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峡考古文化论文

第一篇：中国三峡考古文化论文

论长江三峡地区特殊的埋葬习俗悬棺

姓名：任晏数

学校：重庆医科大学学号：2010221603专业：预防医学指导教师 ：杨华2011年5月

长江三峡地区特殊的埋葬习俗

-----悬棺

摘要：三峡地区墓葬资料内容丰富，从目前三峡地区考古发现的墓葬资料获知，历史上三峡地区的人们安葬死者的方式大致上有三种葬法：一为土坑葬；二为瓮棺（罐）葬；三为崖葬墓。其中发现一种特殊的埋葬习俗----悬棺。

关键词：三峡地区；埋葬习俗；悬棺

在我国的东南方的武夷山地区，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一带，北至重庆的小三峡，大约有10多个省市，发现了放置在悬崖绝壁上的棺木，甚至于近来在陕西的商洛地区，也发现了类似的崖葬。悬棺不仅中国有，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也有。这些悬棺或崖葬，有的在崖洞中，有的搁在横木上，有的近贴水面，有的高离水面，遥遥在上。这些悬棺或崖葬是什么时代的？它们属于什么人的葬俗？又因为有的悬棺或崖葬处在离水面60至100米的绝壁或绝壁的洞中，就使人们不禁要问，它们是怎样被放置进去的？这些问题就成了千古之谜。

一：三峡流域悬棺出现的时间

小三峡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境内，是长江支流大宁河风光最秀美的一段。这里也散布着许多悬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考古学家在大宁河上游取下一具棺木，从棺木的主人和殉葬品判断，这具棺木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四川珙县麻塘坝和苏麻湾两地的僰人悬棺，起于秦，止于明。四川内江发现的古代崖墓，其年代为东汉。

二：何人留下的悬棺葬

秦汉时期，武夷山属闽越，是闽越人的活动中心。三千年前，《周礼·夏官》记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之民。”“七闽”，经学家郑玄注解：“七乃周所服之因子。”《逸周书》载周成王二十五年大会诸侯于东部，四方贡献方物：“东越海直(蛤)，颐人蝉(缮)蛇”。再上溯《〈商书·伊尹朝献〉中记伊尹为四方令，管理四方部族，正东有“沤(颐)深之民等九夷十蛮，越沤(颐)箭(剪)发文身......”武夷山可归入越沤之中，这是三干五百年前。因而就推断，武夷山的悬棺是闽越人的遗物了。春秋、战国之际的江西贵溪龙虎山船棺,据考察推断也是越人遗迹。陕西商洛一

带的崖葬，据推断是古巴人的葬俗。重庆巫山小三峡的悬棺，据推断当属古代巴人所为了。东汉至唐，湘、川、黔、鄂边境的五溪蛮，有悬棺葬之俗，为古三苗后裔所为。三国时浙江临海境内的“安家族”，葬俗与武夷相似。明代，四川珙县悬棺属于僰人。也有人把僰人和古越人关联了起来。

有人据于悬棺或崖葬风俗的沿续性考虑，认为散布在全国各地及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的悬棺或崖葬都是古越人及其后人所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要考虑到进行这种葬俗的民族的生产生活环境影响。

人类的许多风俗是自然形成的。越是在早期，人类就越受到当时的生产条件、生活环境所制约，他们不可能去作对自己来说很不便的事，或者不容易办到的事。据此认识，我认为，我们已发现的这些悬棺或崖葬大都是古代一些渔民所为，至少他们的劳动与生活是和船有关

其一、从已发现的悬棺或崖葬来看，均在溪流的悬崖上，且大都在大江大河支流及其末端，两岸高山峻岭、断崖绝壁，中间溪水流淌，在这样的环境中，只有渔民才有可能在此生产和生活。而且，这些地方都远离农耕区域，这就可以排除农耕民所为的可能性

其二、在福建武夷山、江西龙虎山的悬棺中，有几具船形棺。可以设想：悬棺的主人是以船为家，也就把棺椁造成船形了，使死去的人能像活着时一样生活；或者在最早时，就是以船作棺来存放尸体的，渐而成俗。考古工作者曾对一具船形棺进行研究，发现随葬品中有龟形木盘和许多鱼骨，棺的主人生前很可能是个渔民了。

其三、葬制规格低，除了处在崖洞和悬崖外，葬法简单。陪葬品少或无陪葬品。这种葬制符合山溪渔民的社会结构。这种山溪渔民的社会组织基本以家族为主，家族与家族之间无隶属关系，也就无严密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也就无极富和极穷，所以除极个别可能有什么特殊性外，葬制很平淡。这很符合山间小溪渔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江西龙虎山是道教的发祥地之一，或许有人把悬棺葬与道教文化联系了起来。但是本人认为，悬棺葬与道教文化基本无关。其一，悬棺葬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已是商周时期了，而道教作为一种宗教要到东汉才形成；其二，作为道教的思想道家虽然在春秋战国已经形成，但它的影响主要是在黄河流域，并且，道家的思想是无为，薄葬，与悬棺葬不相容；其三，同为道文化发祥地之一，并且就在龙虎山北邻的三清山，有同样的悬崖绝壁——西海岸，却并未发现悬棺葬或崖墓葬。

三：悬棺是如何放置的确定了悬棺和崖葬是古代山溪渔民所为后，对我们认识这些渔民为什么要把棺木放置在山崖和怎样把棺木放上去很有帮助。作为渔民，他们特有的本领是造船和织网了，而在建筑、农具制造、手工工具制作等方面，肯定要落后于农耕民了。所以，同时代农耕民已有的技术，渔民不大可能具备。像现在大家所推崇的吊装法，需要有技术、物资、人力和财力，以家族为主的渔民很显然无法办到。而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仅仅是为把棺木草草地放置到天然的崖洞中或简单地搁置在插入崖壁的两横木上究竟又为了什么？所以，我们就不能以农耕文明来设想山溪渔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也许，他们放置的方法是极其简单的。

当来到小三峡，一定会被展现在眼前的景象所吸引，禁不住要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网上查这种特殊的地貌是如何形成的，结果是由于水流等外力沿岩层裂隙的冲刷作用，当下部或底部岩层（块）被冲蚀或侧蚀掉，上部岩块失去了下部或侧部的承载体，在重力作用下，只要被触发就会沿构造纹理或裂隙而发生崩塌作用，沿裂隙或软弱岩层面，岩块不断的自由崩落，残余形成了悬崖绝壁。山体崩塌，这种局部的地质地貌的变迁，使我们的先民有了“安身”之处——悬崖。山体崩塌还会出现一些独特的景象。在长江三峡大坝未建之前，国家年年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加固三峡地段两岸的山体，以防止山体崩塌。设想，三峡中的某一山体如果崩塌了，那么，水运不通，下泄的水流被堵，从崩塌处往上游，水位抬高，两岸被淹，河道变宽，还会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这启示我们，山体崩塌还会使河道堵塞，形成天然的水坝。水坝以上的水位抬高，形成湖泊，而且完全有可能将水面抬升几十米乃至百米。这当然要看山体崩塌的位置和崩塌的规模了。龙虎山悬崖上的天然洞穴就证明水位曾到过近百米的高度。因为据地质专家推断，这些洞穴就是由水流冲刷而形成的。溪流一旦成为湖泊，经过几年的积蓄，水美鱼肥，能不吸引渔民吗？而且这样的湖泊肯定会持续一段时间存在着。

早期湖泊的形成为早先的渔民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但死后葬到哪里呢？崖壁上不是有天然的洞穴吗？渔民从船上把棺木抬上去一放。最早来到这些地方的先民不会用深奥的思想去考虑怎样安葬死去的亲人更符合本民族的特性。还要说明的是，他们用的木材也是就地取材的。棺木上发现的手柄就是为扛抬的方便而设的，发现的绳索也是抬棺木用的。

但是这种早期湖泊形成的水坝是不牢固的，随着溢出坝体的水流作用，坝体的高度渐渐下降，水面也跟着下降，到最终达到现在这样。在水面的下降过程中，也自然要有人死去，亲人们也会依照先例，把他们放置到崖壁上。但水位已经下降，也就自然地把棺木安放到低一点的位置上了。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有序”排列了。而早先贴近水面的洞穴，现在看来也就高高在上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山体崩塌，山体形成直上直下的悬崖，塌下的泥石在溪流中形成天然的堤坝，堵塞水流，水位抬升，形成湖泊，渔民或船工生产生活于此，过世后就把棺木放置在临近水面的悬崖上，堤坝渐次下降，棺木也往下排列，到堤坝全部垮塌，这些棺木就成了后人所见到的悬棺，有的高至百米。先民的这种葬制无需奇思妙想，是一种极其简单的葬制。

重庆巫山小三峡崖葬，就可以解释了。假如在大宁河汇入长江处的灵芝峰一带出现山体崩塌，那么，从灵芝峰往上，水位将大大提高，大宁河就成了一个水库，成为湖泊。这样，大宁河就成了渔民捕鱼的理想之地。于是就有一批渔民在此长期“捕鱼为业”了，死了就“近水楼台先得月”，葬在岸边，即现在的山崖。至于古栈道，也有可能是在山体崩塌后，为了行船拉纤的需要而作的。从大宁河所在的地理位置和古栈道直达陕西镇平、湖北竹溪的情况来看，大宁河是古代关中通往巴蜀的一条水上通道，可能在军事和经济上曾承担过重要的作用。当大宁河的水位抬升后，迁道就不得不作在了崖壁上，而在塌下的泥石被冲走后，这些古栈道就自然地高高在上了，留下了一道景观和一个千古之谜。

当然，在人们的葬俗观念形成后，特别是在社会发展到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和人力物力后，可能有一些人为了某种追求，采用某种方法把棺木放置到高处。但那肯定是属于后来的事。

至于认为葬得高为求吉利的观点，也是后人在解释前人行为时产生的一种臆想。在云南昭通市威信县，有几处僰人悬棺，所处的悬崖下有可至棺木的斜坡，明显有人工开凿的痕迹。在四川的珙县，有几座悬棺所在山，人是能很方便地爬上去的，当然也就能安装“天车”了。但这肯定是在悬棺葬的风俗形成且已有一定的技术和物质条件后才能做到的。而且，那时这些早先的渔民可能已经上岸成为农耕民了。悬棺葬的最初目的已经发生改变了。

参考文献：1.湖北省博物馆.宜昌前坪战国两汉墓三峡考古之发现.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东南文化200年第三期长江三峡地区远古人类埋葬习俗(墓葬)资料的考

古发现与研究杨华。

3.参观重庆三峡博物馆

4中国国家地理西南区

5.三峡旅游指南

第二篇：中国三峡考古文化

中国三峡考古文化课心得

中学曾读过余秋雨先生写的《三峡》，文中所描绘的三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作者笔下，三峡，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山水风景，更含有极具浓郁的文化气息，是作者心中的一块圣地，一个无从替代的意象。“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儿时的我便对三峡充满了向往，被三峡的美与神秘所吸引！

学习了《中国三峡考古文化》这门选修课程，让我对三峡有了更深的了解。不仅开阔了自己的文化领域，同时也增强了自己的文化底蕴。下面来说一说自己学习了《中国三峡考古文化》这门课的感受。

三峡，顾名思义是由三个峡谷组成，由西至东分别为：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三峡西起四川省奉节县的白帝城，东到湖北省宜昌市的南津关。

三峡两岸不仅峰峦竞秀、雄伟险峻，而且在秀美的山色中还点缀着充满神奇色彩的栈道、悬棺、古遗址、古石刻、古桥、古民居……长江三峡地区人文荟萃、文物古迹众多，是我国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世界上罕见的一条文化走廊。三峡区域积淀着丰厚而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这里地上、地下的文物资源十分丰富，众多的文物古迹等人文景观同秀美的自然风光交相辉映，三峡地区这些自然和人文遗产都是我们应该倍加珍惜的。

学习了这门课程，让我对考古也有了更深的认识。考古就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的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考古学主要是以地下出土的实物遗存为研究对象的。不仅要研究过去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应当透过实物遗存，研究其中所蕴涵的与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组织结构有关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与社会状况，解析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为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奠定坚实的基础。

通过学习这门课程，使我了解到长江三峡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随着长江三峡工程的兴建，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对文化遗产、对文物的影响越来越大。世界遗产地文化旅游的过度开发，各地纷至沓来的游客对考古地点、遗址、历史地点、文化地点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遗迹都会带来巨大的压力。三峡文化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量珍贵文物和研究成果正不断地向世人展现三峡地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不断丰富和完善了博大精深的长江文明。峡江地区古代文化与下游地区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一同组成的长江史前文明共同证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长江是中华文化的母亲河。因此保护抢救好长江三峡工程库区的文化遗产和文物资源，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提高人民的民族自信心，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进而建立三峡文明工程形象及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等都具有十分重要和极为深远的意义。

学习了这门课程让我了解到，三峡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三峡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是生活在三峡地区的人类团体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巴渝文化是长江上游最富有鲜明个性的民族文化之一，是三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巴渝文化起

源于巴文化，它是指巴族和巴国在历史的发展中所形成的地域性文化。在众多的文化遗存、遗物中，有不少内容与巴文化有关(或者说带有巴文化因素)，所以说巴文化是非常久远的一种文化。三峡贯穿于巴蜀大地，为巴蜀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名来之历史文化发源地——河南的学子，我对历史文化古迹有着不一般的情感。河南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在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先后创造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令世人赞叹的史前文化。更有安阳殷墟遗址，龙门石窟，白马寺，嵩山少林寺，清明上河园等历史文化景点，可谓引人入胜，令人流连忘返！让我不禁为家乡历史文化感到骄傲与自豪。通过本门课的学习，我感觉到中原文化与三峡文化有着很深的关联。三峡文化同中原文化一样，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重要的历史文化发源地！从表层看，她是一种地域文化，从深层看，她又不是一般的地域文化，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三峡”之所以不同凡响，并不在此一般文化意义，而在其构成了历史上三峡对外文化形象的核心价值及其共同文化特征。这个核心价值和特征，主要由结合三峡自然形象的人文形象构成。三峡这才秉有了千万年形成的极其丰富、自然形态的丰富多彩支持着它的诗情画意、名噪世界的历史文化内涵。

学习了本门《中国三峡考古文化》的课程，作为一名理科生，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它不仅让我丰富了知识面，而且了解到三峡文

化是在人类发展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使我对三峡文化有了另一种深刻的认识，并且使我有了继续深入学习三峡考古文化的信心。同时我也意识到我们不仅要保护三峡文化，更要将三峡文化发展下去。总之，学习此门《中国三峡考古文化》是值得的！

第三篇：中国三峡文化考古心得

中国三峡考古文化课心得

一直以来，受我的初中历史老师的影响，我对中国的历史就有着特别的兴趣。但是，我的家乡在重庆，虽然我出生在重庆、生长在重庆，却对重庆的历史不太了解。进入大学，身边的同学都是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经常问我一些关于重庆的历史和重庆有哪些好玩的地方。每每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便哑口无言。因此，为了使自己再次遇到类似的问题时不再觉得尴尬和开阔自己的视野，在今年的选修课上，我选择了中国三峡考古文化课。

在这门选修课上，学到了许多不曾了解的知识。在第一节课上，老师要选课代表，我在内心挣扎了良久，自从进入大学，我就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于是带着几分不安和惶恐，我坚决的举起了右手，最后成了本课的课代表之一。这是我进入大学的第一个职务，我很高兴自己选了这门课程，给了自己一个锻炼的机会。在这门选修课上，不仅开阔了自己的文化领域、增强了自己的文化底蕴，还通过这门课结识了一些新朋友，选择这门课，使我获益匪浅！

在课上，老师介绍了三峡的地理位置：三峡位于北纬28°00′至32°12′，东经106°54′之间，总面积达到了5.67万平方公里，三峡有高三峻岭，有低山峡谷，地势形态各异，其中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69%，丘陵面积占总面积的27%，平原、坪坝、盆地占总面积的4%。其中高山海拔在500米到1500米之间。多样的地势条件蕴含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总量多达60多种。

说到三峡，顾名思义就会想到它是由三个峡谷组成，由西至东

分别为：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峡谷长约90公里，宽谷月长103公里。三峡气候是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的气候孕育了多种多样的生命，其中兽类就有80多种，爬行类有27种，鸟类更是多达300多种。三峡地区，总人口有1780.22万人，人口密度250人每平方公里，但耕地只有153万公顷，人均耕地只有0.09公顷。三峡地区主要的农作物有：玉米、红苕、小麦、蚕豆。目前三峡地区的主要概括就是工业十分的落后，资源量很大，但是开发难度也大。

学习了此门课程，我了解到考古的定义，即：考古就是人们为了认识人类发生、发展有目的的进行科学发现。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祥瑞志》记载：“建元元年（公园479年）十月，涪陵郡郔民田健所住岩间„„获古钟一枚，又有一器名淳于，郔人以为为神物奉视之。”我想，这大概就是关于三峡考古的最早的记载了吧！上世纪20、30年代，美国学者格尔阶·纳尔逊和美国传教士埃德加发现了巫峡大溪、跳石、碑石等，以及一些植物标本。这大概就是近代三峡考古文化的开端。1959年至1975年间发现了巫峡大溪遗址；1972年、1980年、1983年发现了涪陵小田溪巴人墓群；20世纪80年代发现了宜昌中堡岛、杨家湾、柳林溪等遗址。至今发现的地下文物埋藏总量面积多达3000余万平方公里。这不得不说是华夏文明的重大闪光点！

学习了本门选修课程，了解到三峡文化的丰富多彩，同时也了解到三峡考古工作的艰难性，考古研究者们，为中国考古史事业的发展不辞劳苦的工作在考古现场。这打动了我，所以我想了解更多的有关于三峡的知识，于是我通过网络查到了许多的知识，让我明白了考

古工作的艰巨性和危险性。

通过上网查询，我观看了上海大学00级历史系三峡考古纪实的一些生活片段。这是由杨群教授、宁镇疆副教授带队，远赴重庆万州区武隆陵镇寨子村进行抢救性发掘考古工作。通过观看视频，我看到了他们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住在农民家里，几个大学生挤在一间屋子里，睡的床就是用木板现铺的。本就不宽敞的房间，再挤上几个高个头的男生，使这间屋子显得更加的拥挤。吃也是和农民一起的，视频中他们吃的基本上都是素食，但是并没有看见他们脸上出现一丝丝的埋怨。屋子的周围是被大山环绕着的，交通显得是那样的不方便。但是正是这样艰苦的环境，才可以体现出他们对考古工作的热爱和不怕吃苦的精神。也使我懂得了，博物馆里面的那些文物是多么的珍贵，不仅在于它的历史价值，还在于它是我们考古队员历尽千辛万苦才发掘出来的。所以，我们有责任保护好那些文物。

通过查询资料，我还发现在1999年，考古队在丰都高家镇、烟墩堡发现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将三峡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向前推进了5万至10万年；在丰都玉溪遗址首次发现了巴蜀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距今7000年左右，并在三峡地区找到约5000年前形成的聚落遗址80多处，初步建立起三峡地区原始文化序列的基本框架；考古学家还发现，广泛分布于湘、鄂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遗存也存在于忠县哨棚嘴文化遗址中，表明先民早就在峡江地区打通一条文化走廊，三峡库区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交融的重要通道。这些考古成果的发现，为完善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

序列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证明三峡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以及更早期就已经成为了长江中游的一条重要文化走廊，对研究长江中上游地区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地位具有重大价值。

学习了中国三峡考古文化课，改变了我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我曾一度被“学习历史无用论麻痹”，却殊不知这却是使得我们中华文化得以源远流长的关键之所在。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又重新调动起了我对历史、对考古的兴趣。这门课程开阔了我的视野，改变了我的错误那想法且幼稚的想法。我将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正视文物的价值，尊重考古队员们的劳动成果，继承和发扬中国的灿烂文化！

第四篇：三峡考古文化心得

三峡考古

李阳

学号：20100513598 学院：化学学院

三峡位于北纬28°00′至32°12′，东经106°54′之间，总面积达到了

5.67万平方公里，三峡游高三峻岭，有低山峡谷，地势形态各异，其中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69%，丘陵面积占总面积的27%，平原、坪坝、盆地占总面积的4%。其中高山海拔在500米到1500米之间。多样的地势条件蕴含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总量多达60多种。

三峡三峡，顾名思义是由三个峡谷组成，由西至东分别为：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峡谷长约90公里，宽谷月长103公里。三峡气候是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的气候孕育了多种多样的生命，其中兽类就有80多种，爬行类有27种，鸟类更是多达300多种。三峡地区，总人口有1780.22万人，人口密度250人每平方公里，但耕地只有153万公顷，人均耕地只有0.09公顷。三峡地区主要的农作物有：玉米、红苕、小麦、蚕豆。目前三峡地区的主要概括就是工业十分的落后，资源量很大，但是开发难度也大。

三峡考古文化，刚说了三峡，现在来说说考古文化。学习了此门课程，我了解到考古的定义，考古就是人们为了认识人类发生、发展有目的的进行科学发现。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祥瑞志》记载：“建元元年（公园479年）十月，涪陵郡娫民田健所住岩间„„或古钟一枚，又有一器名淳于，娫人以为为神物奉视之。”这大概就是三峡考古最早的记载了吧。上世纪20、30年代，美国学者格尔阶·纳尔逊和美国传教士埃德加发现了巫峡大溪、跳石、碑石等，以及一些植物标本。这大概就是近代三峡考古文化的开端，1959年至1975年间发现了巫峡大溪遗址；1972年、1980年、1983年发现了涪陵小田溪巴人墓群；20世纪80年代发现了宜昌中堡岛、杨家湾、柳林溪等遗址。至今发现的地下文物埋藏总量面积多达3000余万平方公里。这不得不说是华夏文明的重大闪光点。

综合各个阶段考古发现的资料概况，目前发现的巫山猿人出现在距今200

多万年前，比国外发现的最早的人类还要早上许多。为亚洲才是人类发源地的学说取得了铁定证据。

三峡，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说到巴渝文化，就不得不说巴文化了，巴文化

是我们巴渝文化的发源，从200多万年前的“巫山猿人”到“长阳人”,再到新石器时代及进入阶级社会后,不同时代都发现了不同的文化遗存和遗物。在这些文化遗存、遗物中,有不少内容与巴文化有关(或者说带有巴文化因素)。所以说巴文化是非常久远的一种文化。而且从已有的考古资料获悉,三峡地区出土了不少新石器时代以前的动物化石和人骨、牙齿等标本,我们不敢妄加断定它就是巴文化的始祖或源头,或与巴文化有直接关系,但它说明在很早以前就有人类(或早期人科)在三峡活动则是无疑的。从发掘物来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石器，另一种是陶器。其中石器有石片、石锛、石凿、石斧、石镟等,常见的石片可能用于宰、割、剥皮或刮鱼鳞等，陶器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器形主要有圜底器、灯座形器、尖底器、三足器等,如:圜底釜、平底罐、鼓肩罐、圈足豆、细长柄豆、花边口沿口器、尖底杯、三足规鬲、三足禾皿、鸟首形器把、大口尊、器盖、器座等。这些遗物的发掘地主要在川东的涪陵小田溪、陈家坝子,忠县洽甘井沟,巫山大昌坝、双堰塘、江东嘴、云阳李家坝等;鄂西有秭归鲢鱼山、朝天嘴、杨泗庙、宜昌路家河、中堡岛、三斗坪、前坪、白庙子、下岸溪、葛洲坝、江南的望洲坪、宜都的红花套、毛溪套、向家沱、石板巷子、长阳的香炉石等。而且据研究表明在夏商时期巴文化遗存遗物的这些特点与前面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特点有不少相

似之处是不言而喻的。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夏商时代的巴人文化遗存是由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遗存直接发展而来的。这不得不说是考古史的重大发现。

目前三峡文化遗址正面临迁移的局面，长江三峡工程建成蓄水后，这些丰

富的文物古迹资源将被淹没或受到严重影响。及时保护抢救好这些地面文物，系统发掘地下文物，搞好长江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惠及子孙，造福人类的事业，是国家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是三峡工程建设本身的要求和人们的共同心愿，也是衡量三峡工程库区移民工作成败好坏的一个重要方面。三峡工程库区各地地面文物保护工作正在按规划有计划地实施。三峡库区地面文物保护工作顺利开展，文物保护项目的设计、征地等前期工作都已基本到位，建筑物落架拆除工作进展顺利，工程施工顺利开展，项目复建把关严格，质量较好，能够按计划完成地面文物保护工作任务。其中重庆市云阳县张飞庙，忠县“汉代双阙”，奉节县瞿塘峡壁石刻、清静庵、永安宫，湖北省巴东县清风亭，秭归县青滩民居、江渎庙、屈子桥、水府庙等一批重点地面文物保护项目己经完工，保护工程质量良好，并投入旅游、文物保护开发等使用，发挥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重庆市涪陵区白鹤梁水文石刻，忠县石宝寨，巫山县大昌古镇古民居，湖北省秭归县屈原祠等一批重点地面文物保护项目工程施工正在按计划进行，工程进度正常，项目保护施工质量良好，能够按期完成有关地面文物保护工作任务。保护抢救好长江三峡工程库区的文化遗产和文物资源，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提高人民的民族自信心，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进而建立三峡文明工程形象及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等都具有十分重要和极为深远的意义。同时，三峡工程库区文物古迹保护工作在历史研究、艺术研究、自然科学研究和旅游开发等方面也具有不可替代的综合价值。因此，我们要按照依法、科学的原则，采取得力措施，进一步做好长江三峡工程库区文物古迹保护工作。

由此看来，国家对三峡文化的重视已经达到了一个极其高的水平。不得不

说，三峡文化，是华夏文化的重中之重，是西南地区人类发展史的重要文化，我们不仅要保护三峡文化，更要将三峡文化发展下去。

学习了本门三峡考古文化的课程，不仅是我的知识增加，而且了解到三峡

文化是在人类发展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使我对三峡文化有了另一种深刻的认识，并且使我有了继续深入学习三峡考古文化的信心，总之，学习此门三峡考古文化是值得的。

第五篇：中国西南考古论文

中国西南考古

浅谈楚文化的西进

09级公共管理学院0944014054雷娜

指导教师：李映福

【摘要】：楚文化源远流长 ,历史悠久 ,是我国古文化的重要一支。它是以江汉地区为中心 ,在原始宗教、巫术、神话的沃土中发展起来的一支由楚人创造的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开放而多元的南国文化。楚文化作为一项人类遗产，其发掘、研究、保护与人们的认识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

【关键字】：楚文化；文化交融；西进历程

一、楚文化的概述

楚文化源远流长 ,历史悠久 ,是我国古文化的重要一支。它是以江汉地区为中心 ,在原始宗教、巫术、神话的沃土中发展起来的一支由楚人创造的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开放而多元的南国文化。楚文化形成以后 ,一直对中原文化有一定的影响 ,丰富了中原文化的内容。汉朝统一天下以后 ,采取熔北南文化于一炉而治之的文化政策 ,以楚文化为表率的南方文化 ,终于同北方中原文化融合 ,成为水平比它们更高、范围比它们更广的汉文化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楚文化的个性从此消失 ,实际情况是楚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一起 ,转化成为全国的共性凌驾于区域的个性之上的汉文化了。考古工作者在荆楚地区发现了大量具有鲜明特色的遗址、墓葬等春秋时期的文化遗存，说明至迟到春秋时期，以荆楚民族为主体、以楚国为中心的楚文化体系已经形成。至战国时代，楚国继续扩张，占有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并控制了今河南、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域，成为“战国七雄”中疆土最广阔的政权。随着楚国和荆楚民族由弱小走向强大，楚文化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传播以及与与新征服地域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

二、楚文化西进的历程概述

关于楚文化的西进，大致从西周中期开始，到战国晚期，范围逐渐扩大，地域从巫山推进到了忠县，并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相契合，其西进战略倚重于军事、经济的需要。

根据考古学断代结果, 目前峡区的楚文化遗存可分为春秋早、中、晚期和战国早、中、晚期。从各时期的文化分布范围来看, 春秋早期楚文化分布范围可达今宜昌西陵峡地区、秭归一带。春秋中期楚文化遗存发现得较少, 在空间上没有什么进展。春秋晚期楚人势力急剧向西扩张, 奉节老关庙、新浦、云阳李家坝等遗址均含有楚文化因素。战国早期的遗存也比较少。

战国中期是楚人西进的又一高潮。最西可达今忠县一带, 忠县发现了一批战国中期楚墓。1958 年四川省博物馆在忠县洽甘 井沟曾采集一件鬲, 与江陵雨台山二型IV 式(M483: 7)相似, 时代属战国中期, 也说明战国中期楚人势力已达忠县一带。目前还少见战国晚期的楚文化遗存, 说明楚文化已基本退出峡区。这是从考古学角度得出的初步结论。

三、楚文化西进的历程

下面介绍一下楚文化两次大规模西进的概况：

(一)楚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西侵

时间大致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根据现有的资料,鄂西地区此时已成为典型楚文化的分布范围,发现的典型遗址有宜昌上磨培第4 层、柳林溪周代文化遗存第二、三期等, 墓葬有姊归庙坪M3、巴东西镶口M1、宜昌后坪等地点。瞿塘峡以东的巫山地区发现的春秋时期楚文化遗存主要有巫山跳石、蓝家寨、大溪等地点。

跳石遗址位于巫峡内, 出土的陶器有扁、罐、豆、钵、盘、壶、瓮、缸等, 均为典型的楚文化遗物, 与鄂西地区的宜昌朱其沱、小溪口等东周遗址出土遗物相似,文化面貌与周围同期文化存在密切联系,尤其是与鄂西联系更密切,虽有本区特色的遗物, 但总体特征, 仍属楚文化范畴。跳石遗址是楚文化沿峡江西渐的一个重要据点。

蓝家寨遗址出土遗物绝大多数为较典型的楚文化遗物。典型陶器主要有束颈联档高足扇、矮领鼓腹凹圈底罐、折沿束颈凹圈底盆、高柄浅盘豆等。陶器特征均是鄂西、湘北楚文化遗存中常见的，应属于楚族文化占主体的楚文化遗存。

大溪遗址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显示, 楚文化遗存在该遗址也有分布, 且相当单纯。2001年发掘了一座深达4 米左右的灰坑, 出土了大量的陶器, 陶片多为夹砂陶, 纹饰以竖向的弦断绳纹为主, 其器物组合为折沿束颈联体蔑、束颈联档帚、折沿束颈凹图底盆、细柄豆、高领罐等, 巴文化遗物很少见, 楚文化遗存的比例占绝大多数, 其特征与蓝家寨遗址的楚文化遗存相近, 时代为春秋晚期。大溪遗址是目前所见典型、单纯的楚文化遗存在春秋时期分布最西端的一个点。

瞿塘峡以东的巫山地区还发现有这一时期的楚文化墓葬。这些墓葬无论形制、随葬品等都属于典型的楚文化墓葬。瞿塘峡以西地区基本没有发现单纯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楚文化遗存, 但部分地点仍有一些楚文化遗物发现。

奉节新铺遗址上层遗存中, 楚文化遗物占有一定比例, 主要有扇、盆、豆、罐等。同时, 与这些遗物共存的还有传统的土著巴文化遗物。类似情况的遗址还有老油坊等地点。

云阳县李家坝、旧县坪、万州麻柳沱等遗址也发现有部分楚文化遗物。但李家坝墓地的陶扁、颇底部绝大多数为圈底, 腹呈釜形, 整器似为釜或釜颤加三足而成, 这与楚文化中大多为瘪档有所不同, 显示其与典型的楚文化有一定差异。

万州以西地区极少见楚文化的踪影。忠县中坝遗址的东周遗存有少量暗纹陶豆、折沿盆、暗纹束颈鼓腹瓮等带有楚文化特征的陶器;丰都玉溪坪遗址、秦家院子等遗址出土有极少量的春秋至战国早期的扁腿等带有楚文化特征的遗物。这些地点的带有楚文化因素的遗物, 所占分量极小, 绝大多数均为巴文化遗物,楚文化遗物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综上所述, 瞿塘峡以东地区基本为楚文化所完全控制, 巴文化基本退出一这一地区;瞿塘峡以西地区的楚文化遗物多与巴文化共存, 且表现为越往西其影响越弱的趋势。

此时, 出现楚文化西侵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是：楚国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西部, 先后灭掉了夔、庸等西边靠近峡江地区的一些国家。楚国向西扩张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它的子国—夔子国。加强了对现今瞿塘峡以东的三峡地区的控制和统治, 并修筑了城池,这正是春秋中、晚期巫山一带呈现典型楚文化面貌的主要原因。此外, 巴国政治中心的向西发展和迁徙, 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一些楚文化。由于巴人

与楚的长期接触,其西迁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一些楚文化, 这也正是峡江奉节以上地区具有一定楚文化因素的主要原因。

(二)楚文化的第二次大规模西侵

此次是在战国中期至晚期偏早阶段。此时在巫山、奉节、云阳、万州、忠县等地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随葬以鼎、敦、壶为基本组合的楚文化墓葬, 这种典型的楚文化墓葬出现得比较突然, 消失也比较快。重庆峡江地区战国中期以后的楚墓在巫山瓦岗槽、琵琶州、麦沱、塔坪、奉节上关、云阳平扎营、万州大丘坪、忠县崖脚等地均有分布, 这些地方发现了较大规模的成片分布的楚文化墓葬群;墓葬规模以小墓为主, 也有少量的大、中型墓葬。

忠县崖脚墓地发现大量年代集中于战国中期的楚人墓葬;墓葬中楚文化因素非常单纯, 整个战国中期阶段(有的可晚到战国晚期早段)墓葬的形制特征、随葬品风格都保持着很强的楚文化特征, 是目前已知位置最偏西、规模最大、文化因素最单纯的楚文化墓地。该墓地普遍使用悬底弧形棺、悬底长方形棺和长

方盒形棺, 墓葬中的随葬品多为陶器, 器类有鼎、敦、壶、豆、盂、匝、盆、长颈罐等;也有部分铜器, 如子母口式高蹄足鼎、敦、一字格剑、矛、戈、蹲等。均为典型的楚文化葬制和器物。有人认为, 这些墓葬很少随葬兵器, 墓主应非楚国军人, 可能楚国占领巴地后大举移民于忠县进行盐业生产的结果。

云阳李家坝墓群的发掘则又显示出另外一种景观, 李家坝遗址的文化面貌始终是以当地土著文化因素为主, 战国中期晚段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出现的典型楚式陶器成为该遗址主要的日常生活用器;墓葬中出现了楚文化最具特色的鼎、敦、壶陶铜器组合, 同时, 这些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墓葬在墓地中打破了早期墓葬, 学者们解释认为是外族的大规模人侵, 他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大量典型楚文化因素, 还打断了当地文化的正常发展轨迹, 侵占了土著巴人的居址及墓地, 在安排墓葬位置时也不再遵循巴人原有的墓地规划, 出现了打破巴人墓葬的情况。

目前所见本次西进考古所见楚文化墓葬分布最西边止于忠县。

总体说来, 这次楚文化的西侵应与楚、秦两国进人巴地并数次发生直接冲突有关。第一,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楚威王(前339一一前329年)时, 使将军庄踌将兵循江上, 略巴、蜀、黔中以西。”第二, 大概在秦灭巴之前不久, 楚

国曾出兵峡江地区助巴平乱。第三, 秦灭巴后, 秦、楚展开了多次对巴地的争夺, 文献有“楚得积而国亡, 齐得宋而国亡”(见《战国策·燕策》)的记载。

这两次楚文化的西侵, 影响深远, 在成都平原的许多蜀文化墓葬中, 都能见到楚文化的踪影。随着楚向西的步步紧逼, 巴文化愈益向西退却。公元前316年后, 即使有秦的庇护, 巴人带有自治性质的政治中心——“都”，亦屡屡向西迁徙。

（三）楚文化西进历程中与其他文化的碰撞

从战国晚期中段起, 由于秦国将楚国势力彻底赶出重庆峡江地区, 秦人又对巴人实行了“ 自治”的政治策略, 巴文化再次获得了复兴。从战国晚期中段到秦代, 巴文化再次向东发展, 填补了楚人势力退出后留下的文化空白。巴文化的回流, 不过是填补了楚文化回撤的真空, 响应了这一地区人们对传统回归的呼唤而已。

但是, 战国晚期早段以后,楚文化以国家势力整体西进的情况虽已不存在, 但是楚文化在重庆峡江地区的零星存在却一直延续到了汉初。这一时期重庆峡江地区单纯的楚文化墓葬很少见, 但楚文化器物和葬制仍在一些墓葬中可以见到。如崖脚墓地DM10, 该墓为典型的战国晚期狭长形巴墓, 在墓扩外一小坑内置放有两件楚式的陶盆和陶高柄豆, 推测应为楚遗民墓或巴人使用了楚人的器物。

此外, 崖脚墓地还具有鲜明楚文化特征的长方形土坑竖穴木撑墓, 长颈罐、孟、豆的组合形式在崖脚墓地中占有一定比例, 甚至直至秦代还发现有与楚文化因素的陶器。对于这一部分墓葬, 有的专家认为是楚遗民墓。主要理由是:这些陶器的演变规律已偏离典型楚器的演变规律。说明他们是在楚国势力退出这一地区后, 与楚中心地区失去了文化上的联系导致的这一结果。

【结束语】：楚文化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它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神话色彩，崇尚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像，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浓。对于我们后世研究探索中原楚地乃至整个中华文明历史文化精髓提供了珍贵的素材，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富的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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