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如何有效激发经济增长潜能

新形势下如何有效激发经济增长潜能

未来的一段发展时期，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重大冲击之后，如何认识经济形势？

首先，从宏观层面和较长期的视角来看，原本存在的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新增长动力尚未形成、国际经贸活动受到“逆全球化”思潮和政策影响、各种不确定性风险不断累积等矛盾和问题，将更为凸显;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已不可避免，不确定性风险因疫情危机而被短暂掩盖但并未消除，国际间的投资贸易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国际间因应全球性疫情未能及时有效地形成协同合作关系，也意味着全球治理体系（包括经济治理体系）存在严重的缺陷。

其次，从中观和中期的视角来看，我国经济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依然任重道远，抗疫过后刺激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迅速恢复的措施实施，“以投资带动增长”的方式可能有所回头，或许也是特殊时期的必要选择，但政策部门应提前对此有所抑制约束，尤其要防范那些过剩产能和高污染产能借机复活，使之在较短时间内尽快回归到高质量增长的路径之上。因此，为高质量发展而确定的五大发展新理念还必须坚持且进一步深化。“十四五”时期，惟有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维护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更加关联性地集成考量，才能从中谋求新的发展动力;从微观层面和短期视角来看，以适当的刺激政策，推动因疫情导致停滞半停滞的经济活动迅速恢复。通过必要的政府引导、疏导、干预使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中的断点或瓶颈尽快得以恢复顺畅;进而使最终品市场、中间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通过市场信号带动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转;在产业链得以修复、市场机制得以正常运作的前提下，再经由合理路径促进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促使市场机制尽快得以修复是第一目标，发掘增长潜力促进经济增长是第二目标。

本文仅就采取必要刺激政策促进经济运行秩序恢复，强化社会事业“补短板”并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着力推动乡村经济振兴等问题展开分析。

“后抗疫时期”，将疫情带来的经济之“危”转化为新增长之“机”

2020年上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以及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各种举措，对消费需求、生产、对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直接间接影响，对就业、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及其关联领域，对国际投资贸易体系的运行，对产业上下游关联以及产业结构，对企业经营活动及其正常秩序（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服务业企业、非必需品的生产经营企业），对库存、储备、物流、交通运输等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正常的经济运行秩序和时序被严重打乱，甚至被破坏。

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之后，各级政府和各层级经济主体采取积极措施迅速推动各行各业有序复工复产复市，使疫情期间被打乱被破坏的经济秩序时序得以逐步恢复，使停摆的产业经济活动逐步复苏并带动关联性领域的复苏或恢复正常，使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得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使各产业之间的关联性影响尽快得以弥平，使疫情在就业收入和基本生活方面带来最大影响的群体尽快摆脱生活困境。这一新的时期，权且称之为“后抗疫时期”，其经济活动的典型特点，一是为迅速复苏因疫情带来的特殊“经济衰退”，势必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需求扩张政策、对特定人群实施必要的消费刺激政策;二是在抗疫期间，因应抗疫举措而形成的各种新的消费需求、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新的生产生活平台以及新的市场组织方式，各种新需求新方式“倒逼”出来的各种创新，为经济增长带来机遇;三是疫情蔓延和抗疫期间，也发现了医疗健康领域、社会事业领域、城乡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城市管理特别是应急管理等领域，存在诸多的短板，需要在“后抗疫时期”，有序地完成“补短板”工作。这一“补短板”工作，既是“后抗疫期间”刺激经济回暖的重点领域，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均衡的协调发展举措。

以“刺激政策+政府精准疏导+市场机制”促进经济运行秩序尽快恢复。

不期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导致国民经济体系的运行受到重大影响，相当比例的产业企业经济活动处于停滞半停滞的状态，其产业链、贸易链、物流运输、消费供应链，很大程度上被中断、被堵塞。由于我国采取了强有力的抗击疫情措施，使得疫情在有限的时间内得以控制，恢复经济活动的工作迅速提上了日程。首先要对各种经济链条进行修复，而其修复需要经历较为艰难的一个过程，将各种经济链条恢复到正常运行状态，需要解决上下游关联产业、上下游供应企业、劳动力雇佣、资金流动性保障、市场需求和物流服务能力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只要其中一个断点、堵点不能恢复正常，全产业链不能联动恢复，那么其经济链条就无法顺畅运行，经济体系秩序就无法正常运转，市场经济机制也就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面对这一情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充分发挥其特色优势。一是可以发挥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作用，在各层面出台相应的经济刺激政策，如，出台有关基础设施建设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建设5G、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简称“新基建”），以及社会事业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需求扩张政策，出台消费需求刺激进以带动相关产业正常运转的政策，出台就业促进及基本收入保障政策，出台重要产业的支持政策，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较为宽松的金融货币政策等。以较为强劲的刺激政策推动产业经济活动复苏的起步，并以刺激政策作为市场预期的良好信号带给整个经济体系各主体以复苏信心和复苏动能。二是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对于区域内经济活动进行有针对性引导、精准疏导和适度干预的作用，如，对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有针对性的各种纾困举措和关键节点的推动，包括：企业税收问题、流动性资金短缺问题、劳动力雇佣问题、中间产品的供应问题、交通运输及物流服务问题。地方政府可直接对接企业解决其困难，产业链上的每一个企业的经营困难都能够较好地得以解决的话，那么，整个产业链就可通过政府的精准疏导而得以顺畅运行。三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通过市场信号，接续性地引导相关产业链条上的企业有序复苏，使得各类产业企业按照市场需求有效运行并合理增长。

发挥中国产业企业复工复产复市的先行优势，稳定全球经济并带动其复苏。此次疫情先期在中国爆发，导致中国经济第一个受到重大影响，好在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抗疫措施，使得疫情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得以控制，进而迅速进入复工复产复市的经济恢复阶段。而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从疫情爆发，到疫情控制，到复工复产复市，还需要较长的时间。由于这一客观上形成的时间差，使得中国产业企业经济活动率先恢复的先行优势已经形成。

中国经济各行各业应当充分发挥这一先行优势，一是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弱化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有效修复全球产业链的断点、堵点，并以中国产业企业的正常经济活动及其良好的预期，给全球经济以信心，使全球经济不至于因全球疫情蔓延而陷入不断探底的衰退之中;同时，也对全球抗疫期间必要生活品和医疗相关产品的供应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保障。从两个方面，对全球经济起到一定的稳定预期、稳定信心作用。如同中国控制疫情的强有力措施，为全球抗疫争取时间窗口一样，也为全球经济的疫情冲击影响争取缓冲空间。二是全球产业企业在一定比例上处于停滞半停滞状态所形成的“供给空挡”，也为中国产业企业的复苏提供了一定的市场需求，有利于中国产业企业恢复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三是利用先行复苏这一时间“窗口”，尽快将疫情期间形成的新型需求产品和服务产业化，以期在全球相关领域内形成“先行创新”并占有相应的市场份额。

以创新为动力，将抗疫期间形成的新型生产生活方式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抗击疫情期间，在大多数人员处于物理空间隔离、交通阻隔的状态下，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工作方式、交流方式因之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倒逼”产生或发现了许多新形式的消费需求（新型产品需求、新型服务需求、新型消费满足方式、新型交易方式），也将若干产品和服务转化为了消费必需品;同时由于社会管理、社区管理方式的改变，也形成了许多新的特殊产品需求;还“倒逼”产生了许多新的发明创造或创新思路。

因此，在经济运行秩序得以恢复之后，应当尽快将抗疫期间形成的各种创新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1）将抗疫期间形成的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构想商品化、标准化、规模化，将新型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所需的产品、服务、服务平台，进行商业化、产业化，并进一步推广扩大市场需求;（2）将抗疫期间形成的新型工作方式及其所需的配套设施、设备、平台（如远程交流、远程会议、居家办公、云上文化产业、云上教育产业等所需的各种设备和平台），进行优化设计并使之产业化，不断改进应用场景以推广扩大市场需求;（3）将各种尚未成型的需求，通过技术创新尽快使之得以实现并推广应用;（4）尽快将疫情期间探索形成的新型生产方式、經营方式，优化运用于产业经济活动之中，使之成为改进生产经营流程、提高效率的有效方式。

与此同时，由于抗疫期间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现了既有经济方式中需要改进的问题，由此也将带来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变。所以，在新的发展时期，还应适时地主动推进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1）适应医疗卫生健康相关产业的需求扩张和需求结构调整;（2）适应应急管理相关产业的需求扩张和需求结构调整，如各类储备物质的增加及其结构的变化;（3）从抗击疫情中发现的各种设施改造需求，如适应卫生健康标准提高（通风条件、人员间隔距离、人流限额等）而对建筑物通风系统、中央空调系统、人流密集场所都必然提出改造需求，这些改造需求也是重要的经济增长点;（4）抗击疫情中形成的工作方式，可能使得各类人群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由刚性约束转变为弹性约束，由此可能带来因时间自由带来的消费服务需求。如，弹性工作时间带来的休闲、旅游等消费需求由特定时间段变为全时间段;（5）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形成新的产品、服务，必然对传统的产品、服务形成替代关系，因此，做好相关新旧产业、产能的更替，也是新时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只要合理把握相关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并有效地推进，就能够从中发现并实现新的经济增长点。

强化社会事业“补短板”，协同推进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之中，包含了诸多社会发展领域的目标。加之，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凸显了我国社会事业领域（以医疗卫生事业为典型代表）存在诸多方面的短板或瓶颈，一定程度上也暴露了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以应急管理、城市管理为典型代表）存在诸多亟待改进的问题，反映出我国社会事业发展整体上与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新技术新产业的高速发展相比明显存在滞后特征。因此，未来发展阶段，特别是“十四五规划”时期，应当突出强化社会事业“补短板”、强化社会事业适应中高收入发达阶段及新技术飞速发展状态与时俱进的发展。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角度来看，短期内可以通过强化社会事业“补短板”作为刺激经济回暖的重要手段，中长期内可以从强化社会事业发展中寻求经济增长新动能和产业企业创新路径。

以社会事业补短板作为“刺激政策”着力点，带动关联产业和整体经济回暖。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和产业经济活动带来巨大冲击，客观上造成了一次波及面极广、影响极大的经济危机，要想尽快使经济复苏并走上正常运行与发展道路，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必须从财政、金融等各领域，出台经济刺激政策。而通常的经济刺激政策，往往着眼于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应对此次因疫情触发的经济刺激政策，则不仅可以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着力，还可以在“新基建”方面着力，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那就是社会事业的“补短板”。

也就是说，此次经济刺激政策的投资领域，应当将社会事业的“补短板”作为重要内容，社会事业“补短板”的专门投资，也同样能够起到投资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同样能够以投资建设带动关联产业和整体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当然，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与社会事业“补短板”，也不是完全区分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也可以为社会事业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条件，如，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基建”，能够为医疗卫生、应急管理、储备等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的技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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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事业“补短板”的专门投资至少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各项社会事业相关的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与完善，关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与完善;（2）各项社会事业相关的人才队伍和人力资源队伍的系统化专业化培养和职业化队伍的完善，特别是具有实战能力和实战经验的人才队伍与人力资源队伍的养成。不仅是专业技术人员，也包括相关领域专业的组织管理人才与人力资源;（3）与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相结合的各类社会事业系统的完善，如，应急管理系统，重要资源的儲备与调配系统等。这些方面的建设与完善，通过其投资建设活动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保障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及其经济活动长期正常稳定运行的基础构建。

将“强化社会发展”作为“十四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动能。

随着“十三五规划”的落实和完成，我国即将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2021～2025）》。鉴于社会发展事业在新时代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应当将“社会发展”提升到与“国民经济发展”并重的地位，使之成为“十四五规划”更为重要的目标内容。

以往的“五年规划”，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国民经济的发展内容，社会发展相关内容往往处于相对偏弱的地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下，“社会发展”理应是国家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的重要目标，应更明确具体地体现在作为国家发展中长期规划的“十四五规划”等中长期规划之中。

“十四五规划”之中有关社会发展的内容，应包含以下方面：（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社会发展的内容，应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发展目标;（2）对照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社会发展各项事业也应明确其基础设施地位，并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发展目标。规划中，也应像过去高度重视现代交通、能源及能源储备、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那样，去构建和完善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体系;（3）对比国际上进入中高收入发展阶段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应明确提出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新技术发展水平、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着力弥补其滞后性的社会发展指标;（4）以往的“五年规划”，更多注重的是硬件建设指标、规模指标和发展水平指标（人均指标），较少提出具体的功能性目标、软环境目标;较多注重“产能”的形成，较少关注“产能”形成后能否顺利转化为民众福祉的条件;较多关注增量性发展，较少关注夯实基础的方面。因此，“十四五规划”中的社会发展目标的制定，应针对上述问题加以强化和改进;（5）以往的“五年规划”，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划，更多是从宏观层面提出规划目标，对于微观层面和时序层面如何落实缺乏具体的规划目标和举措。因此，“十四五规划”中的社会发展目标的制定，应强化微观层面的具体目标和具体的推进举措。

强化上述各方面的社会发展，并不是要弱化国民经济发展，而是要从“强化社会发展”的各项具体目标中，去寻求更多的经济增长新动能和产业企业创新路径，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