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后徇私舞弊原则上应当数罪并罚

第一篇：受贿后徇私舞弊原则上应当数罪并罚

受贿后徇私舞弊原则上应当数罪并罚

作者： 周光权发布时间： 2003-10-08 1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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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徇私而渎职的犯罪中，往往存在受贿等相关情节，对此在处罚上存在一罪与数罪之争。如何确立具有这些情节之犯罪的处罚原则，是司法实践中十分重要的问题。作者认为受贿后徇私舞弊原则上应当数罪并罚。

渎职罪中，相当多的罪名牵涉到情节加重犯、牵连犯等情形，认定中存在相当困难，有必要加以研究。

如何区别徇私舞弊中的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

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因徇私舞弊而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的，构成情节加重犯。

实践中，对于具备徇私舞弊情节的案件，应当注意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区别。明知亲友或赠送私利者要实施有损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但出于徇私利、徇私情的动机，故意放弃职守，对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不予履行，造成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损失的，属于徇私后以不作为方式实施的滥用职权罪，而不成立玩忽职守罪。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与不作为并非区别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根本标准，而只有罪过才是对滥用职权型犯罪和玩忽职守型犯罪进行区别的惟一标准：前罪主观上出于故意；后者主观上是过失。如何理解徇私舞弊中的“徇私”

徇私舞弊中的徇私，包括徇私情、徇私利两种情形。徇私情，是指单纯根据亲友、上下级、竞争对手等私人关系、感情的亲疏决定职权行为。徇私利，是指为谋求不合法或不应当得到的各种物质或非物质的利益或地位而违背职责，改变职权行为。不论是徇私情，还是徇私利，均能够给行为人或其亲友带来利益或使他人失去应得利益，否则就不能认定为徇私。

现行刑法中涉及徇私舞弊的渎职犯罪共有十余个罪名，除了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款和第一百六十八条将徇私舞弊规定为加重处罚情节外，其他条文，如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徇私枉法罪，枉法裁判罪，第四百零一条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第四百零一条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第四百零三条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罪，第四百零四条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第四百零五条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罪，第四百一十条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第四百一十一条放纵走私罪，第四百一十二条商检徇私舞弊罪，第四百一十三条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第四

百一十四条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第四百一十八条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都将“徇私舞弊”或者“徇私”规定为犯罪成立客观方面的要素。如何理解这里的“徇私”，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看法：少数说认为，“徇”单位之私，也是徇私。但多数说认为，徇私应理解为“徇”个人私情、私利，即“徇一己之私”。私情、私利与单位利益相对应，“徇”单位之私不能理解为徇私。当然，为谋取小集体、小团体利益而徇私，当小集体、小团体利益不是单位利益，而是小团体内不特定或者少数单位成员的私情、私利的，实质上属于个人利益的，可以认定为“徇私”。根据多数说，特定领域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实施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构成犯罪的，应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处罚，而不能以徇私枉法罪、放纵走私罪等特定的渎职犯罪进行处罚。

笔者认为，少数说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理由在于：一方面，将“徇”单位之私解释为徇私并不符合逻辑。单位是与自然人相对应的概念，其多是依法设立，有必要的财产或经费，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场所，能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社会组织。将“徇”单位之私也说成是徇私并不合理。另一方面，为了本单位利益实施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渎职行为，不视为徇私，有相应罪名可以适用，对于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单位之私，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可以按照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或者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

因受贿而渎职应数罪并罚

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司法工作人员贪赃枉法，有前两款行为的，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之罪（受贿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刑法的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对牵连犯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由于渎职犯罪中除了徇私枉法、枉法裁判等罪以外，其他渎职犯罪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等都可能涉及牵连触犯受贿罪的情况，因此，对受贿后又徇私舞弊，实施各种渎职犯罪行为的，应当如何处理，在实践中各地的做法并不相同。而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不正常的，所以，为统一司法操作，有必要对受贿又犯渎职罪的处罚加以明确。

一些学者认为对于上述情况应一律比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理由是犯罪嫌疑人实施渎职犯罪过程中牵连受贿犯罪的，其行为符合刑法理论中有关牵连犯的特征。例如，有的学者明确指出，受贿后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也是贪赃枉法行为，完全可以比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的规定从一重罪处断。而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体现了对牵连犯的一般处罚原则，是处理其他贪赃枉法类渎职犯罪的依据。

多数学者则认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对其他渎职罪既不能适用，也无指导作用，渎职犯罪牵连受贿犯罪的，应数罪并罚。具体理由是，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仅是一条分则特别条款，区别于总则条款和普通条款，因而它只能适用于该条，而不能适用于渎职罪中的其他分则条款，没有普遍指导作用。

笔者认为，数罪并罚说是有道理的：（１）对牵连犯从一重罪处断，乃是理论上的一种概括，而不能将此原则绝对化。刑法中对牵连犯实行数罪并罚的规定，并非绝无仅有，例如对暴力抗拒缉私的，刑法规定以走私罪和妨害公务罪并罚；对采用犯罪方法制造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以放火、故意杀人等罪和保险诈骗罪并罚。对于受贿后犯徇私枉法、枉法裁判等以外的其他渎职犯罪的，进行数罪并罚，由于刑法没有明确禁止，所以并不是不可行。（２）对牵连犯是数罪并罚，还是从一重罪处断，需要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当牵连犯中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之间，存在轻重关系可以比较时，只按重罪处断，而对轻罪不给予处罚，并不会带来实质的不合理，也不会放纵犯罪，此时，贯彻“从一重罪处断”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当目的行为、手段行为的危害性都比较大，理应给予严肃处理之时，采用从一重罪处断原则，可能有悖于罪刑相适应原则。而渎职犯罪、受贿犯罪都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便利或者职权实施的犯罪，对这类犯罪进行严厉打击一直是立法者和司法机关都给予特别强调的。所以，对刑法明确列举的徇私枉法、枉法裁判等少数渎职罪以外的贪赃枉法行为数罪并罚，符合立法旨趣，也符合历来的司法立场。（３）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属于“特别规定”，而不是“提示性”规定。立法者考虑到，在收受贿赂的情况下，国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对这类行为如果在处罚上不明确规定一个标准，实践中一般会对其数罪并罚，所以对徇私枉法和枉法裁判又受贿的情形，特别规定从一重罪处断。但是，这一特别规定并不适用于其他受贿后徇私舞弊犯渎职的场合。

第二篇：广州公安局原副局长受贿600万(图)

广州公安局原副局长受贿600万(图)2013年07月20日 09:13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何靖。（本报资料图片黄澄锋摄）

记者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获悉，该院已于近日以受贿罪对广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何靖提起公诉。计划下周在深圳开庭审理。

该案系由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侦查终结，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4月8日将该案移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方指控，何靖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本人单独及伙同其妻子黄某虹（另案处理）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626万元、港币67.4万元、美金1万元。

某卡拉OK老板送钱60多万 检方透露，何靖收受的贿赂，大量来自休闲娱乐行业的老板。由于何靖分管治安，许多特种行业的老板争相与其“拉关系”、“求关照”。

其中，广州市白云区一家卡拉OK俱乐部因为治安问题，被公安机关责令停业整顿一个月，该俱乐部股东周某找何靖“打招呼”后，一周后俱乐部就得以重新开张。为答谢何靖的帮忙及日后继续获得关照，周某先后送给何靖人民币42万元、港币6万元。为了给这个实权人物送钱，周某也颇费心思，听说何靖女儿在香港工作，立即以此为由，送给何靖妻子港币20万元。何靖妻子将此事告知丈夫，何靖知道周某在拉拢讨好他，欣然收下这笔钱。

打招呼“捞人”收了上百万

何靖还屡次出面为涉案人员说情，从而收受贿赂。梁某是广州市白云区一家物业有限公司的老板，其朋友钟某涉嫌窝藏罪，在何靖的周旋下，钟某一审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二审改判为三年。后钟某又因赌博被公安机关查处，由于何靖“打招呼”，最后未作刑事处理。梁某的亲戚在家打麻将赌钱被公安机关抓获，梁某找何靖帮忙后，其亲戚未被治安处罚。梁某先后送给何靖人民币85万元、港币26万元、美金1万元，并通过何靖妻子送上人民币11万元的红包。

某镇副书记求升迁送31万

人事安排是何靖敛财的又一途径。他利用职务之便，为其下属多名公安民警在职级升迁、工作调动、岗位安排等方面提供关照，收受贿赂。广州市白云区某镇党委副书记王某某曾与何靖有隶属关系。何靖为其在职务晋升方面提供帮助，多次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31万元。

非法染指经济活动

染指经济活动是何靖收黑钱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何靖利用职务便利，为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民警麦某坚在承包经营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下属企业、投资入股企业、职级升迁及麦某坚亲属工作岗位安排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麦某坚以“利润分红”和“感谢费”等名义贿送的钱款共计人民币320万元、港币4万元。

何靖其人

何靖，男，1957年生于广东德庆，毕业于广州医学院，研究生学历，二级警监警衔。自1984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先后任(原)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原)花县公安局副局长，(原)花都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增城市市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白云区区委常委、区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等职务，落马前任广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分管指挥中心、科技通信处、出入境管理处等单位，同时兼任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在市公安局领导中排名第四。

2012年8月25日，何靖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成为近年来广州公安系统“落马”的级别最高的官员。

1984年进入公安系统后，何靖在原花县(现花都区)公安局担任法医。此后，何靖从一名普通的法医逐步走上领导岗位，成为局长。据曾与何靖共事多年的同事称，他在业务上是好手，对侦破大案、命案特别有心得，何靖亦曾自夸“没有他破不了的命案”。

也有同事说他脾气狂躁，喜欢拍桌子发火、责骂下属，有时“前一秒钟还好好的，后一秒就暴跳如雷”，“摔烟缸”等事时有发生，有时莫名对着向他汇报工作的普通民警破口大骂，让人无法下台；也有同事说他办事雷厉风行，精力过人，“工作不分时间，经常晚上审稿批复材料，没日没夜”，“随时会通知开会，哪怕是晚上11点”，担任新闻发言人期间对通稿材料审核非常细致甚至苛刻。

忏悔录： 我只顾享受权力 忘记了服务人民

案发后，何靖对受贿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主动退缴了全部赃款。他忏悔：“我心存贪念，在交往中慢慢放松了警惕，忘记了党纪国法，把不正常的当成了正常的，认为帮忙收钱是理所当然的”，“我只想着享受权力带给我的好处，忘记了党和人民给予我权力是让我服务人民的，放纵了自己，结果走向错误，走向犯罪。”

第三篇：农行原副行长杨琨受贿细节(案例)

农行原副行长杨琨受贿细节:曾一次收8斤金条

2014-06-19 07:12:19 来源: 中国广播网(北京)有733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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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琨涉嫌的五笔受贿

接受纪检部门调查两年后，北京世贸天阶一家爵士酒廊，香港证交所股票00563，一套红木家具，蓝色港湾14.5亿贷款，组成了中国农业银行原副行长杨琨面临受贿指控的链条。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杨的妻弟陈辅成涉嫌为其代理了大部分嫌疑资金。

6月18日，此案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方起诉书指控，2005年至2012年，被告人杨琨利用其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的职务便利，在贷款、产品销售等事项上为有关企业和个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3079万余元。

现年48岁的杨琨在庭上对控方意见几无异议。这位农行曾经排名第一的副行长，在履职期间出席授信仪式次数颇多，分管前台贷款业务。司法文件显示，在与企业的交往中，杨琨被指涉嫌受贿的行为，在资金去向或运作上均与陈辅成有关。

当天庭上公诉人曾表示，鉴于杨琨有主动交代问题；退赃及时，并且全部退还；且庭审表现较好，建议法庭对其判处无期徒刑。杨琨还表示，他曾向检方表示希望检举揭发他人。

中新999万“补偿”

涉嫌金额最大的一笔约达1000万港元（其中含10元手续费）。庭审信息显示，2005年香港上市公司中新地产实际控制人郦松校在成都一个道路建设项目出现官司，相关银行不愿放款。郦松校找到杨为其在农行解决贷款。

此后不久，中新地产郦松校与其他银行在重庆贷款上出现问题，也由杨出面解决。2007年一次饭局后，杨琨将陈辅成介绍给郦松校，先500万股、后又追加400万股，以低于市价约50%的价格获得香港中新地产股票（00563.HK）。

持有一段时间后，股价有所上涨，陈辅成希望出清股票，但郦松校建议其继续持有。但此后股票价格下跌，中新地产遭遇停牌。检方指出，郦松校曾提出按停盘价回购陈手中股票，或再给予一些股票为陈挽回损失。

2008年1月22日，中新地产在香港联交所停牌，直至2009年5月11日，中新地产才首次通过公告披露停牌原因：因涉嫌触犯《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9条中的针对雇员贪污交易的三项条款，被香港廉政公署调查。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2006年，中新地产先后在重庆、北京、天津等地以合作开发、入股项目公司或接盘等方式，收购了20余个大型房地产项目。中新地产的土地储备也从当年的300万平方米，增长到2007年的920万平方米，一年时间翻三番。2009年更是达到了近1500万平方米的规模。

检方指出，杨琨并未同意郦松校的解决提议。最终，中新地产方面提供了1000万港元到陈辅成账户。

2009年1月，中新地产没有按时支付4亿美元高息票据的半年利息1.5亿元，引发市场对于其资金链断裂的猜测。

事实上，中新地产净借贷对股东资本比率从2006财年以来一路飙升，从7.9%上升到2007财年的51.3%，到2009财年更是高达79.1%。偿债能力则在逐年减弱。流动比率在2007财年达到峰值2.03之后，2008财年下降到2.03，而2009财年更是只有1.86。

2010年6月，上实控股以27.46亿港元收购中新地产45.02%的股权成为最大股东。

2010年6月25日，中新地产集团股票得以复牌。此后公司更名为上海实业城市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此前中新地产的实际控制人郦松校，在2013年被公安部专案组以“贷款诈骗罪”展开调查。

第二笔涉嫌受贿的事项涉及价值40万元的红木家具。第三笔涉嫌金额100万美元，庭审信息显示，系一家常州企业用拉杆箱装好，带到杨琨住所附近世贸天阶的CJW酒廊。由于对方在常州项目，希望杨琨予以协调。

检方信息显示，该企业人士以春节拜年为由找到杨琨，至2008年奥运会前夕，杨琨将钱交给陈辅成。辩方则认为，相关证据指出的“收钱”和“转交”时间相差较多。不能以陈辅成曾收到一笔外币，作为杨琨曾受贿的依据。

蓝色港湾关联揭开

第四笔涉嫌金额总计418.3万元。系外界曾高度关注的杨琨与王耀辉的问题。在杨琨被调查后，曾经一度有他与王耀辉共同参与境外赌博的消息。在南京庭审上，没有出现杨琨涉赌的信息。

王耀辉是中辉国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北京蓝色港湾置业有限公司（下称蓝色港湾）的实际控制人，在艺术品信托市场有较多涉猎，也因为其中资金运作备受争议。

检方指控，王耀辉为获得杨琨对北京“蓝色港湾”地产项目的信贷支持，曾分三笔向杨琨行贿。农行涉及蓝色港湾的贷款可能达到14.5亿元，包括置换民生银行[0.52%资金研报]贷款的7.5亿和此后追加的7亿。此前本报已报道，其中涉及约5亿以蓝色港湾土地抵押的经营性物业贷款。

第一笔是2008年春节前后，王耀辉用一个商场购物纸袋，装了200万元港币，在CJW酒廊将其交给杨琨。

第二笔是2009年春节前，在同一地点，王用布袋子装着黄金金条（检方认为重达4公斤，价值115万）交给杨琨，后被存入了银行黄金保险柜中。

第三笔是2010年春节前，在上述地点，王送了一幅齐白石的荷花图。此前，荷花图在拍卖市场上价格约180万元。

在庭审中辩方意见是，蓝色港湾项目应视为杨的工作业绩，给农行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并且，这笔贷款是杨琨与民生银行方面竞争争取而来。

辩方认为，王耀辉第一次交给杨琨的200万元，是其在澳门赌博赢来，并有通过大陆海关的相关记录。因此，这笔资金不应被视为与蓝色港湾项目有关的贿赂。而相关字画并未通过拍卖实际交易。因此，农行贷款和这些资金不具关联性。

杨琨交代，上述200万港币在香港自己消费了一些，还有一些给儿子交了学费。杨亲自考察了蓝色港湾项目之后，觉得项目不错，在现场曾说“项目不错，可以支持”。回来以后，开了行长协调会。

第五笔金额为250万人民币，行贿人为黄建平，检方称之为香港奥德公司副经理。香港奥德的母公司为北大方正。黄与杨认识十多年，一直是朋友关系，从杨升任副行长之后，联络开始多起来。

庭审信息显示，当时杨琨告诉黄，一个朋友缺资金250万开办汽车4S店，让其帮忙周转。之后，黄将钱给了陈辅成，陈辅成把钱转给相关人。庭审信息显示，上述所有的争议资金，包括其他的物件，杨琨获取之后均在不同时间交给陈辅成保管。

第四篇：浙江理工大学原副校长受贿 一审被判死缓

浙江理工大学原副校长受贿 一审被判死缓

浙江理工大学贪腐串案在浙江省高教领域引发巨大震荡，此案涉及人员级别之高、人数之多、金额之巨，皆为罕见。近年来，浙江高校的基建累计投入超过400亿元，一个个崭新的校园初见规模，但与此同时，一些干部纷纷落马。办案人员认为，这个案子暴露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以及制度建设上的一些缺陷，高校必须认真思考反腐大计。今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浙江理工大学原副校长(副厅级)夏金荣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处该校设计研究所原所长沈丁无期徒刑，罪名为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行贿罪。至此，浙江高校第一贪腐串案一审告终。

此前，该校原党委书记白同平因受贿罪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原基建处处长陈松树因受贿罪被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

据浙江省检察机关介绍，该案涉案人员级别(正厅级)之高、受贿金额(848万元)之巨，牵涉人员(受贿人4人，行贿人16人)之广，皆可称浙江高教领域自建国以来的第一贪腐串案。

该案在浙江省高教领域引发巨大震荡。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年来随着高校干部的频频落马，高校已成为新的职务犯罪高发区。为此，浙江省各高校不得不开始冷静地思考反腐大计，全面地建章立制，查漏补缺；浙江省纪检监察部门、检察机关反贪部门更是不遗余力地出谋划策。本报记者历经半年有余，独家调查采访了此案。东窗事发 一石激起千层浪

2006年1月，白同平从浙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虽称不上风光无限，却因多年来踏实的工作作风给教职员工留下深刻印象。

然而，时隔半年后，白同平开始坐不住了，原因是该校设计研究所被查账。而在学校另一间办公室里，时任该校副校长的夏金荣更是坐立不安，原因也是因设计研究所被查账。

两年后，人们总算明白，设计研究所所长沈丁和白、夏二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沈丁落网，最终令二人晚节不保。

“当时只是省委巡视组在巡视过程中的例行审计，但我们却发现该校下属单位———设计研究所的账目有较大的问题，一方面有着2000余万元的经营额，另一方面却连续7年未上交一分钱利润。”浙江省审计厅的一位干部透露。经过审计调查，一处以沈丁母亲、妻子名义购买的房产引起了审计人员的注意。他们认为，沈丁涉嫌挪用公款65万元用于购买该处房产。

由于研究所经营时间较长，所有账目又发生在白同平在位期间，与新任领导班子无关。于是，一份关于该研究所经营性质的询证函被递到了白同平和夏金荣的案头。不久，两人都心照不宣地写了证明，称该研究所虽然属于校产企业，但自负盈亏、“一脚踢”承包。然而，偏偏就是这份证明，最终令白、夏二人露出“尾巴”。

沈丁一案最终由江干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接手，有关职务犯罪的线索交由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着手调查。“这份证明证实了沈丁关于研究所承包经营的辩解，这样就可以为其开脱挪用公款的罪责。如果承包属实，那研究所的问题仅仅是偷漏税问题。但我们隐约觉得似乎有些蹊跷，感觉背后存在重大职务犯罪。”江干区检察院办案人员说。

经过调查，办案人员发现沈丁是在2000年4月被任命为设计研究所所长、法定代表人的。但2000年以来所有该校党委会会议记录及校长办公会会议记录中，均没有关于设计研究所改制承包的定论。随着沈丁一案的“吃紧”，白同平和夏金荣更为惶恐，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之举。而与此同时，办案人员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突破口。抽丝剥茧 拔出萝卜带出泥

其实，早在2006年11月研究所被审计时，白同平为掩盖沈丁送其用于购房的54万元的犯罪事实，让儿子联系沈丁，补了一张54万元的借条，并分两次归还了这笔钱。同时，夏金荣也为了掩人耳目，把一间由房地产开发商送给他的储藏间归还掉了。

两人瞒天过海之举并未阻挡住办案人员的视线。检察机关经过抽丝剥茧，反而找到的案件突破口———该校基建处原处长陈松树和白同平的儿子陆云。

“当时在证据面前，沈丁已经承认了„个人承包‟是为了逃避处罚而编织的谎言，白同平和夏金荣的证明是为了开脱他的罪责。于是，我们在想白、夏二人为什么要给沈丁出具假证明？”办案人员告诉记者。随着调查的深入，办案人员发现，几年来，沈丁承接了学校大量的装修工程，并由其联系学校校舍搬迁事宜，牵涉资金14亿元。

“我们推测，沈丁和白、夏二人之间的利益关联点应该是基建工程。于是，学校基建处原处长陈松树成了此案成功告破的„跳板‟。”办案人员说。

2008年1月，陈松树被立案侦查。最终，因收受贿赂13万余元被江干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半。而向他行贿的10余名工程承包人则成了夏金荣归案的原始线索。根据这些线索，夏金荣涉嫌收受100余万元贿赂的事实开始浮出水面。2008年4月，夏金荣被立案侦查，他到案后，对自己的受贿事实供认不讳，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说沈丁在学校一个房地产合作项目中曾收受开发商650万元好处费。殊不知，这后来却成了他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主要指控事实。“白同平一案的告破源于其儿子陆云，我们发现，陆云不但是沈丁公司的员工，还经常利用其母名义染指学校一些基建项目。”办案人员透露。

经调查，办案人员发现白同平和沈丁的关系可谓“不打不相识”。2000年，沈丁主持的设计研究所在“浙江理工大学下沙校区整体设计规划项目”的招标中胜出，然而却被白同平否决。事后，沈丁决定要“拿下”白同平。为了向白同平示好，他专门将白同平的儿子陆云安排进自己的公司，并利用给陆云发年终奖、出国经费等名义间接送钱给白同平。

2008年6月，白同平被立案侦查。白同平到案后主动交代了自己直接或间接收受沈丁贿赂款60余万元，还交代了其他一些受贿情节。原形乍现 贪字当头无药救

白同平和夏金荣的落网，令浙江理工大学的师生甚为震惊和愤慨。两人的案子开庭时，该校现任主要领导和中层干部均自觉来到现场旁听，接受廉政教育。

“我希望我犯的错误能得到师生原谅。”庭上，白同平泣不成声。然而一切的悔过都已无法得到法律的宽恕。法院查明，2001年，沈丁为白同平装修两套住房，以少收装修材料费的方式向白同平行贿5万余元； 2005年6月，白同平要为儿子买房，沈丁不但推荐了两套满意的房源，还及时“借”给白同平儿子54万元的首付款，事后白同平虽补了借条还了钱，但依据法律规定，法院认定了这一受贿事实。最终，白同平以受贿65.2万元的犯罪事实，一审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处有期徒刑11年。相对于白同平而言，夏金荣的受贿事实令浙江理工大学的教职员工更无法接受。

原来，2001年浙江理工大学搬迁至杭州下沙大学城后，学校计划和房地产公司合作，解决教职工的住房问题，此项工作由夏金荣负责。

于是，这成了夏金荣和沈丁索要“回扣”的好机会。法院查明，夏金荣先让沈丁找到了一家合作的开发商，开出无比优惠的合作条件。然后，两人提出索要40%的干股。后经两年时间的不断协商，最后开发商支付了650万元好处费，汇入了沈丁和夏金荣妹夫合办的装饰公司。

法院认定了这650万元系两人共同受贿。除此之外，夏金荣还收受另外7名建筑项目承包人共计122万元的巨额贿赂。

据此，夏金荣一审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沈丁一审被判无期徒刑。深刻反思 高校反腐路在何方

浙江理工大学这一贪腐串案刚好案发在新老领导班子交替之际，于是，新任领导班子从接任至今，把狠抓廉政建设当成了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个案子暴露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以及制度建设上的一些缺陷。近两年多来，我们在不断地进行反思，查漏补缺。”该校负责人说。

该校总结认为，此案案发原因有五：一是个别主要领导干部觉悟不高，党性不强；二是反腐倡廉的学习教育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没能入脑、入心和见诸行动；三是规章制度没有得到全面落实；四是权力过于集中，运行不透明，监管不到位；五是一些重要岗位的干部没有及时轮岗，大大增加了犯大错误的可能。针对这五大原因，该校利用近两年的时间，着手完善反腐倡廉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责任被分解落实到人，并要求严格考核和责任追究。

“近两年来，学习教育活动没间断过，这个教训实在太深刻了。以前总认为自己有文化懂学术，却忽略了法律素养的培养，现在发现学法懂法才能避免自己犯错误。”该校一位教授说。

该校除了不间断地进行反腐倡廉的学习教育，还完善了一大批相关制度规章，并收录编印了《惩防体系建设制度汇编》，教职员工人手一册。

“学校发生这么大的案子，压力巨大。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也是好事，我们把压力转化成了动力，并让我们更为清醒地来谋划反腐大计，重整预防职务犯罪的防火墙。”该校负责人说。

就在浙江理工大学为此案痛定思痛之时，浙江省其他高校也不得不冷静地思考反腐大计。

据统计，近年来，浙江高校的基建累计投入超过400亿元。一个个崭新的校园初见规模，但与此同时，一些干部纷纷落马。而近三年来，杭州下沙高教园区14所高校中有9所发案，共查处13个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4名高校干部落马，其中厅级干部2人，处级干部7人。西湖区检察院的统计也表明，2005年以来，该院共查处辖区内高校反腐大要案17起，17名高校干部受惩处，涉案领域遍及基建、设备采购、招生考试、职称评审、科研经费等管理环节。

“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高校已经成为职务犯罪的重灾区，不得不引起我们重视。”浙江省检察机关一位干部说。

为此，去年年底，浙江省检察院和教育厅联合举办检察长与高校校长预防职务犯罪论坛，共商职务犯罪预防大计。

在该会议上，各高校领导纷纷亮出自家的反腐“秘方”与“良策”。浙江大学副校长吴朝晖认为，“高校的职务犯罪惩防体系必须健全四项机制：一是反腐倡廉教育的长效机制；二是对高风险领域的有效监督机制；三是对损害学校和师生利益的行为要有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四是在院系管理体制改革中，特别要重视预防工作机制的建立。”

浙江工业大学则亮出“两大法宝”：一是把好审计关，二是把好“大钱”关。三年来，学校共审计项目567项，审核金额达6.57亿元，无论在学校层面还是学院层面，做到凡是有经济活动就有审计介入。该校校长张立彬说：“校内审计首先要坚持独立性，然后抓住重点，进行全面审计。为了有效预防职务犯罪，审计工作还必须„关口‟前移，特别是对基建领域的审计，必须要从招投标开始就紧抓不放。最终让审计成为反腐工作的温度计，为及时纠正工作疏漏、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提供坚强保证。”

第五篇：内蒙政法委原副书记杨汉中受贿四千万被判死缓

内蒙政法委原副书记杨汉中受贿四千万被判死缓

各地新闻新华网任会斌、白冰2013-09-30 18:49我要分享 589

内蒙政法委原副书记杨汉中

杨汉中涉因涉嫌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被公诉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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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内蒙古频道9月30日电(任会斌、白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原副书记杨汉中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一案，30日16时在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杨汉中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依法判处刑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杨汉中1954年10月17日出生，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原副书记兼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曾任满洲里市委副书记、满洲里市人民政府市长，呼伦贝尔市市委常委、满洲里市委书记，兴安盟盟委书记。2012年12月26日因涉嫌犯受贿罪被自治区检察院决定监视居住，2013年1月30日被自治区检察院刑事拘留，同年2月1日经自治区检察院批准被逮捕。

检察机关指控，2000年至2012年期间，被告人杨汉中利用担任满洲里市人民政府市长、满洲里市委书记、兴安盟盟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副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多名请托人在土地征用、工程项目落实税款返还、道路工程、光缆下线工程、机场设备安装工程土地出让金补交等多个事项上，提供帮助，谋取利益，伙同其妻子、弟弟、情妇、司机等人先后49次非法收受和索取19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4037余万元、美元35万元、澳元4万元，其中索贿共计人民币1320余万元、美元15万元。

检察机关还指控，2007年年底，兴安盟委、行政公署拟新建党政机关综合办公楼，并采用拍卖原盟委、行署办公场所等国有资产及土地的方式筹集新建办公楼资金。兴安盟红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理王国金向时任兴安盟委书记杨汉中提出由红都公司开发原盟委、行署土地，政府负责拆迁的请托事项，杨汉中表示同意。在处置兴安盟原盟委行署土地过程中，杨汉中滥用职权，让红都公司以底价8000万元竞得该宗土地使用权，而且擅自决定将原本由开发商承担的拆迁费用变更为政府承担，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945．6万元。

法庭上，对于起诉书指控的受贿犯罪事实，杨汉中表示大部分犯罪事实均认可，并能如实坦白向法庭供述，但对其中三起受贿事实存在异议；对于起诉书指控的滥用职权犯罪事实，杨汉中辩解称，兴安盟委、行政公署拍卖和新建事项是经过相关领导集体开会研究决定的，对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他只承担领导责任，而不是主要责任。在前期检察机关调查阶段，被告人杨汉中能如实供述和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并提供亲笔供词，具有坦白、立功情节。返回腾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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