模式。

第一，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取得尽可能大的收效，课题组明确了此次调研的三个方向，分别是农村社会组织、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农村文化建设，并依这三个调研方向将课题组再分为三个小组，社科院的学者和延安市局工作人员依各自的研究或工作方向混合编组，形成双方密切合作的组织形式。事实证明，这种组织方式能够充分发挥本地干部情况熟、语言通、了解政策、沟通便捷等特点，对于帮助社科院的学者迅速进入情况、拉近与调研对象的距离、缩短主题调研的准备时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第二，鉴于延安市地广人稀，我们这次考察确定的3个县又是从北到南、纵贯全区，为了节省时间，在延安市政策调研室的帮助下，每到一县所辖区域，均按照远近顺序，沿途先进乡（镇）看点、下村、入农户访谈，再回乡镇座谈。到县城后也先看点，把听取县里全面情况介绍和座谈讨论放在该县考察的最后。这种安排方式科学计划了所有的工作时间，并使得调查过程先具体后抽象，符合从感性到理性，自然提升、形成概念的基本认识规律。

第三，5天调研时间一般只能走马看花，为了对于调研对象的了解尽可能深入，社科院提出，入农户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是极其珍贵和必要的。在市政策调研室的努力下，自第2天起就将下村调查的重点放到了入户调查（包括田间地头找农户调查）。每次农户调查均按照农村组织、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农村文化三个小组分别进行，调查内容在了解农户基本状况基础上各有所侧重。结果不仅扩大了调查面，而且有益于对三个重点调研方向加深理解。三个小组在3县5乡6个村庄共调查了30户农户，力争做到了下马看花。

二、营销是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主要环节

延安市近年来大力开发林果、畜牧、棚栽三大产业，规模和效益不断提高。产业开发使农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粮经比达到48：1：51.9，粮食作物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31.4%，非粮作物产值年均递增11.1%.发展非粮农业的政策，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的农民吃饭问题，还对于农民增收、生活有余发挥了重要作用。1997年以来，延安市积极实施山川秀美工程，加大退耕还林还草力度，全面推行封山禁牧，舍饲养畜，使得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一些重点治理区域的生态开始恢复，这为未来林业、畜牧业等非农产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给农民的长远增收提供了根本的保障。所以，农民对于新的产业格局衷心拥护并对未来的生活怀有憧憬和渴望。

延安非粮农业的三大产业——苹果、蔬菜和畜牧业，有两大产业的主要矛盾都在于营销，畜草业目前还没有形成规模，如形成规模后未来的主要矛盾也将集中体现在市场营销环节。

市场营销是延安市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主要瓶颈。而将分散的小农户生产方式的农产品推向现代化销售市场，面临着双重矛盾：一是产品品质差异性很大的分散的小农户生产方式与产品规范化标准化的现代化生产方式的矛盾；二是收购、储运、上市分散化的营销模式与集中化的公司营销模式。这两重矛盾又以市场的最后检验功能统一起来，非标准产品的市场接受程度低，售价上不去。所以，解决这双重矛盾的最佳模式，在国际社会已有公论，即规模化的农场生产与规模化的公司营销。但是，这种模式与我国人口众多、特别是农业人口过剩的现实发生冲突，我国必须探索另外的道路。即在保障就业人口能够获得就业岗位——不论这类岗位是否经过结构调整的前提下，推动规模化的生产与营销。

1、规模营销的现状、经验与启示

在延安，规模化生产的矛盾相对解决的较好。目前，洛川、富县的苹果、安塞、甘泉的蔬菜规模生产都已经成形。矛盾突出表现在产量集中、保鲜周期短（蔬菜保鲜周期更短），果菜的商品转换率低，市场销售压力大。为了解决规模营销的问题，不少县份由政府机构直接成立果菜销售公司，在收获季节突击销售。还建立销售经纪人制度，协调果商和果农的矛盾。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也在其中发挥作用，在收获季节起到了类似销售经纪人的作用。

但是，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销售，尽管在市场不发达的阶段可以部分替代市场的功能，见效快，不过其负面影响却十分深远。不仅占据了市场发育的空间，阻碍了市场竞争，还侵占了本应归属农民的所得。

据调查，荆尧科村所在的旧县镇，在2001年以协会与果农合作方式共修建群库5座，并且还以农民出地、果商出资的方式建成了6座果库，目前全镇的果库已经建设了二百七、八十个，总库容量占到年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从解决果农销售难问题开始的农民建群库，将苹果产业的生产环节延伸到储存环节，从而造就了苹果常年销售无淡季的新的营销方式，有效地提升了苹果的销售价格，带动了仓储、运输、批发、零售等一系列新的产业的发展。这种抓住关键环节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的做法，目前正在洛川县进一步推广。

再以甘泉县城关镇姚店村蔬菜协会为例。该协会是全县第一家专业协会，会员10人，均为种菜能手，有县里发的农民技术员证书。协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本村人进行技术指导和新品种引进示范，义务服务，不收费。在蔬菜销售上，协会会员发挥中介作用，为菜商和菜农牵线搭桥，收取相当于售价5%的差价作为报酬，相当于蔬菜销售经纪人。据调查，该村蔬菜总量的约90％通过协会会员的中介作用销售。

上述两类专业协会不仅组织方式不同，一为农民自愿参与的合作组织，一为技术能手的专业组织，而且功能结构也不同，前者以营销功能为主，后者以技术指导为主。显然，以营销为主的协会给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利益，能够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

政府如何在营销环节上功夫，洛川旧县镇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启示。第一，并非只有政府才能搞规模营销，公司＋农户并非等于政府＋农户。协会＋农户甚至是农民营销合作组织＋农户完全有可能搞规模营销。第二，政府需要摆正与市场和农户的关系，抛弃以往直接干预市场和农户的经济统治模式，改换角色，实行以规范市场、提供技术与信息服务，运用政策引导和发动农民自组织合作机构搞规模营销的治理模式。

2、农业产业化初期，规模营销是否必须依靠政府进行？

不搞清这个问题，就无法认识农业经济治理模式的关键在于发育农民合作营销组织。

从规模营销的农业产业的性质上看，为了完成政府调控的目标，如粮棉油等国家调控价格的生产项目，一般需要通过政府的服务补偿市场服务的不足。此时，政府加农户的模式具有必要性。不过，延安的果菜业、畜草业产品并非属于政府调控范围之列，可以完全由市场调节。在市场可以做也做得到的领域，以政府加农户的方式规模营销，后果非但达不到帮助农民增收的目标，反而以政府帮助的名义占有了农民原本可能得到的利润，结果导致手段与目标的错位。如果政府本来能够生成利润的那部分涉农的空间也占满了，将可能生成利润的领域都垄断了，利润都进了政府或政府官员的口袋里，农民到哪里去找增收的门径呢？

所以，在政府以行政力量大力推进行政性销售公司和农技协时，的确需要拷问一下自身，出现这种政企、政社职责不分，以政代企、以政代社的现象，到底有多大成分是为了农民的利益，又有多大成分是为了自己——以突出政绩换取进阶的速率。如果真正为农民利益着想，起码需要承认对于农民增收这个目标而言，行政化手段不过是饮鸠止渴而已。更为长远性的政策应该是：由政府构建起一个市场体系；规定对这个体系施加影响和取向的社会经济政策；通过法律和政策对于市场进行整合与管理。

在这方面，洛川县创造了有效的经验，他们组建了苹果交易批发市场、苹果交易仲裁委员会和苹果交易信息服务中心，还建成了一厅式办公的苹果交易信息平台，将各地的苹果交易信息以大屏幕展示出来。苹果交易仲裁委员会由县工商局主管，县法院、植保站、苹果检疫站、苹果产业局、以及公安、技术监督局和工商局共同参与，专门解决交易过程中的各种纷争和矛盾。

3、如何发育农民合作营销组织

首先是这类合作组织的定位问题。我们所言的农民合作营销组织，是前述洛川县旧县镇荆尧科村果农协会一类的组织。它到底属于社团还是企业，农民和干部们都存在不同看法，导致这类组织在开发各类服务和经营活动中的合法权益很不明确。例如，荆尧科村的果农协会正在向着以销售为主导、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化组织转变，经营和获取利润成为促进这种组织发展的动力。但是协会的组织成本目前主要依赖领导人的志愿和奉献精神化解，该会会长——一个很能干的农民告诉我们，果协需要向企业化发展，否则无法继续支持。可见，组织起来的农民已经意识到，为了适应农村非农产业进一步发育、农民进一步增收的需求，企业化道路非走不可。

那么，这类组织的企业化道路是否通向市场上的专业销售公司呢？能不能找到一种既能够帮助农民方便和低成本地进入市场，获取收益，又能够保持其团体内部的自助、自保、自我监督、民主决策的社会组织的品质呢？找到这条道路，不仅是政府制定规模营销政策的需要，对农业经济实施有效治理的需要，更是农民公众进行自我管理的需要，因此，它关系到延安市未来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体制的变革。

我们认为，这类组织的最佳模式是农业营销合作社。农业营销合作社是每个社员以劳动参与的平等的自治、自助经济联合体[1]，是一种不同于专业公司的特殊企业。它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参与者个人自助、自担责任基础上的民主、平等、公平与团结，因而与专业公司不同而与社团类似，它的运营特点是等份入股，一人一票，社员控制，按劳动量或交易额比例返利，这一点不仅与社团不同，而且与专业公司也不同。专业公司是老板雇工人，老板管决策，工人管干活老板分红利，工人得工资；合作社是人人是老板，共同决策共同劳动，不允许有只决策不劳动的社员，劳动所得为收入主题，股份所得即股息类似利息可进成本，所以它是社员控制下的自治、自助的独立组织。据史料载，这类组织早在国际社会走入工业化初期时就存在了，并且还组成了国际合作社联盟（ica）。抗战初期，中国曾成立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当时，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也曾组织过各类的合作社。根据近期的国际性研究，合作社被认为是最有利于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和下岗工人的组织。在荷兰、日本以及台湾地区，畜牧业、果菜业的营销合作社占据合作社总量的70%-80%.这些经验值得延安研究和借鉴

延安要发育农民合作营销组织，需要认清以下几点：

第一，分清协会与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有其必要性，不能统统改成合作社。

第二，合作社是农民自愿的组织，不能搞强迫，不能拔苗助长。

第三，合作社是一种社会化营销服务的组织形式，但与政府办的供销社一类组织性不同，它不属于政府主导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未来合作社组织发展壮大了，自然会构成自己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并与政府体系形成合作关系，但是合作前提是自愿和市场交易公平，不应有任何政府的授意或者其他形式的干预。

第四，关于合作社的适用法律。许多国家都将其确认为法人组织，但其实它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即劳动合作性质的经济法人。所以，它常常被归类到第三部门即既非公司又非政府的社会其它组织，而且获得经营免税资格。中国目前还没有为国际通行的这类合作社量身度作其适用法律，延安市可以考虑根据本地情况先出台适用办法。

延安要造就农民营销合作社这类新型的经济组织，政府的思路和政策必须做较大幅度的调整。

第一，政府要为农民营销合作社让出空间，将那些由政府部门翻牌而成的行政性公司或脱钩或解散；

第二，政府要构建市场框架、包括法律法规和交易仲裁、监督等基本秩序；

第三，对农民营销合作社实施鼓励政策，可以考虑免税以及鼓励销售，多销多奖，将

政策实惠真正落实到农民头上。

第四，摆正合作社与村委会的关系，推动村委会的职能变革。村委会应该成为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自治组织，而农民营销合作社是农村社区的经济自治组织，两者之间完全可能形成功能互补的形异质同的同构组织。

总之，发育农民营销合作组织，是一场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变革。它与延安的社会经济体制、社会经济政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它的方向无疑是发育政府以外的机构以及社会经济的纵经横纬，使得“弱社会”逐渐强大起来。尽管目前我们对于新的结构和新的体制的框架尚不清晰，不过，基本原则就是不能由政府包打天下。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在农村，需要能够集合农民的愿望和利益的集体行动的组织。这些组织与政府之间需要结成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

三、农村社区公共事业调查

本次调查，我们除了在安塞、洛川、甘泉三县的座谈会了解农村社区公共事业发展状况外，还走访了三县的3所中小学和2所乡卫生院，并在下户调查（30户）中了解农民家庭收支以及用于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事业费用的情况。

1、我们的主要印象

第一，近年来，延安农村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乡乡通路、村村通电，程控电话到乡，电讯网覆盖了80%的乡村，大多数的村通了自来水，农民的生活质量比5年前大有提高。

第二，延安市通过加大对于教育、低保、医疗卫生的投入，积极推进教育和医疗卫生

事业改革，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全市农村地区的公共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比较突出的是全面推行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头。表现为起步早、方向明、政策对头，效果显著。特别是全市确定了“小范围、低标准、先启动、后提高”的原则，摸清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口的底数[2]，摸索了关于农村低保对象的资格认定方式，并创造了统一兑付时限、持证开单、信用社领取的一整套效率高、有保障的低保金领取方法。

第三，三县均很重视农民减负工作，使之取得明显成效。例如，安塞县推行农民负担

第四，延安市坚持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确立了“教育奠基、科教兴延”的发展战略。在农村中小学教育方面，近年来实行“普九”攻坚，布局调整，质量管理、“四制”[3]改革，贯彻国务院关于“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指示精神，加强了对农村义务教育领导和管理，强化了县政府的统筹管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的责任、乡镇政府和村组织的办学责任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责。不过，教育方面的问题还很明显，表现在：a、投入仍然不足。延安全市中小学目前还有14万多平方米的危漏校舍缺乏资金。b、人力资源前景堪忧。高素质的教师短缺，目前只能拔高使用。d、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低。校舍投资不断地追人口高峰，但是高峰期过后人去楼空，现在小学校舍已经过剩，初中校舍也将过剩。c、农村学校的规模效益与就近入学有冲突，布局调整难以两全。e、学校管理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乱收费的等现象。

2、农村社会公共事业的财政问题

（一）农村地区的社会公共事业严重缺乏资源

农村地区的社会公共事业严重缺乏资源，主要表现为各项社会事业的经费一直严重不足，除了计生一项的经费由中央按人数直接划拨专款外，其他各项如教育、卫生、计生、低保和文化均存在重大缺口。

其次是医疗卫生。1985年国家规定卫生系统的资金由地方财政拨付。而卫生尤其是农村的医疗卫生一直没能排上位置，致使各县级财政在造预算时压低对县乡两级卫生机构的拨款。据了解，延安各县均实施差额拨款，一般只拨付工资的60%，高者为80%.而工资外的其他费用，包括房屋修缮、设备购置、医疗用具、行政开支统统得由医院和卫生院自行创收解决。医疗的市场化机制对于生活在社会平均水平之下的农民群体无疑起着社会排斥的作用。

第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部分资金也是由地方财政负责。延安市县两级财政为保障农村贫困户每年出资350万元，所保障的农户已经占农业人口的2%.但是，按照目前的测算，还有一半农村贫困人口的低保资金尚无着落。

文化方面的资金拨付就更加捉襟见肘。现有资金只够勉强维持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地方

财政对县以下的文化事业和文化设施无固定拨款，只有搞活动时专项申请，才可能有少量拨款。可以说，文化事业排延安各项社会事业中的最末一位，尽管延安历史悠久、民俗文化积淀深厚，但却由于资金严重不足，导致文化事业的发展趋于边缘化。

为了补偿资源的严重不足，教育、卫生、交通等各公共部门，不断提出各种创建活动的达标指标，发动各县乡作捐献。据调查，农民负担沉重，主要在于费多而不是税重，而费多的主要原因并非是三提五统，而是在此之外的名目繁多的各部门的缴费。

（二）事业单位体制是衍成矛盾的主因

综上所述，延安市的社会事业发展面临的矛盾，表面看来，是事业单位资源配置出现了结构性矛盾：机构多、人员多，人头费比例过大，占有了大量财政资源，致使人员工资以外的事业发展项目缺乏必要的资金，似乎需要在现有的财政开支42.43%的份额中进行调整。不过，问题的本质并不在此。我国的事业单位体制是计划体制的重要遗产之一。在这种体制下，人们习惯了一涉及事业发展，就必然铺摊子、增机构、增人员，先保证人头费，而不是先考虑项目成效，造成了事业发展的国家包揽的低效率模式。这种模式的缺陷，不仅仅在于行政和经济上的低效率，而且，对于民间社会力量的自组织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以与三农相关的县乡两级的各类事业单位为例。如农技推广站、植保站、种子站、林业站、水利站、粮管所等“七站八所”都属于政府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机构，也都是按照计划体制的指导思想建构起来的。市场体制改革以来，这些机构中有一些组织例如科技协会的指导思想和服务方式有所转换，但是多数机构依旧我行我素，并未树立为农业为农民竭诚服务的思想，而是只为自己的职业和职位服务。这些机构拿着政府的工资，赚取农民的金钱，遍布农业方面所有领域，几乎将所有可能产生利润的涉农领域全部垄断起来，显然，这给农民自组织互助合作组织和自行增收带来极大的困难。

（三）改革的新思路

面对社会事业发展不断增长的需求，延安市的选择只有两种：一是在原有的事业单位体制之内作改革，新增事业拨款必须以改革旧的事业体制——减机构、减人员为前提；二是打破现有事业体制框架，大力发展现行体制外的“新事业单位”即国际通行的第三部门机构，促进新旧事业单位之间的结构替代。所谓第三部门，是既非政府又非企业的社会的第三大部门，所谓第三部门机构，是不以牟利为目的的社会公益或者互益产品的非企业的生产服务机构，他们的资源来自依成本计费的社会服务收费、社会捐助以及向政府申请的社会服务项目的专项援助。因此，这些组织可以视为不拿政府工资的从事社会公益的“新事业单位”。

发展社会事业，不可能再走老路，而任何新路都涉及事业单位改革。彻底的事业单位改革要走第二条道路。即事业单位除了必须由国家支付工资的基础科学研究机构之外，大部分机构要撤销或自理，自理的方向一是转向企业，第二就是转为第三部门机构。政府的社会事业发展政策，必须适应这种方向性的变革，实现社会事业单位结构的彻底转换，即社会事业单位结构从依赖国家支付工资的国办事业单位为主转变为主要以民办公益事业单位为主。为此，需要一面削减国办事业单位和人员，一面扶持非政府的第三部门社会组织包括农民的互助合作组织成长。扶持的方式可以考虑建立社会事业发展专项基金，专门用于支持民办公益事业单位的项目，同时建立公开透明的项目审查委员会根据项目申请拨付专项援助资金，基金来源于从削减国办事业单位机构人员中节省下来的经费。这样做的效果，将彻底改变社会事业费的开支结构，从发放人头费为主转换为支持社会事业项目发展为主。

总之，上述社会事业单位的组织变革，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事业费财政开支结构的变化，构成了延安市事业体制的改革两大目标，这个改革不仅仅是延安市的需要，也是我国事业体制改革的需要。改革的关键，在于找到一种能够实现改革目的——保证社会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有效的组织方式。发展第三部门，其中包括农民的互助合作组织，正是一种有效的组织方式。

3、税费改革引发的问题

首先是乡村两级政权的运作成本主要来自农民负担，取消农民负担，等于取消乡村两级政权的公共管理费用，致使乡村两级组织无法运行。

4、村级社区的公共财政问题

（一）一般状况和范例

（二）公地制度支撑下的村公共财政

（三）农村社区发展公共服务需要改变治理方式

闫庄村的经验证明，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供给需要解决资源来源问题。即“有钱办事”的问题。农村社区的治理方式，一是政府转移支付、向小农社会提供足够大的财政补贴，另一种就是让农民组织起来自保自助，自我管理，实行社区自治。选择那种方式治理农村，前提条件是资源从何而来。既然政府没有可能做到对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足够的转移支付，那么，就只有走后一条路。为此，村庄“公地”显然很有必要。公地资源成为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来源，由村民选举的村委会成了村公共服务集体消费的组织者和信息沟通渠道。这样的村委会由于被公地制度赋予了公共经济的组织功能，其功能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主要功能从协调农业生产、为农业服务和上级政府服务的社区行政功能演变为社区公共服务。村委会的组织性质同时也发生了变化，从字面上的村民自治体实质上的基层政权组织演化为真正的社区自治组织。放手让农村社区建设一个自我协调的自治机制，是将高度分散的小农户凝聚成团粒结构的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方式。

闫庄村的实践还表明，村庄公地制度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首先是公地的来源。1996年，中央政府明文规定，集体保留的机动地的总规模不得超过5%.闫庄村只所以能够不断扩大公地，是因为该村地处荒山僻野，可以发动村民继续开荒。而姚店村地处城关，公地大量为工商业用地所占，而工商业占地的收益并不稳定，姚店村曾在几年前，用土地资本化的收益分享为本村小学盖新房，但现在已经无钱继续投资公共事业。其次是公地的经营。

闫庄村的经营方式有两类，一是由村委会出工资雇村民负责集体山林，二是与32户村民合股、村民出地、村委会投资、分户管理，建成100亩干果生产基地，收益后村委会与村民按6：4的比例分成。这两种方式都保障了村委会的公共权益，即依村民需求提供公共服务的权益。姚店村则是将所有公地都统统化整为零交由村民承包，另在几年前开发第三产业，村委会盖门面房，租赁给村民作商店。对于这些公地的使用和收益，村委会缺乏管理监督，只能有钱收钱，无钱拉倒。第三是公地的收益分配。闫庄村村民监督来真格的，大家不同意的项目不能开支，村委会主任必须到村民小组一一做工作说明情况。村干部和村民小组会至少半个月一次。姚店村尽管财务开支的透明度很高，每月都在村头黑板报上公布，但是大量与村民无关的开支仍然照支不误。村民没有多少兴趣参与意见。由此可见，制度的效用来自农民的参与，而农民参与的积极性来自农民的利益，只要让农民得到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收益，就能够通过社区民主的方式鼓励参与和分享，从而使制度建设成为保障农民收益的工具。

5、关于农村医疗卫生的状况和建议

近年来，延安市的卫生工作按照“整顿村级、强化乡级、提高县级”的思路，狠抓了医疗机构、卫生监督体制、卫生事业单位三项改革，加强了卫生防疫工作，碘盐配售制全面启动，地方病防治取得明显成效。例如甘泉县，狠抓初级卫生保健工作，把重点放在改厕改水，合作医疗和农民健康教育三个环节上，使80%的群众的饮用水得到了根本改善，通过普及卫生知识、提高农民自我保健意识、改变农民不良卫生习惯，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卫生行政部门由过去的计划管理转为宏观调控，按照“保机构、保职能、放经营”的原则，对乡镇卫生院实行了保本增值承包。

（一）现存的主要问题

根据我们的考察和延安市卫生局今年对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及医疗服务的抽样调查，延安地区的农村卫生健康方面存在着令人堪忧的三大问题。

第一，医疗服务需求大而利用差。今年以来，为掌握全市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与医疗

第二，农村卫生体制及资源配置方式不合理，资源浪费严重。具体是：a、乡镇卫生

院改革与发展举步唯艰。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不活，多数经营效益低下，人员连基本工资都拿不齐。b、乡镇卫生院和计生服务站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乡镇卫生院有专业技术人员却没有较好的设备和诊疗仪器，而乡镇计生站有先进的仪器，却没有专业技术人员。计生站还向着医疗领域延伸，与卫生院争夺市场。c、村卫生室处于瘫痪状态，集体经济已经名存实亡，合作医疗名不符实，乡医半医半农，年龄知识老化，无力承担农村社会卫生工作。d、缺乏人才，后继乏力。如甘泉县几年未分配一名大学本科毕业生，分配来的多是中专学生，而且往往还不能到岗到位。主要原因是基层卫生单位效益差，待遇跟不上，多年有声望的和技术较强的卫生技术人员不安心工作，人才外流现象严重。

第三，农村的公共医疗事业正趋于瓦解。表现在：a、本属政府管辖范围的预防保健，目前也进入了市场。如小儿麻痹预防疫苗，应该由国家支付疫苗的购买费和注射费，但是据我们调查，不少乡镇的村医都帮助县卫生院收取注射费和疫苗购买费。另外，流脑、甲肝、流感、狂犬病作为特殊的医疗服务，注射费用均未列入国家支付，甲肝的疫苗购买费也由个人支付。b、未重视农民健康教育。基本上是以治为主而不是以防为主。由于对于健康保健知识的传播不够，使明显对群众有益的盐加碘制度，只能依靠工作人员签署目标责任书，以行政方式贯彻。c、合作医疗解体。七十年代中期，合作医疗作为依附集体经济的农村福利形式，在延安地区90%的村普遍建立起来，依靠村的集体经济，发挥了重要的初级医疗保健作用。近年随着村集体经济的瓦解，合作医疗也瓦解了，尽管政府倡导恢复，但是未能解决资源来源问题，是政府要办而不是农民要办，所以各地的积极性都不高。据近年的调查，延安市村级合作医疗仅存7.8%.第三，卫生投入不足，卫生事业总费用占市县两级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0.29%

和1%.农村合作力量发展缓慢，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相当突出。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十分突出，因病致贫的贫困人口增加，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下降。入户调查证明了这一点。

延安出现的这种状况其实与全国大同小异。而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制度性问题。据有关专家研究，关键的原因在于公共支持水平和有效性的下降。[5]尽管经济和收入水平的增长了，但是，这并不必然带来健康和生命指标的相应改善，因为，个人收入的上升不见得会投资给公共健康，如果公共支持即政府的努力和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个关键因素不能随着收入和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加强，而是简单地放给市场，那么，个人收入的上升则不可能抵偿公共支持的下降。

由此，我们的问题转化为，在市场体制下，采用何种政策和制度设计，才能有效地强化政府对于农村卫生的公共支持。

（二）关于在延安市试行农村医疗互助合作社的设想

根据我们以往对于农村医疗保障的研究，结合延安情况，我们提出一种农村医疗保障新模式，既在保障农民健康的总目标下，建立农民医疗互助合作社（简称农医合）体系，与政府及企业长期合作，担当农民的预防保健、门诊和大病医疗，同时建立和试行为农民健康保障服务的社会化医疗管理体制。（见附件）

（三）关于能否在延安市试行农村医疗互助合作社的简要论证

首先，这种模式构想具有理论上的经济有效性。目前，全国无论城市农村，卫生事业都面临着政府的公共支持水平和有效性下降的局面，农村尤甚。根据世界经验，在健康和医疗服务上，挑战资源的优化配置的主要问题，是能否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两方面的资源形成最有效的生产组合，而不是任何一方的单方投入和单方生产。投入能否互补，如何互补，是决定能否产生经济有效的社会化协作的医疗保障模式的关键。如果投入是严格可替代的，就不存在协作的可能。孰优孰劣要由谁的生产率高、成本低来决定。我们设计的模式建构在政府部门和农医合投入互补的规律之上。政府部门投入的是农村医疗保健政策、预防保健体系的设备、人员、资金，以及对于农医合的人力资本——社区医生的全部投资；农医合投入的是用于门诊购药的资金和大病住院医疗的保险费，以及选择和监督社区医生及医院体系、政府卫生服务管理体系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政府与农医合各自投入的资本均属于对方较为缺乏而自己较为富有的那一类，因此，双方的投入可以起到互补作用，从而增加产出效率。

其次，延安具有实施这种模式的相对优越条件。这是因为，第一，延安近年来改革与发展的步伐大，战略正确，以抓生态治理为龙头，推进新型农业，农民收入增加明显。同时，财政也稳步增收，这为实施新模式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二，延安各县在发展非粮农业中，开发了农民自组织的潜力，已经有了一批农民自办的类似销售合作社的农民专业协会，这为实施新模式打下组织基础。第三，延安市委市政府以及卫生局的领导人都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和为矢志为农民服务的坚强决心。这是实施新模式的思想基础。第四，延安已经出现了锐意改革的乡镇卫生院。如黄陵县仓村乡卫生院，实行了由乡卫生院投资兴办的村级社区门诊、将乡卫生院的医生一对一地配给到各村的社区门诊，实行包村服务。内容包括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和医疗门诊，除药费外，不收任何费用。这种模式在社区医生方面，已经与我们的理论构想相当类似，证明在延安市已经出现了改革现行体制的强烈需求和实际行动。这是实施新模式的制度改革的基础。第五，由于延安迄今为止并未实施其它医疗体制改革模式，因此尝试新模式不会受到其它模式的冲击，从而可以减少制度试验中的政治成本。第六，延安作为革命老区，理应得到来自中央政府和其他兄弟地区的理解和支持，延安尝试这种新模式，阻力比其他地区相对会小一些。

第三，关于尝试新模式的风险问题。鉴于目前农民在医疗保健可及性方面已经掉到了最低谷，所以，只要精心设计、精心实施，有较大的把握取得比现在好的成效，即收到付费少而保障多的好成效。

参考文献：

孙志明，西部开发与延安发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

1熊景明等，错位：农民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农民需求座谈会纪要，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

杨团，医疗机构的分类制度研究，中国卫生资源，2001年第3卷第4期。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与制度研究是，大变革中的乡土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香港妇女劳工协会，走在合作社的空间，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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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第22期干部进修班延安考察团农村社会发展调查组的调研成果。调查组成员为：张联瑜、刘纪新、李玫、汪学群、刘小芹、霍群英、吴兴旺、熊秋红、杨团。本报告执笔人：杨团。

[1]关于农合的各项定义参照了1995年关于合作社界定的声明。

[3]校长聘任制、教师聘任制、结构工资制、岗位目标责任制。

[5]杜鹰，关于农村医疗卫生体制的几点看法，中国卫生发展论坛-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研讨会论文。2000年11月。

第三篇：社会发展的考察报告

社会发展的考察报告

一、本人与调查基本信息

姓名：

学号：

专业：

班级：

学院：

实践地点：

实践时间：2011-1-10至2011-2-10

一、基本情况及发展现状

蔡家会村主要产业是以养猪、养鸡、养羊为主的畜牧业，以种枣熏枣为主的种植业，全村集体经济偏于薄弱。

今年来，随着中央、省、州、县、乡各级党委、政府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和贯彻落实，我村在经济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增收等方面有了较大的改善，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促进了本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一)农业生产情况。

1、全村主要是以畜牧、种植产业为主，产业发展比较滞后。

2、产业结构情况。农业产业结构中主要以“玉米、油菜”种植为主。

在粮食作物中以玉米、油菜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是以大豆、枣树为主，以林果业为补充，畜牧业以养猪场和分散喂养猪、羊和鸡为主。

3、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截止今年12月上旬，建设有乡村公路1条，约7.8公里，一事一议项目通组公路硬化正在建设中。

(二)、有关农村政策的落实情况。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全村的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三免一补”政策已落实到位;农村税费综合改革以及相关惠农政策、措施，也逐步得到落实。

(三)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情况。实行村务公开、财务公开、政务公开，坚持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加强党群、干群关系，努力调动村民的参与政务、事务的积极性。

二、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1、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资金投入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村委会到鼓扬红岩的乡村公路多年得不到修缮、路面硬化以及多数田间道路过窄、过陡，雨天行走艰难，从而影响了村民的生产、生活和物资运输，增加了生产、生活成本;二是水利设施落后，水池、水窖修建数量较少，不能满足村民的农业生产、生活用水;三是村容、村貌等基础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多数组建设杂乱无章，比较凌乱，路面硬化、绿化、美化、净化设施建设不到位，环境卫生条件差，无垃圾处理池;四是农村科技、文化和医疗卫生条件差，设备、设施落后。对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不足，严重制约我村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2、全村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差，生产水平不高，劳动力素质低。全村的田地比较零星、分散，多数是梯田和坡地，不利于机械化耕作，基本上还处于“牛耕马驮”的小农经济状态，增加劳动力成本的同时，也制约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我村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困难。劳动力素质低，村民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盲、半文盲，其思想观念还比较落后，普遍存在 “小富即安、小进则满”心理，农民素质不高的现状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3、农民收入低，产业化水平不高，增收渠道窄。当前，全村仍面临着缺乏新的产业支撑，农业产业结构、农村经济结构矛盾突出，农产品价格偏低，农民增收项目不多，农民增收难等诸多困难和问题。

4、新农村建设，缺乏科学规划、统一布局。我村在新农村建设上，村“两委”班子存在思路不够清晰，缺乏统一规划、安排和部署。有的组干部在新农村建设上还存在认识不到位、措施力度不够、方法不多;在宣传、发动群众方面也还有不到位的地方;对如何建设、怎样建设本村的新农村思路不清、路子不宽;在工作上存在不主动、不积极，工作方法不多，还存在“等、靠、要”的现象;这些将严重制约和影响了整个村委会的新农村建设进程和质量。

5、新农村建设，“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十分突出。近年来，根据各级党委政府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以及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部分村民小组已经进行了一定的基础设施建设，但“重建设、轻管理”成了一大弊病。新建成项目和原有集体资产的日常的管理维护不到位，对这些资产，村组没有制定一套有效的管理维护制度，集体资产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不能保值增值，反而存在严重的减值和流失的隐患，部分村民对建成的设施保护意识薄弱，特别是在村组公房、乡村道路、水池等公共基础设施的管理维护上意识淡薄、方法不到位。

6、村委会基层组织建设仍然薄弱，一是全村组干部科技文化素质偏低，村“两委”班子成员中，小学、初中程度文化还占56%的比重，这对新时期农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束手无策，发展农村经济的能力和后劲不强，在带领群众致富的路上力不从心;二是基层组织建设还有待完善、加强。

三、下步工作打算及对策

(一)加大新农村建设和各项涉农政策的宣传力度。宣传党在农村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宣传涉及“三农”问题的法律法规，宣传党委、政府关于“三农”工作的有关决议、决定和重要举措，引导群众转变思想观念，增强发展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充分利用标语、黑板报、村组会议等进行多渠道宣传，在村内营造新农村建设的良好氛围，充分调动

群众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中央“20字方针”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突出新农村建设主体意识，加强班子建设。新农村建设要政府引导，农民为主体，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推进新农村建设，需要一个好的班子带领大家向前发展;村党总支与村委会加强团结，紧密沟通、严密组织，要形成一支有号召力，能干实事，乐于奉献的村“两委”班子，明确党组织在农村的领导作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建设的主力是农民自己，激发广大群众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积极性是关键。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动员全体村民以集资、投工投劳等方式积极参与各村组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分类指导、逐步推进，确保新农村建设项目，建一个，成一个，但同时也要注意不能过多的增加群众和村组集体负担，搞举债、负债建设，要量力而行，真正把新农村建设抓出成效。

(三)科学规划，分类指导，逐步落实。村级“两委”班子须认真研究，立足本村实际，突出本地特色，提出符合本村实际的新农建设发展规划，统一布局，协调发展，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生态环境，对于新农村建设，要按照规划稳定有序推进。对于实施整村推进项目、乡村道路规划、小学软硬件建设、垃圾处理池建设、村民科技文化室建设等建项目要根据上级党委、政府的部署逐步和安排。

(四)抓好农业科技文化的培训、推广。一方面要继续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作用，加大利用科技文化知识的宣传和培训力度，要积极推广运用各种集约、高效、节约型农业技术，提高农业资源和投入品的使用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如积极推广配方施肥等农业科技实用技术。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农村劳务的开发，全面实施农民工培训工程，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和自我发展能力，积极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增加农民的收入。

(五)要抓特色产业的发展和培育，着力调整农业结构，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明年，我村将加大产业化进程步伐，形成以“科学种植稳村、科学养殖兴村、特色养殖富村”的产业结构调整思路，在今年推广杂交玉米、枣树种植的基础上，明年将大力推广有机高粱的种植和200亩核桃种植;养殖业方面，在稳定商品猪、商品羊出栏数的基础上，加大扶持绿壳蛋鸡养殖户的养殖力度，为我村产业化打下基础，从而可以推动我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农民增收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要搞好规划，必须保护好耕地。应坚持“围绕增收调整结构”的思路，正确引导农民按照市场需求，对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扶持、培育，并发展好现有的优势产业，在做好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要注意确保粮食产量稳定、确保畜禽养殖安全。因为粮食安全直接关系到整个农村的稳定和发展。

(六)推进民主法制进程，完善各种制度。坚持和完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规范和完善各项村规民约，增强我村各干部和村民对公共基础设施的保护意识，确保公共基础设施安全完整，增强群众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能力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为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加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确保我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总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长期性、持久性的过程。新农村建设涉及千家万户，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长期努力，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从解决农民最关注、要求最迫切、受益最直接的实际问题入手，以增加农民

收入、发展产业支撑和改善生产环境为突破口，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广泛参与的积极性，调动全社会共同参与支持的积极性。我相信，只要我们村干部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积极理清我村经济社会发展思路，用3至5年，完全可以使全村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农民生活更加宽裕，村容村貌更加整洁，农民的居住和生活环境更加优美，社会更加和谐。

第四篇：延安市产业发展与劳动就业考察报告

2002年5月21日至5月26日，我们调查组一行10人，在延安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延安市劳动局、经济研究中心、市经贸委、市计委、各县区和企业领导的密切配合和协助下，深入到宜川县、宝塔区、志丹县、子长县、延川县，认真考察了这些地区的三次产业发展和劳动就业情况，调研了这些地区的各类工业企业、农村的农副产品加工点、旅游景区和农户家庭。在这次调研中，我们向延安工作在第一线的工人、农民、工程技术人员和各级领导广泛了解情况，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这里，我们将这次调研的结果，初步总结如下。

一、延安经济发展和城乡就业的现状和形势

（一）延安的经济正在走一条快速发展之路 就工业经济的发展来看，延安的工业经济已经形成了以石油、卷烟、煤炭、电力四大骨干产业为主体的体系，现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22户，主要产品有汽柴油、天然气、煤炭、电力、卷烟、变压器、水泥、钢材、电线、电视、白酒、陶瓷、服装、中成药等50多个品种。2 001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122.13亿元，实现税利23.69亿元，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129.26%，连续13年位居全省第一。地方年产原油314万吨，加工原油375万吨，生产卷烟 12万箱，煤炭130.32万吨，发电量 3.48亿千瓦时，四大骨干产业产值和税利分别占到地方工业总产值和税利积累的80%以上，其中石油工业增加值35.96亿元，占到全市 GDp的 33.8%，提供财政收入 18.7亿元，占到全市财政总收入的75.3%，发挥了支撑经济全局的作用。在对于发展经济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九五”以来，延安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0多亿元，是建国以来投资力度最大，基础设施改善最快的时期。目前延安机场可以起降中型飞机，每周至西安、北京有近10个班次。西延铁路营运正常，神延铁路全线铺通，延安至北京始发客车可望于年内开通。西安至黄陵高速公路建成通车，黄陵至延安公路达到二级标准，黄延高速路已开工建设。洛川、安塞等五个县实现了乡乡通油路。交换程控化、传输光纤化、数字化的现代通信网络基本形成。移动通信网覆盖全市各乡镇，用户达17万户，固定电话普及率达到每百人95部。有电厂6家，总装机容量7.35万千瓦时，年供电量10.6亿千瓦时。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2001年，延安农业总产值36.14亿元，粮食总产 5.6 4亿公斤。近年来，延安加快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大力开发林果、。畜牧、棚栽三大产业，规模和效益不断提高。全市苹果面积累计达到 1405万宙，总产46万吨；建成日光温室大棚 27175棚，年产蔬菜 14万吨；羊子存栏94.7万只。红枣、梨、花椒、核桃、仁用香等区域性产业也呈现出强劲发展势头。产业开发使农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粮经比达到4 8.1： 51.9，粮食作物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31.4%，非粮作物产值年均递增达11.l%，对于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上述这些成绩的取得，为延安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就业的扩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延安的产业结构和就业形势 从产业结构上看，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石油、煤炭、卷烟、电力等资源密集型产业，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加工工业有企业 13户，从业人员22445人，年人均工资总额8068元，产值94.02亿元，占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总值的 77.09%，是目前延安整个工业的最主要支柱。煤炭工业有企业10户，从业人员6047人，年人均工资总额7633元，产值1亿元，占城市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总值的0.82%.卷烟工业有企业 2户，从业人员1451人，年人均工资总额9800元，产值3.93亿万元，占城市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总值的3.22%。电力工业有企业14户，从业人员2854人，年人均工资总额13008元，产值l.7亿元，占城市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总值的1.39%.2001年全市第三产业经营单位 154个，从业人员31.03万人，年人均工资总额8145元，生产经营总值29.27亿元，与石油工业的产值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延安有农户354605户，人口 146万人；劳动适龄人口96万人，在校生和伤残人口除外，劳动力总量为71.6万人，其中，从事农业生产51.2万人，劳务输出5.6万人，在本市务工经商6.8人（工业从业人员1.38万人，建筑业从业人员2万人，交通仓储邮电业从业人员0.4万人，批零贸易餐饮业从业人员2万人，金融、保险业从业人员0.1万人，其它从业人员0.87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8万人。从事农业生产51.2万人，人均年收入1485元；从事非农生产12.4万人，人均年收入4013元。农村低保对象有55万人，保障生活的标准是：450一500元/年。人。2001年，全市农村从业人员 63.6万人，其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4.3 12万人，占 6.78%，初中以上文化程度22.26万人，占35%，小学文化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37.028万人，属于文盲或半文盲，占68.22%，是最大的部分。应当承认，延安的这种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形成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延安的资源优势本来就是如此，延安也完全应该依靠自己的资源优势走向经济发展。事实上，延安各地的经济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是与大力发展石油产业分不开的，石油对市县级财政的贡献很大，占到了财政收入的70～80%。延安要研究的只是如何利用它的这种优势，在发展中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就业，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二、延安扩大就业和加快经济发展的优势和潜力

（一）石油资源优势明显

延安市地质构造属于陕甘宁盆地东部斜坡带。陕甘宁盆地是我国最稳定的大型内陆盆地，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沉积并保存了厚达2100米的地层，积聚了丰富的有机物质，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该区域沉积岩面积大，油气分布广，含油层段多，油层厚度大，构造平缓单一，埋藏浅。现探明石油储量4.3亿吨，天然气储量33亿立方米。原油属“三低一高”石腊基原油，即含硫低、粘度低、凝点低、轻质油含量高，是生产燃料油、润滑油的良好原料，而且常压重油可直接催化加工。天然气气质优良，富县、甘泉干气甲烷含量高达95.08%，适宜搞乙炔、甲醇、氰化纳。安塞、延长天然气乙烷、丙烷、丁烷含量占39.03%，是生产乙烯、丙烯的好原料，其中丙烷含量为19.03%，属于富气，高于著名的四川天然气丙烷含量15个百分点，适宜搞液化气。延长油矿管理局现已建成一个集石油勘探、开发、炼化、科研、工程作业等门类齐全的综合性石油企业。已探明石油储量面积501.6平方公里，探明地质储量2.2亿吨，可采储量2200万吨。1992年被国务院6部委批准为国家大型一档企业。1995年又被列为全国国有企业500强。当时的李鹏总理为油矿题词“埋头苦干，再立新功”。延炼实业集团公司，原名延安炼油厂，始建于1986年。1997年原油加1150万吨，利税突破5亿元，名列全省第一。生产的90“高标汽油和苯、甲苯、二甲苯、6＃、120＃溶剂油填补了陕西省空白，”洛河牌“0＃、－ 10＃轻柴油被评为陕西省名牌产品。延炼实业集团公司是陕西省最大的石油炼制、石油化工、科研、商贸一体化的综合性集团公司。长庆石油勘探局是以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为主的综合性大型天然气企业，被誉为”祖国西北摧操的明珠“。其工作区域主要分布于东起吕梁山、西起六盘山、南接秦岭、北靠阴山总面积约37万平方公里的鄂尔多斯盆地。采油一厂在延安市安塞、志丹、子长境内开发安塞油田，先后于王窑、坪桥、侯市、杏河、谭家营等区块找到石油地质储量1.29亿吨，累计产油453.8万吨，创产值40多亿元，被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誉为”安塞模式“推往全国，（二）旅游产业潜力巨大 狭义上讲，延安就是指延安城，即现宝塔区，市区人口十余万，自古为陕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1982年被国务院发布为全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1992年、1994、1996、2000年被国家民政部、军委总政治部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1996年延安革命纪念地（纪念馆、枣园、王家坪、杨家岭、凤凰山、清凉山、四。八烈士陵园等）被中宣部公布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997年，又被国务院定为全国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延安处于“两圣两黄”所构筑的陕西北线旅游“金三角”的顶端。优秀文化积淀丰厚，所以延安具有独具的发展旅游业的潜力。仅市区革命纪念地就有130处168个点，目前对外开放的只有12处20多个点，另有700余处文物古迹。可以说，延安城区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光荣的，留有诸多伟人的痕迹。因此，延安城有“中国革命博物馆城”的美誉，被现代中国青年唤为“太阳城”。它发展旅游产业的潜力仍然很大，特别是下述三处世界级的旅游地还有待更大的开发。2.黄河壶口瀑布。壶口瀑布位于延安宜川县城东48公里的晋陕大峡谷中，传说为大禹凿石导水之处，故《水经注》载：“禹治水，壶口始。”它是黄河上唯一的金黄色大瀑布，也是中国第二大瀑布。以壶口瀑布为中心的风景区，集黄河、峡谷、黄土高原、古渡村寨为一体，展现了黄河流域壮美的自然景观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积淀。1988年被确定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1年被评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1980年版50元人民币背面，水流飞泻的瀑布就是壶口瀑布。

壶口风景区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神奇壮丽，变幻多姿，可以概括为“壶口十八景”。壶口瀑布风景区是我国黄土地貌最发育地区，瀑布地处横向高原与纵向峡谷的交汇点，构成了动静对比强烈，景致简洁完美的风景空间，国内外观光者慕名而来，影视、书刊等媒体纷纷将目光对准宜川，把壶口作为理想的取景地。壶口瀑布更以其深广的哲理内涵，吸引着炎黄子孙，他们把它视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昂扬奋发的精神象征，称之“民族魂”。但壶口自然风景区因投资不足，很多景点尚未建成可以吸引游人的设施，处于闲置状态。

3.钟山石窟。延安的子长县原名安定，边区政府成立前，其县城一直在安定镇。钟山石窟就位于距安定故城10里的钟山南麓，秀延河畔，距县城15公里。钟山石窟，又名石宫寺、万佛岩、普济寺等，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代安定八景之一，被国内外专家誉为“第二敦煌”。石窟保护区包括钟山石窟、萧寺宫、石宫寺砖塔、惠善大和尚浮图塔、松岩大禅师浮图塔5部分。始建于东晋太和年间。

1980年以来，延安多次对钟山石窟进行整修，现已建成公园式的古文化旅游风景区，1990年，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历史思想、古籍研究会主席张岂之教授为此题词：“陕北第一石窟”，称赞其“敢与西方的维纳斯相媲美。”但因资金不足等原因，宣传力度不够，现钟山石窟每年接待海内外游客仅4万多人次。

三、延安扩大就业和发展经济的路径和方式

（一）立足现有资源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扩大就业

从国内外的经验看，加快工业化的进程是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绝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像延安这样的工业落后地区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主要就是依靠工业，尤其是乡镇工业和三资工业的高速增长来推动的。如果没有沿海工业化进程的迅速推进，要实现沿海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将是难以想象的。要加快延安的发展，扩大就业，关键是要加快延安工业特别是非国有工业的发展，逐步推进延安工业化的进程。目前，国内有部分学者认为，加快西部地区的开发，主要是加快农牧业的发展，大力开展植树种草，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还有的同志指出，西部尤其是像延安这样的工业落后地区不宜过多地发展工业，今后国家应主要通过转移支付来解决地区差距问题。事实上，这是一种借可持续发展之名，反对西部地区发展工业、推进工业化的片面观点。当然，发展农牧业，改善生态环境，这是加快延安开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否定加快延安工业化进程的必要性。我们知道，过去延安一些地区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主要是由于当地居民缺乏谋生手段，进行滥砍乱伐、过度开垦而引起的。如果能加快延安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步伐，将一些生态环境恶劣地区的人口迁移到城镇地区，从事工商业活动，将有利于减轻延安人口过度膨胀造成的生态压力。同时，随着延安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将会极大地推动延安的经济发展和就业，从而使延安有能力去逐步改善和美化生态环境。此外，从国内外的经验看，延安要实现经济富强和现代化，根本途径在于发展当地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当然，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也是十分必要的，但很明显，延安的发展和就业不能完全依赖于转移支付。应当明确，延安要加快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的增加，不能单纯依靠发展农业、采掘业和原料工业，走卖资源、卖原料的路子。从国内外区域经济开发的历史经验看，一个地区单纯依靠采掘和原料工业的发展，走卖原料的路子，往往是难以启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增长的。一方面，在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地区，由于产业链条较短，加工层次低，主导产业与周围地区的经济联系比较松散，没有按照生产联系形成一个紧密的地域生产综合体，因而其地区乘数作用一般较小，难以带动周围广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一个产业结构过于单一且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地区，也容易因地区资源的枯竭和市场需求的变化，造成地区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形成大起大落的局面，严重时甚至会产生地区经济的结构性衰退。同时，如果延安的工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第三产业也将因缺乏支撑而难以发展起来。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与沿海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在较大程度上就是由其工业发展差距引起的。对有关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地区差距主要表现为东西差距和东部地区内省际差距，而东西差距的扩大则有50%－70%是由其工业发展差距引起的。因此，要促进延安的经济发展，逐步缩小延安与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最重要的是要促进延安的工业发展，不断加快工业化进程。

延安是我国能源、矿产以及农畜产品资源的富集地区，延安可以充分利用这个优势，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适时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延安的工业化进程。即，加强对延安的石油等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在重点发展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精加工制造业，提高产品质量和加工增值程度，这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挥延安的资源优势，不断提高资源的有效供给，而且有利于延安经济和就业的长期发展。要实现这个目标，可以采取以下一些路径。1.利用资源优势，扩大人力资本投资，努力实现产业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凭借自身较好的经济基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一些特殊政策措施，经济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积累了相当的实力。但是，现在国际国内环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国家统一税制的形成、加人WTO以及国家直接配置资源能力的急剧下降，今后中央已不可能再像80年代支持沿海地区发展那样，来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快延安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增加，促进其工业化进程，要有全新的思路。

过去，国家在推动中西部工业化的过程中，往往过分强调东西优势互补，强调中西部资源优势的极端重要性，以至一谈到加快中西部开发，就是要加快其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的开发。而这种资源开发的最终目的，主要是为了支持东部地区加工工业的发展，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并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中西部资源开发——东部加工的垂直地域分工格局。其结果，中西部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虽然国家在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建立了一大批采掘和原材料工业企业，但当地居民并没有从这种资源开发中得到多大的好处，人力资本开发程度很低。事实上，过去国家实行的中西部工业化战略，更多的是强调国家工业化目标和沿海加工工业的需要，而对当地经济繁荣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多考虑得较少。虽然这种传统的工业化战略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但它至今仍在对中西部的工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人们的着眼点还主要是利用西部的资源发展别处的经济，而不是加强中西部本地的工业竞争力和人力资本投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应该彻底抛弃这种仅仅把中西部尤其是像延安这样已对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地区作为国家工业化的能源、原材料基地的传统观念，把实现延安本身的工业化和提高延安人民本身的素质和生活水平，放到延安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上来。开发利用石油等资源只是一种手段，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延安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的增加。从这一点出发，延安的资源利用应该起到三种作用：一是要有利于增强延安工业的竞争力；二是要扩大延安的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提高延安居民福利水平；三是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使地区失业率保持在警戒线以下。2.积极利用民间资本，大力培育市场机制

在过去，中西部的工业化主要是依靠国家来推动的。正因为如此，国家在推动中西部工业化的过程中，更多的是考虑国家工业化目标。从国家角度看，既然是国家来建设，由国家投资，国家出钱，当然应该强调国家工业化目标。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家对沿海地区给予了很大支持，但这种支持更多的是特殊政策措施，而不是国家投资办项目。因此，沿海地区工业化的推进，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和多元化的民间资本，尤其是外商、私人和乡村集体资本。其结果，沿海地区工业化的加快，有力地促进了沿海经济的富强。这一点与过去中西部地区形成鲜明的对照。

所以，延安工业化的推进，必须吸取过去尤其是“三线建设”的经验教训，从主要依靠国家推动转变为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对延安的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来说，更重要的不是等待国家的投资，而是通过培育资本市场，吸引各种民间资本尤其是东部和外商投资，来参与地区工业开发；对中央政府来说，在支持延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应制定相应的投资诱导政策，诱导国内外各种资本参与延安的开发。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加快延安经济发展和就业增加的手段应该是多元化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主要是发展基础设施，制定投资诱导政策，而各个具体工业项目则主要依靠民间资本。

3.实施市场导向型战略，提高延安工业企业的竞争力

过去，中西部一些地区的主要工业，大多是围绕其资源优势逐步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在一些资源丰富的经济落后地区，往往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什么资源，就发展什么工业。这种典型的资源导向型战略，虽然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其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譬如，由于加工增值程度较低，资源性产业的发展往往难以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受市场需求波动的影响，资源性产品价格波动大，产值增长不稳定；地区资源的储量终究是有限的，一旦消耗殆尽，将会导致资源性产业的衰退。如果这种产业属于地区主导产业，那么，资源性产业的衰退很容易引起整个地区经济的衰退。因此，一个资源主导型的地区经济往往是“不可持续”的。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自然资源作为一种初级的生产要素，其在地区工业发展中的作用日趋减少，而人才、技术、管理、信息等高级要素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当今世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同其自然资源的丰度并没有显着的相关性。有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却是经济上落后的地区，而有些经济发达地区却原本自然资源贫乏。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富饶的贫困”和“贫乏的富裕”。前者拥有的是低级要素，而后者拥有的是高级要素。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延安要想获得经济的较快的发展和就业的较快增加，就必须想办法摆脱对当地资源的高度依赖状况，从资源导向型经济逐步转变为市场导向型经济，即从“我有什么（资源）就发展什么”转变为“市场需要什么我就生产什么”。当然，要实现这种转变，需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资源导向型经济取决于自然赋予的资源禀赋优势，而市场导向型经济则取决于人才、技术、管理等高级要素和企业竞争优势。因此，培育和引进人才，加强技术开发，强化管理，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就成为延安实施市场导向型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延安可以利用自己资源方面的优势赚到钱以后，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为实现延安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就业的持续扩大建立坚实的基础。

（二）采用多种方式发展旅游业，将其变为可以带动延安经济发展和就业增加的支柱产业

旅游业是延安具有巨大潜力的优势产业，目前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既为东部地区提供了发展空间，也为延安发展旅游业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延安怎样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采取多种形式发展旅游业，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从我们初步调查的结果来看，以下两方面的工作是很值得去做的。1.对现存旅游资源加大开发和宣传的力度

旅游业是延安的优势，是延安经济和就业大发展的主要后劲之一。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旅游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也理应成为延安的支柱产业之一。作为旅游业本身，其对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及生态环境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延安地处陕北黄土高原，有黄土高原独具的风韵，有“华祖圣地黄帝陵”的尊荣，有“革命圣地延安”的盛誉，且有“黄河壶口瀑布”自然景观的胜境和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黄土民俗风情”。这些以“两圣两黄”为主体的人文、自然景观、民俗风情足以使世人称奇叫绝。

过去，由于思想观念上的差距和经济及交通条件的制约，延安的旅游业发展缓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延安的经济建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有了较大改变，各方面的条件都得到了极大的改观。目前，延安市委、市政府根据延安的实际情况，抓住全省发展旅游业的良好机遇，将延安的旅游产业开发摆上经济工作的重要日程，并率先制定了《延安市旅游业“九五”发展规划及2012年远景目标纲要》，为延安旅游业的发展再创辉煌奠定了政策基础，这是十分正确的。

“两圣两黄”是延安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景观的优势与特色，浸透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古老的历史文化和中国现代革命的辉煌史绩，也浸透着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丰富多彩的、情趣横生的民间艺术和民俗风情。这些特色鲜明的文化优势，正是延安发展旅游业的丰富资源和根本条件。加快旅游业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大开发和宣传力度，推进延安旅游业发展，这是延安人民期盼已久的事。在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下，必须首先认识到旅游业是当今世界最有生机的朝阳产业。旅游业作为延安特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市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的增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必须切实加强对旅游产业开发的领导，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形成办大旅游的整体合力。为了发挥当地特色，将旅游业做大做强，从而带动当地经济的腾飞，延安市旅游集团公司可以通过深度的文化开发，丰富景点的文化内涵，提高服务质量。重点发展“两黄两圣”和“一窟一井”（指子长的钟山石窟，延长的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为代表的特色旅游产业。“两黄两圣”和 “一窟一井”，可以作为延安旅游业的拳头产品推向市场，使自然风光、生态环境、人文历史相互交融，以吸引更多的游客。

具体讲，可以由旅游集团公司组织文化、文物、旅游部门研究提供一套可开发利用的，在各旅游景区、景点可供参观的民俗风情、民间艺术、表演活动等方案，同时规划一条或数条既便捷又经济的旅游参观线路，并对沿线的美化净化、景观特色、宣传广告等提出要求，对各景点的工艺美术品、民间手工艺品及饮食、住宿购物等设施拿出可行性的意见，供旅游管理部门参考并组织实施。如民间艺人的演唱和民间剪纸的表演，延安的五鼓风彩和风土人情的表演，可供游人在参观途中观赏和参与，这样既带动了游人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又消除了旅途的疲劳。旅游集团公司还可以对现有旅游区的饭店、宾馆、招待所及旅行社进行考察选择，吸收重点单位组建“集团公司”中的“旅游接待服务中心”。对现有交通运输单位，出租车公司进行考察选择，组建“集团公司”中的“旅游客运总公司”。总之，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假日旅游的特点，对延安旅游产业进行重组，形成食、居、行、游、乐、购一体化的具有配套服务功能的旅游行业，以吸引更多的游客、留住更多的游客。

对于交通条件也要加大投资力度，从延安市区开始，经志丹、安塞、子长、南泥湾、壶口、黄龙、洛川、黄陵至西安，公路建设要上等级、分段分期、争取短期内实施到位，使全市旅游线高标准贯通。延安的航线在原来的航线上要增加航班次数，积极争取新的航线。列车也要争取开通各大城市与延安的旅游专线。同时，中国的旅游业还面临着世界旅游业持续发展的机遇，世界旅游一体化意味着延安旅游也必然要融入世界旅游大体系、大市场。因此，延安旅游也要走进网络时代，在网上宣传延安，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以增强旅游事业的发展和竞争力，促进延安经济和就业的快速发展。

2.结合建设秀美山川工程，进一步改善延安的旅游环境

延安要通过发展旅游业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扩大，还必须注重改善延安的生态环境。延安位于陕西北部，这里曾经是秀美山川，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原本秀美的山川已经遭到破坏，前些年，延安的林草面积还在不断减少，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的恶化不断地敲响着警钟。1997年8月5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上，作了大抓植树造林，绿化荒山，建设生态农业，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重要批示。1999年6月，江总书记来延安视察时，又指出要把改善生态环境作为开发西北的首要任务来抓。1999年8月，朱镕基总理来延安视察时，明确提出实行：“退田还林（草），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的发展思路，要求延安加快治理步伐，先走一步，成为西北地区秀美山川建设的样板。中央的重要决策有利于延安旅游业的发展，是促进延安发展经济和扩大就业的治本之策，应该得到有效贯彻。

延安属于河中游高原丘陵沟壑区。根据地理地貌特点，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天然次生林区，主要分布在南部山区；二是南部源区和东部黄河沿岸残源区，这是延安细粮产区，也是优质苹果基地；三是中北部丘陵沟壑区，这一区域面积广阔，地貌复杂，地理条件差，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在两千多年前，延安还是一个森林茂密、水草丰盛、土地肥沃、宜农宜牧的好地方。由于历史上的战乱、灾荒和气候变化，特别是近代人口的快速增长和掠夺式经营，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市人民加大了对水土流失的治理力度，但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目前，延安水土流失总面积达2.88万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78%，而又以延安北部流失为最，是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干旱、洪涝、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特别是近几年连续大旱，由春旱、伏旱演变以春夏秋三季连旱，四季无雨，年降水量急剧减少。南部各县区，情况比北部略好，黄陵、黄龙森林覆盖率较高，但也存在着水土流失。

延安水土流失的原因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为自然因素，一是降雨强度和降雨量的多少直接影响着侵蚀程度；二是地貌复杂，延安市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坡度越大，水土流失越严重；三是植被直接决定着水土流失的程度，北部植被稀少，为重度水土流失区；四是土壤，延安以黄粘土居多，抗蚀力弱，疏松易散，每遇暴雨就严重侵蚀。其二为人为因素，这是主要原因。一是毁林毁草垦荒种植，造成植被稀少，水土流失加剧；二是大量开采地下资源及开山采石，造成水土流失。要解决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使发展旅游业有一个好的环境，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江总书记批示和朱总理指示精神，加快秀美山川建设工程的步伐。具体讲，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开展工作。（1）要用科学的方法处理好各种矛盾。

改进旅游业的发展环境，牵涉到很多方面的利益和矛盾，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在具体工作中要努力作到“四个结合”。一是把林草建设与封山育林相结合，解决林牧矛盾，发展舍饲养殖。目前，传统的饲养方式与薄弱的林业形成了相对立的矛盾。要调整牧业内部结构，大力推广舍饲养羊，发展其它养殖产业，实行封、管、育、造并举，禁牧封育，大上林草，绿化山川。使治理成果得到巩固，生态环境自然得到恢复。二是把林草建设与农田基建相结合，解决速度与效益的矛盾，稳定农业，改善生态。在大规模退耕还林还草的同时，要继续坚持不懈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在农田水利建设的重点上要由过去的治山治坡向治沟治川转变，川道地区大力发展堤灌、引灌工程，全面实现水利化；偏远山区及各塬重点发展井灌、窖灌工程。三是把林草建设与农村主导产业开发相结合，解决农林矛盾，增加农民收入。要把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点建立在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上。结合建设秀美山川，大面积地发展经济果业。陕北发展经济林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要本着“川建大棚，山抓两杏”的总体思路。加快果业基地建设，大力发展仁用杏、苹果、梨、山桃、山杏、枣等林果产业，以此确保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充分调动农民治理开发的积极性。四是把林草建设与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相结合。秀美山川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工程，既包括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涵盖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应该统筹规划，协调运作，全面发展。遵循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方针，紧紧围绕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加快生态环境建设。

（2）要落实政策，建立激励机制。

建设秀美山川，改善生态环境，是延安发展旅游业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国家保护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举措。延安要成为全国的生态建设示范样板，应落实和制订好各项具体政策，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首先应落实好党和国家对农村的各项基本政策，如稳定土地承包，延长承包期30年不变的政策，合理征收农特产税的政策，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调整减免农业税收的政策等。这些政策落实好了，农村就能稳定，农民才会安心。其次，在贯彻执行土地管理法、环境保护法、森林法、水土保持法等农业法律的同时，要制定一些如“个体承包、以粮代赈”的实施办法，治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规定，林区农村户籍管理办法等具体条件，使干部和群众有章可循，执行起来更具有操作性。第三是要适应市场、效益优先的原则，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调动各方面治理开发的积极性。如鼓励扶持机关干部、科技人员、下岗职工承包土地，创办经济实体的政策；鼓励扶持国有企业转户创办绿色企业的政策；鼓励吸引外地企业、人员来延安治理开发的政策；鼓励农民兴办水利、林场、牧场的政策等等。总之要建设有效的激励机制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大治理开发的力度。（3）要建立各部门齐抓共管的领导体系。

山川秀美工程不仅对于发展延安的旅游业有重要促进作用，而且与延安实现跨越式发展和扩大就业，也是密切相关的重要举措。它的实施需要延安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认真贯彻落实，使延安形成上下对应、分工明确、齐抓共管的领导体系。“治水、保土、造林、美化山河、改善生态环境”，关系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因此，只有层层落实责任，各项任务逐级分解，做到人人肩上有担子，项项工程有人抓，才能做好。最好先办好示范点，以点带面，推动全局。在工作中，旅游、农业、林业、水利、水保、畜牧、环保等部门应协调管理，密切配合。市、县（区）、乡、村应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严格考核，奖罚分明。

总之，山川秀美工程是延安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内容和切入点，也是延安发展经济和扩大就业的必由之路。延安要实现“山变绿、水变清、田变平、人变富”的宏伟目标，这项工程是必须长抓不懈的。

四、加快延安城乡就业和经济发展需要解决好的一个问题

目前，延安实现经济起飞的所需资金主要来自石油开采，但在石油开采的管理体制方面，还存在着很多不稳定因素。主要是按照1986年颁布的《矿产资源法》，延安的本地企业无权开采延安的石油，现有的石油开采企业也要逐步上交，由省或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延安现有的石油钻采企业都是用挂靠在省属的延长油矿管理局的名义才得以存在的。因目前的这种做法能否维持很不确定，延安的同志非常担心失去对石油的开采权及其收益，从而失去延安经济发展和就业扩大的启动资金来源。

我们认为，这确实是加快延安城乡就业和经济发展需要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当前，延安经济正处于起飞之前阶段，急需大量的原始资本积累，用以完成以产业升级、组织优化和制度创新为特点的产业结构调整。延安由于石油工业比重大，制造业底子薄，加上产业组织分散，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没有国家的支持很难在短时间完成。因此，为加快延安城乡就业和经济发展，推动延安产业结构的调整，国家在政策上应给予相应的支持，可考虑将延安的部分石油资源明确下放给延安，制定既有利于延安又有利于国家的开采、管理规则，由国家监督、帮助延安管理、开采好这部分资源。不然的话，尽管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由于利益关系不明确，中央、地方和个体多头开发，往往容易引起矛盾，造成资源的浪费。

事实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由其具有优势的产业发展所决定的，而地区优势产业的形成则取决于地区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大小。宏观层次的地区比较优势仅仅是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必要和前提条件，而微观层次的企业竞争优势则是决定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充分条件。可以说，地区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共同决定了地区优势产业的发展，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产业分工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按照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大小，一般可把地区工业发展，分为靠比较优势发展和靠竞争优势发展两种类型，一个比较理想的发展应该是既具有较大比较优势，又具有较大竞争优势，如云南烟草工业。有时，即使地区暂时没有比较优势，但如果企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本身就可以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四川长虹电子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然而，不管地区有无比较优势，但如果缺乏企业竞争优势，这种产业最终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的。宁夏和新疆电视机厂的停产关闭，青海、宁夏和新疆洗衣机生产线在投产后不久就处于停产状态，以及景德镇日用陶瓷工业近年来的衰败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延安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和持续扩大就业，只有资源禀赋上的优势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积累资本，调整产业结构，培育自己的企业竞争优势。延安尽管在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供给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但这种比较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要使这种潜在的优势真正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和利用这种地区比较优势，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培育和创造企业的竞争优势。在当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只有在国家的帮助下，培育和创造出了企业竞争优势，延安的跨越式发展和就业持续增加才能最终实现。国家在石油开采和管理上给延安一些特殊政策，帮助它调整产业结构和培育自己的企业竞争优势，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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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农村社会发展专题论文范文

摘要

我国是农业大国，以世界7％的土地养活着世界21％的人口，可见农业技术推广在农业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农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如何高效农业，如何持续发展对科学技术、信息技术、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质量、如何提高农业生产者素质成了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

目前以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为特征的条件下形成的政府农业推广体系,在推广理念、推广内容、推广方式方法,特别是在机构设置、运行机制、管理方式、投资渠道等方面,显现出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生产发展的诸多不适应。那么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如何规避这些问题，采取什么措施？成为我们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推广现状及出现问题，解决对策

浅谈中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引言：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中国加入WTO以来，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业技术推广在农业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们据各种调查的数据来看，农业推广并不理想，各种问题开始涌现，那么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又该有什么样的对策呢？

在《农村社会发展专题》的学习中上，引发了我对中国农业技术推广现状的思考。我想我国农业推广存在的问题、根源及解决对策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我从事没有农业工作，所以对农业中出现的问题也考虑不够深刻，不过我查阅参考了很多资料并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中国加入WTO以来，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置身于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国家对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应该怎样发展，怎样应对新的挑战、适应新的要求，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首先我开始思考为什么？肤浅的来说，农业技术需要人来推广，而农业技术无法理想推广在于农村都缺乏劳动力，通俗点，能种地的人都没有了，谁来推广技术？最近常常听到电视中提到“空巢老人”的话题，我想空巢老人这个称呼并不时尚，是现代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提到“空巢老人”不禁让我联想到，在农村这样的现象十分严重。由于大多数年轻人到城里打工挣钱，农村的劳动力出现了老龄化的现象，大片大片的耕地出现撂荒。对于很多小国家来说，比如日本，地小无法实现大规模农业用田，只能进口中国的农产品解决国民温饱。而我们中国却出现了有地没人种，大规模的撂荒现象。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民已慢慢开始挣脱农民的本职工作，不再像旧社会那样只去种田，靠天靠收成生活，他们开始走向城市，走向市场经济。不禁人们开始思考，开始担忧，随着农民工的大量引入，城市劳动力逐渐强劲，那么劳动力逐渐减弱的农村又有谁去种田，撂荒的土地又由谁去生产呢？就现状来看，农村很多地方已经只留下了老人，妇女，小孩，务农人物老龄化已经成为了现在中国社会比较深刻的现象。

所以要解决农业技术推广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劳动力流失的问题，解决劳动力流失的问题，就要如何吸引年轻劳动力，让他们愿意回家种田。而如何吸引这部分年轻劳动力，就要能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农民愿意回田里了，才能说到下一步，如何推广我们的高科

技农业发展。地还是得靠农民来种，技术还是得靠农民才能推广开来。

目前中国很多地方采取的农村合作社的形式，并在很多地方取得了成功。试点比较成功的主要集中在沿海较发达的地区。但随着农村合作社的推行，问题也逐渐开始显现出来。农村合作社的形式繁多，在全国各地有“公司+基地+农户”模式的商业型的专业合作社。有大城市郊区有把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农民以土地换社保的；正在进行试点中的重庆、成都市的：城郊农村合作社。还有在全国各地搞持有农业生产机械的，农业机械公司经营的合作社等等。

农村合作社的优点很多.如：

1、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了抵抗风险的能力。合作社统一采购农资，统一销售果品，形成了集团化、规模化，增强了市场的谈判地位和抗风险能力。

2、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了农民收入。由于专业合作社从产前、产中、产后为农民提供系列化服务，解除了果农的后顾之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产品生产的快速发展。

3、提升了农产品质量层次，增强了市场竞争力。传统的一家一户农产品难以形成产品品牌和市场品牌。专业合作社通过组织和引导农民实行统一农资商品采供、统一生产标准、统一产品质量标准、统一注册商标、统一操作规程、统一包装等，有效地推动了农产品树品牌、创品牌的进程，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

4、壮大了自我发展实力,打造了农村文明新风尚。凡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起来的地方,农民和村级组织自我发展能力强,乡风文明程度都比较高。

随着社会发展，我认为农村合作社的形式是发展的产物，是农业技术推广的一种形态。它也必将随着发展而淘汰。这种形式只能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形式，随着市场供求变化，它必定转变成别的形式，或者还有可能回归到原始形态。我认为，农业最终还是会私人私营化。

查阅了很多资料，了解到除了农业技术推广的形式上存在很多问题。在主观条件上也会出现很多问题。主观条件便是人与人之间。

农技人员经常被抽调搞，原因在于乡镇站编制被挤占、挪用。乡镇机构改革后，井入农业服务中心，农业服务中心人员由乡镇政府统一管理，行政管理权下放到乡镇，工作由乡镇统一安排，且多站在一起办公，上面又没有相对应的单位，业务工作形成了多头指挥、多头管理，工作随意调整性大，而且主要是做乡里的一些多而杂的工作。

当然以上我的分析，从劳动力缺乏，耕地闲置的角度分析。查阅了很多了资料发现，还是很多主观及客观的原因。如：农业技术推广组织体系陈旧；科研、教育、推广、生产相互脱节；条块、部门、地区分割严重；农业科技推广投资机制不健全，供给量严重不足；政府统管所有的技术推广工作，不适应市场的需要；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分布不尽合理；推广经费

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基层推广人员素质低，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偏低等。

如何规避这些问题，是现在农业推广技术的重中之重。推广不是口上说的，形式上做的。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民思想,更新观念,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真正把农技推广工作抓出成效,为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作出贡献。有哪些是需要做好和改进的呢？[1] [2]

1.提高对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从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现代

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妥善做好人员安置。各地要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

和谐社会的大局出发，积极稳妥地做好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中分流的农

业技术人员的安置工作。在鼓励和支持富余农技推广人员自主创业的同时，积

极探索多种分流和安置渠道，帮助他们重新就业。

2.加强科技普及,提高农民素质与技能。根据目前农村经济和农民素质现状,加强

农民技术培训,应突出层次性和实用性。基层农技培训可以通过3级网络(县、乡、村)、3个层次(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农民)、多种形式(办班培训、邀请专

家教授讲课、广播电视讲座等),实施“绿色证书”培训项目。对科技文化素质

偏低的农民,可根据农事季节的特点,采取办培训班与现场示范相结合的办法,以增强他们的科技意识,提高运用农技进行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要注重加强

对没有正规学历的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学历教育,通过多种渠道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

加强农民带头人培养,积极发展专业技术协会。许多农村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但

上不了项目或上了项目形不成规模,其原因是缺乏农民带头人,缺乏示范带动作

用。这就需要培养农民带头人,发展专业技术协会。要改变过去那种重模式、应

景式、走过场式的培训方式,将培训的重点放在农民带头人的培训上,将技能培

训转移到素质培养上。

3.创新农业技术推广方式。根据现代农业发展特点、农民需求变化和农业技术推

广规律，积极推进农业技术推广方式创新，提高农业技术服务的到位率。根据

当地农业发展需求，及时遴选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以重点农业项目（工程）

为载体，组装集成配套技术，搞好技术推广和培训。建立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

员包村联户制度，逐步形成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抓科技示范户、科技示范户带动

普通农户的科技入户机制。充分发挥农业科技服务热线、互联网等现代传媒的作用，推进农业科技服务的现代化和信息化。积极利用科技下乡、科技示范场、流动科技服务车等方式，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农业技术推广活动。

4.进一步搞好配套服务。农技部门要充分利用队伍专、人才多、分布广、信息灵的优势,将产前的项目筛选、产中的技术指导和产后的销售服务纳入全程配套服务内容。产前搞好市场调查和预测,为农民提供准确的信息服务和技术准备;产后则可以采取独营或联营的方式,开展农副产品的购、加、储、销等服务,切实为农民解除后顾之忧。对量大面广的主导产品,农技部门要及时推广系列加工、包装、储运等方面的新技术,以实现农副产品的多层次增值,让农民从中得到更多的实惠。还要进一步 加快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一要合理构建县、乡、村、科技示范户的四位一体的推广网络。县一级要突出新品种、新技术引进,乡镇要重点突出试验示范的推广,发挥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作用,还要根据各乡镇产业实际,确定区域性农业技术服务网络,配置相关专业人员,充分发挥人才优势,更好为产业服务。要大力培训农民技术员,积极培育科技示范户,让他们在农业科技运用上起到带头作用。

5.放活经营性服务。积极稳妥地将政府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中承担的农资供应、动物疾病诊疗以及产后加工、营销等服务分离出来，按市场化方式运作。鼓励多种经济实体采取独资、合资、合作、项目融资等方式依法进入农业技术服务行业和领域，参与基层经营性推广服务实体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积极探索公益性农业技术服务的多种实现形式，对各类经营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实体参与公益性推广，可以采取政府订购服务的方式。还要培育多元化服务组织。在改革和加强基层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同时，要按照“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原则，积极支持农业科研教育单位、涉农企业、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供销社、邮政物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中介服务组织参与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推广形式要多样化，突出增强推广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积极探索各种有效推广模式，努力建立农技推广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 闫敖宏.现阶段农技推广的特点及现状分析[J].农村实用科技信息,2009(12):53.[2] 耿显连.健全农技推广体系势在必行[J].学习月刊,2010(2):8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