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珠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概况
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处广东省中南部的珠江下游，面临南海，毗邻港澳，地理位置优越，全区总面积54 559km²，其中市区面积9 674km²。1994年广东省人民政府规划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面积为41 596km²，占全省面积不到1/4，人口2 137.73万人，占全省约1/3。2006年全区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1 424.28亿元，占了全省的81.7%，工业生产总值为10 422.58亿元，占全省的83.4%①。
但是，珠江三角洲经济（以下简称珠三角）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基础之上的。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增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将不可避免[1]。珠三角在近十几年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进程中，由于“三废”排放量大，污染处置量少，环境污染问题已充分暴露出来。表1是从1990年到2006年珠三角地区工业排放总量。通过表内数字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珠三角地区的工业污染越来越严重，并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如果不采取有效保护环境的措施，该地区的环境将造成经济发展不可挽回的损失。有关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文献回顾
吴玉萍[ 2 ]等选取北京数据建立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发现了显著的倒U形曲线特征，而且比发达国家更早地达到了转折点，认为北京施行了比较有效的环境政策；杨凯[ 3 ]等对上海1978～2000年人均GDP与城市废弃物增长数据的拟合计算表明，上海城区废弃物增长与人均GDP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环境库兹涅茨二次曲线特征；沈满洪[ 4 ]等用浙江省经济与环境数据得到各类指标的N形曲线，认为我国的发展轨迹与发达国家不同，存在更多波动；凌亢等[ 5 ]从行业数据验证了南京的EKC，发现废气排放量和SO2浓度都随收入增长相应递增，整体污染趋势在扩大；陆虹[6]发现全国人均CO2排放量表现出随收入上升的特点；陈艳莹[ 7 ]根据污染治理的规模效益理论发展了EKC模型并用该模型剖析了国内几个城市案例；陈华文等通过最大化效用函数提出了对EKC的一个微观解释，使用上海市的空气质量与人均收入的数据，认为部分环境指标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所描述的情况，但CO的污染状况经历改善—恶化—再改善的过程而SO2的浓度与经济增长表现为正U型关系等等。这些研究虽然得出了对我国部分地区、个别指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拟合结果及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关系，但很多研究都具有地域限制，集中研究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且估计指标较为单一，不能全面充分说明我国的整体情况。因此，并不能以此为依据得到在我国普遍意义上的污染转折点，也不能证明我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描述的环境污染先恶化再改善的情况。我国学者张晓对我国的经验数据建立了如下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计量经济模型：y =β0+β1χ+β2χ+ξ。式中，y为污染物排放量或人均污染物排放量，χ为人均GDP，β0、β
1、β2为模型参数，ξ为随机误差项。以人均GDP为横轴，分别以人均废气排放量、人均SO2排放量等为2纵轴，得出了倒“U”型的弱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说明，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变迁同样遵循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所走过的轨迹，只是倒“U”型的曲线比较平缓而已。该经验研究证实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较大程度地考虑了环境保护。根据以前的文献分析，模型中都没有把环保投资占GDP的比重作为解释变量。实际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国家领导人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认识到环境对于人的生活和工作甚至比发展经济更具有重要意义，于是加大环保投资保护环境就成为重要议题。因此，把环保投资占GDP比重作为解释变量，可以更加详细具体地分析影响环境质量的因素。其次，虽然有大部分文章研究全国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有研究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发达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但是研究珠三角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文章还很少见，而珠三角地区作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最早的经济圈，对广东乃至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运用这个地区的年鉴数据，通过建立模型分析该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建议，使该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具有实践价值。3 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建立的模型如下：
y=β0+β1X1+β2X1+β3X3+β4X4+ξ。式中，y 为珠三角地区工业废气排放总量，X 1为人均GDP，X 3为珠三角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占该地区GDP总值的比重，X 4为珠三角地区环保投资占GDP比重，2β0、β
1、β
2、β
3、β4为模型参数，ξ为随机误差项。根据广东省统计年鉴、广州市统计年鉴、深圳市统计年鉴、珠海市统计年鉴、中山市统计年鉴、惠州市统计年鉴、肇庆市统计年鉴、东莞市统计年鉴上的数据，经过整理，得出以下数据，见表2。根据以上数据，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和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出了以下回归结果。
Y=8425.632+0.064X1-0.000263X1-10128.2X3+848.552X4 R=0.943 F=63.477
224 回归结果分析
以下是对方程的检验和简单分析：
（1）根据以上方程，由于R=0.943，模型拟合优度比较好，即人均GDP、工业总产值占GDP比重、环保投资占GDP比重能够很好地解释环境污染产生的原因。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0.01下，F=63.477＞F0.01(4, 11)=5.67，说明本线性回归模型整体上是拟
2合的。在给定显著性水平0.1下，t1=2.316＞t0.1/2(11)=1.796，t4=1.867＞t0.1/2(11)=1.796，说明人均GDP、环保投资占GDP比重是影响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由于X 12的系数是负数，所以该曲线符合倒U型曲线。
（2）模型中加入了环保投资占GDP比重、工业产值占 GDP比重作为解释环境质量的因素，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出，工业产值占GDP比重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是负相关的，说明随着工业产值占GDP比重的不断上升，环境质量越来越恶化。而环保投资占GDP比重与环境质量正相关，说明随着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逐步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于是环保投资也加大了，随着环保投资的加大，环境质量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5 政策建议
从珠三角地区范围内来看，工业化进程和提高人民收入的需求是目前的主要任务，尽管广东省省政府和群众对环境保护工作有一定的认识，但在发展工业经济还是保护环境的选择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仍是发展工业经济的行为，因此，珠三角地区目前仍处于环境污染恶化阶段，没有证据显示珠三角地区已经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现象。几乎所有的研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都认为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的导致更高的环境质量，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只有在环境政策的干预下才可能出现，环境污染水平可能不会随经济的增长而自动下降。为了促进珠三角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建议如下：（1）修订珠三角地区产业政策，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向节能型、高级化发展，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由于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影响环境质量，因此，改进珠三角地区的
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能源结构从而降低环境污染。调整产业结构就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环保产业。
（2）加强排污监督，科学制定环境标准，强化环境与经济的综合决策。在加快经济发展时，必须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环境保护放到重要位置，决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一时的发展，而应当使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科学地制订相关环境标准体系，建立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机制，把环境保护目标投入珠三角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目标之中，用标准限制环境污染，保护环境。
（3）改革珠三角地区目前的环保投融资体系，增加环保投入。应当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逐步使排污者和开发者成为环保投资的主体。（4）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立和健全珠三角地区的环境资源配置体系。走出“环保靠政府，经济靠市场”的误区，开展排污权交易，将市场机制引入环境保护事业之中，实现环保制度的创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经济激励与约束机制可以给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刺激，将环境保护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或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目标联系起来，实现生产、消费与环保的和谐统一。注：
①此处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7）》，经国研网整理，2006年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为26204.47亿元，工业生产总值为12500.22亿元，珠江三角洲地区生产总值21424.28亿元，占全省的81.7%，工业生产总值10422.58，占全省的83.4%。参考文献：
[1] 姚志毅.污染产业转移对我国环境与经济的影响分析[J].生态经济，2009（4）：155～158.[2] 吴玉萍，董锁成，宋键峰.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研究[J].地理研究，2003，21（2）：239～245.[3] 杨凯，叶茂，徐启新.上海城市废弃物增长的环境库兹涅茨特征研究[J].地理研究，2003，22（1）：60～65.[4] 沈满洪，许云华.一种新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浙江省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增长与环境变迁的关系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0，4：53～57.[5] 凌亢，王浣尘，刘涛.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统计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统计研究，2001，10：46～52.[6] 陆虹.中国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以大气污染为例[J].财经研究，2000，26（10）：53～59.[7] 陈艳莹.污染治理的规模收益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成因的一种新解释[J].预测，2002，21（5）：46～49.
第二篇：广西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分析
广西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分析
摘要：本文采用广西1995-2015年的平行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来验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将环境污染视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得到的产品之一，从而验证了环境污染与发展产量之间呈正相关，也就是环境污染具有生产要素的特性，因此，可以将环境污染作为生产参变量之一;然后根据国外所创建的函数关系结构，以著名的环境库兹涅曲线为依据，将资源发展过程与环境参数融入到一个新的传统模型中以更好的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以及原因等，分析结果如下:(1)，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彼此制约;(2虽然，可以将环境污染作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之一，但相比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其它因素，其产生的推动力是微乎其微的(3)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资金储蓄量(4)，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经济增长水平决定着环境污染程度，同时，资本结构也被归纳为影响环境污染的参数之一。
关键词：经济增长 环境污染 联立方程 环境库兹涅茨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广西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接着柳钢的到来，使柳州迅猛发展，而桂林凭着旅游事业发展势头也猛，如今又有了北部湾经济区，发展最快的可以说是钦州，随着大量能源的出现和成为国家级保税港区，钦州工业经济实力逐渐位居广州前列。同时，对于广州的南宁来说，更是在2003年起，就在明确将成为国际化城市作为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并且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南宁的落户，南宁的经济水平直线上升。现阶段，南宁主要是发展第二、三产业，据统计，在15年，广西的人均生产总值高达16803.12亿元，相比于05年翻了将近4.22倍，但是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是共存的，因此，广州地区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1995-2015年，除了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有较大幅度减少外，广西的环境污染总体来说还是没有得到治理，据相关资料显示，广州地区的工业气体排放量从1995年到2011年一直处于指数增长的趋势，从最初的2797亿标立方米增加到29853亿标立方米，达到了历史最高值，虽然，政府部门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出现了一定的下降趋势，但仍然保持较大的排放量。早在13年，南宁地区的PM2.5就已严重超标，空气指数较低，并且也影响着广州的其它地区，工业化液体废弃物排放量一直以较大的基数，呈现着增加的趋势，总的来说，经济增长伴随环境污染，必然是不利于广西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
（一）选题意义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明显，于是世界各地政府对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近年来许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的研究。国内对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省份，关于西部落后省份的研究较少，所以本文选择以地处中国西部地区的广西为例，探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在相对落后的地区存在的关系，可以丰富与补充现有的研究。
由于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广西的经济水平远远不如我国东部地区，要实现城市整体的工业化，还需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政府部门不能一味的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城市的环境卫生，如果一直置之不理那么经济增长一定会因为资源短缺以及环境污染而受到限制;但是广西又是一个喀斯特地形特别发育的地区，多山多水，生态环境相当脆弱，需要采取有力的正确的措施进行保护。所以，广西城市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加强对环境污染的管理，创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发展决策。因此，本文针对广西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最为研究的主体，根据广西工业化水平，以更好的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努力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制定出可以实现两者共同发展的政策，提高广西整体水平。
一、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是通过调查广西主要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双向影响的关系以及其影响机制，并利用实证分析加以验证，据此对我国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是以环境库兹涅茨理论为依据，结合广西城市实际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为实例，以更好的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的作用力以及影响因素，为我国相关城市更好的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协调作用提供帮助。
（一）研究思路
本文通过收集相关的文献资料，了解目前的研究进展以及学术性研究理论等，以更加深入的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并且合理运用环境生产要素以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知识，也就是通过将经济增长模型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结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其它生产要素，建立新型理论模式，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并进行了深层次的理论研究，结合广西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为实例，针对更好的实现城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协调发展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二）研究方法
（1）文献归纳法。主要是指通过对所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和文献，并进行深入的分析，为本文后续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章 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居民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高，但同时也严重影响到居民的生活环境，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环境的治理，更多的学术研究者开始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现阶段，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学术性研究和实际性研究两个方面，对于学术性研究主要是指以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研究城市经济增长情况，同时，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来研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之间的作用机制。
一、理论研究
（一）国外理论研究(1)新兴古典增长模型
新兴古典增长模型与新古典模型不同，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加入了环境污染以及环境治理等要素，以了解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质量的变化情况，实现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在保证环境不收破坏的基础上，规范产业经济增长体系。在1978年，国外著名学者Sakawa & Hashimoto，创建了企业生产部门模型以及环境治理部门模型，同时，提出为了更好的治理环境污染，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要合理限制支出，加大对资源的投入和污染控制管理，增加企业资本储量[20]。
(2)包含环境污染的内生增长模型
在1998年，国外学者Stokey通过研究污染指数，发现环境污染的外向特性，并且通过结合“AK”模型分析了现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得企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与企业稳定的资本高回报率以及规范的环境政策有着直接性关系[23]。
（二）国内理论研究
由于我国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起步较晚，所以，理论研究体系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06年，我国学家彭水军和包群在研究生产关系和效用关系时添加了对环境质量参数，将其视为经济增长内部生产要素之一，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加入环境污染参数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内部生产技术发展模型以及人力资源模型等，并实现了模型之间的相互结合，以更好的分析在保证环境不收污染的基础上，企业经济增长的机制与人力资源以及生产技术之间的关系[9]。在13年，学者黄茂兴参考国外学者的经验，在 Romer 模型上加入了环境污染危害、环境污染治理等因素，创建了五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以更好的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4]。
二、实证研究
（一）国外实证研究
在1991年，国外研究学者Krueger通过调查国外国家和地区在12年内，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和企业经济增长情况，并采用科学地计算方式，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污染物大部分污染物的排放量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呈现一定的函数关系，会随着人均收入总指的增加而增长，但增加到6000美元左右，就会出现下滑趋势，通过制作相应的函数图，发现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函数曲线呈现倒U字形。这一理论的提出，验证了EKC模型理论的正确性[18]。两年后，著名学者Panayotou通过研究也得出了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倒“U”字形的联系，由于上述理论与库兹涅茨曲线提出函数关系相同，因此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字型关系，统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9]。
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结合企业实际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验证，并一一证实这一理论的正确性。比如:在1994年，学者Selden 和 Song通过气体污染物(SO2、Co、以及含氮化合物等)展开了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正确性[21]。
但是仍有部分学者不认同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字型关系，否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客观性。比如:学者Shafik通过对国外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十几种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和国家经济增长进行了数据统计，并采用数据统计学，得出各种污染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液体废弃物的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负相关，而废气污染量与经济增长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是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和经济增长呈现正比例关系，并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22]。
（二）国内实证研究
相比于国外，中国在20世纪末期，才开始接触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随着理论体系的成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调查各个地区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客观合理性，可能会由于受到环境波动的影响而出现误差，但也为后续进行深入的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1）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针对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函数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以验证环境库兹涅茨理论。在1999年，经济学家张晓，通过利用我国时间排序资料为实证，研究显示我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倒“U”字型函数曲线[16]；两年后，学者吴玉萍和董锁成等人，通过收集北京在1985-1999 年之间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数据，创建了北京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横向统计关系，研究结果表示，北京市的环境质量与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之间呈现着倒”U”字型关系[11]；在16年，经济学家谢霜等人，通过收集2000-2014年，14年间我国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指标进行分析，创建科学性数据模型，分析了城市的经济增长和污染物排放量、限制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城市的人均GDP和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一步验证了假说的正确性[12]。
（2）可能由于样本数据来源不同、数据处理方式不同，导致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结果。比如：在09年，学者于卫国通过收集我国在1993-2008年之间的出现的省际平行信息创建了相应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两种模型，以验证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是否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证研究结果表示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工业气体污染物So2以及液态废弃物排放量都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是对于气体污染物烟灰尘的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着线性关系[13]；同年，贺彩霞等人，通过收集我国30多个城市在1998年到2006年之间的6种环境污染指标的平行信息创建了排放物的排放量函数关系与环境污染函数关系，利用单位根以及协整等多种检验形式来分析我国各个地区的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力，同时，各个地区之间的关系度[2]；
同时，薛惠锋以及刘蕊等多名学者，为了研究陕西省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工业气体、液态和固态废弃物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学者通过收集陕西省在1990年-2006年之间的人均GDP与环境污染指标数据，并采用科学的数据处理方式，发现陕西省关中地区的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负相关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发现选择的样本数据不同，也会影响到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函数关系[15]；在2010年，经济学家黄菁，通过调查我国在2003-2007,四年时间内278个城市或地区的环境指标创建关系方程，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选择不同的环境污染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作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3]
在2012年，学者刘年康和汪云桥等人，通过利用脱钩研究方式中的差分回归系数法，对我国在1990-2010年省级平行数据展开了研究，研究表明在这20年时间内，几乎我国所有省份都没有出现城市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绝对脱钩”情况，通过将时间作为变量，发现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与时间有着密切联系，也就是说，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出现的“未脱钩”与“相对脱钩”情况是周期性出现的，而将地区作为参变量，发现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也会受到地区分布的影响[8]。一年后，李治国通过调查山东省在1981-2009年之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环境污染指标的数据信息，创建了城市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 VAR 模型，以次作为理论依据，采用广义脉冲响应以及方差分解的研究方式，针对城市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实证研究[7]；
在2015年，学者段艳平和黄玲花，按照时间顺序调查了广西在1998-2012年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标以及污染物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计量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广西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标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现“倒U字型”，而经济增长和工业污染物之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却不符合倒U字型关系[1]；同年，童纪新以及朱园，通过利用江苏省在1985-2013年之间的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数据信息，创建了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VAR模型，并以此作为理论依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力，并且经济增长对环境的作用远远大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10]。
学者李茜等人，通过收集我国31个省级在 1985—2011 年之间的平行数据为理论依据，结合PVAR 模型分析12种污染物排放量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比率关系。以更好的分析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产生的作用力，并且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也具有明显的制约作用,而这种作用力也会由于地区的不同而产生差异[5]。
在2016年，学者吴武林通过利用环境库兹涅茨理论改良模型，收集了福建省在1994—2014年内的城市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和经济增长的数据信息，研究显示城市的工业液态废弃物的排放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倒N型函数关系；而工业气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函数图像为波浪型；而工业固态废弃物的排放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函数关系呈现倒U型，但已基本位于曲线的最低点[17]。
国内学者针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应用最为普遍的就是环境库兹涅茨理论，同时也会利用多元函数关系式、脱钩形式以及PVAR 模型等作为研究的辅助性工具。
三、简评
通过对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现阶段的文献资料大多数都是针对环境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并且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之间缺少关联度，没有实现理论与实证之间有机结合。而针对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影响，没有相关的理论依据，仅仅是对影响机制进行了表层分析，不具有全面性。
对于国内外的实证研究方面，主要是针对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带来的作用力，没有对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验证了单方的函数关系，进行了环境库兹涅茨理论验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与经济增长数据之间都呈现倒“U”字形关系。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比如：选择的数据、计算方式等不同，就会影响到实证研究结果的正确性。因此，对于国家或地区的环境污染指标时，要选择多个环境要素，获得综合性数据，而不能仅仅依靠单一数据。
第三章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理论分析
一、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一般性阐述
所谓经济增长，即某一经济体在特定时期内，生产活动制造的产品数量的增多，也就是经济数量的增加以及生产水平的提高，目前用GDP或GNP作为衡量指标。
现阶段，经济增长形式主要是指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依据经济增长的计算模型，以了解各个生产要素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影响力，根据实现经济增长中生产要素发挥的作用的不同，可以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经济增长形式。对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通过投入大量的生产要素投入量来实现的经济增长，因此，采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一定会带来环境污染以及能源消耗的。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则是指利用生产要素的增加量来带动经济的增长，需要合理结合生产要素，提高技术水平，减少能源消耗，坚持可持续发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
（二）环境与环境问题
不同的课程对环境的解释不同：在生物上，将环境视为地球上生物生存的全部外界条件；而在地理上，将环境视为生物来一生存的全部生态条件。而在经济学上，将环境视为自然环境，也就是在人类生存空间中与人类生存发展有关的全部生态因素。
对于环境问题，通常伴随着人类活动而产生，导致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以及生态系统的失衡，并且也包括对居民生活及生产等方面产生干扰。随着经济的发展，导致环境问题日益复杂，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以及不可逆性等。目前，最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主要为“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大气臭氧层的破坏、雾霾等。
（二）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是分别属于环境与经济体系中的两个概念，而要分析两者的关系，就需要将环境和经济体系融为一体，在此基础上研究两者的作用机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将生产要素分为自然要素与人为要素，这一理论的提出，表明环境也被视为生产要素之一。为环境生产要素理论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实现了环境理论与生产要素理论之间的结合。我国学者李立军等人在编写《环境生产要素理论探讨》书籍中［6］表示将环境生产要素分为广义和狭义，前者主要是需要将环境体系的整体与生产要素相结合，重视环境体系在产品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并根据微观和宏观的经济体系进行计算。而后者则是指仅仅将环境体系融入到传统生产要素理论中，并提高环境要素在生产要素中的地位等。
随着环境生产要素理论的提出，会影响到传统经济增长形式，同时，需要对众多经济增长理论进行调整，例如：传统经济增长研究时，会将生产要素单纯的视为支出量，其与产量呈现正比例关系，然而实际上环境生产要素的支出对产出量有双向作用，不仅可以加快经济增长，而且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本文通过借鉴环境生产要素理论所提出的经济增长和环境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将环境污染视生产要素之一，以研究来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增长方式
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库兹涅茨理论是美国著名研究者库兹涅茨在1955年提出的，库兹涅茨曲线最初是用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函数曲线呈现倒“U”字型。在1991 年，美国经济学家 Grossman 与 Krueger利用NAFTA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时，发现北美地区在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环境与人均收入之间呈现负相关，但当居民的人均收入量达到某一特定值后，环境又与人均收入呈现正相关[18]。也就是经济增长和环境指标符合库兹涅茨曲线。在1993 年，美国学者Panayotou将环境指标与经济增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再次证实了库兹涅茨曲线的正确性，并创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9]。
相比于库兹涅茨曲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侧重于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双向作用机制，也就是经济增长是破坏环境质量的根源，还是可以提高环境质量的方式，采用的文献分析方式为实证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直观的了解到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以更好的解决工业废弃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问题。
国外针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工业化企业的发展模式为先侧重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忽视环境的治理，众多学者表示促进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环境污染，影响到城市的环境质量，直到环境污染严重影响经济增长时，才开始对环境进行治理，经济增长为实现环境治理提供资金支持，所以，我们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将经济增长值达到倒”U”字形的最低点对应的经济水平。随着环境库兹涅茨理论被广泛应用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理论机制产生了兴趣，尤其希望了解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最低点的深层含义。
所以，为了研究经济增长影响环境质量的具体路径，本文将加入产业结构、能源强度以及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工业增加值比重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通过观察上述曲线图可以发现，在2006年前广西工业固体废弃物数量一直高于50万吨，随着人们对环境污染的重视，以及工业废弃物处理技术的提高，工业固体废弃物数量大幅度减少，但是，目前对于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处理方式主要为储藏，虽然近些年，广西的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日益减少，但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固体废弃物排放问题；可以看出在1995年到2015年之间，广西工业废气的排放量逐年增加，尤其在2011年，工业废气排放量达到了30000亿万立方米，大大影响到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广西多个城市的PM2.5严重超标，可以看出广西工业生产中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并且也反映出广西主要是以资源密集型工业化生产模式；通过对工业废水、二氧化硫以及烟粉尘，这三种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在08年以前都是逐年增加的趋势，而随着废弃物处理技术的不断提高，污染物排放量有所减少，但数量仍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1）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具有相互作用力：可以将环境污染视为经济增长过程获得的产品类型之一，可以加快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由相关学者提出一个城市的经济水平与城市的环境污染关联曲线呈倒“U”字形状，在理论研究以及实例研究中得到了验证。2）虽然可以将环境污染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但相比于其它生产要素，比如：资本结构、经济基础等，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因此，想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能仅仅依靠于环境治理，需要进一步改善其它要素的发展，但也不能一为的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环境问题。
一直以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就是一对矛盾体，既不能一味的强调经济快速发展而忽视对环境的保护，也不能仅仅在乎环境质量而导致产业发展停滞不前，最好的解决结果就是可以实现两者共同发展，实现双赢的局面。由于地理位置、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广西的经济状况远不如我国东部地区，而我国西部地区缩小与东部之间的差距，就需要保证经济增长的所有生产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尤其广西自然条件并不是十分优良，并加上环境变化无据可依，无律可寻，存在不稳定性，一般是采用实验的形式来探寻最佳的解决途径，或者也可以依靠市场自动调节作用，不然就需要通过调整我们自己来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样就会严重阻碍广西经济增长的进程。因此，本文通过对广西省目前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并针对性的提出可以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加强政府干涉、调整工业体系等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具体内容如下：
1、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相关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倒“U”字型函数关系，然而这是随着居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对环境要求更为严格，并且政府部门为了改善环境污染，促进经济增长所做出政策干预而呈现出的结果，企业管理者需要意识到环境问题在产业发展中重要作用，不能重蹈覆辙，转变“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理念，要努力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改变产业发展理念，提倡可持续发展，转化经济与能源、环境之间的关系，采用新兴循环经济体系，减少经济增长带来的的能源浪费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工业污染物的排放。
（1）所谓循环经济，主要是指要实现能源的二次利用。由于部分能源属于不可再生能源，而为了避免出现能源的枯竭，循环利用尤为重要。但企业传统的经济模式就是依靠能源投入来获取利益，这样就会严重破坏生态平衡，需要转化为依赖自然能源之间的循环利用来获取经营利润。也就是需要创建新兴生态经济体系，通过利用新兴生产技术，减少能源消耗，实现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创建新兴环保、节能产业，优化生态环境。
（2）提高技术创新水平。转换经济增长方式，采用循环经济体系，提高能源的利用率，降低环境污染。不光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而且也需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通过利用高新技术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规范科技创新体系，带动更多的技术人员开发出新兴产品，尤其对于产业能源利用技术需要进行技术创新，以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并且需要带动更多的企业加入到技术创新的队伍中，增强企业员工的创新意识，提高产品生产技术，减少能源消耗量，提高企业经营能力。
2、加大环保投入，强化政府环境监管
通过本文对广西环境体系的分析，可以发现通过治理环境污染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的环境状况，但是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所以，广西省需要进一步加大对环境治理物质支持，政府部门需要提高监管力度，真正将环保政策落实，提高广西省环境质量。并且对于政府部门制定的环境保护制度，需要根据各个产业的内部结构进行调整，帮助企业更好的完成环境治理任务。而对于环境污染的元凶工厂来说，需要及时治理所产生的工业污染物，在环境保护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部门需要强化监管力度，如果监管不到位，部门工厂管理人员为了获得巨额利益，而无视环境保护政策，排放更多的工业污染物，并且极少数企业破坏环境监管仪器，编造虚假信息，来规避监管部门的管理。所以，广西省政府需要严格管控环保部门的工作，实现对环境污染的有效治理，必要时需要提高环境污染的罚款额度，提高监管部门的检查力度，减少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
（1）合理运用环境大数据体系，所谓生态环境大数据主要用来完成对环境合理规范化的管理，并且为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在治理环境时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因此，我国需要总结发达国家的发展优势，政府部门通过制定相关的战略性决策来提高产业环境信息的科学合理性，提高管控能力，并且通过使用新兴技术手段以及电子资料管理体系，很好的完成对环境污染的治理。
（2）发挥市场优势带动环境治理，市场对经济增长要素起着一定的调控作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是每个城市管理部门的首要任务，通过发挥市场自动调控作用，将政府管理与市场管理相结合，实现对环境污染的全面治理，减少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一方面，政府部门要严格规范产业结构，明确部门职能，合理运用节能环保产业进行环境治理，带动市场经济增长。
3、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通过对广西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调查，发现目前广西的产业发展大多数还是需要依靠产业自身的生产要素来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符合广西市场发展规律。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广西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缩小了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而随着广西工业的快速发展，必然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质资源，并且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广西政府部门需要在保证地区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合理治理环境污染，采用循环经济，实现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
（1）优化经济增长方式，所谓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实现模式，包括粗放型与集约型。应用最为普遍的就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而实现两种经济增长方式转化需要地区投入大量的资本来加快经济增长，通过提高生产技术，减少企业资源浪费，提高生产要素利用率。
（2）需要进一步调整产业体系，对于广西的产业发展来说，不仅仅需要实现各个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而且需要发挥各个产业的优势，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优化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引入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创新，避免出现严重的资源浪费问题，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广西产业发展存在着一定的的不足，不仅需要提高产业工作效率，而且需要引入新兴的产业生产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同时，要加强新兴产业(循环经济产业、环保产业以及减排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之间的配合发展，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协调发展。
第三篇：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
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
戴茜 201330841303 公管13级13班
摘要：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问题一直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 30 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然而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之间的两难冲突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二者关系的探讨也逐渐成为各领域的热点问题。如何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成功的结合起来，则成为我国环境保护学者与经济学者至今仍在探索的问题。在此，针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问题，进行详细的探讨。
关键词：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中国；环境政策；工业发展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R以年均9.7%的速度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在2006年末已超过20万亿元，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要素的大量投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经济的快速增长加剧了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同时，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环境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研究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积累、环境污染指标的现状和区域差异，进而探讨各地区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齐飞，2014）
而为了有效突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瓶颈”，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环境政策，例如将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作为“十一五”规划中重要的约束性指标，不断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等。那么，这些环境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它们是否能有效的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这些问题对于正确制定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环境政策，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深人研究。
二、历史发展
当前，环境污染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繁发生，2010年发生的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2012年广西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以及近年来国内频繁发生的铅污染事件，给人类生命财产、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巨大损害。由于环境污染损害危及海洋、陆地、河流、地下水、环境空气等各类环境介质，损害范围包括健康、财产、文化、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造成环境污染损害评估的研究和实践涉及环境法学、环境经济、环境伦理、环境管理、环境政策、环境社会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及环境监测、环境化学、环境工程、环境风险、环境健康、污染生态等自然学科和工程领域。
事实上，当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环境污染问题与经济增长同样、甚至更加受到关注。污染是企业将内部治理成本推向公众，由社会承担。环境管制后,这种格局发生变化，企业将承担越来越多的污染治理成本，某些污染严重的企业甚至可能被关闭。在资源投入不变的条件下，企业的总产出会相应减少。环境管制越严格，产出减少越多。因此，必须协调工业增长与环境保护两者间的矛盾，在节约资源同时，尽可能多生产好产品和尽可能少排放污染。
另外，与人类从环境中获益的历史相比，人类对环境和环境保护的关注开始得太晚，标志着人类历史巨大飞跃的工业革命开始于十八世纪，而关注环境保护的国家和国际政策仅仅出现于二十世纪后半期。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人们仍认为无限的资源可以被国家乃至全球所用,而无须规制性和保护性政策。
环境保护的国家和国际政策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最初的地方性和国家性自然资源保护政策；第二阶段是：各个国家乃至全球范围的环境治理政策。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保护资源是环境政策的主题。典型的例子是美国于1872年建立黄石国家公园，于1879年通过立法保存美国广大的自然森林系统。（方化雷，2011）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与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环境资源问题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为适应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我国已建立专门负责环境保护的政府机构，尤其在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和措施，加大环保政策的实施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实际发展中，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因而无法准确的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换而言之，即在两者发展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良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发展水平低，城市化进程缓慢。（2）环境资源问题严重。
（3）政府对环境治理和保护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够。
调查显示，仅在中国的4个城市：重庆、北京、上海和沈阳，每年就有一万人因接触空气中的污染颗粒而过早死亡。自1970年至1995年的25年间，黄河先后断流了18次，根据每年断流天数预测，2010年黄河将断流200天，2020年黄河下游将全年断流。中国科学院公开发表的《90年代中期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估算报告》显示，科学家计算得来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875亿元，而该数字只包含部分可计量的环境损失（除了大气、水、固体废弃物、酸雨等可计量损失外，无形损失尚未包括在内）
而关于东、中、西部的环境污染比较如下：（1）东、中、西部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比较
考察东、中、西地区在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这一指标的差异性特征时，发现1995-2010 年间东部地区无论是人均排放量还是总排放量都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人均排放量角度来看，大部分年份数值高于 20 吨，人均年排放量为 23.47 吨；总量角度来，大部分年份排放总量在 1000000 万吨以上。相比也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该指标处于较低水平，人均年排放放量分别为 14.85 吨和 14.2 吨，数值上差异不大。（2）东、中、西部地区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这一指标，西部地区要高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人均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为 355.76 万吨，其次是中部，东部地区最低，人均年产生量分别为 156.34 万吨 和 47.47 万吨。（3）东、中、西部地区二氧化硫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东、中、西部地区考察二氧化硫排放量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西部地区要高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每年的人均排放量超过 16.2kg，东部地区次之，每年的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在 14.4kg 附近，中部地区最低在 10kg 左右。
（4）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烟尘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三大区域人均烟尘排放量，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相对较高，每年人均排放量分别为 7.24kg 和 7.33kg；东部地区人均排放量处于最低水平，每年排放量为为 5.42kg。
（5）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粉尘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考察东、中、西部地区在工业粉尘排放量指标上所表现的差异性特征可以发现，东部地区人均年排放量处于较低水平，为 5.74kg，中、西部地区分人均年排放量要高于东部地区，但二者差异不大，数值分别为 6.8kg 和 6.4kg。（齐飞，2014）
从而看出，经济增长方面，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区域比较之中占据绝对优势，无论是经济发展总量水平、人均水平、增长速度，还是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积累、第三产业占比都呈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环境污染方面，从总量上看，东部地区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烟尘、粉尘排放量要高于西部和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固体废弃物排放量高于中、东部地区；从人均排放量来看，由于东部地区较高的人口密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均排放水平，各地区人均排放量呈现出各自特征，污染物的排放量跟各地区的产业结构、环保政策、科技水平密切相关，从趋势上来看，各地区污染物排放量近些年来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与近些年来高度重视产业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保护环境，淘汰高污染、高能耗落后产能有很大关系。
四、结论和建议：
为此，在这里提出几点建议：
（1）未来随着人们对清洁环境需求的提高，政策绿色 GDP的政策导向和环保政策，重型污染企业的治理力度的加大，环境质量会有所改善，这也要求东、中、西部地区能明确自身特点，寻求各自可持续发展之路。
（2）加强排污监督，科学制定环境标准，强化环境与经济的综合决策。在加快经济发展时，必须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环境保护放到重要位置，决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一时的发展，而应当使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科学的制定相关环境标准体系，建立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机制，把环境保护目标列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目标之中，用标准限制环境污染，保护环境。
（3）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问题已经不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是我国环境法制建设所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需要国家提供立法支持。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时机已经趋于成熟。在工业化过程中，环境污染的发生不仅频繁而且后果严重。单个污染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为分散企业环境污染赔偿责任，最大限度的保护受害者，尽童减少社会和国家的报失，有必要借鉴国外环境保险的经验，探索建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4）改革我国目前的环保投融资体系，增加环保投入。我们应当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逐步使排污者和开发者成为环保投资的主体。
（5）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立和健全我国的环境资源配置体系。走出“环保靠政府，经济靠市场”的误区，开展排污权交易，将市场机制引入环境保护事业之中，实现环保制度的创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经济激励与约束机制可以给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刺激，将环境保护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或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目标联系起来，实现生产、消费与环保的和谐统一。
（6）必须致力寻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充分的结合社会的实际本质；应该重新制订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制订一系列经济环境政策。（7）中国必须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环境问题已日益凸显出来。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威胁着人们的生存环境，同时还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及身体健康，因而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就需要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能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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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问题
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脆弱性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但是经济增长与环境脆弱性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其滞后期数的影响，而且这两者对对方的影响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经济增长对环境脆弱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滞性，是一种长期的、渐进的影响；而环境脆弱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时滞却较短，是一种短期的、非渐进的影响。
正文：
环境与发展是当代世界面临的挑战，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环境问题已经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发展经济既是人类持续生存和社会日益进步的前提，也是实现保护环境的物质保证。但经济发展不能脱离和超越环境的承载力，否则，就会发生环境问题，成为阻碍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制约因素。因此，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必须协调发展，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也是一个能源需求大国和环境污染大国。改革开放20年中国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日益显现。能源、经济和环境三者之间密切联系，经济增长需要能源供应支撑，能源消耗带来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反过来又造成经济损失，破坏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据世界银行按“人力资本”方法估算，1995年中国的大气和水污染损失高达240 亿美元，占当年GDP 的3.5%.最近世界银行发表了新的研究报告《增长的质量》估计，1997年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率为 25%，但是减去对自然资本过度开采之后，真实国内储蓄率只有14%，中国则由42% 下降为32%，减了10个百分点。报告呼吁各国关注增长的质量，其中环境质量被视为增长质量的重要方面。当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10% 以上降到目前的7%到8%，关注增长的质量便显得尤为重要。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环境质量和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是环境质量和增长路径不是唯一的，经济高增长、低增长和负增长都可以带来环境高破坏，但也存在环境低破坏和经济高增长的可行路径，中国和印度均被列为经济高增长、环境高污染的国家。这就提出中国的增长模式转变问题，即中国如何从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的高增长转向低资本投入、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的高增长。问题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转变，促使国民经济服务化、信息化，传统产业资源利用集约化，单位GDP 能耗大幅度下降，能源结构清洁化，能源消费低增长甚至负增长。能源结构的转变对环境质量至关重要，并且直接促进增长模式的转变。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人与自然从远古天然和谐，到近代工业革命时期的征服和对抗，到当代的自觉调整，努力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文明，恰是这一规律的客观反映。
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只追求经济增长而忽略环境；积极保护环境的零增长方式；可持续发展。无论是“发展第一的经济决定论”还是“零增长的环境优先论”，都是孤立、静止地看待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把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的巨大压力和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主要困难和突出矛盾。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是以全面发展为目标，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新的发展观。它主要包括生态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三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第五篇：劳动生产率投入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摘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劳动者的质量、劳动者的技术装备水平以及有效的管理是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方面。由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供给所存在的尖锐矛盾，如何利用好现有的劳动力资源，更好地控制其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的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为分析劳动生产率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文章运用了现代定量的分析方法和技术做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以期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利用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人力资本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6－0019－06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劳动生产率是说明劳动效率的综合指标，同时它可以对比生产成果和劳动耗费，也是说明经济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正确把握劳动生产率水平的高低及增长变动情况，对观察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研究国民经济中某些比例关系和考核企业经济活动成果都有重要作用。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对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进行规范性测算的国家。1926年美国劳工统计局用人时来衡量投入的劳动量，用产出增加值作为产品生产量替代来计算劳动生产率，现在各官方机构统计报告中所公布的劳动生产率指标基本都是用该方法得出的。这种方法后来被学术界称为“原子论方法”，在实践中广泛应用至今。与其对应的另一种方法是“函数论文法”。该方法主要以生产函数来表达投入产出关系，并对其进行相关变换来测算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由于所使用的生产函数不同，形成不同的方法与流派。主要有“索洛方法”、“丹尼森方法”、“罗默方法”。索洛1957年的研究打破了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传统观点。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的新见解，提出技术进步的重要性。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分两类：一类是不含技术进步增长的模型，另一类是含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后者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影响远远超过前者，目前仍为许多学者采用。肯德里克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的生产率增长趋势》一书中，把除去要素投入增长后的经济增长部分归结为： “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它主要包含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的扩散程度、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经济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丹尼森把广义技术进步的内涵因素归为如下六类：生产要素质量的变化：知识进展；资源重新配置；规模作用，即规模经济；政策影响和不规则因素。罗默则是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继承了亚当·斯密、马歇尔等人的递增收益思想，运用并扩展了K·J·阿罗的动态分析框架，结合外在性、产出生产中的收益递增和新知识生产中收益递减等三个因素，提出了具有内生技术变化的竞争性均衡长期增长模型。罗默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厂商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结果。罗默通过对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分析，证明存在社会适度知识存量和经济增长的竞争均衡，但由于生产中引入规模收益递增，不存在帕累托最优，知识积累会使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得以实现。由索洛和丹尼森等人发展起来的这种方法，直到今天仍然占有十分重要地位。
中国对生产率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主要研究劳动生产率的问题。50年代末，中国开始注意技术进步对生产发展的重大作用，提出了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任务。60年代初，中国经济学界在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时，将提高投资效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均列为提高经济效果的重要途径，并在这些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改革开放后，在引进国外生产率研究成果的同时，国内逐渐加强了对中国生产率的研究，并在国内外经济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代表人物有李京文、王金营等人的研究。李京文等人是以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将资本的投入量定义为资本存量，即固定资产净值与流动资产之和：劳动投入量是直接用于物质产品生产和服务的劳动投入量；而要素投入的数量与质量的区分是通过投入量的交叉分类，并应用超越对数指数来度量。王金营等人是以罗默和卢卡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有效劳动模型与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通过规范性分析，证明了人力资本在技术创新、技术扩散和技术进步中的独特
作用，特别是将人力资本在生产中提高其他要素效应的作用剥离出来，为判断人力资本的真实作用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并且为较准确估算中国从业人员和人力资本存量建立了####数据库，并利用人口发展离散模型算出不同受教育层次的人口，利用各层次受教育人口分年龄性别的劳动参与率估算出各年从业人员和人力资本存量。他们的相关研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研究水平的提高，为政府经济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二、影响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库兹尼次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有三个：第一个是知识存量的增长；第二个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三个是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规模经济和技术知识的普及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对经济增长具有贡献的重要因素。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劳动生产率已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资料表明，在跨入后工业化社会的最初阶段，发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为70～100％，随着后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略有下降，但仍会占主导地位。经济增长受制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影响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地区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加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来实现的。人力资本投资主要体现在教育（包括培训）、健康等方面的投资中。世界银行对28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960－####年间影响GDP增长因素的一项研究表明，劳动者受教育的平均年数每增加一年。就能使GDP提高3％。根据我国第四次、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仅1990－2000年的10年间，中国15－####岁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已由7.33年提高到8.48年，并由此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推动了经济增长。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力资源储量巨大，但现阶段中国人口的整体素质较低，劳动者的实际能力和潜能区分未得到充分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把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企业组织把强大激励和管理，充分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都放在突出位置上，这是提高中国社会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和投入效率，推动社会劳动生产率整体提高的重要举措。
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查尔斯·金德伯格在他的专著《欧洲战后的增长》中证明，人均收入一直高速增长发达的工业经济。往往是那种吸收大部分新增劳
［3］本文作者：李友德
动力的经济。尽管中国存在结构性劳动力供给过剩的问题，但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对经济增长仍做出了重大贡献。从产业部门来看，一个产业部门的增长相当程度上通常依赖于劳动力投入量的增加，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更是如此。而在减少劳动力的情况下，产值增加部门几乎只有农业。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开创经济增长的资本决定论的同时，强调经济增长决定于三个因素，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和劳动者质量的提高。此后，李嘉图也认为，劳动者规模的扩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增长。劳动力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从数量推动逐渐向质量推动，在数量上推动体现为劳动力人口增长形式，在质量上推动上则表现为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产业结构变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投入
从中国分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均明显提高。其中第二产业提高的幅度最大，由1979年的0.265万元，人提高到2007年的3.683万元／人，增长3万多，第三产业由0.167
万元从提高到1.985万／人，净增1.818万元，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少，从1979年的0，044万元从提高到0.7万元／人。从统计结果来看，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效益在逐步改善，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发展缓慢。产业结构的有效转化和升级，可以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经济的增长，如表1可见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是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时期，此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减缓，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直接和明显的。
从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势来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尤其是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最大，而且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有逐渐拉大的趋势。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虽有所增加，但增加速度缓慢，基本上维持在一个水平上。1979－2002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年平均为12.66％，而该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平均为9.46％。这种劳动生产率高增长特征与经济高速增长情况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正在逐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变数之一。从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其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变化特征看，二者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各产业的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趋势二者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适宜的经济政策。对劳动生产率投入的宏观调控，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
每个地区发展都有其特殊性，合理的区域经济政策是基于其优势资源而实行的。综观我国近年来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产业趋同的问题目益严重，一些地区在发展高科技方面并没有任何优势，相反，在传统产业的发展上既不缺乏人力，又不缺乏资源，但仍将高科技产业作为长期的发展方向，这势必造成新一轮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各地区应该结合本地区区情和资源优势，选择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劳动资源的配置起主导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退出，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要素资源，政府必须广泛而深入介入劳动力市场。政府对劳动市场的作用，首先在于确保劳动力作为劳动要素、配置主体的正常运行，然后才是政府积极主动弥补“市场失灵”以确保交易双方的利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劳动劳动生产率的投入
经济发展水平与一国或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具有密切联系，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目前中国实际上仍处于劳动生产率逐渐上升时期。但由于中国的统计制度存在缺陷，长期以来对农村人口不统计失业人口，更不统计非劳动人口，造成中国农村人口劳动生产率计算结果不能真实反映中国农村生产劳动力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和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果。大大高估了中国农村劳动生产率参与情况。城市中原来制度因素影响下过高的劳动生产率也随着制度改革的深化不断受到挤压。实际上，劳动生产率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上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在1979－2001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9.54％，而中国劳动生产率为12.51％，这种劳动生产率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正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
为反映不同时期劳动生产率变化引起经济增长变化的差异，我们把1979－2001年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分为1979－1990和1991—2001两个不同时期。从而通过不同时期经济增长情况来说明劳动生产率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表2可以看出，1991－2001时期比1979－1990时期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率，1991—2001时期也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人力资本投资的短缺制约劳动生产率的发展
作为人力“资本”，其形态首先是以知识存量为物质内容，并通过一定的技能和能力体现出来。因此，人力资本既具有质的规定性，又具有量的规定性。通常度量人力资本总量用下列方程式：
人力资源总量＝劳动人口×劳动人口质量，即z＝Zi，该方程式中的劳动人口，应该是国家规定的法定年龄的劳动人口；人口质量实际上是一个难以准确确定的变量，通常用以下指标衡量：每百万人口大、中、小学学生的入学率、中小学普及率、专业人员占劳动人口的比重等。这些指标也不是完善的，例如，没有考虑到人力资本利用程度的问题等。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海克曼研究发现，中国教育投资约占GDP的2.5％，而物资投资大约占GDP的30％。美国的这两项指标分别是5.4％和17％，韩国分别是
3.7％和30％，中国对人进行投资的支出远远低于各国平均数，而每年物质投资大大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因此，我国政府虽然在逐步提高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重。但教育经费的投入方式和重点失误。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中国把有限的教育资金投向高等教育，实在是一种短视行为。
劳动生产率是反映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本质上就是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差异。在物质条件一定条件下，人力资本存量与劳动生产率是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劳动者素质就越高，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当然，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工作质量来实现的。虽然工作质量取决于多种因素（劳动态度、管理体制、职业道德等），但有关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所注定的人口素质是关键性因素，至于职业道德、劳动态度等作为人文素质同样离不开教育，所以，智能素质、人文素质都离不开人力资本投资，它们共同影响劳动者的工作质量，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
三、地区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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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表明，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可以推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还可以影响经济的实际有效增长。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表明，劳动生产率是加速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1990－2006年间，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了35.4％。增长最快的省份大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其中上海、天津、广东和福建等省区劳动生产率增长了4倍多，江苏、浙江的增长幅度超出5倍。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缓。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4个分解成分看，物质资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源和技术效率分别增长16.2％、56.7％、29.5％和7.5％，这表明物质资本积累所贡献的部分主导着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人力资源的贡献不容忽视，技术效率则表现为负贡献＠。尽管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物质资本积累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但观察各个省区劳动增长情况，我们发现，上海、北京、天津和广东是我国劳动产出水平最高的4个省区，在这4个富裕省区中，技术进步取代物质资本成为影响其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尤其是上海，其技术进步贡献部分为222.8％，而物质资本积累贡献远远低于前者，仅为27.6％，甚至低于人力资本积累的35.4％。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表明，影响地区经济增长主要因素有制度、劳动力、资本和产业结构转变等多种因素。在地区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中，我们选定劳动力投入数量（从业人数）、劳动生产率，资本方面选定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存量（各地区国有及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以及产业结构变化指数来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指标。本模型所使用的数据均为2008年的社会经济指标。
经济模型如下：
InGDP＝a0十allnL且＋a21nLh十a3lnMl＋a4lnM2＋a5InY＋8
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Lg表示劳动力投人数（各地区从业人数），Lb表示劳动生产率，M1表示固定资产投资（物质资本存量），M2表示人力资源存量（各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人数），y表示产业结构变化指数。本模型使用的数据均为2008年社会经济指标数（见表3）。
通过SPSS系统的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东南部、北部和中西部三个地区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如下所述。
北部地区：
lnGDP＝0.406＋0，161nL.＋0.42lnk＋0.423lnMl＋0.3861nM2＋0，1321nY＋8
东南沿海：
InGDP＝0.807＋0.302nLa＋0.2081nLb＋0.4861nMl＋0.2021nM2＋0.11llnY＋g：
中西部地区：
lnGDP＝0.104＋0.3nLa＋0.1011nIg＋0.2081nMl＋0.372nM2＋0.10611nY＋s
通过对北部、东南部、西部三个地区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投入数量增长率以及计量模型得到弹性系数，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投入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见表4）。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东部沿海发达区、中部中度发达区和西部落后区等三大差异带。其中，北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为38.8％，东南部地区为31.2％，西部地区为16.8％。总的来说，北部地区拥有人力资本的优势，有大量的技术人才，东部发达地区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都有显著优势，而中西部地区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但利用率不高。这种资源上的差别客观上决定了各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及经济增长水平和模式的不同。
四、结论与建议
从表4可以看出，无论是北部、东南部，还是中西部劳动生产率的贡献都远远高于劳动力投入数量的贡献。就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言，北部和东南部要明显高于中西部，究其原因，北部和东南部的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源的利用率，对资金技术人才的开发要明显超过中西部，由于资金问题，产业结构的变化比中西部要迅速，调整更为合理。相对于中西部而言，要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力资本存量，在产业结构方面还须做进一步的调整，只有如此，中西部的经发展才有可能赶上东南部。此外，由于企业减员增效，以及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劳动力投入数量在中西部也明显不足，对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无论是固定资产投入，还是人力资本的投入都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要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必须通过多种途径，解决劳动生产率中的实际问题。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劳动生产率水平直接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状态，一般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劳动力的投入，短期和局部有时会使劳动力需求减少，但从长远和全局来看，劳动生产率提高必将促进
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生产资料，从根本上为扩大就业创造条件。因此，为发挥中国劳动力的优势，各地区在不断提高劳动效率的前提下，应积极开拓就业渠道，增加就业人数，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合理和有效流动，以全面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分布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劳动生产率总的配置效果，从而成为影响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积极因素。在工业化初期，各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和要素收益率间普遍存在差异，就业结构变动的潜力很大，当劳动力由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转移时，就会影响劳动生产率总的配置效应。在产业间劳动力的配置中，首先要做的是加速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积极地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创造条件。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增长，是因为我国把大量的积累资金投资于工业部门。使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和人均资本迅速增长，而我国在农业上的投资很少，并且劳动力不能自由地转移到其他产业部门，其结果必然是劳动力剩余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因此，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流动必将带动我国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选择适宜的经济政策。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每个地区的发展都有其特殊性，合理的区域经济政策是基于优势资源而实行的，各地区应结合本地区区情和资源优势，选择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相对充裕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应加快集约化经营的步伐，经济发展应以科技为导向，以产业结构的协调化为目标，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中西部自然资源丰富，而资金和人力资源不足，应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北部地区应充分挖掘老工业基地的基础优势，通过调整改组和提高，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促进经济增长，而选择适合本地区的发展模式，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因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可以通过以下途径：第一，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国家。第二，深化体制改革，增加政府的科技投入，增加教育经费投入比率，提高人口整体素质。第三。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第四，实施技术创新，推进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的主体是各类人力资本载体——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和技能人才。第五，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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