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个人简历的价值性与条理性
简历即对履历的简要陈述，又称履历表，英文简称CV，常用于个人求职、申请，但也可作为非求职者的经历简述。简历记载一个人的教育学历、专长以及就业经验，有时会补充个人特质、兴趣或期许。主要目的经常是求职者用以取得面试或访谈机会的工具，又由于它经常是第一份征才部门或学术机构挑选候选人的过滤依据，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在求职中要让个人简历发挥其最大的作用，首先就是要让个人简历更具有阅读性，能够让招聘官在看到个人简历之后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关系到个人简历编写的质量上，一般来说在写个人简历的之前都要学习个人简历的写作技巧。比如说，个人简历重要核心原则，简历的价值性以及条理性就是其总要原则，也是写作关键。
个人简历的价值性
求职者所编写的个人简历是求职者的敲门砖，一份个人简历必须要有自己的价值，才能实现其作用。人们在编写个人简历上追求高质量，就是为了提高其价值，有价值的个人简历的才会有分量，在求职的过程中才能更好的提高其通过率。因此说，个人简历的价值性是编写个人简历的核心原则之一。
个人简历的条理性
你所编写的个人简历是给用人单位的招聘官看的，而不是自己看的。在个人简历上必须要有较高的阅读性，才能体现出个人简历的作用来。而个人简历的阅读性也是由其条例性所体现，个人简历的的核心原则之一条理性，不仅能够突出个人简历的阅读性，也能够利于突出人才求职的优势。
此外，在编写个人简历上，还要有真实性以及针对性。一份个人简历如果失去了真实性，也就是失去了其价值。用人单位肯定是不会录用一份满篇谎言的个人简历，而你所写的个人简历也需要具有针对性，这是用人单位在招聘信息上的要求，而且所针对的求职意向也是个人简历中的核心部分。
第二篇：真理性与价值性有机统一
真理性尺度与价值性尺度有机统一
———邓小平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学习体会
王定俭
公共管理学院2007级社会保障专业研究生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在不断地思考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邓小平在思考和解答这一课题中，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真理性与价值性有机统一的原则。即在现实的认识和实践中，必须既遵循认识和实践的真理性原则，又遵循认识和实践的价值性原则；既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又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并实现二者具体的和历史的有机统一。邓小平真理性尺度与价值性尺度有机统一的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观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中的一根红线，具有有多方面的理论纬度，对邓小平这种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观进行深入探讨，对于我们深刻地理解邓小平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真理性尺度与价值性尺度有机统一的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历史视野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马克思明确提出社会发展有外在尺度和内在尺度两重尺度，并且主张这二重尺度的有机统一。马克思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既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把握客观对象的外在尺度，又可以把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有机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历史活动中，以此创造出能满足人的需要的世界。在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既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追求人类解放和自由的价值理想，又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价值构想的“空想”性，使科学的认识和崇高的价值理想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创立了真理性与价值性有机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毛泽东遵循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与价值性有机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而是要摧毁套在人民身上的枷锁，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这是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方向，又是中国人民理性选择和艰苦奋斗的现实结果。建国后，毛泽东一方面急切想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他又多次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我国建设面临的社会主义客观现实。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变化和多重影响，以及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渐地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抑或说认识的真理尺度和实践的价值尺度在毛泽东的视野中逐渐发生了偏差，单纯地追求真理性尺度在毛泽东选择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甚至发展为唯一的尺度，而真理性和实践性的统一逐渐地萎缩和淡化。同时，当时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多地是停留在理想的和抽象的价值追求的表面，忽视了价值追求所赖以建立的客观基础。对此，邓小平曾分析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2]就是这一错误认识的极端表现。邓小平还深刻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3]这种实践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了极大危害。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亲身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享受了革命和建设成功的喜悦，饱偿了革命和建设挫折的痛苦。痛定思痛，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与挫折深刻原因。邓小平认为，认识和实践的历史从那里开始，逻辑也应该从那里开始。邓小平从总结历史经验和吸取历史教训的角度来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的现实性和价值性就凸现出来。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认为，不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5]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同时也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要避免出现片面追求生产力发展，出现违背社会主义价值性原则的方向错误。邓小平认为，我们所干的“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4]
[6]邓小平认为，如果片面地发展生产力而不顾及社会主义方向，就不是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目标。邓小平指出：“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裕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7]邓小平在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给予足够关照的同时，没有忽视现实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特别是强调要从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用认识中国人民是现实的社会主义的价值主体,是追求现实的社会主义价值的创造者和享用者,当代科学社会主义应该把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二者有机统一起来。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的科学论断，就是邓小平真理性与价值性有机统一不懈探索的结晶。邓小平认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真理性的规定，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并且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就在于它能解放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的社会生产力，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对现实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性规定，因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9]正是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尺度和价值性尺度的有机统一构成了社会主义的深层本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观的最集中体现。
二、邓小平真理性尺度与价值性尺度有机统一的当代科学社
会主义观点的辩证关系
从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必须处理二者关系的方面说，马克思认为，大工业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10]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各民族历史必然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理论敏锐地指出：“我们同世界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11]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
[12]邓小平认为，一个国家要发展就必须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这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邓小平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真理性尺度思考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性尺度。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深刻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
[13]邓小平认为，对外开放是人们对世界发展的历史性选择，但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始终要摆在第一位，这样才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邓小平认为，不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对外开放，或者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对外开放，都是背离我们对外开放目标的，因为“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14]邓小平认为，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的辩证统一都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
从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竞争，必然要比较优越性和说服力的方面说，邓小平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物而产生的，现实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最终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后的近百年间与资本主义社会并存竞争，比较优越性和说服力的过程中，总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与发达的科学社会主义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构成了当代世界历史竞争的格局。对此，邓小平既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世界资本主义的横向联系及竞争发展的现实出发，又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有机统一作认真分析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根到底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5]邓小平从社会历史发展最终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真理和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价值追求有机统一，来把握现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科学地凸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说服力。邓小平认为，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穷的越穷，富的越富。而当代科学社会主义则是要从现实起点出发，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财富不断增长。邓小平认为，如果不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这只会导致共同贫穷，这就取消了人们活动的价值尺度。同时，邓小平又认为，“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6]邓小平认为，如果不讲共同致富，导致两极分化，这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真理尺度的取消。可见，邓小平这一国际视野的贫富观既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坚定性，又体现了现实社会主义理性的价值观，是二者有机联系的辩证统一。
从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竞争，必然要借鉴利用为促进社会主义发展服务的方面说，邓小平敏锐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在与社会主义并存的近百年间，既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的封锁，军事上的干涉和政治上的孤立，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的“和平演变”策略。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同时，也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借鉴，相互利用和相互促进的方面。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处于当代世界的同一体中，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发展中的大国其发展离不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作为一个东方发展中的大国——中国。邓小平指出，“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于解决。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地区是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是重要市场，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是在发达国家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17]可见，在这里，邓小平既从理性的尺度思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又从价值的尺度深刻剖析了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不断扩大的双向对外开放中，才会双赢互利。邓小平认为，象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虽然超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而进入了社会主义形态，但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而很快进入社会主义的发达阶段。资产阶级在他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在它四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许多发展生产力的经验和理论，学习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的经验和理论，是我们避开曲折，少走弯路的一种明智策略，我们要建设“够格”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加强国家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
术成果和资金，是不可能的。”[18]因此，邓小平认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是非得失，“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中最根本的是生产力标准，坚持生产力标准就是坚持社会生活的客观真理性，是遵循历史必然性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国防等各方面实力的总合，其中经济实力是基础，它决定着其他方面。因此，坚持综合国力标准和坚持生产力标准都是坚持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则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价值标准，人民是价值的主体，“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20]人民又是评价的主体，他把“人民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判断我们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以否的依据。在邓小平看来,我们党的言论行动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这个出发点还不能保证言论行动的正确性。因此,检验一切言论行动正确与否,还要通过实践,看其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人民利益的实现程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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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55页。
第三篇：科技理性、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
科技理性、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科技理性的张扬有密切关系。必须指出，科技理性只是理性的一个方面，它需要人文价值理性的判断、比较和匡正，人类道德的实践品格必须来自于价值理性的孵化。人文关怀所蕴涵着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实质上是要求关注每个人的生命意义和内心生活。在不断重视和强化人文关怀的基础上，一切表面上看来非常诱人的“说教”就会因失去生存和传播的温床而自行消亡。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可能在创造出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创造出持久美好的人性流露和充溢的善感。[关键词] 科技理性；价值理性；人文关怀；德性；价值
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垂直隶属型的社会亚系统逐渐被水平网络型的发展趋势所取代，与此相关，曾经在旧体制中起重大维系作用的、具有很强的单一性和排斥感的准则、规范和价值观日益为多样性和包容性很强的准则、规范和价值观所取代。“网络组织使权力由垂直变成平行，个人因而得到极大的自由”，[1]（P210）人们越来越多地对于已有的社会现象和行为有了相对宽容的尺度。所有这些都使得社会不管在要素意义上还是在结构意义上都越来越大，从而使现今的中国社会与30年以前相比较，差异点多于共同点、一致性弱于冲突性、断裂性多于连续性。
如果在科学技术层面上进行深入分析，产生这种“新社会”的原因则在于科技发展的快捷和科技的社会影响的凸显。
诚如哈贝马斯所言，如今，我们生活世界的结构当中充满了技术。一方面，科技的实证性内在地偏离了对于抽象的一致性、连续性和共同性的不懈追求，另一方面，科技的工具理性倾向天然地具有打破旧有框架的固有张力。科学上的“实验主义”认为只有有效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建立在“效果”上，因此，“实验主义”本身不能产生价值系统，它本身并不能解决什么是道德、美和宗教的问题。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它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增强，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促进了社会产业结构的变革，同时，人们的生活观念无不在科技的影响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科技理性以及由它所导致的社会行为理性便是重要的构成。
科学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理性活动，这种活动“特别注重感官所能知道的事实，认为所有的命辞都必须根据他们认为的事实，才能成立。”[2](P44)在科学实证主义看来，“一种单纯的批判姿态，不管在主观上被许多现象证明是多么有理，却必须让位给更加可靠确切的知识”[3](P108)，信仰系统是无法能够被证明的，所以，它也就是不可知的、不合理的，这样，科学理性的核心在于相信客观世界的客观性、统一性、规律性和可知性。科学理性起源于科学家特定思维和行为方式，这些特定方式应该包括：探索创新、实事求是、崇尚真理、严谨踏实。科学研究的这些特定思维和行为方式逐渐地被社会所采纳和接受，成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们指导自己社会行为的一种规范，这就是科学理性，它是人所独有的认识世界、探究自然的能力，是以自然科学为对象的人的理性的一个方面。
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科学通常以两种方式对 社会发生作用和影响：第一种是物质的力量，即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第二种是精神的力量，它直接作用于人的理智和心灵，对社会生活发生影响。科学作用于社会的第一种力量较为明显，从而为人家所熟悉，而第二种方式和力量则容易被人们所忽视。对于科学以第二种方式作用于社会的功能，爱因斯坦早就有洞见，他把科学“对人类心灵的作用”或者说“科学对于理智所产生的影响”，称为“不朽的荣誉”，并认为，“尽管草率看来，这种方式好像不大明显，但至少同第一种一样锐利”。正是由于科学的这样两种作用方式，所以它既可以作为“科学—技术—生产”系统中的要素，表现为物质生产力的方式，又可以作为“科学—理性—世界观”系统中的要素，表现为精神生产力的方式。
在爱因斯坦看来，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即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的因果关系，中国的贤哲没能走向这两步，是无足惊奇的，而要是发现了这两个基础则倒是令人惊奇的事。近代以来，我国的科学理论相对薄弱，在传统文化中科学理性的沉淀相应地较为缺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作重点的转移，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提升。其中首先被认识到并受到重视的是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如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平心而言，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即科学理性的社会价值，特别是对于从科学理性通往世界观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普及工作还重视不够。
作为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主体能动力量，理性是人类在本质方面的重要力量和特征。据此，可以认为，科技理性是人的理性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理性也是认识自己、探究社会，为社会设定理想价值目的并给人自己立法的能力。在此，我们可以把以追求理想、伦理道德等人文科学为对象的人的理性称为“价值理性”。这两种理性由于共同指向于人及其生存的客观环境而应该有本质上的同一性。简单地说，人类在认识自然的必然性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科学技术和认知世界的科技理性，又在追求人类的合目的性、合主体性的理性过程中发展出了“真”、“善”、“美”，这渗透着价值理性把握世界的发展、让人类生活得更美好、更完善的方向性指引。
二
动态地看，现代化过程要求普遍地实现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化，但工具理性（即科技理性）的过度膨胀，使科学与技术本身成了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起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仿佛成为技术社会的现代社会，使人们原本丰富的人生蜕化为“技术的人生”。马克斯·韦伯甚至认为自然科学“总是倾向于从根底上窒息这样的信念，即相信存在着世界的‘意义’这种东西”[4](P33)，这和我们这个时代的“除魅”有关联，它的结果就在于：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从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消逝。
随着科技理性的不断张扬，崇尚科技万能的文化理念逐渐成为近现代社会的文化倾向。在道德相对论、追求事实和效率精神的怂恿下，科技理性深深地介入人们的生活世界，掩盖了价值理性的自我解释能力，于是，科学对外部自然界的技术性尝试便延伸到社会生活领域。这样，以所谓富有人情味的故事为共同名称的娱乐材料以其消费的虚拟性和充实度导致了人性的理性匮乏，电影、电视和网络媒体事实上将新闻形式和零散的信息整合成有足够弹性区间的“生活忠告”，使其带有一种超级广告的因素或担负起广告的模拟功能，于是人们的交往形式和交往的实质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它们的影响极具渗透力，以致于大众媒体和肤浅的社会思潮充当了个人疾苦和困难、情感迷茫和抑郁的诉诸对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阅读更多的是周末杂志、画报和马路报刊，也更多地听听广播、看看电视和叙叙街头小道传闻，如此而已，真正读书的人反而越来越少，浮躁情绪越来越烈，隐藏在高度物质文明之下的是人们的精神痛苦和行为堕落，世界因此而失去了与道德不可分割的美的存在。在弥漫着一种引人注目的不安和焦虑气氛中，有责任的思想家敏锐地看到了对于科技理性的过分强调所带来的可怕后果，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由于价值理性的过分缺失，我们的时代面临着毁灭的可能性，人类已经走到了“一个‘绝对文化的门槛’”，没有任何人不会不受到它的巨大转变的影响[3](P106)。在当今社会中，人们在互动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所表现出来的道德意义的缺失和本能倾向的凸显已逐步把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从这个世界上清除了出去，并把我们置于一个可加利用、但没有意义的宇宙之中，为此他们真诚地走上了精神定位和价值选择之途，渴望有一种内在精神生活的不死之鸟能够站立起来，支撑人类伟大而遥远生活的未来。
看来，人类在过多地占有自然飞地的同时也失落了纯真的精神家园。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作为推动现代社会前进的文化力量，科学与技术建立在“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假设的基础之上，于是现实生活中就没有任何道德秩序能够被保存下来[5](P45)。帕森斯非常深刻地指出，随着宗教兴趣的衰微，科学成了人们主要的关注点，科学也被广泛地看做是人类精神在理性上的成就，这种强劲的影响通过近代社会而留下其难以抹去的痕迹[6](P668)。如今，人类所面对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人类内在精神危机的外部表现。只有失去了内在精神的人才会疯狂地追逐外在的物质，而越是追逐外在的物质，就越是失去人的精神家园。
据此，可以认为，科学好比是一艘在雾中夜航的轮船，需要人文之灯来导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德托罗斯教授认为，300年前，人类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那就是将人文与科学分开发展。在他看来，这种分割越深，人类应付复杂世界的能力就越弱。所以，反省人文价值理性和自然科技理性的关系，强调建立科学与人文平衡的整体性文化观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攸关大事，乃至于许多科学家群体也在致力这一问题的研究，如美国科学史家布鲁诺斯基（J·Bronovsky）在其著作《科学与人文价值》一书中深入地阐明了科学的价值在于人的价值，并指出当今世界文明的许多困境不是科学本身的恶果，而是人们鄙弃了真正科学的人文精神。
如今，人们倾向于认为科学理性是现代文明的灵魂，是提高人的认识、促进社会行为理性化的强大精神力量，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以工具、技术和自然科学为标志的人驾驭自然界的能力空前发展了。在此意义上，科学技术本身是无辜的，问题在于人类没有正确地把握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人本身的精神生活和内心要求却遭到了漠视。如果我们一直能用人文价值理性对自然科技理性和科学发展的方向进行合理的判断、比较和匡正，使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和对求生物欲的追求一样努力，那么，就可能在创造出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创造出持久美好的人性流露和充溢的善感。果真如此，则虽如马克思所言：“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人们只能追求和满足那些正当的利益、欲望和需要，这样就不会因为积德消业而放弃人生的各种利益追求和各种欲望的满足，就不会为在磨难中修炼和“形成强大的思想业力”而“割舍七情六欲”，乃至于“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还不会动心”。“人类在败坏，到处都是魔”只能为人类道德反动论和人类毁灭论作注解。本该内在于个体的德行的生成无可置疑地有着外在的源泉，而道德的实践品格必须来自于人文价值理性的孵化。所以，人类发展中的困境和迷惑只能是人们鄙视真正科学的人文精神的折光和反射。
三
米尔斯曾说：“给予科学方法和科学理性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生活在理性之中，而不再有神话、欺诈和迷信”[7](P182—183)。科学理性的“理性亏空”必须借助于价值理性的“理性垫补”，而这种“垫补”只能通过人文关怀逐渐实现。因为，人文关怀所蕴涵着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是一种分析性的、批判性的力量，它实质上是要求关注每个人的生命意义和内心生活。人文关怀以其内在精神孕育价值理性的基本途径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在科学地认识和指导人类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自觉地进行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文关怀能够把人类引向远离本能和盲目的动物式行为方式的美好境界[8](P202)人类总是处在一种困惑的境地中，即一方面是动物，同时又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精神性的存在，而后者使人类知道自己被赋予了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尊严，为此就设定了常规，这也就成为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一把尺子。理性化行为要求人们理智地追求合理的恰当的目标，有效地、切合实际地追求合理的高效益。依靠科学理性，科学家发现了宇宙规律、解释自然现象、预见世界的未来。这就昭示人们应该按照客观规律来指导社会实践，使他们的行为“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反对一切盲目的、主观的、唯意志的行为，在科学理性之光的引导下，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理想的现实世界必然要求将逻辑公理、道德规范和审美原则等各自的真理性建立在某种合目的性上，而对其的论证和一系列的内化过程不得不依赖于人文关怀的渐次渗透。
第二，传播和普及了科学知识的心灵在人文关怀的浸润下，会在更高层面上提高心智和智慧，增强人们抵制愚昧和野蛮的能力，推进社会行为方式的道德化和文明化
自然科学作为一切知识的基础，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精华部分，它既是物质的财富同时又是观念的财富。科学知识内化于人的心灵，使人视野开阔、思想锐利、行为理智。在科学发达、理性之光照耀的地方，野蛮愚昧和封建迷信是没有市场的。相反，现实生活中存在愚昧落后现象，都是在科学知识尚未插足的一些领域里发展起来的。当前，一些地方看风水、观星相、重巫术、建神庙以及其他一些伪科学和反科学现象的泛滥，根本原因就是科学理性之光没有照到那里。
社会发展固然需要更多的科技理性精神，但人文价值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因为它不仅是真的，而且也包含了人类善的和美的理想的愿望，包含了主体需要的价值取向，引领着人类发展的合理方向，表达着人性和人类生活的真谛。在此意义上，应该由价值理性统领科技理性以保证科技理性的正确方向。而这只能在人文关怀的前提下才能得到保证。
第三，科学的认知功能能够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成为社会的理想、信念和道德的科学基础，人文关怀最终对世界观、价值观发生作用，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
有人将科学理性与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尊重人的情感的人文精神对立起来，认为弘扬科学理性必然导致人文精神的缺失，并把世界上人文精神的失落归咎于科学，这是错误的。其实，真正的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融为一体的。近代以来，正是自然科学的诞生才把人的尊严从神的统治的阴影中解放了出来。现代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而科学家的精神气质、高尚品质和人生理想代表着人类道德发展的方向，特别是作为先进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高度的科学理性和高尚的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今天，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融汇趋势应该日益明显，社会行为在高度理性的基础上，应更具人文精神。人们能够提高自己理智的批判能力，利用科学的观点、方法和知识去识别各种消极没落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各种反科学、反民主的社会思潮，如此，则一切表面上看来非常诱人的“说教”就会因失去生存和传播的温床而自行消亡。
美国学者理查德·罗蒂在他的《后哲学文化》中十分深刻地指出：“一个从着魔状态中解脱出来的世界必然是宽容性的，这必然导致实用主义”。既有的封闭社会的隐退会促发主体的个人主义和对个人选择的自由性的推崇。前文已经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统一性的被打破和新社会的被铸造，建构了宽容的社会氛围，使社会成员现实的或预期的行为空间和思想空间大大扩展，形成了社会层次的渐次分化。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表明，社会群体的分化会产生超越原有空间、经济和精神等方面限制的需要和倾向，该过程会日益增长个体化及各个要素之间的摩擦，不断增加的离心倾向又成为通向其他群体的桥梁[9](P42)。曾在我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法轮功等“邪教”组织能够将具有不同文化层次和文化品位的人们揪结在一起，非常典型地表现了人类原始思维的特点，那就是主观和客观的不易区分性与感性和理性的相互渗透性[10](P125)，这种保持了许多相当原始精神状态的“集体无意识”，通过江湖郎中、手相先生、风水先生、占卜者、魔法师和所谓的“教主”及其崇拜等表现了出来，这实质上是实证思维在另一个向度的延伸。它从反面说明：在转型社会中，我国群体生活空间的弹性和有凝聚力的、能动的社会道德认识基础的缺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自然地助长了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科技理性的膨胀。现代社会对“投入—产出”关系的情有独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功利意识，诱发了人们的交换冲动，使现代人的人生情趣日渐趋同、心灵空间日显封窒，人们在进行“数”的计算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陷入生命意义的空白。[11] 社会发展进程中人文关怀的极大缺失所产生的累积效应不断地溢泻出来并在现有的社会背景中得到不断强化，于是在社会实践领域和内在精神领域中出现种种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非理性行为便成为必然，惟其如此，“邪教”组织才能够打着科学的幌子，严重地损害科学的尊严，直接败坏社会风气，给经济的平稳过渡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协调发展带来极大的破坏。因此，在重视科学技术的实用价值的前提下，通过人文主义关怀全面提升科学的理性价值，这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协调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M].梅艳译，姚琮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三联书店，1988.[3] [德]阿诺德·盖伦.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M].何兆武译校.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4]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5] [英]安东尼·吉登斯、克利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6] [美]T．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7] [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M].陈强、张永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8] 徐辉.科学·技术·社会[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9] [德]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M].林荣远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0] [法]让·卡泽纳夫.社会学十大概念[M].杨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1] 岳天明.试论个人社会化的标准与目标[J].西北师大学报，2001，（4）.
第四篇：感性与理性
感性与理性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是感性还是理性？
首先得分清楚一个概念，人性是什么，感性是什么，理性是什么？感性是人的一种情感，还是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喜欢美，厌恶丑，喜好和自己相同的，厌恶和自己不同的，于是作出判断，其实，就广义上说，理性也是人的感性，当人们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一时的主观判断有时候并不是能真正反映事实，不能保证自己以后不会后悔这样的举动，所以才抽象总结出的不随时间、空间、不随个人改变的规则或者叫做定理，就是理性。不过，理性是如此之美，人们在追求规律的时候，总会被这些规则或者所吸引，于是人们又形成自己新的是非观、美丑观，也就是说感性其实是建立在一定的理性的基础上的。可见，人性中感性和理性其实是不可分割的，互相关联的，就好像物理中，人们描述世界的两种形式，例子和场，而到了量子力学中，人们发现，波和粒子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是一个世界的两种形式的描述。
那么其次，我们生活中又怎样去说什么是理性，什么是感性呢？怎样去区分什么事理性什么是感性呢？就好比两个不同的人，甲和乙，假如，甲人认为世界的美在于相同，那么他的感性就是寻找各种的相同，例如：对称、人性的相似之处、从相同来联想事物，在做选择的时候就会从事物的相似性出发，喜欢和自己相同或者相近的人，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人；再者乙人，假如乙人认为世界的美在于不同，那么他的感性就是寻找各种的不同，例如：对称性破缺、人的不同之处，从相异性来联想事物，在做选择的时候就会从事物的向异性出发，喜欢发现和自己不同的人的美，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人相处。那么，你就会发现在相同的规则下面，小小的人的心理趋向的不同，就会导致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的诞生，而且，人们还可以有宗教信仰的不同，法制理念的不同，政党的不同，年龄的不同，生活方式的不同等等等等。但是，同时，人们又有追求理性的信念，在不同的条件下，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比如，同样还是甲和乙，在甲追求相同之处的时候，猛然发现世界上所有的鸡都是肯德基，所有的人都好像是从同一个工厂里加工出来的一个模子样的，周围的人的思想都和你完全相同，难道此时还认为相同是一种美吗？与此同时，乙在追求不同的过程中，也发现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不一样，唯一不变的是变化，即使在你身边和你相处很久的人也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那么这种不同还真的是种美吗？于是，甲也会去发现不同的美，去理性的选择和不同的人相处，而相反的，乙也会去发现相同的美，去理性的选择和相似的人打交道。可见，理性和感性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的，就好像对于同样的方程式，选择不同的边值条件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既然理性和感性是相对的，那么思考这些东西还有毛的意思呢？其实，我觉得，在现实的生活中，两者的区分很明晰，人们的一种常态是一种感性，当人们对这种常态进行反思，觉得这种常态其实可以改变来让我们会活着更有意味，那时人们就在寻找理性，人们在追求现实中缺失的，比如甲在找寻那份不同，乙在发现那种相同。再比如人们在一个人治社会的不公平的时候，会追求一种更加公平的制度的社会，但是，人们却又不得不在担心制度会反过来限制人们情感的自由；再反过来人们在一个法西斯的高压社会，不免会去追求自由，力争去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但是，人们却又不得不担心自由社会的人们贫富差距、两级分化的影响，于是选择税收、三权分立等制度去保障一个相对的平等社会。这样许多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在有现实的背景下，我们总是会有基本的感性，也许就是时代感吧，这样就会产生出对应的理性，正如牛顿时代的物理学家无法想象量子和相对论的世界一样，人们即使通过理性的分析也很难得到未来的感性生活是何种样子，而我们有的只是对现实的抽象分析和不全面的预测。那么人们为什么却热衷于追求理性呢？也许感性是一种平凡群，理性是一种有特殊性质喝特殊规律的群，所以才会有如此多的人们去探索，去探索其中的美。
第五篇：理性与感性
理性与感性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理性胜于感性”。我不太赞同这个题目，我觉得改成“理性与感性的关系”则更为妥帖。
理性与感性的战争，从远古，到如今；理性与情感同行，由沧海，到桑田。
每天每年，我们在这样的战争中整编记忆；每日每月，我们在这样的同行中梳理我们总也凌乱的灵性。
理性与感性，他们似乎不共戴天：
欠缺理性，会让人生之路步入沼泽。我们总是在做着选择。于是长远的考虑和我们切身的感受发生某种冲突，于是现实总是考验我们是否足够冷静和成熟。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消息：德国的一名中学生枪杀了他的老师。我想他大概是不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吧，叫“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想，如果他能理性的思考一下这句话，这样的悲剧恐怕就不会发生了吧。
欠缺感性，会让人生干涸。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我的一个朋友跟她的男朋友一起散步，仰头看见天上一轮圆月，于是感慨道：今天的月亮真圆哪！谁料她男友回带道：“月亮圆关你什么事？”于是破坏了好端端的兴致。所以说没有感性的生活就像是缺乏润滑剂的链条，虽然能够转动，却艰难晦涩。
因此我认为人不可能没有感性，更不可能没有理性。理性是感性的严肃归纳总结，感性是理性的素材准备；理性是客观公正的事实，感性是表层肤浅的初步认识；理性是多次感性认识得以升华，感性以理性的真实得到归属。
不见得什么时候都需要理性，因为人总要轻松的活着，有自己的情感空间，但遇到决定前途命运的大事、工作中需要谨慎对待的事情，则需要严肃的理性。
最后，用一个我自己觉得比较优美的句子来总结理性与感性的关系：他们一路同行，一个汲着水，一个负着火，形影相随，在他们携手共进时，就产生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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