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改革时代的中国技术官僚

第一篇：后改革时代的中国技术官僚

后改革时代的中国技术官僚

2007-08-02 中国的特殊改革模式虽然赋予了技术官僚精英以特殊的重要性,但也让他们担当了本不属于他们的额外使命。

在最后一次复出之后,邓小平曾用他一贯的通俗风格道出一句名言: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作为一位阅尽历史风云的老资格政治家,邓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制度对于人的决定性作用。乖戾的是,真实世界的制度从来就不处于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两极状态。通常的情况是,我们置身的历史往往处于某种中间状态,它们要么处在坏制度向好制度的转型之中,要么处于好制度向坏制度的衰变之中。这就是说,我们真正置身的历史往往处于那种不断转型的变迁状态。在这种历史情境之中,杰出人物对历史的型塑力量就变得相当醒目。所谓英雄创造历史,意指的就是人在创设新制度方面的巨大能动作用。

无疑,目下的中国就正好处于这种捉摸不定的变化状态。自1978年始,中国的制度转型凡27年仍未竟全功,而在一些重要领域,无论大众还是精英,甚至处于空前迷茫的状态。在这个时候,杰出人物的作为就显得尤其关键。行百里半九十,后面的“十里”往往是领袖者在关键时刻凭借超常的意志和洞见所达成。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晚期,一批优秀的技术官僚渐次崛起,成为中国政治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这批人大都学历完整,通晓专业,历练丰富。他们或者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如谢平、易刚者,或者有完整的基

层和部门历练,如李荣融者,而其中最为扎眼的如周小川、郭树清等人更是集多种优势于一身,成为中国新一代技术官僚的指标性人物。受改革开放之惠,中国新一代的技术官僚群体,不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具有宽广的全球视野,而且亲身参与改革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有幸运者更是行走枢机,与闻重大的决策过程。所有这一切,都使这批技术官僚精英成为后改革时代掌舵中国宏观管理部门的一时之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已经逐渐上位的新一代技术官僚群体,是中国在后改革时代应对复杂局势时可资凭借的一笔宝贵资源。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表明,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大多会经历一段威权政治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力量的消解,以理性和专业知识为特点的技术官僚总是会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不惟是技术官僚的专业知识能够适应日趋复杂的现代经济、管理、技术问题,更是因为技术官僚的这种能力能够部分屏蔽和缓解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冲动。在很多人看来,正是转轨时期的这种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经常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所谓“行政吸纳政治”,实际上暗含的正是技术官僚这种对政治参与的抑制作用。技术官僚不仅能够在转轨时期为威权政治提供较为理性的治理基础,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为威权治理提供某种合法性替代。

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由于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行政系统之中,技术官僚的这种功能正变得越来越突出。而随着中国改革矛盾的进一步暴露,他们的这种功能可能还会变得越来越突出。更加直白一点说就是,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技术官僚不仅要解决分内的专业技术问

题,还要担当起利益整合、意见表达的责任。而后一种明显属于政治家的功能,显然不是技术官僚之所长。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的特殊改革模式虽然赋予了技术官僚精英以特殊的重要性,但也让他们担当了本不属于他们的额外使命。这可能正是中国技术官僚精英们的困境所在。这种困境在国有银行改革的最新一次争论中凸现得格外明显。

在经过数次大规模注资之后,中国最新一次银行改革引起了广泛的“贱卖”争议。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改革主要设计者的技术官僚们备受压力。从逻辑上说,在中国目前的体制条件和文化环境中,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不失为改造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一种较优路径。就此而论,技术官僚们的自我辩护是可以成立的。但问题在于,反对者所质疑的远远不仅仅是“是否贱卖”这类技术性细节,而是这次改革的程序正义、透明程度等更加实质性的问题。在国有银行耗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金钱之后,在中国改革本身都已经备受争议的今天,反对者的观点无疑是相当具有威慑力的。很显然,反对者与技术官僚所争论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但这又是作为改革主事的技术官僚们不得不回答的问题。这种悖论,可能正是中国技术官僚们身在琼楼但却处境脆弱的诡异之处。

就性格和禀赋而言,技术官僚的长项在于:在给定的体制约束和给定的社会环境之下用最理性的方式提出最优的问题解决方案。不幸的是,技术官僚的理性代替不了体制的理性,而对一个恶化的改革生态环境更是力不从心。这或许就是阻碍中国这一批顶尖技术官僚们一

展长才的困局。显然,技术官僚的优秀与他们的历史位置之间存在着某种错位。

不过,中国新一代技术官僚既然被历史推到这样一个关键位置,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他们肩负起不期而至的英雄使命,在历史的围城面前展现勇气,飞跃中国改革的最后一公里。

第二篇：时代中国中国时代修改版

时代中国中国时代

以1978年为坐标点,向前三年,有一个叫做比尔·盖茨的美国青年从哈佛退学,创办了一家叫做微软的公司。向后三年，IBM推出了全球第一台个人电脑。在当时，没有人能充分地预料到，这两件事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又将会与中国发生什么样的关联。世界在全球化，中国在改革开放，30 年间，这二者邂逅相逢了。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历史的这种玄妙。那么，世界变化的轨迹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轨迹，到底在哪一个点上相遇，他们又是如何影响彼此的命运呢？请跟随着我的视线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中国——时代中国中国时代。

2008年冬季的一天，上海大剧院宴会厅，时装模特正在展示皮尔·卡丹09年的春夏新装。30年前的冬天，正是法国人皮尔·卡丹，成为第一个来到中国的世界级服装大师，也是把西方的时装表演带到中国的第一人。今天，这样的表演屡见不鲜，但当时，从没听说过还有“时装设计师” 这一概念的人们，这样描述皮尔·卡丹的到来：“一位法国裁缝来了”。

这是一张著名的照片：皮尔·卡丹漫步在1978年的长安街上，他穿着大衣，手插在衣兜里，面带微笑，从容地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注目礼，长安街，仿佛是他的T形台。70年代的中国街头，是一片蓝、白、灰的海洋，西方人形容它象“蓝蚂蚁”。在这样的背景下，皮尔·卡丹时装给人们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

当时，中国与世界，差异巨大的，还绝不仅仅是人们的着装。多

年来，中国处于全面封闭的状态，和世界似乎是处在两个完全不相交的平行时空中。隔绝多年以后，两个世界的人们终于有机会面对面互相打量。他们在为对方的模样感到惊讶的同时，也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于是这两个时空之间终于出现了通道，但率先踏上通道的每一个人，心情都近乎于探险。

很多外国人以为中国百姓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当他们来到中国后，感受最深的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中国人的安居乐业、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印象，不仅来自于硬件，还来自于软件，来自人性化的体验。

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回顾改革三十年的历程，中国最大的进步在于，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上发生了一项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并正在达成共识。这就是：从以威严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至上为基础的“牺牲论”、“代价论”，转变到承认并尊重每一个国民的权利，即从“以国为本”到“以人为本”。用温总理的话表述，“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

从实践的层面讲：就农民而言，以广东省农民维权为例，广东省推出了关于征地的三条硬杠杠，包括必须先签协议、按浮动标准的最高限补偿，补偿不到位不许动工；就工人而言，承认工会的主要职责是为职工维权，推广劳资协商；就市民而言，以重庆“最牛钉子户”为例，私人的物权得到公权的尊重。这都是些令人振奋的先例，可视

为制度与文化达成重大转变的里程碑。

从经济制度上来看，我们得到了利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不妨把改革前的中国看成一个内部实行计划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但这个超级国家公司组织成本太高，计划经济失灵，资源配置的效率太低，所以改革的目的是把经济运转的成本降下来，这也许就是“市场化改革”战略的由来。中国改革，通过重新界定权利、激活市场合约、确立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协调机制，就是这么三个要点，把传统社会主义的超级国家公司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改革过程，社会没有发生大的震荡，经济活动和生产不但是连续的，而且在连续中保持了高增长。

从法律进程来看，我们得到了正义：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法治进程经历了法律实用主义和法律虚无主义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以人民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以国家名义，都可以实现个人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实际就是人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法律经验主义。摸着石头过河，成为一个时期内法律发展的最主要指针。

以这一系列理论创新为契机，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面展开的阶段，由农村转向城市，从局部转向全面。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格局，政治，法律体制改革逐渐展开，在内部建设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不仅使中国人民从此走上了富

裕安康，和谐发展的广阔道路，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史，既是国家的振兴史，也是属于每个人的解放史。总有一些人令我们缅怀，总有一些面孔让我们无法忘却，是那些能够在纷扰争议声中不计得失的志士，是坚持在改革开放年代里中流击水的勇士，还有那些奉献在改革中的实践者，思考者和见证者。或许我们今天所举的事例并不能代表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貌，因为在改革开放中所发生的一切，都过于丰富，过于精彩。

改革开放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因此，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不能够仅仅是一个制度的设计，还需要一个理念的设计。过去，我们是从时代看中国，而今天是中国的时代，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要我们继承，我们要用最灿烂的文字填充它那空白的诗篇，我们要让东方巨龙真正地腾飞在世界之巅！

第三篇：后改革时代要有新战略

竹立家：“后改革时代”要有新战略

贫富差距问题、“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失业或就业的问题、社会信任问题。这五大问题的解决，不能靠零敲碎打、头疼医头式的改革来实现，而要通过“社会结构性改革”来实现

十七大以后，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后危机时代国际关系格局的重新调整，我国在未来10年到30年内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会进一步复杂化，一些国家必然会以一种复杂的心态看待和解读中国的发展，并不断制造“麻烦”以牵制中国的发展。同时，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内部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正式步入“后改革时代”。

“后改革时代”的“颠覆性危机”

未来30年，改革的总趋势是由着力发展经济到构建和谐社会的转变。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新变化，为我们做好中国改革这篇大文章提出了一个“新命题”，这就是改革必须有“新战略”，改革规划必须有新的“战略路线图”，为我国步入“后改革时代”做好准备。从战略层面讲，2010—2020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10年，是“战略转型”的10年。能否实现小康社会，实现和谐社会，稳定过渡到以“社会治理”为中心的“后改革时代”，实现以“社会发展”为中心的制度与价值重构，是对我们民族智慧的考验。

统观社会全局，未来10年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机会窗口”。因为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发展和我们党执政地位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已经显现，如果没有治本之策，不从制度和价值上思考这些问题，不从“社会结构性”改革的高度思考这些问题，让这些矛盾和问题继续发展下去，继续积累、重叠乃至发酵，错过改革时机，就很可能酿成重大社会危机，延误中国发展。总的来说，通过对近些年社会现实问题、各种资料和数据的分析，我觉得有五个重大问题影响社会和谐，具有酿成“颠覆性危机”的因素，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性，我们必须面对。这五大问题是：贫富差距问题、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失业或就业的问题、社会信任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靠零敲碎打、头疼医头式的改革来实现，而要通过“社会结构性改革”来实现。社会结构性改革是指社会资源和价值在社会公众之间公平分配的改革，是体制性和

价值性改革，是有效解决五大社会问题的基础性改革，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前提，不如此我们就无法前行。

实现中国社会的“战略转型”

要扎实推进“社会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社会的“战略转型”，改革的“战略路线图”是必须从体制机制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角度寻求突破口，重点推进社会体制机制改革的四个重大转变。

一是实现改革重点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转变。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改革已经实现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体制性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经济改革的重点已经由“体制性改革”向“技术性改革”转变。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滞后的矛盾显现，一个主要后果是造成社会管理体制滞后及随之带来的社会结构性矛盾突出。因此，未来30年，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是关键性改革，改革成败至关重要，关系到从制度上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问题和宪法原则的落实问题。我认为，未来10年，GDP增长不是第一位的，尽管仍然很重要。而以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为推动力实现社会结构性转型，实现政治和谐与政治民主是第一位的，建立安全有效的、具有凝聚力的公平社会是第一位的。

二是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变。现代化预示着不稳定性，现代性预示着稳定性。换句话说，未来10年我们必须完成从不稳定性状态到稳定性状态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关键是制度性的，是社会结构性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发展各种“社会组织”，实现“社会共同治理”。现代性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各种“社会组织”的良好发育，是实现由“政府单独治理”向“社会共同治理”的转变。但是我们现在对“共同治理”的制度准备、制度支持严重不足，甚至严重缺失或者是严重扭曲，致使“政府治理”战线过长，管理难度加大，社会问题丛生。大家都知道，国际上有个说法，人均6000美金是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中国2010年大约人均是4000美金左右，如果按年均8%的速度增长，到2015年，中国人均能达到6000美金左右，换句话说，中国可能步入中等发达国家门槛。但是现有的中国政治行政体制的容纳量只能是6000美金，超过6000美金这个节点就会出现社会不稳定了。人均6000美金对我们的制度体系是个考验，如果我们没有实现社会结构性转型和社会共同治理，一个可能的结果是腐败继续成为社会的毒瘤，社会的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这是“制度逻辑”的必然结果。所以政治行政体制必须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实现社会共同治理，以适应社会主义公共生活领域的需要，适应社会民主化的要求。

三是从工业社会到城市社会或者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转变。现在我国的城市化是46%左右，如果说按每年1%左右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我们城市化率可以达到55%到60%多，我们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根本就不能适应城市人口占总人口60%这个现实，因为人类文明发展经验证明，消费型和休闲型社会的形成，城市化的拓展，一个必然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形成。特别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民社会的形成就具有文明社会的一般化或普遍化的特征。我们知道，公民社会的主要标志是公民对“幸福”和“尊严”的强烈追求，而在任何文明社会，人的尊严首先表现为“人的基本权利”，没有权利就没有尊严。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的基本权利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五权”，即：“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平稳完成社会结构性转型，实现社会共同治理，实现向公民社会的平稳过渡，在制度安排上真正实现人民的“五权”是关键。

四是从权力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也就是从管理层垄断性权力向公民协商性权力的转变，从政府治理向社会共同治理的转变，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个转变能不能完成，标志着我们社会主义公民社会能不能建立，和谐社会能不能实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能不能稳固。目前，我国的某些公共机构、公共组织“管理层控制”现象很严重。在这些单位或部门，公共权力变成了领导者的私人权力，动不动以组织的名义胡乱决策化公为私、胡乱用人形成小圈子，单位内基本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积累了大量的怨气和怒气，促使组织涣散，人心不稳，组织文化堕落，政府威信受损。个别公共机构、公共组织一把手专制，在公共组织形成一个管理层的小圈子，变公权为私权，而且这种状况还有扩大的趋势，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古人云：“治人之道，首在治心”。对政府的信心，民心向背是关键，而民心向背的基础是基层公共组织的活动状况。因此，我们不能漠视公共机构“管理层控制”的状况再继续下去了。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价值就无法实现，我们的执政地位就会让这些败类给慢慢地葬送掉。

总之，从现实问题出发，改革要有“新战略”，实现社会稳定要有新路径，发展要有新模式。而要实现我们社会主义的目的和价值，关键是实现“四个转变”。我一直以为，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们基本形成了一个“新发展共识”，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是建立一个“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的社会，这8个字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未来30年的改革，应该体现“新发展共识”的基本价值，通过社会结构性改革、社会组织建设、公民社会发展这些基本路径，着力构建一个和谐、信任、具有强大凝聚力、人民心情舒畅的社会。（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教授）

《人民论坛》(2010-09-01 第03版)

第四篇：浅析中国改革

浅析中国改革

谈到改革，我们都知道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因此，要解决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以及民生问题，我们就必须改革，以谋求社会更大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政治改革的滞后，使得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社会的贫富差距逐渐增大，政治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国际上也不断遭到一些国家的骚扰。因此，十八大之后，国家便将深化改革提进了国家政治的议事日程。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最近今年的发展的指导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发展原则。

十八大报告中的一些改革问题分析

【摘要】中共十八大中提到了很多的改革问题，在中国的世纪初的十年发展之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有政治、经济、民生等问题。随着新一届党的领导人的上任，国家将对一些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改革。笔者通过自身见闻，试图对改革问题进行一定的分析。

【关键词】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教育改革 十八大

绪论：今年11月份中国共产党第18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其中提到最多的还是改革问题。笔者根据自己亲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对十八大报告有所见解，略以拙笔记之。

谈到改革，我们都知道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因此，要解决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以及民生问题，我们就必须改革，以谋求社会更大的发展。在前任总书记胡锦涛的领导下，我国经济出现了腾飞现象，国民经济总产值达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经过2008年的世

界性的经济危机，我国依然能够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这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政治改革的滞后，使得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社会的贫富差距逐渐增大，政治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国际上也不断遭到一些国家的骚扰。因此，十八大之后，国家便将深化改革提进了国家政治的议事日程。笔者将根据笔者自身经历以及听闻，对十八大前后的教育问题、政治问题以及其他的民生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最近今年的发展的指导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发展原则。

一、政治改革问题

我国实行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并且始终是我国的执政党。随着社会的发展，要更好的领导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也需要不断的完善自身，发展自身，使得党能够始终保持领导地位。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江泽民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社会顺利进入新世纪。顺应社会的发展，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到需要建设新型的顺应时代的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性的提出了怎么样建设党，建设一个什么党的思想。对我国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发展方向。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经济的腾飞造成了大批的党员干部思想受到腐蚀的现象。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贪污腐败的问题。其次，大部分党员干部在领导政务的过程中没有与时俱进，学习先进的管理科学，使得一些地方的政治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出现社会矛盾日益严重的现象。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对这一批领导着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共产党人进行一定的改造，使得其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做好新一代的领导人。

第一，要加强党员干部的学习力度，使得其能够学习到先进的管理制度，能够在经济发展不断变化的当代社会中建立起政府的公信力。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

真正成为“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能够真正做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第二，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建设。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是社会腐败问题的日益严重，部分党员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被糖衣炮弹攻击到无所适从，最终陷入了错误的泥泞，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中的败类，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这种现象不仅仅使得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更是对于社会风气有了一个不好的发展方向。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掌握着我国的党政大权，中国共产党的腐败问题其实就是中国人民政府的腐败问题。由于腐败导致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创伤是无法弥补的，其加剧了本来就已经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加剧了日益严重的社会等级思想。使得广大社会的有识之士对社会的发展失望，从而做出一些伤害人民感情的事情。因此政治改革的核心在于加强党纪，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公信力。

自“***”之后，十八大以来，中国查处了大部分混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思想被侵蚀的贪污腐败的官员。随着党纪的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会得到长期的发展。

二、经济改革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却也产生了很多的经济问题。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过大，随着资源的枯竭以及环境的恶化，经济发展将会遇到很大的瓶颈。十大大报告中提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1[1]因此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还是发展，发展的核心就在于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逐渐实现科学发展。

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建立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异常缓慢。因此要不断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

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科技带动经济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以及经济结构，使得三驾马车共同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撑。

其次，经济体制的改革还在于发展生态型环保型的经济。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我国必须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一方面是保护国内的环境，使得经济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建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另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实现经济的科学协调发展，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使得全国人民能够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因此我们在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必须加快分配制度的改革，不断增加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使得中国人民能够抵抗一定的社会的经济的波动。提高中国人民的幸福感。经济改革的成果能够广大的人民所认可。

三、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始终是社会发展的重点，十八大报告中着重强调民生问题，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1[2]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是解决民生问题始终是发展的目的，民生问题的解决也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助力。鉴于笔者水平问题，在本文只是就教育问题进行一定的分析。

教育是民生之本，是国家发展的基础。通过教育，国家得以培养大量的人才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大量的生力军。随着现代社会科技对经济影响的日益加深，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了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业。但是新世纪前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对于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导致了教育事业尤其是基础教育事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在高等教育方面，高校毕业生的失业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大难题。因此在这一方面国家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为大学应届毕业生提供平台可以进行自主创业或者提供就业机会。其次，需要对高校进行改革，使得高校的教育能够使得大学生更适应社会。对于研究方向的学生，国家应该提供支持，使得其能够专心学术研究，从整体上提升国家的综合软实力。

基础教育方面，教师资源的缺乏、教育设施的不足始终是现代教育发展的一个极大的瓶颈。国家一方面应该鼓励大量的高中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选择进入教育学校学习，最终进入教育行业发展；另一方面，加大投入，为教师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建设国家精品课程，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但是，最重要的是发挥政策的力量，改革教育体制，避免教育出现为了争夺优质教育资源而出现的一些问题。

教育的主要部分是基础教育，而基础教育的主体是教师，因此要改变教育现状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升教师的教育水平。

另外，随着农民工进城务工现象的发展，国家应该需要重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一方面是留守儿童问题，另一方面是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在短期无法得到解决，需要国家对农村的基础教育投入更大的力度。其中主要是农村教师的培养以及农村社区的管理。农村教师的培养很大一方面在于农村的教育基金的不足，使得大量的农村优秀教师资源流失。这一个问题需要发展农村经济，转变教育类学生的思想观念以及农村管理者的理念，使得农村能够自主解决教育基金问题，实现农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问题则需要城市管理者作出努力。鉴于城市教育机构的盛行，我们可以尝试学习法律援助，规定注册的教育机构的教师每年或者没十年承担一定量的义务的子弟学校的教育。另外，笔者一向比较重视大学生在教育方面的生力军作用，可以发展大学生义务教育者，承担一定的子弟学校教育任务。

第五篇：中国官僚主义的缩影——苏联官僚体制

政法学院

刘常友

2009214392

中国官僚体制的缩影——苏联官僚体制

中国现行的官僚制度与当年苏联的官僚制度是何其相似。当看到关于苏联官僚制度的文章时，隐约能看到中国官僚的现行。在八十年代，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变革当中，中国选择了经济改革，选择改革中的软柿子，并取得成功，苏联着手对政治进行改革，导致自乱阵脚，走向消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如果能够建立起一个完善符合国情的政治体制，中国将获得更加长久的安定与繁荣，否则矛盾不知何时会转成解决矛盾最终行动。下面将大篇幅的介绍苏联的官僚制度，处于中国国情的人，也将在其中看到很多的现行状况。

从政治方面看，苏联解体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偶然因素与苏联长期存在并生长的官僚体制这一必然因素有关。

一、苏联官僚体制的形成官僚主义是指贪图富贵，脱离民众，铺张浪费等等贬义词。在整个苏联历史中，有两种社会组织态度：官僚的和民主的。第一种表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第二种表现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第一种态度代表党和国家官僚阶层的利益，利用群众的革命情绪，以社会主义为幌子，为自己牟取利益。第二种则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为人民服务。

列宁当政时，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但是斯大林时期，民主集中制原则中的完全公开性和一切职位经过选举的两个必要条件均被抛弃。在30~40年代，极权制度的具体表现为对意识形态进行统治和垄断、社会生活国家化及大规模的镇压活动。这一模式的特点是高度集中的一党制，实行三权合一的国家体制，实行行政机关自我监督机制。自此列宁的民主模式演变成了斯大林的官僚主义模式，初步形成了苏联社会发展的一套政治阻碍机制，伴随其后苏联历史直至解体。

实际上列宁的民主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官僚主义倾向，当政权一旦稳定，就倾向于建立一种自上而下的一套权力机构，政策由上层制定，下面不折不扣的执行，这一模式逐渐从政党中扩展到整个社会。这些官僚阶层完全依附于上一级管理机构，并最终依附于党，形成了苏联特有的管理体制。

二、苏联官僚体制的顽固发展

斯大林模式阻碍了苏联社会的发展，甚至强大到改变斯大林模式也变得异常艰难。即使后来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但是斯大林模式在以后的的实践中原封未动，党的垄断权力实际上是少数政治局委员的权力。这就严重阻碍了政府的视野，使他变成了专制独裁的政权，几乎不可能在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进行改革。

赫鲁晓夫时期，极力批判斯大林，并对官僚机构的臃肿和腐败有一定认识，精简苏联的政府机构，但是到执政后期，官僚机构再次膨胀，官僚主义生命力强大，仅仅是起到了某种冲击和修补作用。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官僚机构并没有继续改革，反而倒回到斯大林时期的形式，实行干部领导任命制和终身制。这使领导干部老化，不正之风盛行，官僚体制得以更加顽固的发展。

苏联官僚体制是苏联政治体制严重变形的表现之一。一方面，权力代表机构从 属于权力执行机构，权力执行机构发生了官僚化，致使整个国家系统都在官僚主义的阴暗中;另一方面党与国家相对应，一党执政，党的等级制及国家的等级制，形成了脱离群众、脱离社会的专制制度。滥用权力，虚假道德成了党的官僚制度典型特征。苏共党内实行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官僚集中制。

三、戈尔巴乔夫改革遇到官僚体制——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是一个精英统治的国家，限制公民的自由，政治经济都是有上层决定，决策是少数处在核心的高级官员决定的。戈尔巴乔夫改革从经济出发，但是受到官僚体制的制约，从而提出公开性和民主化，而这正是官僚体制所不能容忍的。改革遭到官僚体制的抵制，并加以利用，蚕食公共财务，把社会主义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道路。

中国现正处在改革政治体制的关键时刻，经过长时间的经济发展，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政治体制的制约，政府人员腐败层出不穷，体制使无商不与官府勾搭，优秀科研人员看到中国大学的官僚化，叹息而跑到海外等等，官僚主义压制社会发展潜力。当这种官僚体制自身受到威胁，就会进行反抗，产生“森林效应”。官僚体制改革形成决议，但在实施过程中却被官僚主义的层层行政机构消耗殆尽。现实中中国政府上层制定的决策，往往是好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偏离预先制定的目标。某些官僚把自己的家属搬到国外，自己却在不断的开凿中国共产党这个船，这个船的破与不破对其影响不大，船在他们可以继续挖，沉了就到国外，未来拿着钱回到中国还是华侨受到尊重。也怨不得“凿船人”，制度设计中存在漏洞，在任何个人面前放个肉，只有极少数人会信奉马克思主义或坚守个人操守，而不去拿此肉，这种先拿肉，不出意外不断拿，秋后算账的事情大多都愿意做。但是想对中国官僚制度进行改革，又会受到已有官僚的反对，不改革则直至消亡。另外制定任何政策都必须符合党内官僚的利益，因为决定党的领导班子及其政策的，不是党本身，更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已在政权中巩固了自己地位的官僚。

解决这种官僚体制，需要强硬人物的出现例如邓小平，并且改革应具有连续性。苏联有勃列日涅夫的倒退，也有戈尔巴乔夫仓促改革而导致的党内混乱，直至苏联解体。所以官僚体制的改革应循序渐进的进行，其反抗力量强大，所以不可一次性解决，需要一位强势领导人打头阵，改革中保持国内稳定，以后的领导人逐步进行改革。我们敬爱的朱镕基总理，曾进行过精简机构的努力，在打击官僚腐败方面，也做过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一定的成就，并被我们永远敬爱。但是机构改革就像弹簧一样，又会膨胀起来。希望即将上任的李克强总理，能够做些努力，对我们现行的官僚体制进行改革，让共产党这个“船”充满活力，带着中国人民航向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