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

第一篇：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

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

戴茜 201330841303 公管13级13班

摘要：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问题一直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 30 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然而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之间的两难冲突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二者关系的探讨也逐渐成为各领域的热点问题。如何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成功的结合起来，则成为我国环境保护学者与经济学者至今仍在探索的问题。在此，针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问题，进行详细的探讨。

关键词：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中国；环境政策；工业发展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R以年均9.7%的速度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在2006年末已超过20万亿元，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要素的大量投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经济的快速增长加剧了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同时，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环境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研究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积累、环境污染指标的现状和区域差异，进而探讨各地区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齐飞，2014）

而为了有效突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瓶颈”，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环境政策，例如将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作为“十一五”规划中重要的约束性指标，不断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等。那么，这些环境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它们是否能有效的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这些问题对于正确制定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环境政策，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深人研究。

二、历史发展

当前，环境污染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繁发生，2010年发生的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2012年广西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以及近年来国内频繁发生的铅污染事件，给人类生命财产、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巨大损害。由于环境污染损害危及海洋、陆地、河流、地下水、环境空气等各类环境介质，损害范围包括健康、财产、文化、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造成环境污染损害评估的研究和实践涉及环境法学、环境经济、环境伦理、环境管理、环境政策、环境社会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及环境监测、环境化学、环境工程、环境风险、环境健康、污染生态等自然学科和工程领域。

事实上，当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环境污染问题与经济增长同样、甚至更加受到关注。污染是企业将内部治理成本推向公众，由社会承担。环境管制后,这种格局发生变化，企业将承担越来越多的污染治理成本，某些污染严重的企业甚至可能被关闭。在资源投入不变的条件下，企业的总产出会相应减少。环境管制越严格，产出减少越多。因此，必须协调工业增长与环境保护两者间的矛盾，在节约资源同时，尽可能多生产好产品和尽可能少排放污染。

另外，与人类从环境中获益的历史相比，人类对环境和环境保护的关注开始得太晚，标志着人类历史巨大飞跃的工业革命开始于十八世纪，而关注环境保护的国家和国际政策仅仅出现于二十世纪后半期。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人们仍认为无限的资源可以被国家乃至全球所用,而无须规制性和保护性政策。

环境保护的国家和国际政策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最初的地方性和国家性自然资源保护政策；第二阶段是：各个国家乃至全球范围的环境治理政策。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保护资源是环境政策的主题。典型的例子是美国于1872年建立黄石国家公园，于1879年通过立法保存美国广大的自然森林系统。（方化雷，2011）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与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环境资源问题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为适应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我国已建立专门负责环境保护的政府机构，尤其在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和措施，加大环保政策的实施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实际发展中，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因而无法准确的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换而言之，即在两者发展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良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发展水平低，城市化进程缓慢。（2）环境资源问题严重。

（3）政府对环境治理和保护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够。

调查显示，仅在中国的4个城市：重庆、北京、上海和沈阳，每年就有一万人因接触空气中的污染颗粒而过早死亡。自1970年至1995年的25年间，黄河先后断流了18次，根据每年断流天数预测，2010年黄河将断流200天，2020年黄河下游将全年断流。中国科学院公开发表的《90年代中期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估算报告》显示，科学家计算得来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875亿元，而该数字只包含部分可计量的环境损失（除了大气、水、固体废弃物、酸雨等可计量损失外，无形损失尚未包括在内）

而关于东、中、西部的环境污染比较如下：（1）东、中、西部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比较

考察东、中、西地区在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这一指标的差异性特征时，发现1995-2010 年间东部地区无论是人均排放量还是总排放量都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人均排放量角度来看，大部分年份数值高于 20 吨，人均年排放量为 23.47 吨；总量角度来，大部分年份排放总量在 1000000 万吨以上。相比也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该指标处于较低水平，人均年排放放量分别为 14.85 吨和 14.2 吨，数值上差异不大。（2）东、中、西部地区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这一指标，西部地区要高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人均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为 355.76 万吨，其次是中部，东部地区最低，人均年产生量分别为 156.34 万吨 和 47.47 万吨。（3）东、中、西部地区二氧化硫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东、中、西部地区考察二氧化硫排放量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西部地区要高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每年的人均排放量超过 16.2kg，东部地区次之，每年的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在 14.4kg 附近，中部地区最低在 10kg 左右。

（4）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烟尘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三大区域人均烟尘排放量，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相对较高，每年人均排放量分别为 7.24kg 和 7.33kg；东部地区人均排放量处于最低水平，每年排放量为为 5.42kg。

（5）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粉尘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考察东、中、西部地区在工业粉尘排放量指标上所表现的差异性特征可以发现，东部地区人均年排放量处于较低水平，为 5.74kg，中、西部地区分人均年排放量要高于东部地区，但二者差异不大，数值分别为 6.8kg 和 6.4kg。（齐飞，2014）

从而看出，经济增长方面，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区域比较之中占据绝对优势，无论是经济发展总量水平、人均水平、增长速度，还是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积累、第三产业占比都呈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环境污染方面，从总量上看，东部地区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烟尘、粉尘排放量要高于西部和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固体废弃物排放量高于中、东部地区；从人均排放量来看，由于东部地区较高的人口密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均排放水平，各地区人均排放量呈现出各自特征，污染物的排放量跟各地区的产业结构、环保政策、科技水平密切相关，从趋势上来看，各地区污染物排放量近些年来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与近些年来高度重视产业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保护环境，淘汰高污染、高能耗落后产能有很大关系。

四、结论和建议：

为此，在这里提出几点建议：

（1）未来随着人们对清洁环境需求的提高，政策绿色 GDP的政策导向和环保政策，重型污染企业的治理力度的加大，环境质量会有所改善，这也要求东、中、西部地区能明确自身特点，寻求各自可持续发展之路。

（2）加强排污监督，科学制定环境标准，强化环境与经济的综合决策。在加快经济发展时，必须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环境保护放到重要位置，决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一时的发展，而应当使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科学的制定相关环境标准体系，建立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机制，把环境保护目标列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目标之中，用标准限制环境污染，保护环境。

（3）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问题已经不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是我国环境法制建设所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需要国家提供立法支持。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时机已经趋于成熟。在工业化过程中，环境污染的发生不仅频繁而且后果严重。单个污染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为分散企业环境污染赔偿责任，最大限度的保护受害者，尽童减少社会和国家的报失，有必要借鉴国外环境保险的经验，探索建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4）改革我国目前的环保投融资体系，增加环保投入。我们应当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逐步使排污者和开发者成为环保投资的主体。

（5）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立和健全我国的环境资源配置体系。走出“环保靠政府，经济靠市场”的误区，开展排污权交易，将市场机制引入环境保护事业之中，实现环保制度的创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经济激励与约束机制可以给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刺激，将环境保护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或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目标联系起来，实现生产、消费与环保的和谐统一。

（6）必须致力寻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充分的结合社会的实际本质；应该重新制订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制订一系列经济环境政策。（7）中国必须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环境问题已日益凸显出来。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威胁着人们的生存环境，同时还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及身体健康，因而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就需要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能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方化雷.2011.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环境库兹涅兹假说的产权制度变迁解释与实证分析[D].山东.山东大学

[2]黄菁.2010.环境污染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D].湖南.湖南大学 [3]马丽、金凤君、刘毅.2012.中国经济与环境污染耦合度格局及工业结构解析[J].地理学报.第67卷第10期 [4]齐飞.2014.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5]吴萍.2011.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第23期 [6]于杨.2010.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探讨[J].中国城市经济.第6期

[7]张红凤、周峰等.2009.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规制绩效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第3期

[8]周泽辉、赵娜.2010.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研究[J].中国城市经济.第6期

[9]赵新华、李斌、李玉双.2011.环境管制下FDI、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第3期

[10]张红振、曹东等.2013.环境损害评估:国际制度及对中国的启示[J].环境科学.第34卷第5期 [11]曾昭法，陈青云.2009.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影响的对比研究[J].统计与决策.113-115.

第二篇：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问题

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脆弱性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但是经济增长与环境脆弱性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其滞后期数的影响，而且这两者对对方的影响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经济增长对环境脆弱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滞性，是一种长期的、渐进的影响；而环境脆弱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时滞却较短，是一种短期的、非渐进的影响。

正文：

环境与发展是当代世界面临的挑战，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环境问题已经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发展经济既是人类持续生存和社会日益进步的前提，也是实现保护环境的物质保证。但经济发展不能脱离和超越环境的承载力，否则，就会发生环境问题，成为阻碍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制约因素。因此，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必须协调发展，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也是一个能源需求大国和环境污染大国。改革开放20年中国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日益显现。能源、经济和环境三者之间密切联系，经济增长需要能源供应支撑，能源消耗带来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反过来又造成经济损失，破坏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据世界银行按“人力资本”方法估算，1995年中国的大气和水污染损失高达240 亿美元，占当年GDP 的3.5%.最近世界银行发表了新的研究报告《增长的质量》估计，1997年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率为 25%，但是减去对自然资本过度开采之后，真实国内储蓄率只有14%，中国则由42% 下降为32%，减了10个百分点。报告呼吁各国关注增长的质量，其中环境质量被视为增长质量的重要方面。当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10% 以上降到目前的7%到8%，关注增长的质量便显得尤为重要。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环境质量和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是环境质量和增长路径不是唯一的，经济高增长、低增长和负增长都可以带来环境高破坏，但也存在环境低破坏和经济高增长的可行路径，中国和印度均被列为经济高增长、环境高污染的国家。这就提出中国的增长模式转变问题，即中国如何从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的高增长转向低资本投入、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的高增长。问题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转变，促使国民经济服务化、信息化，传统产业资源利用集约化，单位GDP 能耗大幅度下降，能源结构清洁化，能源消费低增长甚至负增长。能源结构的转变对环境质量至关重要，并且直接促进增长模式的转变。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人与自然从远古天然和谐，到近代工业革命时期的征服和对抗，到当代的自觉调整，努力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文明，恰是这一规律的客观反映。

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只追求经济增长而忽略环境；积极保护环境的零增长方式；可持续发展。无论是“发展第一的经济决定论”还是“零增长的环境优先论”，都是孤立、静止地看待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把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的巨大压力和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主要困难和突出矛盾。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是以全面发展为目标，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新的发展观。它主要包括生态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三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第三篇：经济增长会影响环境污染

整理后的辩论赛资料

从刀耕火种到农耕文明到18世纪的工业革命至今，人始终作用于自然环境以求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规模增大，投入更多资源，而产出提高也意味着废弃物增加。工业革命，人类征服海洋，大规模开采自然资源使得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由此而带来的自然环境恶化前所未有、触目惊心……而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翻天覆地，但上世纪60年代特大沙尘暴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14次，90年代20多次，21世纪波及范围更广、损失更大，让我们怎么能说经济发展能避免自然环境恶化？ 要指出，我方说经济发展不能避免自然环境恶化不是消极悲观，而是正视问题，也请对方辩友站在现实的基础上，正视经济发展不能避免自然环境恶化。

问题

正三问：经济发展是否需要资源材料？人类现阶段能否合理开发基础能源？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是否会导致环境恶化？污染会不会带来环境恶化？

5、立足于现实考虑问题

成都的都江堰它的主要功能是防洪与灌灌，它就向我们展示了经济发展的双赢。

正二：虽然它有利的一面，但对方辩友你想过没有在建造都江堰的过程有多少物种被消灭，而且经济的发展所带来污染对野生动物的生存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6、不否认经济发展的意义、作用

经济发展中人类的心态有一定的作用，由于人们的贪欲。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从自然中索取的更多。在大自然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是年轻的渺小的，我们并不能掌握所有自然环境发展变化的规律，所以经济发展并不能避免自然环境的恶化。但并非无能力，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我们爱我们的家以及所有善良勤劳的人们。所以希望通过经济发展使他们过的更好，而我们的经济 第一，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源的投入和废弃物的产出与环境保护相矛盾。发展模式向一种更协调更明智的方向转变，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第一，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源的投入和废弃物的产出与环境保护相矛盾。第二，企业经营者在经济活动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特点，使他们想进办法压低包括环境成本在内的一切成本。黄河三门峡工程的修建者造成了水土流失，洪涝灾害。其原因就是操作者自身对环境成本的认识不足或计量时故意忽略，压低环境成本。可见，以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内在矛盾说明经济发展不能避免自然环境的恶化。

经济发展不等同于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以不损害后代利益为代价的发展。所以，单凭经济发展不能避免环境恶化，只有社会、资源等多方面的配合才能够实现环保。也就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环保意识提高、政府调控、制度完善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经济发展不等同于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以不损害后代利益为代价的发展。所以，单凭经济发展不能避免环境恶化，只有社会、资源等多方面的配合才能够实现环保。也就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环保意识提高、政府调控、制度完善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正方：（要点）经济发展追求利益，广大淮河流域严重污染，农作物大面积枯萎，立足现在、展望未来，虽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但经济要发展，污染难避免，即使拥有技术，何时能避免也尚未知。

经济发展指社会物质生产和在生产的过程，由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生存及自然环境发生了许多变化，尤其向恶的方向发展。我们说的环境恶化不单单包括废水、废气排放导致的污染，也包括环境不合理开发利用导致的资源浪费。科技再发达，运用太阳能等资源，但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的缺失是有目共睹的。经济发展会用到这些资源，也是环境恶化。

经济发展就是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它要求不断加强对资源的 投入以保证产出的增长。事实告诉我们因为人类认识的局限，能力的局限，理性的局限。经济发展不能避免环境的恶化，并不是要放弃经济发展，而是因为只有当我们摒持着这种心态，才能更理智的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真正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谢谢大家！对方第二个错误就是脱离实际，太过理想化。对方辩友提到循环经济，提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对方辩友要知道，经济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必须要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也许为了保护森林资源我们可以节约用纸，用电子邮件、电子贺卡，但是我们不可能把山西的煤用电子邮件发到秦皇岛，不管是煤块、煤粉还是煤气，我们都不能不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为什么？因为人类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离不开物质作基础，而且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

人类经历了5000多年的农业发展史，但是大规模的农业开垦也带来了生态退化。人类又经历了200多年的工业发展史，但是工业革命在推动人类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优势，又有哪一个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

经济发展指的是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建立在对资源的开发、环境的改造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这些人为因素的介入都会引起自然环境原有平衡的失调。今天也许经济发展带动的科技、社会的进步可以缓解自然环境的恶化，但是只要经济在发展，他就无法避免自然环境的恶化。

第四篇：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而政治改革则通常属于政治学家的研究范围。然而，在象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里，经济增长却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命题，它涉及到与政治改革相关的制度变革；同样，政治改革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课题，它的推动和进展与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把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这两个课题放到一起来思考，属于跨学科研究，谨守学科分际的学者往往不愿轻易涉足。于是，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里，把这两个本来密切相关的课题割裂开来孤立分析的方法就盛行起来。可是，那种就经济谈经济或就政治谈政治的研究方式，却很可能给种种似是而非的无根之说创造条件，也给政客的诡辩留下了空间。笔者试图在本文中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虽自知才疏力薄，恐难深入周全，仍欲一试，旨在抛砖引玉，以引起社会科学界学者们的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相互关系的四种假说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谈的经济增长是指健康、稳定、具长期潜力的经济增长，而不是那种靠“吃老本、欠新帐”、浪费资源、破坏生态而维持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本文所说的中国政治改革，则是指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为导向的民主化改革。达伦多夫(Dahrendorf)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有四个要件：必须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实现公民的（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基本权利；社会冲突应当被认可为积极的、创造性的，解决冲突时应有理性控制；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必须通过领导群体（精英）的竞争表现出来；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作为共同利益的“公众道德”必须发挥其作用。[1]进一步概括就是：平等人权、多元利益、竞争性选举和对民主价值观的宪法共识。

在讨论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时，有两个流行的假说。流行假说之一是，只要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国的政治改革就自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顺利实现。笔者在此对这一假说提出质疑和批评。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广泛的认同；否则，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也不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教科书中占据相当的地位。显然，在渔猎社会不可能建立国家，农业社会也不会诞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制度成果。上述假说的缺陷在于，在现代社会里，适合一个国家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谓“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确定性含义，能否作国际比较？这个假说显然无法解释历史。远在清军开进山海关的时候，英国国会已经把政府的钱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机制的雏形。那时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国，英国政治制衡机制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本身直接相关？上述假说恐怕难以自圆其说。进一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比16世纪的英国经济还落后吗，如果说当时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撑民主政治，为什么今天中国如此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却连街道办事处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那时美国的言论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识字率难道比当时的美国还低，以致于不能开放言论和新闻自由？

大约50年前，刘少奇在制定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过：“由于现在的各种具体条件，我国在选举中还必须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必须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额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实行多级选举制，并且在基层选举中多数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我国的选举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进的，并在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实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2]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国民经济也翻了几番，究竟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多少美元，中国公民才能有资格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或国家主席？到底什么时候中国能具备刘少奇承诺过的直接选举的“条件”，上述假说其实给不出答案。

持上述观点者有一种错误认识，似乎只要有了经济增长，有朝一日自由民主制度就会像个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国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一种装置或技术专利，可以轻而易举地“拿来”或“引进”。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制度演化进程。有了漂亮的宪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宪政机制，宪政的牢固根基必须扎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一种保障基本人权、限制政府行为的宪法共识。宪政民主的政治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天然“副产品”，而是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发达国家建立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现在还在继续改进完善；中国具有后发优势，或许会缩短这一进程，但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启动得越迟，实现得越晚，没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长。若国人满足于只有生存而无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奴隶、臣子、顺民；如果还有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梦想，就必须从现在做起，积极稳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标。

另一个流行假说是，只有实行民主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才能够保持下去。从长时段来看，政治对于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反作用，这一论点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在19世纪，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三分之一强跌至百分之几，单纯从劳动力和资本的角度分析是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西欧11世纪开始的法律革命、17世纪开始的政治革命（包括英国和法国的不同模式），对19世纪的产业革命具有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而在中国，统治者排拒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这无疑妨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孕育，严重影响到技术创新、海外贸易和现代企业的形成。显然，政治、行政、财税体制的落伍，是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若从短时段（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来看，上述假说就不一定能成立了。在西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瑞典和德国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不同，但它们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如果用自由指标来衡量80年代以前的东亚“四小龙”，则它们之间相距甚大，从最不自由的军人独裁统治的韩国到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但这样的政治制度差异并未影响它们在经济上同时崛起与腾飞。所以，政治改革在短时段上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

有学者指出，泰国就出现过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低度发展并存的奇特局面。1932年至1992年，泰国共发生19次政变，其中有13次成功；同一时期，20位首相相继组建了48届内阁，其中24届内阁属军人政府、8届是军人为主的政府、16届为文官政府；共通过了15部宪法，举行了18次大选。从1932年到现在，泰国有80％的时间处在军人的统治之下，最近的军事政变发生在1991年，并导致了大规模的冲突。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国的经济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51年到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7.4％；1960年至1970年，泰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4％；1970年至1982年为7.1％。[3]世界银行认为：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泰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该行专家从泰国模式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经济发展意味着给大部份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从而很容易获得人们的拥护，而政治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丧失自己拥有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换言之，政治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的整体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观念的彻底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比经济发展更为艰巨、更为困难，一个民族必须付出比经济发展更为艰苦的长期的努力，才可能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取得相应的进展。”[4]显而易见，如果以政治改革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很难说得通。

上述两个假说都有决定论色彩，或强调经济决定政治，或认为政治决定经济。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由三个特殊领域（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组成，它们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关系，未必相互一致；三个领域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各有自己的模式。经济──技术体系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其调节方式是节俭（本质上即讲求效率，以最小成本换回最大收益）。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它表现为被统治者授权政府从事管理，这种合法统治的暗含条件是关于平等的思想，即认为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政治的轴心结构是代表选举制或参与制，由几个政党或社会团体反映不同的特殊利益。政治体系的管理方式带有技术官僚倾向，且将日益明显，然而政治决策主要还是依靠利益代表的谈判协商或法律仲裁，而不是技术官僚的理性判断。卡西尔意义上的文化指的是象征形式的领域，现代文化的特性就是极其自由地搜捡世界文化仓库，贪婪吞食任何一种抓到手的艺术形式，这种自由来自它的轴心原则，就是要不断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不同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它们存在于官僚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与要求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于依据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5]贝尔把现代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视为现代社会的三大要件。

但是，在前现代的社会或转型中的社会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比现代社会更为密切。例如，在政教合一的社会里，政治与（宗教为代表的）文化之间有高度的统一性，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里，政治与经济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而必然会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从这种角度来看，再结合中国现在的国情，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假说，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现实也基本上支持这两个假说。

假说之三：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通常会诱发政治改革或革命。由于人普遍存在惰性，在经济增长尚属顺利时，往往容易满足现状，民众如此，统治者亦如此。历史学家发现，绝大多数统治集团主持的改革都是财政危机的结果，而民众揭竿而起则通常是天灾或政府过多征用劳役造成大饥荒、大流亡的结果。回顾2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史，虽然80年代中国的改革派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一再呼唤政治改革，但由于城乡居民的生活提高得较快，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明显不足；到了90年代末，虽然见诸舆论的政改呼吁如凤毛麟角般罕见，但由于农村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城市下岗工人多达几千万，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革命情绪的潜流正在暗中滋生与蔓延。历史的悲剧往往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能够主导改革的时候不想改革，想要改革的时候又很难再控制住局面了；在经济增长情况尚好的阶段，政治保守主义的鼓吹者往往大行其道，而一旦经济陷入停滞或爆发危机，他们的观点对执政者毫无助益，结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革命的降临。因此，在历史上成功或不成功的政治革命比政治改革更为常见。

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目标，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决定性关系，但有一定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欲求政治举措与经济政策彼此促进、相得益彰，决非易事；但二者相互干扰、政治腐化与经济失策恶性循环，却是司空见惯的。要使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就要详尽地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按照它们各自的特性与轴心原则把握好改革的节奏。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因与政治稳定

基于上一节的分析，笔者不认为政治改革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当然更不认可经济增长是政治专制所赐。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还是要从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经济因素方面分析；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却是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就是说，政治等非经济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各种经济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充份条件。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性因素

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因素主要指劳动力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在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阻止劳动力总量下降的趋势已成为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中国的国情却是劳动力大量过剩，禁锢在农村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已经为零，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以往中国经济学家只关注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现在则应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6]，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比单纯的工业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为重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70、80年代已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了所谓的“逆城市化（郊区化）”进程，它们当然无法再从城市化过程中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在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城市化也已接近于完成，这是近年来东亚经济初现疲态的重要内因。国内常有人提到，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为基础的。其实，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说法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由于1957年至1978年间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乃至下降，结果毛泽东时代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是比世界平均水准低一半的城市化水平，这为1978年以后经济的快速增长预留了较大的空间。

其次考虑资本因素，它也包括总量与生产率两个方面。8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抓住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再奉行“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革命外交路线，降低了一度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几的对外援助数额，并一跃成为引入外资和外援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境外直接投资的来源正逐步从港澳台资本转向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引资和扩大社会资本总量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资本的性质与品质正在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众所周知，国有经济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会资本增加额，却只能创造三分之一的新增产值。国有资本比重下降的趋势将会显著增加国内资本的生产率，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活力。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劳动与资本所导致的增长在总的经济增长率中所占份额已经下降，技术创新（包括社会技术创新即体制创新）已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技术进步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二是向其它国家学习、模仿，或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未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份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发明技术的成本通常很高。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创新的成本高，能长期维持3左右的增长率就已经很难得了。有学者认为，20世纪日本及亚洲经济发展的奇迹背后，最主要的秘密是靠成本低、时间短的模仿或购买方式实现技术进步。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80年代中期，日本维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从50年代末开始也差不多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当年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大，假如说日本能维持40年的高速增长，那么中国从1979年算起，至少可以维持5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7][1][2][3][4][5]下一页

第五篇：广西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分析

广西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分析

摘要：本文采用广西1995-2015年的平行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来验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将环境污染视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得到的产品之一，从而验证了环境污染与发展产量之间呈正相关，也就是环境污染具有生产要素的特性，因此，可以将环境污染作为生产参变量之一;然后根据国外所创建的函数关系结构，以著名的环境库兹涅曲线为依据，将资源发展过程与环境参数融入到一个新的传统模型中以更好的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以及原因等，分析结果如下:(1)，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彼此制约;(2虽然，可以将环境污染作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之一，但相比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其它因素，其产生的推动力是微乎其微的(3)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资金储蓄量(4)，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经济增长水平决定着环境污染程度，同时，资本结构也被归纳为影响环境污染的参数之一。

关键词：经济增长 环境污染 联立方程 环境库兹涅茨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广西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接着柳钢的到来，使柳州迅猛发展，而桂林凭着旅游事业发展势头也猛，如今又有了北部湾经济区，发展最快的可以说是钦州，随着大量能源的出现和成为国家级保税港区，钦州工业经济实力逐渐位居广州前列。同时，对于广州的南宁来说，更是在2003年起，就在明确将成为国际化城市作为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并且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南宁的落户，南宁的经济水平直线上升。现阶段，南宁主要是发展第二、三产业，据统计，在15年，广西的人均生产总值高达16803.12亿元，相比于05年翻了将近4.22倍，但是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是共存的，因此，广州地区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1995-2015年，除了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有较大幅度减少外，广西的环境污染总体来说还是没有得到治理，据相关资料显示，广州地区的工业气体排放量从1995年到2011年一直处于指数增长的趋势，从最初的2797亿标立方米增加到29853亿标立方米，达到了历史最高值，虽然，政府部门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出现了一定的下降趋势，但仍然保持较大的排放量。早在13年，南宁地区的PM2.5就已严重超标，空气指数较低，并且也影响着广州的其它地区，工业化液体废弃物排放量一直以较大的基数，呈现着增加的趋势，总的来说，经济增长伴随环境污染，必然是不利于广西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

（一）选题意义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明显，于是世界各地政府对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近年来许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的研究。国内对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省份，关于西部落后省份的研究较少，所以本文选择以地处中国西部地区的广西为例，探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在相对落后的地区存在的关系，可以丰富与补充现有的研究。

由于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广西的经济水平远远不如我国东部地区，要实现城市整体的工业化，还需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政府部门不能一味的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城市的环境卫生，如果一直置之不理那么经济增长一定会因为资源短缺以及环境污染而受到限制;但是广西又是一个喀斯特地形特别发育的地区，多山多水，生态环境相当脆弱，需要采取有力的正确的措施进行保护。所以，广西城市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加强对环境污染的管理，创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发展决策。因此，本文针对广西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最为研究的主体，根据广西工业化水平，以更好的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努力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制定出可以实现两者共同发展的政策，提高广西整体水平。

一、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是通过调查广西主要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双向影响的关系以及其影响机制，并利用实证分析加以验证，据此对我国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是以环境库兹涅茨理论为依据，结合广西城市实际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为实例，以更好的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的作用力以及影响因素，为我国相关城市更好的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协调作用提供帮助。

（一）研究思路

本文通过收集相关的文献资料，了解目前的研究进展以及学术性研究理论等，以更加深入的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并且合理运用环境生产要素以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知识，也就是通过将经济增长模型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结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其它生产要素，建立新型理论模式，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并进行了深层次的理论研究，结合广西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为实例，针对更好的实现城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协调发展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二）研究方法

（1）文献归纳法。主要是指通过对所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和文献，并进行深入的分析，为本文后续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章 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居民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高，但同时也严重影响到居民的生活环境，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环境的治理，更多的学术研究者开始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现阶段，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学术性研究和实际性研究两个方面，对于学术性研究主要是指以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研究城市经济增长情况，同时，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来研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之间的作用机制。

一、理论研究

（一）国外理论研究(1)新兴古典增长模型

新兴古典增长模型与新古典模型不同，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加入了环境污染以及环境治理等要素，以了解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质量的变化情况，实现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在保证环境不收破坏的基础上，规范产业经济增长体系。在1978年，国外著名学者Sakawa & Hashimoto，创建了企业生产部门模型以及环境治理部门模型，同时，提出为了更好的治理环境污染，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要合理限制支出，加大对资源的投入和污染控制管理，增加企业资本储量[20]。

(2)包含环境污染的内生增长模型

在1998年，国外学者Stokey通过研究污染指数，发现环境污染的外向特性，并且通过结合“AK”模型分析了现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得企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与企业稳定的资本高回报率以及规范的环境政策有着直接性关系[23]。

（二）国内理论研究

由于我国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起步较晚，所以，理论研究体系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06年，我国学家彭水军和包群在研究生产关系和效用关系时添加了对环境质量参数，将其视为经济增长内部生产要素之一，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加入环境污染参数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内部生产技术发展模型以及人力资源模型等，并实现了模型之间的相互结合，以更好的分析在保证环境不收污染的基础上，企业经济增长的机制与人力资源以及生产技术之间的关系[9]。在13年，学者黄茂兴参考国外学者的经验，在 Romer 模型上加入了环境污染危害、环境污染治理等因素，创建了五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以更好的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4]。

二、实证研究

（一）国外实证研究

在1991年，国外研究学者Krueger通过调查国外国家和地区在12年内，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和企业经济增长情况，并采用科学地计算方式，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污染物大部分污染物的排放量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呈现一定的函数关系，会随着人均收入总指的增加而增长，但增加到6000美元左右，就会出现下滑趋势，通过制作相应的函数图，发现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函数曲线呈现倒U字形。这一理论的提出，验证了EKC模型理论的正确性[18]。两年后，著名学者Panayotou通过研究也得出了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倒“U”字形的联系，由于上述理论与库兹涅茨曲线提出函数关系相同，因此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字型关系，统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9]。

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结合企业实际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验证，并一一证实这一理论的正确性。比如:在1994年，学者Selden 和 Song通过气体污染物(SO2、Co、以及含氮化合物等)展开了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正确性[21]。

但是仍有部分学者不认同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字型关系，否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客观性。比如:学者Shafik通过对国外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十几种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和国家经济增长进行了数据统计，并采用数据统计学，得出各种污染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液体废弃物的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负相关，而废气污染量与经济增长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是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和经济增长呈现正比例关系，并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22]。

（二）国内实证研究

相比于国外，中国在20世纪末期，才开始接触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随着理论体系的成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调查各个地区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客观合理性，可能会由于受到环境波动的影响而出现误差，但也为后续进行深入的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1）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针对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函数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以验证环境库兹涅茨理论。在1999年，经济学家张晓，通过利用我国时间排序资料为实证，研究显示我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倒“U”字型函数曲线[16]；两年后，学者吴玉萍和董锁成等人，通过收集北京在1985-1999 年之间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数据，创建了北京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横向统计关系，研究结果表示，北京市的环境质量与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之间呈现着倒”U”字型关系[11]；在16年，经济学家谢霜等人，通过收集2000-2014年，14年间我国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指标进行分析，创建科学性数据模型，分析了城市的经济增长和污染物排放量、限制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城市的人均GDP和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一步验证了假说的正确性[12]。

（2）可能由于样本数据来源不同、数据处理方式不同，导致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结果。比如：在09年，学者于卫国通过收集我国在1993-2008年之间的出现的省际平行信息创建了相应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两种模型，以验证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是否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证研究结果表示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工业气体污染物So2以及液态废弃物排放量都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是对于气体污染物烟灰尘的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着线性关系[13]；同年，贺彩霞等人，通过收集我国30多个城市在1998年到2006年之间的6种环境污染指标的平行信息创建了排放物的排放量函数关系与环境污染函数关系，利用单位根以及协整等多种检验形式来分析我国各个地区的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力，同时，各个地区之间的关系度[2]；

同时，薛惠锋以及刘蕊等多名学者，为了研究陕西省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工业气体、液态和固态废弃物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学者通过收集陕西省在1990年-2006年之间的人均GDP与环境污染指标数据，并采用科学的数据处理方式，发现陕西省关中地区的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负相关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发现选择的样本数据不同，也会影响到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函数关系[15]；在2010年，经济学家黄菁，通过调查我国在2003-2007,四年时间内278个城市或地区的环境指标创建关系方程，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选择不同的环境污染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作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3]

在2012年，学者刘年康和汪云桥等人，通过利用脱钩研究方式中的差分回归系数法，对我国在1990-2010年省级平行数据展开了研究，研究表明在这20年时间内，几乎我国所有省份都没有出现城市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绝对脱钩”情况，通过将时间作为变量，发现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与时间有着密切联系，也就是说，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出现的“未脱钩”与“相对脱钩”情况是周期性出现的，而将地区作为参变量，发现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也会受到地区分布的影响[8]。一年后，李治国通过调查山东省在1981-2009年之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环境污染指标的数据信息，创建了城市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 VAR 模型，以次作为理论依据，采用广义脉冲响应以及方差分解的研究方式，针对城市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实证研究[7]；

在2015年，学者段艳平和黄玲花，按照时间顺序调查了广西在1998-2012年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标以及污染物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计量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广西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标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现“倒U字型”，而经济增长和工业污染物之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却不符合倒U字型关系[1]；同年，童纪新以及朱园，通过利用江苏省在1985-2013年之间的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数据信息，创建了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VAR模型，并以此作为理论依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力，并且经济增长对环境的作用远远大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10]。

学者李茜等人，通过收集我国31个省级在 1985—2011 年之间的平行数据为理论依据，结合PVAR 模型分析12种污染物排放量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比率关系。以更好的分析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产生的作用力，并且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也具有明显的制约作用,而这种作用力也会由于地区的不同而产生差异[5]。

在2016年，学者吴武林通过利用环境库兹涅茨理论改良模型，收集了福建省在1994—2014年内的城市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和经济增长的数据信息，研究显示城市的工业液态废弃物的排放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倒N型函数关系；而工业气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函数图像为波浪型；而工业固态废弃物的排放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函数关系呈现倒U型，但已基本位于曲线的最低点[17]。

国内学者针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应用最为普遍的就是环境库兹涅茨理论，同时也会利用多元函数关系式、脱钩形式以及PVAR 模型等作为研究的辅助性工具。

三、简评

通过对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现阶段的文献资料大多数都是针对环境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并且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之间缺少关联度，没有实现理论与实证之间有机结合。而针对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影响，没有相关的理论依据，仅仅是对影响机制进行了表层分析，不具有全面性。

对于国内外的实证研究方面，主要是针对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带来的作用力，没有对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验证了单方的函数关系，进行了环境库兹涅茨理论验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与经济增长数据之间都呈现倒“U”字形关系。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比如：选择的数据、计算方式等不同，就会影响到实证研究结果的正确性。因此，对于国家或地区的环境污染指标时，要选择多个环境要素，获得综合性数据，而不能仅仅依靠单一数据。

第三章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理论分析

一、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一般性阐述

所谓经济增长，即某一经济体在特定时期内，生产活动制造的产品数量的增多，也就是经济数量的增加以及生产水平的提高，目前用GDP或GNP作为衡量指标。

现阶段，经济增长形式主要是指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依据经济增长的计算模型，以了解各个生产要素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影响力，根据实现经济增长中生产要素发挥的作用的不同，可以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经济增长形式。对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通过投入大量的生产要素投入量来实现的经济增长，因此，采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一定会带来环境污染以及能源消耗的。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则是指利用生产要素的增加量来带动经济的增长，需要合理结合生产要素，提高技术水平，减少能源消耗，坚持可持续发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

（二）环境与环境问题

不同的课程对环境的解释不同：在生物上，将环境视为地球上生物生存的全部外界条件；而在地理上，将环境视为生物来一生存的全部生态条件。而在经济学上，将环境视为自然环境，也就是在人类生存空间中与人类生存发展有关的全部生态因素。

对于环境问题，通常伴随着人类活动而产生，导致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以及生态系统的失衡，并且也包括对居民生活及生产等方面产生干扰。随着经济的发展，导致环境问题日益复杂，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以及不可逆性等。目前，最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主要为“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大气臭氧层的破坏、雾霾等。

（二）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是分别属于环境与经济体系中的两个概念，而要分析两者的关系，就需要将环境和经济体系融为一体，在此基础上研究两者的作用机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将生产要素分为自然要素与人为要素，这一理论的提出，表明环境也被视为生产要素之一。为环境生产要素理论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实现了环境理论与生产要素理论之间的结合。我国学者李立军等人在编写《环境生产要素理论探讨》书籍中［6］表示将环境生产要素分为广义和狭义，前者主要是需要将环境体系的整体与生产要素相结合，重视环境体系在产品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并根据微观和宏观的经济体系进行计算。而后者则是指仅仅将环境体系融入到传统生产要素理论中，并提高环境要素在生产要素中的地位等。

随着环境生产要素理论的提出，会影响到传统经济增长形式，同时，需要对众多经济增长理论进行调整，例如：传统经济增长研究时，会将生产要素单纯的视为支出量，其与产量呈现正比例关系，然而实际上环境生产要素的支出对产出量有双向作用，不仅可以加快经济增长，而且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本文通过借鉴环境生产要素理论所提出的经济增长和环境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将环境污染视生产要素之一，以研究来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增长方式

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库兹涅茨理论是美国著名研究者库兹涅茨在1955年提出的，库兹涅茨曲线最初是用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函数曲线呈现倒“U”字型。在1991 年，美国经济学家 Grossman 与 Krueger利用NAFTA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时，发现北美地区在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环境与人均收入之间呈现负相关，但当居民的人均收入量达到某一特定值后，环境又与人均收入呈现正相关[18]。也就是经济增长和环境指标符合库兹涅茨曲线。在1993 年，美国学者Panayotou将环境指标与经济增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再次证实了库兹涅茨曲线的正确性，并创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9]。

相比于库兹涅茨曲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侧重于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双向作用机制，也就是经济增长是破坏环境质量的根源，还是可以提高环境质量的方式，采用的文献分析方式为实证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直观的了解到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以更好的解决工业废弃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问题。

国外针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工业化企业的发展模式为先侧重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忽视环境的治理，众多学者表示促进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环境污染，影响到城市的环境质量，直到环境污染严重影响经济增长时，才开始对环境进行治理，经济增长为实现环境治理提供资金支持，所以，我们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将经济增长值达到倒”U”字形的最低点对应的经济水平。随着环境库兹涅茨理论被广泛应用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理论机制产生了兴趣，尤其希望了解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最低点的深层含义。

所以，为了研究经济增长影响环境质量的具体路径，本文将加入产业结构、能源强度以及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工业增加值比重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通过观察上述曲线图可以发现，在2006年前广西工业固体废弃物数量一直高于50万吨，随着人们对环境污染的重视，以及工业废弃物处理技术的提高，工业固体废弃物数量大幅度减少，但是，目前对于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处理方式主要为储藏，虽然近些年，广西的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日益减少，但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固体废弃物排放问题；可以看出在1995年到2015年之间，广西工业废气的排放量逐年增加，尤其在2011年，工业废气排放量达到了30000亿万立方米，大大影响到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广西多个城市的PM2.5严重超标，可以看出广西工业生产中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并且也反映出广西主要是以资源密集型工业化生产模式；通过对工业废水、二氧化硫以及烟粉尘，这三种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在08年以前都是逐年增加的趋势，而随着废弃物处理技术的不断提高，污染物排放量有所减少，但数量仍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1）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具有相互作用力：可以将环境污染视为经济增长过程获得的产品类型之一，可以加快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由相关学者提出一个城市的经济水平与城市的环境污染关联曲线呈倒“U”字形状，在理论研究以及实例研究中得到了验证。2）虽然可以将环境污染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但相比于其它生产要素，比如：资本结构、经济基础等，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因此，想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能仅仅依靠于环境治理，需要进一步改善其它要素的发展，但也不能一为的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环境问题。

一直以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就是一对矛盾体，既不能一味的强调经济快速发展而忽视对环境的保护，也不能仅仅在乎环境质量而导致产业发展停滞不前，最好的解决结果就是可以实现两者共同发展，实现双赢的局面。由于地理位置、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广西的经济状况远不如我国东部地区，而我国西部地区缩小与东部之间的差距，就需要保证经济增长的所有生产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尤其广西自然条件并不是十分优良，并加上环境变化无据可依，无律可寻，存在不稳定性，一般是采用实验的形式来探寻最佳的解决途径，或者也可以依靠市场自动调节作用，不然就需要通过调整我们自己来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样就会严重阻碍广西经济增长的进程。因此，本文通过对广西省目前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并针对性的提出可以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加强政府干涉、调整工业体系等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具体内容如下：

1、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相关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倒“U”字型函数关系，然而这是随着居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对环境要求更为严格，并且政府部门为了改善环境污染，促进经济增长所做出政策干预而呈现出的结果，企业管理者需要意识到环境问题在产业发展中重要作用，不能重蹈覆辙，转变“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理念，要努力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改变产业发展理念，提倡可持续发展，转化经济与能源、环境之间的关系，采用新兴循环经济体系，减少经济增长带来的的能源浪费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工业污染物的排放。

（1）所谓循环经济，主要是指要实现能源的二次利用。由于部分能源属于不可再生能源，而为了避免出现能源的枯竭，循环利用尤为重要。但企业传统的经济模式就是依靠能源投入来获取利益，这样就会严重破坏生态平衡，需要转化为依赖自然能源之间的循环利用来获取经营利润。也就是需要创建新兴生态经济体系，通过利用新兴生产技术，减少能源消耗，实现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创建新兴环保、节能产业，优化生态环境。

（2）提高技术创新水平。转换经济增长方式，采用循环经济体系，提高能源的利用率，降低环境污染。不光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而且也需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通过利用高新技术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规范科技创新体系，带动更多的技术人员开发出新兴产品，尤其对于产业能源利用技术需要进行技术创新，以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并且需要带动更多的企业加入到技术创新的队伍中，增强企业员工的创新意识，提高产品生产技术，减少能源消耗量，提高企业经营能力。

2、加大环保投入，强化政府环境监管

通过本文对广西环境体系的分析，可以发现通过治理环境污染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的环境状况，但是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所以，广西省需要进一步加大对环境治理物质支持，政府部门需要提高监管力度，真正将环保政策落实，提高广西省环境质量。并且对于政府部门制定的环境保护制度，需要根据各个产业的内部结构进行调整，帮助企业更好的完成环境治理任务。而对于环境污染的元凶工厂来说，需要及时治理所产生的工业污染物，在环境保护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部门需要强化监管力度，如果监管不到位，部门工厂管理人员为了获得巨额利益，而无视环境保护政策，排放更多的工业污染物，并且极少数企业破坏环境监管仪器，编造虚假信息，来规避监管部门的管理。所以，广西省政府需要严格管控环保部门的工作，实现对环境污染的有效治理，必要时需要提高环境污染的罚款额度，提高监管部门的检查力度，减少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

（1）合理运用环境大数据体系，所谓生态环境大数据主要用来完成对环境合理规范化的管理，并且为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在治理环境时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因此，我国需要总结发达国家的发展优势，政府部门通过制定相关的战略性决策来提高产业环境信息的科学合理性，提高管控能力，并且通过使用新兴技术手段以及电子资料管理体系，很好的完成对环境污染的治理。

（2）发挥市场优势带动环境治理，市场对经济增长要素起着一定的调控作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是每个城市管理部门的首要任务，通过发挥市场自动调控作用，将政府管理与市场管理相结合，实现对环境污染的全面治理，减少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一方面，政府部门要严格规范产业结构，明确部门职能，合理运用节能环保产业进行环境治理，带动市场经济增长。

3、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通过对广西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调查，发现目前广西的产业发展大多数还是需要依靠产业自身的生产要素来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符合广西市场发展规律。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广西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缩小了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而随着广西工业的快速发展，必然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质资源，并且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广西政府部门需要在保证地区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合理治理环境污染，采用循环经济，实现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

（1）优化经济增长方式，所谓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实现模式，包括粗放型与集约型。应用最为普遍的就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而实现两种经济增长方式转化需要地区投入大量的资本来加快经济增长，通过提高生产技术，减少企业资源浪费，提高生产要素利用率。

（2）需要进一步调整产业体系，对于广西的产业发展来说，不仅仅需要实现各个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而且需要发挥各个产业的优势，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优化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引入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创新，避免出现严重的资源浪费问题，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广西产业发展存在着一定的的不足，不仅需要提高产业工作效率，而且需要引入新兴的产业生产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同时，要加强新兴产业(循环经济产业、环保产业以及减排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之间的配合发展，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