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附件3 亚太经合组织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共识

第一篇：2014附件3 亚太经合组织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共识

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附件三

亚太经合组织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共识

1.当前，世界经济呈现温和增长态势，但复苏并不均衡，需求依然较弱，下行风险犹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却在上升。长期而言，为实现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我们亟需提振需求，通过创新发展和经济改革寻求增长新动力。

2.亚太地区要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增长，就应坚持创新驱动，寻求增长新动力，保持经济发展强劲势头。

3.改革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深化改革有利于破除可持续发展的障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环境，全面释放发展潜力。

4.为此，我们认为亚太地区应继续深化经济改革，坚持创新发展，围绕经济改革、新经济、创新增长、包容性支持和城镇化五大支柱开展合作。我们达成以下共识：

——在经济改革支柱下：

5.我们同意2015年召开亚太经合组织结构改革部长级会议，推进亚太经合组织经济改革议程，评估亚太经合组织结构改革新战略落实情况，研究新战略2015年到期后相关领域工作方向，探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考虑将《商业便利化规划》延展至2020年。6.我们积极鼓励各成员就经济政策、规制一致性和良好规制实践加强沟通交流和能力建设，支持各成员就促进创新、改革与增长交流经验、分享最佳实践。我们同意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议题纳入亚太经合组织经济委员会工作范畴，深入推进相关讨论与合作。

——在新经济支柱下：

7.我们将推动经济转型，挖掘互联网经济、蓝色经济和绿色经济等新领域增长潜力。

8.我们支持互联网经济发展合作，欢迎设立互联网经济特设指导小组讨论相关问题，提出行动倡议，并鼓励亚太经合组织机制间协作。我们同意推动能力建设，鼓励创业和创新。

9.我们将发挥互联网经济杠杆作用，为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青年、残疾人以及贫困人群参与经济活动创造有利环境。我们支持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建立合作政策框架，为经济增长服务。我们致力于建立开放包容的互联网经济环境，为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安全、高效、低成本和普惠融资服务，分享互联网经济红利。我们致力于开发物联网潜力，服务经济发展。

10.我们致力于加强亚太地区海洋合作，建立更加全面、可持续、包容和互利的伙伴关系。我们支持各成员重点在下列领域开展合作：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防灾减灾，海洋在粮食安全及相关贸易中的作用，海洋科技与创新，蓝色经济。我们确认《亚太经合组织海洋部长会议厦门宣言》关于蓝色经济的表述，即蓝色经济是促进经济增长、推动海洋及海岸带资源和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和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我们呼吁加强亚太地区蓝色经济合作，鼓励落实相关倡议。

11.为应对能源和环境领域的重要问题，我们将致力于开展可再生能源、节能、绿色建筑标准、矿业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等领域合作，强化节约和保护，促进绿色、节能、低碳发展，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为保护林业资源，我们将特别注意打击非法采伐和相关贸易，同时为合法林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环境。我们欢迎《亚太经合组织绿色发展高层圆桌会声明》。

12.我们欢迎《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矿业部长会议联合声明》。我们注意到亚太经合组织成立矿业子基金，落实亚太经合组织矿业十项原则，支持促进公私合作的能力建设项目。

13.我们倡导开放、包容、合作和可持续的亚太能源安全观。我们一致认识到提高能效和推广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我们期待实现到2030年本地区可再生能源及其发电量在地区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比2010年翻番的目标。我们鼓励经济体为本地区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贸易和投资创造有利条件，包括放松目的地条款限制。

14.鉴于化石能源将继续在本地区中长期能源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我们重申清洁和高效利用化石能源的重大意义。如成员经济体短期内难以实现对煤燃料的替代，我们鼓励这些经济体加强在清洁煤技术开发和利用方面的合作，如扩大高效燃煤电厂建设，推广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我们支持感兴趣的经济体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并作为基本能源来源之一。15.我们重申到2035年本地区总能源强度比2005年降低45%的目标，规范和逐步取消低效和鼓励浪费的化石燃料补贴，同时注意向有需求的人群提供基本的能源服务。我们欢迎成立亚太经合组织可持续能源中心，推广可持续能源发展先进理念和模式。

——在创新增长支柱下：

16.我们将推动科学创新，促进相互同意基础上的自愿技术转让、推广和商业化，强化知识产权的利用、商业化和有效保护，同时重申全面和平衡的知识产权体系的重要性，分享经验和知识，培养创新人才，加强创新能力建设，改善创新环境，追求可持续创新发展。

17.我们欢迎《亚太经合组织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和发展倡议》。我们欢迎各成员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推动新兴电子商务技术创新，以驱动贸易和经济增长，并实现良好社会效益。

18.我们支持各成员通过财政和金融政策及其他措施促进企业创新行为。

19.我们鼓励各成员强化对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扶持，支持成立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创新最佳实践数据库。我们鼓励成员改善中小企业创新的融资环境。我们欢迎中国开展建立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信息化促进中心的可行性研究。我们鼓励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各类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发挥好支持作用，如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服务联盟、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创新中心、亚太经合组织加速器网络等，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20.我们支持各成员深化电动汽车创新和以环境友好型汽车技术促进绿色增长等领域的合作。

——在包容性支持支柱下：

21.我们致力于加强创业、就业、卫生、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妇女参与经济、青年、残疾人、防灾减灾、社会责任、商业道德、反腐败和安全贸易方面合作。我们认识到拓展高质量就业和人力资源开发对创新发展的重要性，支持《亚太经合组织促进高质量就业和人员交流行动计划（2015-2018）》。

22.我们鼓励各成员采取措施落实《健康亚太2020》倡议。我们致力于继续推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卫生领域的未竟目标，同“后2015”议程相互补充；加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伤害的防控；加强卫生系统建设，推进全民健康覆盖；健全亚太经合组织地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灾害的卫生应急准备、监测、响应及恢复体系。

23.我们认识到，释放妇女参与经济潜力，对驱动经济强劲和包容性增长至关重要。我们欢迎2014年妇女与经济论坛声明，鼓励各经济体采取有效行动落实声明。我们鼓励女性利用和依托信息和通信技术创业，参与区域贸易合作，并致力于有关能力建设。

24.我们支持各成员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创新和科技，并创造良好环境，以提升农业生产力、粮食产量和供给；改进农作物收成后管理，降低粮食减损；以及加强亚太地区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合作。25.我们支持建立亚太经合组织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欢迎亚太经合组织奖学金倡议。我们鼓励高官们探讨制定各种学术交流计划和机制，包括自愿实施亚太经合组织虚拟学术交流卡倡议。

——在城镇化支柱下：

26.我们着眼于通过城镇化和可持续城市发展，为经济增长寻求新的驱动力。我们支持亚太经合组织城镇化伙伴关系倡议，承诺建立亚太经合组织可持续城市合作网络。我们将通过举行论坛和政策对话会，并发挥国际友城等项目作用，推进城镇化和可持续城市发展的合作与经验交流。

27.我们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推进城镇化研究和能力建设。我们鼓励各成员支持城镇化合作及城镇化相关项目，包括由成员自愿捐资成立亚太经合组织城镇化子基金。

28.我们赞赏亚太经合组织低碳示范城镇项目及其推广活动的进展。我们强调生态城市和智能城市合作项目的重要性，同意探讨实现绿色城镇化和可持续城市发展的途径。

29.我们鼓励亚太经合组织高官会、经济委员会、贸易投资委员会、经济技术合作高官指导委员会、分论坛等机制进一步探讨城镇化相关议题。

第二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探析

摘要：文章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流派进行了回顾，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视角进行了总结，分析了我国金融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得出相关的政策结论。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流派；关系；探析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世界经济发展史反复证明，金融抑制和金融过度都会损害经济增长。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必须能够正确把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建立起与经济快速增长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不仅关乎金融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也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流派

从早期的古典经济学算起，西方经济学界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迄今已有三百余年历史。在这场长期论争中，有两种作用机制一直备受关注：一是货币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二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根据对这两种作用机制的不同理解，大体上可以把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流派分为金融无关论、金融促进论和金融从属论三种代写论文。

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论。古典经济学家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抽象成货币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两分法”。在此基础上，萨伊提出货币中性论，强调货币数量的改变只会造成物价水平等比例的上升或下降，对生产供给、实际产出和就业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即货币只是实体经济的面纱。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只不过是经济运行的润滑剂。使得商品交换更加容易和顺畅，而对经济中的实际变量并不发生实质性的影响。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是极其稳定的，短期内由于存在适应性预期，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影响产量和物价；但从长期看，产出量是由劳动、资本和技术等非货币因素决定的，货币供应量只决定物价水平。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只有未预期的货币变动能够影响短期真实变量。从长期看，由于货币政策是可预期的，货币变动只会引起价格水平的相应变化，而对真实产量和就业没有影响。尽管理性预期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货币面纱”论，但仍坚信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

金融促进经济增长论。有关货币流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讨论，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他认为，慎重的商业活动可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进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早在19世纪末就认识到古典货币中性论的不足，指出，在信用制度条件下，货币对经济活动起着积极的作用。只有在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一般物价水平稳定的状态下，货币才是中性的。熊彼特则从信用创造的视角突出了银行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他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创新，而功能健全的银行可以对企业家进行筛选，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指出，未来的不确定性是货币经济的主要特征，通过利率对投资的诱导作用，货币就能影响国民收入的产出水平。凯恩斯还通过总量分析，把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克服了古典经济学“二分法”的不足，实现了对早期货币中性论的质的突破。20世纪50年代，约翰·格利和爱德华·肖阐述了金融中介在储蓄一投资转化机制中的重要作用，揭开了金融理论研究的序幕。此后，金融因素逐渐在经济理论中得到重视，并凸显成为同土地、资本、劳动同样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1969年，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人戈德史密斯指出，以初级证券和次级证券为形式的金融上层结构加速了经济增长，改善了经济运行，为资金转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20世纪70年代，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的分析中，将货币与非货币资产、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起来，阐述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之后，卡普尔等人把麦金农和肖的静态分析发展成为动态分析，进一步阐明了金融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内生金融理论强调，资本效率的改进得益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把资本分配到最佳可能用途上所起的关键作用。

金融从属于经济增长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琼·罗宾逊反对熊彼特关于金融部门引导产业部门并激发技术创新行为和企业家精神的论断，强调经济发展为某种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创造了需求，而金融体系只是对这些需求作出反应，从而否认了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多恩布什认为，金融储蓄与真实利率并不相关。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不同视角

在Shumpeter(1969)、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做出开创性研究之后，有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步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后来的研究(包括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或通过证明两变量间相关关系的存在性、或通过分析两变量之间的因果方向、或通过研究两变量间的传导机制，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近年来，国外学者DemirgucKunt＆Levine(1996)，Thakor(1996)，Levine(1997)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有建树；而许多国内学者也基于中国数据、利用不同方法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过检验。

综述以上研究，学者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间的相关度和因果方向具有不同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供给拉动性”(supply—leading)观点，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根据这种观点，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推进渠道有：(1)通过提升资本积累效率并依次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Goldsmith，1969)；(2)通过提高储蓄率进而带动投资率(McKinnon，1973；Shaw，1973)。换句话说，通过增加储蓄规模和改进投资效率，金融发展将拉动更高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得到了相关大量实证研究的证明(如Bencivenga&Smith．1991；Greenwood&Jovanovic，1990；Thakor，1996)；第二种视角由Robinson(1952)最先提出，即金融发展“追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引致性”(demand—following)观点。该种观点认为，实体经济的扩张增加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导致金融产业的发展，对这种观点的实证支持可参见近年来的一些相关文献(Demetrides＆Hussein，1996；Friedman＆Schwartz．1963；Ireland，1994)；第三种视角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是互为因果的，即金融发展和

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联系(Demetrides＆Hussein，1996；Greenwood&Smith，1997)；第四种视角则缘于Lucas(1988)，他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而“经济学家常常过度强调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作用”。

三、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在中国的检验

众多理论分析与计量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力度有限，甚至有些指标还呈现负面影响；总体来看，我国的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落后的金融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互为促进的关系体现在我国对金融体制所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具有一定的经济绩效，能够带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对我国金融的深化也具有持续的推动作用。但是，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间因果关系也存在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从侧面说明，我国的金融发展相对于同期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匹配性，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还不及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考察其深层原因仍在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目前我国的金融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现行的金融体制已无法满足企业扩张带来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加入WTO后的外来竞争压力也迫使企业和银行对融资机制做出新的调整。改善目前的落后的金融发展局面，一方面要努力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让企业更多的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改善融资机制，消除“所有制歧视”，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另一方面加速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规范。发掘债券市场的潜力，为直接融资提供更大空间，并且积极推进非国有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发展，促成金融机构的合理竞争。有理由相信，加快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改革必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四、对我国金融政策的启示

一是结合人世和金融业对外开放提供的发展机遇，加快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步伐，尽快建立起多层次、能够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的市场体系，重点是发展证券市场和建立健全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大力推进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改善企业融资结构。二是鼓励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在加快金融业电子化和网络化建设的同时，尽快推出期权、货币互换等衍生工具，择机推出利率期货、货币期货，完善衍生市场，为企业经营与投资提供必要的规避或分散金融风险的工具。三是要加快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造，建立健全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增强金融机构对金融风险的自我防范能力。四是进一步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在分业监管和增强市场监管作用的基础上，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提高统一监管能力，在促进金融业稳健发展的同时，防范金融泡沫化。五是在全

社会进行信用观念的宣传教育，形成良好的遵法守信环境。六是保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基本匹配，尤其是防止房地产泡沫，因为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是一对孪生姐妹。

第三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创新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创新

王一鸣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典型特征，就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并由于资源和要素的低成本，使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无论从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还是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经济增长方式从本质上决定于经济体制，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在于增进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加快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投融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经济增长虽有起伏，但一直处于快速增长态势之中。1979～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7％，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3％左右的速度。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上的，表现出两个最典型的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

以“十五”时期为例，中国能源、电力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比“九五”时期都提高1倍多，煤炭产量增长1倍多，水泥产量增长79％，钢材产量增长187％。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消耗最大的国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第二大国。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能源消耗达到24.6亿吨标准煤，大约占世界能源消耗的15％左右；钢材消费量达到3.88亿吨，大约占世界消费量的30％；水泥消耗12.4亿吨，大约占世界消耗的54％。由于大量低效消耗资源，污染物的排放日趋严重，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近年来，中国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上的投入明显加大，但仍赶不上粗放型增长造成的破坏。2005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2549万吨，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0％。第二，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加剧了经济内外失衡即投资与消费失衡和内需与外需失衡。

同样以“十五”时期为例，投资增长相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高于“九五”时期1倍以上，投资增长明显偏快，投资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2001～2006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2％，远远高于按现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3％的速度，投资率从2001年的36.5％提高到2006年的42.7％，增加了6.2个百分点，但消费率却从2001年的61.4％下降到2006年的50％，降低了11.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仅为36.4％。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高，由2001年的50％提高到2006年的61.1％。持续的投资高增长，不断转化为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使资本形成率不断提高，而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使最终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能力不断萎缩，在国内市场难以消化不断扩张的生产和供给能力的情况下，过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通过扩大出口来释放，必然加剧外贸顺差扩大和国际收支不平衡。2001～2006年，中国外贸顺差由225.5亿美元提高到1775亿美元。

总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不仅带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外部约束性不断加剧，而且使潜在风险和外部压力也不断加大。

二、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从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环境看，过去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有的正在接近拐点，从各方面因素和条件判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首先，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大改变。一是劳动力供需总量和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加之不断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使劳动力社会成本上升压力加大。根据测算，我国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13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同时人口老龄化将加快，劳动力总量和结构都将发生明显变化。换言之，随着“人口红利”逐渐耗竭，劳动力成本势必会加快上升。二是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和矫正土地价格扭曲，土地成本将趋于上升。三是对能源和矿产资源需求迅速增加，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提高，将使资源成本有较大上升。四是用经济手段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促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将明显加大环境成本。因此，我国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如果不加快转变传统增长方式，并随着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减弱而逐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就难以持续。其次，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无论是土地资源、水资源，还是主要矿产资源，我国人均占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的自然禀赋条件较差，主要资源的国内保障能力脆弱。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规模迅速扩大，能源资源消耗量还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如果说以往缓解资源环境矛盾还有较大回旋空间，但发展到今天，一些地区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已逐步逼向极限，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延续传统的增长方式，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消耗和排放增加，就可能突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和边界，引发系统性风险，付出的代价将是难以估量的。这就要求我们把资源环境压力释放的过程转化为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这必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已经没有任何退路。

第三，投资持续高增长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必然加剧投资与消费失衡，造成不断扩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与最终需求的缺口难以通过最终消费的增长予以消化。投资高增长必然带来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排放增加。通常情况下，我国每百元投资品中，用在工业设备上的不过32元，而用在土建上的要占60元，而其中相当部分又用于高耗能的水泥、钢材。我国消耗的水泥占全球一半以上，消耗的钢材约占40％，与投资的高增长不无关系。投资增长过快，还会使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收益提高，使少数人获益，进而加剧全社会收入差距扩大。

第四，出口过快增长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出口持续高速增长，不仅造成贸易条件恶化，出口效益下降，也加剧了内需与外需的失衡。虽然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过剩的生产能力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找出路，外需也的确吸纳了中国很大一部分过剩产能，但这只能减缓和拖延我国产能过剩矛盾显性化和引发危机的程度和时间。出口过快增长，造成过大的贸易顺差，还会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虽然我国贸易额占世界比重仅为7％左右，但对我们的反倾销案件却高达15％。我国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在开放环境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表现形式之一。延续这种增长方式，不仅国内能源资源无法支撑，而且国际市场也越来越难以承受这样大规模、低水平、同质化的出口数量扩张。

综上所述，从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变化看，再按传统增长方式发展下去，很难持续。如果经济增长不能从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就会逐步枯竭，即使在一定时期仍可以实现高速增长，但终究将难以持续。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就可能引发“高速增长期”的终结。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核心是培育市场功能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我们的发展阶段有关。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通常是“黄金发展期”，同时由于经济增长总体上还处于“投资和要素驱动型”而不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型”阶段，往往也是投资强度最大的时期，是资源消耗和要素投入强度最大的时期。我们不能脱离发展阶段讨论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但是，即使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比，我国增长方式粗放的特征仍更加突出，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条件，主要症结是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财税、投融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资源配置权过多过大，使生产要素升值和资源环境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层面挡住，没有通过价格信号传递给市

场主体。而在现有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往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过度强调“赶超”和“跨越式发展”，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发展，客观上延缓了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主要原因是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长期以来我国水电油等资源性产品和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受政府管制明显偏低，劳动力相对过剩也使工资水平难以上升。资源和要素价格过低，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和要素的投入，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缓慢。而在生产效率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推动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又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由于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不仅使投资成本低、投资需求过热，而且使资源消耗型出口也因成本低而得以快速扩张，导致贸易顺差过大、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和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在一定条件下，这必然引发流动性过剩问题。

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从根本上说也与行政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扮演着重要的经济建设者的角色，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却不到位。这就造成政府新增收入被大量投入工业园区和城市建设，而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严重不足。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比如2006年财政收入达到3.87万亿元，如果再加上约1.2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1万亿元的收费等预算外收入，实际的政府所得份额可能要占国内生产总值近30％，政府所得份额不断增大，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必然直接和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的攀升。同时，为了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地方政府往往通过优惠政策大量招商引资，设立大量以出口为导向的开发区，造成国内资源配置向出口部门倾斜，也加剧了经济增长对出口部门的依赖。

因此，我国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增进市场功能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渐进的市场化过程，也就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中，企业在市场机制和竞争压力下，逐步加快技术进步和节能降耗，政府通过立法和制定政策、设立技术标准等手段，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逐步推进，但这种模式所需时间较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在与美国的抗衡中意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力求在较短时期内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强制在某些部门推进技术进步，没有从调整体制入手，缺乏制度性约束和动力机制，直到前苏联解体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中，要重视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但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培育市场机制，增进市场功能，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四、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任务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和重大突破，从根本上取决于体制创新，重点是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深化财税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政绩考核机制，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一）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资源价格偏低，利用资源的“外部性”成本得不到合理补偿，必然误导资源性产业过度发展，致使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压力和动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扭曲，造成对资源过度需求和浪费，客观上刺激了经济的粗放型增长。而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所有者权益得不到体现，是资源价格扭曲的重要制度条件。

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就要使各种资源价格不仅反映稀缺程度，还要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反映生态和环境成本，打破资源开发垄断和市场分割格局，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在充分竞争中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水资源等不同资源的属性，完善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土地、水资源等各种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改革收益用于资源节约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治理，以及对低收入者的补偿；理顺资源税和资源费的关系，较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税率，增加对资源开采地区的补偿，在条件成熟时把矿产资源补偿费与资源税整合起来；在部分垄断性领域放宽市场准入，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资源市场；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形成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逐步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的现代资源产权制度。资源价格改革涉及利益结构的调整，短期内会遇到一些阻力，还会带来低收入者承受能力问题，但不下决心推进这项改革，价格扭曲状况便很难扭转，转变增长方式也很难落到实处。

（二）改革财税体制

现行的财税体制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的收入比重有了较大提高，但原有的支出结构没有作相应调整，近年来，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工资上调和社会保障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虽然增长较快，但远不能满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客观上刺激了地方不顾资源和环境条件，盲目发展财政增收效应大的传统重化工业。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迫切要求对现有财税体制进行新一轮战略性调整。

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责的基础上，相应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增值税转型，逐步提高直接税收的比重，建立直接税和间接税合理配置的税制结构；改革完善资源税、开征环境税，建立健全资源环境税收制度；开征物业税，逐步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收体系；适当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逐步建立与主体功能区管理相适应的财税体制，增加对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扩大预算管理范围、建立预算编制与执行分离的监督机制，完善财政预算管理制度。

（三）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投资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但现行投资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与投资体制配套的土地管理和环境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投资管理责任缺乏约束，政府投资的公共性不强，公共决策机制缺失。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必须加快土地管理、环境管理等相关配套制度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进一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健全公共投资决策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约束投资决策中的机构利益行为，逐步改变目前各级政府投资决策机构“权重责少”的状况；增强政府投资的公共性，逐步消除城乡间、地区间和不同收入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将土地出让收益、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切断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楼堂馆所的主要资金来源；建立公共投资稳定增长的机制，增强支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强化投资监督体系建设，通过提高投资决策透明度、增强内部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增强地方人大对重大项目的监督作用，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

（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过去28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各级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市场调节功能逐步增强，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方式、职能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变化和要求。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建立决策科学、权责对等、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效能政府。主要任务是，完善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体制、机制和方式，提高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效率，增强涉外经济管理职能，保持内外经济协调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调整和明晰地方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增强市场监管职能，构建行政执法、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又适度分离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提高社会组织对政府职能转移的承接能力。

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是影响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要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实施重要指标统计考核公布制度，形成政府机构、专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评价机制。切实提高约束性指标行政问责的效力，并逐步将单位生产总值能耗、能耗降低率、主要污染物减排、生态环境、耕地保有量等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中去，增强各级政府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我国增长方式转变不理想，除了政府管理、市场体系等因素外，企业制度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国有企业改革仍未到位，政企不分尚未消除，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约束激励机制不完善，对市场信号不能做出正确反应；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产业集中度不高，产品结构单一；民营企业多数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技术含量低，管理水平不高，仍带有粗放经营的特征。

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推进国有大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改革，加快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内部约束机制；深化垄断行业企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积极推进企业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整体技术水平，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进一步消除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性障碍，促进民营企业制度建设和管理规范化，提高集约经营水平。与此同时，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和失业保险制度建设，逐步扩大覆盖面，为产业结构调整、企业重组和人员退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四篇：组织管理创新与发展报告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类型数量不断增多，活动领域日益扩大，社会影响持续提高。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经济体制、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在和谐社会首善之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不仅有助于首都的稳定与发展，也对全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因此，如何更好地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社会组织，成为一项重大而现实的课题。

一、市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和主要作用

（二）社会组织作用突出。市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在促进首都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为有效应对金融危机，2009年社会组织开展了60项活动，投入资金1.37亿元。市级汽车、服装等行业协会组织会员企业加强合作，采用抱团取暖的方式，组建应对危机服务平台，制定了出口企业扶持长效机制。

第二，在抗震救灾和抵御西南旱灾中，社会组织积极筹措资金，共向灾区捐赠款物7.6亿元，参与志愿服务达1116人次，有力地促进了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

第四，在支持三农方面，市级涉农社会组织开展了社团支农“春风行动”，400多个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农民会员受益，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在服务社会方面，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民生服务，发挥社会公益特性，受益群众近230万人次，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二、市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特点

1986年我市在全国率先恢复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首都特色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呈现出落实双重管理体制、严把登记审批关口、个别领域试点突破的特点。

（一）落实双重管理体制。双重管理体制是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的主要特征。市自恢复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以来，一直致力于将这一管理制度予以有效落实。主要做法包括：

一是对业务主管单位进行适当调整，在原来由市委、市政府部委办等综合部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基础上，将各职能局也纳入业务主管单位的范畴。同时，将原本各部委办承担的业务主管单位职责向各职能局转移，改变了原来主管单位不直接参与管理的现象，使社会组织与业务主管单位之间的工作领域更为贴近，为业务主管单位真正落实职责创造了条件。

二是倡导“三个一”的管理模式，推动业务主管单位切实履行职责。所谓“三个一”模式，即各业务主管单位都确定一名主管领导、一个分管部门和一名具体的工作人员负责所辖社会组织的日常管理。目前约一半以上的业务主管部门采取了这一管理模式，设有专门的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三是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切实发挥双重管理体制的优势和效能。

（二）严把登记审批关口。一直以来，市都将严把登记审批关作为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努力做到“五个严审”，即严格审查社会组织的政治方向；严格审查其业务范围的非营利性；严格审查登记及证明文件的有效性和真实性；严格审查章程的合法性；严格审查社会组织内部人员的社会表现，从而使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都具备正确的发展方向和明确的活动宗旨，尽可能杜绝非法组织合法化的企图[1]。

三、市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

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市的社会组织管理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并重的原则，积极面对新情况，勇于解决新问题，坚持改革发展，在实践中大胆探索，不断创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机制，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首都特质的社会组织建设管理之路，促进了首都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一）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迈入新阶段。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目标之后，社会组织建设与发展成为重要工作领域。近年来，首都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工作“健全组织、提升能力、培育扶持、规范管理、发挥作用”的基本思路逐渐清晰，管理服务体制逐渐完善，发展环境不断优化，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作用发挥日益显著。

1、加强统一领导。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建设与发展工作，把构建社会组织管理服务体系纳入社会建设的总体布局。2002年11月成立了市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发展办公室（简称“市中介办”），积极培育和扶持行业协会、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公益性组织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2006年8月印发《关于促进市行业协会发展和改革的意见》，党的十七大之后，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成立了“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社会建设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了《市加强社会建设实施纲要》以及《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明确了全市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的总体思路、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有力推动了全市社会建设工作进一步走上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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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八十年代美国税制改革与美国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与税收政策

案例内容：

1980年底，里根入主白宫前后，即同他的经济顾问班子研究确定了贯彻供给学派主要主张的“经济复兴计划”和后来被称为“经济复兴税法”及“公平、简化和促进经济成长”的税制改革计划。此计划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减税、减支和减少政府干预来增加私人储蓄和投资，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促进经济的发展。从1981年到1984年的四年中，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降低了25％，从原来的最低税率14％和最高税率70％，分别降为11％和50％。同时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实行个人所得税指数化。对企业的固定资产实行美国历史上最短的折旧办法。折旧期分别为3年、5年、10年、15年。如汽车折旧期仅为三年。实行这些计划并加上有利的国际环境，使美国经济有了较快回升。1984年的经济增长率为6．4％，这是从1954年以来没有过的增长速度，1982年以来对新工厂和设备的实际投资每年增长15．4％，这是二战后没有过的速度，失业率从1982年的10．7％降为1985年的7．4％，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13％降为1984年的4％。里根对他在第一任期的四年里取得的成果是满意的。他说：“四年来我们联邦政府的工作也开始发生了悄悄的但是深刻的革命，我们遏制了当时看来是一股不可抗拒的趋势：政府干预越来越多，税收越来越高，开支越来越大、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防务力量越来越弱。”

里根竞选连任总统后于1986年10月他又签署了被称为是“美国第二次革命的核心”的税制改革方案，在继续减税的同时，着重解决税制过于繁琐的改革。因此，把这次税改的内容可以概括为“简化、公平和促进经济的增长”。

1． 简化——从累进税制向比例税制过渡

具体说来有，他们将最高税率为50％，最低税率为11％的15级累进税制改为15％和28％的两档税制。另对高收入者征5％的附加税。在公司所得税方面，把原来15％到46％的五级税率，改为15％、18％、25％、33％四档税率，并对特定的数额范围加征5％的附加税。同时，降低资本利得税率，扩大研究与开发费用的抵免范围。这就进一步降低了个人和公司的负担，也大大简化了税制。

2．公平——由作为政府政策工具的税制向中性税制过渡

美国在1986年税改中，对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减免优惠进行了严格整顿。并规定公司所得税率在如除各种优惠后，不得低于20％。他们认为，实行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是这次税改的一个“关键战略”，实现这个战略既可减少税收对储蓄、投资和工作等方面经济选择的干预，使税制更加“公平”，又可以减少税收方面的漏洞。

3． 刺激经济增长

刺激经济增长是税改的目的，“简化”和“公平”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那么，如何通过“简化”和“公平”来刺激经济增长呢?如上所述它是通过减少税率档次，由累进税制基本上过渡到比例税制，整顿税收优惠，扩大税基，降低边际税率，鼓励富人积极投资(但也不伤害穷人，因由于起征点提高，使600万低收入者免税)，从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目标基本上得到实现。

从税收角度看，里根的两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不仅刺激了整个80年代美国经济的发展，为企业积累了资金，提高了居民生活水平，而且确实为美国今天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注入了“催化剂”。

1谈谈经济增长和税收之间的关系？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何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