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外来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教 学期总结

第一篇：红山外来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教 学期总结

红山外来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教 学期总结

蓝白相间的校服，配上鲜艳的红领巾，映衬着天真单纯的张张笑脸，这是我们和去支教的志愿者踏入红山小学的第一印象。狭小的走廊上欢快的歌声随着他们的跳跃而跳跃，遇到我们，会有一声稚气的“老师好!”我被深深的感动了。

从九月份开始，我们的志愿者会在每周三的下午到红山去进行志愿活动。主要是去给那里的孩子们上些健康教育课，兴趣课，思想教育课等。虽然有时我们真正教学的时间只有一节课，短短的四十分钟，但之前我们的志愿者可能要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备课，几十分钟的时间来乘公交。小学生毕竟是有些顽皮的，上课的时候我们扯着嗓子讲话，一节课下来，嗓子可能会受不了，可是志愿者们都坚持下来了，一直们有间断过，甚至在下雨的时候，我们也从不喊累，因为孩子们的笑脸会让你忘掉一切烦恼！

我们的支教年级集中在学前班和三年级。虽然有的志愿者只是去给幼儿园的小朋友上课，或者说是哄孩子。可是我们的志愿者没有厌烦，他们抱着小朋友耐心的叫他们折星星。“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三年级的的学生他们体现出了无限的活力与朝气，他们积极的表现自己，唱歌，画画，回答问题。。。上完一节课，孩子们收获了一定的知识，同时也收获了快乐。

参加红山执教的志愿者们可能性格各异，想法各不相同；有的喜欢当老师，想通过这个活动提早的感受一下站在讲台上的感觉；有的喜欢小孩子，他们觉得与孩子亲近是一种幸福；但我们拥有同一个简单而美丽的愿望，就是希望这些外来农民工的孩子们能够感受到更多来自社会的关爱，希望他们能够快乐的成长！

一学期过去了，我们的志愿者付出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尽管我们的活动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但我们仍在努力，在提高，我们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第二篇：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教志愿者策划

长安大学汽车学院

雷

锋

月

活

动

策

划

书

学生会生活部

2013年3月

一、活动主题：

知识引领梦想，爱心传递希望

——关爱农民工子女帮扶活动

二、活动宗旨：

3月5日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纪念日。在此之际，校团委拟于3月份开展“奉献青春建功三秦，志愿精神薪火相传”雷锋月青年志愿者主题活动，为进一步弘扬学习雷锋精神，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引导广大青年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我院团委以“学雷锋月”活动为契机，组织发动我院青年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系列活动。弘扬雷锋精神，传承民族文化。手拉手关爱农民工子女，让我们以“以人为本”达到共识，多去关爱农民工子女，通过活动让他们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尊重，信任，友善，理解宽容与友爱，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情感体验。从中培养我们的理解宽容，谦让，诚实的待人态度和庄重大方，热情友好，礼貌待人的文明行为举止。

三、活动背景：

农民工子女普遍希望到“自己的学校”去读书，以求得文化上的认同和精神上的平等。但现实满足不了他们的愿望。

有这样一群像候鸟一样的孩子，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在梦想与现

实中，随着在外打工的父母四处飘泊。他们聚集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只有这里，才是童年幸福的栖息地。

四、活动目的通过本次“学雷锋月”活动，一方面增强同学们学习雷锋的意识，激发当代大学生学习雷锋精神的热情，提升广大青年的思想境界。另一方面利用“学雷锋月”活动，发挥我院学子的志愿者服务精神，促进“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的传播，将志愿服务与我们身边的环境结合起来。

那些和城市小孩在一起读书的农民工子女，他们大多有自卑心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敌视心理，老师和同学说什么话他们都会感觉是在说他们。其次，国家对农民工子女的优惠政策。让他们知道他们并没有被社会所遗弃。

五、活动内容：

活动方式：

志愿者帮助农民工子女辅导功课，对他们进行雷锋精神教育，讲有关梦想的主题，农民工子弟做游戏等

活动流程：

1、3月中旬，由学生会工作人员与农民工子弟学校取得联系，初步了解基本情况。

2、3月期间，学生会在学校对此活动作出大力宣传。3月中旬，在大学校内挂横幅，并联系校园广播站，播广播，为此活动做宣传。3月28日作出展板，并在食堂门口展出。

3、4月3日，活动当天组织好志愿者前往农民工子弟学校分配任务。①主持人发表开场白，对本次活动做简要介绍。

②志愿者代表讲述雷锋故事，抛砖引玉，为孩子讲述自己了解的雷锋故事做个示范 ③孩子们发言，同时给发言的孩子分发礼品。

④主持人为第一环节收尾，并为孩子们讲述雷锋精神内涵。

⑤组织孩子们玩击鼓传花游戏，传到的孩子讲述一个自己做得或见到的好人好事。

⑥由志愿者们为孩子们辅导功课，为他们讲解题目。

（4）活动结束后，各活动负责人及时上交活动总结（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并评选出在活动中表现积极的优秀青年志愿者召开表彰大会进行表彰。

六、活动要求

1、本次志愿活动各环节必须遵守纪律，听从负责人的安排。

2、志愿者必须接受活动组织者的统一指挥，严密组织，分工协作，精心实施。

3、本次活动要求志愿者与组织者之间相互配合、相互支持，保障活动各环节顺利完成。

4、遇到各类突发问题，有关方面应本着相互理解的原则，友好协商解决,对农民工子女要有耐心。

5、如果活动中出现各种自己不能解决的突发性问题，请找活动负责人。

七、活动时间及地点：

时间：4月3日

地点：西安某农民工子弟学校

八、活动预算：

单价数量价钱 宣传单：0.1元505元 报名表：0.1元303元 横幅：50元150元 笔记本等礼品：170元 车费：

奖状，奖品：30元30元

288元总计：

第三篇：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队伍调查报告

对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群体社区属性的调查报告

——以北京市昌平区雨竹学校为例

摘要：

为了关注并验证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群体是否具有社区属性，我们对北京市昌平区雨竹学校的教师进行了调查。调查资料显示，在各因素相作用下，该群体基本上不具有社区属性，没有太明显的集体意识，不会采取集体行动。本文认为，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教师身份的特殊性、环境因素和自身利益考虑等。这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他们难以形成一个团结稳定的群体。

关键词：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社区属性

随着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农民工已成为建设的主力军，而其子女也跟随着进入了城市；相继产生针对其子女教育的专门性学校——农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受教育状况一直引人注目；农民工子弟学校中的教师队伍作为特定的教学主体，他们的状况及所遇到的问题具有特殊性，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调查；故此，我们以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队伍为观察对象进行调研。我们小组选择了对北京市昌平区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雨竹学校——进行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调查的思路和方法

农民工子弟学校因自身资源的有限性，而与外界接触较多，特别是公益性团体；而我们大学生借助各种渠道，得以机会进入这里进行支教性志愿服务，这是一个很好进入这个地域和接触教师群体的机会。我们选取了曾经在其有过支教经历的学校——雨竹学校（离校较近，较为熟悉）。因此，在前期查阅文献和收集基本资料的前提下，我们和志愿者组织进行联系沟通，通过其介绍和帮助，以志愿者的身份进入此群体，建立互信关系，消除余虑，为调查做好准备。同时在这个阶段也需开始进行观察记录；在互信关系逐渐稳固的基础上，我们表明我们的身份，主要同相关负责人（行政管理人员）交流，寻求支持和帮助；除此之外，还通过自己同个别教师建立良好关系来使其愿意作为调查对象；这两种方式都得到了他们很好的协助和配合。最后，根据在学校工作的时间长短随机在雨竹学校

各抽取了4名教师进行访谈，收集资料。当然，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我们都进行参与式观察，并记录下相关线索、资料。同时，在调查进行时，不断修改、完善提纲，提高访谈质量。因此，我们主要的调查方法是参与式观察和访谈。在后期的整理、总结资料过程中，我们主要将观察及访谈的笔记进行梳理，从多个维度进行定性统计，最后得出结论。

二、教师队伍调查状况

1、任职：教师中大部分为外籍户口，文化水平较均衡，多数是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专业水平较为一般，大多数都拥有工作经验；如我们访谈的其中一位较为年老的老师A原在家乡代课。老师进入这儿都是经过招聘方式，而岗位信息可以从该学校在网上的相关公告，或者从熟人中那儿得到，经人介绍。如受访者A因为家乡的代课制度取消，经过熟人介绍来到这儿应聘就职。

2、工作及工资情况：老师们的工作时间是早上7:30上班，下午4:30下班，中午在学校食堂就餐；一周中周一至周五上课，单纯教学的老师一般会任课好几门，一天都得上课6——7节，每周差不多30节课。因此他们普遍反映工作特别忙碌，工作量繁重，压力大。特别是有一半以上的老师除了日常的教学外，还担任着班主任的职务（雨竹学校27个老师中就有17人担任班主任），在管理学生方面更感到压力大。因为学校生源的特殊性，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即使同一班级内，因此在教学和管理上都存在很大困难。教师的工资水平普遍不高，刚就职者的工资（包含一些福利）在1500元左右，而大多数老师对此都有所不满和抱怨。A老师在这儿工作九年，不仅教六年级的数学，还负责会计和安全管理方面的事物，而他每月的工资约2000元，自我感觉中等。除工资外，在假期有一定的补贴，如学校在假期中就有给每位老师300元的补助。而且，老师们大部分都没有兼职，即没有其它收入。

3、办公室生活及关系：在无课时，老师们主要就是进行两项活动：备课和批改作业，可见还是和教学相关。而这两项就占据了他们大量的办公室时间。因此日常的互动、交流因时间不允许而很少。在放学后，大家都各自回家歇息。（老师有的住校，有的住村里，有的在昌平市区住）。老师之间有设置教学小组，以各科目来划分。教学小组的形成既是学校要求组织的，在老师们看来，也是很必

要的，他们对此还是比较主动积极参与的。教学小组的主要内容就是集体备课，讨论教学问题。但是从访谈中了解到，教学小组的效用发挥很有限，主要就是讨论教学内容中最重要的部分和难题，对如何讲授讨论出一个大致框架，很难系统全面地展开。原因就是各个老师的时间冲突，很难协调。而在办公室中，很少会讨论个人家庭等较为私人的情况。

据老师们的普遍反映，大家在一起相处挺融洽，会相互帮助，主要是教学方面的。如一位刚到这儿一学期的中年老师B说，这儿很多年轻老师，他们在电脑等现代教学工具上技术更加娴熟，她在做课件等方面常向他们请教，而他们也很乐意相助；而自身因为教学经验比较丰富，也会对年轻老师加以必要的指导。总之，互相发挥特长、弥补不足。而和学校管理者的关系上，行政人员因为和教师们都生活在这小空间中，彼此的交流也促进关系的良好发展。在新老师刚到这儿时，都会得到帮助；一些资历深的老师也会鼓励和帮助他们尽快适应环境。

4、学校制度：学校有设置关于教师表现的奖惩制度，如优秀课的评比，每学期进行一次，胜出者奖励50元；还有安全奖，对那些班级都没有出现过安全事故的班主任进行奖励，全勤奖等。但这都是针对个人的，没有针对小集体而设置的奖惩措施。学校的机构设置完整，同正规学校没有太大的差别，还定期接受相关教育部门的检查。雨竹学校是一个民办学校，原先“老板”担任校长职务；去年开始公开招聘校长，即“执行校长”，老板成为“董事校长”。在学校中有设置教师工会，其领导者是“董事校长”。但从老师们那儿得知，这机构几乎没起过什么应有的用处，仅仅是形式上的存在；而老师们在遇到一些问题时，也基本上不会向其寻求帮助。

5、其它：这类学校教师的流动性很大，B老师刚到这儿工作半年，她说在这半年中，有将近一半的老师流出和流进，他们很多将这儿作为一个中介过程。每次有新老师来到，都需要彼此间相识相熟，虽然这个过程耗费的时间不长。这工作表现出很大的不稳定性；就以合同为例，一般情况下，合同最低年限为一年，但是随时都可以单方面解决合同，签订合同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程序罢了。

除了工作外，老师们很少有其它活动。一方面，学校没有组织；另外，老师自身也没有主动筹划过。在老教师记忆中，一些类似游玩、聚餐等活动很少很少。我们得知，他们被邀请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组织的“跨越式教学”课题研讨，但

是老师们对此的反应很冷淡，因为他们认为自身从其中并没有获得任何的好处，研讨成果都归北师大所有。而自己还得自掏车费，唯一的福利就是中午的免费盒饭。因此，他们抱怨这样的活动，并没有太大的热情参与。

三、原因分析

从以上的调查资料我们认为教师群体并没有明显的社区属性，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一）、工作压力大，时间忙碌

从访谈中可以了解到，老师的教学任务很繁重，不同于其他常规学校那样老师数量多，这里的每个老师几乎都得承担两门以上科目的教学；而没课在办公室时，他们还得忙着备课和批改作业，工作量很大，使得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与其他老师交流。即使在教学小组中，也是因为时间关系，而无法发挥更大的作用。诸如其它集体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因为时间而无法组织开展。

（二）、工作不稳定，流动性大

这样一个工资水平待遇较低而工作量大的职位，教师们普遍反映对其不满，觉得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关系。所以到这儿工作，他们大多数是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市场中无法找到满意工作而做出的一个无奈选择，将其视为工作生涯中的一个过渡。这儿的环境、待遇并无法吸引他们，无法留住他们的心，他们在工作期间，也一直从外界获取信息，寻找新职业。一旦有其他更好待遇的工作机会时，他们是不会放过的。因为他们都是为了生存，有更高的待遇，为何不去呢？这是老师们的普遍心声。当然，老师们都表现出对工作和学生的负责，职业观念强，认为教师是一门神圣的职业，而应付出努力做好。但是现实总是逼迫着人去寻找更多的利益。

（三）、“斗争”意识薄弱

调查中现实，教师们对学校给予的待遇和一些政策并不满意，但是他们至今很少有采取集体行动来争取利益。一方面，他们对于这些境况表现出无奈的态度，迫使着自己去适应。前文提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将这儿的职业作为一个垫脚石，一旦有更好的机会就会流出这里。同时，如果他们对这儿真的不适应，那就可以选择离开，没有太大的障碍；那些合同只具有形式上的效果。适应就继续工作，不适应就可以另谋职业；劳资双方都有比较大的自由选择权。再者，他们认为，即使向上级（诸如“执行校长”等行政人员）反映问题、表达利益、寻求帮助，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因为这儿是民办学校，有着一套制定好了的规则，“老板”说的算，自身只能去适应，无法改变。设置的“教师工会”没有发挥必要作用，因为其领导者是校长，所以任何向其求助的做法都是徒劳无功的。因此必要的组织机构形同虚设。

（四）、不存在“带头人”

当被问及在教师群体中是否有“权威人物”（或者比较有影响的人）存在时，得到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一来因为老师们流动性大，二来他们似乎也没有这个意识。在这儿，工作时间在五年以上的仅有少数的几个，男教师少，一位年长的老教师C说老师们在一起相处都均于平等，自己虽然资历深，但更多的是工作上教学经验比较丰富而已；自己也不会去当“带头人”去组织一些活动或者带领大家去争取利益；平时最多就是在交流中多鼓励鼓励新老师的发展，帮助他们尽快适应环境；即使教师间有问题存在，大多情况下仅仅是作为一位倾听者，而非实际的行动救助者，这也是自身能力所限和对环境的一种无奈。

四、小结

我们原先将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假设为具有基于身份或利益属性的社区属性，以黄平的书中《公共性的重建——社区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中提出的社区属性：“认同感、安全感和凝聚力”为参照因素进行考察验证。但从调查中得出的结论是：教师群体并不具有社区属性，虽然相处融洽，互帮互助，但更多的是集中在教学上等不得不合作和求助的方面，很少涉及私人领域。他们虽然存在着共同的问题和困境，但是都选择了对环境的适应而不是改变，没有倡导者，微弱的集体意识无法指导集体行动的发生。他们虽然工作在同一个小地域内，但环境特殊、自身利益影响，并没有形成明显稳定的群体。他们可以使用的资源和途径非常有限，并无法借此来有效改变境况。

以上就是我们小组对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队伍的调查报告。

参考文献：

韩嘉玲：《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状况调查报告》，载《青年研究》2001年08期。韩嘉玲：《流动儿童教育与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载《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04期。黄平，王晓毅 主编：《公共性的重建——社区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任永杰：《城市角落里的“普九”主力军——北京13所打工子弟学校师资情况报告》，载《中国改革·农村版》2003年08期。

赵静：《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载《普教研究》2008年05期。

第四篇：外来农民工调查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外来农民工调查

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0年第7期 出版日期2010年07月01日 财新传媒杂志订阅

导致工资不平等的问题症结不在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本身，而在于其背后的一系列压低工人的保护和发展能力的制度性弊端 刘开明

工资不平等和农民工（外来工）是理解最近30年的中国发展历史与现状的关键。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以外来投资和出口参与经济全球化，用国内廉价劳动力优势换取稀缺的国际资金、技术、市场、自然资源，实现了国家经济的振兴。可以说，以外来工为主体的廉价劳动力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2008年2月至2009年8月，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ICO)在“珠三角”和“长三角”210家出口加工企业作了调查，笔者运用这些内部搜集的工资和工作时间数据，来测量这两个地区外来工的实际工资水平，并以此比较外来工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工资差距。汗水撑起经济奇迹

2008年，“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地区以中国1.29%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28%的国内生产总值，40%的政府财政收入，以及56.45%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的货物出口额。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这两个三角洲的经济增长率仍然高达12.6%。如此高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中间加工”环节的廉价劳动力，因为这里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8500万左右外来工（其中包括5900万跨省外来工，和2500万省内外来工），占全国外来工总数的60%。

但是，这些外来工，其工资不仅远远低于当地城镇在岗职工和农村居民，甚至低于全国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水平。

“外来工”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一种模式，这是跨县域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即官方称之为外出务工经商或“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城镇市民和雇佣者一般称之为“外来工”。“农民工”（简称“民工”）是将人的社会身份和职业结合起来的名词，指的是户籍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2008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到2008年底，包括外来工和“离土不离乡”的本地农民工在内的中国农民工总数为2254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人，占中国非农业就业人口的48.15%。到2009年9月，全国外来工总人数达到15097万人，他们主要来自贫穷的中西部地区（达70.4%）。2008年各省统计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当年数量较多的省份为：河南2100万人、四川2023万人、江苏1700万人、湖南1200万人、安徽1100万人、湖北1036万人、江西1000万人、广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西790万人、重庆700万人、陕西643万人、贵州560万人。这些农民工绝大部分流向东部沿海地区（66.7%），分布于制造业（37.9%）、建筑业（18.3%）、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1.7%）、住宿和餐饮业（8.1%）、批发和零售贸易业（7.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5.6%）等国民经济的主干行业。挣扎在最低工资线上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此次调查的工厂全部是出口加工企业，其中，81家位于“珠三角”，129家位于“长三角”，分布的城市有“珠三角”的广州（10家）、深圳（17家）、东莞（30家）、中山（9家）、佛山(7家)、惠州（6家）、肇庆（2家）；“长三角”的上海（15家）、南京（5家）、苏州（15家）、无锡（14家）、常州（7家）、镇江（2家）、扬州（6家）、南通（6家）、泰州（2家）、杭州（19家）、宁波（9家）、台州（3家）、嘉兴（18家）、湖州（2家）、绍兴（6家）； 涉及纺织服装（133家）、鞋类（19家）、箱包（10家）、珠宝（10家）、眼镜和化妆品（6家）、皮革制品（6家）、电子（6家）、塑料制品（5家）、印刷和造纸（3家）、陶瓷（3家）、家具（3家）、其他产品（6家）等十多个主要出口产品制造行业；投资来源包括中国私营及国有企业128家、香港投资企业47家、台湾投资企业15家、中外合资企业10家、日资企业5家、英美投资企业3家、澳门投资企业2家。企业规模为2000名员工以上的2家、1001—2000名员工的17家、501—1000名员工的36家、100—500名员工的133家，100名员工以下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的微型工厂22家。这些企业雇佣的工人总数为87269人，其中，女工58102人、男工29167人，81%为外来工，另外，15%为本地农民工，4%为城镇户籍居民。这些工厂均是外来工密集的行业，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这210家企业的工人平均月工资为1145.55元，其中“长三角”地区为1196.39元、“珠三角”地区为1094.71元。虽然多数工人的工资水平略高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但是，这是因为其中包括了工人加班时间的收入。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天10.67小时、每周66.41小时，每周6.62天，每月加班120.49小时，每月仅休息2.19天。只有28家工厂按照中国法律规定支付了加班费，而另外的工厂没有加班费或加班费无法达到中国劳动法规定的标准。所有工厂的外来女工没有法定的带薪产假，其中，99%的女工在怀孕7个月之内辞职返乡生产。

这些数据还反映出，“珠三角”地区的月工资比“长三角”地区低101.68元，但工作时间却每天长0.16小时、每周多2.46小时、每月加班时间高出16.29小时。而在“长三角”内部，工资水平也不均衡，上海达1235元、浙江为1206.98元，江苏仅1147.18元；各个城市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一些，“珠三角”地区工资最高的深圳是1247.06元，最低的东莞是971.43元，“长三角”地区工资最高的江苏南通是1266.67元，最低的南京是1065元。而按工作时间和工资比率来计算，“长三角”地区无锡的工资水平最低，其平均月工资为1178.57元，有46.43%的工人工资无法达到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850元，平均每天工作11.29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小时、每周工作6.86天（70.64小时）、每月加班128.21小时、每月仅休息1.36天。

在这些企业内部，城镇户籍劳动力绝大多数是管理人员、办公室文员或技术工人，属于工厂内部工资较高、工作岗位较好且有社会保险及休假的群体。本地农村户籍劳动力则主要分布于“长三角”的县域企业和“珠三角”边缘地区的企业里面，有较长的工作经验且工资较高，其中，80%的人参加了当地的农村社会保险或城镇社会保险。三个外来工 顶个城里人

对比这些企业工人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工资差距，可以看到，在深圳、东莞、广州、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大城市，外来工的月工资仅为当地城镇在岗职工（根据现行统计制度，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工资统计范围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以及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单位里具有城镇非农业户籍的正式员工，尚未包括城镇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员，也不包括农民工）平均工资的30%至40%之间。经济越发达、外来工愈多的城市，这种差距就愈加巨大。

例如，珠江三角洲城市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的城镇在岗职工2008年月均工资为3320元，外来工月均工资为1090元；长江三角洲城市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的城镇在岗职工2008年月均工资为3189元，外来工的月均工资为1155元。平均来说，“长三角”和“珠三角”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出口企业的工人月平均工资只有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47%，其中，“长三角”出口工厂工人月工资只有当地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43.17%，而“珠三角”出口工厂的工人月平均工资仅为当地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41.34%。这些城市的物价涨幅和生活成本均大大高于其他普通城市，外来工的低廉工资只能勉强支持他们自己的最低生活需求，导致他们与所生活城市的其他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其实，这种差距自1992年以来即开始存在，且呈不断拉大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出口加工区的工人工资每月高达200元—600元，而当年一般工人工资不过几十元。到1992年，深圳外来工的月工资甚至达到了1500元。但此后到2008年的17年间，两个三角洲的主要城市——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广州、深圳、东莞等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增幅为15.71%，而当地外来农民工工资增速却十分缓慢。2004年8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表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称：“珠三角”地区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珠三角”地区外来工月工资绝大多数在600元左右。而“长三角”外来工工资略高于“珠三角”，达到每月650元—750元左右。这样的工资水平，还是以长时间加班获得的。

2004年开始，从“珠三角”到“长三角”，陆续出现“民工荒”等劳动力短缺问题，加上2006年5月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争论，促进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的标准。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压力下，外来工工资有了明显上升。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显示，2006年，全国农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民工的平均工资为1020元/月，70%以上集中在500元—1200元之间，其中，“珠三角”外来工的平均工资达到1226元每月，比2005年提高了17.3%；而浙江农民工达到1217元，约45.55%的农民工月收入在1000元以上，月收入在800元至1000元的农民工约占29.24%，还有25.21%左右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另据学者研究数据，2007年，“珠三角”农民工的工资平均达到1298元每月，“长三角”农民工则为1296元每月。

在这十多年里，衡量外来工与本地城镇在岗职工工资差距的重要参数——最低工资标准与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率，一直在持续下降。例如，“长三角”的上海从1993年44.59%下降到2008年29.16%，南京从1994年的43.37%下降到2008年的23.38%，苏州从1995年的36.27%下降到2008年的28.27%，杭州从1995年的38.59%下降到2008年的28.67%, 宁波从1995年的36.8%下降到2008年的28.47%；而“珠三角”城市的降幅更大，广州从1994年的44.51%下降到2008年的22.71%（其中，2004年为17.53%），深圳从1992年的49.6%下降到2008年的27.61%（其中，2003年仅为18.03%），东莞从1994年的50.22%下降到2008年的23.28%。我们的调查还发现，90%以上的企业以最低工资标准为上限设定工资水平，有大约25%的外来工工资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外来工工资呈现“向下竞争”的严酷现实。

另外，由于城镇在岗职工拥有稳定住房、较好的社会保障，以及享受政府的一系列物价补贴，他们生活成本一般低于外来工，而生活水平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则高于外来工。同时，多数城镇居民拥有更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信息资源，更高的教育水平，其收入的来源也更多元化。本地农村居民也因大量外来工流入而获得利益，收入增长水平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由于本地农村居民拥有土地和更多私有住房用于出租，外来工密集地区本地农村居民的隐型收入一般要高于本地城镇居民。有关研究显示，两个三角洲地区的本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2005年“长三角”为15607元，比全国高出48.7%；“珠三角”为17477元，比全国高出66.6%。两个三角洲地区本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其中，“长三角”为7109元，是全国的2.2倍；“珠三角”为6331元，是全国的1.9倍。计件成为减薪魔术

计件工资是按照工人生产的合格品之数量（或作业量）和预先规定的计件单价，来计算报酬的一种工资形式。它不是直接用劳动时间来计量，而是用一定时间内的劳动成果——产品数量或作业量来计算。这种工资计算办法被广泛应用于出口制造业的生产流水线上。本文分析的210家出口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全部实行计件工资或日薪制。

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计件工资并不能增加工人的收入水平，反而是雇主降低工人工资和其他法定福利的有效办法。由于工人缺乏集体谈判的能力和参与工厂管理的机会，计件的生产额度和生产单价是由雇主单方面决定的，而且缺乏透明度，雇主总是有各种理由任意改变生产单价，降低工人的实际收入。工人告诉我们，增加工作时间或提高生产效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率并不一定带来收入的增加，工人每月的工资大体上没有太多变化，反而是因为计件增加了工人的心理压力。

计件工资也是雇主拒绝给非熟练工人或无法满足一定生产额度的工人最低工资的最好借口。同时，由于实行计件工资，工人和管理人员都认为，无法根据不同工作时间段来区分生产单价，使之成为雇主拒绝支付法定加班费的主要理由。而且，来自市场的压力也可以通过计件工资的单价分拆办法转嫁到工人身上。

对雇主而言，计件工资能够把工人收入与工作时间、产量紧密挂钩，并让工人内心形成没有工作或者产量就没有工资的深刻烙印，不仅可以增加工人的工作时间、提高生产率、降低工厂的生产成本和提高其产品的价格竞争力，而且可以减少工人因为工资浮动或偏低而产生的抱怨。

但是，对工人来说，这种计酬办法容易使工人简单地把工作与挣钱挂钩，降低了他们对工作的认同和对企业的归属感，增加了流动的意愿，提高了员工流动率。这样，工厂总是被高企的员工流失率和非熟练工人的问题折磨，工人则被低工资和工作不稳定困扰。

由于生产线工人均实行计件工资，没有产量就没有工资，所以，任何形式的休假就意味着没有工资。虽然法律规定女工在怀孕、生产、哺乳期间享受特殊保护，雇主不能单方面解雇特殊保护期内的女工，同时规定，女工生产期间有不少于三个月的带薪产假，而且产假工资不能比平时工资少。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绝大多数的企业拒绝为怀孕女工提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供特殊保护，而且，为了胎儿的健康发育，也为了节省生产期间的经济开支，女工一般会在怀孕之后选择辞职，返回家乡生育和哺乳婴儿。本文分析的209家工厂的女工没有产假工资，只有一家工厂为女工提供了产假，以及30%的产假工资。

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企业必须为受雇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员工提供带薪年假，依照员工的服务年限获得从5天到14天不等的带薪休假权利。然而，由于普遍实施的计件工资制度和劳动合同的短期化，所有被调查企业均没有向外来工提供实际的带薪休假福利。

由于绝大多数外来工每年只有春节一次返乡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每年春节前后，工厂会放假10天—20天左右，加上平时的病假和偶尔的请假，很多工人每年实际上只有11个月能够拿到薪水。所以，本文210家“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出口加工厂的工人平均年收入约为12601元人民币，是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年均工资（29229元）的43.11%，仅为这两个地区城镇在岗职工年均工资（33312元）的37.82%。社会保障缺失原由

虽然199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劳动法》以及国家与地方的相关法规明确规定，企业要为包括外来工在内的员工支付法定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有的省份要求企业为未孕妇女（包括女性外来工）购买生育保险，但本文分析的210家工厂，除了上海的15家企业为90%外来工购买了低水平的外来工综合保险外，“长三角”的江苏工厂社会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保险覆盖率为29.09%、浙江工厂的覆盖率为29.44%，“珠三角”工厂的社会保险覆盖率为30%。

然而，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为城市居民设计的。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等四大主要法定险种，除了工伤保险能够直接使投保人受益之外，其他三种保险的利益几乎被地方政府“明火盗窃”。以接纳外来工最多的广东省养老保险为例，目前的社会保险制度有三大弊端：

第一，外来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非常低：截至2007年12月，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为1846万人，约占全国农民工总数的8%。广东省在1994年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即开始将外来工纳入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到2007年12月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的外来工约800万人，约为全省外来工的15%。

第二，养老保险关系无法转移：由于受到现行政策和地方办法的限制，直至2007年12月，广东地区没有外来工成功办理养老保险的关系转移。

第三，养老保险“退保”问题突出：在2002年以前，广东地区的外来工如果中断缴纳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基金就全部“贡献”给了地方政府。从2002年起，广东开始办理外来工退保业务。根据国家和广东省规定，外来工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如本人申请，可将其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存储额中个人缴费的部分一次性退给本人（简称“退保”），同时终结养老保险关系。2002年—2006年间，广东共办理外来工退保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7845335人次，退保人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五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6.95%（该比率为退保农民工与全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总人数的比率）。2006年退保外来工人数是同期参加养老保险外来工人数的31.25%。

据广东省公布的2005年缴费工资下限测算：深圳是1591元每人每月，单位缴费费率是8%，以一名参保时间一年的外来工计算，如果他退保，其单位就向深圳政府养老保险基金缴纳1527元。东莞是1261元每人每月，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费率是10%，一名参保时间一年的外来工退保，他/她所在的单位就向东莞市养老保险基金“贡献”了1513元。广州是1551元/人/月，单位缴费费率是20%(私营企业12%)，一名参保时间一年的外来工退保，他/她所在的单位就向广州市养老统筹基金“贡献”3722元。2005年深圳转退保人数总计达到65万人，估计当年为深圳政府养老保险基金“贡献”了104315万元，这一数据还在逐年增加。由此推算，2002年到2008年间，广东从退保外来工那里“窃取”的养老保险金至少在300亿元以上。

失业保险则几乎完全为地方政府做“贡献”。2007年12月，广东有450万外来工参加失业保险，但只有少数广东本地户籍农民工或没有领到工资的失业外来工得到过失业生活救济。由于有众多外来工的“贡献”，广东成为中国极少数社会保险基金有结余的省份，2007年全省社会保险五项基金的结余高达1919亿元。公共服务遗忘的角落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在现有政治和社会制度里，城市政府完全不必为外来工提供本地户籍居民所享有的公共服务，例如，住房、卫生、教育和物价补助，使外来工必须用自己微薄的收入支付城市高昂生活开销。本文分析的工厂，虽然有53%的工厂提供了员工宿舍，主要分布于“珠三角”，但其中有61%的工厂向工人收取每月10元到50元不等的宿舍费、水电费，17%的工厂为少数熟练工人提供简陋的夫妻房。61%的“长三角”工厂没有为工人提供宿舍，工人只能租住在工厂附近的民房中。工人租房的开支从每月50元到500元不等，多数工人选择与其他工友共同合租住房的方式降低租房费用，但租房仍然是他们日常开支的大头。在我们的所有访问中，没有员工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里，也没有从当地政府获得任何公共服务。

国家统计局和、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09年6月进行的联合调查发现，外来工在城市维持最低生活开支的费用人均达到766元，其中，82.7%用于住宿和食品开支。如果按照最低生活工资的标准衡量，中国工人月工资至少要在1638元以上，才能维持他们及其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深圳、广州等大城市，工人的最低生活工资标准应在2000元以上。然而，2009年中国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水平仅为687元每月，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深圳、上海、广州、南京、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也仍停留在850元—1000元之间的低水平，只达到最低生活工资标准的一半左右。本文分析的210家出口工厂的工人，少数超过2000元工资的员工是以超长的工作时间换取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在2007年，笔者曾调查了深圳和东莞的300名外来工,这些受访工人年均收入为18260元（按当年汇率折合为2282美元），他们全年开支的用途如下：返乡一次，用于路途的开支平均531元、春节家庭团聚和探亲访友的开销平均费用2587元、子女教育费(义务教育阶段)1825元、子女生活费4169元、老人生活费509元、住宿费920元、伙食费2392元、其他生活开支1962元，年储蓄3365元，其中，80%以上没有任何社会保险。

以一名外来工每年支付5000元额外生活成本计算，全国1.4亿外来工每年额外支付的生活成本高达12000亿元，过去20年耗费的总成本估计可能高达10万亿元。

2007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2360美元，农村人均年收入为518美元，也就是说，这些工人的工资不仅大大超过同期农村人口的收入，而且已经接近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一个劳动者的收入接近或者达到该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就不应该存在生活困难的问题。然而，从这些外来工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他们的收入已经接近甚至达到全国人均收入的水平，仍然无法摆脱经济贫困的窘迫，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存的户籍制度导致他们被迫在城市与乡村间“钟摆式流动”，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成本，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从而压缩了他们的发展机会。出路在于制度变革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外出打工本可以成为中国农民改变贫穷命运的一个重要机会。然而，制度性地压低工人工资，导致外来工尽管已经两代人进城打工且十分节俭，但是，他们的收入仍难以支持其家庭走出贫穷，出现了贫困的代际转移。这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只能维持最简单的生存而无力购买耐用消费品，以及其他改善生活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导致中国国内消费市场长期疲软。而且，出口工厂的明显季节性特征和低工资、长时间工作，增加了外来工的就业不稳定性。高流失率是中国出口工厂面临的严峻问题。

2005年3月，东莞人力资源经理俱乐部的调查发现，参与调查企业的雇员整体流失率为80%。90%的企业以生产部门流失率最高，其中，以生产工人的流失率最高，年流失率最高达108%。招聘网站前程无忧2007年12月初发布的《2007中国企业员工离职率调查报告》显示，2007年传统制造业中的操作人员类离职率最高，达到31.5%。

就我们所调查的“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工厂，51%的员工为厂龄不到一年的非熟练工人，21%的员工为厂龄在一年到三年之间的半熟练工人，厂龄三年以上的熟练工人仅为员工总数的28%。员工的频繁流动导致企业缺乏熟练工人，进而影响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更导致把“中国制造业”定格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最低端的加工环节，难有向上提升的机会。

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可以，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可以做到的以出口导向型战略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实现民富国强的社会发展目标，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而中国“尚不可以”的原因，并不在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本身，而在于国家是否让民众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是否为民众提供了平等的发展机会，是否为民众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的支持资源和保障基础。

导致工资不平等的问题症结也同样不在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本身，而在于其背后的一系列压低工人的保护和发展能力的制度性弊端。所以，赋权工人、消除歧视才是解决工资不平等、消除贫困的关键所在。而要达此目标，中国就必须转变以廉价劳动力和牺牲环境获得暂时经济利益的发展路径，并对现有政治和社会制度进行适当改革。

刘开明为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

第五篇：苏州市外来子弟学校标准化建设汇报

加快实施苏州市外来子弟学校标准化建设

推动我校提档升级

各位领导，大家下午好！

首先欢迎各位领导莅临我校指导工作，借此机会，就我校实施苏州市外来子弟学校标准化建设，向各位领导作简单汇报！

一、思进小学基本情况

思进小学创建于2000年8月，2001年8月被吴江市教育局批准为流动儿童教育点，2008年4月成功创建苏州市合格外来工子弟学校。现在的校园新建于2007年，到目前为止投入约1000余万元。现在我校占地面积10000平米，建筑面积5000多平米，25个班级，1140多名学生，64多名教职工。

十余年来，在区教育局的正确指导下，思进小学和盛泽实验小学成功结对，我们在借鉴中提升着教学管理水平，提高着课堂教学效率，分享着优质教育资源。现在我们已经成为盛泽实小的一个校区，实现了一体化管理。

2013年，在盛泽实验小学薛法根校长的亲自指导下，我们提炼了办学精神。：以“学而思进”为校训，以“乐学善思”为学风，以“乐教善导”为教风，以“练好身体写好字，做好家务读好书”为培养目标。形成“武术强身、书法怡情、阅读养心、劳动达人”的办学特色。

上学年，盛泽实小5名骨干教师来我校走教，我校安排学校中层到盛泽实小脱产跟班学习，现在我们和盛泽实小的教研活动已经形成常态。本学年，盛泽实小委派李红美老师来我校担任业务校长。相信，在地区名校的辐射下，我校的办学品位一定会不断提升。

二、加大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推进优质均衡发展

为了改善办学条件，学校每年都加大投入.2013年，5月30日，吴江区合格外来工子弟学校优化管理现场会在我校召开，吴江区所有公办小学一把手校长和21所合格外来工子弟学校负责人参加，会议主要是交流如何优化外来工学校管理，推动公民办学校结对，为了承办好现场会，我们投入近100万元，铺设了塑胶操场，进行了校园绿化、美化和文化建设。

2014年4月份，投入12万元装配了学校电脑室。暑期，我校新装修了一间

办公室和走廊办公室，小学部装修了两间教室，新教室安装了电子白板。资金投入约20万元。

因镇道路改造，暑假期间，我校改建了门卫，围墙，新建了11间小房子，对新征的一片场地进行了新的规划。这项投入资金约150万元。

10月份，我校对教学楼外墙、围墙进行了粉刷，对亦学楼卫生间进行了改造。这项投入资金约30万元。

三、关于落实《苏州市外来工子弟学校标准化建设方案》存在的问题

1、目前，我校拥有30间标准教室，其中包括图书室、电脑室、多媒体教室，巧手空间站等专用教室。我校现在有25个班级，教室明显不足，因此，我校准备投资240万元新建一幢1000多平米的幼教楼（目前，已经请吴江建筑设计院进行设计），将幼儿园从小学部分离出来，这样可以增加小学的教室数量。

2、多年来，我校一直在举债投入，因此，面对实施苏州市外来工子弟学校标准化建设，倍感压力（本学期为造新教学楼从浙江泰隆银行贷款90万元）。所以，我有三点恳求：

（1）能否提高我们的收费标准。

（2）对舍得投入的学校加大资金的扶持力度。

（3）在我们装备专用教室过程中，需要得到专业人员进行指导。

实施苏州市外来工子弟学校标准化建设，对我来说又是一次大的挑战，肯定还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尽管困难再大，我将会倾尽全力为之而努力！

最后祝各位领导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

思进小学

2014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