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解到自由[精选]

第一篇：从理解到自由[精选]

从理解到自由

让我来贴一篇文章，摘自《爱和自由》。希望能够帮助琪琪妈妈！

从理解到自由

——摘自孙瑞雪著《爱和自由》

人们普遍同意，应该尽量给孩子一些爱，让他充分享受到这些爱，这对他一生都是有影响。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事情总是这样，原则的东西、抽象的东西容易，生活的事情、具体的事情做起来就不容易。甚至应该说我们平时给孩子的时间都不多。因为我们很忙，时间总是不够，各种事情都排在孩子前面。没有跟孩子在一起，没有跟孩子在一起读书、交流，没有跟孩子一起工作、去欣赏孩子需要欣赏的东西，去倾听孩子的心声和感受。当孩子和我们在一起时，我们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理解孩子。

理解孩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必须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尤其要了解孩子的发展状态。母鸡，是很弱小的动物了，在无论怎样强大的敌害面前，它都能用自己的翅膀保卫着自己的小鸡；一只老虎是很凶猛的野兽了，但他跟小老虎玩耍的时候，能够达到极大的耐心。这种爱孩子，是每个母亲都能做到的。而且这一点上父母都能做得很好。但在孩子真正有了独立意识，需要父母了解孩子的成长状态时，父母却难以做到“爱”了。我们常会看到这种现象，当孩子一旦独立的时候，父母就会说：“这孩子太犟了！”“这孩子这么不听话。”实际是孩子要成长！要照他自己的意志去成长，孩子的意志同父母的意志开始产生矛盾了，要学会理解孩子成长的需求。

我们大多数人都面临这样的处境，前几天保健院的大夫来给我们蒙特梭利幼儿园的孩子做体检。孩子们都很“自由”，就是说按蒙特梭利方法规定，除了不得粗暴地干涉别人，不得打骂别人，拿教具必须归位，不得打扰别人这几点之外，其他一概自由。让儿童在自由自在中经验应该怎么做，和不应该怎么做。这是让孩子独立，独立的做出选择。当时所有的孩子都围到那儿，一会儿摸摸大夫的衣服（我们有一个课叫触摸课，就是分辨布料的粗细），一会儿摸摸那些医用器具。虽然他不会破坏，但他会用手很轻的摸。因为这套东西和这种活动孩子没有见过，尤其是做实验，这个工作很吸引孩子。其中有一个糊得很脏的小孩，他的手已经被针刺过，取了一点血化验，他站在那儿一个小时。我看了一下表，整整一个小时，手就那样举着，一动也不动站在那儿。他才两岁过一点。当时那些大夫说：“你们学校太乱了，怎么能这个样子呢？”说应该像其他幼儿园一样，孩子们（苦着脸）排着长队，做完一个孩子再进来一个，进化验室，检查完一个就回教室一个。他们必须特别安静。而我们的孩子，满大厅跑着，而老师在后面追着，有的刚抽了血哭着，一部分围看着。我却对大夫的不耐烦感到惊讶。我说：“你作为一个大夫，就应该了解儿童的心理。应该给儿童大量的时间，让他们适应你们的工作，而且让他们自由的观察并同你们交流，在观察了解的过程中解除恐惧。”

这确实是一个让孩子学习的极好机会。这就让我想起我们学校有个家长，她说原来在其他幼儿园的时候，她的小孩回家后，把买给她的一长溜的小娃娃从大到小排在床上。那个小孩说：“不许说话，赶快睡觉！要不睡觉我就要管你们了。”她妈妈说这个小孩把娃娃当木偶在表现她的老师的所作所为，其他场合的情况就更糟。因为我们大人也希望儿童像木偶一样，我们很顺利很快的就把这些孩子处理完了。

孩子是大人的一面镜子。也有人反过来说，大人是孩子的一面镜子。但意思是不一样的。大

人什么样，孩子就表现得什么样。孩子失去了发展自己的自由，也习得了限制别人的习惯。这就是我们成人好控制和压制他人最根本的原因。我们从未有过自由发展我们潜在能力的机会，我们就根深蒂固的形成自由是有害的，儿童需要成人管教的意识心态。

我们习惯上很难容忍让孩子自由，尤其在说孩子“吵得很”时，你要是真正爱孩子，你会发现孩子们玩耍，在那儿“做验血”时，非常可爱，你根本不觉得他吵。有的孩子不做，不检查，他就离得远远的，坚决拒绝。要给他做思想工作，这个过程非常缓慢，要让儿童有安全感才能让他做，要不然对孩子就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尤其是肝功化验，要在脖子上取血。孩子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孩子硬按到桌子上，这个过程同杀动物的残酷有着惊人的相似，这种方式对一个无知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恐惧了。所以我们要很耐心的给孩子讲解这些，让孩子观察，没有其他办法。

遗憾的是很多大人没有这样的耐性。我们越来发现，在生活中，不管是大夫，还是老师，都很难容忍让孩子自由、快乐的做他自己愿意做的事。成人嫌麻烦，很简单，一个像木偶一样的孩子对成人来说是非常简单的成人愿意做什么事很快就能完成。可是一个在自由中的孩子我们要付出大量的工作、精力和时间。成人大多不愿把时间放在孩子身上，挣钱重要，看电视重要……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在人的一生中，拿出六年给孩子，并通过孩子发展自己，是最有价值的。我们能肯定的是我们就在这种工作中一分一秒的成长，孩子也在这种生活中一分一秒的成长。只有付出心血，让成长一分一秒的积攒起来，才可能造就出一个非常成功的孩子。

成人的错误具有惊人的普遍性，我今天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真正是“老得掉牙的故事”。在公园的拐弯处，有一个妈妈正在给一个两岁多的孩子买饼子。这个孩子就抓着饼子死不放，妈妈也抓着饼不放说：“你吃不了这么多，这样会浪费的。”可这个孩子就是抓着饼不放，说：“我能行，我能行。”但他妈妈就不给他。我站在那儿看着他们的争执，看来一时还无法解决，我才骑上车走了。为什么这是个老掉牙的故事呢？这个母亲以为孩子很贪心，一个饼子他吃不完，却要整块的。

在蒙特梭利幼儿园的好多孩子身上发现了这种情况：孩子要一个整块，不要半块。针对这个问题老师开会讨论，当老师把每个班的情况都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儿童对事物有一种“坚定地追求完美”的审美观。他的审美要求远远超过成人，比如说厕所里有水锈，便池里有黄色的水锈，孩子就不上那个厕所。

当成人不理解孩子的某些做法，而孩子却哭着坚持时，甚至每天都在重复类似的情况时，我们难道不能问个为什么吗？为什么？难道是太贪心、浪费。不！不要用这种消极的想法想孩子。当你不知如何办时，给孩子自由难道不是个好办法吗？是的，尤其在儿童小的时候，正好是他的审美观念形成和建构的时候，老师和家长一定要在这个时候给孩子提供这个（建立审美的）条件和机会。

就是说宁可让他“浪费一点”也不能破坏孩子的这种完美的追求。因为这个时候节俭的观念还不能在他心灵中形成，但是审美的观念正是孩子发展的关口，一定要帮他建立起来。儿童在小的时候哭是绝对有理由的，而且他的那种感觉、感想是很奇妙的，很美好的。心理学家认为，在儿童期间，一个是建立儿童完整的人格和开发儿童的智力，另一点就是培养儿童的审美观。审美观建立的好坏，是决定孩子从小到大是否能远离丑恶和犯罪的关键，也就是说审

美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道德观。

这些事情从根本上讲就是儿童发展中的自由有些时候孩子要发展什么我们知道，那是经过客观的谨慎的研究才知道的，它需要儿童发展的很多专业的背景知识，需要我们对孩子的深深的爱。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了解儿童真的很难，有个孩子蹲在一个树坑里，那树刚好容下他蜷伏，他就蜷卧在里面，背上背着一只兔子，坑口盖上一块纸板，里面的空间因为太小而使他一动不能动，可他就在里面趴半个小时外面还有个“小护卫”。然后他们急不可耐的轮换着，你说奇怪不奇怪！他们在发展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但孩子们喜欢这个游戏。

只要给儿童自由。有了自由儿童就摆脱了我们狭隘的界限。有了自由儿童就去自动施行我们想不到也不理解的“神奇”的发展方式。

蒙特梭利说，当一个人在树林里散步的时候，他能够长久的沉思，他能够浪漫的联想，在这个时候如果远处钟声传来的话，那么他这种感觉会更好的加深，像诗一样。蒙特梭利说，一个优秀的蒙特梭利教师，她的杰出点就在于，当这个孩子正好在森林里散步的时候，老师就是那个钟声，能够把这种美好的感觉加深。

我在我的儿子身上也发现了这种“追求完美”的敏感期。有一次我给了他一个大的豆沙饼，然后我说：“让妈妈吃一口吗？”他说：“可以”我就用手掰了一块，他把饼子扔掉，躺倒就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我当时特别奇怪，他答应给我了，为什么还这样？我说：“你不要哭你不要哭，妈妈再给你换一个。”我就给他换了一个。他立刻站了起来，说：“妈妈，这次吃。”我就在他那个饼子边上慢慢的咬了一口。他笑了，说：“这次对了。”然后他用手在饼子边缘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这次是咬的，不是掰的。掰意味着破坏了一个整体和完整，咬一口却不算破坏。

一个在审美情趣方面很高雅的孩子，长大后不会很平庸，也不会很野蛮，更不会很庸俗。他的整个人生基础和结构就建立起来了。所以要作一个蒙特梭利老师，要作一个好的家长就要特别尊重孩子。

皮亚杰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想测验一下他的儿子的智力状态。他在两把椅子上面放了两个垫子，然后拿了一个东西藏在其中一个垫子底下。他把孩子请进来说：“你给爸爸说说，东西藏在哪个垫子底下？”孩子就径直走到那个没有藏东西的椅子前，掀起垫子说：“咦，没有呀？”他爸爸说“噢，那就请你再出去吧。”孩子出去后他就把这个东西又藏到另一个垫子下面，又把孩子请进来。孩子进来后就径直走到这边没有藏东西的垫子前，掀起来，说：“噢，没有呀？”他爸爸说；“简直不可理喻，怎么这样呢？”蒙特梭利笑着说：“你根本不了解儿童，孩子现在是想让父亲有成功感。”这是在跟父亲玩一种游戏，是为了满足父亲的一种需求，他认为他只要发现不了，爸爸就会觉得自己很聪明。但是他不知道爸爸在测试他的智力。所以蒙特梭利说：“我们成人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儿童的真实心理状态。”

儿童的内心世界是很大的，儿童的内心世界比天还要广阔。只要我们潜心地去爱儿童，只要付出爱，儿童都会变得非常美好。只要爱儿童，我们就会给儿童自由。有了爱和自由，儿童就具备了基本成长的条件。

有一天，自由和爱就会在漫长的童年时代过去后，成为一个人身上最美、最崇高、最具人格魅力的品质。

第二篇：从自由民族主义到宪法爱国主义（范文）

——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 内容提要：从柏林的自由民族主义，经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到哈贝马斯的立宪爱国主义，是观察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发展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视角。柏林强调归属和自由的平衡的文化、价值多元论是其自由民族主义的基础，泰勒结合魁北克分离运动个案回应了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挑战，揭示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观念所包含的内在悖论，而哈贝马斯则抓住泰勒对权利理论的模棱两可之处，用立宪爱国主义整合自由民主制度中的普遍主义成份，用政治文化观融摄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特殊主义要素，从而使其着重阐发的商议性政治观成为政治理论的晚近发展中的一种十分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文化多元主义以及多元文化公民权的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哲学界最热门的话题。所谓文化多元主义政治，概括地说，是关于少数民族、“贱民”群体和女性主义对于承认的需求的政治话语。在冷战结束后，种族、性别、民族—国家等问题以前所未有的尖锐程度凸现出来。这些在后冷战时代出现的与传统的民族解放运动、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的语境截然不同的问题使得在以权利自由主义形式出现的新老自由主义理论和当代境遇中的族性、性别及民族主义问题以及民主法制国家内部以“寻求自主性”为标记的社会运动（包括分离主义运动）之间造成了巨大的真空，（注：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指出，冷战结束以后在西班牙、苏格兰、印度和其他许多地区出现的分离主义运动与传统的民族主义存在根本区别，这些运动与其说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不如说是族群主义(ethnicism)的表现。具体讨论可参汪晖为所编《文化与公共性》所撰的导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社群主义的重镇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承认的政治”和批判理论的主将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正是在敏锐地感受到这些问题对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构成严重挑战的情况下加入到这场争论中来的。有意思的是，尽管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消极自由观念遭到社群主义的激烈批评（姑且不论这其中的曲解成份），但由于柏林秉承维柯与赫尔德的传统，批判“世界公民主义”(cosmopolitanism)，承认并且尊重个人的民族、社群、文化、传统和语言的归属感，从而使其以价值（文化）多元论为基础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成为90年代甚嚣尘上的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重要精神资源。虽然泰勒和哈贝马斯的理论并不能被涵盖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吁求之中，从自由民族主义经承认的政治到宪法爱国主义的内在演进脉络仍然构成了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发展的主线。一 柏林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立论依据是其反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对西方启蒙和现代性的主流思潮中包含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诉求的批判以及对价值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约性和不同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及其不可通约性的不懈论证，（注：参见顾昕，《柏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载《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甘阳，《柏林与“后自由主义”》，载《读书》，1998年第4期。）而其直接的理论先驱则是赫尔德把各种文明、文化表现出来的特性看作是多元主义的突出表现的“反启蒙主义”。[!--empirenews.page--] 赫尔德拒绝把理性的标准作为衡量每一个社会的惟一标准，他要求根据每个社会“自身的内部标准”对该社会作出判断。在赫尔德看来，“文化的多样性”表明，通过共同的语言，通过历史的记忆、习惯、传统、情感等纽带而归属于某个社群，是人类的根本需要，并构成相互理解的保障。在赫尔德和柏林看来，抽象的个人是不存在的，基于抽象个人观念的世界公民主义是空洞的。群体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对柏林来说，个人的幸福不能与所属的共同文化形式分离开来，因为他们所选择的对象、追求的幸福均由这些文化形式提供和构成，这些文化形式破损的程度也是与个人幸福降低的程度相适应的。而能够使我们在归属问题上的各种选择成为可能的，是自由，特别是柏林所谓消极自由。正是柏林这种强调归属和自由的平衡的反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构成其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直接理论前提。在已届82岁高龄时所作的名为《两种民族主义概念》的访谈中，（注：此文中译载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以下引文皆出该处。）柏林对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和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区分。所谓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思想上表现为种族主义、大国或大民族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各种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排外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等，在政治上表现为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伊朗的神权政治等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捍卫自身文化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及其承担者轻则拒斥、压制，重则必欲毁灭而后快。”（注：参见顾昕，《柏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载《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甘阳，《柏林与“后自由主义”》，载《读书》，1998年第4期。）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柏林指的就是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针对那种认为赫尔德的民族主义是第三帝国的思想资源的观点，柏林指出，赫尔德不讲种族，也不讲血统，而只谈乡土、语言、共同记忆和习俗。根据赫尔德，每一群体都有自己的Volksgeist或Nationalgeist（民族精神），也就是一套习俗与生活方式，一种看事和行为的态度。这些之所以有价值，纯粹只因为它们属于这个集体所有。赫尔德崇信民族文化多样性，认为不同的民族文化可以和平共存。柏林认为赫尔德所说的毫无侵略性的民族概念的要点在于文化自决。针对“文化自决的抱负怎会转变成为民族主义的侵略行为？”的质疑，柏林重申了他早期对民族主义的精妙阐述，他追随席勒对民族文化就像“压弯的细枝”这种观点所作的解释，把受伤的民族精神比喻为压弯的细枝，它可能会因外在的压力过大而被最终折断，但是如果树枝的韧性极大，那么一旦外力舒缓，树枝就会以极大的力量反弹。民族自尊迸发的时候，时常是专横中带着侵略性的。现代民族主义的病态性发展正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反动。在回答“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可能适合这文化自决的新时代，同时又能维护自由，也许还能遏制流血？”的问题时，柏林坦率地承认，文化自决而没有政治架构，这正是当前的问题。尽管柏林相信，既有政治经济的统一又有文化的多样是可能的事，一个现代民族，如果能够有良好的政治体制，再加上一些好的运气，其归属的需要是能够同个人自由平安相处的。但在现实政治层面，许多民族的悲剧却在于，其政治宪政体制和政治文化不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不能使自由和归属的价值结合在一起。“充分满足的国家民族具有相当程度的统一性，其他国家民族保持适意程度的多样而和平共存”是柏林的最终设想，但他没有讨论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中，自由主义能够同民族主义在可能的最大程度上相顾兼容；他也没有讨论，在现有的不同民族和睦相处的情形中，我们能够发现什么共同的东西，尤其是制度层面的因素。[!--empirenews.page--] 如果用柏林思想的诠释者约翰·格雷的话来说，柏林思想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在接受了为批判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强调的多元论观点以及他们赞同的对特殊文化保持忠诚的正当有效性以后，如何把留存下来的人类理性和道德统一性的范围和限制加以具体化的问题。（注：”格雷，《柏林》P.103，昆仑出版社，1999。）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柏林传人的泰勒结合魁北京分离运动个案所提出的“承认的政治”正是沿着这一方向作出的进一步努力。二 魁北克是加拿大一个以法语居民为主的省，魁北克政府以保存特性这个集体目标为由对魁北[1][2][3][4]下一页 克居民施加了某种限制，例如规定非法语居民或移民可以在英语学校就读，拥有50名以上雇员的企业必须使用法语，以及规定不用法语鉴署的商业文件无效等等。1982年，加拿大权利宪章增加了一个条款，承认魁北克为“特殊社会”，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其集体目标合法化。这里产生的问题是，一方面，对于许多加拿大英语居民来说，一个支持某种集体目标的政治社会，对于宪章或任何可以接受的权利条款是一个威胁。因为支持某个民族群体的集体目标很可能会限制个人的行为从而侵犯他们的权利，即使不至于践踏个人权利，由于并非所有受某种司法权管辖的公民都属于能从该司法权受益的民族群体，这样做也可能被认为是内在歧视性的。另一方面，对于魁北克政府来说，在魁北克保存和发展法语文化是件不证自明的好事，政治社会不能在以下两种人之间保持中立，一种人赞成保存我们祖先的文化，另一种人为追求自我发展的个人目标不惜割断与传统的联系。因此，魁北克人以及那些给予集体目标以同等重要性的人倾向于选择一种不同的自由社会模式，按照他们的观点，我们可以用一种好生活的概念来组织社会，同时又并不因此而歧视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就是为了揭示这一当今重大政治问题的哲学价值，在无视差异的同质性要求和差异政治之间建立一种平衡。把观念史分析方法运用到魁北克个案，泰勒深刻地阐发了平等的承认之中表现出的普遍主义政治(Politics of universalism)和差异政治(politics ofdifference)两种截然不同而又互有联系的形态之间的内在紧张。前者是伴随着从荣誉到尊严的转移而来的，这种政治强调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尊严，其内容是权利和资格的平等化，这项原则最近赢得的最大胜利是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后者是从现代认同观念中发展出来的，它要求承认个人或群体独特的认同，这种认同正在被占据统治地位或多数人的认同所忽视、掩盖和同化。这两种政治的内在联系在于支撑着差异政治的基础正是一种普遍平等的原则。差异政治谴责任何形式的歧视，拒不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但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差异性要求本身并不能被普遍主义的尊严政治完全吸收，因为“它要求我们承认并给以地位的是注定不能分享的东西。换言之，我们承认每个人的独特性，只是对某种普遍存在的情况——人人皆有其认同——给以适当的承认。普遍的要求推动了对于特殊性的承认。”（注：Charles Taylor,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in PhilosophicalArguments(Hart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25，引据董之林、陈燕谷译文，原载《天涯》，1997年第6期，1998年第1期。）[!--empirenews.page--] 但是，虽然这两种政治模式都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却是相互冲突的，“一种观点认为，平等尊重的原则要求我们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这种见解的核心是，人之所以要求平等尊重是因为我们都是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们应当承认甚至鼓励特殊性。前者指责后者违背了非歧视性原则。后者对前者的指责是，它将人们强行纳入一个对他们来说是虚假的同质性模式之中，从而否定了他们独特的认同”。（注：Charles Taylor,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in PhilosophicalArguments(Hart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27，引据董之林、陈燕谷译文，原载《天涯》，1997年第6期，1998年第1期。）概言之，自由主义把无视差异的普遍主义看作是非歧视性的，而差异政治则认为“无视差异”的自由主义本身仅仅是某种特殊文化的反映，是一种冒充普遍主义的特殊主义。泰勒的方案包含了这样的两重性：一方面，他把差异政治看作是从平等尊严的规范中派生出来的，认为承认的必要性在于能否真正贯彻平等的原则，这构成了对无视差异的僵化的程序性自由主义的批评；另一方面，他把不同文化具有平等价值作为一个假设或逻辑起点，实际上是强调承认的政治必须在公共交往的前提下进行，（注：参见汪晖为所编《文化与公共性》所撰的导论。）从而既弱化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实质性判断和强硬要求，又避免了屈尊俯就和种族中心主义。那么，就与权利自由主义的关系而言，究竟应当如何来把握泰勒推荐的“第三条道路”的性质？考察一下哈贝马斯在《民主法治国家的承认斗争》一文中对泰勒理论的批评将会有益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哈贝马斯认为，只要正确地解释权利理论，就会发现它不但对于不平等的社会生活条件不是无动于衷，就是对于文化差异同样也不是置若罔闻。在哈贝马斯看来，泰勒仅仅从个人的平等权利的法律保护的角度来理解权利自由主义，从而就与程序性自由主义忽视私域自律和公域自律同宗同源一样，把自律概念一分为二，而没有考虑到，“法律的受众(Adressatedes Rechts)要想获得（康德意义上的）自律，就应当能够把自己视为法律的制定者；而根据所制定的法律，他们又都是私法主体。（注：”J.Habermas,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Constitutional State，中译见《文化与公共性》，P.342.）事实上，根据现代宪政的理性观念，个体的主观法律概念和法律人格概念早已被设定为权利人（法人）概念。因此，现代法律所保障的虽然是获得国家认可的主体间的承认关系，由此产生的权利确保的却是永远处于个体状态的法律主体的完整性。而一旦赋予主体法人一种主体间的认同，就能避免泰勒的或然性解释所造成的盲目性，“个人，包括法人，只有经过社会化，才能充分地个体化。由此可见，一种得到正确领会的权利理论所要求的承认政治应当维护个体在建构其认同的生活语境中的完整性。这点无需任何对立模式来从另一种规范角度对个体主义类型法律体系加以修正，而只要坚定不移地把法律体系付诸实现。”（注：J.Habermas,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Constitutional State，中译见《文化与公共性》，PP.343-4.）[!--empirenews.page--] 如果说哈贝马斯在《民主法治国家的承队斗争》一文中对泰勒的批评过于抽象（这种抽象性是与他没有在该文中详尽阐述其立场相关的），那么在作为《事实与有效性》英译本的附录发表的《公民身份与民族认同》一文中则把他倡导的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丰富内涵全面地展示了出来。三 宪法爱国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在哈贝马斯的宪政观中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前者要解决现代国家统一的价值规范问题，后者则是不但能够置换民族性并赋予价值规范以形式普遍性的新的认同标准，而且能够连接公民的动机和态度从而保证自由民主制度得到稳定支持的动力资源。尽管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在1989年之前就已经提出，但两德统一、欧洲联盟以及移民与全球化浪潮仍然是哈贝马斯倡导和推展宪法爱国主义的三大主要背景。如果说前者是其理论思考的直接解媒，那么后两者则是其宪政观中内含的基本原则的运用对象。首先，宪法是多元社会中表达形式的共识的最重要手段。文化多元主义的事实和确保公民权利的任务决定了民族国家层次上的整合力量只能是法，它既是在文化和种族方面各不相同的亚共同体之间的“公分母”，又是该民族中自由平等的意志的体现，哈贝马斯把这个层次上的共同体称作“法的共同体”。对哈贝马斯来说，重要的不但是要看到，在同一个法的共同体即立宪民主国家中，不同的伦理生活共同体可以在同一个其核心为普遍主义原则的现代法律制度下和平共处，而且要看到，“以法的形式构成的公民身份所依赖的是以共同的善为取向的公民的不可用法律来强制的动机和意图的和谐背景的支持，这种公民身份的共和主义模式提醒我们，受宪法保障的自由建制只有对这样的人们才是有价值的，他们习上一页[1][2][3][4]下一页 惯于政治自由，适应于积极自决实践的‘我们’视角。以法的形式建制化的公民角色必须被植根于自由的政治文化的情境之中。”（注：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499.）其次，在确立了自由的政治文化是既形成多元意识又培育多元社会共存感的立宪爱国主义的公分母或共同标准的论题之后，哈贝马斯把其宪政观的视野进一步拓展到欧洲一体化的范围中来。在这里他关注的焦点是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哈贝马斯认为，民主立宪国家和资本主义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使得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又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出来，这不但是由于民主过程迄今为止都是在民族界限内运作的，政治公共领域是以民族为单位的，而且因为其内涵是“朝向欧洲共同善的职责的意识”的“欧洲公民”概念能否存在的问题尚在未定之数。具体来说，从欧洲一体化进程看，超民族水准的数量不断增长的决策正在一个逐渐增长的程度上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而由于迄今为止公民的决策是在民族国家的水准上有效地得到建制的，公民要在影响欧洲决策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的机会似乎微乎其微。经济律则变成一种独立于任何其他因素的力量，而政治则仅仅局限在民族国家的水准上，这一事实削弱了公民的地位并和与这种地位相联系的共和主义要求相矛盾。很显然，由于传统的（欧洲）民族国家太小，不足以应付欧洲一体化乃至全球化经济，因此应当联合在更大的政治单元之中。而一个超民族的政治整合要得到足够的合法性，就必须包括基本的社会整合；所需要的整合基础不仅是借助于形成公共讨论（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个主要成分）而实现的意志形成，而且是基本的社会权利，即以政治为基础的福利制度。（注：参见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评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的格局〉》，载《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从这一角度，哈贝马斯把欧洲统一的事业看作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对资产阶级历史局限性的超越是这种突破的题中应有之义。[!--empirenews.page--] 一百多年以前，以实施人权和民主为主要职能的民族国家框架，使得一种超越祖源和方言的新的抽象形式的社会整合成为可能。一百多年以后面临的任务则是以“进一步的抽象”，在更大范围内继续这项任务。（注：参见童世骏，《政治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读哈贝马斯近著两种》，出处同上。）最后，移民和避难问题加剧了立宪民主的普遍主义原则和保护已经建立起来的生活形式的完整性的特殊主义要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说，在两德统一境遇中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主要针对的除了主张以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民族认同基础的民族主义，还有后来在两德统一时表现出来的所谓“德国马克的民族主义”的话，那么，哈贝马斯的宪政观在移民问题上所要反对的则是所谓富裕的沙文主义。一方面，关于移民政策的辩论不应只涉及西欧的经济体系吸收这些移民的能力，而且应涉及本土的人民是如何理解由移民所提出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另一方面，道德的观点要求我们无偏私地对待移民问题，不但从富裕地区的居民的角度，而且从寻求幸福生活的移民的角度思考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寻求的不止是政治避难而且是自由的有尊严的生活。在这里，哈贝马斯援引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进行论证，对移民权的法律限制最大限度只能从互竞的思虑得到辩护，即避免社会冲突和将会严重地危及社会的公共秩序或经济再生产的负担的需要才能使严格的移民政策取得正当性。相对于社群主义从保护特定生活形式的种族—文化内涵的角度对自由移民权利施加规范性限制的特殊主义的论证，哈贝马斯的普遍主义认为，同样不能被移民侵害的政治社群的认同并非依赖于作为整体的种族—文化的生活形式，而主要依赖植根于政治文化中的法律原则。的确，自决的民主权利包括保护形成公民身份权利的具体情境的自身的政治文化的权利，但它并不包括对一种特定的文化生活形式的自我肯定的权利。在刻画了这样一幅诱人的图景之后，哈贝马斯充满信心地预言，随着政治交往的全球化，200多年前康德在法国大革命的情境中所梦想的世界公民的理想正在逐渐变成政治现实：“即使我们在完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仍有很多路要走，世界主义的条件亦不再仅仅是一个海市蜃楼。至少，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形成一个统一体，其轮廓已经隐约可见了。”（注：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515.）四 如果说，柏林的自由主义和多元论之间的紧张关系消解了为自由主义寻找普遍正当的理由的努力，从而自由主义最好被理解为将自我选择的活动视为最重要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那么哈贝马斯则试图在捍卫普遍主义（形式的普遍性）和理性主义（交往的合理性）的同时把立宪民主的普遍原则与成为这种原则的动源并赋予其活力的自由的政治文化联系起来。“宪法的原则，只有当它们置身于由公民构成的民族的历史情境之中，从而与公民的动机和意图建立联系，才会在社会实践中具有形式，并成为动态地理解的建立自由的人和平等的人的联合体这个策划的推动力量。”（注：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499.）哈贝马斯强调，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是以有效的宪法为结晶的。每个民族文化都根据其独特的历史而形成对同一些、也体现于其他共和主义宪法中的原则——如人民主权和人权——的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解。这种与特定的亚文化、亚群体——包括主流文化与主流群体——相分离的政治文化与罗尔斯所谓“重叠的一致”非常近似而与泰勒更加实质性的共和主义论题拉开了距离。问题的实质在于，“自由主义的价值论是个体价值自决，并通过程序主义的公共理性秩序来平衡价值冲突，而非由首级政治制度一视同仁地（平等）对待优质品和劣质品、善与恶、好与坏”。（注：刘小枫，《自由主义，抑或文化民族主义的现代性？》，载《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P.79.）这一点无论对于柏林强调归属和自由的平衡的反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还是对罗尔斯主张与康德和穆勒的整全性学说脱离的所谓“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自由主义都是适用的。而泰勒的平等主义的“文化现代性理论”以及过分拘泥于魁北克分离运动个案所造成的近视性不但使其“共和主义论题”没有洞察到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仅仅是一种带有历史偶然性的联系而不是一种概念的联系，而且使其“承认的政治”没有能够充分估价“共同的政治文化的层次必须同亚文化及其前政治地铸成的认同相脱钩”（注：J.Habermas,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97,S.142，转引自注(12)所及童世骏文。）的重大意义，后者不但是传统自由主义政治论证的精髓，而且构成了哈贝马斯在两德统一、欧洲联盟、移民与全球化浪潮背景下倡导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重要理论前提。[!--empirenews.page--]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把政治文化当作“做成”现代集体认同的关键，并把现代社会中同其他文化价值相分离的政治价值领域当作某种既予的东西的“与政治物相关的文化”的概念和“以政治方式形成的文化”区别开来，后者不但为正确地理解政治文化和民主的关系铺平了道路，而且使得人们有足够的余地来设想超越民族国家边界而形成一种共上一页[1][2][3][4]下一页 同的政治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种相同的政治文化）的可能性，从而为像欧洲联盟这样超民族的集体认同提供基础。（注：参见童世骏，《政治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读哈贝马斯近著两种》，出处同上。）哈贝马斯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公民互助的约束力显然弱于在各民族国家内部近一两个世纪所发展起来的国家公民互助，而成为欧洲统一进程瓶颈的欠缺正是缺乏对世界公民互助意识的培育，情形正如哈贝马斯的同龄人、德裔英籍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所指出的，“只要公民社会仍然局限在民族的边界之内，它就必然与排他的态度、措施和规则相结合，而排他的态度、措施和规则是违背公民地位和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社会本身的原则的。只有当所有的人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建立公民社会的历史任务才算完成。”（注：达伦多夫，《现代社会冲突》，P.6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在世界公民社会的理想上与达伦多夫一样同属康德信徒的哈贝马斯则坚称，如果我们不想回到作为“古老帝国中的政治上无能为力的农业人口的典型特征”的宿命论，我们就必须把握复杂社会的民主自我调控的思想，“为什么那种伟大的、在历史上曾成功地使地方意识和王朝意识上升为国家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抽象力不能被继续发扬光大呢？”（注：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译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哈贝马斯提出了“继续进展的现代性还是被继续引导的现代性”这样的问题，他援引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和安东尼·吉登斯等人提出的“第二种现代性”和“反思的现代性”这一观念，并认为吉登斯所谓“如果现代性延伸到全世界并且自相矛盾，那它就走到了尽头”以及“我们并未进入后现代时代，而是走近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现代性的结果所产生的影响比迄今任何时候都更彻底、更普遍”这两句话应当这样理解：（注：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译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一方面，现代社会无法再把社会再生产的后果—它表现为系统化地生产出来的风险—外化，即不能再把这些后果转嫁给其他国家和社会，转嫁给子孙后代或自我更新的自然；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可以动用的外部资源越来越少，它必须日益依靠自己来再生产其基本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只有借助其他形式的反思性，借助政治自我影响意义上的自我反思，才能把相互矛盾的局部合理性的代价保持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的意义上，在解决现代性的后果问题需要依靠现代性本身的能力的意义上，哈贝马斯才把现代性称作“未完成的谋划”。

第三篇：如何理解从对外汉语到汉语国际教育

如何理解从对外汉语到汉语国际教育

学科的名称是学科的内容和学科本质的反映。由于对某一学科本质认识的不同，在学科名称上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加上历史沿革，约定俗成等因素的影响，使看似简单的学科名称问题变得复杂化了。对外汉语教学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的解释为“针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实际上也包括了对第一语言不是汉语的国外华人进行的汉语教学，广泛使用十多年时间。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趋势的发展，以及近三十年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国际价值日益凸显。为了因应对外汉语教学发展的新形势，国家成立了由多个部委共同参与的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统一协调领导全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尤其是2007 年成立了孔子学院总部以来，海外希望建立孔子学院的教育机构趋之若鹜。截至2009 年10 月，全球已建立282 所孔子学院和241 个孔子课堂，共计523所，分布在87 个国家(地区)。此外,国家汉办还组织海外中小学校长夏令营，进行教师培训，派遣志愿者去海外任教，组织编写教材，研究教学法，举办汉语桥比赛，设立汉语桥基金，设立孔子学院奖学金，开发新的汉语考试，开展网络教学等等。伴随着孔子学院的遍地开花，海外学习汉语的人数也在增加，据有关部门透露，目前海外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注册学生人数已经有22 万人。此时，同时涵盖对来华留学生进行的汉语教学和在海外进行的汉语文化教学两方面的“汉语国际教育”显然更为贴切了。

陈璐曾在《从汉语国际推广到国际汉语教育——21世纪国际汉语教育研究述评》一文中指出，“国际汉语教育关注的焦点是将汉语放置在国际环境中，因此国际汉语教育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势必都离不开这个大背景。”借助汉语国际推广作为中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从对外汉语到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变化：即汉语国际推广是对外汉语教学多年来在我国综合国力提高的基础上得到的硕果。汉语国际教育则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随着国际汉语推广的深入发展，对于汉语教学的再认识。

从对外汉语到汉语国际教育，看似只是简单的学科名称变更，但实质却暗含着中国文化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华丽转身。“引进来”的对外汉语教学固然可以让来华留学生亲身感受中国的巨大变化，体验中国文化的伟大魅力，让他们在汉语环境中成长;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就目前还是就长远来说，来华学汉语的人数永远是少数，海外汉语教学必将成为传扬中国文化的主战场。汉语的国际化程度主要取决于海外汉语教学的发展程度，取决于海外汉语教学的质量和效益。因此，我们必须增强国际视野，兼顾海内外建立国际汉语教育学科。汉语国际教育的“走出去”可以让更多的人接触汉语和中国文化，让希望学习汉语又无法到中国来的人就近学习。

从对外汉语教学到汉语国际教育，这是一种非常大的改变。如果将对外汉语看做是固本强基，那么起基于国际视野的跨学科、跨区域的汉语国际教育则是为了更好地开展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理论研究和资源建设，更好地研究和解决海内外汉语教学理论和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更好地适应、支撑和促进汉语国际教育的持续发展，推进汉语的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增强全球视野下的学科意识，扩大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加大合作的力度和水平，以图共建、共享、共荣国际汉语教育学科而设立的。应该说，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国际教育是一个有机整体。

语言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要想让汉语真正走向世界，我们必须保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敞开胸怀，团结高效，努力工作，为架起世界各国人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汉语之桥作贡献。

第四篇：从盲目到完满基于前理解的教学导引策略

从盲目到完满基于前理解的教学导引策略

摘要：前理解是伽达默尔提出的诠释学的重要概念。前理解带有天然的盲目性，这虽然构成了学生文本解读的陷阱，但是如果及时给予导引，就会增强学生文本解读的有效性。将前理解的概念引入当下的语文教学，有助于教师对学情的掌握，并根据学情的特点和变化开展有效的文本解读。

关键词：文本解读；前理解；学情

理解始于前理解，不仅是一个古老的传统观点，而且是诠释学的重要理论前提。“前理解”的概念是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的“前结构”的基础上提出的。[1]他认为前理解是诠释学最重要的条件。它来自于“与同一事物相联的存在”并规定了“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一般而言，我们所谓的教学中的前理解主要是指某种理解之前的理解，也就是说是在某种理解开始之前，理解者所具有的观点、看法以及自己的见解等。

将前理解概念引入当下的语文教学，对实现基于学情的文本解读大有裨益。前理解下的学情不仅包括学生对文本的自主预习，而且涉及课堂教学中的学情变化。只有通过对前理解的有效导引，才能最终实现学生与文本之间的有效对话。但同时，伽达默尔认为，前理解带有天然的盲目性。如何抵消这种盲目性，并且在有效引导下实现完满的理解，这是教师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

一、盲目性的表现形式及成因

（一）偏见与误解

伽达默尔认为，偏见并非使我们“与过去分离”，而是“让过去向我们开放”。他虽然承认偏见的合法性，但也承认偏见的狭隘和消极。学生在自主阅读文本的过程中，虽然会产生个性化的解读，但同时，误解也是难以避免的。这里面的误解，不仅是指错误的理解，而且也包括单一的理解。例如，当学生阅读《我的叔叔于勒》时，他们对菲利普夫妇的认识一定会是“自私的、冷漠的、爱钱的”。这种理解虽具有合理性，却不是立体化的，如此也就难以理解小说中小市民形象的性格特征。

（二）思维定势与权威解读

模式化已成为当下语文课堂的一大弊端。无论是课堂结构的设置，还是学生的语言表达，都在长期的训练中渐渐落入模式的泥淖。其在学生阅读中的表现形式有：对文体的绝对认同，对人物的模式化分析，对语言的单一运用，等等。另外，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难免会参照相关的权威观点，并将其作为解读文本的钥匙，从而消解个体在阅读中产生的差异性和独特性。这种参照，虽然为自主阅读提供了一定的辅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学生在阅读中的主体地位。

二、基于学情的教学导引策略

伽达默尔认为，如要实现对文本的诠释，我们要“先设定被理解的东西本身必须是意义完整统一的”，只有这样，才能“检验我们的意义预期并获得正确的理解”。这种对文本意义的“设定”是实现解读的前提。但是在教学中，我们必须考虑另外一种不可忽视的要素，那就是学生视角，即要有对学情的设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中有数”，在课堂教学中有的放矢，从而拉近学生与文本之间的距离。

（一）发现与整合

前理解的盲目性决定了学生在预习和自读课文过程中会出现浅读和误读的现象。那么对教师而言，首要任务就是对这种现象的发现，其中包括学生对故事情节的把握、对人物形象的认知、对小说主题的理解，等等。这些内容是学情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开展教学的前提条件。一般而言，要实现这种发现，教师可以采取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课前针对性的预习；另一种是关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思维状态。前者是静态的，教师重在检查；后者是动态的，教师重在观察。

当然，发现的目的在于整合，这点对课堂教学尤为重要。一方面，我们可以将学生自主学习的盲目性进行归类，尤其是在重点内容理解上的偏差，并将这种共性的偏差作为设计教学活动的聚焦点；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及时把握学情的动态变化，将教学活动中出现的“意外情况”作为调整教学策略的依据。和前者相比，后者是瞬时的、动态的，对教师的课堂调控能力有较高的要求。总之，只有及时准确地发现，才能了解学情；只有对学情进行及时有效的整合，才能基于学情制定和调整教学策略，从而实现教学活动的有效性。

（二）导引与转化

如果说发现和整合都是为课堂教学做准备的话，那么在教学中对其进行有效的导引就是对学生“前理解”的正向转化。以《我的叔叔于勒》为例，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对学生前理解的盲目性进行导引，从而在还原文本的基础上增强学生对文本的解读效果。

1.以自身体验关联文本

伽达默尔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对抗性，即“存在着一种熟悉性和陌生性的两极对立”。学生对文本的理解亦是如此。苏教版语文教材（九年级上册）中的《我的叔叔于勒》的课后第三题为：

小说中有些话，看似平常，要读出画面形象，读出真实情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仔细揣摩下面的话，想一想，应该如何读？

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脸愁容，狼狈不堪。我心里默念道：“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

此题的设置旨在引导学生读出“看似平常”的话语背后的画面形象，从而理解其内涵。当“我”看着他“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和“满脸愁容”“狼狈不堪”的“又老又穷苦的脸”的时候，心里默念道：“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我”默念的这句话确实平常，学生也一时难以深刻理解，但是当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换位思考（假如你看见自己的父母这样对待自己的叔叔，你作何感想）之后，学生就能够明确这句话的指向在于亲情，其涵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将学生的自身体验引入文本，实际上就是将解读者置身于文本的语境之中，从旁观者转化为亲历者，这样，文本中的情境得以还原，情感也就能够自然流露，学生对文本的解读也就相对容易了。

2.以内容补充完善文本

文学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加之教材中的有些文本经过节选和删改，这就使得学生和文本具有天然的时间阻隔。伽达默尔认为：“时间距离不是一个张着大口的鸿沟，而是由习俗和传统的连续性所填满，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一切传承物才向我们呈现了出来。”所以我们就要“把自身带到这个他人的处境中”，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我置入的意义”。

可见，内容上的补充（交代时代背景、创作动机、作者的写作风格等）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需讨论关于内容补充方面的两个要素：一是必要性；二是时机。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这种补充的作用。虽然这种教学环节已经被广泛运用，但是并不一定应该成为课堂教学的必备环节。如果学生在文本的解读中已经能够明确主题，那么这时再去补充就是画蛇添足了。

其次，我们要警惕这种补充的陷阱。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在教学伊始就将作者的整体写作风格、写作背景以及表现主题的内容呈现，那么接下来的教学就会变成主题先行的模式。学生在明确的主题架构中寻章摘句就会变成带着镣铐的舞蹈，其本质上是取消了学生文本解读中的主体性。

最后，我们要把握交代的时机。我们必须明确，交代创作背景的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的文本解读。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对时机的最好诠释。一般而言，当学生实现了对文本的整体解读，并且已经初步接触了较为深刻的主题时，我们呈现相关的时代背景就会使学生明确其社会意义。以《我的叔叔于勒》为例，学生能够在鲜明的对比中发现金钱在亲情中扮演的角色，这时就可以出示马克思的话“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此时，金钱和亲情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于勒一家的特点，而是当时社会的典型写照，小说的“反映社会生活”的目的就达到了。

3.以材料链接超越文本

伽达默尔说“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2]，又说“世界被启示于人类，仅在于语言和通过语言”[3]。毫无疑问，语言是文本解读的依托，所以，我们必须引导学生反复琢磨语言，并以此理解其深刻含义。如笔者在《我的叔叔于勒》的教学中发现，学生对菲利普夫妇的自私、冷漠分析得鞭辟入里，并且一致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他们。这种课堂氛围虽然没错，但是容易遮蔽个性化的、有深度的解读。这时笔者出示了与作者相关的材料，即莫泊桑对“道德风尚的丑恶，给以无情的揭露和嘲讽。只有在下层人民中，他才发现一些令人宽慰的健康品质”，他的作品“同情和表彰下层社会的小人物”。这样，学生开始从新的角度分析菲利普夫妇，开始发现他们作为社会小人物的无奈与尴尬，并且对自私的母亲凡事为女儿着想的行为表示理解。这样的分析呈现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使得单一的形象丰满起来，很明显是学生文本解读的深入。

前理解是伽达默尔在诠释学中提出的概念，虽然在理解上比较复杂，但是将其引入当下的语文教学，尤其是学生视角下的文本解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有利于我们对学情及其变化的掌握，有利于我们对学生自主学习的盲目性进行纠偏，并最终促使我们有针对性地制定并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从而实现文本解读的准确与高效。

参考文献：

[1]黄珊楠，陈隆升.阅读教学中的“前理解”：内涵、类型与导引策略[J].初中语文教与学，2015（7）：20.[2]洪汉鼎.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上）[J].河北学刊，2008（1）：62.[3]洪汉鼎.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下）[J].河北学刊，2008（3）：46.（责任编辑：陈玉赛）

第五篇：从优秀到卓越

从优秀到卓越

时间：2004年4月21日晚7：00

地点：北京大学勺园多功能厅

李开复：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又来到北大，每次来到北大都是很担心，又是很快乐，快乐的是有一批非常聪明的学生，担心的是又会有问题，把我考倒了。今天我讲的题目是科技人才和教育，就像石校长所说的我在32年前，步入了美国的国土，在美国一共住了30年，因为中间扣掉两年在北京工作的。所以在美国30年我经过了两所大学读书，从本科读到博士，在美国不同的大学做过兼职或任教，在美国三个成名的成功的公司工作。得到了一些启发，得到了一些感想，想想美国是怎么成功的，今天我想把这些因素来和大家做一个介绍。当然任何的一个国家，它都有它的好处，有它的坏处，有它做的成功的地方，有它做的失败的地方，当然今天在这儿我想如果要谈美国的失败，那么我就是班门弄斧应该和各位做一种探讨。所以我希望今天我并不是说美国都是对的，都是好的，但是我是把它好的，坏的里面挑出一些对中国也许有一些启发的。

为什么要挑这个题目呢，因为今天中国的崛起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不管是从神州五号，是从申奥成功，还是甚至从一些体育明星在美国的成就，都让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感觉自豪，也让全世界的公民感到瞩目。中国的崛起是为什么成功的呢？我们看到的成功不止是这几方面，还有中国的经济的契机，中国的每年的公民每年的存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的市场，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的PC市场，而且很确定的是它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PC市场。这十几年在中国成为一个公认的奇迹，这个奇迹有几个原因了，一个是成本，一个是代价，也就是说中国的产品拥有很好的价格的优势，中国的劳动市场当然是和这个是密切有关的，很多人把这个列为第一位，但是我认为这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更重要是中国市场的庞大，温家宝总理曾经提出，这个是13亿市场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任何人都不敢忽视的，任何一个在国外做生意的都不敢忽视的，因为中国的市场会带给国外的或者中国的所有的从商的无限的商业的想象力，也带给他们无限的商机。

光是市场和优秀的性能价格比是不足够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相当大的作用，让中国，让更多的国际性的公司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在中国做生意，让中国更多的从商的人员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市场竞争，经过市场竞争来决定什么是成功的产品，什么是中国的品牌。那么这几点都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我在中国工作两年，但我深深感觉到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勤奋、向上，毅力。这三点中国人不但得到了成功，得到了经济的奇迹，而且也赢得了世界的尊敬，这一点我希望各位同学，我们千万不可以丢弃，因为这是一个中国时代来临的基础，也是一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中国达到了经济契机，今天面临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国任何人都有信心，中国会成为一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它的生产能力将超过亚洲的四小龙，国民所得接近四小龙，它会在十年左右能够达到拥有亚洲一流的企业、高校等等。但是在这五千年的历史的今天，我们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在21世纪的中国，在下十年，二十年，中国会仅仅因为它的人口众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还是它会从优秀跨入卓越，成为一个真正最强的，成为世界之最的一个超级强国。它拥有自己的自主的知识产权，杰出的学者，杰出的技术的领导人和一个强大的经济。这两者最大的关键就是在科技，在人才，在教育，我之所以认为这三点如此的重要，是我在美国看到了美国的成功，美国的成功可以说是由政府提供的强大的经费，赞助教育，赞助科研，从这个科研提炼出了成功的产品，从这个产品得到了世界公民的认可，得到了价值，将这个价值经过了政府的税收，又投入了教育，经过了售卖这些成功的产品，也投入了企业，也投入了科研，让它成为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这整个成功里面，人才是占最关键的地位，我回过来说，科技、人才、教育，三者里当然人才是最重要的，但是科技总是大家想得第一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因为一个成功，一个世界之最的经济它必须要有可以延续的优点，科技是唯一一个让优点能够成为一个可以延续的，因为你有这个technology，技术比别人做得好。而唯有技术的国家，有技术的公司，它才能够有这个优点，才能够有这个带来财富，唯有人才的国家它才能够创新的技术，唯有有最好的教育系统的过程，它才能够创最好的人才，所以这三者是非常相关，相连的，甚至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件事来探讨。我们提到首先第一件我想讲的是科技、技术。技术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技术的重要性，因为今天世界的成长和过去历史已经不一样了，下午我在人民大会堂做同样的演讲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问题，它的问题是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历史，为什么不能够利用这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来做一个differenciation，来靠这个做更好的科技。我的答案是在很多学科里面，不管是历史、哲学都是靠时间的累计，你积越多的知识，五千年就比两百年要多25倍的知识，但是科技的成长它不是靠时间的累计，而是靠differenciation的成长。它的成长我们举一个，我最理解的例子，就是IT和软件，为什么今天美国有每年两千亿IT带来的财富呢，那是因为它财富的累计造成一个循环，再创造新的财富，如果我们看美国的状态，在1980年代初期，在美国做的研究，做了很多研究，这个蓝的曲线是科研，橘红色的曲线是带来的产品和财富，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的曲线，左边的蓝色的曲线是操作系统的研究，它是计算机架构的研究，这些研究有很多在80年初期的研究，这些投入得到了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市场的接受，市场的应用，经过操作软件，操作系统的研究，得到了这个differenciation，这些应用。那么这些应用又被拿来当做投资，投资到了下一代的科研，下一代的科研当然是最经典的图形用户界面，鼠标的研究，这些研究过几年也结果了，结的果实就是differenciation，造成了更多的财富。这些财富又被这些公司拿来继续地投资，又走到下一步，这个下一步当然是Internet的来临，新的研究包括Internet的标准。这些技术和标准又造成了新一代的应用和财富，包括了浏览器，包括了E―mail电子邮件，今天经过了这一批财富，我们又有很多成功的公司把它投入了更新一代的研究，因为这不是一个技术的演讲，所以我不再做更深入的解释，但是你很清楚看到人才创造科技，科技创造产品，产品创造财富，然后循环到科技、人才，教育里面，这就是美国经济的成功，这就是中国未来的一个很大的关键，当然IT只是一个环节，IT很重要，因为它将带给社会无比的效率，成为世界每一个世界每一个传统企业和任何企业的一个核心，带来无比的效率的好处，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领域，比如生命科学，这也是一个从农业到制药业都会彻底改变人类未来的生活，比如说纳米技术，从细菌大小的空间能够创造物质，释放无穷的力量会彻底改变落有的制造业，未来还有更多的例子，每一个例子都可以带来数千亿美元的财富，那么这个财富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它能把握这个科技，它有人才来生产这个科技，它有教育生产这个人才，他就可以成为世界之最的超级强国。

美国的科研，我想讲几个重点，下面我将谈的是科研、人才、教育，在这三个领域我会谈到的是美国是由哪一些很好的做法，也许值得中国借鉴，第一个我能想到的就是科技方面，科技方面有科研，研究的工作，有产品的工作，由科研到产品的转化，还有一个企业文化，这四点我会有四章来解释。在美国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在产业做科研，尤其我到了微软，让我深深体会的一点，就是不是为了技术而做技术，我曾经到一所大学做了一个演讲，他们也有一个很奇怪的惯例，每一个演讲者讲完了以后，要给学生留下一句话，他们把它刻在一个木头做的一个plug上面，临时问我，我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做的目的不是创新，而是有用的创新，不能为了一个事情的新，没有人做过，就大家一窝蜂去做它，我们要先理解这个事情做了以后对用户，对商业有什么好处，这一点是我在微软之前，没有深深地理解，也做了很多浪费时间的，纯粹的创新，到了微软以后这是我学到了很大的一个教训。

第二我们可以谈的是研究，我这里说高校科研，也不见得是高校，也可能是national lab

这一类的地方，怎么去做研究能够做得更好，美国的系统有几个地方我非常的欣赏，第一个匿名的评审，就是说你做的好不好，你这个工作做得好不好，研究做得好不好，不是看你有没有名，不是看你关系好不好，不是看别人尊不尊敬你，而是看你这个工作的提议有没有价值的存在，也就是说我把我的一个proposal提出去之后，把我的名字删了给别人做评审，那个人做来的评审的结果我也看不到是谁的评审，这样唯有这样一个匿名的过程才能够真的做一个assessment，也就是说最优者存，第二很客观的评估，而且勇于认错，这一点我想举一个实例。

我曾经做过于语音方面的研究，但是语音方面在美国刚开始研究总是A说A做的好，B说B做的好，每人写一篇文章都说谁做的好，最后可信度降低了，这个时候美国一个科研单位就说了话，你不可以这么做，你如果拿我的经费，你必须每六个月一次用我的数据做客观的评估，我的数据不可以让你看到，而且保证是全新的，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数据，然后谁做的好，谁做的不好，我们做这个评估比赛就知道了。这一点是对语音界的一大福音，因为马上就让所有研究的结果，可信度变到百分之百，所以如果我是leader，我看做的研究结果比我好，我就向他学习，我就承认我是错了，所以有了客观的评估，就会让每一个人勇于认错，最后提升了每一个学校的，还有每一个研究单位的研究水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研究就是研究，研究不要和产品，和挣钱联上关系，在美国的管理制度，你如果拿一个科研经费，这个科研经费是很神圣的，只能使用在这个项目上面的，是不可以带回家的，是不可以分红的，是不可变成一个横向的题目了，如果一个教授想赚外块可以的，每个星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可以拿很高的薪资既也可以拿很多的钱，你也可以雇佣很多学生，但是这个事情请离开校园去做，这个

工作也非常客观的把挣钱和科研分开了。

国家科研，我最敬仰的一位教授Raj Reddy先生，我在CMU读书的时候，慢慢地理解了他对整个美国国家的科研的重要性，因为我常常看到他跟我讲的一些道理，过了一阵就变成一个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大师，美国的科研单位会请一些大师，说你帮我们定一些方向，你看看未来科技会怎么走，是哪些研究大学现在没有能力做，没有金钱做，或者甚至企业都做不起的，但是会成为一个趋势的。你告诉我们，我们大笔投钱进去，让这个科研能够往前走。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Internet，Internet是美国国防部支持的，在成为Internet之前，它做过的一个工具，它不但让很多学校，可以利用这个工具，来做一些研究，或者当你把这些学校串起来，串起来之后，慢慢的成为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很多人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就谈微软和大学，微软是怎么发现Internet的呢？有一年，应该是90年，有一批学生，他们对公司的一个回馈就是说我们来了微软觉得软件做的很好，但是你们居然不懂Internet，这个时候公司很多高深的官员就说什么叫做Internet，从这几个学生身上学到了Internet，我们才知道Internet的重要性，但是Internet就是国防部有大师级的人告诉他做了Internet的研究，没有公司做得起Internet，微软要做Internet不知道怎么做，那个时候只有在Redmond，只有在西雅图有这个校园，我们总不能自己连串自己，所以它这个能够把所有的大学串起来就成为了一个平台，让大学生接触到最前沿的技术，然后最后转授给我们落后的这些技术公司。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刚才提到的就是产学研要密切的合作，但是其实要分开。我们刚刚提到的是研究，研究怎么成为产品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艺术。大概说一下，研究跟技术其实是两码事，做研究你要鼓励冒险，要鼓励失败，鼓励成功，也鼓励失败，要眼光放得远做长期投资，你需要有idea，每天想一个新的主意，你可能是为了新，为了没有人做过来尝试一件事情，但是做产品，是非常严谨的，做企业做产品你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满足你的用户，GE的董事长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只有一个mission，那就是怎么去理解我们的顾客然后怎么去比别的公司更快去满足他们，科技的公司也没有差别，只是我们满足这些顾客是靠科技的途径，而且做企业，做产品我们有时间的限制，我们在明年某月某日一定要把这个product销售出去，所以这两组人是非常不好融合，不好协调的。因为他们的思路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一个是thinker，一个是executive person，他们做的完全不一样的人，研究的人他注重新，注重冒险，那么做产品的他更重视的是怎么样能够更快的去满足用户或者赚到钱，这两批人如果硬搞在一起会有很严重的结果，你如果说今天开始研究部门你会报给产品部门，那么我可以保证这个研究就失去了任何的机会。因为产品部门就说，哎呀我们用户还有一个要求，你帮我做吧，虽然你是个研究员但是你帮我可以编程，过了一阵研究员愿意放弃他们的崇高的理想，就变成了编程人员，不愿意放弃就离开了公司，这个研究部门就消失了在其他的公司工作，曾经亲眼看到这样的状况，倒过来也是不会成功的，当然我们不必倒过来，不会任何公司把产品归靠在研究部门，要不然就没办法赚钱了。所以这两组人可以说不能水火不容，但是协调是很困难的，不能放在一起。

但是你让他们各做各的事也是不行的，你如果让研究人员追求创新，你让产品人员去赚钱，或者满足客户，最后各做各的，甚至做出两套不同的东西这也是一个问题。一个公司要创新，要满足顾客，就要需要有一套机制，带微软有一套机制，不见得是最好的机制，我们研究员除了做研究，还要变成推销人员，把自己的产品拿到产品部门说你就要研究，或者你这个眼光放得太远了，你没有看到未来科技的趋势，或者有时候产品的部门的人，像我们部门眼光比较近，看得不远，光听可能还不够，还要做一些demo给他看，听不懂我演示给你看，终于懂了就拿去了，这要花很多的工夫的，至少研究部门要有足够的期望，成为产品化的这样一个欲望，亚洲研究院今天做的很成功也是我们每一个员工都有这样一个愿望希望研究能够造福很多很多的用户。反过来说当他们有很好的关系的时候，你也可以想象一个产品的部门，它会帮助研究员来理解用户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他会帮助解释未来的产品蓝图是什么，你这个技术很好，我们放在下一个版本，或者解释产业的趋势，是你可以告诉我这个技术很酷，但是你不知道在这个不符合于今天使用者的一些要求，我们也许会说为什么这个用户的需求只有企业，只有产品来做，其实两边都要做的，Bill Gates最近做了一个演讲，他说我们公司只要做两种事情，一种是满足用户现在需要的需求，他们理解的需求，他们每天要求的需求，另外一种是满足未来用户他们将要需要，但是他们还看不清楚的需求。你只做这两者之一也不见得成为一个成功的公司，前者就是说我的问题太多，帮我修好，或者病毒很严重我不希望有病毒，或者机器太慢，起动太慢这一类的问题。

后者用户不会来说，为什么不把手机跟计算机做到一起，为什么不能对我的计算机讲话，这些事情用户今天没有用过，他们没有这种想象力，所以可以说研究部门，就是要去满足未来用户将会需要的一些东西。但是他们还看不到，看得不够远，我们就要做出一些雏形，让他们看，然后得到他们的回馈。还有很多方面的协调，比如说密切的合作，但是合作的时候，不要比两组并到一起去了，你一定要研究院有研究的机构，让产品的部门满足用户，但是要有一些协调，在我们公司比尔盖茨最好的协调，因为两组人都听他的话，所以在我们公司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在很多其他的公司最后研究的公司说我不做你这个产品的工作，或者产品部门说你这个研究没有用，有时候谈一谈就谈僵了，但是这是微软很成功的部分。还有共同分享的目标，对任何的合作分享目标是很重要，一件事做成了，你也得到奖励，我也得到奖励，做的不好，我们都得到惩罚，这是

一些很简单的机制。

最后还有人才的转移，让两边的部门都有一些，让一些research的人能够到产品部门去，让一些sales的人能够到研究部门来，所以像张亚勤和我，现在research的人现在被送到了产品部门，在受训，这是我们的科技部门，但是最重要的应该是产品的文化，你可以得到一些启发，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公司有哪些文化造成他的成功，这些文化哪些是适合移植到中国来的,第一点我们的企业文化，也就是非常有耐心，有毅力，不浮躁的做长期的投资，当大家都告诉比尔盖茨你WINDOWS做了七年为什么还没有挣钱，他看得很清楚，我们需要一个system来解决未来碰到安全问题，可以用这个框架解决的，今天我们碰到安全问题，其实安全问题如果你们做一些研究的话，会发现都是在WIN95，98碰到的最多。当时比尔盖茨放弃了WIN2000，他说算了就用简单的95做，如果他放弃了那个，今天我们在全球服务器市场就不会有任何的市场占有率，所以要眼光看得远，看得对，要有耐心，不要浮躁。这个和我们的公司的一个culture也有关系。微软culture在创立这个公司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PC，但是可以想像26年前，或者回去问你们的父母，如果26年前有人跟他说有个公司要把电脑放在每一个人的书桌或者是家中，他们会有什么感想。其实做软件它的目的也就是让人们能够得回他们最宝贵的资源，他们的时间，让人们更有效率，让人们能够发挥他们的潜力，这个才是我们最终永恒永远不变的一个方向。第二个文化passion，这一点是美国人比较强的，美国人是很有热情的，热情当然有好处，有坏处，如果你是有热情的事就做，别的不做，如果你是对某一种事情有热情，对别的事没有热情那也不行。这里面更重要的是customer和partner, technology放在最后一位，我们过去曾经犯过错误，不是为技术创新而做技术创新，是为了顾客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今天有了这几句话，公司慢慢的转移了，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做的工作可能是innovation，我们做好了我们的创新放过去顾客就来了，今天我们做的可能更是理解顾客要求什么，照这些要求来做他们所真的需要的一些技术，所以这个innovation，已经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当然我们在说一个企业文化，也许有人会说这个是不是很虚，当然不是，当公司推出了这样的people review之后，我们所有的衡量，我们每个月，每的评估都要把这个放上去，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review。你为顾客做了什么，你花了多长时间，我去问哪个顾客会知道他很满意跟你的合作，这些就是一定要贯彻在整个公司的，并不是说一个口号就可以，第三就是负责心，就是我要定一个目标，然后我要达到它，达到了我可以希望授奖，没有达到我可以希望受惩罚，这是要非常公正的一种评估。怎么样能够做到accountable，accountability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一定要有衡量，如果每一个员工，他的衡量的目标就是说今年要满足一些用户，或者说今年要发明几个技术，第一步就是说你要确定自己有什么目标，每个目标你能够衡量，最后你才能知道自己做的是好还是不好，才能够有一种紧迫感，有一种主人翁感。

最后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就是说永远不对自己满足，一直追求卓越。当然提到自我批评，我总是不能忘记上次在北大演讲，我讲的题目是“如何做一个演讲”做完了以后有位同学就说我有一个问题，我想你批评自己的演讲哪里讲的不好。这也是一种自我批评，但是这里的自我批评其实就类似的意思，就是你要教别人，你要自己能够有能力，而且你不能够自满，要一直追求卓越，希望能够做得更好。比如说比尔盖茨他参观了印度回来，他说这个印度在e-goverment上领先了微软公司，我们到印度某某公司去参观，他已经领先了微软公司，它不全世界的e-goverment，做到每一个国家做一个e-goverment，我们自己做的不够好，要慢慢反省，比尔盖茨每次做完演讲都会问他的演讲，帮写演讲稿的说我哪里做的不好，你批评我，我才能做得更好，这些你可以想像这么伟大的，这么了不起的一个leader，他都这么self-critical，所以我们不能够轻易地自满。我们非常容易地可以讲一些话，把自己讲得很好，我们可以做一种包装，任何一个公司在某一个指标，总是做得最好的，但是这种自我包装和夸奖，不是一个能够提升一个技术公司的一种很好的途径。

现在我来谈一谈人才，刚才讲的科技是造成持续的财富，但是科技是需要最好的人才才能造成的。可能很多人看过我写的一些文章，那我的人才观这篇文章里面我就提到了，在信息时代，人的重要更突出。在工业时代，你可以想象一个最好的工人和一个普通的工人他的差别可能就二三十百分比，但是在一个信息的时代，在一个最好的编程人员他比一个普通的编程人员可以有五倍，十倍的差别，所以人才在信息时代会越来越重要，在做研究方面可能差别会更大一些。比如说在信息时代，比尔盖茨他一个人做了我们的一个产品，整个basic他一个人写的，而且放到64K里面，他常常很自豪地告诉我们说你这个，十几个，二十个MBytes，以前我64K就做成了，就是有这样的奇才才能体会人的重要性，知道人的重要性我们做了很多的措施，我们可以举微软的例子，比如人才报告，比如Steve Ballmer他的床头有一本书，这本书里面有公司最资深的六百个人，比如说我们这几位院长，还有亚勤，我，都在这个书里面，这个书一翻开就可以看到张宏江的玉照，旁边就会说他这次people review打了几分，什么时候最新得到了一个升迁的机会，现在管多少人，以前管多少人，以前打分怎么样，他先天有哪些优点，有哪些缺点，他的缺点比去年多，比去年少，一目了然。Steve Ballmer每天读这本书入眠。他并不是说这本书很枯燥，而是他觉得这个重要性。他就是靠这本书理解了公司的人才，这有好几个作用，一个作用他看到宏江，他就说宏江，你这个老板还在批评，他说宏江我们几月几月开过会，或者你这个工作做得很好，或者你管理这么大的机构，工程院成长这么快有没有问题，都能理会你把这个话讲出来，他是更重要他靠这本书，他觉得什么人在什么时候该升迁，张亚勤和我回到美国不知道是感谢还是不感谢，总之是因为这本书我们回到美国了。这本书哪来了，Microsoft每年花两三个月的时间，就是公司六百个人，这六百个人也不换，当然你做这个体系你不能永远是六百个人，永远是这些人，有些人做的不好，就要

被踢下去，做的好提升上去，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另外还做人才追踪，可能有些同学提过徐峰雄博士加入微软，他原来是在IBM做深蓝的人，他是发明深蓝的人，他是我追踪了至少五年的人，我每年给他打电话，我也不认为自己能够有希望能够雇到他，但是我就是不放弃，在这种执着不放弃之下终于把他挖来了，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要求，每一个人要做人才追踪，要把最能干的人跟他们有好的关系，当他哪一天情况转变了，他们愿意过来，就自然而然地过来了。

Meritocarcy(英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奖惩只看一个成绩，不论他的年资，这个制度并不是一个微软，一个公司的，几乎美国所有的科技公司都是这么做的，也就是说你做的优秀，你就可以期望一直往上升，你会得到很好的奖赏，不会因为你做的很好，不过只有林年经验，那就慢慢等着吧，等前面那些有三年，五年经验的人都升了，下一个就轮到你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只要你有卓越的表现就会有优秀的表现。任何一个机构都有一个弊端，包括美国公司，我们怎么防止这个弊端，有一种很常发生的弊端，某一个员工非常能干，我希望他跟我做一辈子，他比我聪明，比我能干，我把他藏在我这儿，永远不让他升，加薪可以加，可是不让人知道他藏在这儿，他又不知道自己能干，怎么样避免这个状况，这个就是刚才说的Steve Ballmer，就像Ballmer有六百人的一本书，我有我一百个人的一本书，这一百个人我随时追踪，当我下个星期回大美国就有一百个人中一个我要提升了，如果你问老板我把这个人拿走好不好，他总会说不好，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讲的一句话，很简单，告诉大家这六百个人属于我，不属于你们，亚勤你的老板，他不能control你的命运，开复的老板不能control你的命运我要调他，就调他，同样我对这一百个人，不能说命运，他们升迁的机会，所以也也是很好的措施，这样才能避免一个树状的结构，下面的人升不上来，我们要随时跟踪最能干的人，然后我们会靠他评分，打分，你作为老板就要评分，打分，最后靠这个system，我们的人员可以得到很快的提拔，我们最快的达到这六百个人的一个书，有一个人大学毕业五年就在这本书里面了，他可能在下几年就会成为一个VP，我们公司有好几个三十岁大学毕业工作十年之内就成为VP的，管WIN的，他们今年大概都三十四五岁左右，他们都是三十岁左右成为公司的副总裁的。没有这样的制度，他们有可能就被埋没了。这些制度包括了比你强的人，如果我雇了张亚勤过几年以后他当了我的老板，很多人可能觉得你很丢人，但是我很自豪，我会说我居然帮公司雇到这么好的人，我也会受到我老板的奖励的，当然张亚庆也会奖励的，但是前一任老板的奖励。所以这

个也是很特殊的措施。

让贤也是一个可能，我这个工作做的很好，但是你做的比我好，我让给你做。我举一个不是微软的公司，比如杨致远他在雅虎，当公司成长到某一个状态，他觉得他管不了这么大的公司，他就让给别人做总裁，这是很比较特殊的做法，但是很重要的。还有微软经过八个人很多很奇怪的问题，刁钻的问题，然后还要去问你的朋友，问你的老师，最后非常谨慎才雇佣了一个人，为什么呢？在微软有一句话，这句话叫做As have As, Bs have Cs，翻译成中文比较不好听一点，一流的人雇一流的人，二流的人雇三流的人，所以当你的组织里，雇佣了第一个二流的人时候就是你走下坡路的时候，所以我们紧紧牢记这句话，我们还有一句话，当你不确定这个人该不该雇的时候，答案就是不雇他，把握了这个才达到了人才的要求，另外所有的同时都是一视同仁，领导要以身作则，这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们雇佣的人也会犯错误的每年大概有百分之几个人工作不好，而遭到解雇，有一次Ballmer认为我们这些人可能做人都太仁慈了，把把我们一百个人叫到那儿，开了一个会，他说今年我期望着你们都能达到某某的数目百分之几的最不好的员工，再不然调教成好的公司，再不然就要离开公司。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很惊讶，他说就像你们今天一百个人在这个房间，下一次开会的时候我相信只有95个。我们都很怕开了会以后，第二次开了会彼此数了一数真的少了五个人，actually少了11个人，当然有一些是自己走的。

这个工作就是说不可以有一个，员工不会接受一种不公平的待遇，这个世界大家都要公平，你不能说我是一个副总裁，我就受到保护，我可以胡乱做，我可以留在公司，因为我达到了副总裁。也不能说我是一个很资深的研究院长，工程院长我就不能动我了，任何人做的不好，都要去负责的。这个也是说当你人才观不代表了每天都是去找最优秀的人做这么快乐的，带一个公司像徐峰雄这么快乐的事情，也要面对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

还有双轨道的发展，因为人各有志，每个人兴趣不一样，我们不能够假设都是一个模子，我们不能假设每一个人都要做副总裁，做总裁，所以我们公司有一个制度叫做双轨道，就是说当你一个员工做得很好，一般公司可能就会说甚至美国公司说你做得真好，你明天做经理吧，又做得好再做主任吧，证明你很聪明再做总监，再做总经理，做副总裁等等，但是这对有些人，对很会做管理的人，也许很适合，但是很多人不适合管理，或者不喜欢管理，不适合和不喜欢做管理的人，他们都不会做得很好，所以也许去提升一个人反而是害了他们，也是害了公司。所以我们公司就有双轨道，当一个人做的很好，说你做的真好，你对管理有没有兴趣，然后要不要上一个课，要不要试做一个管理的课，喜欢就往里走，不喜欢就可以留在technical这个轨道，当然这个互导不能是糊人的，你不能说你做得真好，你不愿意做经理，好继续做你的technology，我们这儿有一个玻璃天花板，你长到了这个级就上不去了，因为只有做经理才能往上爬，这样就不是双轨道了，这有一个轨就死掉了。所以在我们公司做technology可以一直往上走，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公司有一百位副总裁，也有二十多位所谓的distinguish engineer，他们的薪水，他们的股票，和副总裁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要真的提供双轨制度你就要给他们和管理人员一样的奖惩制度，要不然你这个话就有问题你就等于要一个人误入歧途，向一个有玻璃天花板的地方去走。

类似的一个问题，是多元化的人才，因此人各有志，我们可能要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兴趣，有些人适合研究，因为他们很好奇，有些人适合工程，因为他们每天能多写一行程序就很快乐，有些人适合架构，因为他想看得更高，更远，不爱编程，有些人爱测试，因为他喜欢挑毛病，有些人喜欢指示，因为他可以跟客户接触等等，每个人兴趣都不一样，所以在公司在学校都要发掘他们的兴趣，然后让他们往这个方向去走，同样做市场、管理、流程，也是有同样的想法，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

人尽其才的想法。

最后一点，本来我要演讲花比较多的时间是领导力，我决定用这个演讲，不用原来的演讲，我其实在第二封信里面已经比较多的讲到领导力的想法。很多人认为一个优秀的人，不管是管理还是技术，还是做商业等等的，最重要的就是他要聪明，懂科技，战略能力，执行能力，有经验，商业头脑，这个人就是一个全才，就是一个将才，是一个帅才，但是我今天对这个想法只有一个字，就是错，这是最基本的能力，我们甚至可以说，比如说你可以说好，李开复你是做语音识别的，难道你把语音识别的工作放在最低的金字塔上面了，答案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的工作语音只是一小部分，甚至可能不是一部分，我讲一个公司的要求，你们就会理解，公司希望任何的一个副总裁或者任何的一个总经理，他都可以去接几乎任何一个副总裁的工作，就是他希望能够把我拿回来放到一个研究部门，产品部门，技术支持部门我都能够做副总裁的工作，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金字塔最下面的一层其实并不重要，其实是上面的才重要。价值观，还有这个领导的能力，人际的能力，团队精神，表达的能力，与人相处的能力，还有我们所谈到的情商，自觉，自控，影响力，社交能力，还有最高的谦虚，勇气，毅力，这几点我会挑几个来稍微做一个简短的代表。

我们先谈这个，最上面是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不对，一个人在公司就留不下来了，因为公司的价值观是credibility，你不能credible你就不能留下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必须需要的。优秀的领导，这个人际能力大家可能听我过一些，情商可能听过一些，但是很多人可能误解了这些方面的，其实这个情商你可以说，我在网上曾经看到过有一篇我的文章，然后有很多读者说情商嘛，就是会拍马屁，会懂得跟人做社交，然后会做政治的工作，这个其实是不对的。我可以举一些例子，告诉你为什么认为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在我举这个例子之前，其实这个有统计的根据，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一篇文章，他做了这样一个工作。他找了188个公司，他做了所有的领导的一个调查，他测试了他们的情商，测试了他们的智商，然后跟踪了他们的事业，看他们成功还是不成功，然后他把他的成功和不成功去对比他的智商和情商，他发现的是情商对一个人的成功比智商要更重要9倍，这是有数据根据的。他做了一个research，做统计的同学都可以去参考这篇文章，他有非常多的科学的这

种根据。

情商，当然你可以说这个还没有证明，为什么不是拍马屁，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但是在我们做这个之前还有卓越的领导，《从优秀到卓越》这本书里面曾经谈到的，他测了更多的公司，上千个公司，他把优秀到卓越的公司做了一个分化，什么叫做优秀的公司呢，就是赚钱的公司，什么叫卓越的公司呢，就是更赚钱的公司，这是他很可以理解的看法，不管怎么说，一个公司要从赚钱变到更赚钱，在一个20多年的时期来看，确实是有很大意义的。他发现这几个公司有11个是很特殊的，本来就一直很好，但是能够做到更好，他们特殊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CEO都是谦虚，为了公司着想，很有勇气，愿意放权，而且有毅力，所以他做了更深入的探讨，确实证实了这三个因素真的和一个公司的成败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作为一个统计的人，做学统计的人我非常相信，这两本书，也介绍给过很多的人。如果我们说从美国哪些能够得到很多的启发，或者说在中国哪些方面可以更加地加强。我想我红色表达的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诚信非常的重要，一个人说出来的话，就要算话，这样才不能影响自己的声誉，也不会影响学校和公司的声誉，一个人签了合约就一定要兑现，这个为什么呢？各位可能听过，我曾经有一些文章，有一些辩论，谈诚信的问题，别人问我说，难道你希望每一个员工都成为一个圣人吗，答案当然不是这样的，其实一个公司为什么重视诚信，很简单，并不是我们要对员工做道德方面的审核，而是我们认为这是符合公司的利益的。你想一个公司他要放权的，把公司的秘密交给你，把公司的钥匙交给你，把公司未来的方向交给你，他怎么能够相信一个没有诚信的人，他怎么能够让你冒任何的风险，让一个没有诚信的人把这些工作偷走了，带走了，或者做得不好，所以诚信的重要对于一个公司，只是一个务实的想法，并不是一种对一种美德的追求，当然我个人可能对美德有一些追求，但是公司是有道理的，不是想为了衡量人的美德，他认为这是对公司一个必需品。

直截了当的沟通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中国，中国的员工和同学这方面不是那么直截了当，这个其实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甚至家庭都是曾经碰过，比如上个星期我碰过我的大姐她就很不直截了当，他就说打电话给哥哥，我很生他的气，怎么回事，她说我打给他，我跟他说我星期二放假，星期四到你家，星期六走，然后他居然就说好，我说这个事你为什么生气呢，我告诉他星期二放假，他怎么不请我星期二去呢。你就可以猜想到我这个大姐是在一个纯粹华人的环境长大的，我这个大哥是大部分都在美国长大的，这两个人就是直截了当的沟通，和不直截了当沟通的差别，这个主要就是文化的差异，如果是华人的环境就可以理解，不管怎么说，直截了当沟通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更有效率地解决一件事情。我在公司最怕碰到的就是开会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个新的想法，张宏江说我今天有一个新的想法，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讲了以后，大家都点头，这个好，这个好。然后到了洗手间，就听到很多，这个idea，我嘴里说好，不好意思批评他，但是你可以想象到，这对他自己，对讲话的人，对公司有多么大的伤害，因为你造成了时间的浪费，因为你没有让别人得到也许你很宝贵的意见，或者你没有真的理解他要做什么事情，你就去批评别人，不管怎么样都是不好的，是不对的。主动热情，这几种都谈过了，自我批

评我们也谈过了。

下面再往上走就是情商，这情商里面我只谈一个自觉，自觉是情商里面最重要的一点，自觉我可以举很多例子，但是我在第二封信里面讲的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员工，他有一次写了自我评估，他就说虽然谦虚如我，但是我也要说自己这一年的表现实在是异常的了不起，当我看了这一句话，我心里第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员工要走，并不是说他做得多烂，但是当他的表现和他的期望，当他这么没有自知之明的时候，很显然的，他不会满足现状，果然他要求我升职等等，最后不但没有升成，他还失去了他的工作，他并不是不能做那份工作，但是因为他姿势太高。我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而且是很普通的例子，我和我的reporters，我下面的总经理，我们每一次开会都会谈到某某人在某方面做的不好，他常常去批评别人，或者别人讲话都不听，或者是他不合群，或者是他每次说话不算话，不管怎么样，某某人有一个某个弱点，下面我们要探讨我们怎么样帮助他，或者他能不能克服这个弱点，下面一句话，一定是他知不知道他有这个弱点，他承不承认他有这个弱点，他愿不愿意改这个弱点，如果答案是是的，那我们会给他很大的宽容，很长一段时间的机会，但是答案如果是否定的，其实这个自觉和人际关系拍马屁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自知之明，他就不可能自己批评，自己改进，他也不可能承认，或者是改进自己的一些问题。但他不能改进，不能修补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那他只有走路，所

以这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自觉是多么的重要。

勇气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没有讲谦虚，毅力，我想各位同学应该可以理解。中国人谦虚、毅力是我们的有史以来的几千年历史的这种美德，我认为中国人这方面做的比美国人优秀，甚至美国人可以向我们学习，但是勇气是一个很难的一个挑战，因为你每次要有勇气做一件事情，就要遭遇到的后果，可能遭遇别人的批评，或者可能受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我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我曾经在一个公司工作，这个工作握有一个团队，我心里知道的事情是这个团队必须解散了，不是整个团队都要走，但是那批人选错了，他们选得方向是不对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勇气解散他们，为什么没有勇气呢？其实是很可以理解的，就是因为这个team是我挑选的，它的方向也是我批准的，如果这个时候我解散它是不是代表了告诉大家我李开复错了，我不该批准他的，这个对我的面子是不是有问题，对我的信誉是不是有问题，所以这个例子让我尴尬了一段时间，几个月，最后很偶然的我那个时候在考虑要离开那个公司了，我就想说既然离开了，我就应该离开之前做一个好事，帮这个公司解散该解散的，人家要骂我，笑我地反正我要走了没关系，但是该要做的事情还做，然后我把这几个人解散了，把这几个人改编了，把方向重新改了。改完以后我居然听到是我的，甚至我的老板，他们对我是这样评价的。他说他居然有勇气承认自己是错的，我们尊敬他，并不是说你看这个笨蛋又犯错误了，也不是说你看这个多没面子，自己建的team，自己把它解散，或者是多无情，怎么对自己的部下这么处理，其实我得到一个教训，就是应该做的事就应该去做，应该承认自己的错误就应该承认，我一直对我有很大启发的三句话。

就是做任何的事情，我希望我能够有足够的勇气，足够的勇气去改变我可以改变的事情，有足够的度量去接受我不能改

变的事情，还有足够的智慧来分辨这两者的差别。

最后我想谈的是高校，大学自从孔子，自从亚历山大在两千多年前创立东方、西方的大学，一直是精英会聚的地方，是一个思想开放的社区，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引擎，也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催化器，可以说是整个国家里面培养人才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但是在美国很特殊的情况，我想各位都清楚，世界最好的学府，大部分在美国，最好的十所学校里有八所在美国，最好的五十所学校里有37所在美国，最好的一百所学校里有66所在美国。这个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目，美国也是靠这个方法吸收了全世界各地的人才，所以甚至你可以说美国今天经济的强大跟这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几乎每个国家的人，包括中国的学生都想到美国去求学，不但博士硕士想到美国去读，甚至最近连本科，中学、小学都有人想去读，甚至在32年前有一个叫做李开复就去读了。美国之所以如此的强，就因为它的教育系统可以吸收全世界的人才，无论是吸引教授，吸引学生，因为优秀的教授想要围绕着，想要有优秀的学生围绕着他们，优秀的学生向要跟优秀的教授求教，所以再加上美国强大的企业，真的吸收了这么多的人才，所以教育在对人才，对美国的人才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我们在微软，在苹果，在任何公司，你会看到周围的人，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印度人，加拿大人，法国人，英国人到处都是，可能几乎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员工都是国外来的。这些都是国外的精英，所以美国的强大，技术的强大，如果靠人才，人才又是靠高校，高校就是大学，大学是真的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美国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状况就是法国的私立大学，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我们讲北大、清华，公立学校，但是在美国我们说什么是最好的学校，本科立刻十个最好的学校全是私立的，在商学院十个里有九个是私立的，这个黑色的字就是公立的，白色的字是私立的，工程一半一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讲的最有前瞻性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工程都是私立的，比如说计算机科学和计算机工程，都是私立的。这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美国也不是说私立的学校都好，但是有两种私立学校，有所谓社区职业学校，就是community college，他们是收费的，也有一些是盈利的，不见得是那么好，但是世界一流的大学，他们都有一个机制，他们的机制就是一个私人投资的基金，然后给他很大的自由度来做灵活的运行，今天我在人民大会演讲之后，有人问我为什么美国的私立大学那么好，这不是我的研究方向，但是根据我的理解我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它有私人的资金，它可以由他的方法去研究，他不一定要给教授多少薪资，不一定要照着美国国家这个州的法律来定哪些是我们的科系，他想开一个生物工程体就可以开，他想给教授多一点薪水他就可以给，这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创校人，我们可以看到这批创校人有一种理想，他们是非常优秀的人，他们把他们的理想在这种私校彻底的实现了，至少在美国公立学校他们应该说样板式的，大部分都很相似，科系，教授都很相似，但是私立学校就很有特色，特色一方面可以发挥他们的领导，校领导的一些思维，一些他们的构想，还有他们的一些理想。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一个学校有很特殊的特色，比如说MIT的特色就是我们要把工程什么都做得最好，我们就开在哈佛的旁边，但是我们不怕它，它人文好，我们的工程浩，斯坦福的特色就是开放创新，看到广大的校园就可以知道有多大的心胸来创办这个学校。

我的母校特色就是一切围绕着IT，我们希望做的世界第一，商学院也用computer science，艺术也用computer science，音乐也用computer science，每个科系都用计算机来做，而为此感到自豪。每个学校都有它的特色，所以热爱计算机的人都想去Carnegie Mellon，甚至想上音乐课，想上艺术课，都可以用到计算机的技术。这些特色造成他们的优势。当然私立大学不是主要的一个美国的优势，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师资，这个我个人也有很多很深的个人的感受，我们刚刚提到了我的老师，他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然后从他里面学到很多东西。而且在美国教师是一种良性循环的过程，也就是说一个大学教授在美国是一个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一个工作，一个工作可能有一千个人申请，在MRT和斯坦福学校，如果他得到这个工作他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非常好的待遇，那这个好的待遇造成他的师资的质量继续上升，质量上升造成学生对老师特别的崇拜，这个崇拜又造成他的地位继续上升，所以这样一个延续的良性的循环，造成美国大学越做越好，老师越来越好，当然做得好也不表示他们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一个代价就是要有风险，这个工作是有风险的。

要想到美国MIT教师进去之后就要有准备，七年之后可能就要失业的，因为只有一半的教师可以拿到终身职业，因为要保证这个质量，MRT之间学校就定出了规矩，就是说你拿到了博士只证明你多做一项研究，并不能证明你能教课，所以在这儿教七年，经过评估，才让我决定留不留你下来，当然在那儿拿不到教授的人也可以找到很多的工作，可以挣到钱，当然这是一种保护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很难在别的行业，碰到一个做七年50%失去你的工作，但是一千个人来争取这个工作的机

会的职业。

管理方式我们刚才提过了和企业尽量的分开，教学的方式，学习的方式是很特殊的，要有很灵活的教育，在美国的教育在课堂上不管是小学，中学，还是到大学，他们不会对学生进行大量的知识的灌输，相对他希望学生的眼光能够放得更远，视野放得更远，他不会要求背诵很多公式，而是要求很多学生去理解为什么。比如我女儿六分之四对等于三分之二，怎么学的呢，老师找蛋糕来做实验，就是三个人一个人可以分几份，原来是一样的，所以六分之四等于三分之二，或者六分之二等于三分之一，或者三角形，底层高除以二，不用背的，只要一张纸，一裁为二，这个面积是多少，小朋友说我知道长方性的面积怎么算，这是一半就这么学会的，这个学习的方式是非常灵活，可能更适合于灵活的学生。美国的教育方式适合优秀的学生，当然中国的教育方式可能更适合比较一般的学习，至少是基础教育他是这么说的一句话，直截了当沟通，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有一句话让我能够永远记得的，就是有一次我挑战我的老师，我的恩师Raj Reddy，我要做的方式他不同意，我说我要照我的做，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支持你。这句话让我永远的记得，因为一方面我记得他对我特别好，虽然他不同意，但是给我很多的支援上，还有知识上的支持，而且让我非常佩服的就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不高兴，或者觉得不怎么听我话，他反而对我有更大的尊敬，更多的支持，所以我相信有一个环境，这个环境里学生敢对老师说不，老师愿意听学生说说不，这一定会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火花碰撞的环境。

下面追逐兴趣，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在读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我入学之后，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脑筋想什么，我要决定读政治，要成为一个律师，然后以后也许成为一个法官，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脑子想什么，十多岁孩子想什么不是很清楚的。然后我就读了，读了一年以后非常枯燥，怎么办呢，所以我才进哥伦比亚，说哥伦比亚有这个科系吗，我发现我不很喜欢这个科系，从大三从政治系变成Computer Science，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对话，而不是站在美国的某一个小镇做一个很无味律师的工作，一个很不快乐的人，我就要感谢美国教育给予我的这个选择。美国教育是比较正面的鼓励，比较不排名次，其实现在我还不是很理解，但是至少它确实有它的好处，就是说每一个人可以知道他得几分，可以知道他在班上是比较高，还是比较低，但是绝对不让他认为是一个零和的概念，这和谈对精神很有关系。

前几天我见到中国的一个教育部的领导，他就问我说，团队精神他常常听到中国可以做到最好，他说在美国怎么教团队精神的呢，我说其实是不能教的，但是它有很多的这种精神是容纳在整个教学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当你不排名次的时候，学生就不会认为这是一个零合的游戏，不是说你上一名，我就下一名游戏，大家自然而然当做一个队友而不是一个敌人看待。另外一个更好的例子，很多功课，这个project里面，你要跟那五个同学合作，而且你们的成败，成绩是捆在一起的，这从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有的。

我的女儿说我们小组一个人不努力，把我们的成绩拉下来了，过了几星期，他又跟我说，这个人非常努力，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上次被我们骂的，这样同学会有彼此的激励，他们就像在社会里一样，我们五个员工编程也是一个组，彼此激励，谁做得不好，会觉得不好意思，同学会给他压力，给他鼓励，然后大家怎么样协调合作，这些都是从小到大养成的。

刚才谈到领导，很重要的是它能够达到卓越，更重要的是它有毅力放权，勇敢，谦虚，而不是一般人想象的，果断吸引人和热情。那么我的好朋友凌志军先生写的一本《成长》里面提到了，作为学生一般人觉得自信，智商好自觉学习是好的，但是更重要是自觉，主动学习，不但智商高，而且情商要高。

我说科技、人才教育，唯有世界一流的科技才能带来人才，唯有世界一流的人才才有能带来教育，唯有世界一流的教育才能带来人才，这三者是互相补助，而且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今天中国正在迈在伟大民族复兴的一个关键时期，一个华人的时代即将来临，我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基于今天已经成功的基础，学习美国成功方面的因素，再加上一些融入中国的特色，我很有信心，中国将会成为一个世界之最的超级强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有创意的民族。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