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第一篇：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及制度变迁理论。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Solow，1956）在仔细研究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之后，放松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设之后创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完全竞争均衡、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技术是外生的。因此，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的长期作用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从长期看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惟一动力。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却没有对这种外生技术进步产生的原因做出满意的解释。

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P.Romer，1986)和卢卡斯（R.Lucas，1988）为代表的一群增长理论家，为了克服增长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研究以内生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通过建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方程，成功地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发现人力资本的规模、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R.Barro and Xavier Sala—I—Martin,1995)。

结构主义发展理论针对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所忽略的结构因素，将需求结构变量及劳动力结构变量引入多部门模型，发现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处于相互牵制、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的反馈系统中（周振华，1996）。

制度学派对经济增长则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篇：经济增长理论读书笔记

经济增长理论读书笔记

经济活动是指为提高一定努力和资源的产量或者为降低一定产量的成本所作的努力。人均产出的增长，一方面取决于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在于人的行为。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注的是人的行为，并对人的行为从不同的层次进行探讨。刘易斯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节约的意愿、经济制度、知识、资本、人口和资源还有政府。本文主要从人们节约的意愿、增进知识及其应用和经济制度三方面分析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

（一）节约的意愿

人们有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和努力。这种努力既可以通过降低某一产出水平的成本来表现 ,也可以通过进行一定投入以带来产出来表现。假若人们在某一制度环境中没有致富的经济意愿 ,或者由于该制度结构中的非正式约束 ,如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 ,限制了这种意愿 ,使人们无法作出这种努力 ,就不能推动经济增长。厉行节约是人们节约愿望的一种表现。厉行节约，即降低任何一种特定产品的成本，或是设法在投入一定的力量或其他资源后，提高产量。这类节约的努力主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从试验到冒风险；从职业性的流动到地理性的流动；以及专业化等。刘易斯认为如果不作出节约的努力，就不会出现经济增长。节约的意愿与禁欲主义、财富和社会地位以及人们的有限眼界有关。刘易斯认为禁欲主义可能制止人们去追求某种生活方式，但并不制止人们去享受在不触犯教规下所挣来的较高的生活水平。财富和社会地位影响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刘易斯认为各类社会的根本差别在于它们的富人如何使用财富以及与声望有关的财富的来源。富国和穷国的区别在于生产性投资的习惯，而不在于收入均等的差异，也不在于给予富人尊重的差异。真正重要的是财富表现为生产性投资的人们与财富来自土地所有权和继承权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如何。经济增长还与人们受到习惯和禁忌、愚昧无知的限制。经济增长还与人们对工作的态度和冒险精神有关。增长的定义，即每小时的劳动产出提高了。刘易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合理出现仅是因为人们比较喜欢用他们提高了的生产率去购买更多的闲暇。辛勤工作和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优秀公式，勤勉和经济增长的联系在于增加了生产性投资的能力和意愿。

（二）知识增长

经济增长还与知识的增长和新观念的运用有关。从各国的经济发展来看，一国产出增长与知识传播和运用有着显性联系。经济的增长既取决于有关事务和生物的技术知识，也取决于有关人和人际关系的社会知识。它包括知识积累的过程和知识在生产上的应用。知识增长率的出现于科学方法的发明有关。科学对技术知识的增长的影响分为三个独立的阶段即：科学原理的形成阶段，这些原理应用于某些技术问题的阶段，和技术发明发展到随时可以进行商业性应用的阶段。知识的增长还与新观念的应用有关，只有知识的增长是不够的，知识还应当得到普及并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占有知识的速率一部分取决于人们对新观念的接受程度，一部分取决于各种制度。知识的传播和运用要依靠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

（三）经济制度

刘易斯认为制度促进或者限制经济增长取决于制度对努力的保护，为专业化所提供的机会，以及所允许活动的自由。制度是促进还是限制经济增长取决于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以及为专业化提供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制度与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人们得到报酬的权利、资产的经营管理和贸易与专业化三个方面。首先是人们得到报酬的权利。除非努力的成果确实属于他们自己或属于他们承认有占有权的人，否则，人们是不会作出努力的。要想激发人们的努力就必须对人们的努力给予相应的报酬。为他人服务的心情可以增添劳动的乐趣。但要让公民无偿的参加当地的公益工程劳动，需要一些组织工作：必须有政府官员制定规划，激发人们的积极性，还必须筹集资金等。并且经济增长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人们应当心甘情愿的去不及辛苦和报酬。经济增长还涉及不同的人的工种和数量的变化；即使上面下令进行革新，增长还涉及这个集体中的成员是否愿意自觉地去适应不断变化的机会，寻求和利用机会。其次，是资产的经营管理。资产的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而资产法的存在则是资本形成的条件之一。资产权就是排除他人使用某种特定资源的合法权利。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基本的要求是，潜在的投资者必须相信他能够把钱拿回来，而不是清掉他的资产。并且代理人的收入必须同他们所照管资产所耗得精力直接发生变化，否则他们不会精心照料。再次是贸易与专业化。贸易从多方面促进经济增长，贸易通过向社会引进新的商品刺激了需求，从而刺激人们要求多干工作或提高劳动效率的愿望，贸易还促进专业化的发展。专业化的发展促进了人们技艺的提高从而提

高了劳动生产率。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 ,初始性的制度安排能为人们提供一种偶然的、不确定的激励机制 ,但在一国经济发展进入起飞阶段以后 ,能否创造一个持久的、制度化的激励机制 ,是实现有效的经济增长的关键 ,即要进行一种 “制度安排” ,确保人们在经济自由选择的前提下 ,把个人的经济努力和愿望不断地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 ,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地接近社会收益率 ,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还应该注意制度变化的性质和原因，因为制度可能朝着限制发展的方向变化。刘易斯总结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环境及其安排能把人们的努力与报酬联系起来的程度还很低 现行制度难以有效地保护人们的经济自由 ,尤其是大数发展中国家缺乏一种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因此，要引入有效地制度，推动经济增长。

（四）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指导意义

经济增长理论对寻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有其自身的历史条件和特殊性。因此，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我国要结合具体的国情，形成适合我国发展的经济增长理论。

1、要树立重视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的观念。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专业化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持续和永久的源泉与动力的观点对具有丰富人力资源的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以教育培训为主体的对人力开发而投入的费用具有比物质资本投资高得多的投资收益率。经济发展的恒久动力及决定性因素正日益由物质资本的投入转向人类自身开发的人力资本投入。

2、加速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积累。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它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水平。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就要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新经济增长理论拓宽了人力资本的积累途径，认为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边干边学都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途径。因此，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教育事业并将教育事业的重点放在普及基础教育和技术培训上。继续提高国家财政的教育经费支出比重，鼓励社会增加教育投入。这些观点对加速我国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积累、提高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加强研发工作且创造、推广和应用新知识。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用于研发部门资源的多少决定着其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的高低。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必须在研发部门多投入资源，以提高知识积累率。新经济增长理论还认为，开放经济有利于知识的积累，从而促使经济发展。因此，我国要借鉴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有益思想，加快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的储备，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和加快科技教育发展，把自主创新看作是提升科技水平和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大力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努力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并利用好全球科技资源，继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积极参与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4.、重新确立政策的决定性作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否定了政府对经济只有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的结论，依据知识随投资的增加而扩散的原理，提出了一系列的优化政策如补贴教育、研究和开发、刺激物质资本投资、激励新思想形成并快速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等等。同时政府要兼顾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新经济增长理论断言，长期以来，政府仅仅重视经济周期是完全错误的。总体看来，有效的政策除致力于消除或减少通货膨胀与失业外，还要关注技术创新与进步。政府应集中精力资助那些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如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改革以及专业化的人力资源培养等。

第三篇：经济主题党课课件：经济增长理论之争

经济主题党课：经济增长理论之争

经济如何实现增长是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话题，不仅是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而且是各国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因而，从亚当·斯密时代开始，西方经济学家就开始对经济增长进行了长期探索，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也先后经历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边际学派、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理论等多个发展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学家们对如何实现经济增长进行了探讨和争鸣。

古典学派的“数量扩张”观

从亚当·斯密起，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经济如何实现增长。在《国富论》一书中，亚当·斯密研究了如何增加国家财富和收入，认为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国家财富增长的关键。在他的增长模型中，产出是劳动力、土地、生产效率和资本的函数，这实质上就是分析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此外，他还探讨了自由贸易等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以及一些非经济因素（如政治稳定程度、法律、制度）等外生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之后，萨伊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概论》（1814）中明确指出，作为资本的机器以及科学对于财富增长的作用，正是促使许多自然力为人类服务以增加产品种类和数量，从而获得财富积累的真正原因，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资本积累。此外，萨伊还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Say’sLaw），即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

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萨伊对经济增长的观点，并从亚当·斯密的谷物增长模型抽象出经济增长过程的一般范式，认为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极为重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将其净收入中除消费外的剩余部分追加投入到生产中所形成的资本积累。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一书中，他还提到技术进步、扩大国际分工和促进自由贸易是保持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不同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还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成为早期各国开展国际贸易的重要理论基础。

约翰·穆勒整合前人研究，认为扩大生产规模对经济增长作用明显，经济增长受劳动、资本、土地、生产效率、教育水平、所有权制度、分配制度、习俗等多种因素影响。他还详细论述了经济增长方程中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三个重要变量不同变化的五种情形。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开始采用不同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探索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当然，受限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古典经济学派这一时期对经济增长研究的核心主要是物质资料的数量扩张。

不同学派百家争鸣

古典经济学之后，经济增长理论进入百家争鸣时代，一批批判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开始出现，马克思主义学派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方面，马克思继承前人研究，大量论述了资本、劳动、科学技术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上建立了动态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他将社会总产品分为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和生活资料生产部类，前者也称第I部类，后者称第II部类。每个部门都可分解为用于工人的可变资本，用于折旧的不变资本以及剩余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包含不变资本和劳动力都扩大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后来的许多经济增长模型都受到马克思的启迪。

19世纪70年代，以杰文斯、瓦尔拉斯和帕累托为代表的边际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放弃了劳动价值及总量分析方法，主张边际效用理论（包括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对之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现在西方许多经济分析仍是建立在边际分析方法的基础上。

19世纪末，马歇尔在融合了古典经济学和边际主义等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学派。在他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劳动力数量、工人工作效率、财富数量、自然资源分布范围和丰富程度、生产技术水平以及国家公共安全状况共同决定了该国经济增长。马歇尔还把力学中的“均衡”概念引入经济学，提出“均衡价格论”，成为西方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随后，新古典经济学派开始长期占据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流地位。

20世纪40年代，索洛等人提出了外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率由资本和劳动增长率及其边际生产力决定，人们可以通过调节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调节资本—产出比率，从而实现理想的均衡增长。后来，索洛和米德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完善，在模型中引入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

1947年，罗伊·F.哈罗德和埃弗西·多马聚焦于资本和劳动来解释经济增长，构建了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模型。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决定全社会投资水平的储蓄率和反映生产效率的资本—产出比。与此同时，大量自成一体、影响巨大的经济学派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世纪初诞生的旧制度学派（以凡勃伦为代表）批评当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处于正统地位的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强调制度因素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后来，新制度经济学派进一步提出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的全新观点，开创性地将制度变量引入生产函数中，打破了新古典模型仅将劳动、资本作为内生因素的传统模式。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学派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主张继承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学、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学以及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学，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开创了资本主义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先河。但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主义也遭到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的猛烈批判，他们全盘否定凯恩斯主义，主张全面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内生”观

新古典经济学虽然提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但对“索洛技术进步残值”的出现并未作出解释。此后，经济学家们开始探索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以新增长理论为主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兴起，它建立在批判地继承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之上，引入收益递增的假定，对人力资本、制度因素以及产权等因素进行分析，重构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有效路径。

罗默（PaulRomer）在1986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中认为，企业通过投资增加资本存量的行为提高了知识的水平，而知识的外部效应不仅使其自身形成收益递增，而且也使物质资本和劳动等其他投资要素具有收益递增的特性，正是这种收益递增带来了经济的长期增长。1988年，卢卡斯（Lucas）提出了一个以人力资本外在效应为核心的内生增长模式，通过人力资本解释了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虽然罗默、卢卡斯等人解释经济增长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认为“经济增长根本动力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作用的产物”。从实践来看，新经济理论不但成功地把技术进步内生到自身经济增长模型，而且阐释了人力资本、知识等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的自我积累、自我演进以及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丰富和完善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

总体来看，几百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和争论从未停止，研究内容也从单纯的物质资料生产延伸到技术、人力资本、知识等方面。而且，随着计算机技术以及数学的发展，经济增长的研究方法水平也有了极大提升，数理化的分析开始应用到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也从早期的劳动、资本、人口、财富积累等不断延伸扩展至人力资本、知识、科技水平、制度等多种影响因素。虽然，受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在每一个阶段都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经济学者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探索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四篇：读书笔记—两个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

两个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

新古典增长模型

(一)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假定

①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

②生产过程中只使用劳动L和资本K两种生产要素，这两种生产要素之间可以相互替代，但不能完全替代，因而每种要素的边际产量服从递减规律； ③生产过程处于规模收益不变阶段；

④储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保持不变；

⑤劳动力按照一个固定不变的比率增长；

⑥不存在技术进步，也不存在资本折旧。

(二)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可以表示为：sf(k)=Δk+nk

其中，n 表示人口增长率，s 是储蓄率，f(k)是产出量，k 为人均资本的增加量，k 表示人均资本的增加量。一部分是按原有的人均资本水平装备新增加的人口，即资本的广化，另一部分则是增加每个人的人均资本占有量，即资本的深化。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稳定性条件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所包含的经济稳定增长条件是：k=0 或者 sf(k)=nk 当人均储蓄量恰好等于新增人口所需增加的资本量时，经济处于稳定增长状态。

(三)新古典增长模型对不发达经济的意义新古典增长模型蕴含的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政策含义在于：不发达经济可以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储蓄率和降低人口增长率来提高人均收入量。

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一)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

①全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既可以作为消费品，也可以作为资本品； ②生产过程中只使用两种生产要素，即劳动L 和资本K，这两种生产要素之间相互不能替代，每单位产量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数量保持不变；

③生产规模收益不变；

④储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保持不变；

⑤劳动力按照一个固定不变的比率增长；

⑥不存在技术进步，也不存在资本折旧问题。

(二)经济增长率的计算：

令Y=国民收入，K=资本，I=净投资(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资本存量的变化)，S=储蓄

经济增长率G=△Y/Y

储蓄率s=S/Y

由于储蓄等于投资即S=I，所以，s=S/Y=I/Y

资本——产出比C= △K/ △Y

因为资本存量的变化（△K）就是投资（I），所以

C=△K/ △Y=I/ △Y

从而

G=△Y/Y=（S/Y）/（△K/ △Y）=（S/Y）/（I/ △Y）= s/C即 G= s/C

哈罗德认为：“这一方程式是投资必须总是等于储蓄这一事实的动态化的表述”，因而他的理论是以凯恩斯的理论为依据的，不同的是他将凯恩斯的理论动态化和长期化了，即在公式中引入了时间因素和资本——产出比概念，强调了投资既增加收入，又增加生产能力的双重效应。

哈罗德——多马模式的中心内容是要说明：经济稳定增长所需要的条件和产生经济波动的原因，以及如何调节经济实现长期的均衡增长。为此，哈罗德提出了有保证的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三个概念。

有保证的增长率是“与人们想要进行的那个储蓄以及人们拥有为实现其目的而需要的资本货物额相适应的”增长率，其公式可表达为：Gw=Sf/Cr式中Gw代表有保证的增长率，Sf为人们在一定收入下满意的储蓄率，Cr为投资者满意并与其资本存量相适应的资本——产出比。因而，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人们愿意进行的储蓄恰好等于投资者预期的投资需求，经济就可以实现稳定增长。因为在有保证的增长率下，资本家的预期投资需求若恰好等于本期的储蓄供给，就能使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实现储蓄与投资相等，从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实际增长率是单位时间内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它是由实际发生的储蓄率与实际发生的资本——产出比决定的。即：

G =s/C

要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必须：

Gw = G

但二者相等是很困难的，因为二者相等只会在偶然的情况下实现，这恰如在“刃锋”上走路，二者相等的均衡道路十分狭窄。正是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率的不一致，导致经济的收缩与扩张，产生了经济的波动。

（1）若G< Gw，表明实际储蓄率（即实际投资率）小于满意的储蓄率，形成累积性的投资缩减，导致经济收缩与失业。

（2）若G> Gw，引起累积性经济扩张。

自然增长率是在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允许的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长期最大增长率，它反映了人口与劳动力增长、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

经济增长的关系。公式为：

Gn = Sn/Cn

Gn是社会最适宜的自然增长率，Sn是一定制度安排下最适宜的储蓄率

（或投资率），Cn是最适宜的预期资本——产出比，它体现着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条件下现有的资本存量能够吸收全部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自然增长率有助于研究长期经济的波动问题。

（1）当Gw> Gn时，储蓄和投资的增长率超过了人口增长与技术水平所允许的程度，增长受到劳动力不足和技术水平限制，储蓄过度，经济长期停滞。

（2）Gw< Gn时，储蓄和投资未达到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所允许的程度，生产的增加有充分的余地，经济将出现长期繁荣趋势。

（3）Gw= Gn时，社会出现均衡增长。

总之，实现长期的、理想的均衡条件：

G = Gw = Gn

(三)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实际增长率GA，指经济中实际实现的增长率，它由实际的储蓄率与实际的资本——产出比按上式所决定，即 GA=s/V A 有保证的增长率GW又称为意愿的增长率，是指经济中的储蓄被资本家意愿的投资全部吸收时所能实现的增长率，即有保证的增长率由实际储蓄率与资本家意愿的资本——产出比所决定：GA=s/V A经济实现稳定增长的条件是实际经济增长率等于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即GA= GW= Gn。

第五篇：精明增长理论

“精明增长”理论

“精明增长”的产生的背景——城市蔓延的产生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美国郊区化出现了新的趋势：不仅仅是居住区，新的工厂区、办公园区也纷纷向郊区迁移。人口和就业岗位郊迁、中心区衰退、城市用地不断扩张„„，城市地区增长的无限制低密度模式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这种失控的城市化地区不断蔓延的现象，被称为“城市蔓延”（Urban Sprawl）。城市蔓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郊区化的概念，它是“郊区化的特别形式，包括以极低的人口密度向现有城市化地区的边缘扩展，占用过去从未开发过的土地。城市蔓延损害了环境、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利益。首先，城市生活环境品质下降。城市蔓延使城市绿色空间减少、环境不断恶化。其次，分散在郊区的各类社区中存在着居住的多样性和隔离性，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离异。另外，城市财政萎靡、内城投资减少。开发新区的优势本来在于投资相对较少，但是据马里兰州一项研究表明，从现在至2020年，与更为集中的城市发展相比，蔓延将使居民在城市建设上付出更大的代价。美国城市的发展目前正误入迷途。许多人都在反思，这种无计划蔓延的发展方式亟需改变，应该寻求一种更合理、有效的发展方式。

“精明增长”概念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人意识到“郊区化”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低密度的城市无序蔓延，人口涌向郊区建房，“吃”掉大量农田，城市越“跑”越远，导致能耗过多、上班路程太长等城市病接踵而来。Burchell等将“城市蔓延”总结为以下8方面：低密度的土地开发；空间分离、单一功能的土地利用；“蛙跳式”或零散的扩展形态；带状商业开发；依赖小汽车交通的土地开发；牺牲城市中心的发展而进行城市边缘地区的开发；就业岗位分散；农业用地和开敞空间消失。而欧洲的“紧凑发展”却令许多历史城镇保持了紧凑而高密度的形态，并被普遍认为是居住和工作的理想环境。美国人因此取法欧洲，提出了“精明增长”概念。初衷是建立一种使州政府能够指导城市开发的手段，并使政府财政支出对城市发展产生正面影响。之后，精明增长作为一种城市发展模式，逐步在全国发展起来，并得到公众的认可。它的对象是城乡政府。当时,“政府应向企业学习效率”、“政府功能商办”、“精简政府”和“职责下放”等政治理念开始出台。城乡政府从上层政府拿得的补贴越来越少,由上层压下来的任务越来越多。那时,土地开发是城乡政府生财之道,但环保势力对土地开发却决不妥协。在这种情况下,“精明增长”理论为政府创造出一个既能满足开发利益,又能满足环保良心的局面,做到了两全其美。

“精明增长”的核心内容和主要原则

2000年，美国规划师协会（APA）联合60家公共团体组成了“美国精明增长联盟”。2003年，美国规划师协会在丹佛召开规划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用精明增长来解决城市蔓延问题。确定精明增长的核心内容是：用足城市存量空间，减少盲目扩张；加强对现有社区的重建，重新开发废弃、污染工业用地，以节约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本；城市建设相对集中，密集组团，生活和就业单元尽量拉近距离，减少基础设施、房屋建设和使用成本。总之，“精明增长”是一项与城市蔓延针锋相对的城市增长政策。

精明增长的目标

城市发展要使每个人受益。应达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公平。使新、旧城区都有投资机会，得到良好发展。

“精明增长”的思想内涵

D·Gregg Doyle对精明增长管理的主要目标进行了分类，并将其概括为“4C”：

1、对一些超越地方范畴的问题进行区域性协调（Coordination）并提出解决措施；

2、通过限制（Containment）服务区范围提高能源、公用和市政设施的效率；

3、保护（Conservation）大城市边缘区及其附近的开敞空间及其他资源；

4、城市社区（Community）的经济、再开发、城市形态以及生活质量等。

梁鹤年认为“精明增长”理念的提出得益于新城市主义，精明增长的10条原则包括：

1、混合式多功能的土地利用；

2、垂直的紧凑式建筑设计；

3、能在尺寸样式上满足不同阶层的住房要求；

4、建设步行式社区；

5、创造富有个性和吸引力的居住场所；

6、增加交通工具种类的选择；

7、保护空地、农田、风景区和生态敏感区；

8、加强利用和发展现有社区；

9、做出可预测、公平和产生效益的发展决定；

10、鼓励公众参与。

Downs认为，精明增长最初是那些规划者作为对通过郊区蔓延而带来的许多不想要的特征的一种反应而构想出来的。这些特征包括新的、无约束的、低密度跳跃式扩张，开敞空间和生态敏感地带大规模的向城市用地转换„„隔离式的土地使用而非可以缩短交通距离的混合式土地使用。张娟提出“精明增长”是一项涵盖了多个层面的城市发展综合策略，将城市发展融入区域整体生态体系和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目标中，提出“城市增长边界”发展模式及城市内部废弃地的再利用等。

根据以上学者对“精明增长”思想内涵的诠释，我认为“精明增长”思想主要体现在：倡导土地的混合利用，以便在城市中通过自行车或步行能够便捷地到达任何商业、居住、娱乐、教育场所等；强调对现有社区的改建和对现有设施的利用，引导现有社区的发展与增强效用，提高已开发土地和基础设施的利用率，降低城市边缘地区的发展压力；强调减少交通、能源需求以及环境污染来保证生活品质，提供多样化的交通选择，保证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间的连通性，将这些方式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交通方式，是一种较为紧凑、集中、高效的发展模式；“精明增长”同时还强调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的共同发展。

精明增长的内涵

作为应对城市蔓延的产物，精明增长并没有确切的定义，不同的组织对其有不同的理解。环境保护局认为精明增长是“一种服务于经济、社区和环境的发展模式，注重平衡发展和保护的关系”；农田保护者认为精明增长是“通过对现有城镇的再开发保护城市边缘带的农田”；国家县级政府协会（NACo）认为精明增长是“一种服务于城市、郊区和农村的增长方式，在保护环境和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的前提下鼓励地方经济增长”。总的来说，精明增长是一种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基础上控制城市扩张、保护生态环境、服务于经济发展、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发展模式。

精明增长最直接的目标就是控制城市蔓延，其具体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保护农地；二是保护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两个方面；三是繁荣城市经济；四是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通过城市精明增长计划的实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另外，精明增长是在拓宽容纳社会经济发展用地需求的途径的基础上控制土地的粗放利用，改变城市浪费资源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城市增长的“精明”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增长的效益，有效的增长应该是服从市场经济规律、自然生态条件以及人们生活习惯的增长，城市的发展不但能繁荣经济，还能保护环境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二是容纳城市增长的途径，按其优先考虑的顺序依次为：现有城区的再利用—基础设施完善、生态环境许可的区域内熟地开发—生态环境许可的其他区域内生地开发。通过土地开发的时空顺序控制，将城市边缘带农田的发展压力转移到城市或基础设施完善的近城市区域。因此，精明增长是一种高效、集约、紧凑的城市发展模式。

建立高效、有序的城市架构，以适应自然环境，改善人类居住环境是人类永无止境的探索，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精明增长”的设计理念，在城市发展规划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精明增长”的实现措施

实现城市精明增长有三条基本途径：充分利用价格手段的引导作用；发挥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的指向作用和综合利用土地利用法规的控制作用。精明增长的基本假设是通过科学的规划可以平衡资源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而城市的一切发展均以土地为载体，城市增长的“精明”最终落实在土地利用的精明上，因此，编制科学的土地利用规划是实现城市精明增长的关键。所以本文从规划的角度对实现精明增长措施所进行的探讨进行介绍。

1、断面分析：面对传统的区划条例（zoning ordinances）和细分规则(subdivision regulations)导致的分散的土地利用格局，Andrés等人提出了断面规划法（Transect Planning）。与传统的排他性分区不同，断面规划是将规划区视为由农村向城镇逐步过渡的连续统一体，并根据城镇化水平以及景观环境的变化将规划区域分为不同的生态带（ecozone），在不同的生态带内配置不同的土地利用结构，最后在整个规划区内形成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用地格局。断面规划的基本假设是每个生态带的主体景观环境都是人类长期活动适应自然条件的结果，因而具有存在的科学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其规划原则是不破坏主体景观的和谐度。因此编制规划的关键在于确定每个生态带的主体景观特征，再利用土地利用的空间配置“校正”各个生态带内的异质景观－即改变农村和城市交错混杂的格局，消除城市中的农村（如在城市中心未开发的闲置空间等）和农村中的城市（如农村腹地的办公大楼等）。断面规划实质是从景观生态的角度阻止城市对农村的肆虐侵占，控制低密度的城市发展模式，保护农地和生态用地。

2、制定城市增长区：城市增长区是指总体规划中划定的容纳城市增长的区域，由城市增长边界（用于区域控制）或城市服务边界（用于单个行政区内的控制）划定而成，所有的增长都界定在界线以内；界线之外只能用于发展农业、林业和其他非城市用途。城市增长区是一种控制建设用地总量的方法。在规划中，根据规划期限内（一般为20年）预测的土地需求以及设定的最小土地利用强度确定建设用地需求总量，并以现有的建设用地区为基础将需求量进行空间定位，划定城市增长区，并根据不同的情况以及市场监测信息对边界进行调整。有两种调整方式：一种方式是只考虑时间驱动系统（Time-driven system）的作用，不管城市增长率的大小和边界内可供开发土地的多少，城市边界都按规划中预先确定的时间间隔（如俄勒冈州4-7年）进行调整。另一种方式是只考虑事件驱动系统（Event-driven system）的作用, 即不论时间间隔的长短，当边界内可供开发土地总量达到规划中预先设定的阈值时，都要调整边界。

3、填充式开发和再开发：填充式开发和再开发是精明增长管理中倡导的提高土地利用强度的两项技术措施。填充式开发是指对市区内公用设施配套齐全的空闲地的有效利用，再开发是对现有土地利用结构的替代和再利用，是对已利用土地的开发。其目的是改变城市蔓延造成的低密度用地格局、复兴城镇经济，因此不是见缝插针式的开发，而是以合理的规划为先导；开发出的土地不仅可以用于建设用地，也可用于绿地、开敞空间等所有利于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用途。

4、发展权转移：为促进中心城市的发展、保护农地，不少社区都采用了基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权转移计划。地方政府在土地规划时划定限制开发区（sending area）和鼓励开发区（receiving areas），发展权的转移在两区之间进行。一般情况下，限制开发区划定在需要保护的农地或生态环境用地区，位于该区的土地不能被开发，只能将发展权转移出去；而鼓励开发区划定在基础设施完善、发展潜力大的中心城镇或城市近郊区域。开发商从限制开发区内的土地所有者手中购买发展权至鼓励开发区进行土地开发，政府则加大对鼓励开发区的投资力度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允许适当加大区域的开发密度，激励开发商在鼓励发展区进行开发。发展权转移计划在充分考虑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前提下保护农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场力量对城市蔓延诱导作用。

“精明增长”的基本做法

1、保护绿色空间以维持清洁的空气、水源，为每个家庭提供步行、游玩和休闲场所。

2、强调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为主的开发模式，改善道路规划，扩展多种交通模式，解决拥堵。

3、鼓励市民参与规划，以创造一种社区意识，营造归属感。鼓励相邻社区间的协作，制定地区性发展战略，协同解决公共问题。

4、加强城市经济竞争力。一方面通过提供高质量的生活环境来吸引人才和高新技术产业，另一方面采取修改税法、住房补贴等措施，改变市中心退化 的趋势。

5、强调开发计划应充分利用已开发的土地和基础设施。

6、鼓励土地利用的紧凑模式，反对城市蔓延。

7、紧凑型的城市空间、多组团的结构最符合生态要求。

8、提倡土地混合使用，住房类型和价格多样化。

精明增长的时间进展

1、联邦政府层面：在美国，具体的精明增长的实践行动包括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三个层面。联邦政府层面上，提出5项国家拨款，即从国家税收中拨出7亿美元给各州和地方团体，鼓励他们深入开展城市美化运动，61亿美元用于缓解交通拥挤，16亿美元致力于减少空气污染，5000万用于空气质量项目上，1000万用于鼓励家长参与地方学校设计。众多选民投票促进TEA一2l（Federal Transportatin Efficiency Act for the 21st Century）的更新，并致力于推动轻轨、人行道和自行车道设施建设。为滨水地区、旧工业区和城市重要地区的再开发制定“棕地的再开发战略”；联邦政府已意识到1954年的“高速公路法案”正是全国目前城市蔓延的根源，应该修正；投资1亿美元的“定居抵押贷款”的实验性项目。全美规划师协会（APA）经过长期努力于2002年制订出关于精明增长的立法指导手册（APA Growing Smart Legislative Guidebook）以促进各州规划和分区的现代化。

2、州政府层面：马里兰州1997年通过5项立法提案包括：“精明增长地区法1997”、“农村遗产法1997”、“棕地复兴计划”、“创造就业机会税收鼓励计划”和“就近工作居住计划”，这些法案成为促进马里兰州精明增长的核心动力。为防止某些具有保护价值的土地资源遭到不适当开发而对本地区的环境产生危害，政府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土地保护台约计划（Conservation Easement Program）。马里兰州大学精明增长研究和教育国家中心于2000年建立，加强解决土地发展、资源保护和城市空间成长等问题。在华盛顿州，1990年通过了“Growth ManagementAct”(GMA)，依靠鼓励好的发展选择特别是关于土地使用方面，以保证华盛顿州较高的生活质量。加利福尼亚州于2001年通过了“加利福尼亚农田保护债券法”(California Farmland Conservation Bond Act)，它可授权州政府以出售债券方式来购买因蔓延而受到威胁地区的农田开发权的同时促进城市内填式发展(Infill development)。同年通过的“地方政府总体规划修正和可持续社区授权计划”，可批准同意上限为25万美元的拨款分别给各县市，用于修订和更新其政策及规划，并鼓励土地使用、住房供给和交通等规划之间的协调。

3、城市政府层面：在波特兰市，“Portland Region 2040”提出的主要策略为：严格控制城市增长边界，规划预测到2017年将会新增人口40%，但城市范围将只增加2%；将城市用地需求集中在已有中心和公交走廊周围；增加既有居住密度，减少每户住宅的占地面积；增强对绿色空间的保护；迅速扩大轻轨系统和公交系统的服务水平和能力。奥斯丁市政府于1995年成立了由一批关键性的公民领导者组成的“公民规划委员会”负责修订规划条款和指导土地使用决策。委员会于1998年公布了“奥斯丁市精明增长提案”，主要达到三个目标：①奥斯丁怎样和在哪里增长。划出两个主要的精明增长区“DDZ”(Desired Development Zone)和“DWPZ”(Drinking Water Protection Zone)，以限定城市增长边界；②改进生活质量。通过邻里规划保护和增强传统邻里关系(traditional neighborhood)，维护生态敏感区和减少蔓延提高环境质量，提供多样性交通方式改善可达性和机动性(accessibility and mobility)，再投资城市内核(city core)来促进经济发展；③增强税基(tax base)。采取多种方式刺激和吸引对城市投资。

“精明增长”在我国应用的意义

1)“精明增长”理念是城市发展观念上的变革,城市的空间扩展必须置于区域整体生态系统的大背景之下,必须将城市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中其他生物系统的生存发展置于同等地位。2)由以外延扩展为主的城市空间扩展趋势向内涵更新优化的方向演化。优先考虑将城市新增用地需求引导至已经开发建设的区域,尽量减少侵占非城市建设用地,城市的发展坚持“速度和质量”并重的原则。3)城市的用地模式应当坚持高密度、集约化、功能混合的原则,把依托于公共交通系统“适合居住”的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构成单元。

“精明增长”中国化的可行性

1、实施条件比较：在确定“精明增长”中国化的具体含义时,首先需要判定我国城市发展的具体现状。不同于美国的低密度城市蔓延模式,我国城市虽处于郊区化蔓延趋势之中,但在具体扩散方式上呈现出相对高密度溢出蔓延的特点。工作向郊区迁移远远赶不上城市物质实体扩张的速度,中心城区依然是人们向往的工作和生活地点,并且交通出行方式呈现出以小汽车为主的多元化结构。这是和我国城市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口特点息息相关的。因而“精明增长”的中国化内涵就不具有象美国那样强调遏制小汽车主导下城市低密度蔓延的内涵。不仅如此,中国和美国的城市土地利用模式是不同的。在国家宪法下美国地方政府制定了本地区的区划(Zoning)与我国城市规划法所确定的从总体规划到详细规划的规划工作体系不同。一般而言,区划制定的地区总体规划突现出土地的绝对功能利用划分,由私人土地所有权所衍生出的一系列法律权利在区划法则中得以保证和明确体现,这种法律意义清晰化的区划往往同时意味着土地利用模式过于机械化,而在我国由于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在规划制定中往往从地区实际发展需要入手进行土地利用的类型配比,比较注重土地利用中的混合化,所以美国“精明增长”理念中的强调土地混合利用以创造多样化的生活气息问题在我国的城市中不象美国那样突显和迫切。在为市民提供住房方面,美国由于种族歧视与隔阂,产生了不单依据社会阶层经济收入择居的问题。如美国郊区化浪潮的原因不仅在于交通便利下郊区提供了工作岗位、环境幽雅的住房,还在于普遍富裕的白人不愿意和内城中集聚的黑人居住在一起。在经济收入与种族居住偏好双重作用下,美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往往将低收入者与黑人等少数民族排斥在实际购买房屋的能力之外,长久出现了城市中许多社会问题,而在我国城市的住房问题与此具有很大不同。建国之初社会主义住房单位制,使得单位内部不同收入阶层的人比较集中地居住在一起,尽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房地产开发的浪潮导致城市不同收入阶级的人群得以重新组合,出现了美国般的择居问题,但在几十年来住房单位制的基础上,作为一个新的趋势,还远远没有占到主导地位。“精明增长”把各种人群提供可支付和有质量保证的住房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是对城市社会问题的积极关切。虽然国情不同,但这对我国城市为低收入者提供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2、“精明增长”中国化的实现：尽管在其他方面中美城市之间仍存在一定背景差异,但在促进城市发展中的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意义上,“精明增长”提出的原则无疑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其中的许多原则如紧凑的城市发展模式、保护生态敏感地带和城市开敞空间、划定城市增长边界、交通导向性开发等完全可以直接应用于我国的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中。在这个意义上,“精明增长”的中国化内容得到了具体化。基于以上分析,“精明增长”中国化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1)政策层面上:引导有效的资源利用方式来保护环境,创造一系列有利于住房选择的机会,提供一个多样化和高效的交通出行选择可能,加强对现有社区的改造和再开发,做到决策可预见、公正以及财政上可行;2)技术层面上:优化与完善城市步行系统环境,倡导交通导向性开发(TOD),通过建筑设计等物质手段营造社区场所感、塑造多样性的邻里社区,采取生态规划措施保护城市开放空间,致力于创建紧凑有序的城市发展模式;3)制度层面上:借鉴美国区划的优点来完善我国现有的城市规划体系,加强规划制定的法律清晰性与完备性。

建设一个“精明增长”的城市的主要原则

土地的混合利用。在城市中，通过自行车或步行能够便捷地到达任何商业、居住、娱乐、教育场所等;建筑设计遵循紧凑原理；各社区应适合于步行；提供多样化的交通选择。保证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间的连通性。把这些方式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交通方式；保护公共空间、农业用地、自然景观等；引导和增强现有社区的发展与效用。提高已开发土地和基础设施的利用率，能降低城市边缘地区的发展压力

对精明增长的简要阐述

成功：精明增长在美国的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得到了积极贯彻，且产生了不错效果。这主要归结于国家、州和地方三个能级政府的大力扶持，相互配合及其导向功能。联邦政府从预算及财政资助方面、州政府从政策制订以及超区域协作方面、城市政府从具体实施方面也都扮演了良好角色。在实施手段上，也能合理选择法律、经济、行政等政策工具，恰当地推进了精明增长的实践进程。

不足：精明增长的具体操作方式还需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测量和评估标准尚待统一，针对不同地区和城市人口、地理等特征应有区别使用精明增长的管理工具；参与主体以政府组织为主，没有充分调动企业、社团及公民的积极参与；在推进精明增长的流程中，对于中前期的规划制定及实施比较关注，但对于后期的效果评估和反馈则缺乏重视。

对精明增长的简单评价

精明增长”强调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的共同发展，强调对现有社区的改建和对现有设施的利用，强调生活品质与发展的联系，是一种较为紧凑、集中、高效的发展模式。

相对于新城市主义，“精明增长”是对城市发展问题的全面反思，涉及城市发展的社会与经济、空间与环境，城市规划的设计与管理、法制与实施等各个方面的行动计划，需要政府宏观调控和全民参与。美国的社区和其周围的乡村地区正在经历变化，一些地区正在持续衰退，一些地区发现维持持续的发展是如此困难，而另一些地区经济和城市面貌正在复苏，这与 “精明增长”行动计划的实施有着密切的关系。

克林顿政府在1998年提出的这项 “精明增长”计划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因为这些投资项目，而且因为它将人们的关注焦点集中到一些重要的议题上。“精明增长”目前不仅是美国城市发展的行动纲领，而且成为全美规划师协会的目标口号。全美规划师协会不仅针对规划立法和法规改革提交过专题研究报告，而且出版了《州政府规划法令的现代化——— 精明增长研究论文专集》,收集了各州政府改革的行动和实施层面的最新思想动态，帮助各州和地方政府开发新的工作方法，管理发展和应对变化。

美国精明增长对我国城市发展的启示

一是务实，无论何种城市规划决策，必须要从问题导向。

二是多视角，把城市看作是经济实体的城市、社会组织的城市、公共管理的城市、生态环境的城市，实现环境、生态、经济三方面公平均衡发展。

三是可借鉴性，精明增长原则中的紧凑发展、土地混合使用、公共交通、防止城市蔓延等概念都值得我国绝大部分地方学习借鉴。

四是法治原则，到2002年底止，美国已有十四个州全部或部分采用“精明增长的城市规划立法指南”建议来修改法规。近20多年，中国城市化率年均提高0.87个百分点，两倍于世界均速。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仍将保持较快发展，选准模式至关重要。“精明增长”强调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的共同发展，强调对现有社区的改建和对现有设施的利用，强调减少交通、能源需求以及环境污染来保证生活品质，是一种较为紧凑、集中、高效的发展模式。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城市发展的引导中，有意识地运用城市规划这一重要工具达到节约城市资源的目的。也许这样的城市形态并不完全适合我国所有城市的发展，但我国节约型城市的建设，首先也需要一个合理的城市化模式，从而有利于城市从根本上实现集约型的增长。

我国城市正处于建设发展高潮时期，一些东南沿海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在城市功能和用地结构置换的过程中，也已经出现一定程度上的郊迁化现象，城市中心区和整个城市区域的协调发展成为关注热点和追求目标。针对这一点，“精明增长”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法，如土地功能混合、紧凑发展、强调公共交通建设、充分利用原有设施、改造城市旧区等等，以利于城市面向21世纪的合理的发展。对于我国城市的发展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我国的城市发展应从中国资源短缺的国情出发,尽快调整策略，抛弃以外延扩张为主的粗放式发展，向以内涵增长为主的集约式发展转变，提升城市功能，促进能源、资源的高效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