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动经济增长论文

第一篇：财政政策与动经济增长论文

自1997年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软着陆”以来，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总的形势是好的。但经济运行中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极其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亚洲金融危机不断发展，对我国经济的深刻影响日趋显现。去年下半年东南亚一些国家和韩国相继爆发的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亚洲和世界经济。今年5月份以后，印尼政局动荡，日元大幅度贬值，亚洲一些国家陷入了更为深重的危机之中，亚洲以外的许多国家经济也遭受了打击，世界经济增长进一步放慢。由于我国经济的外贸出口依存度处于较高水平，亚洲金融危机的不断加深，不可避免地给我国改革和发展带来相当大的困难。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总供给水平不断提高，目前，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部分社会产品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由传统的供给型制约转变为市场需求制约，原有的一些消费热点趋于平淡，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形成，居民储蓄倾向增强。由于上述原因，今年以来我国经济明显出现了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经济增长乏力的现象。三是长期以来盲目重复建设带来的结构不合理等严重后果，在国际经济急剧变化和国内市场约束强化的情况下，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再加上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对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缺乏应变能力，导致企业经济效益下滑。这些都对实现年初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面对严峻的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冷静分析形势，果断地作出了增加投资、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外市场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等重要决策。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铁路、公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住宅建设投资，并在防范金融风险、优化资金投向的前提下，适时适度扩大信贷规模和增加财政预算内支出。提高了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努力保持外贸出口的稳定增长。同时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有条不紊地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体制、粮食流通体制、住房制度等项改革和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这些措施已经和正在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从6月份起多数经济指数已经出现企稳回升迹象。但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还在进一步发展，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因此要实现全年8％的经济增长目标，还必须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采取更加积极有力的措施。

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支持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投资、消费和出口。去年我国经济增长8.8％，从需求拉动因素看，投资约占2.2个百分点，消费约占4.9个百分点，净出口约占1.7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减弱，影响了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从消费方面看，消费市场持续低迷。今年1—7月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考虑到价格下降因素，实际增长9.2％，增幅同比回落1个多百分点。从当前消费需求走势看，消费品市场平淡，物价持续走低，城乡居民收入增势减缓的格局仍不会改变。再加上一些改革措施的出台和逐步到位，居民预计用于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个人支出会增加，对于商品消费方面的花费更为谨慎。因此今年消费增长幅度至多能维持上年的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中趋降。

去年我国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外汇占款放出基础货币2300余亿元。今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不断加深，特别是日元大幅贬值对我国出口的直接影响，1—7月份外贸出口增长6.9％，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9.2个百分点。后几个月出口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出口增长将大大低于去年，预计全年外贸出口与去年相比不可能有多少增加，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明显下降。

从投资方面看，加快固定资产投资是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因素。1—7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城乡集体和个体）比去年同期增长15.6％，近两个月已开始增速，但考虑到外商、集体和个体投资比去年下降的因素，全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还不足以弥补外贸出口增幅大幅度回落造成的缺口。因此，要实现全年8％的经济增长目标，必须通过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在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甚至经济萎缩时，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采用两大调控手段：一是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调节。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降低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上购进政府债券等手段来扩大货币供应量，以刺激有效需求的增长。二是启动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操作。运用财政政策的最有效措施，就是增加财政支出。财政支出的增加不仅能直接增加社会需求，而且能带来工资和利润的增加，刺激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拉动相关产业，间接增加社会需求。由此带来的总需求的扩张往往数倍于财政支出本身的扩张。这就是经济学通常所说的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一般来说，在经济的扩张阶段，运用货币政策对经济总量的调节作用比较明显，可以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而在经济相对收缩阶段，扩张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则比较迟缓。财政政策由于能直接扩大社会需求，不需要中间传导过程，时滞短，在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时，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

实现今年经济增长8％的目标，并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不仅能够增强全国人民克服经济困难和外国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而且有利于香港经济的稳定。同时，还是缩短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根本选择；是改善基础设施，调整生产力布局，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举措；是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是不断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解决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重要出路。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国家预算内基础设施性建设专项投资，以刺激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性建设专项投资，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切实可行。第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增加基础设施性建设投入。当前我国基础设施整体水平依然不高，特别是农田水利、铁路交通、邮电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长江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和植树造林等建设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还很不适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既能有效刺激国内需求，迅速带动经济发展，又能避免重复建设，有利于调整、改善投资和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第二，目前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供应偏少，居民储蓄增加较多，商业银行资金存差较大，物价总水平继续下降，是向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的有利时机。今年1—7月货币回笼同比增加669.3亿元，外汇占款没有新的增加，按国民经济计划应当供应的基础货币发行不足，因此当前增发国债不会导致货币超计划发行，引发通货膨胀。到7月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50749.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437.3亿元，比年初增加4469.8亿元。商业银行由于约束机制增强，对供过于求的工业项目贷款更加谨慎，因而存贷款差额较大，增加了银行运营成本。面向商业银行增发国债，有利于改善银行的经营状况，化解金融风险。在物价总水平继

续走低、银行利率五次下调的情况下，增发国债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第三，中央财政是可以承受的。现在中央财政虽然比较困难，但当年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比较低，按国际口径比较，1997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5％，1998年年初预算确定的赤字加上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在当年反映的赤字，比重大约为2.2％，低于国际公认3％的警戒线。1997年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1％，加上今年年初预算确定的国债和这次发行的1000亿元国债，预计今年年底的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10.3％，也低于大多数国家的同一比重。因此，我国增发国债仍存有较大空间。从长远看，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国家财政会逐步强大起来，还本付息的能力也会不断增强，只要运筹得当，不会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和偿债高峰。

增发1000亿元国债，不仅可以直接增加投资，刺激国内需求，还能通过补充和增加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本金，为银行扩大贷款创造条件。初步测算，1000亿元国债的使用大致可以使银行配套增加贷款1000亿元。这样，总数约2000亿元的建设投入所形成的最终需求，据测算可拉动GDp增长两个多百分点，今年按发挥一半效果推算，将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8％的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增发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积极措施，与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并不矛盾。党的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应作为财政工作的中长期方针予以坚持。但目前我国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加深，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通货紧缩的形势，必须实施更加积极有力的财政政策。这次增发国债是坚持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前提下，针对当前实际情况所做的适当调整，是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必要措施，也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和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采取这项措施的同时，必须要依法加强税收征管，严厉打击偷税、骗税，清理欠税，减少税收流失，以确保完成全年预算任务。

这次运用财政政策和其它相关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与1993年我国治理通货膨胀一样，是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是宏观调控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实践将证明，我们不仅有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功经验，而且也有防止通货紧缩的有效途径。它必将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大大提高我们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篇：财政政策与国债分析论文

为了拉动国内需求，目前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此，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好动态的财政收支平衡、财政赤字和国债的问题。

一、坚持动态的财政收支平衡

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扩大财政投资，势必会扩大财政赤字。对于是否以及如何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学术界提出预算平衡论、功能财政论、周期预算平衡论和充分就业预算论。要根据一定时期的资源状况（如短缺或闲置）以及宏观经济运行过程出现的矛盾，正确地处理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

我们认为，必须认识和运用财政收支矛盾和平衡规律，实行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都要强求预算平衡，而是可以实行动态平衡，即在一定条件下可每隔若干年实现一次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由于财政政策效应存在着时滞，财政的一些经济性支出增加后，可能造成当年财政赤字，但这些支出最终会形成生产力，从而会增加以后年份的预算收入。还应看到，由于经济发展呈现周期性，不同年份经济的繁荣或萧条以及供求状况不会一成不变，如果固守财政的平衡原则，就可能不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因此，要区分两种类型的财政赤字。一种是结构性赤字，它是假定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以及政府取得充分就业的收入时出现的预算赤字，是对经济周期性因素加以调整后的赤字，这在一般情况下应予以杜绝。另一种是实际赤字，这是缘于经济运行尚未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所产生的财政赤字，是未对周期性因素加以调整的财政赤字。在出现经济萧条，资源大量闲置和失业严重的状况下，可以实行“逆周期”调节，实行适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借以扩大总需求。在经济效益提高和税制较为完善的情况下，资源的充分利用和经济的增长，有利于最终实现预算平衡或盈余。因此，根据经济周期变动和资源状况，在一定的条件下，可实行动态的财政收支平衡原则。1998年我国中央财政赤字960亿元，中央财政共发行国债3891亿元（不含财政部向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国债收入主要用于扩大公共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1999年，我国在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宏观经济学认为，在资本存量超过黄金律的情况下，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就不再是帕累托最优，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减少资本存量而生活得更好。另一方面，根据在离散时间或连续时间下的凯恩斯 ——拉姆齐规则，资本的边际产量相对于时间偏好率（或主观贴现率）越高，降低目前的消费水平而在以后享有更高消费水平，这越划算。财政可运用国债这一经济杠杆，合理调节储蓄、资本存量和消费。在公共财货是消费品的模型中，典型的行为者具有“幸福函数”（即瞬时效用函数），且所有的物品为正常的，政府支出一般会是顺周期的（费莱明，1987）。政府支出的水平将受到征税的边际成本的影响。要是政府支出的一部分用于投资品（如基础设施），就会被视作是对经济受到扰动的反应。在均衡条件下，政府支出的一部分也可作为当前生产的投入（布兰查德、费希尔，1989）。1986~1997年，我国最终消费年均增长率8.2%，低于gdp年均增长率9.8%，我国消费率在“八五”期间和1997年分别为59%和59.9%（1991——1995年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79%）。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996、1997年分别为62%和60.6%.目前我国只有在扩大投资的同时扩大最终消费，才能使投资最终获得市场和效益，也才能增加投资的乘数效应和加速数。不过，目前我国应主要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其中，财政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还有，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一次性住房货币补贴，这将有利于促进关联强度大、带动效应明显的住宅业的发展。另外，据测算，如果我国农村人口消费水平达到城镇人口的消费水平，至少要增加33，400亿元购买力。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城市化步伐，提高农村人口收入水平。国债资金应主要继续用于基础设施。其原因是：基础设施具有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特点，且目前我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人均资本存量较低。此外，对符合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和某些高新技术项目，国债资金也可给予必要支持。必须加强国债资金拨付和使用的管理和监督，提高经济效益。

二、国债的效应和适度规模

（一）要正确地看待国债发行同货币供应量变动的关系

国债的发行能否以及会在多大程度上引起货币供应量变动，这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要看由谁认购国债，二是政府是否及时动用国债收入，三是国债的发行对商业银行准备金变动的影响。

如果由公众（个人和企业）用现钞和活期存款购买国债，流通中的货币就会以相等的数额减少，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会变少（原因是公众为购买国债而开出商业银行的支票）。但当财政支用国债收入后，又会增加商业银行准备金，其所形成的货币供应量同公众购买国债前的货币供应量是等额的。

倘若由商业银行购买国债，就由商业银行开出由自己支付的支票，使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减少。俟财政动用这项国债收入，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又会等额地失而复得，致使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但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却发生了变动。然而，要是商业银行以所认购的国债出售或抵押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购买国债或给予再贴现，就会使商业银行在认购国债时所减少的准备金得到等额补充。不仅如此，在财政动用这笔国债资金时，还会增加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

至1998年末，我国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95698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86524亿元。因此，财政部可通过向商业银行发行一些长期国债，将一部分储蓄存款转化为投资。这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资金运营效益，减少国债发行费用，并调节产业结构。这一般不会增加货币供应量。还需说明的是：如果这一部分国债资金被束之高阁的时间长于这一部分储蓄存款的闲置时间，就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收缩；要是商业银行以所认购的国债出售或抵押给中央银行，且财政动用了这笔国债收入，会导致货币供应量扩张。因此，在确定国债规模、偿还期限和国债收入的动用时限以及在办理再贴现时，必须顾及由此而引起货币供应量变动的问题。其中，国债收入应优先用于在建项目。

如果由中央银行直接认购公债，中央银行给财政部开具支票，当财政部用以支付商业、劳务和其他支出时，作为卖方的公司、企业、个人将所得收入存入商业银行，使商业银行的存款及其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得以增加，从而会产生派生存款。简言之，当中央银行直接认购国债时，会增加高能量货币的投放。这是中央银行实行债务货币化，它在总需求特别严重不足时并非绝对不可用，但目前我国不宜强调采用这种方法。

（二）要消减国债的“挤出效应”

当国债的发行引起利率上升以及由此导致企业和个人支出（特别是投资）减少时，就出现“挤出效应”。它会减弱政府支出增加的扩张效应。在以国债弥补财政赤字时，若用货币融资法（即由中央银行直接认购或在公开市场购买国债），就会增加名

义货币存量。因之，利率趋于降低，投资随之增加。而在采用债务融资法（由个人、企业和商业银行认购国债）时，由于名义货币供应量不会增加和赤字财政所造成的价格上升（由总需求和国民收入增加所使然），以及一部份流通中的货币用于购买国债，导致实际的货币供应量减少和利率攀升，从而减少了个人和企业的投资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债的挤出效应。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投资的利率弹性和投资乘数。由于我国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有着自己的特点。目前我国物价水平较低，信贷资金供过于求，且自1996年以来已七次调低银行贷款利率。这些都有利于消减国债的挤出效应。应在增加财政投资的同时，采取措施（包括银行贷款、在必要时的税收优惠以及发挥财政资金的补助和贴息等导向作用在内），根据产业政策，鼓励集体、个体和社会其他方面增加投资，以形成投资需求的持续性。此外，要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以阻遏利率上升。这既有利于克服国债的挤出效应，又能增加财政投资的配套资金。

还应看到：第一，在资源闲置和存在失业的情况下，随着产品需求的扩大，实际收入和产量也会增加，因而挤出效应是不完全的。再者，由于储蓄水平随收入的上升而做到“水涨船高”，利率（因货币需求的利率反应性）不会上升到完全抑制投资的地步。储蓄的增加有可能为较多的预算赤字融资，而无需完全取代私人支出。第二，当实现充分就业时，挤出效应就可能成为现实。这时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总需求扩大，会导致物价上升而非产量增加。目前我国资源闲置严重，社会就业压力较大，在此情况下，不会出现完全的国债挤出效应。

（三）要适度确定国债规模

确定国债规模，应考虑多种因素。国债规模不能超逾政府的偿债能力和国民的应债能力。可主要用以下两类指标来衡量国债规模是否适度：一类是反映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关系的指标，其中，较重要的有债务负担率（国债余额占当年gdp的比率）； 另一类是反映国债与财政收入关系的指标，其中较重要的有财政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

从我国情况看，1994~1997年，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为52.14%、53.68%、55.61%和51.5%，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为20.3%、22.7%、24.9%和26.9%，而国际公认的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的警戒线分别为15~20%和25~30%（目前发达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一般只有10~15%）。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尤其是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是偏高的。另一方面，1991~1998年我国国债负担率分别为5.14%、5.25%、5.5%、5.21%、5.45%、5.6%、8.1%、10.3%，远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和发达国家的公债负担率（如美国在1993年为69.2%，日本和法国在1992年分别为52.7%和29.6%）。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而国债负担率又偏低，究其主要原因，一是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1997年为11.56%）；二是发达国家庞大的公债余额已历经数百年之久，相形之下，我国国债余额（到1997年末国内债务余额为5511亿元）算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三是我国国债偿还期限平均说来偏短。为了适度确定我国国债规模，应当考虑多种因素。国际上公认的几种用以反映应债能力和偿债能力的警戒线都是可以参酌的，尤其是债务负担率的警戒线值得参考。我国国债规模的控制，要考虑我国资源闲置的状况，要顾及财政收支平衡同社会总供求平衡的关系以及财政与信贷统一平衡等问题，而不宜仅用单项指标来衡量。

要解决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和债务负担率较低的矛盾，并遵循国际上较为公认的公债管理中宜减少公债换发的原则，一要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二要适当延长国债的平均偿还期限，其中特别要适当增加长期国债所占比重。与此同时，要合理确定短、中、长期国债的结构，以利于降低国债发行成本，均衡各年份国债还本付息的负担，并使中央银行能灵活机动地利用国债市场而调控经济，以国债期限结构变动来缓和经济周期波动。另外要发展国债贴现和再贴现业务。

根据宏观经济理论关于政府预算约束的数理分析，税收的预期现值等于在经常项目上的政府购买的预期现值加上政府最初的净债务。资本帐户支出不会影响对现值预算平衡的预期（萨金特，1986）。为了使我国在今后若干年内能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使当前的债务水平等于将来某个时刻出现最初盈余的贴现现值，提高偿债能力，必须做到：（1）经济增长率一般宜高于国债增长率，降低债务——收入比率。该比率取决于实际利率、产出增长率和非利息预算盈余之间的关系。（2）要提高经济效益，强化税收征管，稳步推进“费改税”，完善税制，并把现有的预算外资金中由财政部门管理的那一部分纳入预算内管理，以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财政收入的弹性系数（根据我国历年数据测算，经济每增长1%，财政收入增长不及0.7%）。（3）要做到“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相结合，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证重点，压缩一般。（4）要建立偿债基金。其资金来源主要拟为：从税收收入中划出一部分；从上交财政的国有资产经营收益中提取一部分；收回有偿使用的那一部分国债资金的本息。借鉴历史上欧洲国家实行“减债基金”（即偿债基金）的失败教训，必须控制国债规模，并严禁偿债基金被挪用。（5）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在条件具备时采用国债销售发行法，可试行市场购销的偿还法，即政府通过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证券市场上陆续收购某种国债，在该债券到期前逐步给以清偿。

主要参考文献：

（1）[美]萨金特：《宏观经济理论》，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4月版。

（2）[美]多恩布什、费希尔：《宏观经济学》，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3）[美]布兰查德、费希尔：《宏观经济学》，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3月版。

第三篇：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

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

戴茜 201330841303 公管13级13班

摘要：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问题一直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 30 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然而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之间的两难冲突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二者关系的探讨也逐渐成为各领域的热点问题。如何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成功的结合起来，则成为我国环境保护学者与经济学者至今仍在探索的问题。在此，针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问题，进行详细的探讨。

关键词：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中国；环境政策；工业发展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R以年均9.7%的速度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在2006年末已超过20万亿元，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要素的大量投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经济的快速增长加剧了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同时，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环境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研究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积累、环境污染指标的现状和区域差异，进而探讨各地区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齐飞，2014）

而为了有效突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瓶颈”，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环境政策，例如将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作为“十一五”规划中重要的约束性指标，不断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等。那么，这些环境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它们是否能有效的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这些问题对于正确制定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环境政策，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深人研究。

二、历史发展

当前，环境污染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繁发生，2010年发生的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2012年广西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以及近年来国内频繁发生的铅污染事件，给人类生命财产、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巨大损害。由于环境污染损害危及海洋、陆地、河流、地下水、环境空气等各类环境介质，损害范围包括健康、财产、文化、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造成环境污染损害评估的研究和实践涉及环境法学、环境经济、环境伦理、环境管理、环境政策、环境社会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及环境监测、环境化学、环境工程、环境风险、环境健康、污染生态等自然学科和工程领域。

事实上，当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环境污染问题与经济增长同样、甚至更加受到关注。污染是企业将内部治理成本推向公众，由社会承担。环境管制后,这种格局发生变化，企业将承担越来越多的污染治理成本，某些污染严重的企业甚至可能被关闭。在资源投入不变的条件下，企业的总产出会相应减少。环境管制越严格，产出减少越多。因此，必须协调工业增长与环境保护两者间的矛盾，在节约资源同时，尽可能多生产好产品和尽可能少排放污染。

另外，与人类从环境中获益的历史相比，人类对环境和环境保护的关注开始得太晚，标志着人类历史巨大飞跃的工业革命开始于十八世纪，而关注环境保护的国家和国际政策仅仅出现于二十世纪后半期。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人们仍认为无限的资源可以被国家乃至全球所用,而无须规制性和保护性政策。

环境保护的国家和国际政策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最初的地方性和国家性自然资源保护政策；第二阶段是：各个国家乃至全球范围的环境治理政策。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保护资源是环境政策的主题。典型的例子是美国于1872年建立黄石国家公园，于1879年通过立法保存美国广大的自然森林系统。（方化雷，2011）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与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环境资源问题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为适应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我国已建立专门负责环境保护的政府机构，尤其在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和措施，加大环保政策的实施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实际发展中，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因而无法准确的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换而言之，即在两者发展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良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发展水平低，城市化进程缓慢。（2）环境资源问题严重。

（3）政府对环境治理和保护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够。

调查显示，仅在中国的4个城市：重庆、北京、上海和沈阳，每年就有一万人因接触空气中的污染颗粒而过早死亡。自1970年至1995年的25年间，黄河先后断流了18次，根据每年断流天数预测，2010年黄河将断流200天，2020年黄河下游将全年断流。中国科学院公开发表的《90年代中期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估算报告》显示，科学家计算得来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875亿元，而该数字只包含部分可计量的环境损失（除了大气、水、固体废弃物、酸雨等可计量损失外，无形损失尚未包括在内）

而关于东、中、西部的环境污染比较如下：（1）东、中、西部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比较

考察东、中、西地区在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这一指标的差异性特征时，发现1995-2010 年间东部地区无论是人均排放量还是总排放量都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人均排放量角度来看，大部分年份数值高于 20 吨，人均年排放量为 23.47 吨；总量角度来，大部分年份排放总量在 1000000 万吨以上。相比也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该指标处于较低水平，人均年排放放量分别为 14.85 吨和 14.2 吨，数值上差异不大。（2）东、中、西部地区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这一指标，西部地区要高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人均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为 355.76 万吨，其次是中部，东部地区最低，人均年产生量分别为 156.34 万吨 和 47.47 万吨。（3）东、中、西部地区二氧化硫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东、中、西部地区考察二氧化硫排放量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西部地区要高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每年的人均排放量超过 16.2kg，东部地区次之，每年的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在 14.4kg 附近，中部地区最低在 10kg 左右。

（4）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烟尘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三大区域人均烟尘排放量，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相对较高，每年人均排放量分别为 7.24kg 和 7.33kg；东部地区人均排放量处于最低水平，每年排放量为为 5.42kg。

（5）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粉尘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考察东、中、西部地区在工业粉尘排放量指标上所表现的差异性特征可以发现，东部地区人均年排放量处于较低水平，为 5.74kg，中、西部地区分人均年排放量要高于东部地区，但二者差异不大，数值分别为 6.8kg 和 6.4kg。（齐飞，2014）

从而看出，经济增长方面，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区域比较之中占据绝对优势，无论是经济发展总量水平、人均水平、增长速度，还是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积累、第三产业占比都呈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环境污染方面，从总量上看，东部地区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烟尘、粉尘排放量要高于西部和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固体废弃物排放量高于中、东部地区；从人均排放量来看，由于东部地区较高的人口密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均排放水平，各地区人均排放量呈现出各自特征，污染物的排放量跟各地区的产业结构、环保政策、科技水平密切相关，从趋势上来看，各地区污染物排放量近些年来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与近些年来高度重视产业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保护环境，淘汰高污染、高能耗落后产能有很大关系。

四、结论和建议：

为此，在这里提出几点建议：

（1）未来随着人们对清洁环境需求的提高，政策绿色 GDP的政策导向和环保政策，重型污染企业的治理力度的加大，环境质量会有所改善，这也要求东、中、西部地区能明确自身特点，寻求各自可持续发展之路。

（2）加强排污监督，科学制定环境标准，强化环境与经济的综合决策。在加快经济发展时，必须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环境保护放到重要位置，决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一时的发展，而应当使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科学的制定相关环境标准体系，建立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机制，把环境保护目标列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目标之中，用标准限制环境污染，保护环境。

（3）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问题已经不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是我国环境法制建设所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需要国家提供立法支持。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时机已经趋于成熟。在工业化过程中，环境污染的发生不仅频繁而且后果严重。单个污染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为分散企业环境污染赔偿责任，最大限度的保护受害者，尽童减少社会和国家的报失，有必要借鉴国外环境保险的经验，探索建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4）改革我国目前的环保投融资体系，增加环保投入。我们应当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逐步使排污者和开发者成为环保投资的主体。

（5）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立和健全我国的环境资源配置体系。走出“环保靠政府，经济靠市场”的误区，开展排污权交易，将市场机制引入环境保护事业之中，实现环保制度的创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经济激励与约束机制可以给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刺激，将环境保护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或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目标联系起来，实现生产、消费与环保的和谐统一。

（6）必须致力寻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充分的结合社会的实际本质；应该重新制订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制订一系列经济环境政策。（7）中国必须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环境问题已日益凸显出来。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威胁着人们的生存环境，同时还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及身体健康，因而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就需要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能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方化雷.2011.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环境库兹涅兹假说的产权制度变迁解释与实证分析[D].山东.山东大学

[2]黄菁.2010.环境污染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D].湖南.湖南大学 [3]马丽、金凤君、刘毅.2012.中国经济与环境污染耦合度格局及工业结构解析[J].地理学报.第67卷第10期 [4]齐飞.2014.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5]吴萍.2011.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第23期 [6]于杨.2010.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探讨[J].中国城市经济.第6期

[7]张红凤、周峰等.2009.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规制绩效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第3期

[8]周泽辉、赵娜.2010.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研究[J].中国城市经济.第6期

[9]赵新华、李斌、李玉双.2011.环境管制下FDI、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第3期

[10]张红振、曹东等.2013.环境损害评估:国际制度及对中国的启示[J].环境科学.第34卷第5期 [11]曾昭法，陈青云.2009.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影响的对比研究[J].统计与决策.113-115.

第四篇：财政政策与财税立法研究论文

一、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向稳健的财政政策的重要转变

纵观世界各国的财政政策大致可分为紧缩的财政政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三种类型。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长期实行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是世界各个国家和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我国从1998年至2004年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产生了较好的效果，而且有效地抵制了亚洲金融危机，促进了外贸进出口，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带有权宜之计的过渡性政策，长期实施这种政策，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今按照客观形势和条件，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要让位稳健的财政政策。

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性质、地位

（一）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1.控制财政赤子；2.推进改革；3.调整结构；4.增收节支。总之既包括财政收支供需总量的调控平衡；又包括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结构的调整与均衡发展。

（二）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性质。稳定的财政政策既不是扩张的，也不是紧缩的财政政策，而是在财政预算收支上有压有保，有保有限，有严有宽；在项目建设上有上有下，有长线有短线；压与保、严与宽、下与上相结合，适度在其中；要始终保持预算收支基本平衡、结构均衡。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平衡的、均称的财政政策，它既不“缺位”，也不“越位”，称之为“中性”政策。

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本性的、长期性的、基本的财政政策，不是保守的或停滞的财政政策。所谓保守的财政政策它是重在温室保养与保重，维持旧的状态，不求改革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是规模与效益、速度与质量相统一的财政政策，是高水平、高质量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不是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相悖的财政政策，而是在坚持“硬道理”，坚持“第一要务”的方向和前提下，解决如何发展和怎样发展的财政政策。

三、稳健的财政政策需要严密的、持久的法制保障

（一）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为财政法制建设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又为加快财政法制建设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所谓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是指由于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内在结构的严密性和发展的协调性以及操作的可靠性所决定的。所谓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是指由于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所决定的。因为财政法制建设不是朝夕令改的暂时规定，而是具有经常性的、持久性的财政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与稳健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是一致的、相符合的。

按照稳健的财政政策的立法要求，必须加快财政法律的制定、修订的步伐。按照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五年内完成和基本完成76件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其中财税法律占8件，相当10%.时过两年了，可还没有一件财税法律上台或出台，面对基本性的财政政策的转变，财政法的制定与修改必须加快步伐。如果说七年来财税立法只修改出台了一部，那么在往后的几年中必须和可能多上台和出台几部。

加快财税立法或修订立法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稳定的财政政策的基本思想和内容。

1.修改合并两个企业所得税法迫在眉睫。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与内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合并修改，必须加紧进行。我国加入WTO已经三年了，要求必须实行国民待遇，但这部法律和法规存在严重问题，不仅法律形式有明显的差别，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差别很大（名义税率高实际税率低）；而且减免优惠和列支扣除也是内外资企业不一致（内资紧，外资松），实际执行中名义规定的优惠少、实际中的优惠多，显失公平。并且与个人所得税、合伙企业、私人企业所得税不衔接。

2.修改个人所得税法再也不能迟延。目前个人所得税法虽然已经经历了1991年和1999年两次个别修订，但该法的基础还是1980年时制定的格局。对个人生计扣除标准还是1980年规定的每人每月扣除800元，这显然过时了；并且也是名义税率偏高，以致“灰色收入”偷逃税现象比较普遍；减免优惠和列支扣除，有的已经过时，有的需要补进；并且也是内外不统一；尤其是这几年在有些省市自己就修改了税率，全国各地执行不一致。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税种的调节作用，必须抓紧在2005年完成修改的法律手续。

3.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必须及时跟上。这是调整我国区域内、地区与地区之间在经济上、财力上发展的差异，通过“税收返还”、体制、结算和专项补助等形式，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财力分配上的倾斜政策，达到均衡发展的法律规范化要求。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财政法律制度。此法，需要在2006年制定出台。

4.制定反洗钱法应尽快出台。制定反洗钱法，不仅是严厉打击经济犯罪，遏制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而且也是维护金融机构、财政机构的诚信和金融财政稳定的需要。反洗钱法已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今年已经成立了由全国人大牵头，有18家单位参加的反洗钱法起草领导小组和起草工作小组。按计划，将反洗钱法法律草案于2005年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反洗钱法的制定，明确我国的反洗钱工作方法的政策和原则、反洗钱主管部门及相关方面在反洗钱工作中的职权，规定金融机构、财政机构反洗钱的义务，以及反洗钱监管体制、反洗钱国际合作，从而极大地推动和促进我国的反洗钱工作。

5.预算法的修改必须按时完成。预算法是财政法的基本法。1994年3月全国人大制定1995年实施的预算法以来，虽然起了一定作用，但计划经济的色彩很浓。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税制和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不足，需要把优化预算支出结构加上去，把近年来预算制度的三大改革（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加进去。现行预算法对违反预算规定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太笼统、太轻，必须改变过来。预算制度的修订最好能在2006年出台。

同时，为了推进稳健的财政政策，还要注意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财政立法与金融立法相协调，相互浸透，相互交叉，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

第五篇：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问题

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脆弱性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但是经济增长与环境脆弱性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其滞后期数的影响，而且这两者对对方的影响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经济增长对环境脆弱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滞性，是一种长期的、渐进的影响；而环境脆弱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时滞却较短，是一种短期的、非渐进的影响。

正文：

环境与发展是当代世界面临的挑战，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环境问题已经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发展经济既是人类持续生存和社会日益进步的前提，也是实现保护环境的物质保证。但经济发展不能脱离和超越环境的承载力，否则，就会发生环境问题，成为阻碍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制约因素。因此，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必须协调发展，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也是一个能源需求大国和环境污染大国。改革开放20年中国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日益显现。能源、经济和环境三者之间密切联系，经济增长需要能源供应支撑，能源消耗带来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反过来又造成经济损失，破坏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据世界银行按“人力资本”方法估算，1995年中国的大气和水污染损失高达240 亿美元，占当年GDP 的3.5%.最近世界银行发表了新的研究报告《增长的质量》估计，1997年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率为 25%，但是减去对自然资本过度开采之后，真实国内储蓄率只有14%，中国则由42% 下降为32%，减了10个百分点。报告呼吁各国关注增长的质量，其中环境质量被视为增长质量的重要方面。当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10% 以上降到目前的7%到8%，关注增长的质量便显得尤为重要。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环境质量和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是环境质量和增长路径不是唯一的，经济高增长、低增长和负增长都可以带来环境高破坏，但也存在环境低破坏和经济高增长的可行路径，中国和印度均被列为经济高增长、环境高污染的国家。这就提出中国的增长模式转变问题，即中国如何从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的高增长转向低资本投入、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的高增长。问题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转变，促使国民经济服务化、信息化，传统产业资源利用集约化，单位GDP 能耗大幅度下降，能源结构清洁化，能源消费低增长甚至负增长。能源结构的转变对环境质量至关重要，并且直接促进增长模式的转变。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人与自然从远古天然和谐，到近代工业革命时期的征服和对抗，到当代的自觉调整，努力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文明，恰是这一规律的客观反映。

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只追求经济增长而忽略环境；积极保护环境的零增长方式；可持续发展。无论是“发展第一的经济决定论”还是“零增长的环境优先论”，都是孤立、静止地看待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把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的巨大压力和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主要困难和突出矛盾。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是以全面发展为目标，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新的发展观。它主要包括生态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三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