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地方审判监督制度改革研究

第一篇：清末地方审判监督制度改革研究

清末地方审判监督制度改革研究

开篇导语：

清末地方司法改革是晚清新政的重要内容,它包括审判监督制度、审级权限制度和诉讼裁判制度等方面的众多改革内容,其中的审判监督制度改革是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该项改革的成功与否,不仅决定了整个司法监督体系的质量高低,而且决定了改革后的整个司法制度在社会运作中效果的好坏。清末地方审判监督制度改革的具体实践表明,它既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严重不足。改革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司法改革不无借鉴意义。

一、改革的背景与推动改革的原因

1840年后,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征服下藩篱尽毁。面对严峻现实,王朝统治者和社会精英们一方面无法也不愿意主动接受西方强于东方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先进技术等器物层面的优越性大为惊叹。虚骄心理在领事裁判权、通商口岸的开放以及大量战争赔款、公使驻京等不平等条约冲击下急速逆转。优越地位的丧失以及心理上的失落,促使了统治阶层中的开明人士作出反应:怎样才能拯救中华帝国?怎样才能够守疆土、固法权?如是,林则徐、魏源等早期改良家,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家,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家先后提出了自己的救国主张和治国方略。救亡图存成为这一时期的思想潮流。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清王朝为挽救大厦将倾之危局,进入20 世纪后,作出了进行地方审判制度改革的决定。

地方审判制度改革之所以在这一时期举行与以下原因有关。第一,继承维新补救工作。第二,日本道路的示范效应。第三,欺骗性和功利性。地方审判制度的改革之所以在这一时期以较快速度进行,还与西方列强的欺骗和中国人的功利心理有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商约大臣盛宣怀、吕海寰与英国商约大臣在《上海续议通商行船条约》16条中指出:“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开明人士包括沈家本在内,“都被外国列强的欺骗态度所迷惑,对他们的虚伪许诺深信不疑,一时间,朝野上下,修律的呼声响成一片,无不把修订法律以收回治外法权作为‘变法自强之枢纽’”。

二、地方审判制度改革的条件

任何一项改革都是在相关条件具备的前提下开始的。清末地方审判制度改革得以实行与以下条件有关。

第一,思想观念的变迁。“天朝上国”一下子被西方蛮夷击溃,这一事实重重地冲击着中国人的中上阶层。他们逐渐认识到所谓的“天朝上国”并不是宇宙中心,而且也并非世界上的强大国家。反之,“天朝上国”自身体制内的弊病在与西方比较下暴露无遗。这一切都引发了他们深思,从而也引发了他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无论是林则徐、魏源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自强”,以及维新派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都要求改变中国现状,就连以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也只是在变的内容和程度上有所异,对“变”这一主旨并没异议。变革差不多成了清末开明官僚和社会中上层的共识。那些居于中下层的人们虽然没有达到这一认识水平,但他们思想上随波逐流的特点却为这一思想观点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第二,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一方面,中国专制制度发展到清末,已经高度集权化了,其封建政治体制在封建社会所能容纳的政治环境中达到了极大的完善,其完善性决定了它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很难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其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封建经济发展的自然积累,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促生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西方列强在中国开办工厂、修建铁路、销售商品,客观上加速了中国部分地区,尤其是在开埠地区的自然经济解体,许多非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一力量作用下被卷了进来,从而使中国的经济成分呈现出多元化倾向。这种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导致了一切经济活动和交往比原有的单一封建性经济活动复杂,使原有的政治模式无法适应,尤其是在经济资本化的法律空间,原有政治体制更显得力不从心。这些就为清末地方审判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经济条件。

第三, 社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儒家文化,儒家的忠孝观念,以及“修、齐、治、平”、“德主刑辅”等封建政治思想观念具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鸦片战争以后,中西联系加强,西方文化信息的输入给中国原有文化以巨大震撼,传统的“自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的宗族运作方式渐渐被宗族内无穷无尽的诉讼纠纷所代替。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观念的传人,以及优胜

劣汰进化论的流行,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慢慢地发生变化,渐渐地认同西方异质文化的合理性——礼教文化慢慢地认同法治文化,息讼文化慢慢地认同诉讼文化。

第四,法律全球化趋势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西方殖民主义全球扩张使法律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殖民主义的经济扩张,导致了经济、政治、军事联系全球化,而政治、军事全球化又要求法律规范全球化。西方殖民主义在中国争夺市场和原料所引发的一切纠纷除了用武力手段解决外,还需要一种更有效的手段来协调其在社会小范围内的矛盾,需要有一种有效的具有裁判性的手段来加以仲裁,原有旧式审判衙门和审判方式显然无法也不可能解决这一难题,而全盘西化的司法审判体制又不能很快建立,这一矛盾的解决要求“中外混合案件订定共同法典”来加以调整。

三、改革的内容

清末地方审判制度改革中的司法监督分为司法审判监督和司法行政监督两种。在监督的主体和对象关系上,又分为横向监督和纵向监督;按监督主体不同又分为法部监督,大理院监督,提法司监督,厅丞、厅长、庭长监督,检察长、检察官监督,检察厅监督和地方督抚监督。

第一,法部的监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奕匡等奏“管制”中规定“司法之权,则专属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制”,首次确立了法部的监督权,其监督对象是大理院以及大理院 以下的各级审判厅。而王大臣等在会奏法部官制清单时,第一条规定:“法部管理民刑事、牢狱并一切司法上行政事务,监督大理院、直省执法司、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乡谳局及各厅局附设之司直局,调查检察司务等。”由此可见,法部监督对象有大理院,京内外各级审判厅、检察厅,外省提法司、检察厅,即包括一切与司法审判相关的事务。它主要体现在“审录掌朝审录囚,覆核大理院、审判厅刑名„„举叙掌升迁调补,籍记功罪,徵考法官、律师、书记”等。这些监督在地方审判制度改革中有着大量的体现,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宣统元年(1909年)、宣统二年(1910年)法部先后奏补地方各级审判厅员缺折,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份,法部“奏复东三省督抚转咨请定上诉办法”都是这种监督的具体体现。第二,提法司对地方审判厅、检察厅的监督。提法司是清末地方司法审判制度

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监督机构。为了追求真正的司法审判独立,清末改革官制时将各省旧有提刑按察司裁撤,改为提法司。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总核官制大臣在拟定《外省官制通则》中拟将各省原设提刑按察司改设提法司,“受本管总督巡抚节制,管理该省司法上行政事务,监督各审判厅,并调度检察事务”。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份法部在奏复东三省总督“酌拟奉天提法司衙门及各级审判厅”一折中称,“诚以提法司管理一省司法上之行政,而以审判之事专属之各级审判厅,以提法司监督之,期达于司法独立之地位”,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提法司的审判监督职能。提法司的司法审判监督职权主要有解释法律,监督重案的审理,对该省各级审判厅及检察厅的司法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和对审判厅、检察厅的人事监督四个方面。

第三,检察厅的司法审判监督。检察厅的监督分为横向和纵向两种。横向的监督主要是对各级审判厅的审判监督,这种监督表现为:

1、民事保护公益,陈述意见。

2、监督审判并纠正其违误。

3、监视判决之执行。

4、查核审判统计表。检察厅的纵向监督是指:凡属检察官职权内之司法行政事务,上级检察厅有直接或间接监督之权。另外在《各级审判厅、检察厅办事规则》中还进一步规定了“高等检察厅厅丞之命令,以监督本厅及以下各级检察厅之事务;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承高等检察厅检察长之命(令)监督本厅及初级检察厅之事务;初级检察厅检察官承地方检察厅检察长之命以监督本厅之事务”。

第四,各级审判厅的纵向监督。如《奉天各级审判厅章程》附章“总纲”第三条规定高等审判厅厅丞监督该厅及以下各级审判厅事务,地方审判厅推事长监督地方审判厅及初级审判厅事务,初级审判厅其设推事一人以上者,以一人为监督推事,监督该厅事务。宣统元年(1909年)的《法院编制法》对之作了补充,规定高等审判厅厅丞得承法部或提法使之命,巡视该管下级审判各厅及监狱,地方审判厅厅丞得承提法使或高等审判厅厅丞之命巡视该初级审判厅。

第五,地方督抚对各级审判厅、检察厅的监督。地方督抚对地方各级审判厅、检察厅均有监督权。提法使得承督宪旨意来处理地方审判事务,并且许多重要案件的审理,最终都得转呈督抚定夺或由提法司分别列表“分报督抚及法部”,如锡良在奉天的几年时间内就复核了奉天各级审判厅判决的几百起重要案件。

四、改革的影响与评价

清末审判制度改革中的司法审判监督制度是中国近代法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改变了中国历代旧有的司法审判监督体制,废除了中国封建的监督组织机构,是中国审判监督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而且该监督制度特别是检察制度的改革是在重视中国历史传统、法律习惯和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借鉴西方陪审制度所做出的一次突破性尝试。各级检察厅的设立并在司法审判中有效运作对提高司法审判的质量、杜绝徇私舞弊和保证前期审判厅的公正运作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另外检察机构的设立对补充完善司法体系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清末政治改革主要是借鉴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君主立宪”制度,司法审判独立是其前提与基础,而司法审判监督又是司法独立的前提与保证。检察机关配合审判机关为三权分立中司法权的独立运作提供了重要保证。这一系列改革为中国近代司法审判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与借鉴,也为近代检察机制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基础。当然清末地方审判监督制度改革也存在着大量问题:

第一,众多审判监督主体的存在,造成了司法审判监督内部混乱。大理院卿、高等审判厅厅丞、检察长、地方审判厅推事长或检察官、补级审判厅的监督推事都有监督同级或下级审判厅、检察厅的权力,而提法使、地方督抚对地方审判检查事件也具有监督管辖权。这么多的监督主体,都可以对地方司法审判的运作进行监督,往往造成监督中的侵权行为,易造成不同监督主体间的矛盾。如法部与大理院之间、地方督抚和法部之间对地方审判权限的争夺就是不同司法监督主体间争夺地方审判监督权的例证。

第二,司法审判监督和司法行政监督不分,甚至和地方行政监督相混淆。地方各级检察厅对各级审判厅的司法审判及执行实行监督是真正的司法审判监督,也是清末地方审判制度改革中最有意义、最成功的地方,但提法司对地方各级审判厅、检察厅的监督则既有司法审判监督的成分又有司法行政监督的成分。而地方督抚作为地方行政官员插手司法领域,操纵司法审判的运作,则更多地表现为单纯的行政监督。这几种监督方式的存在,使地方司法审判监督不能有效地运行,从而造成了行政干涉司法的现象,最终违背了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的初衷,影响了清末地方司法审判的运作。

第三,司法监督体系中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性。由于中国地方审判制度改革是在清末特殊的环境中进行的,虽然改革者很想引进西方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先进制度,以求得国家富强,但专制社会本身的惰性决定了它很难冲破自己的阶级属性做出损坏本阶级利益而求得司法制度进步的改变。这就决定了清末地方审判制度改革必然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第四,司法监督与司法审判相混淆。清末地方审判制度改革是在不成熟的环境中进行的,统治阶级的急功近利在部分程度上导致了改革的不彻底。另外社会法律意识的落后以及对司法审判权理解的不完全,也导致了司法审判与司法监督的混乱。这种混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司法监督主体往往因滥权而侵夺了审判主体的审判权。如奉天地方各级检察厅中存在着许多检察官直接对涉讼或民刑案件诉讼当事人进行审判的事例。

2、不少审判机关的审判主体滥用职权对本应属于司法主体管理权限内的行为进行操作,随意地拘传、逮捕犯罪嫌疑人或案件的涉嫌人。

3、表现在司法监督官与审判法官之间的代理上:地方上的许多审判厅,当推事不够分派时多向同级检察厅借用检察官代理审判推事。它在无形之中混淆了审判厅与检察厅之间的权限与职务,不利于审判与司法监督的分权,最终影响了审判与司法监督的质量。清末地方审判制度改革存在的诸多缺陷和问题,仍可为我们今天建设一种全新的、中国式的审判监督模式提供一些反面的借鉴。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乏现实意义。

第二篇：试析清末监狱制度改革

试析清末监狱制度改良

摘要：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我国监狱制度在鸦片战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迫使下开始逐渐发展。清政府在国内外形势迫使下,“参酌东西洋办法”实行的狱制改良,促进了中国封建狱制向近代化狱制转变,在我国监狱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清末狱制改良作为我国近代狱制改良的第一次尝试,其影响是深远的,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些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建立现代化文明监狱仍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清末 监狱制度 改良

谈到清末监狱制度改革，应该明确两个内容。一个是“清末”的外延，它大致的划分区间为：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至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或是说北洋军阀政府成立伊始。一个是“监狱”的概念。什么是监狱呢？他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论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狭义的监狱是指：统治阶级关押已决定犯的场所，即依照国家法律而设置的刑罚执行机构；广义的监狱是指：凡是凭借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关押场所都算是监狱。本文试就清末狱制改良的基本内容及其经验教训进行初步探讨。

一、清末狱制①改良的历史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使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侵略者凭借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领事裁判权,并强行在华设立司法机关及监狱,破坏了 ①狱制：监狱制度的简称。

法规,创制了《大清监狱律草案》。《草案》分总则、分则,共14章,241条。它以教育刑论为理论基础,把感化教育作为监狱行刑的宗旨。在分则中专章规定了作业、教诲教育、卫生医疗、接见书信、赏罚等具体内容,确定了教育感化囚犯的原则、条件和手段。《大清监狱律草案》是以西方和日本监狱法为蓝本制定的。它通过法典的形式,为改革中国封建狱制绘制了第一张蓝图。

(二)改革监狱管理机构

中国封建各王朝历来实行狱政与行政、裁判与行刑合一,监察与司法狱政参杂的体制。清末修律时，依照资产阶级国家“三权分立”制度,更定官制,使司法与行政分开。1906年11月,清廷下令将刑部改为法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法部下设典狱司专管全国之监狱。大理院各级审判庭管辖看守所。地方上,提法使司掌管全省司法行政,其下设典狱科,掌管地方监狱。此种体制有利于统一管理狱政,对狱制改良起了促进作用。

(三)设立罪犯习艺所

1902年,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请,在各省通设罪犯习艺所,将军、流、徒等罪犯收所习艺。1903年经刑部议准,并通令各省筹设。规定先在各省城及巡道所在地设罪犯习艺所。管区内的军流徒犯一律收所作工学艺,不分拨州县;徒刑犯依据徒罪年限责令在所习艺,遣、军、流各犯仍须按情节轻重区别处理。习艺所通过监禁、作业对罪犯实施惩罚,使生善心、自食其力。随后,各省陆续成立习艺所,有些省、市,除了罪犯习艺所外,还设立了“拘置浮浪贫乏者”的游民习艺所。这些习艺所,就其构造、设备、组织及管理制度而论,并不尽合监狱学理,然而它开辟了我国改造罪犯的新路。

(四)筹建模范监狱

1905年10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湖北省城模范监狱”,该监仿照日本东京及巢鸭两处监狱的规模,在管理、作业、教育、教诲、卫生等方面兼采东西各国成法,是全国最早创建的一所模范监狱。1908年,奉天监狱开始创办。1909年(宣统元年)开始筹建京师模范监狱,其构造图式完全按照小河滋次郎的设计,呈双扇面形,监内设有教诲堂、囚犯工场、书籍室、为,犯罪是人们反社会性格的表现,此种反社会性格是基于个人素质及社会环境而形成的,刑罚的目的是防护社会，防止具有反社会性格的人再犯罪。从刑罚目的主义出发,他们提出了教育刑论的刑罚理论,认为刑罚本身是一种教育,而不是对犯罪的报应，因此强调对犯罪人的矫正、教育和治疗,使其改过迁善,复归社会。由于教育刑论更符合人道观念,对于近代社会有积极的作用,而逐渐取代报应刑论,成为近代西方居主导地位的刑罚思想。在监狱行刑上创造出许多新的理论,感化制、受刑人分类制、累进制,自治制等一系列新的监狱制度相继问世。各国在监狱行刑方面立法制章,设立专门机构,改进监禁设施。继英、美之后,德、法、意、日、丹麦、瑞典、瑞士等国都进行了狱制改革,尤其是明治维新的日本,仿效德国改良监狱,全国狱制为之一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关系臼趋密切,世界狱制“几有日趋统一之势”。自1846年至1910年,先后召开了8次国际监狱会议,到会者除政府代表外,还有刑法学家、监狱学家和教育学家,经过讨论,使近代刑罚思想和监狱制度,在国际上广为传播,为许多国家所采用。然而,当时清王朝仍然保持封建落后的监狱制度,而翘然于世界朝流之外,外国列强借口中国“刑制、审判、监狱之不良”,而长期拒绝撤废领事裁判权。基于时代潮流和国际政治关系,当时国内的有识之士深感狱制改良已是大势所趋,否则,中国将不能自立,也很难图存。沈家本提出,“监狱尤为内政外交最要之举”,中国要跻于文明国家之列,就要改良监狱。他经过悉心考证、比较中外监狱理论和制度,制定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改良监狱的方案,并为清廷所采纳,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近代世界狱制发展的大趋势,为中国封建狱制向国际化发展,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二)狱制改良必须与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 监狱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一个标志。监狱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觇其监狱之实况,可测其国程度之文野。”①监狱的良窳,是检验一个国家文明野蛮、进步迟速的标尺。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就出现了监狱。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绵延几千年的中国监狱制度不断发展演变, ① 《奏实行改良监狱宜注意四事折》、《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转自《清末民初监狱专辑》薛梅卿，杨殿升著，第487页

形成了许多独具的规律和特色,在世界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清末监狱制度以腐败、野蛮、混乱而著称于世。这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是和清末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政治、经济制度相一致的。近代西方狱制是18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清末狱制,较之西方,“仁暴悬如霄壤”①。显而易见,不改变清末腐朽的政治制度和封建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而要求“参酌东西洋办法”改革监狱,“以示文明于诸国”,这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清末所制颁的各种有关监狱改良的法规和计划,大多脱离中国国情,而机械地仿效东西各国成法,其结果只能是“法理事实不相符合”,而徒具形式,“类似空谈”。

(三)狱制改革必须与刑制改革相衔接

“刑罚与监狱相为表里”②,刑制气狱制二者密不可分。监狱作为执行自由刑的场所,是18世纪中叶以后,自由刑发达的产物,18世纪中叶以前,是以生命刑,身体刑,流刑为主要的刑罚,自由刑在刑罚体系中不占重要的位置,那里的监狱主要是羁押未决犯的场所,而不存在近代意义的监狱,中国自隋迄清在刑罚体系中历来沿用笞、杖、徒、流、死五刑,并且实行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与之相适应,形成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监狱制度。因此,要想改革狱制,首先必须改革刑制。沈家本从“各法之中,尤刑法为切要”的认识出发,以删订清朝旧有律例,制定了大清刑律作为修律的起点。1910年颁布的《大清现行刑律》,删除了吏、户、礼、兵、刑、工诸律目,使民刑分开,将原有的笞、杖、徒、流、死五刑改为罚金、徒、流、遣、死五刑。同时,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1910年12月颁布的《大清暂行新刑律》将罚金、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确定为主刑,以示“与各国无异”,这就为狱制改良提供了必要条件。刑制改革后,在监狱中服刑的犯人,必将大大增加,改革狱制已成当务之急。“纵有完备之法典与明允之法官,无适当之监狱,以执行刑罚,则迁善感化,犹托空言。”③因此,清末监狱改良,对清末刑制改革起到了相互促进的作用。

① 《奏实行改良监狱宜注意四事折》、《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转自《清末民初监狱专辑》薛梅卿，杨殿升著，第487页 ② 《奏实行改良监狱宜注意四事折》、《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转自《清末民初监狱专辑》薛梅卿，杨殿升著，第487页 ③ 《奏实行改良监狱宜注意四事折》、《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转自《清末民初监狱专辑》薛梅卿，杨殿升著，第487页

(六)狱制改革必须以监狱学理为先导

清末狱制改良的基本内容,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监狱制度改革中国沿用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的监狱制度。这必然要同传统的狱政思想相碰撞。感化主义的设狱宗旨及近代化的行刑制度,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观念在监狱制度上的体现。它与以苦辱主义、惩罚主义为宗旨的封建主义狱政思想直接相对立。面对新旧嬗递,改革必行的形势,沈家本把研究、引进西方刑罚思想和监狱法律摆在狱制改革的首位。为了“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他以极大的热情研究和宣传西方监狱法律和监狱学理。“欲明西法之宗旨,必研究西人之学,尤必编译西人之书。”①在修订法律馆建立初期,他就选择人才翻译了许多国外监狱法律和监狱论著。其中有：《日本监狱法》、《监狱学》、《狱事谈》、《日本监狱访问录》、《比利时监狱则》(尚未完成)等,并遣派人员出国考察,沈家本还奏请捐款设立法律学堂,聘请日本法学家担任主讲,同时派人研讲旧律。经过热心筹办,法律学堂几年内“毕业者千人,一时称盛”。监狱知识之传播及人才之继起,不仅推动了当时的狱制改革,而且开启了我国研究监狱学之风气。

综上所述,清末狱制改良作为中国旧有狱制向近代狱制的转变,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迄今仍有借鉴价值。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真研究这段历史,从清末狱制改良的得失中找出带有规律性东西,这对于进一步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和发展罪犯改造事业,建设现代文明监狱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① 《寄簃文存六。新译书法规大全序》转自《清末民初监狱专辑》薛梅卿，杨殿升著，第506页

第三篇：我国退休制度改革研究

我国退休制度的改革研究

一、背景

退休制度作为一项社会制度，其运行不仅与劳动者个人密切相关，还关系到企业的利益以及国家宏观经济的运行和社会的安定和谐。伴随着养老保障制度的转型，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压力下，对现行退休制度进行改革已变得非常紧迫。因此，回顾我国退休制度的演变历程，根据我国现行退休制度的实施状况，来展开对退休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的探讨，很有必要。

二、我国退休制度沿革及评述

（一）我国退休制度的创建时期（1950—1958年）

建国初期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效仿前苏联的做法，选择的是国家保险模式，其宗旨是“最

①充分满足有劳动能力者的需要，保护劳动者的健康并维持其工作能力”。因此，退休制度也

带有浓厚的福利性色彩。

这一时期国家主要颁布的文件有1950年的《关于退休人员处理办法的通知》、195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和1955年的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这三个文件的颁布标志着新中国基本的退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

（二）我国退休制度的调整时期（1958—1966年）

1958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工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是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实行了统一的退休办法，将企业和机关女职员的退休年龄统一规定为55周岁，女工人为50周岁。在退休制度的调整时期，我国还确立了军官的退休制度，并补充了集体制单位的退休制度，更多的群体被纳入到退休制度的体系中。

（三）我国退休制度的停滞时期（1966—1977年）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社会保险事务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混乱的制度执行环境完全摧毁了退休制度。根据 1978 年的统计，企业应退

②未退的职工有200多万人，国家机关应退未退的工作人员有60多万人。

（四）我国退休制度的重建时期（1978—1986年）

为弥补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退休制度的破坏，1978年国务院同时颁发了《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对干部和工人的退休、退职待遇进行了修改，区分了退休和离休人员两个群体不同的待遇，并在1980年针对干部群体制定了在退休待遇上更为优厚的离休制度。

（五）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创新改革时期（1986年至今）

传统退休制度由于存在诸多弊端，已无法适应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原有的退休养老制度在这一时期开始了改革，养老保险逐步在国营企业中实行退休费的社会统筹，并正式提出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1997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统一了全国各地的养老保险制度，实现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由原来的退休制度向社会保险制度的转型，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退休制度中的弊端。①

② 源自王广彬《中国社会保障法制史论》，2000年3月数据来源于张明丽、李方、秦笑梅《我国退休制度的历史沿革个创新发展研究》，2011年7月

三、我国退休制度的缺陷

（一）提前退休现象严重，导致退休年龄的低龄化。

提前退休是指职工因丧失劳动力或因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在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提前离岗休息的一种退休形式。提前退休主要有四种方式：内部退养、借助从事特殊工作提前退休、子女顶替职位提前退休和各种病退。但是由于政策执行的不规范，一些国有企业从局部利益出发，纷纷为职工办理非正规的提前退休，使某些职工在身体条件尚能完全胜任时离开工作岗位，直接导致了退休年龄的低龄化。

（二）退休年龄缺乏调整，滞后于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尽管我国现阶段实行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除了对某些特殊群体的法定退休年龄适当放宽外，在50年代初确定的我国职工法定退休年龄一直未作变动，正常退休年龄一直为男职工60周岁，女职工50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格局和人口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直未作调整的法定退休年龄与逐渐提高的人口预期寿命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三）退休制度缺乏弹性，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

首先，随着我国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逐渐缩短，与之相矛盾的是我国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实行“一刀切”的退休制度，劳动者接受教育的时间越长，国家和家庭对其的投入越大，其利用率反而越低，人力资本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失衡导致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其次，从生命周期的纵向上来看，硬性规定法定退休年龄是与人力资本的周期性相矛盾的，老年人仍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本，他们在专业技术和工作经验方面是年轻人所无法比拟的,由于他们的职业生涯与企业的发展联系得非常紧密，他们的工作态度比年轻人更加积极，责任感更强。因此，退休年龄的固定性同样会造成人力资本的浪费。

最后，全国统一的退休年龄与老龄化的地区差异相冲突，我国老龄化的程度在地区上呈现出的是自西向东的阶梯式分布格局：西部地区步入老龄化的时间较晚，老龄化的程度较低，中部次之，东南沿海地区最先步入老龄化，程度也最严重。但是我国各地的法定休年龄却是统一的，这与地区差异性相矛盾。

四、改革我国退休制度的理论依据

（一）我国退休制度改革，调整法定退休年龄是遵循退休年龄的自然和社会基础的结果 国际上通用的退休年龄的自然基础是60岁或者65岁；退休年龄的社会基础是一个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现实前提,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健康水平、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力供给状况、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公共财政收支状况、社会政策的价值取向,甚至还包括风俗、文化等方面的因素。无论是退休年龄的自然基础,还是社会基础,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人口状态变化而变化。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基础要求我们调整法定的退休年龄。

（二）改革我国退休制度是平衡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重要选择。

调整退休年龄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是必要的。退休年龄内生于养老保险制度，与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密切相关。养老保险基金有利于应付人口老龄化加剧带来的冲击，有利于调整在职职工与退休职工之间的关系。无论在何种养老保险基金模式下，延长退

休年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保持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

（三）改革我国退休制度是优化我国人力资源配置的必然选择。

我国“一刀切”的退休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造成了中高端人才的浪费，导致大量非正常提前退休行为的发生。从人力资本视角看，我国退休制度安排需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积累存量最大化，人力资本累积周期向后移时，退休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应作相应调整。这对我国延长退休年龄和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更深层次上讲，延长退休年龄是人力资本价值最大化的必然要求。灵活的退休制度安排可以充分满足不同人力资本个体的需求，因为不同类型人力资本能力性质、累积的变动周期不同，在经济增长中价值最大化的时间分布点就不同。灵活的退休制度安排体现在养老保险权益的享受上也存在差异性，可以加强养老保险制度的内在激励作用，更有利于改善劳动力资本结构。

五、改革建议

（一）积极推行弹性退休制度

弹性退休制就是指退休年龄、退休方式和退休收入具有某种弹性的灵活退休政策，实施的可行性已经通过地区试点得到了证明，它能够很好地解决养老保险基金供求失衡的问题。当不同劳动者达到各自所属的法定退休年龄(可以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时候，可以自由选择停止工作和开始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同时得到政府给予的政策奖励。只是需要对延迟申领基本养老金的人员身份问题进行认定，一种是延迟退休并继续工作的人员，另一种是退休后延迟领取养老金的人员。政府对后一种人员要提供政策奖励，比如: 退休人员每推迟1 个月领取养老金，其养老金就增加1%;如果退休人员连续推迟 12 个月领取养老金，那么他可以选择一次性领取，其推迟领取的养老金按照高于市场水平的利率计息。因此，推行弹性退休制度是深化我国退休制度改革的首要措施

（二）必须规范退休年龄政策

延长退休年龄政策在实施之前，需要加强对非正常提前退休现象的监管。对原来的特殊工种重新进行岗位评定、重新审定劳动危害程度。对于特殊工种的待遇，可以通过在职时的薪酬予以体现，而在退休条件和养老待遇政策的设计上逐渐缩小政策差距。这样就能有效控制非正常提前退休行为，从而规范现有退休年龄及政策，为实施弹性退休制度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做好弹性退休政策与养老保险制度有效衔接。

（三）努力开辟新的就业渠道

延长退休年龄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以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却也对年轻人的就业岗位产生挤出效应，这也是它存在争议的地方。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表示，中国每年都有新增劳动力 2 000 ～2 400 万人，但新增的工作岗位只有 1 000 万左右，其中在新增岗位中，30%是“自然更新”，余下则是退休让出来的岗位，所占比重很大，当前情况

③下推迟退休年龄必然会冲击就业。因此，结合劳动力市场的配套政策，为延长退休年龄政

策的实施排除障碍，积极推进就业促进措施，通过扩大公共投资、税收减免、设立公益岗位等多种手段创造就业岗位，鼓励、支持和引导年轻人自主创业，开辟新的就业渠道，缓解延长退休年龄对就业的负面影响。

③ 源自《多数人反对延迟退休称调查结果不全面》［EB/OL］．［2013 －03 －26］． htt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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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参考文献

[1]张明丽、李方、秦笑梅《我国退休制度的历史沿革个创新发展研究》，2011年7月

[2]李涌平《退休年龄延长与否》，《人口与发展》2011年第17卷第4期

[3]丁建定《社会保障概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邸 达、宋凤轩《我国退休制度改革的思考——基于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6月第12卷第2期

[5]郑功成《从企业保障到社会保障———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发展》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

第四篇：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

1、国内外研究综述

1.1国外研究综述

1.1.1马克思等人对土地制度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探索社会主义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对土地制度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1848)中，广泛论述了土地所有权、土地价值、土地生产方式、土地规模经营、土地规划及土地所有制变革等基本理论。此外，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和《卡尔·马克思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发言记录》(1869)等著作中论述了土地制度问题，在《论土地国有化》（1872）年中论述了土地国有化政策，在《资本论》(1894)中研究了土地所有权政策。

1.1.2西方学者对土地制度等问题的研究

英国的李嘉图认为，资本家是资本主义制度中一个重要的并且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当事人，而土地所有者却完全是多余的；斯密从维护产业资本家的利益出发，提出反对土地私有权存在的地租理论，并且想或多或少地把土地私有直接变为国有。

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论述了土地制度安排对农业增长的影响。他认为，改造传统农业最重要的制度保证是运用以经济刺激为基础的市场方式，通过农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来刺激农民；控制农场规模，用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能适应市场变化的家庭农场来改造传统农业，改造农业中低效率的所有制形式，实行居住所有制形式等。他认为，地租在配置农业资源中执行着一种必要的经济职能，任何对地租的压抑都有损于指导和引诱农民有效地使用农地的信号和刺激

与舒尔茨一样，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家同样关注土地制度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认为土地所有制的条件确定了所有提高农业产量的努力必须据以发挥作用的环境;而且土地所有制对农业生产率有很大影响，拥有土地的个体农民都知道，促使产量提高的技术和不断的努力会增加其收入，如果土地归别人所有，就不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结果[3]。

对于产权和土地产权问题，巴泽尔认为，个人对资产的产权由消费这些资产、从这些资产中获益和让渡这些资产的权利或权力构成，产权通过交换得以实现[[4]。利贝卡普认为，产权制度是一种社会制度，包括宪法、法令条款和司法规则，以及非正式的传统和习惯。促进产权制度调整的力量，包括新的市场价格和新的生产可能性。1.1.3当代国外学者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等问题的研究

卜凯在1920年至1925年对我国7个省17个县的2866个农场进行了详细调查后认为，中国的贫困在于农场面积的零细，生产力的薄弱，总根源是人口过密，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实行人口节制。

Putterman等学者利用“公有物悲剧”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进行研究和分析后认为，中国的农村土地所有权与其说是农村集体所有权，不如说是一种地方政府的所有权，这种土地所有权制度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农村土地资源过渡开发和利用，必须将中国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为土地私人所有权制度，才能避免农村土地的过渡开发和利用，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Ostrom, Stevenson等却认为，集体土地产权比私有产权拥有更多的益处，如更低的制 度成本、规模经济以及降低风险等，在一些特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下，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可能产生更优的绩效和结果。

德国学者Franz von Benda-Beckmann从土地财产权利功能的角度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进行了分析后认为，土地权利作为最重要的财产权利具有四个功能，即社会功能、经济功能、环境功能和政治功能;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设计，必须充分考虑这四个方面的因素，否则，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就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环境退化和危害社会公共利益与政治稳定等。

1.2国内研究综述

1.2.1关于农地制度范畴的研究

曹泽华（2005）等选择从西方产权理论的角度来定义和理解农地制度，认为农地制度与农地产权制度是等同的，土地制度就是通过界定土地产权，从而决定土地产权的价值及其相关收益，进而决定与土地产权相关的人的一系列行为以及收入。土地制度的核心即界定产权。曹泽华等认为农地产权是一系列将农地作为载体的权力集合，不仅包括所有权，而且还包括使用权、收益权、抵押权、租赁权、交易权等多种权利。

李明秋（2001）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来定义农地制度。认为农地制度是指农地的所有制度、经营制度、流转制度和管理制度。正是这些子制度共同构成了农地制度。

吴亚卓（2002）等选择马克思生产关系所有制理论来理解农地制度。认为农地制度就是农地所有制，就是以土地为载体所体现出来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土地制度是指土地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所形成的土地关系制度化后的总称。1.2.2关于集体产权理论的研究

我国农村土地财产权的法律文件和政策规定为:“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从法规中可以明确得出我国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归农村的集体所有，对于集体产权是否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理论界有着不同的观点

李桂梅（2004）认为土地产权界定不清晰，表现为土地产权的残缺，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处分权在产权主体之间的分配和定位模糊，从而导致了实践中土地产权运行的混乱。

迟福林（2002）等认为，我国农地集体产权边界是清晰的，是一种共有权利，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共同占有土地产权，农村的基层组织代表集体行使这种所有权。但在市场经济运行中这种代议产权制度不适应现实状况的需要，因此应该予以改善。王环、王金柱（2006）等认为我国农地的集体所有权是一种虚的、抽象化的产权，只有集体、没有成员。1.2.3关于农地集体产权发展方向的研究

王景新、迟福林（2002）等主张坚持和完善当前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在坚持 农地集体产权前提下把农地使用权物权化，赋予农户长期而稳定的农地使用权。进而把农地集体所有制的成员共同占有改造为按份共有。

张德元、周天勇（2004）等认为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国有化改造，由统一的国家作为农地产权的唯一代表。把农户土地租赁期限延长至99年999年或者永佃制度，租赁农地还可以进行继承。

杨小凯、蔡继明，（2004）等认为彻底的农地制度改造应该进行农地产权私有化，把农地产权交给农户农地经营完全按照市场经济模式由农户自主经营，所有权与使用权相互分离状况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政府法规保证市场运行的秩序。

2、农村土地制度及其改革意义 2.1农村土地制度的含义

如何准确把握土地制度的定义，直接关系到现实生活中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的核心问题。迄今为止，我国理论界对“土地制度”的范畴尚未达成共识。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农地制度与农地产权制度是等同的，土地制度就是通过界定土地产权，从而决定土地产权的价值及其相关收益，进而决定与土地产权相关的人的一系列行为以及收入。二是认为农地制度是指农地的所有制度、经营制度、流转制度和管理制度。正是这些子制度共同构成了农地制度。三是农地制度就是农地所有制，就是以土地为载体所体现出来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土地制度是指土地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所形成的土地关系制度化后的总称。

完整的土地经济制度应当包含土地所有制、土地产权制度。土地所有制度主要解决 土地归属问题，它要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一国或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土地产权制度涉及到土地如何利用和有效使用问题，主要包括土地使用、土地流转和转让制度。土地所有制度决定了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土地产权制度决定了土地使用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

2.2农村土地制度的特征

2.2.1地位的基础性

土地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资源和资产。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起来之前，当社会处于农业阶段的时候，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因而成为最主要的财富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土地的占有形式基本上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分配形式。因而土地制度成为当时最具基础性的社会经济制度。

18世纪产业革命以后，人类逐步进入现代大工业时代，国民财富大量增加，财产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土地己经不再占据财产构成中的决定性地位。但是在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人口膨胀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使城市土地口渐稀缺与昂贵。因而使土地制度在决定国家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中仍然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如美国的土地价值占国民财富总价值的23%左右;口本1973年的土地价值达到206万亿口元，相当于上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22倍。

2.2.2国度的差异性

在现代世界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就一般财产来说各国的占有形式比较单一。而惟独土地占有形式各个国家之间仍然保留着明显的差异性。因为土地制度除了直接受一个国家生产方式与生产力水平的决定性影响之外，同时还受到土地资源的状况、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形成国与国之间明显的差异性。2.2.3构成的复杂性

相对于一般财产来说，土地财产关系要复杂得多。土地作为一种财产，其所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及管理等等构成一系列复杂的财产关系和产权体系。这是由于土地作为一种不动产所具有的特性所决定的。

2.3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

2.3.1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关系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

农村稳定则社会稳定，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主的基础。而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村土地问题。如果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那么土地就是农业的基础，而我国只占世界7%的耕地却要养活占世界20%以上的人口，土地资源的稀缺，使得土地成为农村特殊的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的生存之源、发展之本。土地制度的安排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

2.3.2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来说，我国农业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农地制度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是由农地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所决定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农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资源能否可持续利用又取决于人们对资源的利用方式，而资源的利用方式又受到农地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不同的制度选择对农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成功的制度安排能够激励生产者以可持续利用的方式利用土地资源，积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生产快速持续增长。

2.3.3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改革实际上是一直以变革土地制度为核心展开的。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体目标以后，农村改革仍必须从土地制度改革中寻找突破口，以使农村经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适应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发展商品市场，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快建立生产要素市场，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也是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要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土地制度，通过市场运行机制按经济效率原则实现土地与其它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合理配置，从而促进土地的流转与集中，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产率，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3、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程、现行模式和存在问题

3.1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进入了新时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改革实现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历史性变革，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这也是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契约，将集体公有的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和经营项目发包给农民家庭自主经营，在农民家庭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合作经济组织统一经营单家独户难以承担的公共服务，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因而它通常被人们表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其产生到最终确立，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萌芽和起步((1978年秋一一1980年4月)：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全面展开阶段(1980年5月一一1981年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完成阶段(1982年春—1984年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稳定与完善阶段(1984年初一一至今)。

3.2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现行模式

3.2.1“大稳定、小调整”模式 这是目前最普遍的一种模式，被广大中等发达地区所采用。它是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条件下，对土地的承包权以及承包期进行适时的调整。多数情况是在农民自发要求下来进行的。这种调整是基于人口的变动而对土地产权的要求。在承包期上，农民更倾向于“大稳定小调整”。这一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在于，土地承包权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社区集体成员权。土地承包权的福利性分配，使得土地承包权演化为农民生活和就业的保障。只要土地集体所有制继续保留，就不能排除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对土地进行调整的可能。这正是此种制度普遍存在的重要原因。

3.2.2“两田制”模式

20世纪80年代发韧于山东平度的“两田制”是农地使用制度的又一重要模式。“两田制”是将耕地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其中，口粮田按人口均分到户，只承担农业税;责任田则实行招租形式承包经营，不仅要承担农业税，还要承担粮食定购任务和缴纳土地承包费。其核心思想是将公平和效率原则结合起来，以便更加集约地使用土地。由于责任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口粮田平均承包的效率损失，兼顾了农户、社会二者的利益，使得土地效率有所提高，制度安排取得了一定成效。

3.2.3苏南模式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在沿海地区，非农产业异常发达，农业所占份额在不断地下降。这一方面造成了耕地的闲置现象;同时又存在着想扩大经营规模的农民无地可扩的现象。受规模经营能够带来规模经济的诱导，中国许多地区都有实行规模经营的冲动。像北京顺义、苏南地区、广东南海、山东一些有条件地区等都进行了尝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江苏苏南地区的土地规模经营，被称为“苏南模式”。其基本做法是通过农户间土地的转让形成“种粮大户”，采取“反承包”、“倒租赁”、“异地承包”等形成规模经营，或通过“土地使用权入股”等形式，集中土地招租来形成股份制农场、站办农场、村办农场等。

3.2.4“生不增地、死不减地”模式

贵州媚潭是典型的传统农区，耕地资源极其有限。全县制定了明确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稳定农户的承包经营权的制度安排。只在1984年调整了一次承包土地.目前这种“生不增，死不减”的经营模式己在贵州省全面推广，并以地方法规的形式规定耕地承包期_50年不变，非耕地承包期60年不变。如此之长的承包期基本上己接近永佃制。此项制度己写进中央的有关文件，为此项制度在全国推广奠定了基础。

3.2.5土地股份制模式

广东南海县地处珠江三角洲，该地区人多地少，且好坏搭配远近插花，不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其次该地区的非农产业相当发达。这一方面造成了农地无人耕种，但又不愿意放弃承包权;另一方面造成了一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无地可耕或耕地不足。于是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折价形式，把土地和固定资产折股量化给农民，农民在获得承包权后，再把土地的使用权交给集体，纳入股份由合作组织统一使用，实行农民股权“生不增、死不减”制度，对新增人口实行配售股。这样就实现农户承包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3.3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面临的问题

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是中国农民在生产实践中的伟大创新，是农民实践经验的总结的和推广，它响应了中国农民发自内心的呼唤，符合农民的愿望和要求，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然而，近年来，随着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业机械化逐步推广，农业产量不断增加，而农民的纯收入，却一直在迂回爬坡。这种农民的“增产不增收”的现象，使我国“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制度的局限性口渐暴露，集中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3.3.1土地产权界定不清，主体不明确，集体所有权被虚化

《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但是对于农村土地，哪些是国家的，哪些是集体的，并没有明确规定，而且集体所有土地的产权主体也不明确。《民法通则》将产权主体赋予了行政村，而《土地管理法》将产权主体赋予了合作经济组织。实践中，集体土地的产权主体，各地差异很大除中央政府之外，各级行政组织都对地权进行了不同程度干预，从而造成地权的不完整。集体土地产权主体的模糊性，导致了产权运行上的混乱，另外，集体土地所有权受到来自国家与农户的“两面夹击”，使农地集体所有制有名而无实。土地集体所有的虚置使集体在经济上并无实质性意义，集体组织只是以土地收入为支撑承担社会行政职能而己。因此，要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系统变革不能忽视这一问题。3.3.2农地经营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我国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无论从法律意义上还是从经济意义上看，每个集体成员天生有权分享集体土地的收益。因此大多数地方根据集体土地的数量和质量，将土地按人口或按劳动平均分配。由于我国土地资源和人口分布不均，因此这种均田承包造成了人地关系结构性失衡。随着人口增减变化，许多地区每隔几年就对土地进行大规模调整，地块变得极其零碎分散。土地的超小规模经营不利于引进资金和技术，难以形成规模效益，而且单个农户从市场获得信息的能力有限，对市场的参与程度较低，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抵御自然灾害、技术创新等风险，不利于农业生产的社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成为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主要障碍。

3.3.3土地流转十分困难，资源配置效率低

其一，集体土地实行人为的静态配置，被排斥在市场之外。目前我国农地集体所多以村民小组为边界，农地的流转空间受到限制。无论土地的分配还是土地的转让，都表现出很强的对外排斥性，不利于农地市场的充分发育和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优化组合。其二，土地流转缺乏有效的制度法律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以及权能构成在法律和理论上没有明确界定，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市场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一些承包使用权的流转基本是小范围私下的隐形交易，不利于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

3.3.4非农建设用地使用和管理混乱，不利于农村城市化发展

目前在我国农村中，由于对农民宅基地使用缺乏约束机制，乱占耕地、超标占地的现象十分普遍，宅基地使用也没有按规划进行，致使许多地方出现了“空心村”，土地浪费严重。另外，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也占用了大量的耕地。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当地经济的发展，违法越权批地或占地，为乡镇企业用地大开方便之门，使乡镇企业用地呈现出无偿无限供给的特征。同时，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用地安排缺乏统一规划，布局分散不合理，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与农村城镇化建设背道而弛。3.3.5农村滋生了许多特权腐败现象

现行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理论上说土地应归农民集体所有与支配，但在现实中，现行土地政策赋予了乡，镇领导干部研究过大的权力，由乡、村或村民小组的领导者以集体的名义掌握与行使土地所有权与支配权，使得农民在土地权利往往落不到实处。

4、政策建议

4.1建立归属清晰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当前我国农地财产制度在法律名义上属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1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而对于集体的界定根据《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至少有三个，村集体、村民小组和乡(镇)集体，但在现实的经济生活当中，实际上对于农地财产可以实行一定影响也至少有三个即集体、农户和政府，从经济产权的角度而言，这实质上三者都具有一定的经济所有权。但对每一个主体而言，都没有获得“绝对”的经济所有权，因此对于每一个主体而言，这种经济所有权又都是残缺的，而相对于法律名义上的集体产权而言，这种产权权利残缺性更为严重，这也是许多学者关注集体产权的原因之一。法律名义产权与经济实质产权的名实不符，对我国市场化建设的危害很大。法律名义上，集体是农村土地的所有者，应该可以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实际上，集体在现实生活中只有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实行发包土地与调整农户承包地的权利;而落实到农户对于土地的经济权利上，农户没有土地的法律名义所有权，也没有处分土地的权利，农民仅仅有占有、使用土地的权利。国家在法律上对于农村集体土地没有任何权利，但在具体的经济现实中，国家却可以通过相关法规政策对土地实施处分的权利，由于三者之间关系纠缠不清，任何单方面都没有对于农地的绝对“支配权”，因此造成农村土地缺乏明确的经济主体，农地的流转性很差。而市场经济恰恰需要生产要素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以实现生产要素的增殖功能。因此，加快农地要素的市场化建设要求，首要的是清晰农地的产权状况。

4.2加快农地流转中介组织服务体系建设。

农地产权交易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交易过程，涉及到交易技术细节比较繁多，农地交易的中介组织的设立可以高效率的解决这些问题，农地交易中介组织的服务水平是完整统一成熟市场的标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农地产权中介组织机构十分发达，他们提供从信息搜集、价格评估、金融信贷、代理登记等一条龙服务，它使得农地产权流转程序和流转机制更为健全，为农地产权有意转让者和受让者提供各类层次的需要。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发展还比较薄弱。加快农地产权流动的服务性机构的建设，对于我国农地产权市场初步建立与培育，对农地的自发性交易逐渐成为被经常性交易，能够很好的担当产权交易双方的平台，为农地交易双方降低交易成本。

4.3积极培育和建立农地产权交易市场。

土地股份制的目的是土地的可流动性，这就要求农地具有可交易性，农地的交易才‘会产生土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促进农地的兼并、集中，实现农地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通过农地产权交易市场实现农地生产要素兼并集中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土地流转的市场化是土地流转的必然趋势，也是通过经济手段调节土地要素优化组合、保障农民权益的长效机制。政府在积极培育农地产权交易市场、促进农地要素优化配置方面可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积极建立鼓励农地产权流转的约束和激励机制，通过优惠的农地产权流转政策鼓励农地生产资料的集中、兼并。第二，建立完善多层次的农地产权交易市场体系，为农地产权交易提供多种服务平台。把各种农地产权流转方式纳入规范管理，确保交易双方权利明确。第三，建立专门的权交易信息平台以及各种形式的土地产权交易结算中心，及时发布各种土地交信息，统一为交易双方办理土地出租、租赁、出让、抵押等多层次登记服务。第四，建立健全农地产权变革登记制度。农地产权市场一旦形成，农地生产要素流动性增强，其权属变革的主要见证在于以政府为主的权威部门的文书，加强产权登记部门的服务是农地生产要素得以顺畅流动的关键。1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 4.4积极推进农地股份制建设。

农业生产力的变革，除了农业自身生产技术水平的约束之外，还来自于农业生产关系的束缚。我国农业生产的家庭承包经营方式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在整体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处于工业化、规模化经营的方式下，小农经济很难跟上这种发展快车，犹如马拉车与动力火车一样，这种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改善农业生产关系，引进农业先进生产力，就必然要求农业同其它国民产业一样走规模化、产业化发展道路，积极推进农地股份合作，是当前我国农地政策的较好选择。农地股份制合作是在农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基础上建立而来的，农地股份合作制不是对农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扬弃，是把农户对于土地的物的所有权资本化，按照现代企业法人财产制度的要求，农户履行出资人职能的制度设计，它并排斥农户对于农地的所有权，但农户对于农地所拥有的是一种价值所有权而并不是对农地实体的直接支配权。农户本身也还是农业劳动者，农户的两重身份决定了农业股份合作制公有制性质，但同时解决了由于农地财产关系紊乱而造成先进生产力无法进入农业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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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去玩的地方研究

4）上海大洋海底世界

地址：大渡河路451号（长风公园内）

电话：021-62862377 网址：http://www.xiexiebang.com

交通：地铁2号线，公交983、987、640、794、788、638，隧道4线

停车场：10元/次

票价：普通票60元，学生票45元，特种票20元，年卡：学生卡100元，成人卡200元，亲子卡250元（一大一小）

开放时间：9：00-17：15 周一闭馆

3）上海互动儿童探索馆

地址：阳曲路330号，闸北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院内

电话：021-56880844

网址：www.xiexiebang.com

交通：公交118、812、749、46、912、04等。

停车场：无

票价：成人10元，儿童15元，团体优惠；亲子联票180元/10张（不限使用期限），年卡500元/张，含一位成人和一位儿童。

开放时间：9：00-17：00 周一休馆。

特色：

中国第一家互动儿童探索馆，适合2-8岁的小朋友。

所有展区都鼓励孩子动手触摸，实践。

周末有专门的幼教工作者指导孩子。

上海热带风暴水上乐园（简略）

地址：闵行区七宝镇新镇路78号

电话：021-64783333

11）新世界冰上乐园

地址：南京西路2号，新世界商厦6楼

电话：021-63596692

交通：地铁1号线（人民广场），公交20，37，921，18，17，22，55，21，23，停车场：10元/小时

票价：周一至周五9：30-11：30 25元，11：30-17：30 35元，17：30-22：00 40元，周六周日全天45元。每场1。5小时，票价内包含租借滑冰鞋的费用，保险费每人2元需另购。

开放时间：9：30-22：00 特色：

5岁以下儿童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