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谢晖：经验事实与制度理性
谢晖：经验事实与制度理性（安排）
按：这是4月30号我在四川广安举办的“新时期调解创新与理论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前两天贴出的两次会议上的发言内容之间，也有某种“意义叠合与衔接”，事先没录音，仅通过记忆整理并发表在此。期待诸位的理性批评。
谢谢主席！感谢广安市委政法委和广安市司法局以及徐昕教授的邀请！
首先在这里向大家表示歉意！本来会议安排我在上节发言的，但来到圣人的家乡，不看看圣人小时的居处，感到有些遗憾，所以临时做了调整，改到这个单元发言，破坏了事先安排好的发言秩序，所以，向各位道歉！
通过上午的会议，我觉得事先准备要讲的这个题目，和今天的会议主题有些差距，不如结合我今天思考的一些问题，连同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一起，和大家交流一下。这个题目就是“经验事实与制度理性（安排）”。我讲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经验事实与制度理性的关系。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二十年来，我国进入一个到处有试验、从而也到处有经验的国度。各种各样的经济经验、行政经验和司法经验，经常充斥新闻、报端，几乎是县县有经验、甚至乡乡有经验。这种特别关注经验的现象，又构成了近二十年、甚至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和“摸着石头过河”、“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这种经验理性的倡导有很大关联。即使在人民调解领域，也照样产生了一系列经验。除了今天令我颇有收获的广安经验之外，我还记得在山东工作时，该省司法厅曾推出过著名的凌县调解经验。我甚至曾经跟踪观察过这一经验。这种经验事实的不断创生，对我国的各项改革事业而言自然受益非浅，但如果一个国家总是满足于这种经验事实，而不想方设法把这种经验事实上升为制度理性和安排，就不足以表现人的反思性、能动性和主体性。对经验事实的制度提升，我想，这和早上於兴中教授所讲的对它的学理提升一样重要，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同样的思维过程。
具体到广安经验，既然这一经验在实践中具有如此好的效用，那么，就需要把它从经验事实转化为制度理性和安排。在目前我国的制度上，像广安这样的城市是没有地方立法权的，这不同于联邦制国家和地方自治权很大的一些单一制国家，所以，要将广安经验这类比较成熟的经验事实上升到制度理性和安排，就需要要么走国家立法的路子，显然，这种情形很不容易，毕竟国家立法的启动是一件复杂且耗时的作业。要么是在四川省内立法，我想，这显然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问题。正像早上徐昕教授所建议的，我也建议在座的四川省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们，在四川地方立法中能充分考虑把包括广安经验在内的一些成熟经验，表达为一省范围内的制度理性和制度安排。
与此相关我还想讲第二点，那就是行政扩权与行政受制的关系问题。人民调解，本来是公民面对纠纷，所自愿选择的纠纷解决之路。但是，现在，各个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司法行政当局纷纷介入了相关的调解，特别是组织相关的调解机构，健全相关的调解措施。换言之，如果没有地方行政当局、特别是司法行政机关的参与，自治的人民调解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这使得以大调解名义出现的人民调解，有了浓重的官方色彩。这种情形，我曾经指导过的一位学生桑本谦在研究山东“凌县经验”的时候，曾把它概括为“官方主持下的调解”，发表在我主持的《民间法》上。我觉得，广安经验的很多内容也有这一特点。
那么，为什么行政机关热衷于参与这样的活动，除了行政本来的要求之外，我们应不应当从利益视角关注这一问题，即当行政机关积极地参与这种活动时，两造的收益是什么？行政机关的收益是什么？国家的收益是什么？如果不进行这种利益视角的比较和考量，或许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就是浅层的。我在山东工作期间，当地司法行政当局曾积极推出过多个很有影响的经验，我也曾坦率地问过当时当地的司法行政官员：在这些倡导背后，有没有司法行政机关刻意扩权的意图？大家知道，我国司法行政机关的地位、职能是比较尴尬的，除了法制宣传、律师管理以及狱政管理（而狱政管理还设有专门的监狱管理局）之外，它的其他职能，和其他行政机关相比较，少得可怜。所以，司法行政机关通过总结各种经验，进行行政扩权，也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我国恰恰是一个行政权力已经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国度。历史上，中国的直接行政管理只到达县这一级，县以下则是相对自治的；而自从民国以来，这一统治的手臂伸向乡这一级，如今，甚至连一个行政村负责人的产生，也往往不是村民自治的结果。更有甚者，某些地方的经验，甚至连村民家中如何叠被子、如何建马桶，也由官方出来指导、甚至强制命令，还美其名曰建设“新农村”、评比“文明户”。某地司法局推出的所谓“依法治家”（后来因某领袖提出“法治德治结合论”，又顺时应命，改为“德法双治、文明理家”）的经验，就典型地表明了行政权过分扩张的这种事实。如果行政权的扩张没有法律的明确限制，那么，看似“为民”的许多举措，反而只能促成一种“积极权利”和“积极自由”观念，而无法推动那种“消极权利”和“消极自由”的发展。我以为，这对公民社会和法治国家的建立而言，反倒是一种明显的威胁。
我想讲的第三点是领导指示与规范根据的关系问题。今天在听广安的朋友们介绍时，多次谈到广安经验得到了很多领导的肯定与关心。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国，不少经验事实，乃是在领导的关怀和指导下生长而成的，从而对相关举措的规范根据、法律依赖关注很不够。大家知道，这必然会存在一些风险，引申一下古人的话，就是“人在政举、人去政息”。记得山东陵县经验当年曾很得当时司法部长的赏识。高昌礼部长当时就题词说：“依法调解之路通天下”。但没想到，没过多久，他就在政坛“出事”了，因此，他所推崇的陵县经验，据我所知，尽管当地还在做，但作为一种风靡全国的经验，也因为部长的“出事”而烟消云散了。这不正说明我国诸多的经验事实上升不到制度理性的高度时，所存在的严重风险吗？
这一关系，其实仍然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经验事实和制度理性及制度安排间的关系问题。大家知道，商鞅变法时期，因为其扎实的制度规定给秦国确实带来了实惠和实效，所以，尽管商鞅后来遭遇车裂的大刑，但他所导演的制度成果推出了一个虎视天下、君临四海的政治王朝，并且从此之后，“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至今我们在某些方面还享受着秦朝的制度成果，如“县制”在名称上的保留就是典型。而今天，正如早上我在主持时针对一位发言者的发言是所强调的，自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制度技术”的精度上，既赶不上近代以来的西方人，也远远不及中国古代人。因为我们奉行的不是制度治国。这就导致在社会秩序运作的很多方面，我们都把领导人的感觉、指示、支持等
3放在第一位，而把相关经验的规范依据、制度依赖放在其次，从而一种经验事实，来时轰轰烈烈，去时无影无踪。这进一步提示我们在经验事实基础上，关注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在领导支持的背景下，寻求相关经验的规范根据，或者及时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制度理性的重要性。
当然，我国各地方对经验事实的制度转化，因为地方自治的几乎不存，如果一例经验得不到有立法权的“上面的”重视，就只能停留在经验阶段。对这个问题，我前些年在“地方自治与法治”这样的讲题中做过专门、系统的论述。但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却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期待一蹴而就，可能心急吃不了热包子。
我讲的第四个问题是人民调解与法治理念。在早上一些领导和学者的发言中，把调解和法治对立起来，强调只有付诸司法诉讼，才是合乎法治的；而没有付诸司法诉讼，由两造自主解决纠纷，或者两造自主选择第三人解决纠纷，是不符合法治的，尽管是很有效的。听到这样的发言，坦率说，我很纳闷，我也和相关发言者茶歇期间做了交流。这显然是我们长期以来把权利这一概念自觉不自觉地放逐于法治之外的结果。在法治世界，权利是法治的必然构成性要素，而且是最重要的构成性要素。司法作为法治秩序紊乱时的矫正机制，尽管很重要，但在法治构成中，必须依赖权利的路径而展开。既然权利是法治的最重要的构成性要素，就必须要强调主体对权利的自我处分。在遇到纠纷时，两造究竟选择诉讼，还是选择调解，这完全是他们权利的范畴，是公民对权利的行使方式，自然也是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德沃金强调要认真对待权利，我们可以引申一下他的看法，在法治建设中，不认真对待公民对权利的自由处分，而只关注公权如何推进法治，其实仍然崇尚的是“压制性法”，而不是“自治性法”，更不是“回应性法”。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两造选择调解解决纠纷，其最终效力如何？如果两造先前接受了调解，过些时日又反悔怎么办？推广“大调解”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在时间上、费用上节约成本，但如果经过费时耗工所做的调解，最后两造又反悔了，导致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纠纷又要从诉讼重新做起，反倒会耗时费工、弄巧成拙。这也进一步说明对经验事实做制度化安排的重要性，也说明对调解问题做进一步制度处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总之，这次研讨会让我不仅增加了对广安经验的了解，而且启发了我思考更多的问题。樊坤老师发言时曾提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问题，我想，能否在这两个制度之间再分出一种制度类型来？那就是把官方的非正式经验作为第三种制度对待？很多年前就思考过这一问题，今天再提出来，供大家思考。再次感谢广安市委政法委、广安市司法局和徐昕教授。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
第二篇：软件产品事实经验
软件产品实施经验汇编
前言：为了没有忘却的记忆
笔者曾经负责过所在公司软件产品的实施，并带领技术支持小分队对重点客户开展现场实施工作，遇到过很多阻力和挫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本文是对以前实践进行的抽取总结和反思，也作为一种没有忘却的记忆。
本来的构架按以下主题展开：软件实施的总体介绍---对实施人员应有的要求—实施中遇到的问题，策略和经验交流---成功实施的原则。
一、软件产品实施概述
对于一个管理类的软件产品，要实现的替代部分人工管理，为管理工作提供辅助。其最终目的是什么？按照有些著名软件商的说法，东软的旗号是“创造客户价值”，金蝶的旗号是“帮助用户成功”。也就是说，软件的实施要帮助用户解决一些问题，提高管理水平，强化工作质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工作成本，等等，最终是要给客户代理直接或者间接的效益。
一个软件产品的成功离不开成功的实施，什么才识成功的实施呢？笔者认为是要让用户真正使用起来。只不过，管理软件要嫩能够真正使用起来，其实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对于实施不成功的情况，虽然一时没有统计数字，但我们都相信这是经常发生的，而且比例很高。
一般认为，软件实施包含安装调试、用户培训、初始化、试运行支持等，也可以包含更多的服务内容，实施的目标和过程一般是在用户协商后确定，实施过程也应得到用户方的有效支持。
二、关于合格的实施人员
软件事实，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小可算是一项挑战，很需要“明知山有虎，偏望虎山行”的信心和勇气。有些实施人员，带着一种幸心理而去，然后灰溜溜返回，即使没有成功，只要写出一个报告就可交差。对遇到的问努力思考并在现场直接解决问题是最最理想不过的了。遗憾的是，笔者看到过很多实施人员变得越来越圆滑，他找到几个无法继续实施的理由，然后就可以稳稳的等着回公司汇报了。
对一个软件公司来说，技术支持或者实施人员不会被视为Senior人员，因此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些公司甚至没有对技术服务人员的培训，还有些公司甚至把新招募的应届毕业生派往客户现场。由于没有全力以赴去开展实施，从而为实施失败埋下苦果。
笔者认为，对一个合格的实施人员需要满足下面这些要求： 熟悉网络环境，能进行问题诊断； 工作认真细致，能吃苦耐劳；
具有项目进度、优先级别、质量观念和服务意识； 熟悉公司软件产品的方方面面； 能理解用户业务和需求；
具有较好的沟通和协调能力，有一定的“情商”。
在以上各项能力中，要理解客户业务是最难的。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软件行业的业务其实是相对简单的，所以很多IT人员缺少其他行业的认知和感受。然而，在另一方面，实施人员接触客户的机会也最多，而且可以接触到客户各个层次的人员，因此，对于一名合格的实施人员来说，应该有很多机会学习客户业务工作流程，通过不断地积累，来取得足够的客户业务知识。然后，如果能把客户实际工作业务和产品功能融合起来，便能展开成功的实施。
本文余下部分将着重讨论。但是，作为一个合格的实施人员，如何克服遇到的各种问题，使软件实施成功。
三、问题和对策
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多种问题。不同的软件产品，不同的实施对象，遇到的问题也不同。笔者把这比做媳妇见公婆。媳妇有俊有丑，公婆有和善有挑剔，如何见也很有弹性。但是，问题虽然很多，也需要一个一个去解决。
最初的问题
对一个失败的软件实施来说，最初的问题是这样酿成的。开始市场人员出马，把吸引人的东西拼命向客户灌输，如果在演示中蹦出一两个BUG，销售人员总能沉着地在客户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化险为夷。销售人员总是承诺好的功能、性能和质量，引发客户极大的兴趣，一切顺利的话，经理很快出马签定购买和服务合同。然后，软件公司派遣实施人员去现场安装和演示，请注意，此时是产品最脆弱的时候。当实施人员把整套产品拿到客户面前，终于，丑媳妇要揭开面纱让公婆看了。这时会发现问题如此之多，一时令人焦头烂额。
安装失败
安装时可能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例如，服务器和网络环境比想象中苛刻的多，有些用户分网段设置IP，导致不同部门间无法正常访问；有些用户登录还受专门的网管程序控制。如果是服务器/客户机程序，客户端安装也会遇到各种问题，例如，空间不够，和其它应用软件发生冲突等，甚至和杀毒软件有冲突。笔者曾经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在我们软件安装后，很多客户的PKPM工程软件就不能用了，即使把我们的系统卸载了也不行，后来和PKPM多次交涉后才知道这是PKPM在通信程序方面的一个原有的BUG使然。
为避免安装的问题，首先实施人员应该具有基本的网络诊断与分析问题的能力，至少需要对问题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而对于客户端无法安装的问题，可以填写安装问题报告。对于机器配置导致的问题，则可以列出清单，提交客户方负责人，由其进行定夺。
数据无法迁移
客户原有数据无法迁移，主要是客户常会有一两套自己开发的老程序，比如Foxpro程序，或者其他软件商的程序，例如考勤，OA等。
数据不能兼容其实就是常说的信息孤岛，属于企业应用集成的问题，国内十分普遍。但是消除信息孤岛，则超出了实施人员力所能及的范围。一种可行的对策，记录客户的要求，然后让软件公司有偿提供数据转换和迁移。
软件运行速度慢
在客户网络繁忙的真实环境下，有时软件运行的速度令实施人员很尴尬。有时用户登录就要花很长时间，造成客户对软件的第一印象就是慢，甚至还会蹦出如超时之类的低层错误。
对于这种问题，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注意客户的硬件环境；二是需要判断软件产品自身存在的问题，例如所用的文件传输协议在客户环境下是否是最佳选择，数据库查询是否太复杂，等等。
这不是“占边”
软件实施最大的痛苦也莫过于此。用户在没有看到实际产品时，以及寄托了莫大的期望，而到了实际运用该软件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软件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希望越高，失落越大。此时。需要让用户理解的是，即使是占边，也绝非100%完美，除了“占边”，还是很多别的美酒。
高层问题
企业领导其实没有耐心来看软件具体功能的，但他需要听到或看到很概括的展示，这往往出乎一般实施人员意料之外的，对实施人员来说，常常无法回答领导的某些问题。要让领导满意，一般应该在软件功能上提供决策支持。不需要面面俱到，只要有一两个效果让他眼睛一亮就已经成功可。
对于这样的问题，首先实施人员要理解领导的真实意图，这也是软件需求的重要来源。软件的使用对领导来说无非是要加强管理，不使用软件的时候，他们对很多数据可能无从知道，当员工的工作数据融合到软件中来了以后，对他们应是很大的帮助。
冷漠的用户
从安装开始，部分用户就可能不配合。在演示会、启动会或者是培训会议上，具体使用软件的人员大多对软件产生抵制。用户们会指出和他们业务不同的，软件不一定能解决的东西，凡此种种，来证明这个软件无法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实施人员只有尽力展示软件的某些功能，告诉他这个功能能帮他做什么，起到什么效果，那个功能又能帮他解决什么问题。
信息主管的问题
对软件实施的客户方来说，信息主管承担着很大的责任和压力，尤其是有些国企，上一个软件项目，员工的待遇没有变化，而工作量却增大，除了热情和成就感以外，几乎没有别的驱动力。如果软件实施不成功，有些信息主管会把大部分责任推给软件公司，或者是公司其他部门的配合不够。
如果我们能和信息主管进行具体诚实的沟通，就可能因势利导地避免与转化矛盾。反之，还没有接触直接用户，出事未捷，就已无法开展下去。
四、成功实施的十项原则
作者在这里列举了成功实施的十项原则，并按照重要性原则印象了排列，活或许可为项目实施提供一些参考。
1、全面规划，分步实施，重点突破、效益优先
即使是同类型企业，其管理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和咨询一样，在软件产品实施的开始，应该站在客户的立场上，对于信息化建设，进行辅助的整体规划，以避免实施过程中走弯路。
在整体规划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对分步实施进行计划。分步实施的价值在于合理分配投资和人力、物力，当你长跑的时候，如果把每一圈作为一个里程碑，那么心理负担就会减轻一些，实施工作在这一点上也是类似的。在规划分步实施的时候，为每一步设置里程碑，这样可以把问题分解，并且取得更多的成就感。一步一步成功，前一步的成功，能够及时得到领导的首肯，并鼓舞下一步的实施。重点突破也是软件实施的要旨之一。每个企业要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如果事先了解并考虑到当前客户的问题，抓住重点首先实施，那么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增。
另外，我们知道，管理上出效益是很多领导心中的目标。而帮助企业产生效益，则是很多软件所追求的目标。通过软件实施，使用户顺利地使用软件，由此产生效益，并体现软件的价值，是软件实施所追求的目标。
2、工作管理：计划、记录、讨论和小结
实施人员应该养成这样的工作习惯，即事先计划，实施过程中记录，事后总结。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事先应进行精心的计划和准备，多方了解对方公司，作好最坏的打算，考虑到实施中最可能发生的风险，设计好实施的优先级别等。在前期与客户的接触中，应考虑到对方管理的变化方向，例如了解领导的管理思路和倾向，希望解决的问题，客户公司内部的阻力，直接使用用户的素质等，方能因地因人制宜，对症下药，取得更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对自己的软件产品了如指掌，其中包括产品的优势和薄弱环节等，对于培训教材，建议要傻瓜化，认真考虑对方的接受程度。
在工作过程中应作好工作记录，对遇到的问题及时填写问题报告，和客户交换的问题、计划、会议纪要等都应该统一管理。对于实施团队，首先应该有很好的分工协作，在出现情况的时候还可对实施人员进行及时调整。同时实施团队内部应该有会议讨论，交流沟通遇到的各种问题。
有了整个工作过程的记录，在实施完成后进行工作总结就很容易了。什么地方比较成功，什么地方做的不够，原因是什么，今后如何改进和避免，等等。
3、软件就是服务
现在已经比较流行这样的说话：软件就是服务。对此笔者也深有体会。其实，服务是广义的、不同的服务有不同的效果。
从大的来说，同客户是长期合作的关系。不能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想法，要真心诚意的和客户保存合作，最终提供给客户完善的服务。
4、客户关系管理
用户满意了，软件实施的成功也就指日可待。因此实施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让用户满意。对重点客户，你不得不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揣摩他们的感受。不同用户可以不同处理，对于老工程师如何、对年轻人如何，对领导又如何。笔者曾经采用了“苦肉计”。例如有些用户极不配合，连安装都无法进行。我们明知如此，还是一次次去访问，如果对方推说很忙，我们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软件安装预约单”。对方如果说，这两天很忙，过两天再说，好，我们就记录下来，2天后再去拜访，对方如果说不想使用，那么我们找到对方领导要求全面使用的正式文件；如果对方仍然反感，那么我们有“黑名单”，这些名单会反馈给对方项目实施的负责人。另外，如果能搞定对方某个负责人，让对方对软件有肯定的评价，这将是非常有利的。其实，在软件实施过程中，每一个细节之处就会涉及人之间的关系处理。
一般来说，在实施期间总有为数不多的机会可以拜访客户的领导，借此机会简要汇报，听取意见，适当反映一下遇到的困难等，换来的也许是领导的果断支持。切记，这样的机会是不容错过的。
和客户方负责人经常沟通是非常必要的，你应该充分听取客户的意见。例如每周的工作例会、通报一周来的工作情况，把问题集中起来提出讨论，对于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应该及时反馈给软件公司，同时将软件公司的意见及时反馈给实施方的公司。用户有时会对提出过的问题迟迟没有答复的问题，对用户来说犹如鱼梗在喉一般。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组织软件公司和客户负责人定期或非定期开会来交换意见，对某些问题进行拍板。将问题及时反馈的另一个好处是，让软件公司领导随时了解情况，如果把问题捂住在自己这里是不明智的，其后果只能自己承担。
5、没有“占边”
如何看待你自己的软件产品？也许已经有很多人说产品很滥，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表现出非常热爱自己的产品。如果连你都觉得产品不好，用户自然就会觉得产品非常不好。
一般软件产品难免存在一些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但是，软件应该是易学易用的，微软的软件无疑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使用简单背后的原因是微软为用户想得很多。但要做到这些，通常是由一个公司的综合实力决定的。
如果遇到了问，也不必紧张，先对问题进行分类，然后考虑各种解决的策略。例如，有些问题可以放在下一版本再改进；有些是需要软件公司领导来定夺的。但是不管如何，应该和用户达成一致的理解，即软件只是解决客户一部分的问题，而不可能包治白病。假如“占边”是完美的酒，那么其实根本就没有“占边”。
6、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
为了实施的成功，应该争取尽可能多的资源。客户为了让产品上马，只要是合情合理，他们也原因提供资源。另一方面，对于实施人员，自己的公司始终是坚强后盾。在遇到阻力的时候，可以向公司提出要求，以寻求支持。例如，笔者在实施过程中，发现一些软件产品的瓶颈，因此建议公司对产品进行及时修改，由于修改后的产品解决了用户急需的问题，遂使用户纷纷主动要求使用。
7、让一部分人先用起来
邓小平曾经指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加以模仿，改为让一部分人先用起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我们说自己的软件好，客户不一定相信，而如果一个客户说软件好，其他客户就会考虑。因此，先用的一部分人就成为实施人员的重点用户了，对重点用户进行重点实施，将是最有成效的。
8、三分软件、七分管理、十二分数据
这是ERP实施的著名原则，其意主要是保护好数据，保证其正确性。这也是实施的重要原则。尤其是在实施开始的时候，首先需要为用户设计好数据备份和恢复的手段，以防止意外发生。
9、规划数据采集点
在实施之前，对数据采集点要规划好，管理数据和数据分析，要建立在尽可能完整的数据基础上，管理软件有各种角色，其最高层次自然是领导，领导只看查询、分析的结果，而这些数据需要在相关部门进行录入。这些需要及时输入数据的部门和人员，就是所谓的数据采集点。我曾经试用过一个很成功的方法，用户虽然已经培训过，但进展很慢，经了解后决定派一个刚毕业的女孩子帮助客户录入，结果仅仅是天就搞定了，这样客户都不好意思抱怨了。
10、扶上马、送一程
这也是真心为客户着想的做法，用户经过培训后了解了一些基本操作，但真正用的时候，肯定还会遇到问题，因此，我们还可以帮助他们做更多的事情。由此，“扶上马、送一程”展示了我们的服务是高质量的。除此之外，“扶上马、送一程”的重要意义也在于推动软件的正式运转。很多用户将会不习惯利用软件来处理工作事务。毕竟改变使用习惯并不容易。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对方的负责人去疏导，另一方面也可以先把问题列出来，一个一个解决，一边用户在使用，一边我们寻找问题并进行改进。根据笔者的经验，适当及时地处理一部分需求，可以使实施顺利进行，而且在和对方交涉的时候能够展示诚意，达到有理有节。否则会卡在某一个局部无法顺畅实施下午。另外，如果是工作流程软件，我们不断跟踪这些流程，为某些接点上的用户做些处理，流程便顺利往下流转。
如果用户验收通过了软件系统，那既是用户的成功，也是我们软件公司的成功。对于实施来说，可以为自己庆祝了。同时，也不要忘记进行总结，软件实施，总是有得有失、有忧有喜，这和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最后，我把文中一句话送给所有阅读此文的实施人员，你可以这么想，也可以这么做，并且做到：去之能战，战之能胜！
第三篇：【谣言】用理性与事实合力反击“案件谣言”
人民网评：用理性与事实合力反击“案件谣言”
郭云凯
2013年07月02日16:14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手机看新闻
日前，北京警方就李某等5人涉嫌强奸案答问，针对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其他4人有背景”传言，认为“背景说”并非事实。而之前围绕李某案出现的“私了”“虚报年龄”“轮流发生性关系”等说法，也被警方确认是乌龙。
“兴奋了半天，原来都是谣言打的鸡血。”当事实浮出水面，有网友如此调侃。近期，像这样传播率极高而又最终被揭下画皮的谣言，还有不少。比如安徽太和县“孕妇腹中婴儿被盗”耸人听闻，结果却是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广州伪娘coser遭黑人强奸”、“广州一罪犯狱中遭多名黑人奸杀”等消息也一度传得热闹，也被广州警方证实是编造出来的。
不久前，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以100个微博热点舆情案例为研究对象，指出“事件中出现谣言的比例超过1/3”。从人们的网络感受来看，谣言确实是网络生态中的“常见品种”。最近不断爆出的“案件谣言”，则是更加刺激想象、追求离奇、冲击视听的“升级版”。在真相出场后的一地鸡毛中，许多人开始反思，事后看起来破绽百出的事情，为何当初却深信不疑？昨天还在嘲笑“谣盐”风潮中排队抢盐的老太太，今天自己怎么就着了谣言的道儿？
网络时代，信息既海量又快捷，带来了信息消费的快餐化。帖子一发就是一长列，微博一刷就是一大片，古人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在网络信息的汪洋大海、潮起潮落中，没有冷静的分析、理性的判断、务实的求证，就很可能被一些编织得“有依据”“有道理”“有噱头”的谣言牵着鼻子走，甚至脑子发热、情绪失控，当了谣言的“二传手”和放大器。这样的案例，已经举不胜举。
每一个握着鼠标、敲着键盘的人，固然都应对其发布和转发的信息负有一份责任，保证其真实、客观，这是遏制谣言的重要基础。但另一方面，在纷繁复杂、迅速变幻的网络世界，普通网民难以对每一条信息都去认真甄别、正确判断，这个时候，权威渠道和有关部门就要及时站出来，不失语、敢作为，用真实信息对谣言展开迅猛反击。这一点同样很关键。
心理学研究表明，群体性的心理恐慌和忧虑，往往来源于公众对可能影响自己生活的突发事件的未知。如果信息不透明，相关部门迟迟不发声，公众不能及时从权威渠道得到实情，小道消息就会有大肆传播的足够空间，谣言就会满天飞，人们的心理稳定就很难保持。以往教训一再表明，因信息不透明而引发的谣言、传言常常会加剧公众的恐惧心理，最终对社会秩序产生冲击和危害。
“真相在与谣言赛跑”，任何谣言都有一个酝酿发酵的过程，越是防微杜渐，下先手棋、打主动仗，就越能阻断其传播链条，消除其负面效应。此前，面对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谣言，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发布详细疫情信息，避免引发社会公众的恐慌情绪。日前，个别人在网上传播所谓“新疆各地**”等谣言，公安部门迅速依法处置，安定了人心。这些成功经验说明，谣言来势再凶猛，本质上还是只“纸老虎”，只要全社会理性客观应对，只要事实和法治坚决出击，就一定能扫除谣言等弊病，让网络空间更加文明而清新。
第四篇：个人理性与“制度悖论”
个人理性与“制度悖论”
——对国家兴衰的尝试性探索
张宇燕
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即个人理性），那么究竟为什么人们要去设计并创造出与自身利益不甚吻合、或干脆是背道而驰的制度（即“制度悖论”）？在假定了“制度→人类选择→经济结果”之间的唇齿关系之后，这个问题的提法就变成了如下形式：为什么部分民族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要去选择、或干脆说是默认了使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或地区长期停滞或趋向衰败的制度？本文试图解答的便是这样一个问题。
一、几个重要概念
为了尝试性地回答上面的问题，在此有必要给出几个有关的重要概念。
1.个人理性
广义而言，理性指的是一种行为方式，它同在给定条件或约束下最有效地实现预期目标相关。具体讲，理性大致有下述三项内容：甲、存在一组可供选择的备选或替代方案；乙、每一种方案均对应着某种特定的预期净收益，或满足程度，或目标实现程度；丙、人们总是选择那个能够带来最大预期净收益的方案（西蒙，1964）。
2.制度
在我看来，制度无非是那些人们自愿或被迫接受的、规范人类选择行为的习惯和规则。习惯多指文化传统或风俗、禁忌等等（沃勒，1988）；规则包括各种法律、规定及政策等等。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对具有宽泛内容的制度自有其关注重心，即与保护个人或集体财产权利密切相关的制度（戴姆塞茨，1967）。
3.制度理性（或适宜制度）
所谓制度理性，或适宜制度（张宇燕，1991）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的均衡状态，其中个人的最大化行为既与他（她）的预期净收益相吻合，又同整个社会的资源有效配置并行不悖；不仅如此，此时已经不存在通过改善或调整现行制度来增进个人福利并节约社会资源的机会了。该制度状态所对应的经济结果（如增长率、效率、稳定、公平等）相对于其他各种制度状态的对应物而言更优，可以被看作为制度理性的另一附加条件。注意，我在此所说的制度或制度安排，是有其现实的“载体”的，即民族国家或地区。
4.“制度悖论”（或“制度非理性”）
对此概念我定义如下：理性的个人本着最大化原则所选择的制度，通过它对人类选择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其结果却逐渐地偏离了资源有效配置这一目标，并最终违背了个人追求最大福利的初衷。换言之，“制度悖论”指的是在既定制度约束下的人的最优行为——即个人理性，并未实现制度理性；其结果并未与适宜制度所对应的结果相吻合。
二、制度在国家兴盛衰落过程中的作用
按照常规的思路，如果你假定了每个人都是力求使自身利益（这还可以体现在与他人相对差距最大化上面）达到最大，那么指出并且承认“制度悖论”自然也就免不了让人感到痛苦不堪了。相反，人们在既定制度约束条件下的最佳行为导致最完美之后果，意即人们在寻求自身福利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了适宜制度，在逻辑上、至少在感情上是容易被人接受的。这也恰好是我把分析的重心置于产生“制度悖论”的原因之上的缘故。在我看来，本文开始提出的那个让人着迷的问题之答案，既简单又明了：是制度在国家兴衰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说对此带有浓厚的制度决定论色彩之答案的详尽论证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多少有些遗憾，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制度决定论当作一个理论假说或现成结论来看待（诺斯，1990；欧森，1990）。要知道，一旦我们知晓了制度所具有的“双刃刀”的功能，我们便找到了解开国家兴盛衰亡之谜的途径。具体说，国之兴衰或经济增长快慢的制度解释，在省略了理论论证过程后可以被精炼化为下列几点：
（1）当生活于各民族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在面对各种相去不远或相去甚远的挑战（它们既有来自环境方面的，又有业已存在之制度方面的）时，他们对制度的挑选亦可能有天渊之差；
（2）制度虽然是人们依据行为最大化原则或经济学原则进行选择的结果，但这并不能保证人们对制度本身的选择总是“最佳”的；
（3）制度对人类偏好形成及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且它所具有的这种功能又因制度不同而有着优劣良莠之分，即，适宜制度与非适宜制度（或“制度悖论”）之分；
（4）那些试图通过设立或创新制度来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类行为，如果同时促成了适宜制度或逼近了它，则国家兴旺发达，反之，则出现“制度悖论”，国家衰败沉沦。
优劣不一之制度所扮演的决定国家兴衰的角色，在历史这个巨大的舞台上始终是举足轻重且不可替代的。这一点至少从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中国饱尝屈辱的历史到1949年被划上了句号。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典型的制度创新）则标志着中国的制度现代化进程向更高层次的大踏步迈进。一衰一盛的强烈对比，说明的恰是许多人及我自己所关心的问题。此外，遵循这一思路，我们还可以重新认识一下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生活水平及方式的英国工业革命。尽管工业革命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一个积累沿进的过程，但我们却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经济条件的根本性改变肇始于1780年前后（肯尼迪，1988，第 181页）。一提起工业革命，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技术上的革新，如 1762年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和1787年问世的瓦特蒸汽机，却总是忽略在其之前或伴随其中的制度变迁。举例子说，在1624年英国诞生了她的第一部专利法《独占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套鼓励技术创新、提高私人创新收益率且使之接近社会收益率的系统激励机制。虽说商业法和商业法庭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存在，但其积极作用却因为任意判决和歧视外国人（这使得人们无法对商业纠纷的裁决进行准确的预测）而大受损害。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到了18世纪的中后期，伦敦皇家法院已在保险、汇票、包租船只、销售合同、合伙协议、专利以及其他商业交易方面积累起了足够的经验。英国法院审慎地和公正地对待外国的诉讼当事人，各种商业信用变得更为可靠和可预测，为英国赢得了国际声誉（罗森堡和小伯泽尔，1989；诺斯，1981）。这一切的关键之点，乃是排他性财产权原则使得外部性减弱、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变小。它们在时间上与工业革命相吻合，或略微超前或恰好同步，所证实的正是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决非偶然。
三、对“制度悖论”的尝试性解释
具体到本文，“制度悖论”所指的，无异于本章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部分民族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要选择某种事后被证明是于己不利的制度安排？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经过细致的、缜密的分析，在我看来是不难做出的。循环积累因果论、在交易（或合作或冲突）的社会中遍存的外部性、与制度非中性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之活动、信息不完备性（或不确定性）及与此有关的观念或意识形态之作用、“初始”外部挑战的随机性和多样化、“合乎理性的无知”、高斯定理及相对福利理论等等，便是问题的基本答案，尽管它们很可能远不是答案的全部。
1.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及积累效应
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魏特夫，1957）一书中曾给出一种说明：农业灌溉的需要引起了组织活动，组织活动要求有管理集团，当管理集团最后从授权于他们的制度安排或结构中获得特权并要维护伴随特权而来的利益时，专制便出现了。这里，初始条件是个水源不足的问题，并且人们看到了通过合作来实现潜在规模效益或比较利益的可能性。人们最大化的行为——合作或组织——至少在“初始”状态下是于己有益的。但多少有点不幸的是，后来的累积性效果，则超出了众人的最初想象或良好愿望。为什么会这样？从混沌学的角度来看原因很简单：人们根本不可能对遥远的未来拥有透彻的预见或理解，相反，在他们的眼前却有着实在的好处。结果，正如我们所见到的，东方的封建专制主义，尽管曾在历史上行之有效，并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但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点上或时期内扼杀了大量个人的创造性，并最终严重地并无情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一言以蔽之，“制度悖论”可能起因于特定初始条件下的人类最佳选择。
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虽然含有最初变化或条件的随机性的意思，但这种随机性似乎又是在一个决定论系统中产生的。掷币的结果取决于对初始条件的控制就是一例，尽管做到完美地控制几乎不可能。制度的起源及创新与之类似，意即人的行为特征原则上是可以被识别、分析和控制的。然而，也许正是由于控制不可能尽善尽美——这可能由于信息的不完善或制度有纰漏，制度之未来影响的不可预测性也就产生了。
2.制度非中性与利益集团
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获得的往往是各异的东西；而那些已经或将要能够从某种制度安排中获益的个人或集团，定会竭尽全力地去为之奋斗。这两句话所展现的，便是有关制度非中性和利益集团理论的精神实质（张宇燕，1990）。个人及其在自愿基础上结成的集团，为获取制度收益而“争权夺利”本无可非议，但是这里的关键点在于，那些最终给某些个人带来好处的制度安排，很可能使其他人的“经济”选择既与其预期目标、又与整个社会福利相脱节。对此，我们可以借助于高斯第二定理说明之，即当存在着相当高的交易成本时，有效的资源配置结果不可能在每种规则下出现（科斯，1960；波林斯基，1983）。具体说，假定工厂主们为了逃避因造成污染可能招至的惩罚而结成利益集团，并且假定他们成功地让法律站到了他们自己一边（意即工厂享有空气污染权，因而那些不幸的居民必须自己想办法来避免由污染带来的衣物损失），那么在交易成本相当高的情况下，居民们的最优选择就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而言则很可能是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和工厂主都是经济人，其选择均为既定条件下的最佳方案，然而
效率损失还是堂而皇之地出现了。促成此类“制度悖论”的“罪魁祸首”者，乃有利于厂家之制度安排也；而此种制度安排，又实为利益集团奋力追求潜在非中性制度收益之行为的必然结局。
这里我打算强调的一点是，利益集团或阶级的行动，同意识形态及观念通常是唇亡齿寒的。不合时宜的、或“居心叵测”的意识形态及观念很可能会误导人们对制度的“明智”选择。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来反复宣传某种意识形态或观念，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总会或多或少地“操纵”个人偏好的形成过程（加尔布雷斯，1973；诺斯，1984）。
3、相对福利理论与非适宜制度选择
一旦我们接受了相对而非绝对（福利）理论，那么我们便进入了“另一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追求的不是绝对量而是相对量。此刻，经济人的所谓“最大化行为”之中的“最大”，仅表示每个人或人群处处希冀与他人之间福利的相对差距达到最大（厉以宁、吴易风、李懿，1984；舍克，1977）。把此种观念引入制度理论后，首先让我们联想到的便是，当人们在对制度进行选择或就制度安排进行讨价还价时，他们力图借助特定制度所要实现的目标，乃相对福利——即与他人的福利之差——最大。假如某种制度安排给自己带来的害处（如个人收入的减少）小于给其他人造成的损失（此时的制度收益为负），那么，即使这种制度安排对社会中的所有人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它仍然可能出现并且生存下去。如果说出现制度负收益的情况是凤毛鳞角，那么，即使是在制度收益大于零（意即中性制度创新之结果）时，我们同样无法断言人们所选择的制度，肯定就是那种能使所有潜在制度收益均获得实现的适宜制度。究其缘由，我想或许就在于下面这一点：一旦人们意识到中性制度变迁已无法继续扩大或缩小业已存在的差距，则其变革制度的行动也就失去了动力。概言之，鉴于人们总是力求凭据某种特定制度来最有效地实现其相对最大化的目标，因而人们所选择的制度从逻辑上讲并不一定就是适宜制度。此外，不言而喻的一个事实是，追求相对优势同利益集团的行动常纠缠在一起。两者的共同作用还可能会使人们在选择非适宜制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4.“搭便车”与制度惯性
“搭便车”与外部性密切相关，是指个人的努力同其所得不相称（或大或小）的情况，结果之一便是有些人不劳而获，免费搭了别人的车。我们知道，制度作为集体行动的产物，其产生源于它所具有的功能，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消除或减少外部性，即通过明确的规定（核心是界定财产权利），以使个人的成本与收益和社会的成本与收益尽可能一致，从而鼓励人们的创新精神。但不应忘记，外部性是不可能完全被消除的。这恐怕一方面是由于技术上的困难，另一方面，也许更为根本的，恐怕还是因为逻辑上的困难，因为消除外部性的办法——即制度设立本身，就是外部性产生的一个源泉。用我们熟知的概念讲，即制度通常具有非中性。正是由于制度的非中性，缪尔达尔所说的“支持性变动”才会因某些既定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们的努力而产生。考虑到既得利益者们的人数往往只是整个人口的少数，而大多数受到既定制度的有限损害的社会成员，在促成“抗衡性变动”时所面对的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外部性局面，因而由积累性的支持性变动来推进的制度惯性——即制度这台“机车”一旦启动，要让它停下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缪尔达尔，1972）——便名正言顺地产生了。
5.“理性的无知”与“集体行动的逻辑”
在这里，我打算借用美国政治学者当斯首创的“理性的无知”（当斯，1957）来
阐述出现“制度悖论”的机制。当人们试图通过投票来选择某种制度安排时，如果拥有投票权的人数足够大以致于每个人都清醒地了解到他（她）的那一票对投票结果不施加丝毫影响，则其是否投票便成了问题。公共选择经济学家布坎南对此总结说，在这种情况下，投票者便可能倾向于采取轻浮的举动：或弃权或不负责任地乱投（布坎南，1986）。也恰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斯和布坎南等人才将此类现象概括为所谓的“理性的无知”。考虑到制度是非中性的，故在社会上总会有一批人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热衷于鼓动他人投于己有利之制度安排的票。劝诫、许愿、甚至开空头支票等现象俯拾皆是，也就顺理成章了。利益集团的影子在此再一次显露出来了。在此种背景下，又有谁敢断定大众所选择的制度不会导致“制度悖论”呢？
制度一旦既定，调整或者改进的重重障碍之一，在于大多数单独的参与者难以联合起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究其原因，则主要是因为由多方参加的集体行动之结果，往往是一种公共产品。这也就是说，一方面，对它的消费不具有排他性，即所有人（其中包括那些根本就没有为该公共产品的提供做出贡献的人）均可以享用之而不会被排除在外，如清洁的空气或司法服务；另一方面，对它的消费也不具有拥挤性，即对它的消费不会因消费者的增添而受到任何影响，如广播或电视节目的播出。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当人数相当大时，对任何个人或个别群体而言，除非存在有某种特殊的刺激或激励，否则随波逐流似乎便成了他们的唯一选择。结果，那些貌似不合理的制度便以某种合理的方式存在下来。群体规模越大，离公共产品的最优提供值就越远，除非有某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以提供“有针对性的刺激”（selective incentives）。前面这句话，就是欧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之精义（欧森，1965）。
由于存在制度的非中性，特别是由于多数个人具有的企图搭便车的心理，因此在使多数人的利益有限度地受损的情况下仍可能出现某种“制度创新”。这是因为常有这种情况，即社会大众所分担的损害很小，其人数太多又使得形成免遭损害之集体行动的成本过高；相反，少数进行“制度创新”的人则收益颇丰。这样，貌似不合理的制度亦可能通过这种方式产生并得以维持、延续。如果个人受到的损害过大，并且受损人数相当多时，他们改变既定制度的预期收益可能便开始超过其成本了。“揭竿而起”这个成语相当准确地表达了这个意思。
6.封闭系统与制度僵化
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特定制度出现某种“悖论”完全是可能的。从初始条件角度看，人们信息的不可能完备恐怕是导致“制度悖论”的原因之一，其中循环积累因果过程使人类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做出的选择得以放大。不过，总的来说，封闭环境中的制度较为稳定。我想，至少外部世界的、涉及制度安排的信息冲击波被阻挡于国门之外，有助于某种“不合理的”制度的稳定。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享受的近三个世纪的“太平之世”的最大原因（吉田茂，1980），或许就在于它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由严格的士、农、工、商这一身份等级制度所支撑的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所避开的东西，乃适宜制度的相对优势之参照系。然而，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挑战的严酷性常常使得“制度悖论”变得难以容身和无法容忍了。自1840年以来，满清王朝推行的各种运动或变法（如“洋务运动”和“戊戍变法”），既是对当时外来的“船坚炮利”的挑战之被迫应战，又是了解外国各种制度安排并加以有选择地模仿的动力。其他各种制度的存在及其所对应的结果，实际上是为特定制度提供了一种相对价格。“师夷人之长以制夷”及明治维新大概都是中、日两国制度之相对价格改变后在政策上的反应（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的改革与开放政策无愧于伟大创举之名。）当然，尽管开放系统有助于解决“制度悖论”问题，但它远非是彻底消除“制度悖论”的充分条件，因为至少外部制度安排的有关信息会受到既定制度的“过滤”（如习惯的影响）。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任何制度创新或“移植”的未来结果，均会由于信息不完备和环境差异而具有程度不同的不确定性。这无疑也是导致制度悖论的基础原因之一。这里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系统在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虽然可能出现不稳定或动荡，因为该系统在与其他系统的交往中必然要接受些原来陌生的规则、习惯和观念，但当其开放程度和时间均达到了一定的量值之后，该系统则会走入一种崭新的、层次更高的相对稳定状态。
毫无疑问，上述诸种尝试性解释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是综合地发挥其影响力的。只是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地点，它们的作用才会各有所强、所弱。
第五篇：制度的伦理性
【内容摘要】：罗尔斯的正义论在西方政治哲学领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他的两个正义原则构建了全新的符合现代社会的正义理念，为解决一系列棘手的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指引。本文的第一部分试图重新阐述罗尔斯导出正义原则的逻辑推理；第二部分是参照罗尔斯的正义论，对我国现实制度的反思，为我国的当前的社会问题提出笔者不成熟的意见。
关键词：罗尔斯 正义论 公平正义原则 无知之幕
引言
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它既是构建合法社会制度的理论基础,也是构建道德体系的理论基础。它广泛渗透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中,自古至今,历久常新,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探究的根本问题。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年),从公平正义入手,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证了自由与公平、个人与国家、机会与结果等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力图为现代西方社会重建“公平正义”的道德基础。他的学说,对西方政治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引发了西方学界对“公共理性”与社会行为、个人权利与社会共同体要求、个人价值与社会正义、社会多元与社会统一、自由与平等、民主与秩序等重大理论问题的广泛讨论,从而形成了当今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大繁荣局面,以致人们将《正义论》的出版视为“罗尔斯时代”或“罗尔斯轴心时代”开始的标志。笔者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观，其视野虽然限于一种“国内社会”，但是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回顾和探讨他关于公平与正义、平等与效率等一系列观点，并对我国的社会先行制度作出合理的反思，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将大有裨益。
一、对《正义论》的逻辑清理
1、公平正义原则及优先性
罗尔斯从人都处在“无知的面纱”中的“原初状态”(类似于“自然状态”)出发,推出正义的两条根本原则。第一条原则:“每个人都在最大程度上平等地享有和其他人相当的基本的自由权利。”第二条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被调解,使得(1)人们有理由指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并且(2)它们所设置的职务和岗位对所有人开放”。罗尔斯的第一条原则简称为自由原则,这一原则保证了人们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罗尔斯认为正义的核心就是平等,在他看来“正义即公平”。具体来说:“公平”是指社会权利、利益的公平分配。罗尔斯把社会成员所承担的责任、义务和享有的权利统称为基本利益。可见,平等地享有自由权利,是罗尔斯正义论的首要原则。第二条原则简称为差别原则。它规定了经济和社会福利领域的不平等权利的适用范围和条件,要求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不平等分配应该对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最有利。这条原则实质是要求国家应对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差别予以调节,使之最大限度地改善最差者的地位。在这两条原则中,自由原则是首要原则,差别原则是建立在自由原则基础上的,从属于自由原则的。只有在贯彻自由原则的前提下,才能贯彻差别原则,决不能以牺牲前者来满足后者。
2、对公平正义原则的论证
罗尔斯对上述两个原则的论证显得繁琐和迂回，然而这并不能够成为我们忽略这部分的原因。罗尔斯所提出的正义论，可能并不是最完美的结论；因为可能有人会提出类似的结论，这些结论可能更加吸引和新颖。然而要像罗尔斯一样，要证明这些具有相当普遍性的道德常识，尤其是具有理性上的说服力，却是异常艰难的。因此，我们只是在意罗尔斯的结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知道罗尔斯是如何证明的，即这些结论是怎样得出的。只有这样做，我觉得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罗尔斯的思想；亦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一些错误的或无理的批评，因为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的论证体系是非常严密的，在逻辑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原初状态的设计。原初状态相当于社会契约论中的自然状态，它在历史上并不真实存在，而只是在思维中的一种状态，这好比牛顿力学第一定律中的理想环境，虽然它难以满足，然而由它所得出的结论却对现实有巨大的作用和参考价值。这可能就是社会契约论学家要设定自然状态，罗尔斯要提出原初状态的原因。罗尔斯是这样定义原初状态的：“它是一种期间所达到的任何契约都是公平的状态，是一种各方在其中都是作为道德人的平等代表、选择的结果不受偶然因素或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所决定的状态。”
a、正义的环境。“正义的环境可以被描述为这样一种正常条件：在那里，人类的合作是可能和必需的。”罗尔斯认为，人们愿意进行社会合作的理由是社会合作使所有人都能过一种比他们各自努力、单独生存所能过的生活更好的生活，这是利益一致的方面；然而，人们谁也不会对怎样分配由他们的合作所产生的较大利益无动于衷，因为他们都在追求自己的目的，总是希望获得较大的份额，因此产生又利益冲突。这就引出正义原则的必要性：恰当安排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正义的环境就是产生这些必要性的背景条件，即人们在进入社会合作之前所处的是怎么样的环境。
罗尔斯认为正义的环境主要有一下的一些主客观条件。第一，众多的个人在确定的地理区域内生存，他们的身体何精神能力大致平等，差别不大，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压倒其他所有人的人，每个人都是易受攻击的，每个人的计划都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合力的阻止。第二，在学多领域中都存在一种中等程度的匮乏，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源并不是非常丰富以至合作的计划成为多余，同时条件也不是那样艰难，以至有效的合作也终将失败。第三，处在正义环境中的各方在知识、思想、判断方面是有缺点的，即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推理记忆和注意力受到限制，判断容易受到渴望、偏见、私心歪曲。正是这些缺点不但造成了人们有不同的生活计划，而且在哲学、宗教信仰、政治和社会理论上存在分歧。最后，罗尔斯假设各方对别人的利益不感兴趣，即“相互冷淡”（mutually disinterested）。相互冷淡的假定意味着各方一方面不是仁爱和无私的利他主义者，总是去考虑照顾别人的愿望和别人“
好”的观念；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是追求个人特殊利益的利己主义者。至此，背景的假设基本完成。
b、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原初状态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公平的程序，从而使达到的每一个同意的原则都将是正义的，也就是试图通过程序上的正义，达到实质上的正义。“我们必须以某种方法排除使人们陷入争论的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引导人们利用社会和自然环境以适应他们自己的利益。”（136）基于此，罗尔斯假定各方都在无知之幕之中。
无知之幕中的各方并非一无所知，而是有所知有所不知。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他的阶级出生，也不知道他的天资如何，他的体力智力如何，即不知道自然天赋和社会出身；没有人知道他的个人价值观念，甚至他的心理特征；各方不知道这个社会的经济或政治状态，或者它能达到的文明和文化。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正受环境的制约，他们也具有选择正义原则所必须的一般知识。
无知之幕的假设，使原初状态摆脱了历史和现实的性质而成为纯粹理性的虚拟，也最终排除了订约各方的特异性，使他们成为抽象的、一般的的人，排除了一切会影响到原则选择的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偶然因素，排除了一切会妨碍人们达到意见一致的冲突因素。这就使契约已完全不是现实的契约，订立契约的行为变成了对原则的选择，这种选择实际上已不是在各方之间进行，而是在一个人的脑子里进行。（参考书141）例如，一个知道自己富裕的人可以视累进税制为不公，而一个知道自己贫穷的人则视之为公平。但是如果他们对自己的此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不知道何种税制对自己有利，那么他必须代表全部人选择最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原则。
（2）正义原则的选择。在原初状态假设完毕之后，罗尔斯便开始导出他的两个正义原则。在这里，罗尔斯采取有限排除的策略，即将各种对人们有影响的正义观进行列举，然后一步步进行筛选。最终的结果就是在原初状态中的各方，会选择这两个正义原则，而非其他。当然，罗尔斯也承认他所进行的这种穷尽的比较是一种不能尽人意的方法，他的论证是在一种较弱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他觉得一下子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只能退而求次。
a、第一次筛选：选择对象的表格。罗尔斯认为，那些随着时代的改变和以时代为存在条件的正义观要排除在表格之外，因为各方要选择的是那些在任何环境中都有绝对效力的普遍原则。在这个标准下，罗尔斯对众多的正义观进行筛选（当然是有限的）。表格中的正义观主要有下面四种：（1）处在一种词典序列中的两个正义原则；（2）功利原则，包括古典功利原则和平均功利原则；（3）至善原则，这是以亚里士多德外代表德原则；（4）利己主义原则，包括一般利己主义和特殊利己主义。
b、第二次筛选：正义原则的形式限制。在进行第一次筛选之后，为了进行进一步的筛选，罗尔斯概括出正义原则的五个形式限制：(1)正义原则是一般性质的，即要表达一般的性质和联系，而不涉及具体的人和事；（2）正义原则在应用中也是必须是普遍有效的，即适合于一切场合个人；（3）正义原则还必须是公开的、众所周知的；（4）正义原则必须排列各种冲突的利益的先后次序，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的体系；（5）正义原则的最后一个形式限制是终极性的条件，即它们是裁决实践推理的最后上诉法庭。（参考书145）经过这一步的筛选，将利己主义从表格中剔除，因为利己主义排除了订立契约的可能。而罗尔斯认为至善原则不是一个正义原则。
c、第三次筛选：导出两个正义原则的理论及依据。经过两次筛选之后，表格中剩下的就只有两个正义原则和功利原则。《正义论》的目的是为了提出一种更加完善的正义原则，取代传统的功利原则，在这里，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和功利原则展开了正面的交锋。罗尔斯认为，在原初状态下，两个正义原则比功利原则更加为各方所接受。他的证明如下：
最大最小值规则（maximin rule）是一种用于在条件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选择的规则。而这种不确定的条件主要有三：第一，选择者不考虑他的选择可能把他带入的各种环境的可能性，并且有不予考虑的理由；第二，他主要关心他有把我获得的最少收益是多少，而不是最大的收益机会；第三，他面临的选择对象中有的确实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其实这个最大最少规则类似于博弈理论中的完全博弈，即各方都不知道对方相关的信息，因此各方都会采取最理性的方案，而不是孤注一掷。
原初状态中的各方所处的情况与上述三个条件相符。首先，处于无知之幕中的各方不可能预计他们进入社会中所能获得的利益和地位；其次，原初状态的各方免除了冒险精神，他们会审慎选择他们最有可能得到的起码利益，而不是冒险以求把握不了的最大利益；最后，功利原则允许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是基本自由来满足大部分人的利益，它总有带来不良后果的可能性。各方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对他人表示相互的冷淡，在选择原则时，他们不知道自己将来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也就难以确定自己是否在被牺牲的小部分人之列，因此，出于对风险的厌恶（hate of risk）他们一定排斥功利主义。故罗尔斯认为，功利主义者一般都表示对人们的自由平等和社会最低值的关怀，但是在基本原则中没有体现。而两个正义原则既注重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实，又将道德理想植入基本原则，因而是更可取的。
二、对现实制度的反思
从罗尔斯的严密的理性论证中，一方面，我们更加确信两个正义原则的可取性。也正如他在正义原则的择出之时所提出的正义原则受到形式限制，其中一个限制就是终极性。终极性就意味着正义原则是普遍的原则，适合于任何社会之中，不随社会环境的变迁而变化。所以罗尔斯指出，他的正义原则同时适用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从罗尔斯的论证中，我们不难看出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制度前的原则，即它是在具体社会制度选择之前已经存在，社会制度的选择必须要遵循两个原则。因此各方在正义原则达成一致之后，才开始运用正义原则选择他们要建立的社会的各种制度。也就是说，制度本身具有道德性。不管制度具体如何，它要体现制度前的正义原则，否则是不正义的，应该受到人们指责甚至废除。而在中国的今天，无论是经济学家
还是政治学家抑或是法学家都在反复强调中国处在转型时期，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然而，真正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学者是不应将所有的问题的原因都简单归结为转型时期，我们应该对处在这一特殊时期的制度作出适当的检讨。必须要指出的是，转型时期是一个量的积累的过程，各种制度正在形成或在转变，中国以后会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当下人们的作为。
1、分配制度的检讨
（1）当代分配的失衡。罗尔斯认为，影响分配的因素有两方面：一是天赋，一是社会出身。要达到分配的正义，必须要消除这两个方面的影响。罗尔斯主张人们在社会条件方面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即除了家庭外，其他严重的社会限制和不平等也要逐步消除，即社会成员对社会的准入的机会是平等的。他还认为，天赋是不应得的，天赋是社会合作中的集体产物，但是天赋是难以做到增补的，譬如不可能将一个智商是150的削减到100，所以应当遵循差别原则，即在社会经济利益领域最大限度地促进处境最差者的利益。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政府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原则，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官员们只看到前半句，一般会对后半句视而不见。最终的后果就是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各阶层矛盾激化，地区发展不均，各种各样的怪现象如贪污腐败、三农问题等层出不穷。这些问题的出现，折射出我们的分配制度出现了严重的偏离了其伦理性。如果说中国在七八十年代忽视了公平的地位，进行了改革多年后的今日中国,“公正”(正义)与效率兼顾的模式日益成为必要而且可能。效率优先，即意味着允许一部分“有效率”的人或地区先富起来，换个角度说，就是要一部分“没有效率”的人或地区牺牲他们的利益。这在罗尔斯的理论中是允许的，即差别原则；然而允许的前提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即要求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不平等分配应该对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最有利。只有这样才符合正义的原则。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即他没有为了他人利益而放弃自己利益的义务；他的利益唯一可以被政府牺牲的理由是：为了达到更加正义。而政府必须要从得益者处转移财富以“补偿”他们的损失，这不是得益者对被牺牲者的施舍，而是被牺牲者必须应该得到的。如果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允许效益优先是一个政治上的策略；但时至今日，在经济有相当积累的今天，效益和公平并重是必然的；随着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公平会最终取代效益，这就是罗尔斯所描述的正义。
（2）代际分配的失败分配除了上述的时间上的横向分配之外，还有一个时间纵向分配的问题，即罗尔斯所称的代际公平问题。代际公平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道德伦理基础。“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需要构成危害。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可持续发展”与罗尔斯提出的不符。假设原初状态下的人们是第一代（事实上他们不知道自己处在哪个世代），他们出于关心下一代人（就如父子关系）的生存，为了满足下一代的需要，按照某一储存原则，将各种物质资源、知识、文化、技能等留存给下一代，而下一代人也需要按照这一原则将留给再下一代的人。如此推及下去，每一代都由于上一代而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按照公平原则，他们对下一代的回报也是应该的。但是问题出现了，就是第一代人，他们只有付出，没有任何得到任何好处，罗尔斯认为，差别原则在这里应该受到储存原则的限制。因此，代际公平也包括在公平正义原则当中。
在这里，我们不妨反思一下一些现实的命题，虽然这些命题仿佛都是不证自明的。我们国家在80年代初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时隔20多年，这一命题仍然为人们所倡导，这其实与我们国家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相违背的。必须指出的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中的“发展”就是指经济发展，从这一命题可以推演出各种有趣的命题，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等。中国的发展一直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所以对于“可持续发展”并不重视，国家大力提倡，也只是近几年的事。当我们为我们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度增长欢呼喝彩时，我们确忘记了我们为此而付出的环境成本究竟多大。生活环境的恶化、资源的匮乏、生态失衡，这一系列的损失并没有考虑进GDp当中。我们常常在新闻评论中听到，某某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持续低迷，甚至有下降的趋势；而我们国家的保持高增长的势头，接着评论员便作出一些类似社会主义就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之类的评论。这样的评论是极度不负责任的，颇有蛊惑人心的意图。我们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而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是不正义的，这样的分配制度极待修改。
2、法律制度的检讨
(1)功利主义在法律中的泛滥。法律经济学，（economic of law）又称为经济分析法学，是西方一个新兴的法学流派。法律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Economics of Law、Eco－nimic Analysis of Law或Lexeconics）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而且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或称微观经济学），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法律经济学以其独特的经济分析手段，对传统的法律，无论是基本观念，还是基本概念都带来了极大的震荡。然而法律经济学以效益为其出发点，主张效益最大化；为达到这个目的，牺牲部分人的利益也是允许的。因此，我们不难判断出其哲学基础就是功利主义（尽管波斯纳曾作出过否认）。法律经济学有其可取的一面，但也有不足的地方，尤其在我们国家，由于人们的权利主体观念相对较弱，更加应该警惕其缺点对人们权利的侵犯。
1999年8月30日，沈阳市发布了《沈阳市行人与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这个处理办法及其随后的争论被简称为“撞了白撞”。处理办法的规责原则完全可以在法律经济学中得到完美的解析，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法律经济学在行政立法上的运用。笔者认为，法律经济分析究竟在多大范围内适用，适用程度如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按照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人的生命权属于第一原则，是绝对不能被侵犯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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