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石油公司体制下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样例5）

第一篇：论石油公司体制下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论石油公司体制下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摘要:随着我国石油行业的重组改制，中国石油行业从上到下建立了“油公司”的管理模式。在新体制下，如何围绕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大作用？要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围绕中心工作，增强超前意识，营造温暖家园，培育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根基”。

关键词:油公；思想政治工作；新观念；创新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中国石油发展历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凝聚人心，鼓舞士气，不断创造辉煌的有力法宝。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石油行业的重组改制，中国石油行业打破了以前“大而全”管理旧体制，从上到下建立了精干高效的“油公司”管理模式。在新时期新体制下的企业管理中，如何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大作用？这是摆在我们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创新的重要课题。本文就在新时期油公司体制下如何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加强队伍建设，是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和保证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首先是要摸准政工作队伍的思想“脉搏”。油公司管理新体制给传统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油公司体制下各采油厂都对思想政治工作专门机构进行了精简合并，工作内容进一步广泛，工作人员相对减少，工作任务更加繁重；第二，新体制对员工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生产经营压力越来越大，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格局和定位不能适应现代企业发展；第三，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工作内容的不断拓展，使目前许多政工干部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工作手段大大滞后；第四，新时期人们的利益观念增强、政治观念淡化、价值观念多元，思想动态多样，这些都给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增加了难度。

面对这些新的变化，必须首先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主动适应企业改革发展的需要。

（一）思想政治工作者要转变观念，大胆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油公司体制实施初期，广大政工干部的心态是很复杂的。后来油公司在企业管理中都响亮提出了人本观念，这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是广大政工干部的舞台。所以在新时期新体制下，思想政治工作决不是可有可无、无所作为，而是必不可少、大有可为；越是企业改章建制，越是员工心态复杂，越是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大，就越需要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所以我们广大政工干部一定要调整心态、摆正位置，大胆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二）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加强业务学习，主动适应社会发展

作为参与国际竞争的上市公司的一名思想政治工作者，我们不仅要熟悉思想政治工作及油田生产的基本业务，还要了解和掌握有关国际资本市场、现代企业制度以及金融、证券、法律等有关方面的知识；不仅要具备较高的语言文字能力和较强的协调、管理水平，还要掌握外语和计算机知识。而且近年来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网络技术、信息高速公路、电子商务等，使得经济形势瞬息万变。新体制下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加强这些前端知识的学习，要及时掌握和应用这些新的思想政治工作载体，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

（三）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加强作风建设，充分发挥表率作用

政工干部在各采油厂、作业区都处于中枢和要害部位，是沟通上下的咽喉，联系左右的纽带，传递信息的中枢，同时又是企业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组织实施者。而要做好各项工作，首先要加强我们自身的作风建设，一是要政治坚定，经得起考验。二是甘于奉献，耐得住磨练。三是要严于律己，当得起表率。

二、围绕中心工作，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心和目标

（一）要紧紧围绕本单位的中心工作，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职能 在企业内部改革，机制转化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在推进企业制度创新方面下功夫。在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大、困难多的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应放在深化形势任务和理想

信念教育上，紧紧围绕企业生产经营中心工作，以目标鼓舞人心、以发展凝聚人心，及时把企业各个时期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采取的对策和目标任务宣传给广大员工，把压力传递到每个班组和岗位，千方百计地把他们的思想统一到企业的中心工作目标上，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向心力，进一步促进企业各项生产经营目标顺利完成。

（二）要紧紧围绕本单位的中心工作，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职能

在油公司体制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职能的着力点应放在“培养职工、提高职工、发展企业”上，要把政工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融合在一起，对员工的政治和技术素质进行共同规划、组织、教育和考核，全面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要从细节管理入手，坚持开展文明创建活动，培养员工的团队精神，做到员工的政治素质和技术素质同步提高，努力培养出一支适应新形势，有创造能力、有团队精神的高素质职工队伍。

（三）要紧紧围绕本单位的中心工作，逐步构建适应企业发展的大政工体系

在油公司新体制下由于人员配置，各部门业务相互交织渗透等原因，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再单靠政工干部孤军奋战，而是要纵向、横向渗透铺开，构建大政工组织体系，形成思想政治工作全员参与、齐抓共管的局面。

首先要落实“一岗两责”制度，使处于决策、管理、执行三个层次的各级行政领导干部都做到管人、管事、管思想，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由党组织政治核心统一抓，行政组织结合生产业务主动抓，群众组织发挥特色配合抓的局面。

三、增强超前意识，是实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根本

由于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流动性大、间接性强，各种因素的摩擦碰撞往往不期而遇，所以思想政治工作要实现创新，必须具有超前意识。第一要有高瞻远瞩的全局意识。第二要有反映灵敏的信息意识。第三要有联系实际的创新意识。总之要通过增强超前意识，把思想政治工作从传统教育向层次教育转变，从单纯灌输向自我教育转变，从被动应付向超前预防转变；“上级抓一抓动一动，领导拨一拨转一转”的被动局面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转变，保持思想政治工作的蓬勃活力，有力促进企业生产经营工作的开展。

四、营造温暖家园，是培育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根基”的土壤

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对象是人，思想政治工作的“根基”是人心。温暖人、才能激励人，凝聚人、才能振奋人。在新时期新体制下，企业员工的工作竞争、精神压力加大，社会环境价值趋向复杂，所以当前的员工较过去更加需要真情和呵护、温情的关心。首先从感情上要融入。其次要从小事入手，当企业用真情暖了职工的心坎，职工会自觉把真心捧给企业，与企业同舟共济。这样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文化氛围和团结友爱、互帮互学的人际关系，促进企业的长足发展。

此外，各级行政、业务领导要正确认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软效益，从班子上要形成步调一致，统一协调的“和谐音”。并重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和交流，以全面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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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浅析如何做好油公司体制下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浅析如何做好油公司体制下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中国石油发展历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凝聚人心，鼓舞士气，不断创造辉煌的有力法宝。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石油行业也经历了一次重组改制的重大考验，中国石油股份公司打破了以前“大而全，小而全”管理旧体制，从上到下建立了精干高效的“油公司”管理模式。新的管理体制要求员工职能从以前的单一专长型向“一专多能，一人多岗”的复合型转变；劳动分配方式也由以前的“大锅饭”向岗位靠竞争，收入靠业绩的趋势转变；油公司体制下各采油厂、作业区的生产经营压力较以往大大增大，同时在新体制运行旧初期一些矛盾自然凸现。从外部大环境来说，近年来由于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和组织形式等方面日趋多样化，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也相应较以往更加活跃、复杂。在新时期新体制下的企业管理中，如何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如何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大作用？这是摆在我们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创新的重要课题。本文就在新时期油公司体制下如何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抓好队伍建设 是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和保证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首先是要摸准政工作队伍的思想“脉搏”。油公司管理新体制给传统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⑴油公司体制下各采油厂都对思想政治工作专门机构进行了精简合并，原来如：党委办公室、行政办公室、工会、宣传、共青团、组织人事等专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机构都合为一体，3个作业区连劳资部门一同并入了经理（党委）办公室，工作内容进一步广泛，工作人员相对减少，工作任务更加繁重；⑵新体制对员工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生产经营压力越来越大，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格局和定位不能适应现代企业发展；⑶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工作内容的不断拓展，使目前许多政工干部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工作手段大大滞后；⑷新时期人们的利益观念增强、政治观念淡化、价值观念多元，思想动态多样，这些都给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增加了难度。做为新体制下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首先要从思想上正视这些冲击，积极转变观念，主动适应企业改革发展的需要。

1、思想政治工作者要转变观念，大胆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说实话在中石油股份公司改制油公司体制实施初期，广大政工干部的心态是很复杂的，首先不能正确找准工作落脚点，思想比较迷茫；再有由于新体制下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拓宽，而从业人员减少，加之职工心态复杂多样，以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老一套”来处理当前企业凸现的各种新矛盾，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再有在新体制下各单位的生产任务更加繁重，所以在个别单位产生了“政工给生产让路”的重生产、轻政工现象，政工“无为论”的思想蔓延，这使得一些政工干部产生自卑、畏难情绪，工作积极性不高，不敢大胆管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曾陷入被动。后来油公司在企业管理中都响亮提出了人本观念，这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是广大政工干部的舞台。所以在新时期新体制下，思想政治工作决不是可有可无、无所作为，而是必不可少、大有可为；越是企业改章建制，越是员工心态复杂，越是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大，就越需要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所以我们广大政工干部一定要调整心态、摆正位置，大胆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2、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加强业务学习，主动适应社会发展。

在当前各采油厂、作业区，大多数政工干部属于非生产经营专业型人才，对油藏工程地质、自动化、企业经营管理等专业知识并不内行，所以必须加强对生产经营专业知识的学习。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成功加入“wto ”，国内石油石化市场进一步开放和准入，作为参与国际竞争的上市公司的一名思想政治工作者，我们不仅要熟悉思想政治工作及油田生产的基本业务，还要了解和掌握有关国际资本市场、现代企业制度以及金融、证券、法律等有关方面的知识；不仅要具备较高的语言文字能力和较强的协调、管理水平，还要掌握外语和计算机知识。而且近年来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网络技术、信息高速公路、电子商务等，使得经济形势瞬息万变。新体制下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加强这些前端知识的学习，要及时掌握和应用这些新的思想政治工作载体，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只有全面提高业务素质，才能结合形势找准思想政治工作的切入点，才能保证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不“外行话”、不做“外行事”，不在企业发展中犯“画蛇添足”的错误。也才能真正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为企业中心工作提供强大的动力和保证。

3、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加强作风建设，充分发挥表率作用。

政工干部在各采油厂、作业区都处于中枢和要害部位，是沟通上下的咽喉，联系左右的纽带，传递信息的中枢，同时又是企业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组织实施者。而要做好各项工作，首先要加强我们自身的作风建设，一是要政治坚定，经得起考验。思想政治工作涵盖面广，既有具体事务性工作，又有许多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二是甘于奉献，耐得住磨练。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隐性效益，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部门相比生产经营部门属于“清水衙门”，所以我们要时刻保持一种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甘当无名英雄的精神；三是要严于律己，当得起表率。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大多政工人员又工作在领导身边，往往是广大员工群众人们关注的对象。因此，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处处担当起表率，发挥“身教”作用，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感染力、说服力。

二、围绕中心工作，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心和目标

在计划经济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更多的是被动“等安排，听号令”的简单说教，工作着力点较侧重于意识形态的教育，与生产经营贴的不紧，工作中“造声势”的多，务实效的少，这也是造成某些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在油公司新体制缺乏说服力，甚至会促生“两张皮”的原因之一。新的形势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与企业生产经营中心工作相融合，更加直接、具体、有效地为实现企业发展目标服务。

1、要紧紧围绕本单位的中心工作，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职能。抓好生产经营是一个企业的永恒主题，是企业的中心工作，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中心工作的需要，关键要找准“着力点”，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职能。在企业内部改革，机制转化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在推进企业制度创新方面下功夫。制度具有整合作用，可以实现企业资金、人才和技术三要素的互动，制度好了，能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相反制度不合理，就会涣散人心，影响士气；所以油公司体制下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应放在帮助各采油厂、作业区不断规范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帮助转换经营机制，形成能激发和调动职工积极性、创造性的氛围上。在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大、困难多的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应放在深化形势任务和理想信念教育上，紧紧围绕企业生产经营中心工作，以目标鼓舞人心、以发展凝聚人心，及时把企业各个时期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采取的对策和目标任务宣传给广大员工，把压力传递到每个班组和岗位，千方百计地把他们的思想统一到企业的中心工作目标上，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向心力，进一步促进企业各项生产经营目标顺利完成。

2、要紧紧围绕本单位的中心工作，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职能。在油公司体制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职能的着力点应放在“培养职工、提高职工、发展企业”上，要把政工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融合在一起，对员工的政治和技术素质进行共同规划、组织、教育和考核，全面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要通过各种竞赛活动、业务培训、技能比武、岗位练兵、学术交流以“结对子”等活动，激发广大员工勤奋求知，勇于创新、积极创效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通过树典型、立榜样、重奖励的形式激发员工学技术的热情，形成“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要从细节管理入手，坚持开展文明创建活动，培养员工的团队精神，做到员工的政治素质和技术素质同步提高，努力培养出一支适应新形势，有创造能力、有团队精神的高素质职工队伍。

3、要紧紧围绕本单位的中心工作，逐步构建适应企业发展的大政工体系。在“大而全、小而全”的旧管理体制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由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各专门机构独立完成，这样在企业内部不容易形成合力。在油公司新体制下由于人员配置，各部门业务相互交织渗透等原因，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再单靠政工干部孤军奋战，而是要纵向、横向渗透铺开，构建大政工组织体系，形成思想政治工作全员参与、齐抓共管的局面。

首先要落实“一岗两责”制度，使处于决策、管理、执行三个层次的各级行政领导干部都做到管人、管事、管思想，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由党组织政治核心统一抓，行政组织结合生产业务主动抓，群众组织发挥特色配合抓的局面。要坚持目标管理，把思想政治工作纳入单位的绩效考核中，横向上通过签订责任书明确党政工团及各职能部门的职责，纵向上把职业职责、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和职业技能教育内容与完成企业各项经济指标，实现企业安全“零事故”目标等结合起来，通过“党员责任区”等形式层层分解到各基层、各班组，真正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在工作目标上结合，工作步骤上结合。进而从根本上把“两张皮”紧紧贴在一起。同时要结合企业特点，进一步完善双文明建设目标考核，坚持对思想政治工作定期或不定期，静态或动态的跟踪检查和考核。在思想政治工作检查考核中，考核方式要由传统的活动数量形式向全面、定量、定性相结合的考核方式转变，各项考核条款要明确务实，忌假、大、空；考核内容要与企业生产经营有机结合。在考核过程中既要严格公正，又要讲究方式方法，尽可能使“硬指标”实现“软着陆”，确保企业两个文明建设健康协调发展。

三、增强超前意识，是实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根本

由于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流动性大、间接性强，各种因素的摩擦碰撞往往不期而遇，所以思想政治工作要实现创新，必须具有超前意识。第一要有高瞻远瞩的全局意识。全方位考察和把握社会舆论和员工思想动态，要具有“走一步，看四步”的动态分析能力，尤其是面对新体制运行中凸现的各种新问题、新矛盾，要从过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被动应付向未雨绸缪的超前预防转变；（这一点体会我是在我们单位的一次政工例会上感悟到的）第二要有反映灵敏的信息意识。在过去政工干部多为“闭门造车”的笔杆子，而当今世界信息已经是宝贵资源，新的有效的信息是政工干部抓住机遇、超前谋划的基础，信息越全面、越准确、越迅速，我们的超前意识就越强，思想政治工作沟通上下、联系左右的纽带作用就发挥的越大；第三要有联系实际的创新意识。油公司新体制下，各单位的组织形式较以前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中要紧密联系实际而不拘泥传统，如传统中的企业文化活动大多是以集中、统一、大型的为主，组织方式是由单一的部门主办，参与主体也是一些相对固定的人员。在“油公司”的新管理体制下，各个采油厂、作业区基层单位的人员配置非常精干，生产经营任务很重，每次组织大型文化活动时，常常出现“党政工团统筹安排难，基层单位凑数组队难”的现象，活动效果自然大打折扣。在新的体制下，企业文化活动组织形式应该打破原来的单一形式，单一渠道，多组织小型、灵活、多样的文化活动，要走“领导带头、基层互动、协会搭桥、全员参与”的活动思路。总之要通过增强超前意识，把思想政治工作从传统教育向层次教育转变，从单纯灌输向自我教育转变，从被动应付向超前预防转变；“上级抓一抓动一动，领导拨一拨转一转”的被动局面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转变，保持思想政治工作的蓬勃活力，有力促进企业生产经营工作的开展。

四、营造温暖家园，是培育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根基”的土壤

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对象是人，思想政治工作的“根基”是人心。温暖人、才能激励人，凝聚人、才能振奋人。在新时期新体制下，企业员工的工作竞争、精神压力加大，社会环境价值趋向复杂，所以当前的员工较过去更加需要真情和呵护、温情的关心。还有各采油厂、作业区处于远离城市喧嚣的戈壁沙漠，大多数员工都“为了大家舍小家”的实际困难。作为油公司体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者首先要树立为员工服务的思想，竭尽全力为他们营造出一个温暖的家园。首先从感情上要融入。日常工作生活中心中要以平等的身份、平和的口气与他们交心知心，将心比心，把呆板的说教变成生动丰富的引导和感化，以达到思想上的相互信任，情感上的相互理解，建立亲和的“零距离”关系；其次要从小事入手，节假日的一次探望，生日里的一声祝福，生活中的一次帮助等等，这都是小事，但却润物细无声地温暖着彼此的情感，要关心员工“吃、喝、拉、撒，头疼脑热”的实际困难，牢固树“员工利益无小事”的服务观念。近年来，作业区党委在营造温暖家园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如：落实“三好”目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建立员工健康档案，部分解决一线女工下基地工作，员工餐厅的每月生日蛋糕，集中处理站的“三访四谈”活动以及各支部开展的家庭安全用电用气督查活动……使作业区真正成为了各族员工心中温暖的家园。企业用真情暖了职工的心坎，职工会自觉把真心捧给企业，与企业同舟共济。这样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文化氛围和团结友爱、互帮互学的人际关系，促进企业的长足发展。

五、几点建议：

1、各级行政、业务领导要正确认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软效益，从班子上要形成步调一致，统一协调的“和谐音”。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水平，各采油厂、作业区党政领导和思想政治业务部门认真抓是一个方面，各级行政、业务领导的支持、参与、指导也非常关键。这样从上到下要形成一种合力。否则企业容易会出现“一手软，一手硬”现象，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

2、要重视企业政工干部的培训工作。目前在各采油厂、作业区大部分人对政工干部的业务认识还停留在“写文章”、“耍嘴皮”、“搞活动”上，所以政工干部的培训工作不是特别重视。政工干部立足岗位自学提高固然重要，但对现代企业制度以及金融、法律和网络、电子等前端知识学习仅靠岗位自学很难达到。所以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政工干部的培训，提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整体水平。

3、要重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和交流。在油公司体制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内涵更加丰富，许多方面尚须不断地探究完善。所以举行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交流活动非常重要，同时油公司各采油厂、作业区之间政工人员要加强业务交流，相互学习和促进，以全面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水平。

总之，在新时期新体制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还面临着许多挑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只有转变观念，提高素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紧密围绕企业生产经营这个中心，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真正发挥其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强大作用，从而促进企业不断蓬勃发展！

第三篇：论企业班组思想政治工作

论企业班组思想政治工作

加强班组思想政治工作是搞好企业管理的内在要求 结合我们卡车厂的情况谈谈加强班组思想政治工作。班组是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终端操作者。班组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对班组成员的价值观念、责任意识、职业道德、行为取向等起到引导、调节、规范、优化的作用而成为一种重要的经营手段。所谓思想政治工作，是指依靠班组自身积极因素。解决班组职工在日常工作和社会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协调相互关系，进行自我教育，提高思想觉悟的全部工作之总和。班组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得到加强和改善，但人们对加强基层，尤其是班组思想政治工作还缺乏足够的认识，班组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加强班组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下面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1.加强班组思想政治工作的客观必要性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企业是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对职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充分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为社会产生更多更好的产品。思想政治工作结合经济工作一起做是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也是新时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原则，班组是企业的细胞，是职工从事生产和共同社会生活的集合体，班组的基本活动是生产活动。因此，它既是企业直接组织生产的最基本单位，也是企业贯彻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沿阵地。大量的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思想问题，如因工作安排不满意，超额工资分配上的差错而引起的思想情绪波动，共同生产活动中发生的矛盾等，离不开班组思想政治工作，随着企业内部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班组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越来越显得突出。班组管理制度，扩大班组自主权，绝大多数班组按规定完成任务加强班组思想政治工作，过去被平均注意掩盖若的多种利益关系上的矛盾，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反映出来，并且这些问题和矛盾大多数发生在班组。诸如：接受任务时“挑肥拣瘦”，分配时“吃光榨尽”，凡事讲报酬等等。这种情况不仅给企业而且给班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课题，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加强班组思想政治工作的客观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2.班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法及特点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班组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神经末梢，属于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有其特定的含义和内容。一般说，班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抓班组职工的日常思想教育，解决班组职工在生产过

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协调相互间关系，调动积极性，搞好班组两个文明建设。大体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①正确处理国家、集体、职工个人三者利益关系的教育；②生产形势任务教育：③安全质量教育；④后进转化工作；⑤双文明班组建设；⑥协调班组职工相互间关系；⑦一人一事的思想工作；⑧活跃班组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由班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所决定，班组思想政治工作在方法上也和其他层次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尽相同。经常采用的方法有七种。①交谈讨论式；②以情感化式；③表扬激励式；④平等谈心式；⑤读报学习式；⑥寓教于乐式；⑦班前会。从实际出发，正确运用班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是搞好班组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条件。

基于班组这个由一定量职工组成的小群体的某些特殊性，班组思想政治工作也有其本身固有的某些特点。正确认识并把握这些特点，对加强班组思想政治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及时性。在班组这个小群体里，大家朝夕相处，职工的喜怒哀乐，易于被察觉，各种思想问题或情绪稍一表露即刻会被发现，这样可以把工作做在前头，及时解决问题，防患于未然。二是准确性。班组职工共同的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中，每个人的性格、爱好、家庭情况等彼此都很了解，这样思想政治工作就有较强的针对性，从而避免主观片面性，有效地准确地解决问题。三是灵活性。班组在改革中扩大了自主权。班组的相对独立性增强了，班组思想政治工作也相应地获得了“自主权”。对班组职工的思想教育可以“自主”地安排时间进行，灵活掌握。在方式方法上也可因人置宜，灵活多样，从而增强了班组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3.依靠班组骨干，作好班组思想政治工作

依靠群众骨干，作好班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工作方法。加强班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依靠班组骨干，发挥班组自身的积极因素。班组骨干主要包括党团员和四长(班组长、党、团、工会小组长)。他们生活在职工之中，最熟悉职工的情况，最了解职工的思想，在生产过程中和共同社会生活中与职工有密切的联系。依靠他们做思想工作对于及时准确地掌握职工的思想脉搏，迅速正确地解决职工的思想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四长”中，班组长的作用不可忽视，过去人们习惯把班组长看作是“生产型”的，班组长的职责是单一抓生产的。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其实，班组长具有抓生产和思想工作的双重职能。班组长抓思想政治工作与抓生产同样有着许多有利因素。他们一般都是技术过硬，资格比较老，即便是年轻的“小字辈”也是同龄人中出类拔萃的，在班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他们又是生产活动的直接组织者，对职工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思想问题，发现快，感情深，有利于把思想教育同行政手段结合起来，取得较好的效果。

4.加强骨干学习为他们做好思想工作提供理论武器

要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必须加强班组骨干的学习，不断提高他们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能力提高了，才能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不然其无法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的。那么，怎样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呢?我认为，首先要组织他们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企业的各种办法，使他们知道国家的形势、企业的情况，从而引导职工向正确的方向走。其次，要教给他们做思想工作的具体方法，让他们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其次，言传身教，进行传帮带。领导要深入基层，带领班组长做好职工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增长才干。

依靠班组骨干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重视对他们的培训，通过办短期培训班，总结交流，推广经验等多种途径，提高班组骨干的素质，这是做好班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措施。

第四篇：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企业文化建设

论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

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与协调

企业文化建设起源于思想政治工作及精神文明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立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企业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企业的具体体现和有效途径，是整体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途径。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包括了企业文化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础，前面二者具有社会普遍性，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要求，而企业文化建设属于企业管理范畴，属于本企业的个性文化。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结合点，建设企业文化是克服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建设工作“两张皮”现象，使企业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所以说三者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互相又有区别，不能互相取代，只能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下面着重从三者的内容、性质、目标等方面分析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协调：

一、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企业的具体体现和有效途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一项伟大战略任务。它的奋斗目标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

1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思想道德建设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体现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思想道德建设的任务是要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只有理论上的正确和坚定，才能有政治上的正确和坚定。思想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同时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并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它是物质文明建设、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条件。南方公司提出的“人才强企”也是这一内容的体现，当今世界，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竞争，而人才是靠教育来培养的，公司的“专升本”、“继续教育”和“脱产培训”等都是培养人才。科学文化建设除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等各项文化事业，还包括健康、愉快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如基层单位开展的“读书活动”、“友谊赛”、“户外活动”等都属于文化建设。

在社会主义企业里，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都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容，精神文明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是一致的。公司“务实、求精、创新、图强”的南方精神就是企业的精神支柱。在企业内部，奖金和精神哪一个更重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发放一定数量的奖金是必要的，但没有精神支柱是决然不行的。唯有精神支柱才是力量的主要源泉。

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就必须在职工中反复宣传和倡扬企业精神，以此来激发人们的进取心，凝聚全体职工的意志。这是一种巨大的资源，开发这种精神资源，挖掘这种精神财富，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培育“四有”职工队伍，一个好的企业，靠的就是有一个好的团队，这一切都靠人来实现。个人的素质提高了，整体素质便会提高。提高人的觉悟很重要，有人把提高企业内部人的觉悟视为“企业文化之魂”确有其深刻含义。

在社会主义企业里，精神文明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是一致的。但是，它们又有区别，总体概括表现在：

（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属于主文化范畴，是全社会的普遍要求；企业文化属于企业管理范畴，是一种亚文化，它突出表现企业的个性。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人们的世界观问题，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价值观问题。价值观与世界观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价值观并不等于世界观。世界观要回答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并提示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性。价值观主要回答世界对人的意义，凡是对人对社会有积极意义和作用的就是有价值，世界观是价值观的基础和前提。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理想、道德、纪律和科学文化，富于理性色彩；企业文化建设虽然也有这些内容，但它以命运共同体为基础，更富于感情色彩。

由此可见，精神文明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之间的区别是在根本性质一致基础上的区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包含着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体现和有效途径。

二、企业文化建设是整体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途径

思想政治工作是政治科学，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它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本内容进行教育。其目的是从整体上提高人的觉悟，提高人的素质。与精神文明建设一样，也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企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具有更多的社会普遍性。从政治角度看，思想政治工作高于企业文化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正确引导企业文化建设，有利于防止企业建设中可能产生的小团体主义，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实现爱国、爱厂、爱岗的统一。

企业文化是管理科学，从企业内部精神的、观念形态的、制度的、物质的诸多因素中，寻求提高企业管理艺术。它和企业的经济管理紧密相联，内容和目标都是突出本企业的特点，属于本企业的个性文化，它将成为现代企业建设的强大动力。在日本企业中，他们把民族文化、企业特点和国外优秀管理成果融合一体，形成了自己的企业文化。今天日本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一种能够把企业员工凝聚在一起，使之更好地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的精神力量。南方公司的南方精神就是优秀的企业文化，其中“大雁列队飞行的团队观”，就是要达到“人企共振”的效果，增强凝聚力，促进公司的各项工作跨越式发展。因此，企业文化建设比思想政治工作更加广泛，包括职业道德建设、科学文化建设、以及提高企业全员的整体素质。

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都是整个企业建设的需要，它们共同的目的是促进发展，服务企业，服务职工，所以说，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建设是统一的。但是，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又有区别，不能互相取代。前面单独论述了二者的差别和协调。企业文化建设应吸收众多的管理精华，发挥其积极作用，不断实践，不断完善。既不能用企业界文化建设代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不能忽视企业文化建设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要加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就要重视企业文化建设，而要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也决然离不开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所以说，企业文化建设是整体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途径。

三、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重在建设和落实

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重在建设，就是把建设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立为本，持之以恒，贵在落实，务求实效。只有认真扎实地抓才能有明显实效，避免喊在嘴上，写在文件上，落实不到行动上的倾向，同时可以避免形式主义。

重在建设，还须提高执行力，重视管理。建设包括管理，管理促进建设。没有科学的、规范的管理，整个思想文化战线就会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是乱哄哄的，什么建设都无法做好。加强管理的准则是要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结合起来，并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使职工群众受益，促使职工群众一条心，拧成一条绳，促进企业各项事业的发展。

总之，在社会主义企业中，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与企业文化建设就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团结职工群众、充分发挥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上来，集中到满足职工的文化和精神需要上来，集中到加强“双文明”建设上来，归根到底，集中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来，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上来。三者在根本性质上是一致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第五篇：社会保障体制比较及借鉴论

目 录

一、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与改革

（一）日本社会保障体制的若干特点 1．以国家立法为基础，健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2．社会保险实行立法、行政、执行、基金管理、监督等 各机构分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3．咨询和民间协助制度 4．偏重于国家责任的混合型的社会保险财政结构 5．年金保险费的修正积累制

（二）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与改革 1．影响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外部因素 2．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趋势

二、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对中国的若干启示 1．社会保障的立法问题 2．社会保障的决策体制与管理体制 3．社会保障的财政结构 4．社会保障体系平稳运行问题 5.突出重点、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6．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内容简介]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矛盾的困扰：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国家养老金债务转嫁新制度等等，致使脆弱的社会保障基金受到的巨大压力而陷入财务危机；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保障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存在较大风险；政府规避直接责任，企业负担沉重，多层次的保障体系的建设进展迟缓；立法宗旨存在偏误，立法层次较低、法律体系不健全，等等。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遵循，既要从现实的经济、社会环境出发勇于探索创新，也有必要从外国的经验中寻求有益的借鉴。本文从日本社会保障的体制层面着眼，选取若干对中国的现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体制性特征略加评述，并就日本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危机及其成因、改革的基本趋势等问题加以概述。继而运用国际比较的方法，对中国社会保障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加以分析；着重从社会保障的立法基础、决策与管理体制、财政结构、资金平衡，以及扩大覆盖率和建立多层次保障体系等方面论述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性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系中日两国学者合作研究项目《中国社会保障的问题与展望》的子课题。该研究课题受是日本外务省资助的“中日两国政府间2001年学者交流计划”项目之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学者（6人）与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野村证券的研究人员分工完成。本人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中心特邀研究员，负责本项子课题的研究。研究成果于2002年3月在日本东京研讨会上交流、发表，并结集成册，同年在日本以《中國社會保障改革の衝擊》（日文版）为书名出版发行（日本东京，劲草书屋，2002年11月15日版）。因本课题版权协议的限制，本文系首次在国内发表。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着一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家现代化为目标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原先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传统社会保障体制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而解体。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努力探索并积极推进建立全国统一、完善和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阶段的社会保障建设虽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也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矛盾的困扰：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国家养老金债务转嫁新制度等等，致使脆弱的社会保障基金受到的巨大压力而陷入财务危机；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保障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存在较大风险；多层次的保障体系的建设进展迟缓，发展很不平衡，企业负担沉重；立法层次较低、法律体系不健全，等等。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正处在不断深化和探索的过程中，它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遵循，既要从现实的经济、社会环境出发勇于探索创新，也有必要从外国的经验中寻求有益的借鉴。在战后初期，日本即奠定了社会保障的法律基础，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事业的迅速发展。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充实和完善原有的制度，并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不适合社会变动的制度和法律加以修改。当前，日本的社会保障正面临着经济景气不振、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动、雇佣形态改变等因素的挑战或考验，对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确立的现存社会保障体系实行改革或调整已势在必行。目前，中日两国都面临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艰巨而迫切的任务，虽然两国的经济、社会条件各异，社会保障的发展层次、水平悬殊，导致社会保障危机的历史成因亦尽不相同，然而对各自的特殊性加以抽象即可观察到，两者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均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它源自于社会保障的基本属性及其共同的社会历史作用。正是由于这种同构性的存在，使得中日两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和相互借鉴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一、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与改革

（一）日本社会保障体制的若干特点 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50余年的发展历史中，可归纳出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经验或特征，这些经验和制度特征对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不无启迪或借鉴意义。本文仅从体制的层面着眼，选取若干对中国的现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体制性特征略加评述。1．以国家立法为基础，健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日本是个注重依法治理社会的国家，每一项社会、经济制度的出台，均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和程序，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亦是如此。战后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即是相关法律不断完备、充实的过程。日本现行的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绝大部分是在战后的前20年间（即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时期）制定或修订的，它们作为日本社会保障的法律基础，对于在较短时期内完成社会保护体系的筹建发挥了巨大的推动和保证作用。从立法结构和形态上看，日本狭义的社会保障法律部门大致可划分为社会保险、公共扶助、社会福利和公共卫生及医疗等4个子部门，其中每个子部门均有与之相对应的法律体系。虽然日本没有根本性的社会保障法典，但该法律部门中的每一单行法均是由立法机关设立的，具有国家法律的属性。从而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高层次的、与社会保障事业配套的法律规范体系，为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和管理提供了严密的法律依据。从立法基础和宗旨上看，日本的社会保障是建立在保障公民生存权利的立法理念之上的。这一理念的确立始于战后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实施了诸如承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等一系列民主化政策，即由国家来保障劳动者的生存权。

[2] 1950年10月，社会保障审议会《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书》以1948年宪法第25条关于“任何国民都拥有享受健康的、文化上最低限度的生活权利”、“国家要努力提高和增进有关一切生活方面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及公共卫生”的表述为基础，确立了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宗旨：“社会保障就是对疾病、负伤、生育、残障、死亡、失业、多子女及其他原因造成的贫困，从保险方面和国家直接负担方面提供经济上的保障；对陷入生活困境者，通过国家救助，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生活。与此同时，努力增进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以便使所有国民都能过上真正有文化的社会成员的生活。” 从立法过程上看，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决策体现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公共权力与政党、雇主团体、工会团体共同参预的原则。在日本，国家、利益集团和各阶级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和作用各异，其中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安排往往占居主动地位，但各阶级和利益集团对社会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有时是起关键作用的影响力，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定和修订往往经过广泛的争议和酝酿，最终通过一方或各方的妥协或合作告终。在日本独特的终身雇佣制和社内工会制度下，劳资双方在对待社会政策的立场上往往较易达成妥协。80年代以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即是社会各参预方斗争和妥协的产物。[3] 法院则以独特的角色参预社会保障事务，它不是社会保障政策的发起者，其法律地位和职责主要是裁决诉讼而不是形成社会政策，但法院对社会保障权利的追认以及对立法、行政主体的制约作用在社会保障的发展中是不可忽视的。[4] 2．社会保险实行立法、行政、执行、基金管理、监督等各机构分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立法机构。立法权属于国会，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确立、修订由国会审议批准；社会保障基金的长期投资需由国会决议。行政管理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中央行政管理机构为厚生劳动省，负责社会保障的调研、规划、调整和审查；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为都道府县。执行机构。中央执行机构为社会保险业务中心，负责汇总、处理地方执行机构的投保人资料。地方执行机构为都道府县的民生主管部门及社会保险事务所（系社会保险厅的派出机构，其工作人员属于国家公务员）和基层公共法人组织（如健康保险共济组合、国民健康保险共济组合）。中央和地方两级执行机构实行计算机联网，社会保险事务处理实现了“在线化”。审查机构。日本政府根据《社会保险审议官和社会保险审议会法》，专门设立了社会保险审查制度。经厚生大臣任命，在各都道府县配备2名以上的社会保险审议官，是为第一审机构。负责第二审的机构是由5名委员组成的社会保险审查会，审查会的委员须经参众两院批准、由内阁首相任命，任期为3年。审查对象涉及受保人的资格、标准报酬、保险款项的发放以及保险费征收等方面。审查程序是：受保人可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向地方审议官申请审查，无须负担特别费用；若对地方审议官的一审裁决不服，可以向社会保险审查会申诉；审查会的审理公开进行；若对审查会的二审裁决不服，当事人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为了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和独立性，政府设立了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特别会计，分别负责统一管理全国的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特别会计的收入为社会保险缴费、国库负担及保险基金运营收入；支出主要用于年金给付和福利设施投资。特别会计要将收支节余额的大部分“预托”给财务省资金运作部，后者将这部分积累金与邮政储蓄金、简易保险资金、产业投资特别会计、政府保证债券等统一纳入国家财政投融资计划。“预托”金大部分用于购买国债和长线投资，其余部分交给厚生年金福利事业团、地方公共团体和其他机构具体经办。此举不仅可以使国家集中财力进行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重点建设，而且有利于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分布在全国各地的1,300余家保险公司负责保险费的收取和支出。监督机构。日本设立了社会保险基金联合会，其总部设在东京，在各都道府县设有分支机构。联合会作为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的中介机构，专事医疗保险费用的监督，对医疗机构向保险公司开具的催款单进行审查。对于符合国家有关药品和医疗规定者，送交受保人所属的保险公司以便履行向医疗机构付费的程序；反之，则提出质疑返回医疗机构重新办理。实行上述社会保险管理体制，使有关部门和机构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社会保险的业务程序清晰、高效、严密；有利于保险事业的发展。3．咨询和民间协助制度 咨询制度。专家咨询是日本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制度审议会是内阁首相的咨询机构，其职能是对全国性的社会保障计划、立法、运营大纲等进行审议，在日本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此外，日本政府还设有医疗保险审议会和年金审议会，是为厚生大臣及社会保险厅长官的咨询机关，对运营进行审议；在各都道府县设有地方的社会保险审议会，负责对医疗保险机关进行保险适用资格的批准和取消；在厚生劳动省设有中央职业安定审议会和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审议会，对雇件以及劳灾保险进行审查。民间协助制度。这是一类旨在动员民间力量协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的制度。社会保险委员会制度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制度之一。这项制度规定，凡是20人以上的企事业单位都要设专人负责社会保险事务，这些人由所在都道府县首长聘为社会保险委员，社会保险委员对本单位的领导及职工社会保险问题进行指导，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起着桥梁作用。社会保险事务所设有社会保险相谈员，负责对未满20人的企事业单位进行巡回指导及业务联络。社会保险委员和社会保险相谈员之间保持经常性的业务联络，在工作上互助协助。4．偏重于国家责任的混合型的社会保险财政结构 在社会保障责任的归属问题上，日本贯彻了混合性原则。即：公共救助部分依据的是必要原则，由政府承担保证最低生活水平的责任；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部分主要依据贡献原则，其社会保险资金来源采取受保人、雇主、政府三方分担的原则，[5]其中政府责任占有较高比例。日本的社会保险资金主要包括保险费、公费和其他（如资产收入等），根据最近统计，保险费占57%（受保人26.9%，雇主30.1%），公费占31%（国库支出27%，其他公费4%），其他来源占12%。[6] 政府除负担每年养老金支付额的三分之一外，还免除了生活困难者的保险费缴付义务，对于由于特殊原因无法享受其他年金者通过福利年金提供帮助，并且负担社会保障事务的全部管理费用。这一收入结构，既顾及了广大受保人和雇主的承受能力，又考虑到中央和地方财政负担的可能，与以政府税收为主的英国北欧型和以社会保险收入为主的欧洲大陆型相比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战后日本社会保障的发展过程，显示了国家财政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人口结构变动以及国民生活意识的转变，国家财政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1998年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缺口近300万亿日元。[7] 5．年金保险费的修正积累制 修正积累制的特点在于保险费率根据支付和积累的需要，实行分阶段调整，保持相对稳定。日本的公共年金大体上每5年进行一次核算。为了保证修正工作符合实际，政府组织专门人员对出生、死亡等人口自然变动情况进行预测，据以对未来65年的年金收支情况进行滚动预测。如果前一次财政核算中的预测与实际不符，则对保险费率进行调整，以稳定年金财政。运用这种方法，有利于保证年金的积累和支出。虽然中国与日本在养老金筹资模式上迥异，但修正积累制对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社会统筹部分的积累和支出的调整不无借鉴意义。

（二）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与改革 1．影响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外部因素 现代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在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经济社会环境较为有利的条件下，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完善；但在步入70年代中期以后却遇到了多方面问题，且这些问题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还呈现出日趋严峻之趋势。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所面临的问题，有属于其自身结构方面的，也有属于其外部条件方面的。就外部条件方面而言，最主要的是经济增长失速、人口结构变化以及雇佣制度与家庭结构变动等三方面问题。[8]（1）经济增长减速对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双重压力。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迅速扩展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在步入70年代中期以后，以1973年的石油冲击及其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为转折，日本经济增长即呈现出明显的减速甚至停滞之势。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从1991年起又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萧条。尽管日本历届政府已数次出台复兴经济的方案，但一直未能收到明显的效果。经济增长的滑坡，至少从两大方面对日本社会保障制度产生重大影响。首先，由于经济增长减速导致国民经济总体规模难以迅速扩大，致使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对放慢、增长规模相对缩小，从而严重削弱了社会保障得以扩展和完善的财政基础。其次，由于经济增长减速导致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企业倒闭不断增加，致使失业问题日趋严重，从而大大加重了日本社会保障体系在失业与雇佣保障方面的负担。（2）人口结构变化使社会保障负担加重。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社会保障制度迅速扩展和完善的另一重要条件，是人口年龄结构尚未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遇到沉重的人口高龄化压力，老年人口带来的社会保障负担相对较轻。然而，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平均寿命大幅度延长等原因，日本人口高龄化的进程在步入70年代后也迅速加快，人口高龄化程度也随之迅速提高。日本的人口高龄化系数已达1990年已达12.0%，而且这一系数还呈现出升高的趋势，到2025年将达27.4%。[9] 伴随人口高龄化速度加快、程度提高，达到法定年龄领取年金者的数目日趋庞大，领取金额急剧增加，从而造成了日本政府日趋严重的财政负担，以致成为当前日本社会保险制度乃至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3）终身雇佣制度开始松动。在战后的日本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所通行的雇佣制度即是所谓“终身雇佣制”，公司雇员一般不中途转厂，雇主亦很少单方面解雇雇员，即使在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时期也同样如此。终身雇佣制的广泛存在，至少从两方面减轻了社会保障的负担：其一是大大缓解了失业问题，减轻了社会保障在雇佣与失业方面的负担；其二是企业为鼓励其为企业献身并减少其后顾之忧，大都建立了生活、保健、技术培训等多方面的内部保障项目和设施，起到了替代和减轻社会保障负担的作用。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面临经济增长减速而导致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终身雇佣制也开始呈现解体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大企业更倾向于采用短期雇佣、临时雇佣方式，劳动力在企业间的流动日趋加速。雇佣制度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加剧了失业问题，从而加重社会保障在雇佣与失业保障方面的负担；另一方面又降低了企业建立企业内部生活、健康等保障项目的积极性，而把大量的保障负担推向社会。（4）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日本的家庭结构也处在迅速变化之中，其主要趋向是家庭核心化、家庭老龄化、家庭独身化、家庭小型化和家庭主妇就业化。家庭结构的这种变化趋势从多方面削弱了家庭的保障功能，把原来由家庭承担的一些保障事务推向社会，如在家庭成员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迅速增加的同时，家庭核心化又使子女与其年迈双亲的同住率大大降低，家庭小型化和家庭单身化则大大降低了传统家庭的相互扶助和赡养能力，而家庭主妇外出就业又将照顾年老双亲的责任推向了社会等等。这些因素产生了一系列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大大加重了社会保障的负担，从而成为当前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所面临的又一个重大问题。由于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日本政府的租税收入不足，财政困难增大，而国家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拨款却急剧膨胀，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负。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2．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趋势 日本的社会保障改革由来已久，从7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政府即着手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调整，80年代以后改革力度明显加大。1982年日本“第二次临时行政改革调查会”提出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建议，1986年日本政府制定《长寿社会对策大纲》，1988年发表《关于实现长寿、福利社会政策的基本考虑与目标》，1993年社会保障制度审议会公布咨询报告，提出社会保障新的基本理念：“社会保障应该是为了全民的利益，由全体国民来建立、支持的制度”，主张对社会保障制度从整体上重新加以认识，使之适应国民需求的变化、人口的变化、家庭及地区的变化、女性作用的变化、劳动环境的变化以及经济的变化，并使之在21世纪依然能够持续下

去。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1）努力抑制社会保障费支出的过度膨胀，减轻中央财政的负担。改革的目标首先集中在国库存负担最大的社会保险部门。在公共年金方面，1994年出台了年金改革法案，决定从2001年起把领取养老金的起始年龄推迟到65岁，对无工作或低薪的劳动者，可在60-64岁期间支付部分养老金。为解决财政薄弱的年金部门负担过重的问题，除采取国库存重点帮助和调整各年金体系间的财政加以解决外，政府还积极谋求实现年金制度的一体化。在医疗保险方面，1982年制定的《老年保健法》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医疗公费负担”制度，规定70岁以上老人的医疗费由各医疗保险制度共同负担。1984年设立修改健康保险法时又规定：60-70岁的老人是受雇者医疗保险的适用对象，把补助医疗费的标准由100%降至90%，以降低政府对国民健康保险的补贴率；同时废止了“临时工（日工）保险制度”，将其纳入其他健康保险。1986年和1991年两次对老人保健法进行个性制定了全体国民负担老人医疗费制度。1992年在健康保险中第一次导入了“中期财政运营方式”，以便在大致5年间取得财政平衡，同时降低保险费率和国库补贴率。（2）在考虑国民承受能力的前提下，逐步提高保险金缴纳率，引进“受益者负担”的原则，实行费用征收多元化。1994年的年金改革法案规定，厚生年金的缴费比率从1994年10月起，由月标准收入的14.5%提高到16.5%（劳资双方平均分摊），1995年10月再提高0.85%；1995年后从受保人的年中和年末奖金中（各相当于1个月的工资），提取1%的保险金（劳资均摊）。然而,日本政府迄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能遏止社会保险财政赤字的扩大趋势,除国民健康保险以外的所有保险制度都呈现的财政赤字，政府的基本对策是提高缴费率。厚生劳动省在1999年拟定了一项养老保险改革方案，主要内容是将给付水平降低20%、同时降低投保费率，今后的改革方向将是降低工资替代率、逐步缩小公共年金规模、扩大企业年金。但由于受保人（公、私雇员）和工会组织对于降低替代率几乎都持反对意见,国会未予通过上述议案。日本政府在2001年11月29日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针对老龄化而制定的、以提高缴费率和增加个人负担治疗费比率为主的重建医疗保险财政方案，拟于2002年实施。在税制改革方面，扩大中间税征收比率。1998年日本首次引进消费税，90年代以来通过提高消费税的征收比率（1997年后为5%）来保证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此外，通过提高某些社会福利设施的收费标准和扩大有偿服务范围，以减少政府支出部分。以上这些做法尽管采用的方式不同，但最终都将直接或间接加重国民的负担。因而如何取得国民的广泛共识和支持，是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一大课题。（3）倡导社会保障事业的社会化，重视各社会团体和家庭有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日本十分重视发展居民参与社会福利的机制，90年代以来，由居民创办的各种营利性家庭服务团体有较大的发展。一些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也主动参预社会福利事业，通过各种慈善活动积极为社会作贡献。

二、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对中国的若干启示 1．社会保障的立法问题 立法基础。社会保障是以社会安全为目标、以社会公平为原则、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为宗旨的社会公共政策。现代国家大都将自然法关于人的生存权利的自然秩序在宪法中予以确认并承诺保护。在这些国家，宪法对于公民基本生存权利予以保障的承诺成为社会保障法的立法渊源和基础。在中国，宪法虽然没有使用“社会保障”这个概念，但在有关章节中对国家责任和公民权利作了相应的表述。[10] 然而，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权利作为社会保障立法的基础地位往往受到忽视。在论及有关建立或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动因或依据时，人们往往援引的是中共中央和政府的文件或决议，而这些文件中没有对社会保障给出清晰、完整的定义，对社会保障的理解多偏向于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功用，或者将其局限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层面。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基本上遵循着功利性目的，在制度设计上强调效率高于公平、减轻政府责任，使社会保障在弥补市场缺陷、公平收入分配、吸收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方面的作用受到忽视，并且成为抑制消费需求、强化谨慎性预期心理的原因之一。对社会保障的法律地位及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立法基础的模糊，或许是造成中国社会保障立法滞后的原因之一。立法形态。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保障法的体系框架，在结构形式上基本涵概了当代社会保障法系的外延。[11] 但从立法形态上看，尚处于较低层次，大多是作为政府的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颁布的，或以政府政策的形式出现，不具备国家法律的形态，其刚性和约束力较弱；在法规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政府意志而非国家意志；由于不同政府部门的立场差异，一些法规缺乏统一性和严谨性，在实施过程中易产生矛盾或者衔接上的真空；在不同利益主体的搏弈倾向下，其实施中的随意性较强，实施效果易打折扣。从先进国家推广社会保障制度的经验来看，应在体系创建初期就将强化立法列为根本，以此保证和规范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建立全国统一、完善、规范的社会保障制体系的迫切任务。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参照有关国际组织所制定的社会保障规章和原则，借鉴各国社会保障立法的经验，加强中国社会保障立法建设、提升立法层次、使之从政府意志升华为国家意志，是其中一项根本的、战略性的任务。目前，中国的专家学者在先制定根本性的社会保障部门法还是先行分项制定社会保障的单行法问题上存有争议。笔者认为，当前中国正处在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行总体规划和推进的阶段，在这种形势下，制定一部确立社会保障的目标、宗旨和原则，明确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社团法人、商事组织、公民在社会保障中的地位、权利与义务，规范和协调社会保障各参预主体之间法律关系，并且能够用以规范相关单行法律或法规的制定的、总括性的社会保障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适时的。部门法的建立，有利于该部门法系的立法完善，有利于将社会保障制度纳入正常的法制轨道运行。2．社会保障的决策体制与管理体制 由现有的决策体制和立法形态所决定，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决策过程基本上是在政府部门内部完成的。尽管某

项制度的出台，通常经过一定的调查研究、方案设计、试点运行、总结评估到决策选择的过程，但在封闭的和缺乏透明度的状态下做出的决策，难免因决策者认识上的局限或政府意志的作用而造成失误。[12] 在这方面，日本的立法机关审议批准体制，法定的专家咨询机制（社会保障审议会制度），受保人、工会、党派、雇主组织、自营业者组织等社会各利益团体广泛参预的决策体制，[13] 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社会保障的管理、执行、基金运行、审查、监督体制的建设方面，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些措施并逐步得以规范和完善。需要强调的是，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建设方面，中日两国确有诸多需要交流、学习与借鉴之处。除前述若干问题外，日本法定的专家咨询制度、民间协助制度以及保险费的定期审议、修正制度，对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亦有重要的、现实性的借鉴价值。3．社会保障的财政结构 在社会保险费筹资上，中国政府确立了“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的“资金来源多渠道”原则。从形式上看，中国的这种社会保障财政收入结构与日本具有同构性，但各责任主体的负担比例与日本有较大的区别。在中国，社会保险基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和职工的缴费，1999年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收入中，企业缴费占78.2%、个人缴费占21.8%，2000年则分别为78.9%和21.1%；[14] 而日本1998年雇主和受保人在社会保障供款额中所占比例分别为52.2%和47.8%。[15]从政府责任方面看，在中国1999年的国家财政决算中（包括中央和地方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与“抚恤和社会救济费”之和为523.52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45%（在该预算中，这两个项目的支出预算为346.94亿元,仅占总预算的2.39%）；[16]日本在90年代初期，社会保障及福利支出在中央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即达到37.52%的水平。[17]两相比较，中国政府和企业在社会保障中的畸低或畸高责任，与日本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社会保障财政结构的现状，反映政府角色定位上的偏差，并制约着某些改革目标的实现。改变由国家过度包揽的传统保障方式、减轻政府负担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主要方针之一，它比较符合当前社会保障领域改革的世界潮流。但将政府角色仅限于制度供给和最终保障、缺少法定的直接责任的定位则有失妥当，未能体现宪法确立的国家在保障公民生存权利上所应承担的义务或责任。在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中，通过引入个人帐户，实现了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的“资金来源多渠道”的目标，但在负担结构过于偏重经济目标而忽视了社会目标、尤其是缺乏政府的直接责任的状况下，企业负担并未因个人责任的增加而降低至合理的水平，而一些地方政府为弥补社会保险基金缺口又极力提高企业缴费水平。[18] 由于企业负担偏重，影响了保险资金的征缴（由于企业的逃费、避费倾向），制约着“广覆盖”（由于企业拒保倾向）和“保障方式多层次”目标的实现。同时，由于政府力图依赖社会保险基金清偿养老金历史债务而产生的养老金财政危机，以及强调以“低水平”和个人责任为特征的长远目标，导致了公众对改革的恐慌心理和对政府置信度的下降，由此引发了“提前退休”、“突击看病”等严重问题，并且进一步强化了谨慎消费、增加储蓄以防不测的普遍心态。当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出现严重问题时，政府便开始强调社会安全和政府责任，制定短期应急措施，投入巨额资金仓促应对。应当看到，政府所采取的事后补救行为，实质上是社会保障机制对政府责任的强制性复归。与其规避政府责任、引发制度运行波动后再予以补救，不如确立政府责任以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的平稳运行。4．社会保障体系平稳运行问题 社会保障体系平稳运行可以归结为社会保障基金在经济周期和社会结构变动中保持平衡的问题。社会保障基金的平衡主要取决于基金的征缴、给付水平，基金运营收益率的高低，以及国家财政的支持力度。而这些因素又均受到国民经济运行状况、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动的制约。当这些条件发生变动时，会对社会保障基金的平衡产生不同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人口结构的变动是渐进的，其变动的长期趋势是可预测和易于把握的；经济运行状况则相对存在较大的变数，除了其自身正常的波动周期以外，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决策等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之发生不同的作用，并传导给社会保障基金使之发生盈亏变动。因而，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除了要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目标外，还应预见到经济、社会因素变动对它的影响。一般来说，社会保障基金的支付手段具有缓解或吸收经济波动产生的外部社会成本的作用，既使在一定时期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失衡,也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其自身亦能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在经济良性发展阶段重新达到平衡。但是，在经济状况长期持续恶化的情况下，无论是国家财政还是基金本身，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从而危及社会保障制度，使之难以为继。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制定的社会保障政策，未能预见到长期衰退的影响，而长期以来的“国债依赖型”财政又使得政府在平衡社会保障基金方面力不从心，后来的改革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如何制定一项能够长期平稳运行的社会保障政策，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由于社会保险的缴费义务与受益权利具有对等性，“低水平”并非是保持基金平衡的有效方法；提高缴费率和降低给付率将因增加企业和个人的负担、损害受保人的利益而受到社会保险主要供款人的抵制；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运营完全（或主要）依赖于民间或政府，都会使基金平衡面对一定的风险，因而应按照适当的比例合理确定政府、企业、受保人之间的连带责任。从中国当前社会保障基金运行危机的实际情况来看，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国家财政的现有体制、支出结构和监督体制进行改革，建立起公共财政体制，将保障社会安全作为政府财政活动的重要目标，并确立以“平衡预算”为原则的财政决策和运行机制，从而奠定政府承担社会保障的直接责任和最终责任的财政基础。5.突出重点、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日本社会保障体系经历了从以劳动者为中心到全民保障的扩展过程。中国的条件与日本有所不同，但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亦应突出重点，有序发展。虽然近几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取得重大进展，其覆盖面已经开始从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逐步延伸到城镇其他经济

成份的职工，但社会保障的实施范围还比较狭窄，城乡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差别过大，众多无权利享受社会保障和处于低水平保障状态中的劳动者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十分脆弱。这种社会福利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状况，不仅剥夺了大多数劳动者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而且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劳动力的流动和社会安定正在或者将要产生严重的后果。那种囿于“唯生产力论”、忽视社会保障促进生产力发展功能、忽视公民基本权利和社会保障需求的思维方式，以及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制定的社会政策，无益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方向，应该是以城镇劳动者为重点，逐步扩大到城乡全体劳动者乃至全社会。其中，突破“二元化社会”思维的局限，将占中国全体公民绝大部分的农村人口和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课题。尽管中国与日本的具体国情各不相同，但日本解决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的历史经验对中国不乏可供学习借鉴之处。同时，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过程中，既要制定社会保障的依据、规范、准则和标准，又要注重完善制度运行中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并且应根据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充分评估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否则可能因公众疏于参预而使之流于形式。在这方面，日本的国民年金“空洞化”趋势对于中国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19] 6．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日本在养老保险领域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一个企业雇员，一般可得到由国民基础年金、厚生年金、企业年金（厚生年金基金或适格年金）所构成的三个层次的保障；一号受保人除加入国民基础年金外，还可志愿加入国民年金基金。另外，日本在普遍推行社会养老保险的同时，还有各种商业人寿保险可供人们选择。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可以灵活地满足不同阶层、不同经济状况的参保人的养老需求。中国在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初期，也明确提出了建立多层次的保障体系的目标，[20] 但它的初衷在于改变以往的养老保险资金筹措完全由国家或企业包揽的单一方式，因而在目标设定上与世界银行倡导的“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存有一定的差别。虽然“多支柱”体系的建立包含着基金来源和筹集方式的内容，但它的目的却是从保障老人生活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则出发，确立由国家再分配责任、企业保险责任和个人自我保障责任共同支撑的养老金制度结构，从而建立起一种较为有效和安全的老年生活风险保障模式。在中国，由于在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中强调减轻政府责任而偏重于企业的责任，也由于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以及企业与员工之间缺少谈判协商机制，使得企业缺乏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能力和内在动力，这是导致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中日两国在各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面临着许多相类似的问题，诸如人口老龄化、人口负担系数增大、失业率增长、国家财政负担过重、养老保险基金运营风险加大等等；学术界关于走出社会保障财政危机的方法和途径的探讨亦有趋同之处，诸如推迟退休年龄、减轻政府负担、提高缴费率、降低工资替代率，以及社会保障“费”、“税”之争，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孰优孰劣之辩等等。因而，两国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面加强交流和借鉴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也应看到，中日两国是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对各自的社会保障制度施行调整或改革的，两国在社会保障的制度模式和发展水平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因而某些问题或因素虽然带有共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它们的因果关系、结构层次、性质内涵及其对现行制度的影响程度等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从不同的立场或视角考察，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充分把握双方的特殊性，深入分析具体条件和具体问题，才能做出有益的比较和正确的判断。注释: [1] 诸如一些中国学者所归纳的：把握有利时机，迅速建立、完善和普及社会保障制度；顺应形势变化，适时实行社会保障政策的重点转移，不断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整和改革；加强“体系化”、扩大覆盖面，多层次、多渠道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法制，强化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营和管理，等等。从具体保险制度形态上看，使人人享有健康的、普遍性的健康保险制度，以养老为主兼有遗属、残疾保障功能的年金制度，具有失业救助、调整雇佣状态、扩大雇佣机会、促进劳动者能力的开发与提高、增进与改善劳动者福利等综合功能的雇佣保险制度，关注老年群体生活需求、通过提供生活服务保障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介护保险制度等等，亦构成了日本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特征。[2]美国占领当局在公共救助三原则——无差别和平等、明确国家责任、保障最低生活水平——的指导下，积极推动日本制订新的法律和制度，1946年《生活保护法》即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虽然它与战前的救贫制度有着根本区别，但并未理解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公共扶助的含义，设定了请示权等资格审查规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难以确保“无差别和平等原则”的贯彻、难以体现国家的责任，没有消除授予者的“施恩”意识和受领者的被动意识，国民仍然把生活保护视为国家的施舍。[3]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厚生劳动省在1999年提出了将给付水平降低20%、同时降低投保费等养老保险改革方案，但受保人（公、私雇员）和工会组织对于降低替代率几乎都持反对意见，国会因此未通过上述1999年的政府案。[4] 例如，东京地方法院对“朝日诉讼”的一审判决（1960年10月19日）得出了厚生省规定的生活保护基准违反了生活保护法第3条、第8条的结论。这一判决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使要求提高社会保障水准的市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活跃起来，生活保护的基准也在判决下达后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虽然最高法院1982年7月7日的判决推翻了一审结论，但在实际上亦认定了国家的酌情处理权并非是无限的，应服从于宪法的制约，可将显而易见是不合理的实施对策视为违宪行为。[5] 中国亦确立了“资金来源多渠道”的社会保险筹资原则，表述为“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1991年6月26日）。但在具体的责任构成方面、尤其是在政府责任的承担上与日本存在差异。这一点将在后文略加讨论。[6] 引自吕学

静编著：《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第266页，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另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编《社会保障费统计资料（1969-1998）》（研究资料第300号，2001年3月31日）第15页“表1-1”的数据计算，1998年社会保障的融资结构是：受保人缴费占29.5%，雇主缴费占32.1%，公费负担占24.7%（其中国库负担为19.3%，其他公费负担为5.4%），其他收入占13.8%（其中资产收入占10.1%，其他收入占3.7%）。[7]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编《社会保障费统计资料（1969-1998）》（研究资料第300号，2001年3月31日）第15页“表1-1”的数据计算。[8] 在日本，经济衰退与社会结构变迁是影响社会保障运行的两个不同的向量。前者的影响是消极的、负面的；后者则大多是伴随社会发展进步而产生的社会问题，而且是社会保障发展的结果，应该视其为一种进步的、促进性的影响因素。尽管二者的作用在引致社会保障财政危机方面殊途同归，但克服这种危机的途径并非是削弱社会保障本身，而是使社会保障体系更趋合理、完善和有效。就经济因素而言，不是社会保障加剧了经济上的危机，而是经济危机减少了社会保障的财政收入并且扩大了对它的支付需求，从而使它面临困境。如同社会保障曾经支持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样，一个更趋合理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将有助于吸收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震荡，促使国民经济较平稳地走向复苏和高涨。[9] 引自日本厚生劳动省社会保险研究所：《目でみる年金》第138页表14，2000年版。[10]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修订）第42、44、45条。[11] 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法体系的结构包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法规，社会福利法规，残疾人保护法规，社会优抚法规，妇女儿童保护法规，以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12] 典型的事例，如：1995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的通知》制定的两套方案，因其固有缺陷而造成实施中的混乱局面；近些年由于政府力图规避养老金历史债务而引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危机；以及2001年国有股减持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办法的实施导致的股市动荡。[13] 在中国，由于上层工会组织的行政化，参预决策的应以基层工会、企业工会的代表为主。此外，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就业者的代表也应平等地参预决策。[14]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编：《中国社会保险年鉴》（内部资料，2000年、2001年）的数据计算。统计项目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未含失业保险。其中企业和个人在医疗保险缴费额中的比例按3∶1估算。1999年，社会保险费征缴收入为1,359.9亿元，其中企业缴费1,063.8亿元，受保人缴费296.1亿元；2000年的数字分别为1,902.5亿元、1,500.6亿元和401.9亿元。[15]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编《社会保障费统计资料（1969-1998）》（研究资料第300号，2001年3月31日）第15页“表1-1”的数据计算。1998年的供款总额为549,737亿日元，其中事业主负担286,449亿日元，受保人缴款263,288亿日元。[16] 根据《中国财政年鉴(2000)》（中国财政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338页数字计算。[17] 此数字为日本1991-1993年三个财政福利支出的平均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1999）》的统计数字计算；转引自朱之鑫主编：《国际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表9-7“日本中央政府财政收支”。[18] 比如，养老保险制度规定的企业缴水平为工资总额的20%，但1998年有17个省份的企业缴费水平超过此限，其中最高的是新疆，达到25.91%。（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世纪抉择——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框架》第47-48页，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0年版）。[19] 日本的国民年金法规定，20至60岁的日本居民必须加入国民年金，其中除雇员年金（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加入者（称为“二号受保人”）及其无职业配偶（三号受保人）自动加入外，对自营业者及其配偶、20岁以上的学生，以及非法人化的5人以下企业的雇员（统称为“一号受保人”）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但是，由于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法律约束和严密的监督（监督成本过于高昂），“一号受保人”实际上是志愿加入的；由于国民年金加入者不论其收入水平如何，都承担等额的缴费义务、享有等额的给付权利，并享受同等的免税待遇和国库补贴额（占国民年金给付的1/3），因而使国民年金的公平性受到质疑；由于自营业者一般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老年时的生活对年金收入的依赖较弱，因而使国民年金的必要性受到质疑；加之，由于国民年金的收益率较低以及对经济前景的不乐观预期，人们对年轻时的缴费能否在年老时得到等值的回报心存疑虑。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约有30%的适用对象未参加（或因各种理由免除缴费义务），一些人（主要是年轻人）转而购买收益率较高的商业保险，从而影响了国民年金的积累，形成了国民年金“空洞化”的趋势。[20] 1991年6月2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确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1995年3月1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提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适用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并指出：“国家在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保障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同时，鼓励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同时，鼓励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主要参考文献：陈建安主编：《战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吕学静编著：《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吕学静编著：《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世纪抉择——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框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0年版朱之鑫主编：《国际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编：《中国社会保险年鉴》2000年、2001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社会保险研究所：《目でみる年金》，2000年版。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编：《社会保障费统计资料（1969-1998）》，研究资料第300号，2001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