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读后感

第一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读后感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读后感

摘要：一战刚刚结束不久，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哈罗德〃D〃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便以敏锐的洞察力、中立的态度完成了一部惊世之作——《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本文对这部先驱之作进行了一定的总结、提炼和升华，以期结合当代世界格局及科技提出自己的观点，适应不同环境的不同需要，指导不同条件下的实际行动。并且，宣传是一个不分平时和战时的概念，加深对其概念的理解和认知，有助于我们实施宣传与反宣传，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中主导局势、打赢战争。

关键词：总结升华平战结合意识形态

一、“5W”的指导

虽然拉斯韦尔发表的这篇博士论文中并没有鲜明地提出“5W”的概念，但是纵观全书不难发现，全书是在“5W”的指导下如行云流水般完成的。“5W”的思想（或者说体系），即1948年拉斯韦尔提出来的“Who”“What”“Which Channel”“To Whom”“What Effect”[1]。

在全文中我们处处能发现“5W”的踪迹。例如，在第一章节（“当下事务”）中为了说明“现在已经不能再用训练士兵的方法训练平民了”这一简单道理，作者对“5W”中的“To Whom”（即受众）进行了分类和讨论，以说明“To Whom”以及“Which Channel”的差别将直接导致“What Effect”的差别。如此鲜明的例子在本书中不胜枚举，在此不再赘述。

尽管作者在本书中没有处处完整套用“5W”的模式，而是对其中某些因素进行了忽略，而以主要篇幅来叙述至关重要的因素，我们也不难发现其思想主线是非常明确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就是一种科学的指导思想，甚至是优秀的指导思想。当然，先驱的意义也正体现在科学、新颖思想的提出。

大量的事实和假想例子已经足以证明，“5W”的框架可以很好的指导我们的宣传活动，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二、区分敌友的鲜明思想

我相信，不论是不求甚解的读者还是善于精读的读者，都能够发现本书的另一大亮点是对敌友的鲜明区分，以此指导不同的宣传策略和宣传内容。这个观点在本书的引言中就毫不犹豫的被作者提出来了，原文引用如下：

“我们国内的受众、我们的敌人、我们的盟友和中立者”。[2]

例如，本书第四章（“恶魔崇拜”）强调宣传敌方的邪恶性，以衬托己方的正义性，这部分的受众必然主要是国内的受众以及其他受众。第五章（“胜利幻想”）强调激发己

方士气，在战争中通过宣传鼓舞士兵战斗意志，达成战争意图，这部分受众必然是国内的受众。第六章（“维系友谊”）更加毫无疑问，受众为“我们的盟友”；至于第七章（“瓦解敌方斗志”）其受众主要为敌方民众以及军队指战员，甚至包括高层决策者。

区分敌友的思想如此鲜明，为作者理清了思路，使其更好地从中立的角度叙述了宣传技巧。

三、一些思考

虽然本书最初具有“引起学术和公众恐慌”[3]的巨大魔力，在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本书是存在一些局限性的，毕竟没有一本书是万能、普适的。

我认为这本书没有为读者呈现的是“平战结合”的思想，之所以提出这点，是因为和平与发展虽然仍是当今时代主题，但宣传与反宣传的斗争在和平时期一点都没有“消停”的迹象，反而呈现出更加激烈的斗争。例如，最近引发国际事件的电影《独裁者》，正是宣传甚至鼓动的产物。

《孙子兵法》道出了战争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宣传对于实现这一最终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我认为，宣传的最高境界就是“润物细无声”。在和平时期掌握宣传的主导地位，实施潜移默化的引导，至关重要。

十八大对当今世界局势的判断[4]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同时世界局势还很不稳定。在这个不稳定的世界格局中，如何反宣传、反颠覆，成为当今高技术条件下的一个重要课题。

纵观世界风云，无论平时战时，宣传在改变这个世界的进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或利或弊。冷战期间美苏进行着激烈的军事竞赛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斗争，从民主到社会制度，从生活习惯到民族文化，从颠覆对方到团结己方，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轰动世界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为止。当然，这仅仅意味着冷战时

期的结束，随着科技的大力发展和快速变革，宣传方面的斗争只会愈演愈烈。

最后，我认为，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反颠覆、反渗透、反宣传的斗争必将成为我党、我国面临的重大考验。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对青少年思想方面的引导和宣传将显得尤为重要。希望我国的青少年也能够在考验面前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完美展示共和国新一代的风采！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46608.htm

[2] Harold D．Lasswell《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

[3]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6672171.htm

[4]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9566565.htm

第二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读书笔记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读书笔记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是拉斯韦尔在1926年的博士论文，并于1927年成书出版，它不仅是传播学的开山之作，并且还是最早的传播学专著。阅读此书，一方面可以了解战争时期宣传问题如何准确实施的理论，更重要的是还得以窥探“内容分析法”等科学研究方法的实施与要点。

宣传在战争中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着人们的思想和心理。这也使得人们不得不去关注、讨论和研究宣传。拉斯韦尔对宣传的定义是，“宣传，从最广泛的含义来说，就是以操纵表述来影响人们行动的技巧。”在分析技巧之前，首先需要阐明宣传的组织问题；其次要明白宣传的核心思想是鼓动人民的仇恨并确立战争目标；最后在涉及技巧方面，他采用了内容分析方法研究出了一些宣传技巧，比如“恶魔崇拜”、“胜利幻想”等。这也是本书的逻辑架构：当下事物、宣传组织、战争罪行与战争目标、恶魔崇拜、胜利幻想、维系友谊、瓦解敌方斗志、宣传条件与方法概述、宣传成果。本书是在内容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一战中英德法美等国所采用的各种宣传技巧。

第一章，“当下事物”。当前反对交战敌人的行动的三大工具分别是军事压力、经济压力和宣传，而“没有哪个国家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做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由此，宣传在战争中对国际态度的重要影响和地位就非同一般了。

第二章，“宣传组织”。宣传的组织问题是交战国解决外交部、军方和政治领导者之间关于宣传策略的组织上的争斗。在宣传组织中，要注意处理立法机关和宣传机构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还提到，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应该从那些对宣传了如指掌的人中挑选，新闻工作者所具有的品质是最适合宣传工作的。

第三章，“战争罪行与战争目标”。宣传的核心思想是鼓动人民的仇恨，确保所发出的信息都是在确立敌人应为战争负全部的责任。在确立战争目标和向受众普及敌人罪行时宣传及宣传技巧的使用必须恰如其分。

第四章，“恶魔崇拜”。恶魔崇拜引发了仇恨并延续了仇恨。宣传家的目的是让公众相信是敌人发动了战争并且阻碍了和平，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用敌人的傲慢和堕落来强化国民的头脑。因此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宣传方式，敌人的罪过

被宣传都是十分重要的。

第五章，“胜利幻想”。战斗的胜利必须依靠必胜的信念，胜利说明了战争的一切，因此对领袖的信心宣传十分重要，不仅可以强化胜利的信念，而且还可以引导群众对于战争胜利的幻想。

第六章，“维系友谊”。赢得战争胜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赢得中立国的支持，争取中立国支持的重要方面在于将中立国引入某种形式的公开合作，应该利用中立者在中立国发表演讲的宣传来完成。

第七章，“瓦解敌方斗志”。瓦解敌人斗志最重要的是宣传胜利的不可能性，一个失去信心的国家会背叛他的盟友或统治阶层，并因少数民族的脱离而失败。最后两章是“宣传条件与方法概述”和“宣传成果”。宣传条件与方法必须要贯穿至前面的七大技巧当中，涉及到宣传的各个方面，而宣传成果是根据不同的条件运用不同的方法所获得的不同结果。

其实对于战争的宣传技巧感受还是没有很深刻，不过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大众传播的巨大效果，现在我越来越感受到传播的范围之广，也越来越认同“传播最终会走向行为科学”的观点。不过综观此书，还是回到理性传播的技巧上，需要综合全局，考虑包括宣传组织、国内情况、盟友、敌人以及中立国的情况，科学运用宣传技巧，最终使得宣传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发展强有力的工具。

第三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的读书报告

政治下的传播

——读《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

学习传播学,不得不知道传播史上大名鼎鼎的拉斯韦尔与他那本著名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两者分别被奉为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之一和其中最早的传播学专著。拉斯韦尔选择世界大战中的宣传内容分析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与他的导师梅里亚姆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梅里亚姆提倡一种研究政治学的行为主义科学方法，主张政治学家应该研究政治行为，而不是政治思想。世界大战中的军事运动是政治的外在表现，而在战争中的宣传正是信息传播的体现。这本《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以行为主义的研究特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所采用的各种宣传技巧进行了分析，表现出严谨的学术态度：主义概念的定义，宣传策略的分类，限制或促进诸如此类的宣传策略效果的阐述。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在分析宣传技巧之前，首先考察了宣传的组织问题，即各交战国如何解决外交部、军方和政治领导者之间关于宣传策略的组织上的争斗。拉斯韦尔认为，有效的宣传必须在各个层面进行整合，他并没有将宣传视为“一些外交事务，或者对政治实体的入侵，而是当作政治体系的一个专属的方面。”他的学生加诺维茨宣称，这项研究的历史重要性在于这是第一次将对“工具的管理”纳入主流政治学。总而言之，拉斯韦尔把宣传视为现代政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显示现代战争必须在三个战线展开：军事战线、经济战线和宣传战线。经济封锁扼制敌人，宣传迷惑敌人，军事力量给予敌人最后一击。”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的第一章中，拉斯韦尔提到，在战争条件下，宣传是反对一个交战敌人的行动中的工具之一，是一种非暴力武器，能发挥战斗力。而在平时，宣传可以起到维持文化、统一情感的作用，是控制公众舆论的重要方式。在1928年10月由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训政纲领》中规定，在必要时，国民党可对民众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公然将一党主义的思想禁锢强加于亿万民众。1937年，国民政府制定的《民众读物改进方案》中明确指出，思想必须一元化，所有民众读物，“应把握三民主义为唯一出发点，不许有其他思想存在其间。” 这种“思想统治”的意识，•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思想箝制的根本精神。

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拉斯韦尔这样写道：“宣传是对这个时代任性自为思想的解毒剂。如果大众挣脱了铁链，就必须接受银链。如果他们不懂得热爱、尊敬和服从，就别指望逃脱魔鬼的诱惑。”也就是说，宣传是对现代世界的理性认可，宣传是对这个时代随意性的认可，宣传是对现代社会的广阔性、理性和随意性的本能反应。因此，接受宣传是现代社会的人们注定了的命运。

拉斯韦尔对宣传的定义与传统的民主信仰明显是有矛盾的。他所推崇的控制公众舆论的宣传活动，对于民主信条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无情的嘲讽和戏弄，而拉斯韦尔却视宣传为民主政治的矫正器。他的理由是现代社会人口众多而且大多知书识字，意见分歧、纷然杂陈又不能使用武力来统一思想，必须通过宣传方能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否则势必四分五裂、一盘散沙。拉斯韦尔主张大众是愚昧无知的，他们主要受情绪的指引，容易为煽动家摆布。于是拉斯韦尔不断反复强调宣传与其他社会管理方式的有效结合，从而实现既定社会目标。比如他声称：“宣传是一种极其显著的社会动员方式，比暴力、收买以及其他可能的社会控制手段更为经济”。他又说“成功的社会政治管理有赖于宣传与高压手段、暴力与非暴力的措施、经济刺激(包括收买)、外交谈判以及其他手段的协调运用”5。这些论述的共同之处在于强调：第一，宣传是一种社会控制方式；第二，宣传必须和其他社会控制方式配合使用。所以，如果不把宣传和经济手段、暴力手段等社会管理方式相联系，就无法理解拉斯韦尔的宣传理论。

在今天通过阅读这本书，我认为人们需要重新理解对宣传传播的反应，客观的看待大众传播宣传的效果，理性的重视宣传传播的作用，纵观全局不断与科学结合的学习宣传技巧。

10广告 张正亮 1008100087

第四篇：读《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有感.

读《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有感

通览全文，作者拉斯韦尔（美）借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几位在战争中负责宣传事务的人士的著作引出“国际宣传”的概念，并从学者、政治家的角度对这一主题进行探索和审视。

在战败国，德国军人利用宣传来挽回颜面。他们一直声称他们的军队从未被协约国打败过，只是身后的国家因为受到外国宣传的影响而崩溃了。由此，德国人将“国际宣传”这一概念赋予极其重要的意义，而德国也因此成为国际宣传研究论文发表最多的地方。

由于公众舆论的臆测十分容易被不确定因素的测试所操纵，因此关于公众的舆论的文献很难遵守经验主义的判定准则。大部分的公众舆论理论学说也只是一种假设，而公众舆论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更加值得去研究，它的重要性也在日益增加。在目睹了世界公众的发展之后，我们知晓了发展之所以产生的部分因素的是国际宣传煽动和组织的推动力量。

战争时期，公众舆论和宣传是最需要下力气的。“士气”的高涨可以推动该国完成面前的任务，因为它所激发出的的动力。高昂的士气也是积极性、决心、自信和毫无吹毛求疵的批评的集合，而一切官方的供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军民的战斗力和决心。维持士气只是在部分程度上成为宣传的问题，因为宣传只是维持士气所必须依赖的多种方式之一。尽管宣传十分重要，但是它的适用范围毕竟有限。

而在众多的宣传体系中，美国的宣传体系由原本的权力和组织分立到逐渐统一（新闻署成立）宣传任务，在统一的宣传系统之下，才达到了非常简单的信息宣传的目的，这也完全可以置于一个行政官的控制下，且不会有什么危险。相应的，德国是进行宣传协调最少的国家，各部门都是独行独断。主席之职也是大家轮流担任，此外则选举一个委员会代表他们发言。法国的宣传始终被掌握在既有外交、陆军、海军的机构手中，这些机构的高级专员集宣传、经济和其他多种功能于一身。也正是由于协约国之间的宣传协调不能得到统一调度，很多在敌国和中立国必要的宣传活动并没有很好的执行，导致很多军事理念的迥异，甚至产生战术调度上的重大失误。

宣传活动中，无疑新闻工作者是最适合的人选之一，宣传领域的明星也几乎都是新闻工作者，尽管也有少数文学界的人士。新闻记者用简洁、生动的方式讲述故事，并知道如何让普通人理解他们所要表达和诉说的故事。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员应该从那些对宣传对象了如指掌的人中挑选，而良好的宣传风格也是十分的重要。

战争，充满了罪恶，但是也是一种达成目的的方式。宣传于是乎在这其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尽管文中可能着重偏颇描述了战争的形成、过程和性质，但也从侧面告诉了我们战争存在的必要性，其也有上帝的使命，让宣传也很有可能成为直接瓦解敌人斗志的武器。宣传有其条件和方法，成功的宣传依赖于适宜的条件下各种方法的巧妙运用，方法同时是宣传者可以控制和适应的东西，而宣传的成就也影响着国家及其每个组群。可能宣传者有其独有的偏见，有时偏见会束缚住宣传者的手脚，这也对战争中彼此的通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两个国家之间的社会风俗习惯上的客观存在不近相同，这也都不能视而不见，毕竟制度的不同，也是着重考虑的因素。

文章最后，作者通过宣传的成果，解开了宣传的终极作用----宣传。并援引多个战争和现代的实例来告诉我们宣传的效果，令敌人恐惧、惊慌、甚至丧失斗志。只要利用恰当的技巧，并逐渐掌握其中的技巧，那么想要达成目标也就事半功倍！

综上所述，文章尽管存在很多不合理的格式以及很难让人赞同及理解的叙述方式，但是也让我真切地从各个详细至极的实例中了解到“宣传”的作用、技巧、影响和方法条件。冗

杂和并不恰当的叙述也给阅读带来了一定的痛苦，但是也深刻地看到宣传是一个重要的系统实践，只有做好宣传，才能掌握到当下事务中的先机和彼此间顺畅的通信！

第五篇：世界大战读后感

[世界大战读后感]世界大战读后感三十一年前它在英国刚一问世，当即掀起了一场风暴，许多学者群起而攻之：轻率武断，扰乱人心，作者根本算不得一位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世界大战读后感。另一些学者则热情推崇：一部难得的杰作，标志着一个新的“修正学派”的兴起，堪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和麦考利《英国史》相媲美。唇枪舌剑，从《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开始，由英国打到美国，不仅在专业书刊和学术讲坛上交锋，还很快扩展到一般大众媒介以至家庭内部，因之朋友反目，父子龃龉之事也时有所闻。

泰勒固然因这本书一时成了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学术地位却早在这之前就已确立。他一九○六年出生在英国兰开夏郡，求学于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获历史学学位，后去维也纳师从普里勃勒姆。一九三○年后执教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牛津大学梅达伦学院。他是一位极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多产的作家，并有多方面活跃的社会活动。他好独树一帜，向正统和权威挑战，在社会政治问题上也总是作直言不讳的批评，因被视为“知识界之牛虻”。有人认为泰勒的个性和遭际很像肖伯纳，“才华横溢，学问渊博，机智诙谐，固执己见，离经叛道，惹人讨厌，不可忍受而又无法摆脱，不时冒犯他的史学同行却总是有教于他们”。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普遍认为这场战争是由希特勒按照预定的计划蓄意策动的。可是在泰勒看来，这不过是一种在战前就已经提出在战后又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满意的解释。原来主张对德强硬政策的人当然满意，因为它证明他们一贯正确;原来倡导绥靖政策的人也能接受，因为它证明要不是希特勒这个疯子，绥靖本来会是一项明智和成功的政策;更主要的是德国人也觉得称心，因为它既然证明一切都坏在希特勒，所有其他德国人都可以自称无辜了。有了这种皆大喜欢的解释，也就为现实需要提供了振振有词的依据：西方国家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反对极权主义而战，现在则跟清白的德国人联合一起在冷战中继续这项伟大崇高的事业，仅仅是敌人的地点和名字有了改变：从前是德国的希特勒，现在是苏联的斯大林，读后感《世界大战读后感》。好像存心要使每一个都不舒服似的，泰勒的笔锋所向，正是这一派五十年代流行于西方国家的自鸣得意。他傲然宣称，他在“以超脱的态度对现有的纪录作一番思考”之后发现，“虽然很多人是有罪的，却没有人是清白的”。他要叙述的将是“一篇没有英雄或许甚至也没有恶棍的故事”。

泰勒用传统的历史写作方法按照时间顺序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新战争爆发的幕幕活剧重新排演了一遍。他的结论是：希特勒既没有策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绥靖政策也未必就是愚蠢和懦弱的同义词;这场战争发端于第一次大战后欧洲均势的更大破坏，直接产生于各国政治家事与愿违的忙中生错;“二战”其实是“一战”的继续和重演。

在泰勒的笔下，希特勒既不是神昏智乱(至少在他被胜利冲昏头脑之前)的疯子，也不是严格按计划行事的理性主义者，而是一个神经坚强的机会主义赌棍。通常认为是希特勒侵略蓝图的《我的奋斗》不过是多少年来在维也纳咖啡座和德国啤酒馆里随时可闻的陈词滥调的混乱回声。在纽伦堡审判中作为侵略罪证并普遍认定是希特勒侵略计划的“霍斯巴-赫备忘录”，其可靠性大有疑问，而那次军政大员会议更可能是在纳粹体制里各个权力机构互相倾轧中希特勒玩的一种内政花招。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上台执政，国会纵火案，进军维也纳兼并奥地利，制造捷克紧张局势以及最后占领布拉格，等等，也并非希特勒事先策划、精心操作的结果，更多地倒是一些二流人物或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主动行为所触发的即兴反应，抓住了他们所提供的机会。总之，“他远不想要战争，而且是最不想要一场全面战争。他想要在不打总体战的情况下获得全部胜利果实;由于别人的愚钝，他差点获得这种果实。”

不仅希特勒的行状不同常论，几乎每一个其他人物都有一幅大异其趣的画像。张伯伦既不愚蠢也不懦弱，倒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的政策得到他的保守党和绝大多数国民的支持。跟通常认为或其本人自我标榜的相反，艾登并不是反绥靖主义者，丘吉尔也不是反对极权主义的斗士，他曾经赞美过墨索里尼，对佛朗哥的事业怀有善意。被普遍推崇为爱好和平的“善良德国人”的施特莱斯曼却原来跟希特勒一样怀有统治东欧的梦想。墨索里尼乃是一个爱虚荣胡吹牛皮的家伙，没有思想也没有目标;斯大林也不像人们相信的那样坚持意识形态教义，一心策动世界革命，倒是个欧洲最保守的政治家，要求维护一九一九年的和平安排，并期望国际联盟成为一个有效的国际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