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探析（汇编）

第一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探析

摘要：文章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流派进行了回顾，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视角进行了总结，分析了我国金融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得出相关的政策结论。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流派；关系；探析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世界经济发展史反复证明，金融抑制和金融过度都会损害经济增长。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必须能够正确把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建立起与经济快速增长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不仅关乎金融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也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流派

从早期的古典经济学算起，西方经济学界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迄今已有三百余年历史。在这场长期论争中，有两种作用机制一直备受关注：一是货币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二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根据对这两种作用机制的不同理解，大体上可以把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流派分为金融无关论、金融促进论和金融从属论三种代写论文。

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论。古典经济学家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抽象成货币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两分法”。在此基础上，萨伊提出货币中性论，强调货币数量的改变只会造成物价水平等比例的上升或下降，对生产供给、实际产出和就业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即货币只是实体经济的面纱。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只不过是经济运行的润滑剂。使得商品交换更加容易和顺畅，而对经济中的实际变量并不发生实质性的影响。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是极其稳定的，短期内由于存在适应性预期，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影响产量和物价；但从长期看，产出量是由劳动、资本和技术等非货币因素决定的，货币供应量只决定物价水平。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只有未预期的货币变动能够影响短期真实变量。从长期看，由于货币政策是可预期的，货币变动只会引起价格水平的相应变化，而对真实产量和就业没有影响。尽管理性预期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货币面纱”论，但仍坚信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

金融促进经济增长论。有关货币流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讨论，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他认为，慎重的商业活动可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进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早在19世纪末就认识到古典货币中性论的不足，指出，在信用制度条件下，货币对经济活动起着积极的作用。只有在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一般物价水平稳定的状态下，货币才是中性的。熊彼特则从信用创造的视角突出了银行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他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创新，而功能健全的银行可以对企业家进行筛选，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指出，未来的不确定性是货币经济的主要特征，通过利率对投资的诱导作用，货币就能影响国民收入的产出水平。凯恩斯还通过总量分析，把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克服了古典经济学“二分法”的不足，实现了对早期货币中性论的质的突破。20世纪50年代，约翰·格利和爱德华·肖阐述了金融中介在储蓄一投资转化机制中的重要作用，揭开了金融理论研究的序幕。此后，金融因素逐渐在经济理论中得到重视，并凸显成为同土地、资本、劳动同样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1969年，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人戈德史密斯指出，以初级证券和次级证券为形式的金融上层结构加速了经济增长，改善了经济运行，为资金转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20世纪70年代，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的分析中，将货币与非货币资产、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起来，阐述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之后，卡普尔等人把麦金农和肖的静态分析发展成为动态分析，进一步阐明了金融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内生金融理论强调，资本效率的改进得益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把资本分配到最佳可能用途上所起的关键作用。

金融从属于经济增长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琼·罗宾逊反对熊彼特关于金融部门引导产业部门并激发技术创新行为和企业家精神的论断，强调经济发展为某种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创造了需求，而金融体系只是对这些需求作出反应，从而否认了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多恩布什认为，金融储蓄与真实利率并不相关。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不同视角

在Shumpeter(1969)、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做出开创性研究之后，有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步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后来的研究(包括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或通过证明两变量间相关关系的存在性、或通过分析两变量之间的因果方向、或通过研究两变量间的传导机制，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近年来，国外学者DemirgucKunt＆Levine(1996)，Thakor(1996)，Levine(1997)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有建树；而许多国内学者也基于中国数据、利用不同方法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过检验。

综述以上研究，学者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间的相关度和因果方向具有不同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供给拉动性”(supply—leading)观点，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根据这种观点，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推进渠道有：(1)通过提升资本积累效率并依次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Goldsmith，1969)；(2)通过提高储蓄率进而带动投资率(McKinnon，1973；Shaw，1973)。换句话说，通过增加储蓄规模和改进投资效率，金融发展将拉动更高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得到了相关大量实证研究的证明(如Bencivenga&Smith．1991；Greenwood&Jovanovic，1990；Thakor，1996)；第二种视角由Robinson(1952)最先提出，即金融发展“追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引致性”(demand—following)观点。该种观点认为，实体经济的扩张增加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导致金融产业的发展，对这种观点的实证支持可参见近年来的一些相关文献(Demetrides＆Hussein，1996；Friedman＆Schwartz．1963；Ireland，1994)；第三种视角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是互为因果的，即金融发展和

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联系(Demetrides＆Hussein，1996；Greenwood&Smith，1997)；第四种视角则缘于Lucas(1988)，他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而“经济学家常常过度强调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作用”。

三、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在中国的检验

众多理论分析与计量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力度有限，甚至有些指标还呈现负面影响；总体来看，我国的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落后的金融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互为促进的关系体现在我国对金融体制所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具有一定的经济绩效，能够带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对我国金融的深化也具有持续的推动作用。但是，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间因果关系也存在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从侧面说明，我国的金融发展相对于同期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匹配性，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还不及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考察其深层原因仍在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目前我国的金融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现行的金融体制已无法满足企业扩张带来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加入WTO后的外来竞争压力也迫使企业和银行对融资机制做出新的调整。改善目前的落后的金融发展局面，一方面要努力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让企业更多的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改善融资机制，消除“所有制歧视”，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另一方面加速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规范。发掘债券市场的潜力，为直接融资提供更大空间，并且积极推进非国有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发展，促成金融机构的合理竞争。有理由相信，加快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改革必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四、对我国金融政策的启示

一是结合人世和金融业对外开放提供的发展机遇，加快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步伐，尽快建立起多层次、能够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的市场体系，重点是发展证券市场和建立健全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大力推进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改善企业融资结构。二是鼓励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在加快金融业电子化和网络化建设的同时，尽快推出期权、货币互换等衍生工具，择机推出利率期货、货币期货，完善衍生市场，为企业经营与投资提供必要的规避或分散金融风险的工具。三是要加快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造，建立健全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增强金融机构对金融风险的自我防范能力。四是进一步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在分业监管和增强市场监管作用的基础上，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提高统一监管能力，在促进金融业稳健发展的同时，防范金融泡沫化。五是在全

社会进行信用观念的宣传教育，形成良好的遵法守信环境。六是保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基本匹配，尤其是防止房地产泡沫，因为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是一对孪生姐妹。

第二篇：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

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

戴茜 201330841303 公管13级13班

摘要：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问题一直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 30 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然而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之间的两难冲突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二者关系的探讨也逐渐成为各领域的热点问题。如何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成功的结合起来，则成为我国环境保护学者与经济学者至今仍在探索的问题。在此，针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问题，进行详细的探讨。

关键词：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中国；环境政策；工业发展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R以年均9.7%的速度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在2006年末已超过20万亿元，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要素的大量投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经济的快速增长加剧了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同时，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环境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研究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积累、环境污染指标的现状和区域差异，进而探讨各地区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齐飞，2014）

而为了有效突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瓶颈”，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环境政策，例如将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作为“十一五”规划中重要的约束性指标，不断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等。那么，这些环境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它们是否能有效的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这些问题对于正确制定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环境政策，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深人研究。

二、历史发展

当前，环境污染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繁发生，2010年发生的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2012年广西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以及近年来国内频繁发生的铅污染事件，给人类生命财产、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巨大损害。由于环境污染损害危及海洋、陆地、河流、地下水、环境空气等各类环境介质，损害范围包括健康、财产、文化、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造成环境污染损害评估的研究和实践涉及环境法学、环境经济、环境伦理、环境管理、环境政策、环境社会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及环境监测、环境化学、环境工程、环境风险、环境健康、污染生态等自然学科和工程领域。

事实上，当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环境污染问题与经济增长同样、甚至更加受到关注。污染是企业将内部治理成本推向公众，由社会承担。环境管制后,这种格局发生变化，企业将承担越来越多的污染治理成本，某些污染严重的企业甚至可能被关闭。在资源投入不变的条件下，企业的总产出会相应减少。环境管制越严格，产出减少越多。因此，必须协调工业增长与环境保护两者间的矛盾，在节约资源同时，尽可能多生产好产品和尽可能少排放污染。

另外，与人类从环境中获益的历史相比，人类对环境和环境保护的关注开始得太晚，标志着人类历史巨大飞跃的工业革命开始于十八世纪，而关注环境保护的国家和国际政策仅仅出现于二十世纪后半期。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人们仍认为无限的资源可以被国家乃至全球所用,而无须规制性和保护性政策。

环境保护的国家和国际政策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最初的地方性和国家性自然资源保护政策；第二阶段是：各个国家乃至全球范围的环境治理政策。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保护资源是环境政策的主题。典型的例子是美国于1872年建立黄石国家公园，于1879年通过立法保存美国广大的自然森林系统。（方化雷，2011）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与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环境资源问题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为适应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我国已建立专门负责环境保护的政府机构，尤其在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和措施，加大环保政策的实施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实际发展中，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因而无法准确的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换而言之，即在两者发展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良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发展水平低，城市化进程缓慢。（2）环境资源问题严重。

（3）政府对环境治理和保护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够。

调查显示，仅在中国的4个城市：重庆、北京、上海和沈阳，每年就有一万人因接触空气中的污染颗粒而过早死亡。自1970年至1995年的25年间，黄河先后断流了18次，根据每年断流天数预测，2010年黄河将断流200天，2020年黄河下游将全年断流。中国科学院公开发表的《90年代中期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估算报告》显示，科学家计算得来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875亿元，而该数字只包含部分可计量的环境损失（除了大气、水、固体废弃物、酸雨等可计量损失外，无形损失尚未包括在内）

而关于东、中、西部的环境污染比较如下：（1）东、中、西部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比较

考察东、中、西地区在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这一指标的差异性特征时，发现1995-2010 年间东部地区无论是人均排放量还是总排放量都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人均排放量角度来看，大部分年份数值高于 20 吨，人均年排放量为 23.47 吨；总量角度来，大部分年份排放总量在 1000000 万吨以上。相比也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该指标处于较低水平，人均年排放放量分别为 14.85 吨和 14.2 吨，数值上差异不大。（2）东、中、西部地区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这一指标，西部地区要高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人均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为 355.76 万吨，其次是中部，东部地区最低，人均年产生量分别为 156.34 万吨 和 47.47 万吨。（3）东、中、西部地区二氧化硫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东、中、西部地区考察二氧化硫排放量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西部地区要高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每年的人均排放量超过 16.2kg，东部地区次之，每年的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在 14.4kg 附近，中部地区最低在 10kg 左右。

（4）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烟尘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三大区域人均烟尘排放量，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相对较高，每年人均排放量分别为 7.24kg 和 7.33kg；东部地区人均排放量处于最低水平，每年排放量为为 5.42kg。

（5）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粉尘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考察东、中、西部地区在工业粉尘排放量指标上所表现的差异性特征可以发现，东部地区人均年排放量处于较低水平，为 5.74kg，中、西部地区分人均年排放量要高于东部地区，但二者差异不大，数值分别为 6.8kg 和 6.4kg。（齐飞，2014）

从而看出，经济增长方面，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区域比较之中占据绝对优势，无论是经济发展总量水平、人均水平、增长速度，还是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积累、第三产业占比都呈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环境污染方面，从总量上看，东部地区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烟尘、粉尘排放量要高于西部和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固体废弃物排放量高于中、东部地区；从人均排放量来看，由于东部地区较高的人口密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均排放水平，各地区人均排放量呈现出各自特征，污染物的排放量跟各地区的产业结构、环保政策、科技水平密切相关，从趋势上来看，各地区污染物排放量近些年来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与近些年来高度重视产业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保护环境，淘汰高污染、高能耗落后产能有很大关系。

四、结论和建议：

为此，在这里提出几点建议：

（1）未来随着人们对清洁环境需求的提高，政策绿色 GDP的政策导向和环保政策，重型污染企业的治理力度的加大，环境质量会有所改善，这也要求东、中、西部地区能明确自身特点，寻求各自可持续发展之路。

（2）加强排污监督，科学制定环境标准，强化环境与经济的综合决策。在加快经济发展时，必须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环境保护放到重要位置，决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一时的发展，而应当使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科学的制定相关环境标准体系，建立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机制，把环境保护目标列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目标之中，用标准限制环境污染，保护环境。

（3）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问题已经不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是我国环境法制建设所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需要国家提供立法支持。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时机已经趋于成熟。在工业化过程中，环境污染的发生不仅频繁而且后果严重。单个污染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为分散企业环境污染赔偿责任，最大限度的保护受害者，尽童减少社会和国家的报失，有必要借鉴国外环境保险的经验，探索建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4）改革我国目前的环保投融资体系，增加环保投入。我们应当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逐步使排污者和开发者成为环保投资的主体。

（5）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立和健全我国的环境资源配置体系。走出“环保靠政府，经济靠市场”的误区，开展排污权交易，将市场机制引入环境保护事业之中，实现环保制度的创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经济激励与约束机制可以给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刺激，将环境保护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或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目标联系起来，实现生产、消费与环保的和谐统一。

（6）必须致力寻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充分的结合社会的实际本质；应该重新制订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制订一系列经济环境政策。（7）中国必须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环境问题已日益凸显出来。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威胁着人们的生存环境，同时还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及身体健康，因而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就需要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能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方化雷.2011.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环境库兹涅兹假说的产权制度变迁解释与实证分析[D].山东.山东大学

[2]黄菁.2010.环境污染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D].湖南.湖南大学 [3]马丽、金凤君、刘毅.2012.中国经济与环境污染耦合度格局及工业结构解析[J].地理学报.第67卷第10期 [4]齐飞.2014.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5]吴萍.2011.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第23期 [6]于杨.2010.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探讨[J].中国城市经济.第6期

[7]张红凤、周峰等.2009.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规制绩效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第3期

[8]周泽辉、赵娜.2010.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研究[J].中国城市经济.第6期

[9]赵新华、李斌、李玉双.2011.环境管制下FDI、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第3期

[10]张红振、曹东等.2013.环境损害评估:国际制度及对中国的启示[J].环境科学.第34卷第5期 [11]曾昭法，陈青云.2009.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影响的对比研究[J].统计与决策.113-115.

第三篇：转变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

转变增长方式 发展循环经济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1日 15:37 来源：《求是》 期号：2006.9 作者：李大伦

湖南省郴州市资源丰富，素有“中国有色金属之乡”之称。近年来，我们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逐步建立起以循环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内生增长机制，结合地方产业特征和资源禀赋，在小循环层面全面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和清洁生产，在中循环层面有效促进产业链条的延伸和循环产业群出现，在大循环层面成功实现了三次产业间的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开创了经济建设、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三赢”的局面。

既抓传统产业，又抓现代科技。我们不断加大科技对产业的渗透力度，使经济发展逐渐摆脱了对自然资源环境的过度依赖。

一是突出改造传统产业。重点选择能源、有色、建材、烟草食品、化工、机械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进行先进适用技术的嫁接，全力支持现有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实施技术革新。钻石钨冶炼技改工程、三九南开制药GMP工程、东江金磊新型干法水泥等一个个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环境污染少的技改项目顺利实施，极大地改变了郴州传统落后的生产技术与工艺装备。2005年，主要工业品能源、原材料消耗指标稳定降低率达77.3%，涌现出长烟郴州分厂、华润鲤电、郴电国际、资兴矿业等“郴州市十大标志性工业企业”，成为引领我市工业发展的旗舰。

二是突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坚持把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制药等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来抓，不断促进技术跨越和产业升级。以高斯贝尔、华录数码、金箭焊料、恒维电子、志富扬等企业为龙头，郴州电子信息产业迅速发展。

三是突出搭建创新平台。坚持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加强研发中心建设。全市85%的工业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取得了良好成效。坚持“工业兴市、园区兴工”，把园区当作产业升级的高地和科技创新的平台来抓，重点建设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出口加工区和市有色金属科技工业园。市有色金属科技工业园作为全国惟一的有色金属深加工的特色园区，树立“生态、特色、科技”建园理念，迅速形成了新材料、电子信息等高科技产业群。与中南大学等著名院校合作建设的省级稀贵金属深加工基地和中俄新材料工程技术产业孵化基地不断发展壮大。吸收技术改造的“充足营养”，注入高新产业的“新鲜血液”，搭建技术创新的“坚实平台”，使郴州循环经济发展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既抓地下矿业，又抓地上加工。我市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7类70多种，这为我们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

一是围绕丰富的有色金属资源，推进精深加工。在力促矿山企业实现无废害开采的同时，突出发展有色金属精深加工企业，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推动有色金属产业向新材料产业升级。钻石钨精深加工企业居世界同类企业之首，金贵有色开发的“银基纳米抗菌材料”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成功实现产业化。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形成了“钨资源—APT—氧化钨—硬质合金—再生钨”、“铅资源—电铅—银再生资源—高纯银—银基纳米抗菌材料—再生银”、“电铅（金属锡）—铅锡合金—再生铅锡”、“铋资源—高纯铋—铋氧化物—再生铋”等有色金属循环产业链。

二是围绕丰富的煤炭和水能资源，推进能源转换。突出转换煤炭资源，大力实施煤电、煤化工等清洁能源项目。总投资25.4亿元装机60万千瓦的大型火电项目华润电力A厂，2005年实现销售收入14.3亿元，实现利税3.9亿元。与美国格莱斯顿能源集团合作投资15亿美元的煤层气开发项目，总投资18亿元的永兴、宜章、资兴等六个煤矸石发电厂，正在抓紧筹备和建设中。我们已开发投产的水电装机容量138万千瓦，是1998年的4.5倍。联合国工发组织国际小水电中心在郴州设立法律框架下全球惟一的小水电示范基地。小水电龙头企业———郴电国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目前，电力装机总量达218万千瓦，成为华南地区的重要能源基地。

三是围绕丰富的衍生资源，推进综合利用。资兴焦电将精煤用来炼焦，焦油用来提炼工业荼、沥青等，煤矸石和焦炉煤气用来发电，发的电用来炼钢，产生的废渣作为水泥原料出售，形成了“煤—焦—电—钢”一体化的完整产业体系。东江金磊用工业废渣作为水泥原料，创造出废渣掺和率达31％的全国纪录，年消耗废渣50万吨。目前，我市被省认定的资源综合利用企业34家。2005年，综合利用粉煤灰、冶炼渣、化学石膏等大宗工业废弃物250万吨以上，节约标准煤10万吨，相应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5500吨。

既抓“人无我有”，又抓“无中生有”。我们发展循环经济，不仅在资源耗用“减量化”上做文章，更在“再利用、资源化”上做文章。独特的自然资源是“人无我有”的优势，循环经济则形成了“无中生有”的优势。

永兴县在“零”金银资源的情况下，从收购的废渣、废料、废液中提纯出了金、银、铂、钯、铟、铱等稀有贵金属以及铅、铜、铋、锑、锡等有色金属，并开发生产了硝酸银、氯化银钾、片状纳米银、925白银、氯化金钾以及银触头、铟粉等高科技产品，其中白银产量占全国1/4强，被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授予“中国银都”称号。目前，永兴县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三废”再生回收利用基地。2005年，该县有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冶炼及精深加工企业191家，生产白银1890吨，黄金6.3吨，实现税收两亿元。

在“银都模式”的带动下，我市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纸、废电池等再生资料回收利用体系不断得到完善，再生利用业不断发展壮大。在循环经济体系中，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产业被称为“动脉产业”；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和再资源化，则被称为“静脉产业”，这二者共同构成了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人无我有”的“动脉产业”和“无中生有”的“静脉产业”，构筑了郴州市完整的循环经济框架。

既抓“金山银山”，又抓绿水青山。我们坚持把循环经济理念贯彻到“生态大市”建设中，城市突出抓绿化，农村突出抓沼气，工业突出抓环保。

一是加强生态建设。坚持把抓好城市绿化作为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工作来抓，以创建国家园林城市为契机，按照“规划建绿、科技兴绿、见缝插绿、拆墙透绿”的要求，重塑“林中之城”的新形象，先后荣获“全国园林绿化先进城市”和“湖南省园林城市”称号。环境空气质量连续多年保持在国家二类标准以内，辖区出境断面水质达到国家地面水三类标准，15个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达标率为100%，东江湖、山河水库水质均保持在国家二类标准以内。

二是注重环境保护。着力实施“蓝天、碧水、生态、宁静”工程和“环境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坚持从源头上控制污染，严格限制“十五小”、“新五小”企业以及焦化、铁合金、电石等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发展，确保新、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率和“三同时”执行率达到100%。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业开发秩序，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遏制滥采乱挖和资源严重浪费现象。大力实施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和生态恢复工程，突出加强郴江河、燕泉河、东河、西河等重点流域污染治理。

三是发展生态产业。坚持把沼气作为农村循环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利用财政扶持、办点示范、加强服务等手段，在全市掀起办沼气的热潮。截止2005年底，全市累计已建沼气池8.4万个，“猪—沼—果”、“猪—沼—菜”、“猪—沼—鱼”等现代生态农业应用面积达10多万亩，被评为省农村能源建设先进市。利用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绿色旅游”和“革命红色旅游”，努力建设粤港澳“后花园”，形成了生态休闲、漂流探险、林城福地、温泉健身、红色摇篮等旅游品牌。2005年接待各类游客631.4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2.2亿元，旅游综合收入由1995年的全省第9位上升到第3位。

（作者：中共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

第四篇：浅谈金融与金融发展

浅谈金融与金融发展

一、各类金融定义

有关金融的定义，历来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金融是指资本市场的运营、资产的供给与定价，包括有效市场、风险与收益、期权定价与公司金融等。历来对于金融的理解大致有“资金融通论”、“金融资源论”、“金融产业论”、“金融工具论”、“金融媒介论”几大理论。

资金融通论：该论调最为悠久、影响最为深远。《新韦氏国际英语大词典》第三版、《辞源》（1915年版）对金融的理解均属此类。虽然只是将“金融”进行了简单的拆分，但这种说法最为经典的。王邵仪补充道：金融就是货币资金的融通，指通过货币流通和信用渠道以融通资金的经济活动。

金融资源论认为金融是人类社会财富的索取权，是货币化的社会资财;是有限的或稀缺的資源，是社会战略性资源。

金融产业论认为“金融是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部门平等的产业”，以经营金融商品和服务为手段，以追求利润为目标。

金融工具论和金融媒介论均着重强调了金融的功能性。一个指出无论经济环境如何，金融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另一个认为金融是重要的媒介工具。但二者都忽视了金融的主动性和独立性。

除了上述的专业解释，董玉华则指出“金融是一种担当”，认为金融机构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应当注重局部和全局的关系。金融应具备面对利润诱惑而坚持国家经济和产业政策不动摇的“担当”精神。

二、金融与金融发展

随着金融的发展，其构成要素主要有五个方面：以货币（资金）为金融对象、以借贷为主要信用方式、包含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各类金融市场活动以及国家调控机制。这五大方面的发展共同促成了现代金融的发展。简单来讲，金融是人们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运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本，实现融资、盈利等目的的活动。但这只是对于金融最浅显的理解，随着金融活动的多样化，金融定义将会越来越复杂。

现代社会下，金融的功能早已不再是简单的“资金融通”。除了早期的服务功能、中介功能以及上述各类理论所涉及到的资源配置功能等，金融不断演变出了现代社会下的功能，例如信息传递、公司治理、引导消费、区域协调、财富再分配等。而衍生工具的出现也使人们在企业经营、财富管理中实现风险规避。

提到金融发展，早期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由Gurley和Shaw（1960）最早提出。他们认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增长，即金融种类数量增加、规模增大。Goldsmith（1969）后又补充相关理论，他搜集35个国家的金融发展状况，认为除非发生战争与通货膨胀，否则不同国家在金融发展的过程中，金融结构的变化轨迹都会存在惊人的相似性。

而另一方面，Merton（1995）首次从金融功能视角出发分析金融发展水平，他指出尽管各个国家及地区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不一致，但是金融体系的功能都是配置资源。Levine

（2002）指出金融市场功能的提升，能够使金融体系在特定过程中变得更有效率。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金融体系功能的不断完善，效率不断提高来促进金融发展。

三、金融发展衡量指标

经济学家Gold

Smith（1969）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FIR，它表示一国在某一时点上所有未清偿金融工具余额（金融资产总值）与国民财富的比值，金融体系越发达，金融相关比率即金融发展水平就越高。使用FIR指标的分析方法大致有三种：Gold

Smith分析方法，我国学者贝多广的分析方法以及谢平的分析方法。

Gold

Smith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使用实际GNP平均增长率、货币化比率、非金融部门的资本形成率和外部融资比率等数据来计算FIR，但该方法并不适用于我国国情。贝多广则选用资金总量、国内各总部门借款总额、各经济部门自有资金（储蓄）总额、国外资金流入净额等数据，但数据获得较困难。谢平提出用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同期GNP之比来代表FIR。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指标也逐渐被探索出来。Levine（1997）采用了四个指标，除了传统的金融相关比率FIR，还采用了银行信贷与全部信贷（即商业银行信贷加上中央银行国内资产）之比、私人企业信贷与国家总信贷之比、私人企业信贷与GDP之比。Rajan和Zingales

（2003）在研究不同经济政策选择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时，选用了商业银行存款总额与GDP之比、国内企业股票发行市值与GCFC（固定资产总额）之比、国内企业股票市值与GDP之比和国内上市企业数目与人口之比。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指标较传统指标有了一定的发展与改进，但核心仍然是宏观加总指标，没有涵盖微观层面。

国内学者也开展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彭建刚和李关政（2006）在研究二元经济结构与金融发展的内在关系时，选用贷款相关比率和金融结构比率度量金融发展水平。樊纲等人（2010）在编制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市场化指数体系时，计算了金融业市场化指数、金融业竞争指数和信贷资金分配市场化指数，后被很多学者采纳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

第五篇：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问题

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脆弱性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但是经济增长与环境脆弱性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其滞后期数的影响，而且这两者对对方的影响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经济增长对环境脆弱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滞性，是一种长期的、渐进的影响；而环境脆弱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时滞却较短，是一种短期的、非渐进的影响。

正文：

环境与发展是当代世界面临的挑战，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环境问题已经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发展经济既是人类持续生存和社会日益进步的前提，也是实现保护环境的物质保证。但经济发展不能脱离和超越环境的承载力，否则，就会发生环境问题，成为阻碍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制约因素。因此，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必须协调发展，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也是一个能源需求大国和环境污染大国。改革开放20年中国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日益显现。能源、经济和环境三者之间密切联系，经济增长需要能源供应支撑，能源消耗带来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反过来又造成经济损失，破坏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据世界银行按“人力资本”方法估算，1995年中国的大气和水污染损失高达240 亿美元，占当年GDP 的3.5%.最近世界银行发表了新的研究报告《增长的质量》估计，1997年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率为 25%，但是减去对自然资本过度开采之后，真实国内储蓄率只有14%，中国则由42% 下降为32%，减了10个百分点。报告呼吁各国关注增长的质量，其中环境质量被视为增长质量的重要方面。当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10% 以上降到目前的7%到8%，关注增长的质量便显得尤为重要。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环境质量和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是环境质量和增长路径不是唯一的，经济高增长、低增长和负增长都可以带来环境高破坏，但也存在环境低破坏和经济高增长的可行路径，中国和印度均被列为经济高增长、环境高污染的国家。这就提出中国的增长模式转变问题，即中国如何从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的高增长转向低资本投入、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的高增长。问题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转变，促使国民经济服务化、信息化，传统产业资源利用集约化，单位GDP 能耗大幅度下降，能源结构清洁化，能源消费低增长甚至负增长。能源结构的转变对环境质量至关重要，并且直接促进增长模式的转变。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人与自然从远古天然和谐，到近代工业革命时期的征服和对抗，到当代的自觉调整，努力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文明，恰是这一规律的客观反映。

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只追求经济增长而忽略环境；积极保护环境的零增长方式；可持续发展。无论是“发展第一的经济决定论”还是“零增长的环境优先论”，都是孤立、静止地看待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把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的巨大压力和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主要困难和突出矛盾。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是以全面发展为目标，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新的发展观。它主要包括生态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三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