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组织效率解说

第一篇：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组织效率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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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组织效率解说

作者：张日颖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09期

[摘要]文章分析了具有明显的资源和成本优势的西部地区，地区产业资本收益卓却存在明显的东西递减现象的原因，提出只有提高产业组织效率，使潜在的产业优势转化为实际的产业利润，才能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自主持续增长。

[关键词]产业组织；经济增长；组织效率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识码]A

第二篇：缩小地区经济差异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缩小地区经济差异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1.确立地区平衡协调发展的长期战略

(1)从不平衡展中求得相对平衡。在地区发展问题上既要防止不顾条件的“ 超越论”和“ 速决论” , 又要反对无所作为的“ 任其自然论”和“ 悲观论” , 应创造条件努力扭转地区差距扩大趋势。(2)发挥地方积极性和扩大地区权力, 加速地区经济发展。(3)正确处理沿海发达地区与内陆欠发达地区、资源密集地区与加工业集中地区、汉族集中区域和少数民族集中区域的关系, 使产业倾斜与地区倾斜相结合。2调整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

(1)大力开发内地资源, 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内地自然资源丰富, 是我国自然资源富集地区。资源开发一要与当地经济发展结合, 通过资源开发带动地区产业发展, 依靠本地优势资源的有效开发, 建立起有规模效益和竞争能力的产业, 要继续抓好农业, 保持农业基础优势;二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重视交通运输、商业、贸易和金融业的发展;三要理顺资源产品价格, 合理分配资源产品收益。(2)深化改革, 搞活国有大中企业。中西部国有企业比重高, 这既是包袱, 又是财富, 要加大改革力度, 调整结构, 搞活机制, 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提高管理水平。一旦中西部国有企业与当地资源、人力相结合, 以及与外资进行嫁接, 就会发挥巨大潜力, 创造出早大财富。(3)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开辟经济第二战场。从沿海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经验来看,主要是靠非农产业发展, 不但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 而且是农民致富、增加地方财源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地区, 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 农业有了很大发展, 继新疆粮食自给有余, 宁夏、内蒙、陕西等省区, 粮食也基本实现自给或略有剩余, 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现在中西部经济要进一步发展, 赶上沿海地区, 就要加快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的转换, 加紧实施乡镇企业东西合作工程, 鼓励东部乡镇企业“ 西进”。3.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

首先重点改善基础设施, 包括交通、通讯、供水、供电条件等。其次, 大力提高劳动力素质。目前内地人才缺乏且外流严重, 发展职业教育特别重要, 只有靠职业教育, 把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结合起来, 才能真正留住人才。第三, 增强商品和市场观念, 提高管理水平, 改善软环境。要反对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壁垒, 加速与国内外市场接轨。

4.加强地区合作, 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1)发挥多种类型地区合作。一是大力开展资源富集、原材料产区与加工工业集中地区的横向联合, 组成实体型的利益共同体。二是积极开展同质区域间的联合和合作。三是发展流域性联合, 大力发展以资金、技术参股为生要形式的跨地区的联合集团。(2)适当提高原材料价格, 理顺价格体系。(3)成立中西部地区性的金融组织或地区开发建设公司。

5.转变政府职能, 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和干预

(1)加强国土规划和区域规划。(2)实行产业倾斜与地区倾斜相结合的区域发展政策。(3)利用财政再分配手段调节分配结构和地区结构。一是实行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 积极扶持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基地的更新改造。二是实行公共投资重点分配制度, 设立基础设施和教育等专项基金, 促进欠发达地区交通、通讯和教育事业发展, 并实行专款专用, 杜绝利用财政补贴费用搞楼堂场所和购置豪华小汽车等不正之风。三是继续对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和外贸等, 实行扶持政策和灵活措施, 增加对中西部地区, 尤其是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资。

第三篇：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及贡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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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及贡献分析

作者：汪 红 汪 军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10期

[摘 要]文章针对地区间不平衡的经济增长，比较分析了地区经济增长的特征及要素投入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以阜新为例，利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建立了阜新

1987～2001年15年间的经济增长模型，对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等生产要素对阜新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结合阜新的实际对所建模型中技术进步对阜新经济增长的负贡献作了更深入的成因阐述。

[关键词]经济增长；生产函数；要素投入

[中图分类号]F201

[文献标识码]A

第四篇：珠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概况

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处广东省中南部的珠江下游，面临南海，毗邻港澳，地理位置优越，全区总面积54 559km²，其中市区面积9 674km²。1994年广东省人民政府规划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面积为41 596km²，占全省面积不到1/4，人口2 137.73万人，占全省约1/3。2006年全区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1 424.28亿元，占了全省的81.7%，工业生产总值为10 422.58亿元，占全省的83.4%①。

但是，珠江三角洲经济（以下简称珠三角）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基础之上的。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增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将不可避免[1]。珠三角在近十几年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进程中，由于“三废”排放量大，污染处置量少，环境污染问题已充分暴露出来。表1是从1990年到2006年珠三角地区工业排放总量。通过表内数字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珠三角地区的工业污染越来越严重，并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如果不采取有效保护环境的措施，该地区的环境将造成经济发展不可挽回的损失。有关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文献回顾

吴玉萍[ 2 ]等选取北京数据建立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发现了显著的倒U形曲线特征，而且比发达国家更早地达到了转折点，认为北京施行了比较有效的环境政策；杨凯[ 3 ]等对上海1978～2000年人均GDP与城市废弃物增长数据的拟合计算表明，上海城区废弃物增长与人均GDP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环境库兹涅茨二次曲线特征；沈满洪[ 4 ]等用浙江省经济与环境数据得到各类指标的N形曲线，认为我国的发展轨迹与发达国家不同，存在更多波动；凌亢等[ 5 ]从行业数据验证了南京的EKC，发现废气排放量和SO2浓度都随收入增长相应递增，整体污染趋势在扩大；陆虹[6]发现全国人均CO2排放量表现出随收入上升的特点；陈艳莹[ 7 ]根据污染治理的规模效益理论发展了EKC模型并用该模型剖析了国内几个城市案例；陈华文等通过最大化效用函数提出了对EKC的一个微观解释，使用上海市的空气质量与人均收入的数据，认为部分环境指标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所描述的情况，但CO的污染状况经历改善—恶化—再改善的过程而SO2的浓度与经济增长表现为正U型关系等等。这些研究虽然得出了对我国部分地区、个别指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拟合结果及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关系，但很多研究都具有地域限制，集中研究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且估计指标较为单一，不能全面充分说明我国的整体情况。因此，并不能以此为依据得到在我国普遍意义上的污染转折点，也不能证明我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描述的环境污染先恶化再改善的情况。我国学者张晓对我国的经验数据建立了如下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计量经济模型：y =β0+β1χ+β2χ+ξ。式中，y为污染物排放量或人均污染物排放量，χ为人均GDP，β0、β

1、β2为模型参数，ξ为随机误差项。以人均GDP为横轴，分别以人均废气排放量、人均SO2排放量等为2纵轴，得出了倒“U”型的弱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说明，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变迁同样遵循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所走过的轨迹，只是倒“U”型的曲线比较平缓而已。该经验研究证实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较大程度地考虑了环境保护。根据以前的文献分析，模型中都没有把环保投资占GDP的比重作为解释变量。实际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国家领导人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认识到环境对于人的生活和工作甚至比发展经济更具有重要意义，于是加大环保投资保护环境就成为重要议题。因此，把环保投资占GDP比重作为解释变量，可以更加详细具体地分析影响环境质量的因素。其次，虽然有大部分文章研究全国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有研究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发达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但是研究珠三角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文章还很少见，而珠三角地区作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最早的经济圈，对广东乃至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运用这个地区的年鉴数据，通过建立模型分析该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建议，使该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具有实践价值。3 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建立的模型如下：

y=β0+β1X1+β2X1+β3X3+β4X4+ξ。式中，y 为珠三角地区工业废气排放总量，X 1为人均GDP，X 3为珠三角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占该地区GDP总值的比重，X 4为珠三角地区环保投资占GDP比重，2β0、β

1、β

2、β

3、β4为模型参数，ξ为随机误差项。根据广东省统计年鉴、广州市统计年鉴、深圳市统计年鉴、珠海市统计年鉴、中山市统计年鉴、惠州市统计年鉴、肇庆市统计年鉴、东莞市统计年鉴上的数据，经过整理，得出以下数据，见表2。根据以上数据，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和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出了以下回归结果。

Y=8425.632+0.064X1-0.000263X1-10128.2X3+848.552X4 R=0.943 F=63.477

224 回归结果分析

以下是对方程的检验和简单分析：

（1）根据以上方程，由于R=0.943，模型拟合优度比较好，即人均GDP、工业总产值占GDP比重、环保投资占GDP比重能够很好地解释环境污染产生的原因。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0.01下，F=63.477＞F0.01(4, 11)=5.67，说明本线性回归模型整体上是拟

2合的。在给定显著性水平0.1下，t1=2.316＞t0.1/2(11)=1.796，t4=1.867＞t0.1/2(11)=1.796，说明人均GDP、环保投资占GDP比重是影响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由于X 12的系数是负数，所以该曲线符合倒U型曲线。

（2）模型中加入了环保投资占GDP比重、工业产值占 GDP比重作为解释环境质量的因素，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出，工业产值占GDP比重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是负相关的，说明随着工业产值占GDP比重的不断上升，环境质量越来越恶化。而环保投资占GDP比重与环境质量正相关，说明随着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逐步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于是环保投资也加大了，随着环保投资的加大，环境质量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5 政策建议

从珠三角地区范围内来看，工业化进程和提高人民收入的需求是目前的主要任务，尽管广东省省政府和群众对环境保护工作有一定的认识，但在发展工业经济还是保护环境的选择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仍是发展工业经济的行为，因此，珠三角地区目前仍处于环境污染恶化阶段，没有证据显示珠三角地区已经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现象。几乎所有的研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都认为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的导致更高的环境质量，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只有在环境政策的干预下才可能出现，环境污染水平可能不会随经济的增长而自动下降。为了促进珠三角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建议如下：（1）修订珠三角地区产业政策，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向节能型、高级化发展，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由于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影响环境质量，因此，改进珠三角地区的

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能源结构从而降低环境污染。调整产业结构就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环保产业。

（2）加强排污监督，科学制定环境标准，强化环境与经济的综合决策。在加快经济发展时，必须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环境保护放到重要位置，决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一时的发展，而应当使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科学地制订相关环境标准体系，建立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机制，把环境保护目标投入珠三角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目标之中，用标准限制环境污染，保护环境。

（3）改革珠三角地区目前的环保投融资体系，增加环保投入。应当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逐步使排污者和开发者成为环保投资的主体。（4）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立和健全珠三角地区的环境资源配置体系。走出“环保靠政府，经济靠市场”的误区，开展排污权交易，将市场机制引入环境保护事业之中，实现环保制度的创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经济激励与约束机制可以给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刺激，将环境保护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或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目标联系起来，实现生产、消费与环保的和谐统一。注：

①此处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7）》，经国研网整理，2006年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为26204.47亿元，工业生产总值为12500.22亿元，珠江三角洲地区生产总值21424.28亿元，占全省的81.7%，工业生产总值10422.58，占全省的83.4%。参考文献：

[1] 姚志毅.污染产业转移对我国环境与经济的影响分析[J].生态经济，2009（4）：155～158.[2] 吴玉萍，董锁成，宋键峰.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研究[J].地理研究，2003，21（2）：239～245.[3] 杨凯，叶茂，徐启新.上海城市废弃物增长的环境库兹涅茨特征研究[J].地理研究，2003，22（1）：60～65.[4] 沈满洪，许云华.一种新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浙江省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增长与环境变迁的关系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0，4：53～57.[5] 凌亢，王浣尘，刘涛.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统计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统计研究，2001，10：46～52.[6] 陆虹.中国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以大气污染为例[J].财经研究，2000，26（10）：53～59.[7] 陈艳莹.污染治理的规模收益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成因的一种新解释[J].预测，2002，21（5）：46～49.

第五篇：劳动生产率投入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摘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劳动者的质量、劳动者的技术装备水平以及有效的管理是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方面。由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供给所存在的尖锐矛盾，如何利用好现有的劳动力资源，更好地控制其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的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为分析劳动生产率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文章运用了现代定量的分析方法和技术做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以期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利用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人力资本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6－0019－06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劳动生产率是说明劳动效率的综合指标，同时它可以对比生产成果和劳动耗费，也是说明经济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正确把握劳动生产率水平的高低及增长变动情况，对观察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研究国民经济中某些比例关系和考核企业经济活动成果都有重要作用。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对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进行规范性测算的国家。1926年美国劳工统计局用人时来衡量投入的劳动量，用产出增加值作为产品生产量替代来计算劳动生产率，现在各官方机构统计报告中所公布的劳动生产率指标基本都是用该方法得出的。这种方法后来被学术界称为“原子论方法”，在实践中广泛应用至今。与其对应的另一种方法是“函数论文法”。该方法主要以生产函数来表达投入产出关系，并对其进行相关变换来测算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由于所使用的生产函数不同，形成不同的方法与流派。主要有“索洛方法”、“丹尼森方法”、“罗默方法”。索洛1957年的研究打破了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传统观点。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的新见解，提出技术进步的重要性。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分两类：一类是不含技术进步增长的模型，另一类是含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后者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影响远远超过前者，目前仍为许多学者采用。肯德里克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的生产率增长趋势》一书中，把除去要素投入增长后的经济增长部分归结为： “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它主要包含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的扩散程度、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经济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丹尼森把广义技术进步的内涵因素归为如下六类：生产要素质量的变化：知识进展；资源重新配置；规模作用，即规模经济；政策影响和不规则因素。罗默则是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继承了亚当·斯密、马歇尔等人的递增收益思想，运用并扩展了K·J·阿罗的动态分析框架，结合外在性、产出生产中的收益递增和新知识生产中收益递减等三个因素，提出了具有内生技术变化的竞争性均衡长期增长模型。罗默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厂商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结果。罗默通过对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分析，证明存在社会适度知识存量和经济增长的竞争均衡，但由于生产中引入规模收益递增，不存在帕累托最优，知识积累会使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得以实现。由索洛和丹尼森等人发展起来的这种方法，直到今天仍然占有十分重要地位。

中国对生产率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主要研究劳动生产率的问题。50年代末，中国开始注意技术进步对生产发展的重大作用，提出了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任务。60年代初，中国经济学界在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时，将提高投资效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均列为提高经济效果的重要途径，并在这些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改革开放后，在引进国外生产率研究成果的同时，国内逐渐加强了对中国生产率的研究，并在国内外经济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代表人物有李京文、王金营等人的研究。李京文等人是以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将资本的投入量定义为资本存量，即固定资产净值与流动资产之和：劳动投入量是直接用于物质产品生产和服务的劳动投入量；而要素投入的数量与质量的区分是通过投入量的交叉分类，并应用超越对数指数来度量。王金营等人是以罗默和卢卡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有效劳动模型与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通过规范性分析，证明了人力资本在技术创新、技术扩散和技术进步中的独特

作用，特别是将人力资本在生产中提高其他要素效应的作用剥离出来，为判断人力资本的真实作用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并且为较准确估算中国从业人员和人力资本存量建立了####数据库，并利用人口发展离散模型算出不同受教育层次的人口，利用各层次受教育人口分年龄性别的劳动参与率估算出各年从业人员和人力资本存量。他们的相关研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研究水平的提高，为政府经济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二、影响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库兹尼次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有三个：第一个是知识存量的增长；第二个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三个是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规模经济和技术知识的普及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对经济增长具有贡献的重要因素。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劳动生产率已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资料表明，在跨入后工业化社会的最初阶段，发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为70～100％，随着后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略有下降，但仍会占主导地位。经济增长受制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影响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地区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加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来实现的。人力资本投资主要体现在教育（包括培训）、健康等方面的投资中。世界银行对28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960－####年间影响GDP增长因素的一项研究表明，劳动者受教育的平均年数每增加一年。就能使GDP提高3％。根据我国第四次、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仅1990－2000年的10年间，中国15－####岁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已由7.33年提高到8.48年，并由此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推动了经济增长。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力资源储量巨大，但现阶段中国人口的整体素质较低，劳动者的实际能力和潜能区分未得到充分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把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企业组织把强大激励和管理，充分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都放在突出位置上，这是提高中国社会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和投入效率，推动社会劳动生产率整体提高的重要举措。

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查尔斯·金德伯格在他的专著《欧洲战后的增长》中证明，人均收入一直高速增长发达的工业经济。往往是那种吸收大部分新增劳

［3］本文作者：李友德

动力的经济。尽管中国存在结构性劳动力供给过剩的问题，但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对经济增长仍做出了重大贡献。从产业部门来看，一个产业部门的增长相当程度上通常依赖于劳动力投入量的增加，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更是如此。而在减少劳动力的情况下，产值增加部门几乎只有农业。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开创经济增长的资本决定论的同时，强调经济增长决定于三个因素，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和劳动者质量的提高。此后，李嘉图也认为，劳动者规模的扩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增长。劳动力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从数量推动逐渐向质量推动，在数量上推动体现为劳动力人口增长形式，在质量上推动上则表现为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产业结构变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投入

从中国分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均明显提高。其中第二产业提高的幅度最大，由1979年的0.265万元，人提高到2007年的3.683万元／人，增长3万多，第三产业由0.167

万元从提高到1.985万／人，净增1.818万元，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少，从1979年的0，044万元从提高到0.7万元／人。从统计结果来看，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效益在逐步改善，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发展缓慢。产业结构的有效转化和升级，可以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经济的增长，如表1可见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是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时期，此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减缓，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直接和明显的。

从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势来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尤其是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最大，而且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有逐渐拉大的趋势。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虽有所增加，但增加速度缓慢，基本上维持在一个水平上。1979－2002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年平均为12.66％，而该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平均为9.46％。这种劳动生产率高增长特征与经济高速增长情况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正在逐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变数之一。从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其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变化特征看，二者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各产业的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趋势二者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适宜的经济政策。对劳动生产率投入的宏观调控，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

每个地区发展都有其特殊性，合理的区域经济政策是基于其优势资源而实行的。综观我国近年来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产业趋同的问题目益严重，一些地区在发展高科技方面并没有任何优势，相反，在传统产业的发展上既不缺乏人力，又不缺乏资源，但仍将高科技产业作为长期的发展方向，这势必造成新一轮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各地区应该结合本地区区情和资源优势，选择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劳动资源的配置起主导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退出，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要素资源，政府必须广泛而深入介入劳动力市场。政府对劳动市场的作用，首先在于确保劳动力作为劳动要素、配置主体的正常运行，然后才是政府积极主动弥补“市场失灵”以确保交易双方的利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劳动劳动生产率的投入

经济发展水平与一国或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具有密切联系，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目前中国实际上仍处于劳动生产率逐渐上升时期。但由于中国的统计制度存在缺陷，长期以来对农村人口不统计失业人口，更不统计非劳动人口，造成中国农村人口劳动生产率计算结果不能真实反映中国农村生产劳动力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和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果。大大高估了中国农村劳动生产率参与情况。城市中原来制度因素影响下过高的劳动生产率也随着制度改革的深化不断受到挤压。实际上，劳动生产率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上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在1979－2001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9.54％，而中国劳动生产率为12.51％，这种劳动生产率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正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

为反映不同时期劳动生产率变化引起经济增长变化的差异，我们把1979－2001年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分为1979－1990和1991—2001两个不同时期。从而通过不同时期经济增长情况来说明劳动生产率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表2可以看出，1991－2001时期比1979－1990时期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率，1991—2001时期也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人力资本投资的短缺制约劳动生产率的发展

作为人力“资本”，其形态首先是以知识存量为物质内容，并通过一定的技能和能力体现出来。因此，人力资本既具有质的规定性，又具有量的规定性。通常度量人力资本总量用下列方程式：

人力资源总量＝劳动人口×劳动人口质量，即z＝Zi，该方程式中的劳动人口，应该是国家规定的法定年龄的劳动人口；人口质量实际上是一个难以准确确定的变量，通常用以下指标衡量：每百万人口大、中、小学学生的入学率、中小学普及率、专业人员占劳动人口的比重等。这些指标也不是完善的，例如，没有考虑到人力资本利用程度的问题等。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海克曼研究发现，中国教育投资约占GDP的2.5％，而物资投资大约占GDP的30％。美国的这两项指标分别是5.4％和17％，韩国分别是

3.7％和30％，中国对人进行投资的支出远远低于各国平均数，而每年物质投资大大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因此，我国政府虽然在逐步提高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重。但教育经费的投入方式和重点失误。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中国把有限的教育资金投向高等教育，实在是一种短视行为。

劳动生产率是反映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本质上就是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差异。在物质条件一定条件下，人力资本存量与劳动生产率是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劳动者素质就越高，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当然，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工作质量来实现的。虽然工作质量取决于多种因素（劳动态度、管理体制、职业道德等），但有关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所注定的人口素质是关键性因素，至于职业道德、劳动态度等作为人文素质同样离不开教育，所以，智能素质、人文素质都离不开人力资本投资，它们共同影响劳动者的工作质量，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

三、地区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数量

［3］本文作者：李友德

关系表明，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可以推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还可以影响经济的实际有效增长。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表明，劳动生产率是加速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1990－2006年间，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了35.4％。增长最快的省份大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其中上海、天津、广东和福建等省区劳动生产率增长了4倍多，江苏、浙江的增长幅度超出5倍。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缓。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4个分解成分看，物质资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源和技术效率分别增长16.2％、56.7％、29.5％和7.5％，这表明物质资本积累所贡献的部分主导着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人力资源的贡献不容忽视，技术效率则表现为负贡献＠。尽管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物质资本积累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但观察各个省区劳动增长情况，我们发现，上海、北京、天津和广东是我国劳动产出水平最高的4个省区，在这4个富裕省区中，技术进步取代物质资本成为影响其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尤其是上海，其技术进步贡献部分为222.8％，而物质资本积累贡献远远低于前者，仅为27.6％，甚至低于人力资本积累的35.4％。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表明，影响地区经济增长主要因素有制度、劳动力、资本和产业结构转变等多种因素。在地区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中，我们选定劳动力投入数量（从业人数）、劳动生产率，资本方面选定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存量（各地区国有及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以及产业结构变化指数来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指标。本模型所使用的数据均为2008年的社会经济指标。

经济模型如下：

InGDP＝a0十allnL且＋a21nLh十a3lnMl＋a4lnM2＋a5InY＋8

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Lg表示劳动力投人数（各地区从业人数），Lb表示劳动生产率，M1表示固定资产投资（物质资本存量），M2表示人力资源存量（各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人数），y表示产业结构变化指数。本模型使用的数据均为2008年社会经济指标数（见表3）。

通过SPSS系统的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东南部、北部和中西部三个地区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如下所述。

北部地区：

lnGDP＝0.406＋0，161nL.＋0.42lnk＋0.423lnMl＋0.3861nM2＋0，1321nY＋8

东南沿海：

InGDP＝0.807＋0.302nLa＋0.2081nLb＋0.4861nMl＋0.2021nM2＋0.11llnY＋g：

中西部地区：

lnGDP＝0.104＋0.3nLa＋0.1011nIg＋0.2081nMl＋0.372nM2＋0.10611nY＋s

通过对北部、东南部、西部三个地区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投入数量增长率以及计量模型得到弹性系数，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投入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见表4）。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东部沿海发达区、中部中度发达区和西部落后区等三大差异带。其中，北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为38.8％，东南部地区为31.2％，西部地区为16.8％。总的来说，北部地区拥有人力资本的优势，有大量的技术人才，东部发达地区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都有显著优势，而中西部地区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但利用率不高。这种资源上的差别客观上决定了各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及经济增长水平和模式的不同。

四、结论与建议

从表4可以看出，无论是北部、东南部，还是中西部劳动生产率的贡献都远远高于劳动力投入数量的贡献。就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言，北部和东南部要明显高于中西部，究其原因，北部和东南部的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源的利用率，对资金技术人才的开发要明显超过中西部，由于资金问题，产业结构的变化比中西部要迅速，调整更为合理。相对于中西部而言，要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力资本存量，在产业结构方面还须做进一步的调整，只有如此，中西部的经发展才有可能赶上东南部。此外，由于企业减员增效，以及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劳动力投入数量在中西部也明显不足，对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无论是固定资产投入，还是人力资本的投入都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要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必须通过多种途径，解决劳动生产率中的实际问题。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劳动生产率水平直接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状态，一般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劳动力的投入，短期和局部有时会使劳动力需求减少，但从长远和全局来看，劳动生产率提高必将促进

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生产资料，从根本上为扩大就业创造条件。因此，为发挥中国劳动力的优势，各地区在不断提高劳动效率的前提下，应积极开拓就业渠道，增加就业人数，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合理和有效流动，以全面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分布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劳动生产率总的配置效果，从而成为影响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积极因素。在工业化初期，各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和要素收益率间普遍存在差异，就业结构变动的潜力很大，当劳动力由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转移时，就会影响劳动生产率总的配置效应。在产业间劳动力的配置中，首先要做的是加速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积极地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创造条件。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增长，是因为我国把大量的积累资金投资于工业部门。使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和人均资本迅速增长，而我国在农业上的投资很少，并且劳动力不能自由地转移到其他产业部门，其结果必然是劳动力剩余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因此，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流动必将带动我国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选择适宜的经济政策。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每个地区的发展都有其特殊性，合理的区域经济政策是基于优势资源而实行的，各地区应结合本地区区情和资源优势，选择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相对充裕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应加快集约化经营的步伐，经济发展应以科技为导向，以产业结构的协调化为目标，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中西部自然资源丰富，而资金和人力资源不足，应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北部地区应充分挖掘老工业基地的基础优势，通过调整改组和提高，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促进经济增长，而选择适合本地区的发展模式，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因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可以通过以下途径：第一，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国家。第二，深化体制改革，增加政府的科技投入，增加教育经费投入比率，提高人口整体素质。第三。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第四，实施技术创新，推进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的主体是各类人力资本载体——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和技能人才。第五，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