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创新

第一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创新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创新

王一鸣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典型特征，就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并由于资源和要素的低成本，使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无论从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还是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经济增长方式从本质上决定于经济体制，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在于增进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加快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投融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经济增长虽有起伏，但一直处于快速增长态势之中。1979～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7％，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3％左右的速度。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上的，表现出两个最典型的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

以“十五”时期为例，中国能源、电力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比“九五”时期都提高1倍多，煤炭产量增长1倍多，水泥产量增长79％，钢材产量增长187％。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消耗最大的国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第二大国。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能源消耗达到24.6亿吨标准煤，大约占世界能源消耗的15％左右；钢材消费量达到3.88亿吨，大约占世界消费量的30％；水泥消耗12.4亿吨，大约占世界消耗的54％。由于大量低效消耗资源，污染物的排放日趋严重，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近年来，中国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上的投入明显加大，但仍赶不上粗放型增长造成的破坏。2005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2549万吨，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0％。第二，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加剧了经济内外失衡即投资与消费失衡和内需与外需失衡。

同样以“十五”时期为例，投资增长相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高于“九五”时期1倍以上，投资增长明显偏快，投资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2001～2006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2％，远远高于按现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3％的速度，投资率从2001年的36.5％提高到2006年的42.7％，增加了6.2个百分点，但消费率却从2001年的61.4％下降到2006年的50％，降低了11.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仅为36.4％。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高，由2001年的50％提高到2006年的61.1％。持续的投资高增长，不断转化为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使资本形成率不断提高，而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使最终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能力不断萎缩，在国内市场难以消化不断扩张的生产和供给能力的情况下，过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通过扩大出口来释放，必然加剧外贸顺差扩大和国际收支不平衡。2001～2006年，中国外贸顺差由225.5亿美元提高到1775亿美元。

总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不仅带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外部约束性不断加剧，而且使潜在风险和外部压力也不断加大。

二、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从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环境看，过去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有的正在接近拐点，从各方面因素和条件判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首先，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大改变。一是劳动力供需总量和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加之不断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使劳动力社会成本上升压力加大。根据测算，我国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13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同时人口老龄化将加快，劳动力总量和结构都将发生明显变化。换言之，随着“人口红利”逐渐耗竭，劳动力成本势必会加快上升。二是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和矫正土地价格扭曲，土地成本将趋于上升。三是对能源和矿产资源需求迅速增加，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提高，将使资源成本有较大上升。四是用经济手段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促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将明显加大环境成本。因此，我国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如果不加快转变传统增长方式，并随着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减弱而逐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就难以持续。其次，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无论是土地资源、水资源，还是主要矿产资源，我国人均占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的自然禀赋条件较差，主要资源的国内保障能力脆弱。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规模迅速扩大，能源资源消耗量还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如果说以往缓解资源环境矛盾还有较大回旋空间，但发展到今天，一些地区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已逐步逼向极限，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延续传统的增长方式，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消耗和排放增加，就可能突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和边界，引发系统性风险，付出的代价将是难以估量的。这就要求我们把资源环境压力释放的过程转化为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这必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已经没有任何退路。

第三，投资持续高增长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必然加剧投资与消费失衡，造成不断扩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与最终需求的缺口难以通过最终消费的增长予以消化。投资高增长必然带来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排放增加。通常情况下，我国每百元投资品中，用在工业设备上的不过32元，而用在土建上的要占60元，而其中相当部分又用于高耗能的水泥、钢材。我国消耗的水泥占全球一半以上，消耗的钢材约占40％，与投资的高增长不无关系。投资增长过快，还会使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收益提高，使少数人获益，进而加剧全社会收入差距扩大。

第四，出口过快增长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出口持续高速增长，不仅造成贸易条件恶化，出口效益下降，也加剧了内需与外需的失衡。虽然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过剩的生产能力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找出路，外需也的确吸纳了中国很大一部分过剩产能，但这只能减缓和拖延我国产能过剩矛盾显性化和引发危机的程度和时间。出口过快增长，造成过大的贸易顺差，还会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虽然我国贸易额占世界比重仅为7％左右，但对我们的反倾销案件却高达15％。我国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在开放环境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表现形式之一。延续这种增长方式，不仅国内能源资源无法支撑，而且国际市场也越来越难以承受这样大规模、低水平、同质化的出口数量扩张。

综上所述，从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变化看，再按传统增长方式发展下去，很难持续。如果经济增长不能从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就会逐步枯竭，即使在一定时期仍可以实现高速增长，但终究将难以持续。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就可能引发“高速增长期”的终结。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核心是培育市场功能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我们的发展阶段有关。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通常是“黄金发展期”，同时由于经济增长总体上还处于“投资和要素驱动型”而不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型”阶段，往往也是投资强度最大的时期，是资源消耗和要素投入强度最大的时期。我们不能脱离发展阶段讨论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但是，即使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比，我国增长方式粗放的特征仍更加突出，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条件，主要症结是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财税、投融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资源配置权过多过大，使生产要素升值和资源环境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层面挡住，没有通过价格信号传递给市

场主体。而在现有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往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过度强调“赶超”和“跨越式发展”，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发展，客观上延缓了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主要原因是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长期以来我国水电油等资源性产品和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受政府管制明显偏低，劳动力相对过剩也使工资水平难以上升。资源和要素价格过低，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和要素的投入，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缓慢。而在生产效率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推动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又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由于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不仅使投资成本低、投资需求过热，而且使资源消耗型出口也因成本低而得以快速扩张，导致贸易顺差过大、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和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在一定条件下，这必然引发流动性过剩问题。

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从根本上说也与行政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扮演着重要的经济建设者的角色，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却不到位。这就造成政府新增收入被大量投入工业园区和城市建设，而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严重不足。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比如2006年财政收入达到3.87万亿元，如果再加上约1.2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1万亿元的收费等预算外收入，实际的政府所得份额可能要占国内生产总值近30％，政府所得份额不断增大，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必然直接和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的攀升。同时，为了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地方政府往往通过优惠政策大量招商引资，设立大量以出口为导向的开发区，造成国内资源配置向出口部门倾斜，也加剧了经济增长对出口部门的依赖。

因此，我国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增进市场功能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渐进的市场化过程，也就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中，企业在市场机制和竞争压力下，逐步加快技术进步和节能降耗，政府通过立法和制定政策、设立技术标准等手段，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逐步推进，但这种模式所需时间较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在与美国的抗衡中意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力求在较短时期内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强制在某些部门推进技术进步，没有从调整体制入手，缺乏制度性约束和动力机制，直到前苏联解体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中，要重视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但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培育市场机制，增进市场功能，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四、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任务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和重大突破，从根本上取决于体制创新，重点是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深化财税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政绩考核机制，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一）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资源价格偏低，利用资源的“外部性”成本得不到合理补偿，必然误导资源性产业过度发展，致使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压力和动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扭曲，造成对资源过度需求和浪费，客观上刺激了经济的粗放型增长。而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所有者权益得不到体现，是资源价格扭曲的重要制度条件。

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就要使各种资源价格不仅反映稀缺程度，还要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反映生态和环境成本，打破资源开发垄断和市场分割格局，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在充分竞争中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水资源等不同资源的属性，完善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土地、水资源等各种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改革收益用于资源节约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治理，以及对低收入者的补偿；理顺资源税和资源费的关系，较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税率，增加对资源开采地区的补偿，在条件成熟时把矿产资源补偿费与资源税整合起来；在部分垄断性领域放宽市场准入，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资源市场；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形成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逐步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的现代资源产权制度。资源价格改革涉及利益结构的调整，短期内会遇到一些阻力，还会带来低收入者承受能力问题，但不下决心推进这项改革，价格扭曲状况便很难扭转，转变增长方式也很难落到实处。

（二）改革财税体制

现行的财税体制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的收入比重有了较大提高，但原有的支出结构没有作相应调整，近年来，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工资上调和社会保障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虽然增长较快，但远不能满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客观上刺激了地方不顾资源和环境条件，盲目发展财政增收效应大的传统重化工业。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迫切要求对现有财税体制进行新一轮战略性调整。

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责的基础上，相应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增值税转型，逐步提高直接税收的比重，建立直接税和间接税合理配置的税制结构；改革完善资源税、开征环境税，建立健全资源环境税收制度；开征物业税，逐步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收体系；适当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逐步建立与主体功能区管理相适应的财税体制，增加对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扩大预算管理范围、建立预算编制与执行分离的监督机制，完善财政预算管理制度。

（三）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投资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但现行投资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与投资体制配套的土地管理和环境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投资管理责任缺乏约束，政府投资的公共性不强，公共决策机制缺失。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必须加快土地管理、环境管理等相关配套制度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进一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健全公共投资决策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约束投资决策中的机构利益行为，逐步改变目前各级政府投资决策机构“权重责少”的状况；增强政府投资的公共性，逐步消除城乡间、地区间和不同收入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将土地出让收益、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切断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楼堂馆所的主要资金来源；建立公共投资稳定增长的机制，增强支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强化投资监督体系建设，通过提高投资决策透明度、增强内部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增强地方人大对重大项目的监督作用，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

（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过去28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各级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市场调节功能逐步增强，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方式、职能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变化和要求。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建立决策科学、权责对等、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效能政府。主要任务是，完善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体制、机制和方式，提高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效率，增强涉外经济管理职能，保持内外经济协调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调整和明晰地方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增强市场监管职能，构建行政执法、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又适度分离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提高社会组织对政府职能转移的承接能力。

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是影响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要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实施重要指标统计考核公布制度，形成政府机构、专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评价机制。切实提高约束性指标行政问责的效力，并逐步将单位生产总值能耗、能耗降低率、主要污染物减排、生态环境、耕地保有量等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中去，增强各级政府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我国增长方式转变不理想，除了政府管理、市场体系等因素外，企业制度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国有企业改革仍未到位，政企不分尚未消除，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约束激励机制不完善，对市场信号不能做出正确反应；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产业集中度不高，产品结构单一；民营企业多数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技术含量低，管理水平不高，仍带有粗放经营的特征。

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推进国有大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改革，加快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内部约束机制；深化垄断行业企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积极推进企业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整体技术水平，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进一步消除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性障碍，促进民营企业制度建设和管理规范化，提高集约经营水平。与此同时，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和失业保险制度建设，逐步扩大覆盖面，为产业结构调整、企业重组和人员退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篇：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新华网北京８月１１日电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十一五”时期的各项任务，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

经济增长是靠资本、资源、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推动的。各种要素的组合不同，经济增长会呈现不同的方式。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资源和劳动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来推动，增长就是粗放式的；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来推动，增长就是集约式的。

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就是使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和物质消耗推动，转向主要依靠提高各类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推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从１９８０到２００５年，按可比价格计算，每万元ＧＤＰ能源消耗从１３．２６吨标煤下降到４．７５吨标煤，下降６４．２％。这样的下降幅度既不逊于发达国家，也不逊于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银行《２００６年世界发展指标》，按国际购买力平价（２０００年美元）计算，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３年，我国每千克石油当量产生的ＧＤＰ增长了１１４％，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只增长２１％，其中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分别只增长１１％、４０％和２０％。

但是，这种明显的成绩是以过去经济增长粗放程度过高为基数的。从单位产品实物量能耗、物耗的绝对水平来看，与世界先进水平甚至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特征依然十分突出。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仅为３０％，比世界先进水平低２０个百分点。从总体上看，经济增长方式远未实现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

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资金投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大幅度增加。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１０％，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２６．８％，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１３．６％，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也呈增长之势。展望未来，资源环境形势更加严峻，加快增长方式转变任务更加紧迫。

深刻认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体制根源

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与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整体技术水平有关，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以住房、汽车需求快速增长等

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升级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必然会使我国现阶段的增长呈现出某些高物质消耗特征。

但是，应该看到，导致增长方式粗放有深刻的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

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比如，水资源是我国最为稀缺的资源，但我国的水价却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３。低水价导致了对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农业用水的低价格，弱化了节水技术和设施的投资激励，固化了农业的大水漫灌方式；居民用水的低价格，造成了生活用水的严重浪费。再比如，土地也是我国最稀缺的资源，但长期以来，由于土地征用、交易制度不完善，致使大量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低价征用，转让价格没有充分反映土地的稀缺程度，从而降低了稀缺土地资源的使用成本，形成了粗放利用土地的惯性。

企业成本未能充分反映其全部社会成本。通过制定和严格执行一定的质量、安全、能耗、物耗以及污染排放等标准，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的协调，是市场经济中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明确和严格的标准之下，企业为了达到社会要求，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更新设备或加强管理，从而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目前我国不仅缺乏比较完善的社会标准体系和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对于已有的法规标准，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这一方面使企业丧失了进行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或强化管理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企业敢于在执行现行标准和政策时弄虚作假、顶风违规。

税费政策不合理。比如，当前在煤炭等矿产资源开采方面，由于资源税实行按照开采量征收，开采过程中往往发生只开采易开采部分和遗弃不易开采部分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矿产资源的严重浪费，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采取综合措施，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涉及经济、技术、社会等多方面体制和政策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消费者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参与、通力合作。需要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加强生产管理、鼓励理性消费等多方面采取综合系统的措施。要真正落实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国策，当然，最根本的是要为经济的集约化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当前，要从如下方面入手，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优化经济结构，增进结构效益。经济结构不合理既是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的表现，也是导致经济低效运行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把优化结构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抓手。一要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广泛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提升制造业，大力开拓服务业新领域，抓紧构建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附加价值高、吸纳就业多的产业结构体系。二要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形成既有利于规范、有序、有效竞争，又有利于实现

规模经济的大、中、小企业合理分布的格局。三要优化所有制结构，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形成各种所有制企业相互竞争而又共同发展的局面。四要优化出口结构，促进技术水平高、附加值大的产品增加出口，提高比重。

增加政府投入，促进资源和环境技术的进步。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大力开发新能源、新材料、资源节约、污染处理、生态治理和恢复等方面的技术。这些技术研发成功后社会效益比较明显，但研发过程投资密集，研发失败的风险比较大，单个企业或者研究机构研发积极性不高，使得这些技术的供给难以满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因此，要加大政府对这些技术领域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在相关技术领域进行技术发明和技术革新。

提升管理水平，减少管理漏洞。从政府的角度讲，应当通过制订严格的物耗、能耗和污染排放标准，并依法严格执行，从外部促使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和转变生产方式。从企业角度讲，则要通过不断采用新的管理理念，完善激励机制，实施供应链管理，优化生产和工艺流程，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倡导理性消费，反对铺张浪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消费模式。因此，要加强对消费者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消费者对我国基本国情和面临挑战的认识，增强其合理消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意识。同时，要通过完善消费政策，提倡文明、环保和节约的生活方式。

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完善相关制度。一是加快重要资源价格改革，增加粗放利用资源性产品的成本。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等重要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让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三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严格土地法制，合理调整土地收益分配机制，适当增加利用土地的成本。落实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切实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根据新的资源供求形势，进一步完善国土资源规划，强化规划约束和用途管制，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严格控制征地规模，健全并坚决执行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制度，确保土地价格形成的公开化、透明化。四是完善税收制度。从生产、销售（包括到国外销售）、消费等各个环节，鼓励节约，抑制浪费。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履行好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和恰当地界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及其社会管理职能。要通过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等，创造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宏观经济和社会环境。同时，要完善各类质量、安全、环保等法规和标准，强化执法体系，提高执法能力；强化对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鼓励技术创新；打破市场垄断和市场封锁，维护市场秩序。

第三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意义

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意义

2002110094

王子健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实现模式，它可分为两种形式：粗放型和集约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资金、资源的投入来增加产品的数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则是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增加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产品的质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中走的是一条粗放型增长的路子,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经济效益低、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进步缓慢、产品质量低等一系列问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以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一是可以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实际效益较差,国有企业亏损面大,不改变这种状态,经济发展就很难良性和持久。二是可以改善工业化道路的路径依赖。长期以来,我国在工业发展上过度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搞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是“外延式”的粗放型增长,忽视现有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和内部管理,造成不少企业技术进步缓慢,生产能力闲置等问题。据统计,目前我国彩电生产能力闲置比例为二分之一,家用冰箱为三分之二,汽车为四分之三。这种现状迫切要求转变工业化发展道路。三是可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目前国家对农业基建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已下降到3%~4%,远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10%以上的水平。这说明工业的粗放增长实质上已挤压了农业,成为农业投入不足的原因之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应当改变长期以来农业未受应有重视、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做法,而且工业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反哺和支持农业,从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此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将改善环境污染的现状和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传统的经济增长要靠大量的能源消耗来维持。据统计,每增加一美元的生产总值,我国的能耗是日本的5倍~6倍,是美国的2倍~3倍。资源的过量消耗,也会加剧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以集约型方式增长,资源消耗将会减少,环境污染状况将会得到改善。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看,我国长期以来生产技术进步缓慢,产品的质量不尽如人意,在国际市场上主要靠低价竞争。通过转变增长方式,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附加值,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占有率。更重要的是,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实现科学发展,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集约型增长方式有利于人们实现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收入增长,为生活质量的提高创造物质条件,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少,生态环境整体上比较脆弱。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节约发展、循环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不断改善生态状况,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为人们提供适宜居住的生活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要求更加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切实把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轨道。

第四篇：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分析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意义和价值 姓名：王贤才专业：信工计算机班级：政治2班学号：2004110023 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任务。调整经济结构，必须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切实遵循经济规律。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是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的调整，而调整产业结构又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调整三个层次产业之间的经济结构关系需做到：巩固和加强第一产业，改造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优化工业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层次和技术水平升级，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指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转变。概括地说就是要使生产力发展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转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西部大开发步伐，促进中部地区的崛起，同时充分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城市化水平，优化城乡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各种所有制参与国民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促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经济结构调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在经济结构调整中，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移、体制和组织创新，一方面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我国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进入必须通过结构调整才能促进经济发发展为目标，积极主动、全方位地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坚持在发展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保持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在物质上保证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实现，从而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一是，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更好适应全球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一度带来严重冲击。这种冲击表面上是对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对过多依赖外需的增长结构的冲击；二是，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进口的依赖程度明显上升，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有效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维护中国经济安全、提高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客观需要。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经济安全在整个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综上所述，调整经济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在未来高速发展中寻求生机和更好出路的重要手段。只有在经济上强大了，国家才能真正的强大。

第五篇：转变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

转变增长方式 发展循环经济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1日 15:37 来源：《求是》 期号：2006.9 作者：李大伦

湖南省郴州市资源丰富，素有“中国有色金属之乡”之称。近年来，我们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逐步建立起以循环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内生增长机制，结合地方产业特征和资源禀赋，在小循环层面全面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和清洁生产，在中循环层面有效促进产业链条的延伸和循环产业群出现，在大循环层面成功实现了三次产业间的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开创了经济建设、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三赢”的局面。

既抓传统产业，又抓现代科技。我们不断加大科技对产业的渗透力度，使经济发展逐渐摆脱了对自然资源环境的过度依赖。

一是突出改造传统产业。重点选择能源、有色、建材、烟草食品、化工、机械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进行先进适用技术的嫁接，全力支持现有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实施技术革新。钻石钨冶炼技改工程、三九南开制药GMP工程、东江金磊新型干法水泥等一个个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环境污染少的技改项目顺利实施，极大地改变了郴州传统落后的生产技术与工艺装备。2005年，主要工业品能源、原材料消耗指标稳定降低率达77.3%，涌现出长烟郴州分厂、华润鲤电、郴电国际、资兴矿业等“郴州市十大标志性工业企业”，成为引领我市工业发展的旗舰。

二是突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坚持把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制药等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来抓，不断促进技术跨越和产业升级。以高斯贝尔、华录数码、金箭焊料、恒维电子、志富扬等企业为龙头，郴州电子信息产业迅速发展。

三是突出搭建创新平台。坚持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加强研发中心建设。全市85%的工业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取得了良好成效。坚持“工业兴市、园区兴工”，把园区当作产业升级的高地和科技创新的平台来抓，重点建设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出口加工区和市有色金属科技工业园。市有色金属科技工业园作为全国惟一的有色金属深加工的特色园区，树立“生态、特色、科技”建园理念，迅速形成了新材料、电子信息等高科技产业群。与中南大学等著名院校合作建设的省级稀贵金属深加工基地和中俄新材料工程技术产业孵化基地不断发展壮大。吸收技术改造的“充足营养”，注入高新产业的“新鲜血液”，搭建技术创新的“坚实平台”，使郴州循环经济发展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既抓地下矿业，又抓地上加工。我市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7类70多种，这为我们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

一是围绕丰富的有色金属资源，推进精深加工。在力促矿山企业实现无废害开采的同时，突出发展有色金属精深加工企业，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推动有色金属产业向新材料产业升级。钻石钨精深加工企业居世界同类企业之首，金贵有色开发的“银基纳米抗菌材料”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成功实现产业化。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形成了“钨资源—APT—氧化钨—硬质合金—再生钨”、“铅资源—电铅—银再生资源—高纯银—银基纳米抗菌材料—再生银”、“电铅（金属锡）—铅锡合金—再生铅锡”、“铋资源—高纯铋—铋氧化物—再生铋”等有色金属循环产业链。

二是围绕丰富的煤炭和水能资源，推进能源转换。突出转换煤炭资源，大力实施煤电、煤化工等清洁能源项目。总投资25.4亿元装机60万千瓦的大型火电项目华润电力A厂，2005年实现销售收入14.3亿元，实现利税3.9亿元。与美国格莱斯顿能源集团合作投资15亿美元的煤层气开发项目，总投资18亿元的永兴、宜章、资兴等六个煤矸石发电厂，正在抓紧筹备和建设中。我们已开发投产的水电装机容量138万千瓦，是1998年的4.5倍。联合国工发组织国际小水电中心在郴州设立法律框架下全球惟一的小水电示范基地。小水电龙头企业———郴电国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目前，电力装机总量达218万千瓦，成为华南地区的重要能源基地。

三是围绕丰富的衍生资源，推进综合利用。资兴焦电将精煤用来炼焦，焦油用来提炼工业荼、沥青等，煤矸石和焦炉煤气用来发电，发的电用来炼钢，产生的废渣作为水泥原料出售，形成了“煤—焦—电—钢”一体化的完整产业体系。东江金磊用工业废渣作为水泥原料，创造出废渣掺和率达31％的全国纪录，年消耗废渣50万吨。目前，我市被省认定的资源综合利用企业34家。2005年，综合利用粉煤灰、冶炼渣、化学石膏等大宗工业废弃物250万吨以上，节约标准煤10万吨，相应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5500吨。

既抓“人无我有”，又抓“无中生有”。我们发展循环经济，不仅在资源耗用“减量化”上做文章，更在“再利用、资源化”上做文章。独特的自然资源是“人无我有”的优势，循环经济则形成了“无中生有”的优势。

永兴县在“零”金银资源的情况下，从收购的废渣、废料、废液中提纯出了金、银、铂、钯、铟、铱等稀有贵金属以及铅、铜、铋、锑、锡等有色金属，并开发生产了硝酸银、氯化银钾、片状纳米银、925白银、氯化金钾以及银触头、铟粉等高科技产品，其中白银产量占全国1/4强，被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授予“中国银都”称号。目前，永兴县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三废”再生回收利用基地。2005年，该县有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冶炼及精深加工企业191家，生产白银1890吨，黄金6.3吨，实现税收两亿元。

在“银都模式”的带动下，我市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纸、废电池等再生资料回收利用体系不断得到完善，再生利用业不断发展壮大。在循环经济体系中，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产业被称为“动脉产业”；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和再资源化，则被称为“静脉产业”，这二者共同构成了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人无我有”的“动脉产业”和“无中生有”的“静脉产业”，构筑了郴州市完整的循环经济框架。

既抓“金山银山”，又抓绿水青山。我们坚持把循环经济理念贯彻到“生态大市”建设中，城市突出抓绿化，农村突出抓沼气，工业突出抓环保。

一是加强生态建设。坚持把抓好城市绿化作为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工作来抓，以创建国家园林城市为契机，按照“规划建绿、科技兴绿、见缝插绿、拆墙透绿”的要求，重塑“林中之城”的新形象，先后荣获“全国园林绿化先进城市”和“湖南省园林城市”称号。环境空气质量连续多年保持在国家二类标准以内，辖区出境断面水质达到国家地面水三类标准，15个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达标率为100%，东江湖、山河水库水质均保持在国家二类标准以内。

二是注重环境保护。着力实施“蓝天、碧水、生态、宁静”工程和“环境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坚持从源头上控制污染，严格限制“十五小”、“新五小”企业以及焦化、铁合金、电石等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发展，确保新、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率和“三同时”执行率达到100%。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业开发秩序，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遏制滥采乱挖和资源严重浪费现象。大力实施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和生态恢复工程，突出加强郴江河、燕泉河、东河、西河等重点流域污染治理。

三是发展生态产业。坚持把沼气作为农村循环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利用财政扶持、办点示范、加强服务等手段，在全市掀起办沼气的热潮。截止2005年底，全市累计已建沼气池8.4万个，“猪—沼—果”、“猪—沼—菜”、“猪—沼—鱼”等现代生态农业应用面积达10多万亩，被评为省农村能源建设先进市。利用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绿色旅游”和“革命红色旅游”，努力建设粤港澳“后花园”，形成了生态休闲、漂流探险、林城福地、温泉健身、红色摇篮等旅游品牌。2005年接待各类游客631.4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2.2亿元，旅游综合收入由1995年的全省第9位上升到第3位。

（作者：中共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