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与书法之间的关系

第一篇：中国画与书法之间的关系

“书法入画”之我见

新疆第四师七十一团中学 张影

中国画与书法之间的关系，一是因为两者在使用得工具和材料上相同，特别是毛笔这一工具，其执笔、运笔的方法也是大致相同，另一方面是用笔的要求，中锋为上是书法和中国画书写规则。唐代张彦远说“书画异名而同体”。书画自古就是相通，古人就有“书画同源”的说法。画家作书多将其绘画之笔墨意趣之于书，故书有画意；书家作画，擅长将书法的笔法气韵用之以画，故画有书味。无论是画家之书还是书家之画，其法与理都是相通的。

我们强调书法对中国画的影响，主要着重于书法用笔对中国画的影响。从我们的分析来看，书法用笔是一种融形式和内容为一体的兼有时空两维特性的情感表现体系。因此，我们重新整理“书法入画”历史的时候，看到的是形式自身的表现和自然物象在现之间的冲突在中国画发展历史中所激起的波澜。我们的视点将集中在宋、元、明、清这一段代上。

严格地讲，“书法入画”现象不仅仅限于宋、元、明、清这四个时代，即使上溯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可以看到书画之间的渗透迹象。战国帛画，西汉帛画已具有用笔勾取的意味。而西汉、东汉魏晋时期的木板画、木案画、砖画、纸画，就更具有书写的意味了。至于晋、隋、唐、五代时期诸名画家，用笔的书法意趣就越来越强烈了。

但是，宋代之前，书法本身尚处在一个发展是过程中，书法中的表现意识尚在萌醒，因此，中国画从书法中得到的好处，仅仅属于一种技术借鉴，而在艺术观念上没有太大的突破。从宋代开始，各种书体都已健全，特别是行草的盛行意味着书法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成熟是纯形式艺术，书法线条已经蕴育着强烈的表现意识。因此，在宋代以后，书法对中国画的影响，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关系，而是一种原有“精神”意味是“入侵“了。于是，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具有绘画观念的动摇，对”形“的鄙视，对”全对象之形骨“的怀疑。

在宋代，苏东坡提出著名是论点：“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虽然在此之前，欧阳修也声称“古画画意不画形”，但是，把“轻形”的思想推到极致的却是苏东坡。苏东坡作为一位有相当书法造诣的人，自然对书法纯形式的情感表现有精深的体悟，他自己所具有的表现意识使作品《树石图》中物象的形体作出让步。

到了元代，便有赵孟頫那首无人不晓的“书法入画“的宣言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在赵孟頫眼中，自然对象的形体无处不存在着书法用笔的迹象。这种书法意识向自然界是自觉投射，使整个自然都有可能进入一个艺术表现的世界。然而，事实上，一旦用一个有书法意味的形式框架去理解自然的时候那么外界物象就有一个经过解体，并以书法用笔的形式特征重新构合的可能，这种重新构合的形式，就是一个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形象。

此外，元人钱舜举把隶书入画作为有无士气的标准，而倪高士大呼“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在整个元代花坛，书法用笔意识基本和具象表现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

但是，观念是改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书法致使中国画艺术观念的根本改变起码以宋元两代作为铺垫。我们可以看到，苏东坡在批评“以形论画”的同时，却赞扬吴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旁见侧出，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而赵孟頫一边大呼书法入画，一边又说“然观之王维、李成、徐熙、李伯时，皆士夫之高尚，所画善与物传神，尽其妙也。近世作士夫画者，其缪甚亦。”或许在赵子昂看来，士夫画之妙在于“与物传神”，而“近世”的士夫画其缪甚者，是由于绘画承受了过大的书法集大成者，书法意识十分强烈，然而在表现和“物传神”二者的关系上却保持了中和态度。这一切，如果放在整个“书法入画”的渐次过程中，是可以理解的。

进入明代，书法的表现意识对中国画坛的冲击日盛一日，在戴进、吴小仙、林良、吕纪、陈白阳诸名家的某些作品中，激荡是笔触已咄咄逼人。当发展到徐渭手里，强烈的表现心理致使狂草笔法大刀阔斧地引入绘画，雄悍磅礴，大有不可一世之气概。在徐渭看来，绘画不能和“造化”比，也不应该去和“造化”比。在他的作品中事物的物质浓度淡化了，物象被类似张旭笔下的狂草一样的点线面解构和重构，什么山石、什么梅、竹、蕉叶，统统是一堆狂放的用笔。无怪翁方纲说，在徐渭眼中，“世间无物非狂草”。

徐渭开创大写意派，将狂草的精神注入中国画领域，意味着书法中表现意识在中国绘画艺术中取得压倒的优势；而董其昌则把书法表现的审美原则灌输到整个笔墨形式世界，使中国画的笔墨形式从客观形象中分离出来，趋向于独立欣赏。他们二人的出现，直接导致了明末清初中国画坛笔墨表现之风的兴起。

既然笔墨形式成了中国画的中心问题，那么清代以降的画家们务必在笔墨形式的天地中寻找自己的世界。我们看到，首先有石涛和尚对笔墨形式问题做的广搏深邃的思索。他把“一画”作为宇宙万物构成的基础，“太古无法，太补不散，太补一散，而法立亦。法于何立？立于一画。画者，众有之本，万物之根„„”他从形式的角度讨论了点苔等问题，他的某些作品中，具有强烈的书法意趣，纯粹的形式节律，点线面的交织完全趋向一种抽象的形式构合。如《为苍公作山水卷》，直接以用笔、用墨表现出惊心动魄的气势。此类的作品还有《万点恶墨》山水横卷。

也许会有人反驳说：“中国画艺术从呱呱堕地之时，就是一种表现艺术，中国画从来不追求逼真的写实效果，因此，它无疑不属于再现性艺术。就现在的中国早期的绘画作品来看，上述的观点似乎无可置疑。但是从逻辑上讲，一种非写实性的艺术未必必然属于一种表现性的艺术，因为非写实性并非不可能是由于技术上限制而违背了写实的本意。在古人眼里，绘画不过是“存形”、“写真”的手段。譬如，晋代陆机有言：“存形莫善于画。”另外，中国画向来被当作理论教化的工具，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写道：“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因此，形象首先是一个具体所指，在具体指向的基础上，方可展开教育的功能。可见，形象的描述旨在一个伦理的意义，而目的不在形象本身。围绕如何理想地刻画形象，中国画论中最激烈的讨论是“写形”与“写神”孰为根本的问题。然而，“神”寓于“形”，离“形”“神”不能独存，“写神”不过是对“形”进行了特征性的把握。

笔墨是构成中国水墨画现代形式美的艺术语言，“笔墨”是中国水墨画独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认识“书法入画”中，我们体验到中国水墨画传统中继承和开发“书法入画”这一命题，是中国水墨画走向现代形式的必由之路。我们能从书法的“点”、“划”构成，达到“四维空间”的视觉效果。有如“音乐”和“舞蹈”一样，在“点”与“划”中能感受到节奏、旋律，可以讲是在可视性二维静态平面上是维一的艺术表现功能。因此中国水墨要从传统中走出来，不仅不能丢失“笔墨”，而且正待于中国水墨画艺术家进一步地开发展。

因此中国水墨画既要画又要写，只有“画”才能在形象上具有充分的自由度；只有“写”才能使作品的味道纯正。“写”、“画”结合才能达到中国水墨画的最高境界。

第二篇：浅谈中国画与中国诗的关系

一、前 言

中国的艺术家和西方的艺术家一直都在商讨诗和中国画的关系，但是他们各自都有各自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西方艺术家认为诗与中国画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但是两者也是有关联的，可以合二为一。如黑格尔认为诗歌有音乐的一面，也有绘画的一面，西蒙尼蒂斯也说过“画是静默的诗，诗是语言的画”。而中国艺术家则认为中国画与诗存在着许多的共融性，本来就是感情的产物，两者相互的交融在一起，可谓“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中国画与诗的关系的研究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了，在很久以前已经有许多的艺术家对此做以了解和研究，并且得到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诗与中国画都是人类的本性加之感情的结合体。不管是的从《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还是到了唐代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这些作品的艺术表现形象和作者内心的感受都讲究的是意境美，也就是说意境美是主观与客观相互交融的产物。例如明清时期的书法家方士庶说：“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也有人说诗与中国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变现形式，虽然他们之间有许多相互交融想通的地方，但是这两种艺术也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也就是说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性，它们在某些表现形式上也是 不通的，各有各的表现领域。

一、诗与中国画的传统性

诗与中国画的关系是特别密切的，它们在很久以前就存在这相互交融的地方，而且两者也是相互影响着，并且在发展中相互影响和督促，使它们都经受了艺术文化的层层洗礼，最后向人类见证了发展的必然性。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诗和中国画 都是依托于艺术形象来表达它们各自的思想感情和人生领悟，用语言艺术与大家一起分享艺术的领悟。无论它们两者是在艺术精神，或者还是在内容，意境，审美情趣上都有着交融性和共通性。

中国的诗词绘画开始联系是因为刘褒为《诗经》上的《北风》、《云汉》二首诗作了两幅插画，《洛神赋图》就是晋代顾恺之为《洛神赋》所画的插图。在晋代末期陶潜创作了田园山水诗，并且在这个时候大批的田园山水画家开始出现在画坛，从此诗与中国画的逐渐的结合，在唐代兴盛了起来，在那个时候诗人会给自己所作的诗作画，画家也为自己所画的画作诗，为以后的诗画的发展做了铺垫性的作用。到了宋代，诗与中国画的关系变得更加的密切，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并且总结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学原则。现在这个原则已经成为了千古定论，所有的诗人和画家 都会以这个原则为最高的目标和创作目的，在诗和中国画的创作中有意识的向这个原则靠拢，同时这个美学原则也成为了诗与画创作的美德形式和标准。

从中国的史料上看，中国画流传下来的要比诗多的多，也久的多。例如中国画的岩画、彩陶艺术等等美术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形式各种各样，而且色彩也比较单纯，主要是以线条的美感来丰富作品的内容和美化画面，而诗保存下来的作品相对来说就少了许多，剧资料记载，诗歌保留最完整的也只有《诗经》和《楚辞》这两部巨作的了，这两部诗歌不仅都充满了时代精神，还为以后的诗和中国画的创作创造了条件。它们的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还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使诗与中国画的结合成为中国艺术文化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

诗是用一种语言来表达的艺术变现形式，他用简练的语言表现现实的生活，中国画属于造型艺术，它用色彩、线条等来描绘出一个人或者一个事物的形状以表达出思想感情。中国画多是以意造境，究竟是为了意境美，在这一点上诗也是一样。中国画与中国诗词具有同样意义的意境美。

二、诗与中国画的互补性

（一）、诗中有画

对于诗与中国画的结合，我们讨论的不是形式的像与像，似与不似，重点是要放在诗画的本身去，也就这样说，诗不依赖于画而有画意，画也不会依赖于诗而有诗情。

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诗，多数都可以说是诗中有画，就像大家熟悉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漠漠水田分白鹭，隐隐夏木啭黄鹂”。这些诗句虽然说不是绘画，但是它们的那种鲜明形象，活泼动态，幽美境界，都活灵活现把画面展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使我们在诗词中犹如沉浸在画面中。再如王维的《使至塞上》又是一副壮美秀丽的画卷，诗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两句诗仿佛使我们看到了大西北塞外平沙万里的情景，看到空中缥缈的炊烟，弯弯曲曲的河流，夕阳红红圆圆的，如此安静的气氛，壮丽而美好，使人向往。我们从绘画的色彩上看来，又红又圆的落日，天空中飘着青烟，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使如此的丰富多彩。从绘画的构图上看，缥缈的青烟是直线的，又红又圆的落日是圆形的，组成了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具有节奏感的构图。色彩和构图的搭配组合，构成饿了一副鲜明的画卷，可谓是“诗不配画而有诗意”，这也是诗中有画的完美结合。

“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忆江南》中的两居室，诗中没有特别直接的说出丽江是这么的美，但是它的每一个字都向大家展示了江南春水的秀美景色，就像一副中国山水画的国画美，这幅画面有着极其浓重的色彩感，以鲜明的红绿色彩对比的手法构成了一幅画。此中的意境主要在于色彩的技能上，传统的中国画同样也是这样体现出来的。例如我们现实中的荷花是红色或者粉色的，但是在齐白石老人的画中却被画成了蓝色的，甚至还有的用纯墨色代替。这在我们的生活中看起来是非常夸张的，但是在中国的艺术领域却是如此的真实，就可以让人感受到大自然是无暇的素质，也是意境美得到了升华。这也是这首诗的得到了许多的人的好评，如诗如画的艺术奥秘，可谓是吟诗如赏画。又如王维的另外一首:“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在夜里诗人都可以听到桂花落地的声音以及傍晚的月亮升起惊动山林里的小鸟，这其心境是何等的宁静，也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夜色花卷。

“踏花归去马蹄香”，这是宋代一个画院考试的题目，让同学们以此诗句做一幅画，第一名的学生画的是一群蝴蝶和蜜蜂追逐的奔腾的骏马的脚印，一次来显示马蹄香。诗中的“踏花”、“归去”、“马蹄” 都是真实存在的，都可以在画面中变现出来，但唯独一个“香”自很难让人落笔在画面中。还有“乱山藏古寺”这一句，有一位考生画了一位小和尚往大山的深处走着，虽然在画中没有明确的向人们说在大山的深处有寺庙的存在，但是可以让人们想到寺庙就在大山的深处，这是家喻户晓的事情了。又如《过香积寺》这一首诗：“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古寺、云峰、吉木、深山、泉声、青松等景色和事物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还有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蓝天烟雨图》中这样写：“蓝天白石出，五川红叶希。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这首诗中的画意有“蓝天”、“白石”、“五川”、“红叶”、“山路”等画面，色彩鲜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且也让人看到了迷人的秋天。衣服湿了，不是因为天上下的雨，是因为露水把衣服打湿了，证明了露水的存在。这首诗的意境也就只有“画为诗所依”来表现吧。

（二）、画中有诗

诗与中国画是具有交融性的，也是可以相互补充的，既然诗中可以用画来展现，那么自然中国画中就会有诗的存在。

画中有诗真正表现的不仅只是局限于表面，而是要把画家作为“深刻的生命方式”、“深层的心性表达”。著名大诗人齐白石老人的《蛙声十里出山泉》就是一幅典型的画配诗，遍地的蛙声，就说明了万物复苏，春天已到，就连池塘里的小青蛙也在唱歌了。这首诗虽然把事物说的很具体，但是池塘里的蛙声却很难体现，在画面上画出一张张张嘴再叫的青蛙却是不是很好，并且也不能体现出意境美。齐白石先生巧妙的运用了绘画的艺术语言，画了一股流动的小溪，而且也还有一群顺着小溪游动的小蝌蚪，这样就可以使人联想到了小溪另一头的景象。还有“以诗为画”，也是根据诗的意思画的，曹植的《洛神赋》就是经过了几个朝代后，顾恺之就是根据这首诗画出了《洛神赋图》，他用画表达出了诗中的内容，强调了神话色彩。这幅大作不仅描绘的形象鲜明，同时也在艺术形象上表达了没得韵味。再如，陆俨少著名的山水画家，根据李白的诗画了《李白诗意图》，他是根据诗中的画面来用笔的，再现到人们的面前，也是诗到中国画的体现。关山月根据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画了一幅山水画，把诗的内容变成事物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使诗的内容更加的丰富多彩更加有韵味。

三、中国画与诗的差异性

（一）、诗画同源

中国画和的诗词的同源在于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在中国的传统绘画艺术上，诗与画的取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们都来源于生活，但是又 高于生活。例如说中国的神话故事、历史人物等，就像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都是都是取材于神话，这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例子，又像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历史人物取材的画作。二者有着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易经》、孔子的儒家中庸之道、老子的道家思想、庄子与禅宗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画与诗的结合有着巨大的作用。在这些前辈的之后的画家的创作思想不管多少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中国画与诗的不断发展，其中有着密切的结合，这些古代伟大的哲学家们的思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中国画与诗的创作都需要新颖立意

中国诗与中国画，都是通过大师们的艺术创作来描摹大千世界的，也都混杂这诗人和画家的思想感情和人生领悟，他们的思想也都会在诗与中国画中体现出来，因此也具有浓厚的时代精神和人文色彩。创作的内容和主题不一样，也就是要表达出来的思想感情也会不一样。每一幅好的绘画作品主要体现在它的立意新颖，只有明确了立意才能够考虑和把握好作品的整体格局、取材和最终的定色。所以就有人这样说；“千古文章意为高”由此可以看出来一幅好的作品的诞生，首先立意要明确、新颖，其次才能够构图、选材、技法、定色。同时中国诗也是一样立意为先，立意新颖，才能够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我们都知道，创作前都是要经过仔细的思考，才能创作出美好的立意，才能在画中展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中国诗也一样，在创作前都需要精心的构思，才能够创作出有立意的诗，使描绘的对象生动形象，使诗人的思想感情表达的更加真实，同样也是中国式更加有艺术的光芒。不管是诗人还是画家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仔细的构思是非常的重要的环节，这一环节如果要是不够完善的话，那么创作出的作品就太直白的没有意义了。做画作使首先必须要胸有成竹，然后才可以下笔，这样才能创作出标新立异的作品，才会有新鲜感。就例如郑板桥画的竹子，他的很多作品都是易趣相谐，才能让人们回味无穷。郑板桥画的《竹石图》虽然没有上色，但是他的构思明确，立意新鲜，也是人们感觉竹子翠色欲滴。

（三）、时间和空间的不用

中国画与中国诗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虽然他们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互交融的地方，但是这两种艺术形式也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它们之间存在这较大的差异。

中国诗可以说是一种语言艺术，它的意境是通过语言的形式来表现的，它虽然没有时间的约束，但是也可以用来变现某一时间段或者是某一时间点。中国诗的空间没有限制，它随着艺术形象和情感而灵活变化，把具代表性的空间结合在中国诗中，这种空间具有较强的可变性和抽象性。“绘画虽不仅是“再现自然”，但它究以“再现在自然为基调”，所以它常偏向于客观的一面，诗则是表现感情，以“言志”为其基调，所以它常偏向于主观的一面。

四、说的出，画不就

中国画和中国诗都有自己的表现领域的。并不是好的中国诗就能用恰当可见的艺术形象变现出来的，因语言文字和可视的艺术形象是有区别的。画不出的东西就用中国诗来变现，说不出的语言就能中国画来体现。中国诗的语言表现形式是有很强烈的意境的，会带来浓重的情感和强烈的冲击。但是有的时候中国画有的时候表现不出来诗里边的情感，也变现不出来这种意境的。就像李白的《静夜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的前两句很明显表现出来的就是“诗中有画”，可以用中国画来变现出来，诗的后两句不是具体的事物，就很难用中国画来表现。“思故乡”？估计历代的大画家都很难把它体现的淋漓尽致。像这样的诗的意境诗也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画家们也不能用简单的画面来表现出来这种意境的，要是特别的注重绘画形象，那么诗中的思乡之情就不能明确的表现出来了。又例如王维的《山路》：“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诗中的 意境我们可以理解为：山路上的植物都很茂盛，树木绿叶青翠欲滴，像是可以把过路人的衣服弄湿了似的。这种意境怎么才能够用中国画变现出来呢？像这样就是“说的出，画不出”的现象，也就是中国诗和中国画有明显差异的地方了。

（五）、中国画与中国诗同样讲究表现手法

中国画与中国诗的表现手法也有许多交融的地方，都是通过笔、句、字、画等把事物表现的淋漓尽致的。不管是人物、鱼虫、山水、花鸟，还是人文历史，都是有生命力的，好的诗词是作者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人生感悟灌输在了里边，这样诗使人们觉得有了生命。好的画家不仅会把画画的有意境有生命，还会特别注重笔墨的运用。表现手法的不同，创作出来的作品也是不仅相同的。

1、线条美

中国诗和中国画都会用线条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首先，中国画离不开线条，线条可以表现事物的外形特征，不同的线条变现的感情就会不同。唐代大诗人王维善用线条来表现景物的意向，把线条任意纵横交错创作出具有特色的画境，他的是《使至塞上》中这两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就是线条在中国诗中的运用，“孤烟”是纵向的高，“沙漠”是横向的长，“河流”是倾斜的角，三者相互结合，使之成为一个有立体的实景，这一实景就是简单的运用了线条，就传神的表现了西北大沙漠的幅员辽阔的景象。从中国画着方面看，也是线条非常完美的结合，也刻画出了大山的形状和神韵。例如《清溪》中的“随山将万转，趣途无百里”，小溪的流水顺着山势盘旋流淌着，蜿蜒多姿，在表现上仅仅表现了曲线美和幽深的境界。中国画讲究骨法用笔，讲究用线条来塑造形体。线条不仅可以表现出事物的外形，还自身也是一种艺术美。线条的气势美、形象美、韵律美，最终才决定了中国画的意境美。阎立本的《步辇图》、《历代帝王图》这两幅中国画作品，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线条都坚硬有韵味，使画面力道十足，画面也特别有韵味。总之，线条就是中国画的灵魂，具有情感性和节奏感的美。

2、气韵美

中国画和中国诗都非常注重作品的气韵，画家谢赫的“六法论”中第一条就是“气韵生动”，“气”就是指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生命，也被视为创作力和生命力的根源，也是画家精神世界的主体。“韵”是指世界万物所具有的某种形态，艺术作品形神兼备，也就是“气韵”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历史绘画中，气韵贯穿于传统的艺术实践中，中国画用笔为先，只要把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人生领悟贯穿于到绘画中，才能使作品气韵生动。

3、意境美

中国画与中国诗讲究的都是意境美，意境是主观事物和客观事物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思想感情的结晶，清代书法家方士庶说：“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也就是说大自然的意境美和身心感悟是统一的。画家李可染画的《丽江雨》，他在画后有做了诗是：“雨中泛舟漓江，山水空蒙，如置身水晶宫中。”诗中没有笔墨，但是有的是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只有置身于丽江的山水中，有了真实的感受，才能真正的感受到这幅画的意境。

4、色彩美

从色彩的角度来看，王维的诗就能够把诗中像表现的色彩在画面上体现出来，同时也有了诗的韵味。他的作品如诗如画，大自然的色彩是多种多样，五颜六色的，诗人和画家可以用不同的感情来表现色彩，因此也体现了他们对大自然地热爱。就如杜甫的：“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这两句诗就用了多种色彩，有黄色、翠色，白色，青色，这几种具有典型意义的色彩，不仅变现了意境美，还给人们了更多的遐想。

四、回归到中国画的本质

中国画注重的是内在的精神，其次才注重于形式。西方画，相对来说更加注重是觉得冲击力，要求写实，而中国画则偏向于意境，倾向于精神层次，中国画是一种人性的艺术，是情感的升华。中国的画家要求内在的素质，人格的修养，高的画家画的画就会有内涵，反之则会肤浅。所以说中国画是一种人格文化

谢赫的六法论：“画有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模移写。自古画人罕能兼之”。可见，中国画讲究的气韵的美，用笔的方法，结构的美感，色彩的形式，构图的完美和意境的传达。

中国画的发展，是从简单到复杂，又从复杂到简单的过程。但是，不管怎样的发展，没有像西方绘画那样的超级写实，也不想西方画那样的抽象主义。不过中国画很善于通过一草一木来表达无比丰富的意蕴，它具有所谓“一墨大千，一点尘劫”的特色。中国画是用简洁语言表达出丰富的内容。中国画中可以看到大片的黑与白，黑与白同样重要，就像建筑师的一个建筑，他不仅塑造了一个建筑，还表现了建筑后边的一片天，建筑的美丽也需要天的衬托。中国诗也有一定高度的自由，达到了自然和人性合二为一的境界。

结论

中国画与中国诗是两个不同的艺术形式，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互交融的地方，也存在着差异。不管是两者间的交融性还是差异性，两者都是艺术的表现形式。在中国画上题上中国诗就有了画龙点睛之笔，更加使画面有了意境美。画家可以根据的诗的内容想象到一幅画，同样中国诗也得到形式依托，这样结合的独特之处，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情趣，二者之间的模糊关系对中国诗和中国画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诗和中国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两者任意一个发展都会受到另一者的影响。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了解到中国诗和中国画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有着较大的差异，形成了独特的中国诗画理论。有形诗、无形画，有声画、无声诗，并不是诗画形式上的区别，更是一种中国诗画方面的文艺理论和一种极其融合的意境。

第三篇：中国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国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共有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线的、涵括其他各种不同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构成体系,而中国画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和文化演进而逐渐形成的，有其几千年的文明脉络和人文认知，其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已成为中国人文化基因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内心。

国画（宣画）是用颜料在宣纸、宣绢上的绘画，是东方艺术的主要形式，它在内容和艺术创作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审美情趣，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方面的认识。国画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融化物我，创制意境，要求“意存笔先，画尽意在”，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由于书画同源，两者在达意抒情上都强调骨法用笔、因此绘画同书法、篆刻相互影响。

中国画有着完整审美体系并具独特的审美内涵，它的艺术特征除了有“视觉艺术”的共性外，还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品格。只有坚持这种认识并指导艺术实践，我们的中国画创作才有可能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艺术境界，文化精神是中国画的支柱，中国文化中有一条未形成理论文字的精神文脉,蕴含于大量存在的远古艺术,民间艺术等作品中,中国画的墨，包涵着中国文化的特殊精神，体现了儒、释道、三家的哲学理念，以墨色为易象达到静境，这是儒、释、道皆倡导的境界。道家提倡恬淡的修养，由彩色的绚烂之极归于墨色的平淡，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儒家的阴阳交替为宇宙的根本规律，黑为阴，白为阳，墨色的两极正合自然之性。中国画由汉唐发展至宋元，文人画的形成使得笔墨达到极高之境界。文人画之高妙正在于此，笔墨的高妙全在善用画中之虚白处，画面空灵境界的营造，又全在于精湛的笔墨运用。

中国画是意象艺术，是用不是写实也不是抽象的“似与不似”、“不似之似”高度的内涵和丰富的笔墨结构塑造出来的。过去，对中国画笔墨传统的认识主要是从笔墨形态要服从表现对象的刻画，笔法用于体现对象的形廓、质感、定向感或笔墨的形态具有审美价值，而对强烈反映主体审美意识的笔墨结构缺乏深入的认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意境”和“气韵”是主体审美意识的高级形态，它们的形成和创造有赖于笔墨结构和形态的运用和创造。唐代王昌龄首先提出“意境”的概念。其后“意境”成了中国艺术审美特征的高度概括，成了中国美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就人文精神而言,历史积淀形成的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其根源在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无论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都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情于理,心与物,超越与内在的和谐统一,因而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是“敬天爱人”教育人们具有“悲悯之怀”,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而“天”又是“理”,是“道德”,是“心性”。所以崇尚“和谐”,“中庸”之道。中国画在视觉艺术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又是中国得以长存的精神支柱。

第四篇：国画与书法的关系

国画与书法的关系一方面是因为两者在其工具材料上的相同，特别是毛笔这一特殊的工具，其执笔、运笔的方法也是基本一致，更重要的是关于用笔的要求，在古代以中锋为上的一些基本规范均为书法和水墨画所秉持。所以唐代张彦远说[书画异名而同体]，而这在赵孟頫看来[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书画自古相通，用石涛的话说是[其具两端，其功一体。]历史上一身兼书画二任者大有人在。有以书入画者，也有以画入书者，有以画名世者，也有以书名世者，所以就出现了画家的书法和书家的绘画。画家作书多将其绘画之笔墨意趣之于书，故书有画意；书家作画，擅长将书法的笔法气韵用之以画，故画有书味。无论是画家之书还是书家之画，高水平这都追求书法通画法，画法通书法，其书风画意以浑然一体着为上。在书法史上，画家书法是一支劲旅。可以简单一点说，从宋代的米黼开始，元代的赵孟頫，明朝的沈周、文征明、董其昌，清代的石涛、八大、郑板桥、金农、赵之谦等，除了在绘画上的成就之外，都是在书法上面有特殊造诣，他们的书法在他们的时代中独放异彩。及至二十世纪，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也都享有书名。他们书法方面的成就在他们绘画中都有明显的体现，都可以说明书法给他们的绘画以特别的基础，相反，他们的书法又得益于在绘画形式美方面的助力，使得书法表现出不同于全然是书家的魅力。画家书法杰出者，常于书法中另辟蹊径，不断创造新的语汇，个性鲜明，[艺术]之意味突出。创造了墨戏云山的米黼，其点画之[米点]以侧笔横卧[草草]而成，其书之用笔，也以侧笔取妍，既迅即利落，有沉着飞翥。米黼自称[刷字]，其笔法在宋代书家中变化最为丰富。其刷字的爽快与墨戏云山的元气淋漓如出一辙。宋代的尚意书风，米黼最为典型。董其昌的山水画以淡取胜，又以其画之淡墨，运用于书，使其书法之墨法层次丰富，于笔法之外，从墨法上开创新路。八大堪称以书入画，以画入书的代表。他将书法和绘画两个方面相互渗透、相互联系，使其书法充满了画意，绘画增强了书法的意味。三百年来，八大是以画家名世的，但人们往往忽视，它的绘画成就是以其书法的深厚功底为基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书法上的[八大体]，也就不可能出现风格独特的八大画，书画兼通的八大十分重视书画的内在联系，不仅在创作实践上将书法的用笔和字体的空间造型渗透于绘画，而且在理论上明确提出[画法兼之书法]的主张。八大不仅工真草隶篆诸体，而且是最早以篆籀笔法入行草的书家。八大的以书入画，不是简单的书画拼加，也不是把绘画变成纯抽象的符号，而是将书法语言因素有机地渗透到绘画中去，使绘画语言更为丰富。其以书入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书法丰富而内敛的中锋用笔运用于绘画挥写，一是用书法抽象的空间构成处理画面的造型布白。其绘画的奇古造型，如石的上大下小，鸟的鼓腹缩颈，弓背露一足，树干的上粗下细等失重造型都能从其书法的空间结构中找到渊源关系。八大以画入书，可分为精神层次和技术层次两方面。在精神层面上，追求画意通书意，将写意画的神采意绪渗入到书法。自觉地把绘画的幽默感和稚趣感融入书法的字里行间，使其书法朗润可爱，幽默有趣。在技术层次上，八大善于把写意画的笔墨和空间图形的特征渗入到书法中来。八大作画，用笔凝重洗练，其书法用笔也简练。在章法布局中有意压缩或张大其字的空间，也是受其绘画空间图式影响的。书法发展到清初，形成种种固定的模式，帖学已显僵化态势。极具个性的富有创新精神的八大，不愿随前人亦步亦趋，采取了书法兼之画法的方法进行了创新。扬州八怪的金农、郑板桥，也以其鲜明的个性进行了书法的创新，为清代书法中兴做出了突出的成就。近现代的画家吴昌硕、黄宾虹，其书法更有其独到之处。吴氏上溯先秦石鼓文，反复研究，在篆书上独树一帜，他将大篆运用于花鸟画，使其画中花鸟，雄浑之气逼人。黄宾虹一生始终奉信画画当如作字法，笔笔宜分明。在书法上下的功夫和取得的成就不亚于其绘画，只不过其书名被画名所掩。今日画坛掀起了[黄宾虹热]，多数摹仿者仅得形似，而不知黄氏绘画的内在奥妙。真正要了解黄宾虹的绘画，必须要研究黄氏的书法以及以书入画的途径。黄宾虹的书法，尤其晚年的书法，在墨法上有很大的创造。他将绘画中的[浓淡枯润]之墨运用于书法之中，苍中含润，润中有苍，是真正的[浑厚华滋]。可惜目前的书坛画坛对黄氏书法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很值得一提的是，林散之多年从黄宾虹学画，画名不显而书名显，成为一代草书大师。林氏之书法成就与从学黄宾虹关系密切。淡墨入草，是林氏书法的一大特点，是他从黄宾虹绘画的墨法中得来的。

无论是[骨法用笔]的基本要求，还是笔墨规范中的[写]的意蕴，书法对于中国画都是极其重要的，这不仅仅是书画同源的一般性的认知，而是中国画之所以不同于外国画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中国画的核心。书法与国画的特殊关系，表现在审美上成为外国画所没有的一项特别的内容，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项重的遗产。遗憾的是这样的关系在当代基本上已经解体了。中国画在二十世纪逐渐西方化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书法在当代失去公众性的整体走向，也逐渐脱离了书法的基础，而建立起一种与当代审美相适应的造型的基础。个中原因还有：

一、画家已经不擅书法；

二、以西方绘画为结构方式的画面中已经不容书法的加入；

三、不求或少求意境的当代国画审美也不需要[画之不足，题以补之]。中国画不仅在基础上游离于书法之外，而且在审美上、品评上也脱离了书法的规范，那么，自古就为文人称道和欣赏的画家书法，在当代中国文化中将成为一种失传的艺术，这是当代中国画的悲哀，还是当代中国书法的遗憾，可能两者都需要反思。国画与书法的疏离的问题，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出现端倪。当时在改造国画的具体要求中，在要求国画为社会服务的现实关怀下，新人、新国画的出现，带来了国画的新面貌，其中的题款比较多的是画题加名款的方式，但是，画面讲究书法的用笔，以及题款讲究书法的水准，仍然没有因为改造而废弃。应该看到，在五十年代改造国画的过程中，笔墨和形式都在改造之列，其中利用旧形式为新内容服务，在当时也成为改造传统国画的成果之一，这之中重要的就是关于题跋的问题。许多老画家以自己在古典诗词方面的修养和书法的功底，利用题跋的内容[补画之不足]成了当时国画改造的一个亮点，画家钱松岩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当代中国画的主流已经不讲究书法的基础、书法的功力、书法的水平，那么，我们来看当代画家的书法，已经很难有上一代画家那样的整体水平。实际上，字写得好的画家已是凤毛麟角了。众所周知，浙派代表人物，不论是黄宾虹、潘天寿，还是陆维钊、诸乐三皆为碑派书法大家。黄宾虹精三代金文，潘天寿擅篆隶，行书则出自黄道周，成为一家之体；陆维钊也为一代碑学大家，创蜾扁体，碑行书则恣肆狂放；诸乐三则受吴昌硕影响，书法风格皆缶庐风貌。他们的绘画所以能够达到造化生机的境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书法的锤炼。碑学书法的失落，从根本上造成了当代浙派山水画与写意花鸟画骨气的弱化，不复有黄宾虹、潘天寿浑厚华滋、骨势洞达和金石气的雄强笔墨，而是一味求雅、求逸、求淡、求清，从而走上复古主义的老路。这与黄宾虹、潘天寿求肆、求拙、求为金石气是大相径庭的，这也将从根本上制约当代浙派山水画与写意花鸟画的未来发展和所达到的历史高度。当然，问题不是一天产生的，而解决问题的努力更不是短时间能够实现的。如果中国画还要恪守其民族绘画的样式和审美的特点，那么，重新连接国画与书法的关系，才有可能将中国画从发展的歧途中领入正道。

1、书与画的渊源关系：

关于中国书画的关系，历来众说纷纭，但更多赞同书画同源之说。因为仰韶、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一些符号，具有一定的物态形象和标识意义。这些符号具有绘画和文字的双重内涵，很难说它是绘画还是文字。就此意义上说，二者既同源又同体。后经长期演变，二者逐渐分途，绘画更重造型，书法更趋抽象，最终成为本质不同的两种艺术。但在后来发展的历程中，二者之间仍保留着一定的亲缘关系，尤其是书法之于绘画，迄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书画分途之后，随着发展，书渐脱离画的成分，其象形性逐渐消失，线条也更富于变化和更具有概括性。画则离不开书法，尤其文人画兴起以后，书法更渗入进了绘画中。正如北宋郑樵所言：“序曰：书与画同出。画取形，书取象；画取多，书取少。凡象形者皆可画也，不可画则无其书矣。然书穷能变，故画虽取多，而得算常少；书虽取少，而得算常多。”①这里通过书与画的比较，高度评价了书法的抽象及概括性特征。书法的这些特征或优长为其渗透到绘画中并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良好的原始基础。

2、书法理论影响着绘画理论：

据现有文献记载，关于书法的论著比绘画的论著产生要早。东汉崔瑗的《草书势》已经具有完整的书论形态。其后不久的一些书论著作已较详尽地涉及到书法的源流、创作、鉴赏及书法的形式美等方面，而几十年后的王延寿和曹植才先后分别在其《文考赋画》和《画赞序》中提出绘画的社会价值和论理教化作用。到东晋王羲之，已将书法美学的重心转移到了情感表现上来，从而深化了对形式美的认识。此时的顾恺之，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画论著作才刚刚诞生。其“形神论”虽成为最早的经典画论，而在实践上，当时的绘画仍缺少同时期书法艺术那样从形式美角度把握审美体验的自觉。最早的关于审美和风格的分类是在评论书法技巧的著作中发现的，中国画的以线造型始终保持着这种传统，既与中国人对线的特有的审美观念有关，也与中国书法的高度发展密不可分。由于中国绘画工具和书法工具相同，加之书法美学的早成，就从观念和实践上影响和促使中国的画家尤其是文人画家们在形式系统中与书法结合，从而导致绘画始终未脱离“写”的特征。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点、线的粗细、长短、断连、疾徐、枯润等所形成的艺术效果和由此而产生的节奏和韵律，为中国画以线造型的艺术形态提供了最直接的借鉴。书画的用线结体造型，不仅在性质上有相同之处，更重要的是对线条的美学理论的一致。因而，线条的书意美，成为中国画不可或缺的审美前提。书法线条的抽象形式所体现的抒情性和精神性，也对绘画中的“气韵生动”和“形神合一”的美学追求提供了典范。南朝宋齐间著名书家王僧虔在其书论《笔意赞》中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实际上，这是绘画“形神”问题在书法理论上的具体阐发，并明确提出“神上形次”的观点。王僧虔的这一理论不仅对书法的理论与创作有较大影响，而且也影响了当时出现的其他艺术美学思潮，尤其是对绘画美学在理论上作了很好的表述。后来，南齐谢赫提出最早最系统的绘画理论“六法”，很难说不受王僧虔书法美学理论的影响。从其内容上看，除“应物象形”、“随类赋彩”不合书法标准外，其余的“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经营位置”、“传移模写”等四法，都与书法创作的基本法则相吻合。

3、书法用笔渗透到画法中：

书与画的融合在魏晋六朝时期尚处在一个非自觉的阶段。至唐，书画的融合才真正进入自觉阶段。也就是说，在魏晋六朝时期，线条本身还只属于一种泛技术的范围，就人物画而言，无论是顾恺之的“密体”，还是张僧繇的“疏体”，以及曹仲达的“曹衣出水”，其线条本身的种种变化尚未成熟。自唐代吴道子以后，线条的书法表现才真正渗入到绘画的审美品格当中，从而极大地强化了线条的表现力。在理论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书画用笔同法”的是唐代的张彦远。张彦远举例说：“昔张芝学崔瑗、杜度草书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王献之继之，谓之“一笔书”。其后，南朝的陆探微也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张僧繇“点曳研拂，依卫夫人《笔阵图》一点一画，别是一巧，钩戟利剑森然，又知书画用笔同矣。”吴道子“授笔法于张旭，此又知书画用笔同矣。” 中国画的用笔与书法的用笔基本相同，是形成中国画形式美的重要因素之一。张彦远论顾陆张吴的用笔在理论上肯定了书与画用笔上的密切关系。五代荆浩的《笔法记》则从理论上把书画的用笔在精神实质上看作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如他对作品的评价采用“神、妙、奇、巧”四个品级，而前三品的内容都与用笔有关，而且他把笔的运用与画家的精神融合为一看作是神品的标志。另外，他还对用笔提出“筋、肉、骨、气”四势说，更将线条本身所应具有的审美内涵进一步明确化。这对于宋人所持“善书必能善画，善画必能善书，实一事耳”②，“人之学画，无异学书”③等观点有直接影响。郭熙认为，绘画用笔可以“近取诸书法”，“故说者谓王右军喜鹅，意在取其转项如人之执笔腕以结字，此正与论画用笔同。故世人之多谓，善书者往往善画，盖由其转腕用笔之不滞也”。④至元，绘画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此时，赵孟頫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书画用笔同法的观点：“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吴兴八俊”之一的钱选，与赵孟頫齐名，曾经提出“士气”说。“士气”说与赵孟頫的“书画用笔同法”说相似，但又有区别。钱选认为，绘画要有文人气派，必须以书法用笔。钱选的“士气”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到明代，董其昌对“士气”说进行了发扬光大。他说：“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不尔纵俨然及格，已落画师魔界，不复可救药矣。”后来到清初王石谷的眼里，士夫画就“只一写字尽之”了。

中国画与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揭示了中国文化精神内涵，同时又是最具中华特色的两大艺术门类。共有的文化基础和相同的工具使二者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谈到“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1] “传其意”与“见其形”诉诸的是“书”和“画”这两种形式，这说明了书与画不同的各自功能。书以约定俗成的符号传递信息，画以具体的形象表达意思。张彦远论述了书画同源时期的“同体未分”，也看到了书画分流以后的“异名”而“同体”，也即是明确了书法与绘画的不同，但它们之间的实质却有一定的相同。

首先书法和国画在审美形态上共同，著名书法家蔡邕在《九势》(收录于宋人陈思《书苑菁华》)中提出:“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立，形势出矣。”[2]蔡邕把书法的根源归于自然造化从而形成了“书肇自然”的书法美学观，并进一步看到“形势”的表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以后书法创作的现实依据和重要原则。绘画则是用线条和色彩模仿、表现自然，体现对一定物象的造型，书法也是通过线条来表意，而这个意肇于自然，它最终也要体现对汉字的造型，书和画都属于造型艺术。

其次书法与国画在具体的工具和笔法上存在很多的相同之处，书法和国画都是通过使用毛笔书写出来的各种形态的线条来造型，线是书法与国画的造型基础，书法中对线的审美要求早于绘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于生命运行的周期性、事物运动变化的节奏感理解上，书法抽取了富于音乐特征的节奏感形成了空间节奏(同时也是时间节奏的存留痕迹)，通过用笔的起伏、长短、线条方向的改变体认着线条美的第一个方面—节奏感;对于体积所带来的厚重感、包容感使书法线条不懈地追求着线条的厚度，并通过强调中锋用笔实现线条美的第二个方面—体积感，提出力透纸背、笔力扛鼎等倡骨力的要求，显示出对于线条力量之美的极大关注;意蕴美是书法之美的第三个方面，也是最有中国艺术特质的一个方面，对于外物的哲学认识通过刚柔、方圆、疾迟等等的线条变化实现了书法的内涵美，这也是统辖书法艺术各个参与因素的总体要求。国画我们可看成由两种关系构成的—线条与渲染(勾、皴、点、染的国画技法四要素前三者均可归入线条之内)，书法就是以线条表现的纯粹性作用于国画的。因此，国画与书法在形式语言上的融合性体现在点、线的构成因素上。凡中国画无不以线为骨架，并力倡画中见笔。因此，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表明了他的立场:“余谓曰:古人画云未为臻妙，若能沾湿峭素，点缀轻粉，纵口吹之，谓之吹云。此得天理，虽曰妙解，不见笔踪，故不谓之画。如山水家有泼墨，亦不谓之画，不堪仿效。”[3]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第二论画体工用拓写一节认为只有具备线条的参与才能触及国画的范畴，这同时也是国画在漫长的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身艺术特质。

事实上，正是书法对线条美的关注应和了绘画“以线造型”的审美特征，两者在点线的艺术语言方面取得了一致性。翻开中国美术史，随着书融于画，“塑性”的国画线条逐渐超出以前轮廓线的主要功能，越来越多的具有了书法线条的审美感，书法线条所包含的三个审美层次逐渐内化到中国画的血液中。

第三，不同质感的线条制造是通过书画家运用不同的用笔方法来完成，书法与绘画在艺术形式上的联系更重要的体现在笔法上。鉴于书法在构建线条美所使用的笔法的完善上，绘画才从这一丰富的线条资源中找到了新的发展契机。在古人的书画论中一般称之为“笔墨”。从中就可以看出国画中对“笔墨”意识的强化，也即是对书法意蕴入画的体现。笔法是构成书法艺术形式的重要驱动力，也是书法形态变化的最直接因素。正是这种用笔方法的不同衍生出了各具形态的书法线条。无怪乎魏晋书家卫砾在《笔阵图》中指出:“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4]唐张怀罐在《玉堂禁经》中说:“夫书，第一用笔，第二识势，第三裹束。”[5].元赵孟頫在《兰亭十三跋》中说:“书法以用笔为上……”。[6]这些均显示出书家对笔法的高度关注。而对绘画而言，同样是概莫能外，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中说:“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7]明确指出书法和绘画在用笔上的共通性。可见，笔法在书画构成的形式因素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法体现着毛笔在时间和空间范畴内进行的各种运动。所以我觉得对绘画借鉴书法方面的研究，最主要的因素是要研究书法和绘画共同依赖的基础：笔法。由毛笔在时间和空间范畴内进行的不同运动而带来：笔势、线条质感、造型方式的不同，因此形成元代画家各具风格的绘画面貌。从而体现出各家不同的性情，理想与追求。王克文在《中国画技法史研究丛书．王蒙》中说：“由宋至元的变化在对待作为艺术创作第一性现实世界的态度上，元代画家大都不注重自然界给予的特定的具体感受，而侧重在如何以某种语言去解释自然，表现出对宋代画学观念的再界定。……大痴、黄鹤„一变‟转向以书意的笔线来求得精神境界的„逸‟趣境界，在否定前代美学思考基础上来开拓自我情味，以此变易宋人之画风。”[8]

研究“笔势”则成为研究“以书入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笔势”主要是指运笔的方向、力度、速度和笔画之间的穿插、聚散、呼应等关系。王蒙绘画中特有的笔势形成他那特殊的线条质感、造型方式和绘画语言，造就了他那具有强烈的动感，细看每一处都有生命跃动的活力，线条绞缠纵横,墨点繁密苍润的山水画。对笔势的这种把握来自于王蒙对元代以书入画思潮的反应，构造王蒙独特的蕴含书法意蕴的图式构成。本文将从题材、笔势、造型方式、画面章法构成、图式意蕴五个方面论述王蒙作品中的书法意蕴美。

中国画历来强调书画同源，我们书写的毛笔，也是画画的工具，工具上的不可分，令书画关系密切。同时我们把书法的审美，书法艺术的规律，如对称、开合、虚实的美感，用笔上方圆、疾徐、转折以及书法结构的美感等，都运用到绘画上，如绘画上的铁线描、丁头鼠尾描等，逐渐把书法中篆书的笔意甚至行草的笔意都吸收到绘画当中去。后来随着问人画的发展，就更加注重文化的内涵，书法的笔意，并运用到绘画当中去。可以说中国画得益于书法之处最多。那么，书画同源的关系似乎更加明显了。另外，在画家中，他运笔的特点，写字的特点，常常在作画时体现出来了。如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冬心的漆书的用笔和他的绘画用笔是非常相似的；像近代的吴昌硕写古鼓文、写大篆，非常雄厚苍劲，达到非常高的境界，他把写字的笔法充分运用到画梅花的铁骨上、荷花的杆子上等，就觉得非常有金石趣味，在审美上达到非常高的境界。另外，文人画中的题跋，常常要用好的书法，使得作品在内容、精神上得到更好的发扬。在宋元以后，尤其是元代画家开始注重题跋，像倪云林的书法与他画面的风格非常接近。到20世纪以后我们的绘画受到西方的影响，从工具材料上、方法上、使用上等也发生了变化，可以说在绘画性上得到了更多的强调。那么，我们对书画同源的理解也要跟着时代有所变化。再就是书法方面，画家尤其是中国画家的书法修养必须加强，所以，这方面陈履生讲到书法和绘画二者分道扬镳了，恐怕并不尽然。但是我们许多画家的书法修养不足，有许多作品的文化内涵在减少，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关注的事情。我最近写的文章里面，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的文化如果不达到很好的复兴和加强，那么，我们现在中国画的热闹现象，如大制作、大幅画、仔细的写实描绘等就成为一个空壳。中国画不同于西方绘画的特点，就是它对文化内涵和意境的追求，如果我们缺少这个东西，我们的中国画再热闹也不行。所以，我们还是要提倡文化内涵，以及中国画的已经和写意特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书法和绘画还是大有必要重新结合起来，很好地互相学习、借鉴。分道扬镳可能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从长远来说还是要结合在一起。当我们开始注重和提倡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书画的发展将大有希望

熔诗书画印于一炉故是中国画追求之佳构，但如仅仅认为书法只是通过文学现象留迹于画幅以实现其存在价值，那就未免有肤浅之嫌。其实，书法以文字形式介入中国画幅之前，就以其内在的美学精神作用于中国绘画了，书法在中国画中的美学地位早在宋元以降题画之风大盛之前就确立了。

中国画到了唐代，无疑地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但一考唐人画迹，基本都是“藏款”或“背款”。那么，同时代的张彦远又从何处认定了“故工画者多善书”的现象存在呢？中国画是线条的艺术，因此书法的美质很容易通过画家用笔运腕时表现出来，具有很高鉴赏力与美学修养的张彦远探骊得珠，第一次明确论证了书法和绘画的内在关系并祖述了这种现象的原始成因。而外国人在研究中国画时，除了注意到中国画上有诗书画印的情况外，对于中国画线条的内在表现力则不太注意。如美国学者李约瑟在其所著的一本地理地质学书中以实地考察和摄影对照的办法证实了《芥子园画谱》中一些山水画皴法的现实依据，也只是从“体质量”的感觉而言。对构成皴法线条的内涵则无一语道及。因此，他的这一认识只停留在柏拉图“之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的认识上。虽然柏拉图对艺术有欠公允，但他恰恰道出了西方绘画的真谛，即以追求客观物的形式感为目的。

西画中，线是点移动的轨迹，只有位置和长度，画幅一旦确立，线就不复存在。这种“出乎面，归乎面”的艺术表现，使线条在西画里失去了永恒价值。而线条在中国画里有无限的时空感，一卷《清明上河图》证之足矣！“出乎线而又归乎线”，不同的线条表示不同的形象取舍和不同的情感振动，并能自然显现出不同个性不同风格不同趣味的精神气质和韵味来。

中国文字的发展又造成了多种字体的实际存在。由于字的结构体势不一又造就了众多的书写方法。而不同的书写方法又为人们贯注各自不同的或特定条件下的情感提供了相应的表现力。几与张彦远同时代的孙过庭在《书谱序》里讲：“虽篆隶草章，工用多变，济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将书法的体势、情态、风骨、韵味等不同要求都讲到了。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所举的上古至当时凡三百七十位画家中，会篆隶八分的不少。如创金碧山水的李思训“笔格遒劲”、“书画称一时之妙”，韩滉“工隶书章草”，阎立本“兼能书画”。从现在的画迹看，在笔法上多表现为高古游丝描与铁线描，如顾恺之《女史箴图》，韩滉《五牛图》，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等即是，线条多有一种婉通圆润和停勾精密的特点。这和画史“春蚕吐丝”，“屈铁盘丝”，“紧劲联绵”的评论是符合的。

中国书法千姿百态，即一体书法，也会写出种种态势和韵味出来，于是就形成了孙过庭讲的有“悬针垂露之异，崩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鸳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稿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的种种情状，或重天象，或重情感等等，真是美不胜收。书法的形体美，点画美、态势美、节奏美、风骨美，韵律美和力度美对人的感情内涵有着巨大的包容量和展现量，一反映到画法上，不但不减弱，相反还能量倍增，在绘画这门与书法本身有别的艺术天地里折射出更强烈的光彩。

随着书写方法的发展，画坛也与之基本同步而增加着自己的面貌。杰出的画家在解悟书画用笔的问题上达到了自觉的境界，使中国画告别了原始阶段而走上了成熟的里程。南朝刘宋时代的张僧繇和唐代吴道子是其代表。他们不但将书法笔意自觉运用到画中去，而且将书法的神韵也自觉地运用到画中去了。故张彦远写道：“凡画，气韵本乎游心，神采生于用笔，用笔之难，断可识矣。”“唯王献之能为一笔书，陆探微能为一笔画。无适一篇之文，一物之象，而能一笔可就也。乃是自始及终，笔有朝揖，连绵相属，气脉不断，所以意存笔先，笔周意内，画意尽在，像应神全，夫内自足，然后神闲意定，神闲意定，则思不韵而笔不困也。”而创造出一种“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的不同于前代的新画法，被评论为“得其骨”，在中国绘画史上这是自觉以书法入画的先鞭。

王羲之由卫夫人的《笔阵图》里总结出了“侧、勒、弩、掠、策、趯、啄、磔”的著名的“永字八法”，这是书法必然出现的自我完善现象。而张僧繇以他的超妙悟性在笔阵图里亦摘取了春光，创造出了“点、曳、斫、拂”的绘画用笔方法，到了“钩戟利剑森森然”的程度，具“时有缺落而形象该备，笔才一二而象已应焉，笔凋而意周”的艺术效果。在顾、陆的“密体”之后为“疏体”的天地点透了机关；为绘画史上的“吴道子现象”开了先河；并为笔酣墨畅以气行笔的写意画之出现劈开了关门。而吴道子本人“书迹似薛少保（画鹤专家薛稷），亦甚便利”，他的画“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创造了富有节奏感的“莼菜描”，使画中人物衣袂飘举，生动异常。而享“吴带当风”之誉。

当然，书法不能完全等同于画法，书法在线条的动静中表现意象和情感，而画法是针对物象的，体感质感量感是必须注意的。但也正是书法线条的意象性，立体性和情感性丰富了中国画的造型手段。国画线条的节奏感、力度、抑扬顿挫与书法用笔上的轻重疾徐，提按铺裹、顺逆顿挫，中锋侧锋有关；线条的形势展现又与各书体的书写方法有关；沙笔，连绵笔意又与书法上的飞白和草书联写体势有关。总之，在笔形、笔意，笔致、笔趣上的通连关系密不可分，因此才会在运笔作用下催化出各种描法和皴法来。五代荆浩在评画时说：“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当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将山水画法中笔墨的问题正式提了出来。所谓“墨”者“高低晕淡，品物浅深，文新自然，似非用笔”，这是加强面的作用，类似于西画素描的投影。但在这里有一个现象，如荆浩的《匡庐图》“树石勾皴渲渍，多以短笔直擦，有如钉头，”这就是墨中见笔的情况，这又不同于素描投影了。山水画的各种皴法脱不了以笔带墨的运腕方式，只是笔意和墨意间的消长程度不一，用笔方向和摆笔形式不同罢了。解决墨法的同时又创造了除勾勒而外的皴法，这是山水画一个**性的突破，也是书法用笔在山水画上的又一发展。皴法的地位远远超过了渲晕和染，这就为真正解决山水的体感量感质感和精神打下了走向成熟的坚实基础。无疑书法美又在山水画的主要画法中站稳了脚根。更是张僧繇“点、曳、所、拂”易书于画，向山水画的再延伸。

唐周文矩溶进李后主的“金错刀”书法笔意，创出了“颤笔描”。宋徽宗在薛稷书法的基础上创造了“瘦金体”书法，用之于绘画，在鸟的嘴和脚爪用笔上最是得力。写意花鸟与书法用笔上则更为直观。故元代赵子昂在他的一首诗中说：“石如飞白木籀，写作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这是书画用笔之同异关系上的划时代理论贡献。赵不仅是大书法家，亦是元代第一位代表性大画家，他通过长期的书画实践，是深谙此中三昧而发出此言的。反照张彦远，也同样是很审慎的，他所举的古今画家中如王羲之，李邕不但书名盖过画名，而且是书法宗师，以此作为书画关系的反证。但并未将秦代的李斯，程邈、同代的张旭，颜柳欧褚什么的都拉出来假冒画家。信矣哉！彦公之为言也。

上古文字以代结绳，且相当不完备，虽锲刻书写里有一种原始美质时露其间，但那是以实用为功利的。当文字书写作为一种审美活动进入人的生活时，书法作为一种美学形式的存在才有了立锥之地。既为艺术，就必须达到与之相应的形式感。去处即是来处，由于书法线条在总体运用上的基本要求而确立了用笔“千古不易”的书法美学原则，故卫夫人在《笔阵图》中写道：“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六艺之奥，莫匪乎银钩。”“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关于绘画用笔，张彦远写道：“又画有三病，皆系用笔。所谓三者，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结。版者腕弱笔痴，失之取与，物状平褊，不能圆浑也。刻者用笔中疑，心手相戾，勾画之际，妄生圭角也。结者欲行不行，当散不散，似物凝碍不能流畅也。”并且向画家和评者示警“未穷三病，徒举一隅，画者先刻留心，观者当烦拭眦”（擦亮眼睛）。在书画用笔之大忌上卫张基本一致。书画如人一样，健康则出精气神，反之则软弱无力甚至气息奄奄。故绘画迎须讲究用笔，“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使其一点一划都体现出“天行健”的宇宙法则。

熔诗书画印于一炉的吴昌硕自不待言，即如不属文人画家的任伯年亦“中年以后，得八大山人画册，更悟用笔之法，虽极细之画，必悬腕中锋，”并自言“作画如颐，差足当一写字。”也正是他，由于对书法的敏锐洞察力和切身体验，一语破的，为吴昌硕揿开了一代书画宗师的关钮。任与吴是朋友，书与画更是姊妹，正如海涅所说：“一个钻石磨光了另一个钻石。”至今还辉映着书林画坛。

经过历代书画家的努力，书法美在绘画中的作用更得到加强，八仙过海，各有建树，铸就了一部还要向前发展的，斑谰瑰丽的中国书画史。国画大师潘寿先生说中国画不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且还“书中有画，画中有书”。诚哉斯言！英国著名美学家赫伯特·里特先生的“中国书法的抽象美--实际上也是所有真艺术的原则”的论断对某些在艺术上自渐形秽的国人应有震聋发瞎的作用。正如中国艺术家能真正认识希腊鼻一样，外国艺术家中能真正认识并理解中国书画艺术的也不乏其人。无视中国画中书法美学价值的存在，甚至将书画关系一刀两断或干脆将中国书画一概打倒，既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艺术的粗暴，向西方盲目趋同是一种令西方的正直艺术家们都难以容忍的自杀行为。

第五篇：浅议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制约中发展 在发展中助推

--浅议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经济的发展需要安全生产来支撑，安全生产又推动经济发展，两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科学发展首先强调的是安全发展，经济发展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搞好安全生产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应该是有安全保障能力的发展，绝不是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损害劳动者生命和健康为代价换来的短暂的局部的发展。因此，保障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在安全生产的前提下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安全发展。

一、*县概况

*县是一个矿产资源大县，工业生产门类较全，高危行业相对集中，煤矿企业、非煤矿山企业、易燃易爆品生产企业，以及道路水上交通安全，都存有发生重特大事故的隐患，而且县城内人口密度大，流动人口多，公共场所集中，存有很大消防安全的隐患。全县现有工矿商贸企业331家，其中，县办煤矿2家，基建矿井3家、乡镇煤矿7家（均已“双停”），危险化学品企业49家，烟花爆竹批发经营单位1家、常年经销点32家，非煤矿山2家，建筑单位7家，民爆企业企业2家，劳保企业14家，建材企业28家，冶金企业22家，其他企业162家。另外还有学校218所，医院和卫生院27家，全县机动车保有量达18095辆。

二、存在问题

（一）安全监管末梢缺位，责任与权利不相协调。一是我县中小企业大部分分布在乡镇，乡镇没有专门的监管机构和队伍，全县乡镇安全生产工作人员缺乏执法权，难以对众多的分布在乡镇的中小企业安全生产进行日常监管。二是安监装备配套不足、工作经费紧张，监管手段落后，还是凭经验看、听、摸、闻，缺乏相应的检测仪器和设备。三是安监系统监督检查的重点对象是高危行业，安监工作责任大、权力小、风险大，安监部门的工作人员几乎没有节假日,不分昼夜地全力投入安全监管工作中，工作十分辛苦而危险，但安全监管人员相应的福利、待遇中没有得到体现。特别是按照“三定”方案，安监局现只有办公室、一股、二股，其他科室均不在编，与上级安监部门脱节，编制不能适应当前安全监管工作需要。

（二）行政执法力量薄弱，发展与安全突显矛盾。一是安全监管力量不足制约了执法工作的开展，安监机构监管范围越来越大，而力量非常薄弱，执法装备落后，人员数量不能满足面广量大的执法工作需要，在进行执法、处理案件时必然会遇到困难，基层行政执法工作难免出现疏漏，行政执法难以到位。二是政府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大刀阔斧上项目，一心一意谋发展,采取各种措施,制定优惠政策,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来投资，但是担心安全检查多了、要求严了，影响软环境，怕留不住客商，影响投资热情，所以人为限制各种安全执法检查。

（三）社会安全意识淡薄，宣传和教育亟待加强。一是一线作业的工人大多是农民工，相当一部分是半文盲，一线职工因无知而无互保自保能力，安全意识、法律意识淡薄，违规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现象严重；二是基层工矿商贸企业对职工的安全教育和培训不及时、缺乏针对性，存在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现象，违章操作、冒险作业的现象仍然存在。企业因缺乏技术人才，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先进的安全监测监控设备不能及时推广使用。三是部分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领导对安全生产重要性认识不足，安全生产责任意识不强，存在开展安全工作不主动、宣传教育不到位，监督管理不落实现象。特别是近几年全县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导致部分领导存在松懈麻痹思想，以为基础打好了，安全事故就不会再发生了。

（四）企业本质安全较低，一是安全生产投入不足，历史欠账多，尤其是部分负担较重的老企业和中小企业工艺设施落后，安全生产技术装备缺乏，本质安全程度低，致使事故隐患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二是企业负责人对安全生产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个私业主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没有对从业人员进行足够的基本安全生产技能培训，对于安全生产，往往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在具体工作上存在侥幸心理，忽视安全生产，认为不会发生安全事故，不愿过多对安全进行投入；还有部分中小企业由于借贷能力不强，流动资金不足，从而无力保证安全生产培训投入，导致生产经营单位的整体安全素质和安全意识严重偏低。三是企业业主片面的认为安全检查就是找麻烦，不能正确认识安全与效益之间的关系，对安监部门的安全检查，流于形式，往往当面答应进行整改，过后就束之高阁。

（五）安全系数普遍不高，违法违规时有发生。一是我县安全工作涉及面广，不但涉及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爆器材等重点行业和领域，而且县域内国道、省道交错，且县城内人口密度大，流动人口多，公共场所集中，存有很大消防安全的隐患，安全生产涉及点多面广，各部门、各单位之间衔接不够，往往只是本部门查找自身职责范围内的安全隐患，缺乏综合监管和治理；二是由于安全隐患存在形式多样化，自身的隐蔽性，再生性、次生性等原因，且随着企业迅速发展及生产工艺不断更新，安全隐患有的处于静态形式，有的处于动态形式，有的隐患具有较高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必须投入技术和资金才能发现和解决，在一些中小企业中由于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往往诸多深层次安全隐患不易被排查出来，从而造成严重后果；三是近年来我县不断加大打非工作力度，特别是新一届县委县政府更是把打击非法盗采矿山资源作为我县打非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受经济利益驱动和自身安全法律意识不足等因素影响，部分行业和领域违法违规现象时有发生，2008年，我县共查处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案件 起，打非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四、对策建议

（一）强化责任与待遇协调发展，进一步加强基层安监队伍建设工作。一是结合县编办，积极推动县安全监管机构规范设臵和配备行政编制，尽快解决安全监管人员（尤其是执法人员）数量不足的问题。同时，借鉴其他部门办法，通过向财政申请专项经费、集中采购等方式，解决县级安全监管机构装备严重不足的问题。二是参照公安、税务等部门的做法，就安全监管部门的工作经费及人身意外保险、岗位津贴、下井补助等问题联合发文，出台统一的政策，提高安全监管人员的福利待遇。三是加快组建乡镇安监站，实行垂直管理，重点解决乡镇执法人员定岗、定编、定员问题，最好。制止乡镇安监机构空摆设，人员胡乱拉借、岗位不固定、流动性大、无编制、待遇不落实现象，充分调动基层安监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确保安全监管工作的协调和衔接。

（二）强化安全与发展齐头并进，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力度。一是在安监局设立行政执法机构（即组建安全生产执法大队），由政府或安全监管部门统一授权履行安全监管执法职责，相对独立地开展执法工作，侧重对企业安全生产的现场监督检查，受理生产安全事故和违法行为举报投诉，发现、纠正和制止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等。二是强化安全发展意识，安全生产执法的目的是预防事故发生，增加企业和社会效益，使社会安全发展，加大行政执法的力度，充分发挥行政执法的正向效应是加快推进安全生产由“趋于好转”向“稳定好转”和“根本性好转”的必然选择。因此，县优化办等部门应根据实际需要，向安监人员发放执法监察绿色通行证，保证日常安全监管和行政执法的震慑作用和威严作用。

（三）强化宣传教育培训力度，进一步浓厚全社会关注安全氛围。一是将教育培训战线进一步延长，在党政机关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增强一把手安全意识，强化主抓安全人员业务水平，由县安监部门组织，分期分批对部门、乡镇领导干部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并结合县党校“干部学习超市”，把《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纳入部门、乡镇领导干部理论学习和党校培训的内容，纳入全民普法教育、机关干部法律知识考试的内容。二是继续加强对各类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培训，做到严格考核，持证上岗，努力提高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管理水平，加强对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全面提高特种作业人员的操作技能，同时做好特种作业操作证的复审，保持特种作业人员培训的连续性。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在岗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确立全员培训目标，提高全员安全素质，未经安全教育培训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三是进一步强化全社会安全意识，继续发挥《安全视窗》、《安全为天》、磁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网站等栏目品牌优势，进一步在全县畅通安全信息渠道，构筑安全生产宣教、监控、举报、事故通报与分析等全方位、多位一体的安全信息平台。同时，以“安全生产月”为载体，通过板报、展板、短信等各种形式，将安全生产有关规定、文件、条例、考核标准、安全宣传教育等内容及时向全社会进行宣讲，引导群众逐渐转变观念，树立起正确的安全观，使安全生产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

（四）强化企业本质安全提升，进一步加大企业安全监管服务水平，一是加大监管力度，督促企业加大安全投入，对设备维护更新、隐患排查治理、职工教育培训等足额投入，进一步提升企业安全保障能力。二是继续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三项制度”建设等本质性安全活动，全面推进各个行业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规范企业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层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管理，提升基础设施和设备的安全条件，提高企业本质安全程度。三是大力推行“保姆式”监管服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先告知后帮助整改，实行首查不罚、及时整改不罚、复查整改不罚、轻微无严重后果不罚。不仅督促企业开展隐患自查工作，而且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技术指导、信息咨询等方面服务，帮助企业建立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隐患排查、应急救援、“法人代表安全生产承诺”等方面资料和台帐，当好企业“辅导员”，帮助企业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升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工作。四是开展“重点项目安全生产跟踪服务活动”，把向国庆60周年献礼的20个重点项目分解，实行干部定点挂钩联系制度，对口跟踪服务，采取提前书面告知、上门服务等方式，对重点项目建设主动靠前服务，实行零距离、全方位、全过程服务。

（五）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进一步构建安全生产大检查长效机制。一是安全生产部门要充分发挥综合管理、监督检查、指导协调职能，切实履行综合、执法、监督、管理、协调、服务的职责，全面把安全生产工作纳入有效监控之中。各乡镇、各部门既要各守一方，各负其责，又要团结协作，密切配合，形成监管合力。要坚持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防范安全生产事故会议，分析安全生产形势，制定安全生产措施，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二是进一步完善专家库建设，网络多行业专家，细化专家行业分类，拓宽专家服务领域，创新专家咨询服务制度，除在项目建设中“三同时”审查、重大危险源辨识、事故原因分析、研究安全对策措施等方面发挥作用外，向中小企业特别是缺乏技术人才的小化工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和服务。协助他们抓好隐患排查，提供整改治理对策等。三是建立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实行常态性安全生产大检查制度。隐患时时产生、形式多样、复杂多变，排查治理工作长期而艰巨，必须形成隐患排查治理规范化、制度化、责任化制度，建立考核奖惩机制，依法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建立隐患排查治理长效运行机制，规范各项工作制度，采取自查、聘用专家检查和仪器检验检测等多种形式，不断发现隐患、深挖隐患、消灭隐患、长治久安。四是进一步加大对重点行业和领域“三非”打击力度，对发现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理到位，该停产的停产，该关闭的关闭、该取缔的取缔。同时，实行重奖举报制度，积极鼓励群众参与到安全生产打非工作中，构建构建社会联动“大安全”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