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士钦读后感

第一篇：袁士钦读后感

读《父母课堂》有感

学校：三台县金石中心班级：2014级4班学生：袁士钦 自从升入初中以来，我就一直订阅《父母课堂》这本书，并且每一本都会看，就算是时间很紧，我也会大致的浏览一下，因为我觉得，它是一盏指引我们成长的明灯，也是一座架在孩子和父母之间的桥梁。

最初看时，觉得这本书没有什么好看的，而且内容好像有点千篇一律。但是当我静下心来仔细阅读时，却发现内容有“大”有“小”。因为有很多人教子无方，最终使孩子走向了犯罪的深渊，这可谓“大” ；里面也有一些家庭琐事，不过，你可别小看了这些家庭琐事，它们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

读《父母课堂》对孩子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不仅是一本“故事书”，而且他能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同时，里面很多实例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声“无言的警告”。

当然，《父母课堂》这本书也是家长也值得看的，通过看这本书，可以消除代沟。大人和孩子可以就自己的观点进行讨论，增进父母和孩子的理解，和谐家庭的关系。尤其是孩子在青春期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不理解孩子在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父母课堂》就可以帮家长们解答。

《父母课堂》中有一篇文章叫《父母闲散殃及孩子》，恰巧今年的四月，我也眼见了一回现实版的——

在我舅舅家隔壁有一家三口，父亲白天在外干活很少回家；母亲整日在外打麻将，家里没有人收拾，孩子也没有人管。那位母亲一天走在外面“打理”得很整齐，可是当她从你的身边走过时，就有一种臭味袭来，让人很不舒服。有一次，我和舅舅帮她家送东西，一看那屋里简直没法住人，地上的卫生纸、花生壳、还有撒了一桌子的菜却没有擦的桌子，桌旁一个满身污垢的小女孩，当时我就想：这就是真正的“父母闲散殃及孩子”！我认为：“一个穷人家庭可以走出一个富翁或者国家总统，但是一个没有良好习惯和品质的父母，绝对教育不出一个优秀的孩子”。和孩子一起成长，不仅会帮助孩子成长，也会使家长自身受益。《父母课堂》让我收获很多，既有成长路上需要的知识，又有为人处事的道理。更重要的是它让家长和孩子一起成长，是让家长和孩子沟通的桥梁，让社会多了一份和谐和温馨！

第二篇：《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我对中国文化中的士一些看法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士”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从整体上看，“士”的形成及演变在中国历史上也确然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传统。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中说：“中国历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我们如果要追溯历史，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②①

“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因而古代中国的“士”在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不大喜欢“知识分子”这种说法，或许是源于生活中的一些感受吧。比如每次回家，我妈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总是“呀，我们家的知识分子回来了！”，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我总觉得这无形中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其实我并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也不符合知识分子的定义。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他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同时还必须深切的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于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厉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相对来说，我更喜欢“知识人”的提法。我们再看，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商务印书馆，1985版，第324页）中，“分子”是指属于一定的阶级、阶层、集团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人；而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分”别也。从八，从刀，刀以分别物也。因此我个人觉得“分子”这个词带有一定的团体的性质，是一类物的整体；而“人”就可以具有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上的自由。中国古代的“士”虽在早期是带有团体性质的贵族阶层，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与发展，“士”的界限便不再限于某一固定的阶层了，因而我个人觉得“知识人”比“知识分子”更为贴切于对中国文化中“士”的表述。

在中国历史上，“士”从社会地位上来讲，经历过一个从贵族阶层到庶民阶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序篇第1页.② 同上.第9页

③ 同上.第2页.④ 同上.④

④③

层的转变。在周代春秋时期社会阶级的金字塔中：

1.金字塔的塔尖：天子

2.金字塔的第二层：诸侯

3.金字塔的第三层：大夫

4.金字塔的第四层：士

5.金字塔的第五层：庶人

6.金字塔的底层：奴隶、蛮裔等等

从第一层到第四层都属于贵族，在春秋晚期直到西汉末年的社会中，“士”都是出现在贵族阶层的，而在封建社会科举制施行之后“士”便从贵族阶层逐渐走向庶民阶层。“成为庶民之首。”

处于金字塔第五层的庶民在也有机会上升为士。“到了春秋末叶，士庶的界限已经很难截然划分了。‘庶人工商遂’、‘ 台宴士庶子’都说明春秋晚期庶人已有正式的上升之途”。此时庶人上升的途经主要还是依靠战功，科举制度兴起以后，则更多的是以学术仕进。

英国的哲学家柯林武德的核心理论就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中国的“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历史的每一个时期的的变异也是中国史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折射。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已逐渐取得了一个共识：“士”（或“士大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兴起的是现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代“士”而宣告了“士”的传统的结束。

纵观中国的封建史，是一部自身内部不断断裂、更新的历史。而“士”的传统也是这样在断裂中不断更新并最后走向消亡的。

这里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传统”一词本身便蕴涵着“连续不断”的意思。那所谓“断裂”有是指什么呢？我想表达的是，这里所说的“断裂”都是指“传统”内部的“断裂”，相当于英文中的“Break”一词，即中断后仍能沿着原先部分继续发展进行下去，这种断裂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就如中国封建史上朝代的不断更迭一样，有谁会站出来说，中国的历史就因此而是断裂的了么？

事实上每经过一次“断裂”，“士”的传统也随之推陈出新一次，进入下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而连续性则贯穿于它的不断的内部“断裂”之中。西方学者曾将基督教的“传统”一词形容作“永远的古老，永远的新颖“，这句话与“以古为新”很相近，这里也可以移用于“士”的传统。

“士”的传统既然是一活物，在一个接一个的内部“断裂”中更新自身，那么它最后为什么走向了解体，并从历史上隐没了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21页.①

我认为，这是缘于一切的活动都需要遵循规则，一旦规则不能再约束活动行为，那么之前一直延续的就会不复存在。

“士至于道”，这是孔子最早为“士”所定下的规定。所以“士“在中国史初次出现的时候便有了参与“治天下”的要求。这个要求是普遍的，并不局限于儒家。司马谈就告诉我们“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①从先秦以来“士“就不断的有参政的要求，在汉代，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等人的“独尊儒术”的提议之后，不但郡县举孝廉改以“士”为对象，太学中博士的弟子更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从此汉代官吏由“士”出身便制度化了。

从隋唐到明清一千年间，“士”在文化与政治方面所占据的中心位置是和科举制度分不开的。通过科举考试，“士”直接进入了权利的大门，他们的仕宦前程已经有了制度的保障。但这也决定了中国“士”的悲哀。“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读书中举成为“士”唯一晋身仕途的途径，一辈子在科举教育中度过，有多少人能跨过那道龙门，飞黄腾达呢？大多是像孔乙己一样，连半个秀才都捞不到。孔乙己的形象代表着许多在科举考试中不能中举的“士”的形象，为一个飘渺的目标而虚度一生。可悲可叹！

“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的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五四”时期，知识人追求“民主”与“科学”，单从他们在行为模式上来看，仍摆脱不了“士以天下为己任”的余韵。有一位西方思想家在二十世纪末曾对中国的知识人这种精神感到惊异。他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把许多现代价值的实现，包括公平、民主、法治等，看成是他们独有的责任，在西方社会中，这些价值的追求是大家的事，知识分子并不比别人应该承担更大责任。他的这种惊异，在我们看来却很是平常，因为知识分子的这种思维模式是受到了“士”文化的长期熏染，摆脱不了“士”的阴影。

中国文化中的“士”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也不再做更详细的论述，就这样浅谈即止吧，即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已。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758页.

第三篇：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著作简介：

《士与中国文化》集结了余英时先生十二篇历史研究的论文集，也是共12章节，200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61100字。由于是论文集，可能在逻辑上有不连贯的地方，但总体脉络还是十分清晰。研究知识分子比较著名的还有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和许纪霖的《知识分子十讲》。

作者简介：

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1 930 年生于天津。1 950 年至1 955 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 956年至1 961 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余英时在中国内地比较广为人知的作品有《士与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论》等

余英时研究的重心是思想史,并且格外致力于从不同历史阶段的个案出发寻求中国文化内在理路的连续性和价值的再发现,在当代海外学者中,余英时是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较深的,他的论著呈现出一种文人情怀和学者风范相结合的风貌,这种治学气质比较鲜明地体现在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关注中,这也是他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士与中国文化》彰显了这个特色。

作者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了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其目的是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访谈时如是说（研究背景）：

“我开始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发生深厚兴趣是在1940年代，当时中国史观正处于一个反传统的模式。中国整个过往被负面看待，即便中国独特的发明，也在西方历史发展的对照之下，被诠释为偏离普遍文明进步的正轨。当时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到完全迷惑，自然毋庸赘言。”彼时的余先生，在世界和中国都对中国传统质疑之时，开始研究这样一个主题，心中难免有不平之意吧？ 本书由于时间问题，我暂时并没有看完，但是都大概看了下每个章节的内容，结合本书的导读和简本，我把本书分为6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士”一词的起源，本义，并告诉我们在古代早期“士”由低微的贵族，逐渐演变成庶民，以及“士农工商”四民社会格局的奠定才最终赋予了“士”延续至今的本质含义。

第二部分，主要以汉代的循吏为切入点，阐述了代表着“士”的循吏身上的双重身份，即治理政务的“吏”的身份，以及主动教化的“师”的身份。在这里，余先生告诉我们，其“师”的身份并不是中央要求和规定的，而是一种自觉的现象，这里，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循吏的自觉的教化，甚至更加认同“师”的身份，这都证明，士和中国文化之间，有着一种自然的承载关系。

第三部分，主要讲了魏晋时期的士人“自觉”和社会“自觉”的两个现象，来论证“礼”和“情”的一种对立统一，这时的士依附于士族社会，并且更加的重视着个性发展和人格精神独立自由。

第四部分是从唐宋到元明时期，儒学添加进了新的元素，并在道教和禅宗影响下发生着变化，导致士志于道中的“道”逐渐由一种政治上的功用转化为一种社会功用。

第五部分，着重介绍了明朝的士人与商人的关系，士而商，或者商而士，四民社会的格局发生变化，以前最被轻视的“商”在此时跃居到第二位，并在社会地位和价值上有了很大的突破。

第六部分，是对本书的一个总结。

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二章节，这里我主要讲下我看完第二章节后的感想。第二章节作者通过对“道”与“势”两个重要的概念的讲解，以达到对“士”的群体形象的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希望用阶级来分析文化现象，尤其用新兴地主阶级的观念来分析“士”的兴起。而本文却鲜明的提出“知识阶层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经济阶级，因此他才能坚守‘思想上的信念’，这恰是孟子‘恒心’的现代诠释”，作者一再强调“从道不从君”的理念。如何来解释这一特殊群体存在的意义与结果呢？作者再次用传统经典中“思以其道易天下”的理想，与汤因比提出的“创造少数creative minority”概念，强调“道”的最终目的是改变现状，具有比政治更高的权威，而且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疏离于普遍阶级的“创造少数”也确实可以做到了这一点。而由于中国的“士”追求的是“人道”，因此他的实现没有确定的保障，因此更重视自爱自立自尊。西方上帝的尊严可以通过教会制度来树立，但是中国“道”则悬在空中，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只有守住个人的尊严才能抗礼于“道。” 在中国今日的社会背景下，这一观点也有其现实的意义，既是对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呼唤与对追名逐利之徒的含蓄批评；也是希望通过价值观的构筑，在广泛的社会层面上，以道的力量，或者说道德文化的教化，来实现长远的目标。

问题：

1.为何余先生没有在书里没有论述自隋唐以来对中国士阶层影响很深的科举制度，比如阶层的流动等…..2.现代的中国，我们时常会听到现在的中国人缺少的是信念，那么一直有着坚持“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念，余先生也在书中写到从汉代以来，循吏，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有二个身份，一个是治理政务的“吏”的身份，还有就是主动教化的“师”的身份。从汉到清末一千多年，但是怎么就是在这个近代的短短时间内会渐渐的淡化了？？

第四篇：《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在图文无意中看到一本已经泛黄的书——《士与中国文化》。这本书的名字很快吸引了我的兴趣，从书名可以看出其叙述的主要对象就是“士”。那么究竟什么是“士”，与中国文化又有怎样的一些联系？

这本书的作者余英时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华裔史学家，一位以中文写作为主且专注于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学者，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是华裔学者获此奖的第一人。余教授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了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其目的是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书的序言中阐述了“士”的现代意义：“‘士’在古代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呢？余教授引用了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而且它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并且“超越个人的私立之上的”1

关于“士“的起源，书中所记“‘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多数近代学者都认为士最初是武士，进过春秋战国时社会变动转化为文士”2，“士最初是最低级贵族”。到春秋战国时上层贵族下降，下层庶民上升，士阶层是上下流动的汇合场所，人数随之大增。当时农人可上升为士。这一阶层扩大，使得士不再是有职之人，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着他们。“‘士民’的出现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兴起的一个最清楚的标志”3。

春秋时期是古代贵族文化的最后同时也是最高阶段。“初秋战国的‘礼崩乐坏’是‘百家争鸣’的前奏。而礼乐是章学诚认为的古代王官之学，也就是古代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自序第2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学术的总汇。”4礼崩乐坏，“道术为天下裂”这一过程即“哲学的突破”。所谓“突破”是指某一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上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都未曾有的”5。这种认识随之而来的是对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

“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是针对古代诗、书、礼、乐所谓‘王官之学’而来的”6。孔子一方面承继传统，而另一方面则赋予诗、书、礼、乐以新的精神与意义。就后一方面言，孔子正是突破了王官之学的旧传统。墨子最初也是习礼乐，后来成为礼乐的批判者。就其批判礼乐言，墨子的突破自然远较孔子为激烈。“哲学的突破与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有极密切的关系。因为突破的结果是帕森思所谓的‘文化事务专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显著的集团。他们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最初型态。”7

而对于“哲学的突破”的影响，余教授认为有三点：“古代知识阶层兴起的一大历史关键，文化系统从此与社会系统分化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分化后的知识阶层主要成为新教义的创建者和传衍者，而不是官方宗教的代表；导致了不同学派的并起，因而复有正统与异端的分歧。”8而这三点都足以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士阶层的发展在理论上有进一步的了解。

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那起便与所谓“道”分不开，尽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余教授在书中谈到：“先秦的士以‘道’自任，受到时君的尊重主要也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道’。”9诸家论“道”都强调其历史性，即与以往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儒、墨在‘王官之学’解体之后，极力要争取‘道统’上的正宗地位，但他们并不承认‘道’是他们创建的。”中国古代‘道”的另一特征，为“人间性”，中国古代之“道”，比较能够摆脱宗教和宇宙论的纠缠。中国没有古希腊那种追究宇宙起源的思辨传统，强调4

510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30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页

人间秩序的安排。尽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含义。由此建立起来的一组核心概念就是“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余教授是把它作为理解中西思想差异的枢纽来处理的。所有价值都是具有超越源头的，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殊无二致，所不同者是超越与人世的关系。从“道”还是从“势”的困惑来自于知识分子与君主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士与王侯在政统中可以是君臣关系, 但在道统

11中则这种关系必须颠倒过来而成为师弟”。若以师弟关系相论, 知识分子自然享

有指导君主的权利,“道”尊于“势”,以“道”控“势”,当是不言而喻。若以君臣关系相论, 作为大夫的知识分子又负有服从君主的义务, 其既然是官僚行政结构的一个部分, 就必须实现整个结构在君主制的条件下, 其往往体现为君主的个人意志所规定的既定功能。师弟关系与君臣关系那里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规范, 知识分子在前者发挥的是价值功能, 在后者发挥的是工具功能, 其扮演的角色规范相去甚远。然而, 在中国古代那种社会文化情境下, 偏偏要求知识分子一身兼二任焉, 这自然挑起了双重角色规范从“道”与从“势”间的剧烈冲突。

在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已初现端倪。“第一，构成条件不是阶级，而是其所代表的道。第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管的是恺撒的事；后世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观念都是从这里滥筋出来的。第三，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第四，由于‘道’缺乏具体的形式，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他们所代表的‘道’，此外便别无可靠的保证。”12而中国知识分子自始即注重个人的内心修养，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总之，一方面中国的“道”以人间秩序为中心，直接与政治权威打交道；另一方面，“道”又不具备任何客观的外在形式，“弘道”的担子完全落到了知识分子个人的身上。在“势”的重大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只有转而走“内圣”一条路，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做“道”的保证。但是从历史的观点看，儒家的最初与最后的向往都是在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上面。不但《大学》的修、齐、治、平明确地揭示了儒学的方向，《中庸》也同样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知识分子虽然自始便有重视“修身”的传统，绝不能因此肯定他们都在精神修养上有了真实的造诣。事实上，世主也以此为取1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3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6页

“士”的标准。“修身”既人于利禄之途就必然不免要流为虚伪。

儒教在汉代确居于主流的地位，但是儒教对汉代国家体制，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影响是比较表面的，法家的影响仍然是主要的。对孔子和儒家而言，文化秩序是第一义的，政治秩序是第二。循吏兼“吏”与“师”的双重身分，这双重身分可以称之为“政统”与“道统”。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互相支援，一方面又不断发生矛盾。汉代的循吏恰好处在这两个传统的交叉点上。

到了东汉政权的建立实以士族大姓为社会基础。光武集团之所以能在群雄并起的形势下获得最后的胜利，除刘秀个人的身世，及其所处的客观环境较为有利外，它和士族大姓之间取得了更大的协调，显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不可否认，士族在当时社会上确实起着主导的作用，大姓跟着士族走。东汉这个靠着士族大姓的辅助而建立起来的政权，最后还是因为与士大夫阶层之间失去了协调而归于灭亡。

看完这本书，感受良多。这本书的主要论题，均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作为考察对象，探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格形成的过程。不仅如此，作者在探讨“士”这个特殊阶层的时候，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社会，而是能以比较的世界眼光来衡量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将“士”与古代西方的知识分子进行比较，找出他们的相似与区别之处，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学习历史的同学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第五篇：苗士中读后感

读管建刚《我的作文教学主张》有感

内容摘要：管建刚作文风靡全国，尤其是他提出的作文教学主张，更能让人循得作文教学规律和方法。让学生主动的、愉快的学会作文、创造性的写好作文、享受作文”的主张统领下，提出了九个具体的主张,九个主张又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生活重于生成”。第二层次是“文心”重于“文字”.第三层次是关于兴趣与技能、发现与观察、讲评与指导、多改与多写、真实与虚构、课内与课外、写作与阅读。关键词：

生活

讲评

兴趣

管建刚作文教学系列中的《我的作文教学主张》一书,百读不厌,读完直觉神清气爽,这才叫真正踏踏实实教作文，研究作文.管建刚用自己的努力完成了美丽转身。

《我的作文教学主张》是一个系统，在“让学生主动的、愉快的学会作文、创造性的写好作文、享受作文”的主张统领下，他提出了九个具体的主张,九个主张又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生活重于生成”。管建刚有一个精辟的观点，学生的作文不是另一种生活。意思也就是不要把学生的作文和日常生活割裂开来，“只要活着就有写的内容”。第二层次是“文心”重于“文字”.这里的文心指的是写作兴趣和写作意志。文心是学生写作的心灵，是心灵的苏醒，是心灵敞开，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对理想的追求。他说“没有兴趣的写作是“死”的写作，他认为兴趣比技能重要。母亲最辛苦，母亲也最幸福，有了兴趣，有了爱，写作的辛苦将全部转化为幸福。第三层次是关于兴趣与技能、发现与观察、讲评与指导、多改与多写、真实与虚构、课内与课外、写作与阅读。下面就前两大层次做一感受。

首先谈谈管建刚老师的讲评与指导。作前讲评和作后指导是作文课的两大类型，许多老师看了管老师他们班上的学生的作文都说，他们学生写的作文就是不一样：很鲜活，各有各的样。而管老师的回答是，他从不上作前指导，只上“作后讲评”。学生进入三年级以后，作 1 文教学成为我们语文教师关注的教学重点之一。一直以来在作文指导方面，都把大量的心思花在了作前指导上。课前钻研教材，本次习作该写什么，可以怎样去写，写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然后选择几篇优秀的作文，朗读给学生听，然后让学生学着范文的样子去打草稿。而作后讲评只是读一读班级中写得好的习作，再拿一两篇有代表性的问题作文拿出来集体修改。这样的作文指导课，大家自认为还是上得比较认真的，学生基本能够按着我们给他们指领的方向走。但管老师认为作后的讲评重于作前的指导，“童言”必须“无忌”，学生的作文才能精彩。文中，管老师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以“指导”为中心的作文教学，就是老师在前面跑呀跑，学生在后面跟呀跟，跟不上，恨不得把他们臭骂一通。而以“讲评”为中心的作文教学，就是学生在前面小跑，教师在后面关照、扶持、倾听、帮助的教学。学生遇到坑坑洼洼，要摔跤、要跌倒，你上去扶一把，告诉他要注意的事项。因此，我们的作文讲评课，就是要先“把脉”，再“下药”，学生写出了什么样的作文，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老师给诊断，开药方，如此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文章不厌百回改”、“作文三分写，七分改”、“好作文不是写出来的，是改出来的”这些都告诉我们修改的重要。可在现实生活中，学生只要写完最后一个标点，就感觉万事大吉了，都对“改”持排斥态度。管老师用将近十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我要改”的系统。因为学生要在“班级作文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都要经过六次有针对性的修改，每一次都有具体的要求。管老师也说，写作上的“我要改”，绝不是件简单的事，需要根据自己的、班级的实际找到一个非常有力的、有效的实践点。我自己也深知修改的重要，因为一篇文章，每一次修改都会找到瑕疵，即便经过无数次修改感觉已没什么了，变成纸质的以后，还会有很多不满意。学生的问题是从思想上不重视，不愿改，因为没有尝过修改后的甜头，所以也发现不了什么问题，如何做好，真是任重道远。另外，管老师一周让学生写一篇作文，而不是一节课 2 写一篇的做法，我感觉也很有道理。它的秘密在于，作文要深入学生生活的每一天，而不是一节课写了，从此不闻不问。每个周一，他就宣布写作主题，让学生用一个星期去发现符合主题的材料。表面看，它是搜集写作素材，隐在背后的是，写作由此成为学生的一个牵挂。牵挂能使人敏感，敏感能使人获得灵感。这一点，之前我是没有想过的，我感觉很实用，也很有道理。

其次特别谈一下:“兴趣”重于“技能”。管老师提出：小学作文教学的第一要务是培养并长期保持学生写作的兴趣。我们都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虽然在教学中，我也知道要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但却没有像管建刚老师那样琢磨出一套培养、保持学生兴趣的妙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为了让学生体验“发表”的乐趣，依靠“发表”的力量来激发习作的热情，他办起了班级手抄报，后来条件允许，学生看到自己的作文能发表了，心里自然欢喜，但任何一种形式，时间久了，学生的热情度肯定会受到影响。于是管老师想到了很多法子：学生的作文在《作文周报》上发表之后，管老师就发给学生一张“刊用纪念卡”，卡收集到三张就授予“作文新苗”称号；再三张，升级为“作文小能手”；再集到三张，就升级为“班级小作家”。“班级小作家”能出“个人专栏”，评“班级诺贝尔文奖。

在习作教学的道路上，我们也要学习管建刚老师，学他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工作态度。学他不停地思索着，妙招层出不穷的创新方法，点燃学生的习作热情，让自己的学生也真正爱上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