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写写帮推荐）

第一篇：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写写帮推荐）

中文摘要:一国对外贸易能否促进该国经济增长.以及如何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一直是经济界广泛关注和研究的课题。改茧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同时这一过程也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那么，究竟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对外 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究竟是如何呢?本文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在理论研究和

实证研究回顾的基础上，运用实证研究的分析万法，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促进了 经济增长的结论。同时，文章还针对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现状，结合 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些有效提高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又弓一外贸易;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引言

对外贸易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历来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1978年对外丁卜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经济伴随着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而高速增长。在1978年至2002年的25年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3624.1亿元猛增至104790.6亿元，增长了约28.9倍，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4.6%。同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379元猛增至8!84元，增长了约21.6倍，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3.9%。同时，由于进出卜}贸易的迅速增长以及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上升。1978年，贸易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9.8%;到了2002年这一比重已经升至49.0%，提高了约5倍。这些数值反映了对外贸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己经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支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中国的外贸与经济增长的实践活动为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案例，具有很强的理论研究意义。同时，对于己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来说，通过理论上和实证卜对外贸与经济增长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得出一些政策上建议，将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对外贸易的作用，这对于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义通过相关理论和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实践的回顾，利用中国的有关数据对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通过对研究结果的分析结合中国现状提出有利于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民促进作用的政策建议。

第二章中国对外贸易及经济增长的概况

第一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及经济增长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此后又进一步提出要利用两种资源，即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即国内市场和国外币场。这一重大的战略方针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对外贸易有了显著的发展。1978年，我国进出贸易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只有206.4亿美元、97.5亿美元和108.9亿美元;到了2002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则分别增加到了6207.7亿美元、3256.0亿美元和2951.7亿美元，分别是1978年的30.]倍、33.4倍和27.1倍。进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在15.8%以上。同时，中国在世界的贸易地位也不断大幅度上升。1978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仅为32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只有约0.75%;到了2002年，中国出口额的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五名，比重上升、至5.!%，中因进口额的世界排名上升到第六位，比重上升至4.4%。通过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逐步向开放型经济转变，初步实现了与国际经济的互换互补，提高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水平，增强了综合国力。

第二节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体制演变的概况

中国贸易政策的演进是从突破高度垄断的贸易经营体制开始的一个不断放松管制的过程。我国通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贸易政策和外贸体制，并使我国经济逐渐与世界经济相融合。可以说，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和外贸开放战略转变的过程是我国外贸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不断改善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伴随着经济与贸易总量的高速增长。

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共同签署了《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

议》，这标志着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正式启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 成功推进为我国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为我国在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域内贸易自由化将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贸易创造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之间相互取消了关税和与关税 具有同等效力的其它措施，导致相互之间的贸易规模的扩大:第二，贸易转向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成员之间的贸易规模，成员之间的贸易代替了一些成员与非 成员之间的贸易，产生贸易方向的转变。

因此，中国政府应继续积极投身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中，尤其是积极推动

区域内实现贸易自由化，这将成为扩大对外贸易进一步通过各种不同渠道促进我国 的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四、推进外经贸体制改革及相关制度建设，为对外贸易发展提供制度支持

我国对外贸易要继续保持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态势，不仅取决于外部需求和内部 供给，而且取决于我国在进出口制度及其他相关制度方面的改革和建设。第三章中关 于开放度的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产权变更的变量回归系数是负值的结果，该回归结果 从一个方面表明了卓有成效的制度变迁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我们要继续重 视通过卓有成效的外贸体制改革及相关制度建设来充分发挥外贸对经济增长的促进 作用。

我国20多年以来的开放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变迁，在改革开放的制度变迁过程 中，我国原有的外经贸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例如:高度集中的外贸垄断经营体制被 打破，外经贸从统负盈亏转变到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外贸公司建立了产权清晰的现 代企业等等。同时，我国外贸领域的法律、法规也不断得到健全，例如1994年颁布的 《对外贸易法》等，为维护对外贸易秩序、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 了更好地履行我国入世的有关承诺，充分运用世贸组织规则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健康发 展，2004年我国又适时地对《对外贸易法》进行了修订。

在外经贸制度变迁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结合我国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不

断对已有的规章、制度和政策等进行改革，另一方面要结合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贸 易组织的各项规则，强化在外经贸相关方面的制度建设，形成对外贸易发展一经济 增长一制度变迁一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一经济进一步增长的促进机制。

构的转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国际间分工向纵深发展，产业内分工逐步取代产业间的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例如各个国家或地区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实行产品专业化、零部件生产专业化和 不同工序专业化，深化了国际分工的内涵。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 位制约着该国产业结构的转换，对产业结构转换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第三，需求结构的变化对产业结构的转换产生重要的影响。随着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人们收入的增加，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在市场经济居于主导地位的全球 经济中，各个产业部门需要根据这种变化组织生产和提供服务。

上述三项因素只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变换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究竟重

点发展哪些战略产业，还需要政府在一定的经济规律指导下发挥能动性才能达到。对于中国来说，要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就要瞄准新利学技术要求积极引导产业结构调 整，促进产业结构顺应时代潮流发展的需要，对战略性产业在财政、生产规模、市 场流通和税收等方面实施支持，予以重点扶持。

二、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在利用总量生产函数的PanelData模型对中国1984一2002年的数据进行分地区

实证分析后，结果表明:外贸开放度对于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是 不同的，它对于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重要性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这一结 论说明了虽然中西部地区在要素质量方面与东部地区存在差异，但是中西部地区可 以通过不断增加的外部需求(以出口贸易额占国内生产的比重衡量)和外部生产要素 的供给(例如FDI的流入)来对本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拉动作用，而且这一拉动作用的 效果是明显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在生产要素水平相对于 东部地区较低的情况下，外部需求的增加可以使得中西部地区的相关产业利用闲置 资源、发挥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并月_与一定的资本和技术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 自身产品的竞争优势、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因此，在东部和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下，对外贸易通过其特有的影响经

济增长的机制有利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诚然，对外贸易的这种积极作 用只是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要想使这种可能 性转变成必然性，还需要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高瞻远瞩、立足于通过把外 贸易发展、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制度创新等因素有效结合起来，产生促进经 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一方面，企业在对外贸易过程中要不断适时地调整相关经营策 略:另一方面，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要给予积极的政策引导。目的是通过多方 面共同的努力首先使中西部地区那些直接面向国际市场的生产部门或行业的生产 要素效益不断获得提高，然后沿着产业链向前、向后外溢，从而整体上推动该地区 的经济增长。

结束语

本文在理论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考察了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和渠道，并

且针对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出口贸易、进口贸易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长期的比例关系，具体到定量的角度来看，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出口贸易的弹性系数

为

1.04，而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进口贸易的弹性系数为一0.36，从二者的绝对值来看 前者大于1而后者小于1:

第二，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最终贡献率的测定可以看出不同年份的出口贸易

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差异较大，回归结果表明了经济增长与出口贸易增长高度 相关，并且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三，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动态实证研究表明了出口贸易对

国内生产总值的冲击(Shock)明显而且强烈，进口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冲击(Sllock)则相对平缓:

第四，开放度与省际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对于中国的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来说，开放度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高度正相关，并且开放度对于 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要比对于东部地区_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大。

基于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我们需要调整相关政策，为进一步提高中国外贸对

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目的是使我国的经济、贸易获得长远、稳定的快速发展。

一、优化出口贸易的产品结构，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因此，为了保持对外

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带动作用，我们需要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进一步推 进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向顺应国际市场需求结构变化的方向进行调整。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产品等出口快速增长，成为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主体，然而发达国家对我国这些产品的出口限制也越来 越严格，如纺织品和服装受到“多种纤维协定”的配额控制和名目繁多的技术标准 的限制，我国在进一步扩一大这些产品出口面临的障碍变多、困难加大。20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加快，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出口商品结 构的改善与提高，但是我国机电产品的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廉价的劳动成本而不是 来自技术和资本的优势。因此，我国在根本改变出口商品结构尚任重道远。

一国出口的商品结构是由该国的产业结构决定的，一般来说，产业结构转换主

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

第一，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着产业结构的转换，在产业结构转换中起着决定性作

用。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不断创造出新产品和新服务，另一方面又对原有的产品 和服务进行技术改造，科技进步通过对新旧产业部门的不同影响，促使产业结构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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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

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

戴茜 201330841303 公管13级13班

摘要：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问题一直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 30 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然而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之间的两难冲突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二者关系的探讨也逐渐成为各领域的热点问题。如何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成功的结合起来，则成为我国环境保护学者与经济学者至今仍在探索的问题。在此，针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问题，进行详细的探讨。

关键词：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中国；环境政策；工业发展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R以年均9.7%的速度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在2006年末已超过20万亿元，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要素的大量投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经济的快速增长加剧了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同时，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环境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研究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积累、环境污染指标的现状和区域差异，进而探讨各地区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齐飞，2014）

而为了有效突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瓶颈”，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环境政策，例如将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作为“十一五”规划中重要的约束性指标，不断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等。那么，这些环境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它们是否能有效的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这些问题对于正确制定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环境政策，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深人研究。

二、历史发展

当前，环境污染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繁发生，2010年发生的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2012年广西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以及近年来国内频繁发生的铅污染事件，给人类生命财产、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巨大损害。由于环境污染损害危及海洋、陆地、河流、地下水、环境空气等各类环境介质，损害范围包括健康、财产、文化、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造成环境污染损害评估的研究和实践涉及环境法学、环境经济、环境伦理、环境管理、环境政策、环境社会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及环境监测、环境化学、环境工程、环境风险、环境健康、污染生态等自然学科和工程领域。

事实上，当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环境污染问题与经济增长同样、甚至更加受到关注。污染是企业将内部治理成本推向公众，由社会承担。环境管制后,这种格局发生变化，企业将承担越来越多的污染治理成本，某些污染严重的企业甚至可能被关闭。在资源投入不变的条件下，企业的总产出会相应减少。环境管制越严格，产出减少越多。因此，必须协调工业增长与环境保护两者间的矛盾，在节约资源同时，尽可能多生产好产品和尽可能少排放污染。

另外，与人类从环境中获益的历史相比，人类对环境和环境保护的关注开始得太晚，标志着人类历史巨大飞跃的工业革命开始于十八世纪，而关注环境保护的国家和国际政策仅仅出现于二十世纪后半期。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人们仍认为无限的资源可以被国家乃至全球所用,而无须规制性和保护性政策。

环境保护的国家和国际政策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最初的地方性和国家性自然资源保护政策；第二阶段是：各个国家乃至全球范围的环境治理政策。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保护资源是环境政策的主题。典型的例子是美国于1872年建立黄石国家公园，于1879年通过立法保存美国广大的自然森林系统。（方化雷，2011）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与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环境资源问题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为适应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我国已建立专门负责环境保护的政府机构，尤其在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和措施，加大环保政策的实施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实际发展中，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因而无法准确的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换而言之，即在两者发展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良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发展水平低，城市化进程缓慢。（2）环境资源问题严重。

（3）政府对环境治理和保护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够。

调查显示，仅在中国的4个城市：重庆、北京、上海和沈阳，每年就有一万人因接触空气中的污染颗粒而过早死亡。自1970年至1995年的25年间，黄河先后断流了18次，根据每年断流天数预测，2010年黄河将断流200天，2020年黄河下游将全年断流。中国科学院公开发表的《90年代中期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估算报告》显示，科学家计算得来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875亿元，而该数字只包含部分可计量的环境损失（除了大气、水、固体废弃物、酸雨等可计量损失外，无形损失尚未包括在内）

而关于东、中、西部的环境污染比较如下：（1）东、中、西部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比较

考察东、中、西地区在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这一指标的差异性特征时，发现1995-2010 年间东部地区无论是人均排放量还是总排放量都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人均排放量角度来看，大部分年份数值高于 20 吨，人均年排放量为 23.47 吨；总量角度来，大部分年份排放总量在 1000000 万吨以上。相比也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该指标处于较低水平，人均年排放放量分别为 14.85 吨和 14.2 吨，数值上差异不大。（2）东、中、西部地区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这一指标，西部地区要高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人均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为 355.76 万吨，其次是中部，东部地区最低，人均年产生量分别为 156.34 万吨 和 47.47 万吨。（3）东、中、西部地区二氧化硫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东、中、西部地区考察二氧化硫排放量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西部地区要高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每年的人均排放量超过 16.2kg，东部地区次之，每年的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在 14.4kg 附近，中部地区最低在 10kg 左右。

（4）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烟尘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三大区域人均烟尘排放量，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相对较高，每年人均排放量分别为 7.24kg 和 7.33kg；东部地区人均排放量处于最低水平，每年排放量为为 5.42kg。

（5）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粉尘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考察东、中、西部地区在工业粉尘排放量指标上所表现的差异性特征可以发现，东部地区人均年排放量处于较低水平，为 5.74kg，中、西部地区分人均年排放量要高于东部地区，但二者差异不大，数值分别为 6.8kg 和 6.4kg。（齐飞，2014）

从而看出，经济增长方面，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区域比较之中占据绝对优势，无论是经济发展总量水平、人均水平、增长速度，还是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积累、第三产业占比都呈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环境污染方面，从总量上看，东部地区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烟尘、粉尘排放量要高于西部和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固体废弃物排放量高于中、东部地区；从人均排放量来看，由于东部地区较高的人口密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均排放水平，各地区人均排放量呈现出各自特征，污染物的排放量跟各地区的产业结构、环保政策、科技水平密切相关，从趋势上来看，各地区污染物排放量近些年来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与近些年来高度重视产业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保护环境，淘汰高污染、高能耗落后产能有很大关系。

四、结论和建议：

为此，在这里提出几点建议：

（1）未来随着人们对清洁环境需求的提高，政策绿色 GDP的政策导向和环保政策，重型污染企业的治理力度的加大，环境质量会有所改善，这也要求东、中、西部地区能明确自身特点，寻求各自可持续发展之路。

（2）加强排污监督，科学制定环境标准，强化环境与经济的综合决策。在加快经济发展时，必须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环境保护放到重要位置，决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一时的发展，而应当使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科学的制定相关环境标准体系，建立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机制，把环境保护目标列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目标之中，用标准限制环境污染，保护环境。

（3）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问题已经不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是我国环境法制建设所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需要国家提供立法支持。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时机已经趋于成熟。在工业化过程中，环境污染的发生不仅频繁而且后果严重。单个污染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为分散企业环境污染赔偿责任，最大限度的保护受害者，尽童减少社会和国家的报失，有必要借鉴国外环境保险的经验，探索建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4）改革我国目前的环保投融资体系，增加环保投入。我们应当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逐步使排污者和开发者成为环保投资的主体。

（5）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立和健全我国的环境资源配置体系。走出“环保靠政府，经济靠市场”的误区，开展排污权交易，将市场机制引入环境保护事业之中，实现环保制度的创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经济激励与约束机制可以给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刺激，将环境保护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或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目标联系起来，实现生产、消费与环保的和谐统一。

（6）必须致力寻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充分的结合社会的实际本质；应该重新制订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制订一系列经济环境政策。（7）中国必须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环境问题已日益凸显出来。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威胁着人们的生存环境，同时还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及身体健康，因而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就需要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能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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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而政治改革则通常属于政治学家的研究范围。然而，在象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里，经济增长却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命题，它涉及到与政治改革相关的制度变革；同样，政治改革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课题，它的推动和进展与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把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这两个课题放到一起来思考，属于跨学科研究，谨守学科分际的学者往往不愿轻易涉足。于是，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里，把这两个本来密切相关的课题割裂开来孤立分析的方法就盛行起来。可是，那种就经济谈经济或就政治谈政治的研究方式，却很可能给种种似是而非的无根之说创造条件，也给政客的诡辩留下了空间。笔者试图在本文中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虽自知才疏力薄，恐难深入周全，仍欲一试，旨在抛砖引玉，以引起社会科学界学者们的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相互关系的四种假说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谈的经济增长是指健康、稳定、具长期潜力的经济增长，而不是那种靠“吃老本、欠新帐”、浪费资源、破坏生态而维持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本文所说的中国政治改革，则是指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为导向的民主化改革。达伦多夫(Dahrendorf)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有四个要件：必须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实现公民的（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基本权利；社会冲突应当被认可为积极的、创造性的，解决冲突时应有理性控制；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必须通过领导群体（精英）的竞争表现出来；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作为共同利益的“公众道德”必须发挥其作用。[1]进一步概括就是：平等人权、多元利益、竞争性选举和对民主价值观的宪法共识。

在讨论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时，有两个流行的假说。流行假说之一是，只要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国的政治改革就自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顺利实现。笔者在此对这一假说提出质疑和批评。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广泛的认同；否则，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也不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教科书中占据相当的地位。显然，在渔猎社会不可能建立国家，农业社会也不会诞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制度成果。上述假说的缺陷在于，在现代社会里，适合一个国家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谓“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确定性含义，能否作国际比较？这个假说显然无法解释历史。远在清军开进山海关的时候，英国国会已经把政府的钱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机制的雏形。那时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国，英国政治制衡机制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本身直接相关？上述假说恐怕难以自圆其说。进一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比16世纪的英国经济还落后吗，如果说当时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撑民主政治，为什么今天中国如此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却连街道办事处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那时美国的言论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识字率难道比当时的美国还低，以致于不能开放言论和新闻自由？

大约50年前，刘少奇在制定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过：“由于现在的各种具体条件，我国在选举中还必须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必须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额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实行多级选举制，并且在基层选举中多数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我国的选举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进的，并在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实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2]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国民经济也翻了几番，究竟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多少美元，中国公民才能有资格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或国家主席？到底什么时候中国能具备刘少奇承诺过的直接选举的“条件”，上述假说其实给不出答案。

持上述观点者有一种错误认识，似乎只要有了经济增长，有朝一日自由民主制度就会像个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国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一种装置或技术专利，可以轻而易举地“拿来”或“引进”。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制度演化进程。有了漂亮的宪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宪政机制，宪政的牢固根基必须扎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一种保障基本人权、限制政府行为的宪法共识。宪政民主的政治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天然“副产品”，而是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发达国家建立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现在还在继续改进完善；中国具有后发优势，或许会缩短这一进程，但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启动得越迟，实现得越晚，没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长。若国人满足于只有生存而无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奴隶、臣子、顺民；如果还有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梦想，就必须从现在做起，积极稳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标。

另一个流行假说是，只有实行民主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才能够保持下去。从长时段来看，政治对于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反作用，这一论点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在19世纪，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三分之一强跌至百分之几，单纯从劳动力和资本的角度分析是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西欧11世纪开始的法律革命、17世纪开始的政治革命（包括英国和法国的不同模式），对19世纪的产业革命具有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而在中国，统治者排拒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这无疑妨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孕育，严重影响到技术创新、海外贸易和现代企业的形成。显然，政治、行政、财税体制的落伍，是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若从短时段（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来看，上述假说就不一定能成立了。在西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瑞典和德国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不同，但它们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如果用自由指标来衡量80年代以前的东亚“四小龙”，则它们之间相距甚大，从最不自由的军人独裁统治的韩国到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但这样的政治制度差异并未影响它们在经济上同时崛起与腾飞。所以，政治改革在短时段上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

有学者指出，泰国就出现过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低度发展并存的奇特局面。1932年至1992年，泰国共发生19次政变，其中有13次成功；同一时期，20位首相相继组建了48届内阁，其中24届内阁属军人政府、8届是军人为主的政府、16届为文官政府；共通过了15部宪法，举行了18次大选。从1932年到现在，泰国有80％的时间处在军人的统治之下，最近的军事政变发生在1991年，并导致了大规模的冲突。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国的经济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51年到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7.4％；1960年至1970年，泰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4％；1970年至1982年为7.1％。[3]世界银行认为：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泰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该行专家从泰国模式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经济发展意味着给大部份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从而很容易获得人们的拥护，而政治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丧失自己拥有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换言之，政治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的整体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观念的彻底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比经济发展更为艰巨、更为困难，一个民族必须付出比经济发展更为艰苦的长期的努力，才可能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取得相应的进展。”[4]显而易见，如果以政治改革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很难说得通。

上述两个假说都有决定论色彩，或强调经济决定政治，或认为政治决定经济。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由三个特殊领域（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组成，它们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关系，未必相互一致；三个领域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各有自己的模式。经济──技术体系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其调节方式是节俭（本质上即讲求效率，以最小成本换回最大收益）。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它表现为被统治者授权政府从事管理，这种合法统治的暗含条件是关于平等的思想，即认为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政治的轴心结构是代表选举制或参与制，由几个政党或社会团体反映不同的特殊利益。政治体系的管理方式带有技术官僚倾向，且将日益明显，然而政治决策主要还是依靠利益代表的谈判协商或法律仲裁，而不是技术官僚的理性判断。卡西尔意义上的文化指的是象征形式的领域，现代文化的特性就是极其自由地搜捡世界文化仓库，贪婪吞食任何一种抓到手的艺术形式，这种自由来自它的轴心原则，就是要不断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不同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它们存在于官僚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与要求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于依据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5]贝尔把现代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视为现代社会的三大要件。

但是，在前现代的社会或转型中的社会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比现代社会更为密切。例如，在政教合一的社会里，政治与（宗教为代表的）文化之间有高度的统一性，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里，政治与经济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而必然会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从这种角度来看，再结合中国现在的国情，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假说，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现实也基本上支持这两个假说。

假说之三：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通常会诱发政治改革或革命。由于人普遍存在惰性，在经济增长尚属顺利时，往往容易满足现状，民众如此，统治者亦如此。历史学家发现，绝大多数统治集团主持的改革都是财政危机的结果，而民众揭竿而起则通常是天灾或政府过多征用劳役造成大饥荒、大流亡的结果。回顾2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史，虽然80年代中国的改革派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一再呼唤政治改革，但由于城乡居民的生活提高得较快，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明显不足；到了90年代末，虽然见诸舆论的政改呼吁如凤毛麟角般罕见，但由于农村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城市下岗工人多达几千万，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革命情绪的潜流正在暗中滋生与蔓延。历史的悲剧往往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能够主导改革的时候不想改革，想要改革的时候又很难再控制住局面了；在经济增长情况尚好的阶段，政治保守主义的鼓吹者往往大行其道，而一旦经济陷入停滞或爆发危机，他们的观点对执政者毫无助益，结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革命的降临。因此，在历史上成功或不成功的政治革命比政治改革更为常见。

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目标，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决定性关系，但有一定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欲求政治举措与经济政策彼此促进、相得益彰，决非易事；但二者相互干扰、政治腐化与经济失策恶性循环，却是司空见惯的。要使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就要详尽地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按照它们各自的特性与轴心原则把握好改革的节奏。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因与政治稳定

基于上一节的分析，笔者不认为政治改革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当然更不认可经济增长是政治专制所赐。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还是要从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经济因素方面分析；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却是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就是说，政治等非经济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各种经济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充份条件。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性因素

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因素主要指劳动力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在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阻止劳动力总量下降的趋势已成为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中国的国情却是劳动力大量过剩，禁锢在农村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已经为零，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以往中国经济学家只关注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现在则应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6]，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比单纯的工业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为重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70、80年代已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了所谓的“逆城市化（郊区化）”进程，它们当然无法再从城市化过程中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在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城市化也已接近于完成，这是近年来东亚经济初现疲态的重要内因。国内常有人提到，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为基础的。其实，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说法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由于1957年至1978年间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乃至下降，结果毛泽东时代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是比世界平均水准低一半的城市化水平，这为1978年以后经济的快速增长预留了较大的空间。

其次考虑资本因素，它也包括总量与生产率两个方面。8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抓住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再奉行“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革命外交路线，降低了一度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几的对外援助数额，并一跃成为引入外资和外援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境外直接投资的来源正逐步从港澳台资本转向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引资和扩大社会资本总量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资本的性质与品质正在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众所周知，国有经济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会资本增加额，却只能创造三分之一的新增产值。国有资本比重下降的趋势将会显著增加国内资本的生产率，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活力。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劳动与资本所导致的增长在总的经济增长率中所占份额已经下降，技术创新（包括社会技术创新即体制创新）已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技术进步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二是向其它国家学习、模仿，或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未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份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发明技术的成本通常很高。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创新的成本高，能长期维持3左右的增长率就已经很难得了。有学者认为，20世纪日本及亚洲经济发展的奇迹背后，最主要的秘密是靠成本低、时间短的模仿或购买方式实现技术进步。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80年代中期，日本维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从50年代末开始也差不多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当年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大，假如说日本能维持40年的高速增长，那么中国从1979年算起，至少可以维持5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7][1][2][3][4][5]下一页

第四篇：对外贸易作业(以中国为例分析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摘 要] 本文论述了对外贸易理论发展的过程，介绍了学术界对对外贸易是否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状况与争论，并着重分析了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原理。

[关键词] 对外贸易 出口贸易 进口贸易 经济增长

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增长一直以来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又起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都会涉及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从晚期重商主义学派到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绝对利益论，再到后来的比较利益论、要素禀赋论以及剩余产品出路说和“经济增长发动机”学说等都认为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当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根据有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对传统理论关于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提出了置疑。如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论“；巴格瓦蒂的“贫困化增长”模型。他们认为，当今的国际经济体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地带，中心控制外围，发展中国家只能依附于中心国家。

一、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吗

从上面的对外贸易理论的发展来看，也可以看出对于对外贸易是否促进经济增长还有争论，主要存在促进论，阻碍论和折衷论。促进论的代表是罗伯特逊，他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命题，而普雷维什则以“中心—外围论”表示反对。

为了支持各自的理论，经济学家也对对外贸易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由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国内外大批学者运用我国的数据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大都支持外贸，特别是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因为进口贸易也是对外贸易的一方面,所以也有很多学者把目光转向进口贸易,考察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外贸易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经济增长，不同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情况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启发是:要对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重新进行审视，不能一味崇拜出口，也要重视进口贸易的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重视出口而排斥进口，认为进口会减少GDP的增长，从中世纪的欧洲重商主义学派就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有这样的看法，包括重商主义的“奖出限入”,贸易乘数论也认为出口会带动经济的增长,而进口会抵消这种作用，而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恒等式Y=C+I+G+(X-M),明显的告诉人们净出口增加国民收入。直到近几年,才有学者看到进口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出口贸易确实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近年来的一些新情况值得我们深思、重视。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国际原油价格、粮食价格上涨导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给我国加工制造业带来的冲击，使得国内的许多制造业企业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对出口加工类的企业打击更大，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退，出口增幅下降。由于我国的出口产品多为低端产品，高新技术含量有限，我国的制造业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所以出口贸易是否对我国经济增长继续有重大的作用还值得我们去探讨，而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被重视。

二、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进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最早要追溯到亚当·斯密，他认为出口带来的收益以及换回本国需求的产品没有机会成本的付出，因此必然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后来的大卫·李嘉图也指出，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材料，就能稳定物价，阻止利润下降的趋势，保证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提出美国能保持如此久的高增长低通胀发展，中国廉价的商品输入是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新贸易理论将进口贸易作为主要因素来解释技术进步，认为进口贸易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通过进口技术先进国家的产品，可以使其包含在产品中的先进技术扩散到本国，工业后发国家也可以通过进口贸易，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技术，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提高国内的劳动生产力。对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具体如下：

1．进口贸易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进口国外的先进的机器设备等中间产品，可以提高国内相关产业的生产效率，“干中学”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来掌握世界上先进的技术，利用技术的溢出效应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通过进口国外的产品，会给国内企业造成压力，促使他们在竞争的环境中不断学习创新。

2．进口贸易有利于稳定物价。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资源，可以抑制物价的上升，保证利润。这一点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表现的较为明显。

3.进口贸易与FDI相互促进。随着进口国进口额的加大，出口国企业为节约成本，绕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会直接到其国内投资；而FDI的进入又会派生出间接的进口贸易，而且会带来技术和管理上的新理念。

无论对外贸易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的增长，我们都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尽管在现在的国际分工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会处在不利的位置，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但我们仍然不可否认，对外贸易是不可避免的，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有拉动作用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开放，融入全球的经济发展当中去。

当然，现在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出口贸易大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然而我们也忽略了进口贸易的作用，这也是笔者为什么单独介绍了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参考文献:

张 冰金 戈: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综述[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28～32

第五篇：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问题

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脆弱性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但是经济增长与环境脆弱性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其滞后期数的影响，而且这两者对对方的影响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经济增长对环境脆弱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滞性，是一种长期的、渐进的影响；而环境脆弱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时滞却较短，是一种短期的、非渐进的影响。

正文：

环境与发展是当代世界面临的挑战，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环境问题已经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发展经济既是人类持续生存和社会日益进步的前提，也是实现保护环境的物质保证。但经济发展不能脱离和超越环境的承载力，否则，就会发生环境问题，成为阻碍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制约因素。因此，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必须协调发展，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也是一个能源需求大国和环境污染大国。改革开放20年中国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日益显现。能源、经济和环境三者之间密切联系，经济增长需要能源供应支撑，能源消耗带来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反过来又造成经济损失，破坏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据世界银行按“人力资本”方法估算，1995年中国的大气和水污染损失高达240 亿美元，占当年GDP 的3.5%.最近世界银行发表了新的研究报告《增长的质量》估计，1997年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率为 25%，但是减去对自然资本过度开采之后，真实国内储蓄率只有14%，中国则由42% 下降为32%，减了10个百分点。报告呼吁各国关注增长的质量，其中环境质量被视为增长质量的重要方面。当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10% 以上降到目前的7%到8%，关注增长的质量便显得尤为重要。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环境质量和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是环境质量和增长路径不是唯一的，经济高增长、低增长和负增长都可以带来环境高破坏，但也存在环境低破坏和经济高增长的可行路径，中国和印度均被列为经济高增长、环境高污染的国家。这就提出中国的增长模式转变问题，即中国如何从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的高增长转向低资本投入、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的高增长。问题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转变，促使国民经济服务化、信息化，传统产业资源利用集约化，单位GDP 能耗大幅度下降，能源结构清洁化，能源消费低增长甚至负增长。能源结构的转变对环境质量至关重要，并且直接促进增长模式的转变。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人与自然从远古天然和谐，到近代工业革命时期的征服和对抗，到当代的自觉调整，努力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文明，恰是这一规律的客观反映。

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只追求经济增长而忽略环境；积极保护环境的零增长方式；可持续发展。无论是“发展第一的经济决定论”还是“零增长的环境优先论”，都是孤立、静止地看待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把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的巨大压力和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主要困难和突出矛盾。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是以全面发展为目标，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新的发展观。它主要包括生态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三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