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家与中国社会结构》

第一篇：读《家与中国社会结构》

读《家与中国社会结构》

《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是麻国庆的一篇博士论文，这篇论文为如何写作一篇规范的论文提供了经典案例，在导论的篇幅里，作者提出选题的构思，他认为不同情境下的称谓体现家的特点，个人，群体，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可以用家的内在结构和其外延性来建构的，在导论中他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家的特点，家庭的类型，关系，功能扩大以什么形式出现，家的运行机制和具体集团形式是什么，家与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的关系是什么；家，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提出了一些他对家的问题之后，紧接着他便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在梳理的同时找出那些研究与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做出了一个比较，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在梳理相关研究的部分，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以日本学者为主导的满铁《中国农村惯性调查》是着重对中国社会特质的调查，通过《惯性调查》作为文献资料，结合其他地区或日本国内的情况对比一些研究成果，日本的学者着重于描述中国农村村落层次本身的结构特点，但是理论升华不足。而杜赞奇，黄宗智等学者则是从文化，权力，国家的角度，以自上而下的国家的视角来探讨各种社会关系与文化网络同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两种倾向的学者都注意到了亲族关系与村庄的分化，但对组成亲族关系的具体的宗族以及家庭内在机制描述较少。

第二个部分是宗族理论检定学派，主要以弗里德曼对中国东南宗族的研究与普里查德的非洲宗族模式进行对话来探讨宗族同国家的关系，但是对宗族内部动态的运行机制较少谈及。

第三部分是对于中国学者的研究建构，主要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以及林耀华《金翼》为一个里程碑式的开端，构建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以家为出发点的同儒教化与土地制度探讨中国农村社会的特点。但是侧重功能与结构的研究，但对于功能与结构背后的变迁没有提及，这也是由于功能学派的自我设限是对于社会文化动态变迁的忽视与弱化有关。

然后便是提到了作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

作者的研究思路基于两点：一：是以具体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为出发点；二是在动态中对寻求家与社会的联系性以及他们与整体社会和大传统的关系。

家庭与家户是构成社会结构的基础，家庭是以血缘为纽带衍生的“家——分家——宗族——姓”这样的一种体系；而家户则是以地缘为纽带的一套“村——乡——城——都会——经济区域”体系。

他将对家与社会结构的研究置于以Y轴表示家庭与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的阶序关系同X轴表示社会与国家脉络的“差序格局”的框架之中，并通过立足于田野调查，以及文献资料的多元化比较来实现他对于家与传统社会结构的互动性。在以下几个章节中，作者通过对家庭，宗族的概念，特点，内部的运作机制来试图说明这种动态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

作者通过乡绅阶层为代表的大家族社会以及农民阶层的基层社会的分离与联系来展演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联系的分离过程。大家庭的存继是经济基础以及父母在世为条件的，当这些条件弱化或者消亡之后，大家族可能会因为分家这种运作机制来实现家庭再生产，社会再生产，而家庭与社会的再生产又会反作用于传统农业社会结构保持其稳定性，所以小传统情境下的分家体现了大小传统的背离，但是实际上是一种有联系的分离。

其次分家又是形成宗族的基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二元结构下，家族的兴盛

是以在这种二元结构中权力失控的形势下发展壮大的。

作者认为中国情境下的宗族就是综合血缘，地缘和利益的功能，典型以父系血缘为主线的血缘继嗣群，与基于契约关系的氏族不同，宗族是基于双系的血亲和姻亲关系，宗族的核心就是一个理想的被称为“服丧的等级序列”的亲属网络，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春秋以前的宗法式家族制度；魏晋时期至唐朝的世家大族式的制度；宋以后的近代家族制度，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却都是以父系血缘为主轴的，通过宗族分析宗族的标志，祠堂，族田，族谱的功能，宗族的结构和内部运行的机制：族与户两者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宗族的组织结构在形式上呈现分离，但实质运行却呈现一种统一的特点。通过对宗族对村落的权力上的集权，分权，自治的案例分析得出，宗族权力本应该是宗族内部的权力，与国家的权力并不发生直接的联系，但近代政治的发展，国家借组宗族的力量以达到权力控制渗透到村落内部中去，宗族通过融合和联合的方式一方面控制宗族内部的活动，一方面也通过村落政治参与到公领域之中去。

最终在结论部分，作者对于中国文化与社会来说立足于家——分家——宗族——亲族组织的分析以及家在变迁过程中相互动态的变化，相互的影响，或者因为社会的变迁而导致的后果或者应对的措施来看，一方面有着大传统对小传统的影响，而且可以看到大传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小传统也并非全盘接受，而是也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甚至也会反作用于大传统，比如社会内部运行机制的分家，反而是维持传统社会结构的重要机制，因而在二元结构下的大小传统之间，不仅是大传统从上到下由大到小的投射，有时候也是从下而上，由小到大的折射关系。但应该注意到这种由分家而维系传统社会的机制会带来‘内卷化’效应，这在吉尔兹和黄宗智的文章中有着重探讨到。

对于体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分继合”这一贯穿在导致社会不断流动的内部机制的特点，并不是绝对，孤立和对立的，而可能存在相互转换，且具有弹性，和模糊性的，正如费老对家的定义，他指出家的概念是伸缩自如的，它可以是一个核心家庭，也可以是包括近亲甚至远亲，一个家的规模和构成常常随着政治宗教经济的需求而固定，如果人们发现其核心家庭完成不了既定的各种任务，那么他就会扩大，加强与亲属的联系，将他们纳入家，甚至是非亲属也可以成为自家人。

中国人的家其实一个具有类与推的关系，是一个动态弹性的概念，而核心是身份认同，作者通过对日本，中国的宗族组织进行比较进而得出，日本的宗族是以地缘结合的经济共同体，血缘并非唯一且重要的认同标准，而血缘的关系构成的群体于中国传统社会来说不仅具有社会意义，而且也是一种文化适应的手段，所谓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推和类的横线与纵向的划分和归类体现了“差序格局”下认为：中国人实际上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个人主义的，这种文化方式决定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处理的逻辑是以亲疏远近来划分的。

第二篇：家·族·国——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家族》有感

家·族·国

——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家族》有感

民国时期，风云变幻，社会动荡，战火不断，尤其是日军侵华，国土沦陷，汪伪政权的建立更是让国家政治进入最黑暗萧条的时代。然张之洞先生曾说过：“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时，学界呈现一片生机盎然、百家争鸣之态，大师名家浩如星辰，无疑，瞿同祖先生自是耀目，其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更是以全新的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为后世的古代法律与社会研究提供极大的借鉴意义。本人近日拜读此书，对第一章节《家族》断想颇多，因此选择截取该章来畅抒己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读家族与法律。如有不到之处，烦请指教。

家族主义是维系中国古代社会机器正常运转的核心工具，是父系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礼为秩序，始终在中国数千载的古代史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自清末以降，西学思潮涌入，民主、自由、独立、平等等理念在国人的脑海里占据重要的一席地位，家族主义的衰落与淡化也是历史的必然了。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何谓家族主义？家族主义有何政治渊源？家族主义对古代法律有何影响？对现代法律与社会又有何思想遗存和矛盾之处呢？这是我们今天主要想探讨的问题。

家族主义——国家政治的缩影

从母系迈进父系社会，家族的概念就诞生了。它以男性成员为中心轴，二世代或三世代的直系血亲组成家，拥有同始祖的一个个血缘家庭组成族，一个个庞大的血缘集团就形成了。当然，单就中国古代社会背景来看，家族这种事物在很多方面还是有其优越性的。中华文明系农耕文明，大多数人民是以耕田纺织来维持生计的，但是在早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只有更多的劳动力才能创造更多的生存发展资料，所以中国人成为了“群居动物”；另一方面，农事生产极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天灾人祸常常会导致一些小家庭的覆灭，这时，家族就具有了必要性，在同一家族中，亲人们可以共同劳作，共同抵御灾祸，使家族能够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下繁衍生息，创造更多的劳动力和更高的生产力。然，我们也知道，每个团体或组织都需要一位leader，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与家之间的血缘关系逐渐淡薄，没有强权的领导，家族很自然地就会从内部崩毁，所以族长，或是说家长的诞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那么家族中的长幼尊卑等级秩序又是如何确定成型的呢？

男性成员眼中，统帅家庭，甚至是家族的权力是极具诱惑力的，这种诱惑使得男性成员们会为了争权夺利而不择手段，不仅仅会影响家族和睦，还会影响国家政权的稳固。所以周公分封天下，定宗法制度，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明确了大宗与小宗的身份地位差异，从而形成了由尊卑有序的家族构成的等级森严的国家体系。这种尊卑等级关系也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如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差序格局”。费老把人的关系网络的范围比作向池塘扔石头，所激起的一圈圈水波，离中心——作为个体人——越近者，关系越亲密，越远者，关系越疏远。这种比喻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古代社会中以个体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的亲疏划分，而这种关系的强制力正是家族的存在。后来，这种家族内部和家族之间的社会关系被孔子上升到“礼”的层面，作为儒家的核心理论之一为后世儒者不断改造发扬，经董仲舒进言、汉武帝首肯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这种礼制深深渗透进治国理念中，使得政治与家族主义牢牢结合在一起，真正实现了家国一体。从此，中国就好像是由数不尽的自治小国家组成一般，这些小国家就是一个个家族，他们内部尊卑有序，与外部其他家族保持着一种礼貌、温和而疏离、却又相对平等的关系，如同隔着一堵高墙、一道鸿沟，只有联姻才能勉强在墙上开一扇暂时的门、在沟上架一座缓慢溃败的桥。当几代过去后，两个家族都好像乌龟缩回了壳一般，再一次断开了联系，恢复到自治小国家的状态，继续为政治的稳固添砖加瓦。

家族伦理——高于法律的存在何谓伦理？其实就是家族内部的一种成员皆应遵守的秩序，它明长幼，定尊卑，以维系家族成员间的“合理”关系。它不仅仅代表了一种运作理念，还规定了家族内部尊长权力的绝对性和权威性。在家族内部，家族成员必须无原则无条件地服从尊长的意志，成员与成员之间只有绝对的指示教化与服从，所有违抗尊长心意的行为都不为社会公理所接受，会被冠以违反教令的帽子，严重者会被定上不孝之罪的标签。这种思想对法律的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父权的力量急剧膨胀，几近挣脱了法律的约束。中国古代的家族是父系性质的，家族的基础是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而家庭的核心是父权；同时族是家的组合，那么族长权就是父权的延伸。当然为了便于陈述，我们在段首所说的父权先简单地理解为尊长对卑幼的权力。这种权力几乎是绝对的，首先就是生杀大权。这就是由政治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咋舌延伸到“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荒谬了。故看典籍中关于父母将子女“活埋”“殴杀”“勒毙”的例子比比皆是，却几乎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种对生命的随意与不尊重的态度，这种血亲故杀的行为，实在是令人胆寒，“虎毒尚且不食子”，更具理性的人类缘何会有如此令人发指的行为呢？虽然后来国家将这种权力收归政府，但是从种种案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不过是权利的移交和代行，父母尊长的意志还是最终决定卑幼生死的“诏书”。

其次是相对较轻的与生杀大权有概念交叉的惩罚权和裁决权，父母虐待子女、严惩子女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法律处理往往不是“无罪”就是“杖一百”而已。让人绝望的是，子女自然就接受了，还要表现出愉悦与淡然。秦二世假传秦始皇遗诏赐死扶苏，扶苏曰：“父而赐子死，尚敢复请？”

最后是主婚权和经济权，自古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坊记》云：“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才。”又《内则》云：“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自此，父权最终掌控了卑幼的全部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权。

二、司法被迫为家族主义做出很大的让步，使得司法有了极大的漏洞。海瑞断案的标准就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其屈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而且官府对于尊长控告卑幼的案子不可不受理，受理之后做出的裁决基本上都是站在尊长一边的。同时，若卑幼有伤害到尊长的行为，无论是有意或过失，还是根本没有责任，只要被告到官府，卑幼必须要承担法律责任，只不过可以依照具体情况将“罪加一等”或者“罪减一等”罢了。

家族概念——铭刻在民族灵魂上的烙印

在中国将尽两百年的近现代史中，西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冲击着我们传统的家族主义观念。经过历史的洗练，家族观念不断淡化，纲常伦理中合理的部分被保留到“社会主义传统美德”的行列中，其他大部分被当做封建残余，尽数燃尽为历史蹉跎的尘埃。但是它毕竟是统治中国人民两千多年的思想，通过家庭教育和血统传承，它还是不可避免地在我们的日常言行里留下印记。

比如说，在我们的感觉上，父亲这脉“宗族”和母亲那边的“母党”的地位是没有分别的，都是血缘关系远近相当的亲人，但是在称呼上，还是有着鲜明的分别。你永远不会称呼你母亲的母亲为“祖母”，正如你不会叫你父亲的父亲为“外公”一样。而且在你的祖父和外公去世之时，你所穿的丧服，在守灵人群中的站位也是不同的。关于这两点，我深有体会。

当然，以上两种现象并不会影响到现有法律的权威性，但是总还有一些印记仍然是对法律的一种蔑视。孩子出生后几乎是自动地随了父姓，大多数都是没有父母商量的过程的，母亲也是默认的，然而这有没有侵犯到孩子自己选择的权利？记得有一次，我嫌自己的姓氏过于普通，想换一个稀罕的姓氏，结果祖父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说什么都不允许我这种“叛祖”行为；又有一次，谈论到未来的生活，我向往丁克家庭，结果母亲立刻回了一句：“我们的血脉如何传承呢？家族不就没有后代了么？！”我称可以抱养，母亲叹了一句：“再好也不是自己的骨肉，始终会心存芥蒂的。”由此可看，虽然是两件极其微小的事情，但其中透漏出的对家族位分的重视，对传承的坚定都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类的自由选择权，是隐隐地与法律相冲突的。

家族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伦理观念，它还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深刻反映。家族的存在，固然可以联系亲族，加深感情，使人们更有社会归属感，但同时它也会加剧本身就源于血液中的亲疏之感，不利于打破非亲属之间心灵的藩篱，构建和谐社会；而且它也容易让家族尊长忽视卑幼作为一个个体的自由权利，造成与现代法律中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的冲突，影响法制建设。所以，私以为，将家族仅作为一种文化概念，既不会让这种传统价值观在历经两千年的风霜之后落得惨淡收场，又可以为真正达到法治扫清了征途。

By Candice Zhao

第三篇：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利益集团分析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利益集团分析

(何新2006年)

1.阶级与分级利益集团

什么是阶级？直观的观察即可看出，任何社会之内部，都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经济等级。社会中的每个人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上。这种社会地位阶层的区别，来自社会中各种人群之间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差异。（由此可见，阶级是人类社会中天然存在的，任何社会制度只要有社会分工就有所谓的阶级）

这种来自经济、政治与文化差异而形成的社会地位的差别划分，就是社会中之阶层划分。表面和初始地看，阶层分化起源于社会分工。但阶层之体制化，世袭化、非流动化，导致阶级的形成。因此，富人是一个阶级，穷人是另一个阶级。世袭掌权者是一个阶级，被管制的受统治者是另一个阶级。不同的阶级组成不同的利益集团。阶级相同的人，自然具有共同利益，共同语言，因此思想、感情与价值取向往往近似。

近代法国历史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同阶级的人由于利益的差别，必然发生矛盾和争攘，这就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1万年的玉石黄金文化期）至今，近一万年以来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社会史以及阶级斗争史。其间围绕国家统治权力之争夺和经济利益及经济资源之分配而发生的政权嬗变，经济制度及政治制度变迁，根本原因都是来自阶级斗争所引发的社会矛盾。

政党是代表和实现某阶级利益集团的组织。国家是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的调节机器。但是，如果国家机器落入特殊权贵利益集团的操控，变成特殊集团攫取社会资源的工具，失去调节功能，社会矛盾则将高度激化而爆炸。

2.资本豪族利益集团欲主导中国

2006年5月16日，署名“亦文”在其博客发表《文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文，其文指出推进“私有化”经济改革之最终目的，文中说：

“必须借助于经济改革，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使执政党逐步失去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经济私有化可以为不同政党的出现提供经济层面的支撑。政治也是个市场，不同政党的出现，使每一政党在执政时，要受到制衡和竞争，使之难以形成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垄断政权的局面。军队在多党并存的情况下，将脱离政党的支配，归国家所有。”

上述论点言简意赅地代表了主流精英20年改革“攻坚”的核心观念。实际可以看作自由主义“改革派”关于“深化改革”的一个总纲。

我认为，中国未来十年的确面临着爆发社会突变的极大可能性。当前，国际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动变莫测的危机时期。中国未来几年面临爆发严重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巨大危险。

由于以下三大原因：

（1）国际能源价格仍将持续上升

（2）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仍将持续上升

（3）中国国内市场劳动力工资价格仍将持续上升。

势必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一旦经济危机引发社会政治危机，则“白色”革命的爆发是非常可能的。

3.当代社会的阶级构成要预知未来，首先必须清醒地认知现实。多年以来，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角度观察内外形势的方法已被国内主流学者所抛弃。

但是我仍然认为，如要清醒地观察内外形势，首先有必要实事求是地认知当今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只有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才会知道当今社会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和目标所在，知道一些专家学者们究竟在为谁的利益讲话，以及各种政策方针究竟对哪些阶级或集团有利。据我观察，当代中国队社会阶级构成大体如下：

注：进行阶级分析，就是要区分社会不同人的利益需求。

（一）新兴资本利益集团

这个集团由以下几种成份组成：

1、大资产所有者，新兴经济豪族（富可敌国，拥资数百亿的私家富豪，已有上百位。）

2、买办资产者，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代表

3、知识分子中的权贵人士，以及内外利益集团高佣金收买的代言人（包括某些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

这个集团正在通过操纵媒体及舆论，而深刻地介入以至转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

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不能让财富聚集到少数人的手里，而应该实现财富的公平占有。

（二）权势文官阶层（）

主要为官员及国企的行政管理者。

1949——1976年（毛泽东时代），主导政策取向是对内抑制民间资产集团的形成，对外抵御西方势力的渗透和入侵。

（注：发展到今天，说不定又来一次八国联军侵华，只是这次侵华，人家运用的是经融武器，只要看看中国抱有大量美国废纸就知道了。）

但是近年来，为了发展私营经济和引入外资，对内扶植民间富豪一族的发展，对外则鼓励和吸引跨国资本的进入。

（注：市场也是资源，不能无限制的让出市场。）

在这一过程中，干部文官体制官僚化，衍生为一个特权阶层。由于各级行政权力失去监督和制衡，腐败现象严重，官僚体系发生了深刻的政治蜕变和组织蜕变。

（注：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地方官员生活腐化堕落，权利失去监督，这是体制问题。其实只要把人民的权利真真还给人民，人民真真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就能解决腐败，党内反腐，虽有成效，治标不治本。）

（三）下层社会

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

（1）城镇工薪小资产者，（注：看来我就是处于这个阶层，往上发展有可能会成为权势文官阶层，向下发展，失业就成为真真的无产阶级了）

（2）农村小土地所有者（小农），（3）城乡下岗失业及无业者（无产阶级），（4）城乡流民（流氓无产者）。

（注：这个阶级是当今社会的危源，也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无政治地位、无经济来源，其中许多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城镇工薪小资产者：主要是有较稳定工薪收入和小量资产的人、包括蓝领工人、白领职员（中下层知识分子）。

小农：今日中国的农业经济是极其脆弱而不稳定的个体小农经济。所谓小农，实际是乡村中的小资产农户，家庭拥有小块土地及微量农业收益，家中主要劳力出外打零工以补货币收入之不足。

4.面临生存危机的中间阶层

由城市工薪小资产者（小市民）和乡村小农组成的小资产阶层，在当今中国社会现实中，实际是一个介于经济两极：一极是富豪（资产者），另一极是赤贫者（无产者及流民）之间的所谓“中间阶层”。

但是，这个中间阶层的总人数及其家属在中国总人口比例中，占据了绝大多数，这个中间阶层的安定，构成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石。

过去二十年的改革，使这个中间阶层在生活形态上普遍有所受益，表现在土地、房屋等小资产的获得，以及基本生活状况的改善。

但是当前，随着泛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个中间阶层也面临着深刻的生存危机。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生态正在被急剧发展的两极分化所破坏。这个中间阶层当前普遍面临四大危机，即：

1、医疗危机，2、养老危机，3、子女教育危机，4、住房危机。

此四大危机在民间被称作新“三座大山”和作房地产豪商的“房奴”。

（实际上，所谓“新左派”，主要就是这个中间阶层利益的言论代表。）

耐人寻味的是，目前部分精英所正在鼓吹的“深化改革”，无非包括四大措施：

（1）土地私有化

（2）国家资源全面私有化

（3）金融自由化

（4）共产党放弃政治领导权，国家放弃经济管理权。

如果国民经济沦为无国家主导、任由资本大鳄兴风作浪的”自由经济“，则将直接危及这个中间阶层的生存状态。例如，一旦实施农村土地自由私有化，则多数农民自由在市场上出卖小块土地。虽然一些农民可以由此获得小笔金钱，但多数农民将从此永久失去土地资源。

众多失地、失房农民及其家属将成为彻底无业、无产、无生计的新生无产者。同时，大型国企进一步私有化后，也将使大批产业工人“下岗”而成为失业者。

金融自由化将导致通货膨胀和使商业银行破产危机浮出水面。

在上述情势下，目前相对稳定而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间阶层（小市民、小农），势必由于上述“改革”的深化和“攻坚”成功，而最终走上破产化之路。

5.“无产阶级”新生

毛泽东时代，共产党被称作“无产阶级”的政党（国家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但当时中国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无产阶级。至少在名义上，当时国家全部资产由全民所有，全民都是“有产阶级”。

但今天，中国确已生成一个新生的无产无业的“无产阶级”。其主要成份为：

1、失业者（下岗工人、农村赤贫者、无业社会青年）

2、流浪行乞者

在全部历史和任何社会中，无职业、无财产、无前途、无希望的社会人员，都是极其危

险的反社会力量。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中国社会这一新生的“无产者”阶层中，相当多数是失学、失业、有生命活力而无发展前途的青年人。

这个新无产者阶层，是中国当今多数反社会犯罪分子产生的渊薮，实际也是一支具有颠覆现存社会秩序趋势的潜在政治力量。

然而，随着自由市场中两极分化的加剧，未来也许会有愈来愈多的城乡小资产者及农民面临进一步被剥夺的命运，从而沦入这个反社会的阶层中。

6.政治意识形态危机

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是因为其立党纲领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共产”的对立词是“私产”（私有财产）。

“共产党”不是“资产党”或“私产党”。只要党仍在入党誓词及党章中宣称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势必与现实中正在完全转向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和政策相背离，以至发生尖锐矛盾。

这个矛盾，根源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改革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和社会现实之间，发生深刻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导致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

（注：我近几年出版的《论政治国家主义》（2004年，时事出版社），《新国家主义经济学》（2001年，时事出版社）中曾谈过：要摆脱这一矛盾，共产党所可能的选择是重提列宁在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以及毛泽东（中共中央）在50年代初所设想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新民主主义”。）

7.国家应主导市场经济

但是，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共产党不应放弃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权，不应放弃对内抑制国内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对外抵抗外部跨国资本赤裸裸的扩张和经济侵略。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以国家政策和国家机器，抑制内外资产阶级无限制地牟取本阶级经济私利，而牺牲国内其他阶级利益特别是牺牲贫苦阶层利益的贫婪本性。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代表全民利益（包括贫苦大众利益）调节阶级关系，不应对内外资本利益集团屈服投降。

只有在这样的执政眼光和基础上，共产党才能重新获得社会中劳苦大众的拥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得到长久的巩固。

8.国家不能放任市场自流

近年来的泛市场主义改革发生了重大失误，引发了诸多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泛市场主义的所谓“改革”方向，已受到广大人民和社会公众广泛的、必然的、合理的质疑！

而在新的历史阶段，为了整合和解决泛市场化和引入资本主义所已经带来的严重社会冲突和众多严重社会问题，必须将混乱无序的市场经济，提升为自由市场与国家计划双调节的混合经济。实施自由市场与国家计划相结合，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与国有国营企业平等兼容的混合经济。

我认为，与当今主流经济学家要求党和国家全面退出经济生活的鼓吹相反，为了防止国家陷入崩溃和**，党和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调控，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均不能削弱和放松。

国家有必要重新制订国家长远发展计划，包括医疗计划，社会教育计划等，廉租房计划、就业计划，国防计划。必须将当前无序混乱引起百姓严重不满的泛市场经济，提升为有管理有科学计划的新市场经济。这样，才能与党的共产主义理念相协调，才能与共产主义的党章

及宪法相容。

9.GDP不是唯一

作为国家的政治统治集团，由于上述政治意识形态根本性矛盾的存在，导致古典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因之共产党干部及全体党员的传统政治信念近年间几乎已经完全丧失。（当今入党已形同儿戏，甚至不须作宣誓。因誓词内容与现实难以调和。）

这种理想信念的丧失，加剧了党内严重腐败的发生。实际上，各地之党组织不应当丧失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而完全变成一个“捞钱党”。工作中心不应当都是围绕着追求“GDP。”

10.“MBO”实际是对国企管理层的一种赎买

国有企业管理人作为经济官员，通过MBO（一种极其奇怪的“合法化”腐败）以及“转制”后的高薪化而彻底资产阶级化。

这种高薪赎买政策，最初实际是来自美国伊·萨克森关于“休克疗法”的改革建议：“在私有制转轨中，对共产党官员实施赎买政策，从而使他们由改制转轨的阻力变为动力”。

这种私有化转轨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从根基上搞挎国有企业经济体制。具有讽刺性的是，出钱赎买国企管理层，使之转变为国企掘墓人而为此买单的，竟然正是gcd自身。

11.跨国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已在中国扎下深根

港、台、西方在华跨国资本及企业管理人，通过多种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渠道，已经深刻地影响、以致甚至谋求左右中国官方政策，例如极力要各地政府坚持对外资实施特殊优惠的政策，反对国内企业与合资企业平等纳税的政策等。对此，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和全民利益的角度，不应听之任之。

应当指出，与改革初期形势完全不同，当今中国并不是资本不足，而是资本过剩，所以本国企业正在积极谋求向海外进行投资。而国外当局从未对中国投资给予任何特殊优惠政策。

12.警惕突发社会**

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随着通货膨胀长期化的社会压力，以及众多人口就业困难，社会矛盾从中长期看，有爆炸化突发的危险。当前，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于三方面：

1.尖锐的贫富矛盾。

2.官民矛盾。

3.警民矛盾。

众多小资产阶层的命运，正在掠夺化的私有化政策下遭受损害和被剥夺。这种剥夺，在未来几年可能通过更严酷的金融“改革”（严重通胀以及商业银行破产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发生。当城乡中的多数小资产者被彻底剥夺而沦入生计渺茫之时，中国势必发生频繁的社会动荡。

实际上，近年城乡中已频繁发生的征地危机，就是由于部分城乡小资产者（特别是作为小土地所有者的农民），在土地及住房被开发商廉价剥夺后，进行抗争而引发的小型社会危机。

这种小型危机本身就是一种预警的信号。

通过上述社会结构分析，即可以看清今天究竟是哪些利益集团决定着中国的方向，谁在通过舆论（所谓“话语权”）而影响着中国的政策。

同时也说明了何以乱象频仍，当前中国仍能保持着社会大局的基本稳定——就是因为仍然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这个中间阶层乃是维持当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石。

但是，自由主义精英当前所极力鼓吹的某些“深化改革措施”：土地私有化、国企全面私有化，以及党政彻底分离，国家退出国民经济管理等，正是最终将中国引向全面社会动荡的最好步骤。

（注：本文草于2006年6月2日）

第四篇：《宗教与中国社会》

我与宗教

生活在农村免不了要与宗教打交道，农村有着形形色色的宗教活动。记得儿时，每每家里进行一些宗教仪式的时候，父母总免不了要我们过去给各种神磕几个响头，心里总是生出几分抵抗情绪。或许是那时学校教育我们那是封建迷信活动的缘故，脑海里想的都是迷信活动怎么危害社会；亦或许是我实在想不明白，像父母这么虔诚的信徒，又是烧香拜佛，又是好酒好肉供奉祖宗的，可这些诸天之上的佛祖菩萨、以及我们那祖宗可曾显灵过？反正我是未曾见过，也未曾感觉到跪拜他们有何作用。也正是因为如此，从小就不喜欢参加这些活动。更是由于自己的固执与偏见，没少和父母发生口角，也常常被长辈指责，但我依然我行我素，最终他们也拿我没办法。

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地长大，思想也慢慢的变化了。这个时期的我不再刻意去排斥我之前一直以为的封建迷信活动了，倒不是我喜欢上它了。只是每当家里搞一些祭拜时，父母叫我过去上香磕头，我乖乖的照做后，父母以及奶奶总是会心地笑着，而不是像以前父母长辈左拉右扯地把我拖过去，而我却过去对着神位点个头走人，惹得长辈的不高兴。这应该就是人长大了，懂得妥协了。

上了高中后，接受了更高一级的教育，也渐渐地成熟，接触的人多了，碰到的事情也多了，思想也跟着开阔了。现在已经不是旧社会了，小时候书中讲的迷信活动的危害，少有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于是我不再单纯的把家里举行的一些仪式定义为迷信活动，我开始更倾向与把它们归入到民间的风俗活动中。觉得正是有这些活动的存在，才使得我们这个地方有别与其它地方；也这是有这些活动的存在，才使得我们的农村别具风情。

到了大学以后，特别是上了《宗教与中国社会》课后，才觉得自己其实一直不了解宗教，而在中国也有太多的人不了解宗教了。或许是因为中国宗教的独特性导致的吧！在西方，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礼拜天要到教堂去的，要去做礼拜，要去祷告。而在中国一个再虔诚的信徒也不可能每周都去寺庙烧香拜佛，他们更多的是过年、过节、旅游，或者是有事情才到庙里去。外国人唱说：“中国人常被认为是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之所以会这样，恰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宗教。

我虽然对宗教认识不多，但上了《宗教与中国社会》课后，也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中国的宗教与人们的生活联系的更加紧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举止言行，都能看到一些宗教带给我们的影响，或许是佛教照成的影响，亦或是道教。中国的宗教不像西方那样很有纪律性、组织性，相反，中国的宗教让人感觉很分散，又感觉是一体的，天南地北的人们在宗教方面却有着相似的地方。中国的宗教更多的融入民间的各种风俗仪式中，让人看不清、想不明白，它是不是宗教。

谢谢老师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有机会更好的认识宗教，思考宗教。

第五篇：读《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有感

读《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有感

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就是毛泽东所著《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篇文章是在党内出现左右倾主义的背景下完成的。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两种倾向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陈独秀也好，张国焘也好就其本质不是不想把中国引向共产主义。但是他们的错误就是过分的依赖于自己的主观意向，片面的强调某一个方面正确。而毛泽东在这个关键时刻通过正确的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因此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正确分析和把握社会各阶级的经济、政治、思想状况,对于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至关重要性,这也是党能够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在开篇中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一首要问题。“区分敌人和朋友是一个纯粹的策略问题”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的策略错,是指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而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则通篇都是敌友的两分法。五大阶级中,大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敌人中产阶级是可敌可友的，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而无产阶级则明明白白地摆在朋友之中,是我们的朋友之一。同时在分析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运用了两种独特的分析方法。其一,阶级分析法。毛泽东根据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别国情,灵活的运用了阶级分析法。他并不是注重各阶级的生产关系的属性,然而却突出了内外民族矛盾、贫富阶级矛盾,以分析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尤其是从动态角度考察了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划清了敌我友界线,从而确定了正确的革命路线和政治策略。其二是矛盾分析法。毛泽东在“一分为二”这一根本分析法的基础上,又从两端找到中介而变为“两极三分法”,进而演化为五分法、九分法等。“两极三分”是毛泽东分析一切事物的基本路数,是毛泽东解释一切社会问题的三角密码他凭着这套密码制定革命策略,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党派斗争中,无往而不胜。

毛泽东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之后,所得的结论是“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的知识阶级所谓中国大资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敌人,乃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无须把他们当作我们的敌人一一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们当作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这就清楚地说明毛泽东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与中央指示,特别是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精神来写的。为了贯彻决议中所说的国民党左派“必须在行动上不违背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他从阶级关系上深刻阐述了大会宣言所说的敌友之辨,帮助革命的国民党员从根本上懂得要执行大会宣言,就要团结真正的朋友,真正支持和赞助工农运动,加强对右派的斗争,巩固发展与共产党的联盟。这就是毛泽东这篇文章的主题所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民主革命的思想是吸收了党内的正确观点并加以发展的。他不仅明确肯定中国资产阶级有买办阶级和中产阶级两部分,而且提出中产阶级有左右两翼,左翼是联合的对象,右翼是打倒的对象，还指出中央号召要建立“革命民众政权”的阶级构成,应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而他写《分析》就是以他对中国民主革命的看法作指导。首先,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他明确讲到中产阶级“由于欲望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因此,“这个阶级对于民族革命采取了矛盾的态度”,有时“需要革命”,有时又“怀疑革命”指出这个阶级想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不行,因为随着革命的深入,这个阶级必然会发生分化,其右翼会“很

快的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其左翼有革命性,然而“对于革命极易妥协,不能持久’结论是“其右翼无须把它当作我们的敌人一一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它当做我们的朋友一一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很明显,这个分析的精神实质在于指出作为无产阶级代表的共产党,必须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才能保证革命的成功。

其次关于农民问题，一九二五年十月党中央扩大会议再一次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要能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历史的责任,并第一次提出了“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并交给农民”,实现“耕地农有”的政纲。毛泽东在文章中对农民中的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他们的经济状况有三种不同类型 ,一是“有余粮剩米的”,二是“恰足 自给的”,三是“每年要亏本的”,还指出半无产阶级中的半自耕农和半益农生活境遇都苦,特别是贫农,“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杂,如牛负重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根据上述分析,他进一步指出“小资产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而自耕农、半益农、贫农由于他们穷苦的不同,对于革命丽态度也有区别,半自耕农是“参加”,半益农是 “积极参加”,贫农是“勇敢战斗”。文章中,毛泽东对各类农民还作了量的分析,指出自耕农有一亿至一亿二千万，贫苦农民中的半自耕农大概有五千万,半益农和贫农大概各有六千万,三者共计一亿七千万。此乃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这种量的计算很为重要,因为了解了各类农民经济地位和革命态度以及其数量多少,就初步解决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怎样对待各种农民的问题,从而为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必须联合农民这一思想奠定了基础。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正确对待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各阶层对于新时期党的建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当年也正是基于毛泽东同志科学正确的分析了社会各阶层的状况,中国革命正确认识了谁是革命的领导,谁是革命的对象,谁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在革命过程中应该团结和斗争谁?这才有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

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阶级一直是作为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一直都是党的最可依靠的群众基础,在现阶段也依然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最坚实的依靠力量。作为一个占中国人口总数绝大多数的社会阶层,农民阶层的稳定对于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而言有着不言而喻的影响。总之,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我们可以知道，只有在客观地、全面地认识和对待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各阶级、各阶层间的关系,才能更加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