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理性与“制度悖论”

第一篇：个人理性与“制度悖论”

个人理性与“制度悖论”

——对国家兴衰的尝试性探索

张宇燕

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即个人理性），那么究竟为什么人们要去设计并创造出与自身利益不甚吻合、或干脆是背道而驰的制度（即“制度悖论”）？在假定了“制度→人类选择→经济结果”之间的唇齿关系之后，这个问题的提法就变成了如下形式：为什么部分民族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要去选择、或干脆说是默认了使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或地区长期停滞或趋向衰败的制度？本文试图解答的便是这样一个问题。

一、几个重要概念

为了尝试性地回答上面的问题，在此有必要给出几个有关的重要概念。

1.个人理性

广义而言，理性指的是一种行为方式，它同在给定条件或约束下最有效地实现预期目标相关。具体讲，理性大致有下述三项内容：甲、存在一组可供选择的备选或替代方案；乙、每一种方案均对应着某种特定的预期净收益，或满足程度，或目标实现程度；丙、人们总是选择那个能够带来最大预期净收益的方案（西蒙，1964）。

2.制度

在我看来，制度无非是那些人们自愿或被迫接受的、规范人类选择行为的习惯和规则。习惯多指文化传统或风俗、禁忌等等（沃勒，1988）；规则包括各种法律、规定及政策等等。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对具有宽泛内容的制度自有其关注重心，即与保护个人或集体财产权利密切相关的制度（戴姆塞茨，1967）。

3.制度理性（或适宜制度）

所谓制度理性，或适宜制度（张宇燕，1991）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的均衡状态，其中个人的最大化行为既与他（她）的预期净收益相吻合，又同整个社会的资源有效配置并行不悖；不仅如此，此时已经不存在通过改善或调整现行制度来增进个人福利并节约社会资源的机会了。该制度状态所对应的经济结果（如增长率、效率、稳定、公平等）相对于其他各种制度状态的对应物而言更优，可以被看作为制度理性的另一附加条件。注意，我在此所说的制度或制度安排，是有其现实的“载体”的，即民族国家或地区。

4.“制度悖论”（或“制度非理性”）

对此概念我定义如下：理性的个人本着最大化原则所选择的制度，通过它对人类选择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其结果却逐渐地偏离了资源有效配置这一目标，并最终违背了个人追求最大福利的初衷。换言之，“制度悖论”指的是在既定制度约束下的人的最优行为——即个人理性，并未实现制度理性；其结果并未与适宜制度所对应的结果相吻合。

二、制度在国家兴盛衰落过程中的作用

按照常规的思路，如果你假定了每个人都是力求使自身利益（这还可以体现在与他人相对差距最大化上面）达到最大，那么指出并且承认“制度悖论”自然也就免不了让人感到痛苦不堪了。相反，人们在既定制度约束条件下的最佳行为导致最完美之后果，意即人们在寻求自身福利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了适宜制度，在逻辑上、至少在感情上是容易被人接受的。这也恰好是我把分析的重心置于产生“制度悖论”的原因之上的缘故。在我看来，本文开始提出的那个让人着迷的问题之答案，既简单又明了：是制度在国家兴衰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说对此带有浓厚的制度决定论色彩之答案的详尽论证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多少有些遗憾，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制度决定论当作一个理论假说或现成结论来看待（诺斯，1990；欧森，1990）。要知道，一旦我们知晓了制度所具有的“双刃刀”的功能，我们便找到了解开国家兴盛衰亡之谜的途径。具体说，国之兴衰或经济增长快慢的制度解释，在省略了理论论证过程后可以被精炼化为下列几点：

（1）当生活于各民族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在面对各种相去不远或相去甚远的挑战（它们既有来自环境方面的，又有业已存在之制度方面的）时，他们对制度的挑选亦可能有天渊之差；

（2）制度虽然是人们依据行为最大化原则或经济学原则进行选择的结果，但这并不能保证人们对制度本身的选择总是“最佳”的；

（3）制度对人类偏好形成及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且它所具有的这种功能又因制度不同而有着优劣良莠之分，即，适宜制度与非适宜制度（或“制度悖论”）之分；

（4）那些试图通过设立或创新制度来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类行为，如果同时促成了适宜制度或逼近了它，则国家兴旺发达，反之，则出现“制度悖论”，国家衰败沉沦。

优劣不一之制度所扮演的决定国家兴衰的角色，在历史这个巨大的舞台上始终是举足轻重且不可替代的。这一点至少从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中国饱尝屈辱的历史到1949年被划上了句号。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典型的制度创新）则标志着中国的制度现代化进程向更高层次的大踏步迈进。一衰一盛的强烈对比，说明的恰是许多人及我自己所关心的问题。此外，遵循这一思路，我们还可以重新认识一下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生活水平及方式的英国工业革命。尽管工业革命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一个积累沿进的过程，但我们却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经济条件的根本性改变肇始于1780年前后（肯尼迪，1988，第 181页）。一提起工业革命，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技术上的革新，如 1762年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和1787年问世的瓦特蒸汽机，却总是忽略在其之前或伴随其中的制度变迁。举例子说，在1624年英国诞生了她的第一部专利法《独占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套鼓励技术创新、提高私人创新收益率且使之接近社会收益率的系统激励机制。虽说商业法和商业法庭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存在，但其积极作用却因为任意判决和歧视外国人（这使得人们无法对商业纠纷的裁决进行准确的预测）而大受损害。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到了18世纪的中后期，伦敦皇家法院已在保险、汇票、包租船只、销售合同、合伙协议、专利以及其他商业交易方面积累起了足够的经验。英国法院审慎地和公正地对待外国的诉讼当事人，各种商业信用变得更为可靠和可预测，为英国赢得了国际声誉（罗森堡和小伯泽尔，1989；诺斯，1981）。这一切的关键之点，乃是排他性财产权原则使得外部性减弱、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变小。它们在时间上与工业革命相吻合，或略微超前或恰好同步，所证实的正是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决非偶然。

三、对“制度悖论”的尝试性解释

具体到本文，“制度悖论”所指的，无异于本章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部分民族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要选择某种事后被证明是于己不利的制度安排？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经过细致的、缜密的分析，在我看来是不难做出的。循环积累因果论、在交易（或合作或冲突）的社会中遍存的外部性、与制度非中性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之活动、信息不完备性（或不确定性）及与此有关的观念或意识形态之作用、“初始”外部挑战的随机性和多样化、“合乎理性的无知”、高斯定理及相对福利理论等等，便是问题的基本答案，尽管它们很可能远不是答案的全部。

1.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及积累效应

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魏特夫，1957）一书中曾给出一种说明：农业灌溉的需要引起了组织活动，组织活动要求有管理集团，当管理集团最后从授权于他们的制度安排或结构中获得特权并要维护伴随特权而来的利益时，专制便出现了。这里，初始条件是个水源不足的问题，并且人们看到了通过合作来实现潜在规模效益或比较利益的可能性。人们最大化的行为——合作或组织——至少在“初始”状态下是于己有益的。但多少有点不幸的是，后来的累积性效果，则超出了众人的最初想象或良好愿望。为什么会这样？从混沌学的角度来看原因很简单：人们根本不可能对遥远的未来拥有透彻的预见或理解，相反，在他们的眼前却有着实在的好处。结果，正如我们所见到的，东方的封建专制主义，尽管曾在历史上行之有效，并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但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点上或时期内扼杀了大量个人的创造性，并最终严重地并无情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一言以蔽之，“制度悖论”可能起因于特定初始条件下的人类最佳选择。

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虽然含有最初变化或条件的随机性的意思，但这种随机性似乎又是在一个决定论系统中产生的。掷币的结果取决于对初始条件的控制就是一例，尽管做到完美地控制几乎不可能。制度的起源及创新与之类似，意即人的行为特征原则上是可以被识别、分析和控制的。然而，也许正是由于控制不可能尽善尽美——这可能由于信息的不完善或制度有纰漏，制度之未来影响的不可预测性也就产生了。

2.制度非中性与利益集团

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获得的往往是各异的东西；而那些已经或将要能够从某种制度安排中获益的个人或集团，定会竭尽全力地去为之奋斗。这两句话所展现的，便是有关制度非中性和利益集团理论的精神实质（张宇燕，1990）。个人及其在自愿基础上结成的集团，为获取制度收益而“争权夺利”本无可非议，但是这里的关键点在于，那些最终给某些个人带来好处的制度安排，很可能使其他人的“经济”选择既与其预期目标、又与整个社会福利相脱节。对此，我们可以借助于高斯第二定理说明之，即当存在着相当高的交易成本时，有效的资源配置结果不可能在每种规则下出现（科斯，1960；波林斯基，1983）。具体说，假定工厂主们为了逃避因造成污染可能招至的惩罚而结成利益集团，并且假定他们成功地让法律站到了他们自己一边（意即工厂享有空气污染权，因而那些不幸的居民必须自己想办法来避免由污染带来的衣物损失），那么在交易成本相当高的情况下，居民们的最优选择就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而言则很可能是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和工厂主都是经济人，其选择均为既定条件下的最佳方案，然而

效率损失还是堂而皇之地出现了。促成此类“制度悖论”的“罪魁祸首”者，乃有利于厂家之制度安排也；而此种制度安排，又实为利益集团奋力追求潜在非中性制度收益之行为的必然结局。

这里我打算强调的一点是，利益集团或阶级的行动，同意识形态及观念通常是唇亡齿寒的。不合时宜的、或“居心叵测”的意识形态及观念很可能会误导人们对制度的“明智”选择。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来反复宣传某种意识形态或观念，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总会或多或少地“操纵”个人偏好的形成过程（加尔布雷斯，1973；诺斯，1984）。

3、相对福利理论与非适宜制度选择

一旦我们接受了相对而非绝对（福利）理论，那么我们便进入了“另一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追求的不是绝对量而是相对量。此刻，经济人的所谓“最大化行为”之中的“最大”，仅表示每个人或人群处处希冀与他人之间福利的相对差距达到最大（厉以宁、吴易风、李懿，1984；舍克，1977）。把此种观念引入制度理论后，首先让我们联想到的便是，当人们在对制度进行选择或就制度安排进行讨价还价时，他们力图借助特定制度所要实现的目标，乃相对福利——即与他人的福利之差——最大。假如某种制度安排给自己带来的害处（如个人收入的减少）小于给其他人造成的损失（此时的制度收益为负），那么，即使这种制度安排对社会中的所有人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它仍然可能出现并且生存下去。如果说出现制度负收益的情况是凤毛鳞角，那么，即使是在制度收益大于零（意即中性制度创新之结果）时，我们同样无法断言人们所选择的制度，肯定就是那种能使所有潜在制度收益均获得实现的适宜制度。究其缘由，我想或许就在于下面这一点：一旦人们意识到中性制度变迁已无法继续扩大或缩小业已存在的差距，则其变革制度的行动也就失去了动力。概言之，鉴于人们总是力求凭据某种特定制度来最有效地实现其相对最大化的目标，因而人们所选择的制度从逻辑上讲并不一定就是适宜制度。此外，不言而喻的一个事实是，追求相对优势同利益集团的行动常纠缠在一起。两者的共同作用还可能会使人们在选择非适宜制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4.“搭便车”与制度惯性

“搭便车”与外部性密切相关，是指个人的努力同其所得不相称（或大或小）的情况，结果之一便是有些人不劳而获，免费搭了别人的车。我们知道，制度作为集体行动的产物，其产生源于它所具有的功能，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消除或减少外部性，即通过明确的规定（核心是界定财产权利），以使个人的成本与收益和社会的成本与收益尽可能一致，从而鼓励人们的创新精神。但不应忘记，外部性是不可能完全被消除的。这恐怕一方面是由于技术上的困难，另一方面，也许更为根本的，恐怕还是因为逻辑上的困难，因为消除外部性的办法——即制度设立本身，就是外部性产生的一个源泉。用我们熟知的概念讲，即制度通常具有非中性。正是由于制度的非中性，缪尔达尔所说的“支持性变动”才会因某些既定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们的努力而产生。考虑到既得利益者们的人数往往只是整个人口的少数，而大多数受到既定制度的有限损害的社会成员，在促成“抗衡性变动”时所面对的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外部性局面，因而由积累性的支持性变动来推进的制度惯性——即制度这台“机车”一旦启动，要让它停下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缪尔达尔，1972）——便名正言顺地产生了。

5.“理性的无知”与“集体行动的逻辑”

在这里，我打算借用美国政治学者当斯首创的“理性的无知”（当斯，1957）来

阐述出现“制度悖论”的机制。当人们试图通过投票来选择某种制度安排时，如果拥有投票权的人数足够大以致于每个人都清醒地了解到他（她）的那一票对投票结果不施加丝毫影响，则其是否投票便成了问题。公共选择经济学家布坎南对此总结说，在这种情况下，投票者便可能倾向于采取轻浮的举动：或弃权或不负责任地乱投（布坎南，1986）。也恰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斯和布坎南等人才将此类现象概括为所谓的“理性的无知”。考虑到制度是非中性的，故在社会上总会有一批人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热衷于鼓动他人投于己有利之制度安排的票。劝诫、许愿、甚至开空头支票等现象俯拾皆是，也就顺理成章了。利益集团的影子在此再一次显露出来了。在此种背景下，又有谁敢断定大众所选择的制度不会导致“制度悖论”呢？

制度一旦既定，调整或者改进的重重障碍之一，在于大多数单独的参与者难以联合起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究其原因，则主要是因为由多方参加的集体行动之结果，往往是一种公共产品。这也就是说，一方面，对它的消费不具有排他性，即所有人（其中包括那些根本就没有为该公共产品的提供做出贡献的人）均可以享用之而不会被排除在外，如清洁的空气或司法服务；另一方面，对它的消费也不具有拥挤性，即对它的消费不会因消费者的增添而受到任何影响，如广播或电视节目的播出。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当人数相当大时，对任何个人或个别群体而言，除非存在有某种特殊的刺激或激励，否则随波逐流似乎便成了他们的唯一选择。结果，那些貌似不合理的制度便以某种合理的方式存在下来。群体规模越大，离公共产品的最优提供值就越远，除非有某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以提供“有针对性的刺激”（selective incentives）。前面这句话，就是欧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之精义（欧森，1965）。

由于存在制度的非中性，特别是由于多数个人具有的企图搭便车的心理，因此在使多数人的利益有限度地受损的情况下仍可能出现某种“制度创新”。这是因为常有这种情况，即社会大众所分担的损害很小，其人数太多又使得形成免遭损害之集体行动的成本过高；相反，少数进行“制度创新”的人则收益颇丰。这样，貌似不合理的制度亦可能通过这种方式产生并得以维持、延续。如果个人受到的损害过大，并且受损人数相当多时，他们改变既定制度的预期收益可能便开始超过其成本了。“揭竿而起”这个成语相当准确地表达了这个意思。

6.封闭系统与制度僵化

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特定制度出现某种“悖论”完全是可能的。从初始条件角度看，人们信息的不可能完备恐怕是导致“制度悖论”的原因之一，其中循环积累因果过程使人类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做出的选择得以放大。不过，总的来说，封闭环境中的制度较为稳定。我想，至少外部世界的、涉及制度安排的信息冲击波被阻挡于国门之外，有助于某种“不合理的”制度的稳定。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享受的近三个世纪的“太平之世”的最大原因（吉田茂，1980），或许就在于它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由严格的士、农、工、商这一身份等级制度所支撑的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所避开的东西，乃适宜制度的相对优势之参照系。然而，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挑战的严酷性常常使得“制度悖论”变得难以容身和无法容忍了。自1840年以来，满清王朝推行的各种运动或变法（如“洋务运动”和“戊戍变法”），既是对当时外来的“船坚炮利”的挑战之被迫应战，又是了解外国各种制度安排并加以有选择地模仿的动力。其他各种制度的存在及其所对应的结果，实际上是为特定制度提供了一种相对价格。“师夷人之长以制夷”及明治维新大概都是中、日两国制度之相对价格改变后在政策上的反应（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的改革与开放政策无愧于伟大创举之名。）当然，尽管开放系统有助于解决“制度悖论”问题，但它远非是彻底消除“制度悖论”的充分条件，因为至少外部制度安排的有关信息会受到既定制度的“过滤”（如习惯的影响）。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任何制度创新或“移植”的未来结果，均会由于信息不完备和环境差异而具有程度不同的不确定性。这无疑也是导致制度悖论的基础原因之一。这里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系统在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虽然可能出现不稳定或动荡，因为该系统在与其他系统的交往中必然要接受些原来陌生的规则、习惯和观念，但当其开放程度和时间均达到了一定的量值之后，该系统则会走入一种崭新的、层次更高的相对稳定状态。

毫无疑问，上述诸种尝试性解释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是综合地发挥其影响力的。只是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地点，它们的作用才会各有所强、所弱。

第二篇：罗素悖论与金融炼金术

罗素悖论与金融炼金术

世事无绝对，这句话绝对不绝对？

测不准原理，这个原理准不准?

我说的全是谎话，这句话是不是谎话？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悖论的表现形式。简单来说，在对结果的观察中同时包含了观察者自身的行为，就会出现悖论。也就是说，理性无法回答关于自身的问题。

在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观察结果与观察者自身行为掺杂在一起的情况无法避免，这就是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一书中反复向我们介绍的反身性理论。他从一家股份公司的股票增发讲起：

假设某股份公司每股净资产为10美元，净资产收益率为12%，以每股20美元的价格溢价增发股份，令其总的净资产翻番；那么——该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将升至13.33美元，若净资产收益率保持不变，每股收益将由1.2美元升至1.6美元。出于对高收益和每股收益高增长率的预期，投资商们愿意支付一笔溢价。溢价越高，该股份公司的每股业绩增长就越容易满足他们的预期。

在这个例子中，投资商的投资行为就影响到了观察结果——每股收益。换一种情况下，如果投资商预计该公司每股收益不会有成长，不愿意支付溢价，只肯以每股净资产10美元为基准接受该公司增发的股票，那么最终该公司的每股收益就会一如预期的那样没有成长。从而出现了信则有，不信则无的怪圈，就象炼金术。

2000年科技股泡沫期间，美国消费铜达到270万吨；2001年经济陷入衰退，铜的消费量马上减少到了220万吨。奇怪之处在于，美国2001年的GDP较2000年基本持平。有些人认为，市场供小于求就是主力把铜都藏起来造成的假象，供大于求就是主力把先前藏的铜又释放了出来。我认为这种解释未免过于简单，并且对投机操作的指导意义不大。而一个经济指标——商业库存①似乎与铜的库存变化关联密切。我以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描述这其中的过程：

a.假使在一个阶段性的平衡点上，某空调零售商每月销售100台空调，同时采购100台，保持140台空调库存，库存消费比为1.4；

b.现在，不去管何种原因，这个月只卖出了98台空调，那么这位零售商就会预期下一个月的销售也是98台甚至更低，还要保持库存消费比在1.4个月的水准上的话，就只会向上游批发商采购96台空调；

c.对于批发商的感受来说，如果原先每月都是购销1000台空调，现在销售突然下降到了960台，基于同样的理由，他向制造商的采购数量将减少到920台；

d.到了制造商这里，如果他原先每月都是销售10000台空调并采购相应所需的原材料，现在，他只需要采购生产8400台空调的原材料就可以了；

e.现在原材料市场开始出现过剩，价格下跌，消费者的预期开始改变：等一等，价格或许会更便宜？于是，市场的自我循环与强化过程再次开始。牛市的过程与此正相反。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库存弹性对终端消费的细微变化有放大作用。当市场中多数的参与者对未来做出悲观的预期，市场未来的表现就会一如他们的预期那样悲观。传说中的市场主力，就是市场参与者自己。

索罗斯关于炼金术的说法，并不是要说明经济学有多么神秘，而是要提醒人们，意识不可能置身于市场之外。忽视了观察者自身行为对观察结果的影响，就会推导出错误的理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走出经济学的囧境，从更高层次上观察市场，捕捉到市场自反馈过程中的良性循环与恶性循环。

①商业库存（Business Inventories）：用以衡量包括制造、批发及零售三个阶段在内的整体商业库存，以及这三个阶段的销货金额。

发布时间：美国商务部每月13日左右美东时间8：30 AM发布两个月之前的的数据。

关于这个指标的心得：设想你是一家零售商的老板，你会反复无常地修改自己公司的库存计划吗？加上反身性理论的自我强化，使得这一指标有极好的趋势性，很少反复。自2001年1月至2003年10月，美国商业库存连续34个月下降；之后直至2008年8月，除2006年底的个别月份以外，商业库存持续上升；之后又是连续下降……结合同时公布的商业销售及库存消费比指标，能够较好地预测铜这一有代表性的工业基础原材料的长期需求变化。

第三篇：制度的伦理性

【内容摘要】：罗尔斯的正义论在西方政治哲学领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他的两个正义原则构建了全新的符合现代社会的正义理念，为解决一系列棘手的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指引。本文的第一部分试图重新阐述罗尔斯导出正义原则的逻辑推理；第二部分是参照罗尔斯的正义论，对我国现实制度的反思，为我国的当前的社会问题提出笔者不成熟的意见。

关键词：罗尔斯 正义论 公平正义原则 无知之幕

引言

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它既是构建合法社会制度的理论基础,也是构建道德体系的理论基础。它广泛渗透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中,自古至今,历久常新,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探究的根本问题。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年),从公平正义入手,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证了自由与公平、个人与国家、机会与结果等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力图为现代西方社会重建“公平正义”的道德基础。他的学说,对西方政治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引发了西方学界对“公共理性”与社会行为、个人权利与社会共同体要求、个人价值与社会正义、社会多元与社会统一、自由与平等、民主与秩序等重大理论问题的广泛讨论,从而形成了当今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大繁荣局面,以致人们将《正义论》的出版视为“罗尔斯时代”或“罗尔斯轴心时代”开始的标志。笔者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观，其视野虽然限于一种“国内社会”，但是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回顾和探讨他关于公平与正义、平等与效率等一系列观点，并对我国的社会先行制度作出合理的反思，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将大有裨益。

一、对《正义论》的逻辑清理

1、公平正义原则及优先性

罗尔斯从人都处在“无知的面纱”中的“原初状态”(类似于“自然状态”)出发,推出正义的两条根本原则。第一条原则:“每个人都在最大程度上平等地享有和其他人相当的基本的自由权利。”第二条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被调解,使得(1)人们有理由指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并且(2)它们所设置的职务和岗位对所有人开放”。罗尔斯的第一条原则简称为自由原则,这一原则保证了人们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罗尔斯认为正义的核心就是平等,在他看来“正义即公平”。具体来说:“公平”是指社会权利、利益的公平分配。罗尔斯把社会成员所承担的责任、义务和享有的权利统称为基本利益。可见,平等地享有自由权利,是罗尔斯正义论的首要原则。第二条原则简称为差别原则。它规定了经济和社会福利领域的不平等权利的适用范围和条件,要求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不平等分配应该对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最有利。这条原则实质是要求国家应对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差别予以调节,使之最大限度地改善最差者的地位。在这两条原则中,自由原则是首要原则,差别原则是建立在自由原则基础上的,从属于自由原则的。只有在贯彻自由原则的前提下,才能贯彻差别原则,决不能以牺牲前者来满足后者。

2、对公平正义原则的论证

罗尔斯对上述两个原则的论证显得繁琐和迂回，然而这并不能够成为我们忽略这部分的原因。罗尔斯所提出的正义论，可能并不是最完美的结论；因为可能有人会提出类似的结论，这些结论可能更加吸引和新颖。然而要像罗尔斯一样，要证明这些具有相当普遍性的道德常识，尤其是具有理性上的说服力，却是异常艰难的。因此，我们只是在意罗尔斯的结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知道罗尔斯是如何证明的，即这些结论是怎样得出的。只有这样做，我觉得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罗尔斯的思想；亦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一些错误的或无理的批评，因为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的论证体系是非常严密的，在逻辑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原初状态的设计。原初状态相当于社会契约论中的自然状态，它在历史上并不真实存在，而只是在思维中的一种状态，这好比牛顿力学第一定律中的理想环境，虽然它难以满足，然而由它所得出的结论却对现实有巨大的作用和参考价值。这可能就是社会契约论学家要设定自然状态，罗尔斯要提出原初状态的原因。罗尔斯是这样定义原初状态的：“它是一种期间所达到的任何契约都是公平的状态，是一种各方在其中都是作为道德人的平等代表、选择的结果不受偶然因素或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所决定的状态。”

a、正义的环境。“正义的环境可以被描述为这样一种正常条件：在那里，人类的合作是可能和必需的。”罗尔斯认为，人们愿意进行社会合作的理由是社会合作使所有人都能过一种比他们各自努力、单独生存所能过的生活更好的生活，这是利益一致的方面；然而，人们谁也不会对怎样分配由他们的合作所产生的较大利益无动于衷，因为他们都在追求自己的目的，总是希望获得较大的份额，因此产生又利益冲突。这就引出正义原则的必要性：恰当安排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正义的环境就是产生这些必要性的背景条件，即人们在进入社会合作之前所处的是怎么样的环境。

罗尔斯认为正义的环境主要有一下的一些主客观条件。第一，众多的个人在确定的地理区域内生存，他们的身体何精神能力大致平等，差别不大，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压倒其他所有人的人，每个人都是易受攻击的，每个人的计划都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合力的阻止。第二，在学多领域中都存在一种中等程度的匮乏，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源并不是非常丰富以至合作的计划成为多余，同时条件也不是那样艰难，以至有效的合作也终将失败。第三，处在正义环境中的各方在知识、思想、判断方面是有缺点的，即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推理记忆和注意力受到限制，判断容易受到渴望、偏见、私心歪曲。正是这些缺点不但造成了人们有不同的生活计划，而且在哲学、宗教信仰、政治和社会理论上存在分歧。最后，罗尔斯假设各方对别人的利益不感兴趣，即“相互冷淡”（mutually disinterested）。相互冷淡的假定意味着各方一方面不是仁爱和无私的利他主义者，总是去考虑照顾别人的愿望和别人“

好”的观念；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是追求个人特殊利益的利己主义者。至此，背景的假设基本完成。

b、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原初状态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公平的程序，从而使达到的每一个同意的原则都将是正义的，也就是试图通过程序上的正义，达到实质上的正义。“我们必须以某种方法排除使人们陷入争论的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引导人们利用社会和自然环境以适应他们自己的利益。”（136）基于此，罗尔斯假定各方都在无知之幕之中。

无知之幕中的各方并非一无所知，而是有所知有所不知。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他的阶级出生，也不知道他的天资如何，他的体力智力如何，即不知道自然天赋和社会出身；没有人知道他的个人价值观念，甚至他的心理特征；各方不知道这个社会的经济或政治状态，或者它能达到的文明和文化。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正受环境的制约，他们也具有选择正义原则所必须的一般知识。

无知之幕的假设，使原初状态摆脱了历史和现实的性质而成为纯粹理性的虚拟，也最终排除了订约各方的特异性，使他们成为抽象的、一般的的人，排除了一切会影响到原则选择的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偶然因素，排除了一切会妨碍人们达到意见一致的冲突因素。这就使契约已完全不是现实的契约，订立契约的行为变成了对原则的选择，这种选择实际上已不是在各方之间进行，而是在一个人的脑子里进行。（参考书141）例如，一个知道自己富裕的人可以视累进税制为不公，而一个知道自己贫穷的人则视之为公平。但是如果他们对自己的此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不知道何种税制对自己有利，那么他必须代表全部人选择最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原则。

（2）正义原则的选择。在原初状态假设完毕之后，罗尔斯便开始导出他的两个正义原则。在这里，罗尔斯采取有限排除的策略，即将各种对人们有影响的正义观进行列举，然后一步步进行筛选。最终的结果就是在原初状态中的各方，会选择这两个正义原则，而非其他。当然，罗尔斯也承认他所进行的这种穷尽的比较是一种不能尽人意的方法，他的论证是在一种较弱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他觉得一下子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只能退而求次。

a、第一次筛选：选择对象的表格。罗尔斯认为，那些随着时代的改变和以时代为存在条件的正义观要排除在表格之外，因为各方要选择的是那些在任何环境中都有绝对效力的普遍原则。在这个标准下，罗尔斯对众多的正义观进行筛选（当然是有限的）。表格中的正义观主要有下面四种：（1）处在一种词典序列中的两个正义原则；（2）功利原则，包括古典功利原则和平均功利原则；（3）至善原则，这是以亚里士多德外代表德原则；（4）利己主义原则，包括一般利己主义和特殊利己主义。

b、第二次筛选：正义原则的形式限制。在进行第一次筛选之后，为了进行进一步的筛选，罗尔斯概括出正义原则的五个形式限制：(1)正义原则是一般性质的，即要表达一般的性质和联系，而不涉及具体的人和事；（2）正义原则在应用中也是必须是普遍有效的，即适合于一切场合个人；（3）正义原则还必须是公开的、众所周知的；（4）正义原则必须排列各种冲突的利益的先后次序，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的体系；（5）正义原则的最后一个形式限制是终极性的条件，即它们是裁决实践推理的最后上诉法庭。（参考书145）经过这一步的筛选，将利己主义从表格中剔除，因为利己主义排除了订立契约的可能。而罗尔斯认为至善原则不是一个正义原则。

c、第三次筛选：导出两个正义原则的理论及依据。经过两次筛选之后，表格中剩下的就只有两个正义原则和功利原则。《正义论》的目的是为了提出一种更加完善的正义原则，取代传统的功利原则，在这里，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和功利原则展开了正面的交锋。罗尔斯认为，在原初状态下，两个正义原则比功利原则更加为各方所接受。他的证明如下：

最大最小值规则（maximin rule）是一种用于在条件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选择的规则。而这种不确定的条件主要有三：第一，选择者不考虑他的选择可能把他带入的各种环境的可能性，并且有不予考虑的理由；第二，他主要关心他有把我获得的最少收益是多少，而不是最大的收益机会；第三，他面临的选择对象中有的确实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其实这个最大最少规则类似于博弈理论中的完全博弈，即各方都不知道对方相关的信息，因此各方都会采取最理性的方案，而不是孤注一掷。

原初状态中的各方所处的情况与上述三个条件相符。首先，处于无知之幕中的各方不可能预计他们进入社会中所能获得的利益和地位；其次，原初状态的各方免除了冒险精神，他们会审慎选择他们最有可能得到的起码利益，而不是冒险以求把握不了的最大利益；最后，功利原则允许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是基本自由来满足大部分人的利益，它总有带来不良后果的可能性。各方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对他人表示相互的冷淡，在选择原则时，他们不知道自己将来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也就难以确定自己是否在被牺牲的小部分人之列，因此，出于对风险的厌恶（hate of risk）他们一定排斥功利主义。故罗尔斯认为，功利主义者一般都表示对人们的自由平等和社会最低值的关怀，但是在基本原则中没有体现。而两个正义原则既注重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实，又将道德理想植入基本原则，因而是更可取的。

二、对现实制度的反思

从罗尔斯的严密的理性论证中，一方面，我们更加确信两个正义原则的可取性。也正如他在正义原则的择出之时所提出的正义原则受到形式限制，其中一个限制就是终极性。终极性就意味着正义原则是普遍的原则，适合于任何社会之中，不随社会环境的变迁而变化。所以罗尔斯指出，他的正义原则同时适用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从罗尔斯的论证中，我们不难看出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制度前的原则，即它是在具体社会制度选择之前已经存在，社会制度的选择必须要遵循两个原则。因此各方在正义原则达成一致之后，才开始运用正义原则选择他们要建立的社会的各种制度。也就是说，制度本身具有道德性。不管制度具体如何，它要体现制度前的正义原则，否则是不正义的，应该受到人们指责甚至废除。而在中国的今天，无论是经济学家

还是政治学家抑或是法学家都在反复强调中国处在转型时期，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然而，真正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学者是不应将所有的问题的原因都简单归结为转型时期，我们应该对处在这一特殊时期的制度作出适当的检讨。必须要指出的是，转型时期是一个量的积累的过程，各种制度正在形成或在转变，中国以后会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当下人们的作为。

1、分配制度的检讨

（1）当代分配的失衡。罗尔斯认为，影响分配的因素有两方面：一是天赋，一是社会出身。要达到分配的正义，必须要消除这两个方面的影响。罗尔斯主张人们在社会条件方面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即除了家庭外，其他严重的社会限制和不平等也要逐步消除，即社会成员对社会的准入的机会是平等的。他还认为，天赋是不应得的，天赋是社会合作中的集体产物，但是天赋是难以做到增补的，譬如不可能将一个智商是150的削减到100，所以应当遵循差别原则，即在社会经济利益领域最大限度地促进处境最差者的利益。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政府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原则，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官员们只看到前半句，一般会对后半句视而不见。最终的后果就是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各阶层矛盾激化，地区发展不均，各种各样的怪现象如贪污腐败、三农问题等层出不穷。这些问题的出现，折射出我们的分配制度出现了严重的偏离了其伦理性。如果说中国在七八十年代忽视了公平的地位，进行了改革多年后的今日中国,“公正”(正义)与效率兼顾的模式日益成为必要而且可能。效率优先，即意味着允许一部分“有效率”的人或地区先富起来，换个角度说，就是要一部分“没有效率”的人或地区牺牲他们的利益。这在罗尔斯的理论中是允许的，即差别原则；然而允许的前提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即要求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不平等分配应该对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最有利。只有这样才符合正义的原则。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即他没有为了他人利益而放弃自己利益的义务；他的利益唯一可以被政府牺牲的理由是：为了达到更加正义。而政府必须要从得益者处转移财富以“补偿”他们的损失，这不是得益者对被牺牲者的施舍，而是被牺牲者必须应该得到的。如果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允许效益优先是一个政治上的策略；但时至今日，在经济有相当积累的今天，效益和公平并重是必然的；随着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公平会最终取代效益，这就是罗尔斯所描述的正义。

（2）代际分配的失败分配除了上述的时间上的横向分配之外，还有一个时间纵向分配的问题，即罗尔斯所称的代际公平问题。代际公平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道德伦理基础。“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需要构成危害。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可持续发展”与罗尔斯提出的不符。假设原初状态下的人们是第一代（事实上他们不知道自己处在哪个世代），他们出于关心下一代人（就如父子关系）的生存，为了满足下一代的需要，按照某一储存原则，将各种物质资源、知识、文化、技能等留存给下一代，而下一代人也需要按照这一原则将留给再下一代的人。如此推及下去，每一代都由于上一代而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按照公平原则，他们对下一代的回报也是应该的。但是问题出现了，就是第一代人，他们只有付出，没有任何得到任何好处，罗尔斯认为，差别原则在这里应该受到储存原则的限制。因此，代际公平也包括在公平正义原则当中。

在这里，我们不妨反思一下一些现实的命题，虽然这些命题仿佛都是不证自明的。我们国家在80年代初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时隔20多年，这一命题仍然为人们所倡导，这其实与我们国家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相违背的。必须指出的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中的“发展”就是指经济发展，从这一命题可以推演出各种有趣的命题，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等。中国的发展一直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所以对于“可持续发展”并不重视，国家大力提倡，也只是近几年的事。当我们为我们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度增长欢呼喝彩时，我们确忘记了我们为此而付出的环境成本究竟多大。生活环境的恶化、资源的匮乏、生态失衡，这一系列的损失并没有考虑进GDp当中。我们常常在新闻评论中听到，某某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持续低迷，甚至有下降的趋势；而我们国家的保持高增长的势头，接着评论员便作出一些类似社会主义就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之类的评论。这样的评论是极度不负责任的，颇有蛊惑人心的意图。我们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而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是不正义的，这样的分配制度极待修改。

2、法律制度的检讨

(1)功利主义在法律中的泛滥。法律经济学，（economic of law）又称为经济分析法学，是西方一个新兴的法学流派。法律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Economics of Law、Eco－nimic Analysis of Law或Lexeconics）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而且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或称微观经济学），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法律经济学以其独特的经济分析手段，对传统的法律，无论是基本观念，还是基本概念都带来了极大的震荡。然而法律经济学以效益为其出发点，主张效益最大化；为达到这个目的，牺牲部分人的利益也是允许的。因此，我们不难判断出其哲学基础就是功利主义（尽管波斯纳曾作出过否认）。法律经济学有其可取的一面，但也有不足的地方，尤其在我们国家，由于人们的权利主体观念相对较弱，更加应该警惕其缺点对人们权利的侵犯。

1999年8月30日，沈阳市发布了《沈阳市行人与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这个处理办法及其随后的争论被简称为“撞了白撞”。处理办法的规责原则完全可以在法律经济学中得到完美的解析，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法律经济学在行政立法上的运用。笔者认为，法律经济分析究竟在多大范围内适用，适用程度如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按照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人的生命权属于第一原则，是绝对不能被侵犯的，不

第四篇：贪婪与理性

富兰克林说过这样一句话：获取财富是改变个人命运的最好途径。

怀抱着这种改变个人命运的想法，许多人投身股市，而其中能笑着留到最后的，却是极少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物资短缺，仅有八家股票上市交易，预约券远远不足，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混乱，政府因此出台股票认购证政策，通过公开摇号方式购买股票。改革开放后中国股市第一次财富效应的巨大冲击就酝酿在这张不起眼的认购证之中。1992年2月1日，为期十天的发行期结束了，认购证的中签率远超大众预期，一部分人一夜暴富，这给当时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更多的人通过认购证了解到证券市场存在合理合法，公开公正的致富机会。这便刺激了大多数人的财富欲望。

柏拉图说：理性是人类灵魂中最高贵的因素。但是当追求财富的狂热冲击人们头脑时，贪婪占据了上风，理性则被抛之脑后。1992年2月，股市暴涨，尉文渊发表了公开警示，但人们丝毫没有在意，4月股市即迎来了第一轮高位震荡。损失了六千的股市投资者康柏华于5月自缢身亡，成为血祭中国股市第一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经济的残酷性。

人们常常抨击贪婪，可在我认为，合理的贪婪是好的，它可以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改变命运。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至今，出现了太多投资人精神失常，结束生命的例子，原因为何?我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理性与贪婪两者的失衡。

对财富的追求我想是人之常情，但当我们进入证券交易市场，不应仅仅把它当作牟取利益的场所，我们更应该对这个行业有一份责任感，理性的去了解其中的企业。2005年6月刘元生买下了万科的360万元股，此时万科刚刚起步，没有人愿意了解它。在此后的几十年，刘元生都不曾卖出过一股万科股份，到现今，其市值已超过33亿，坚持、耐心、果断，这便是刘元生的长期投资。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说到: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物种。股市瞬息万变，谁也预料不到明天是涨停或是跌停，作为投资人来说，应该有自我判断能力并做出积极的反应。股市最大的风险便是投资者不愿承担股市的风险，追求财富的道路漫漫，必须具备一定的风险精神，这样才有可能走到最后。

用贪婪追求财富，以理性制约贪婪，方是致富之道！

第五篇：理性与感性

理性与感性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理性胜于感性”。我不太赞同这个题目，我觉得改成“理性与感性的关系”则更为妥帖。

理性与感性的战争，从远古，到如今；理性与情感同行，由沧海，到桑田。

每天每年，我们在这样的战争中整编记忆；每日每月，我们在这样的同行中梳理我们总也凌乱的灵性。

理性与感性，他们似乎不共戴天：

欠缺理性，会让人生之路步入沼泽。我们总是在做着选择。于是长远的考虑和我们切身的感受发生某种冲突，于是现实总是考验我们是否足够冷静和成熟。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消息：德国的一名中学生枪杀了他的老师。我想他大概是不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吧，叫“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想，如果他能理性的思考一下这句话，这样的悲剧恐怕就不会发生了吧。

欠缺感性，会让人生干涸。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我的一个朋友跟她的男朋友一起散步，仰头看见天上一轮圆月，于是感慨道：今天的月亮真圆哪！谁料她男友回带道：“月亮圆关你什么事？”于是破坏了好端端的兴致。所以说没有感性的生活就像是缺乏润滑剂的链条，虽然能够转动，却艰难晦涩。

因此我认为人不可能没有感性，更不可能没有理性。理性是感性的严肃归纳总结，感性是理性的素材准备；理性是客观公正的事实，感性是表层肤浅的初步认识；理性是多次感性认识得以升华，感性以理性的真实得到归属。

不见得什么时候都需要理性，因为人总要轻松的活着，有自己的情感空间，但遇到决定前途命运的大事、工作中需要谨慎对待的事情，则需要严肃的理性。

最后，用一个我自己觉得比较优美的句子来总结理性与感性的关系：他们一路同行，一个汲着水，一个负着火，形影相随，在他们携手共进时，就产生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