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季经济增长稳 消费者信心止跌回升

第一篇：中国首季经济增长稳 消费者信心止跌回升

中国首季经济增长稳 消费者信心止跌回升

（2011-04-22）

中国财经热点

（北京综合电）据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和尼尔森公司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一季度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108，比2010年四季度上升8点，表明消费者信心明显回升。报告称，一季度中国经济延续了平稳较快的增长态势，而内生动力有所增强，推动了消费者信心的明显回升。

中国国家统计局旗下的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表示，良好的收入增长预期和对未来通胀担忧的减弱对消费者信心的提升作用很大。因此，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有效的通胀预期管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信心，从而推动消费需求的增长。

他强调，对就业，尤其是收入的乐观预期带动消费意愿从谷底回升，推动消费者信心上扬，但应该认识到，受较高通胀预期影响，消费意愿目前仍处近年来相对较低水平。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满意度和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乐观度均明显上升，对未来就业和个人收入增长预期乐观的消费者比重明显增加，消费者即期消费意愿也随之有所增强。

另外，农村和城市消费者信心指数均大幅回升，终止此前因通胀忧虑而出现的连续两季度回落态势。特别是农村消费者信心指数，延续上个季度的回升趋势，再度上升6点，达到113，接近两年来高点。

明年会更好

去年下半年，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受物价上涨影响略有回落。随着政府抑制通胀，稳定物价的调控政策逐渐发挥效用。尼尔森公司大中华区总裁马褀先生认为，好消息是消费者收入增长跑赢了CPI。

此外，多数消费者对就业形势表示满意，当前满意度持续提升，对未来一年就业形势预期更为乐观。

调查显示，有73%的消费者预期未来12个月房地产价格“上升”，比上季度提高了6个百分点。从城市看，一、二线城市消费者对房地产上涨预期回落，但三、四线城市上涨预期增强。农村地区比城市地区的消费者房价上涨预期更强，比重达到89%，比上季度增加了9个百分点。

此外，调查还显示，未来6个月消费者最为关注的三个问题仍是收入保障、个人健康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值得注意的是关注食品价格上涨的消费者虽超过八成，但比重较上季度减少了3个百分点，说明政府控制通胀的各项举措初步取得成效。

《联合早报》

第二篇：中国消费者信心的调查报告

全球消费者信心指数已从2010年9月的84点下跌到77，降至低谷。

中国消费者的信心虽然从96降到了89，但总体来看中国消费者的信心还是较为稳定的。

全球消费者信心降至低谷

根据尼尔森公司最新发布的2010上半年全球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报告(调查时间：3月19日至4月2日)，中国消费者的信心虽然从96降到了89，但总体来看中国消费者的信心近年来还是较为稳定的。

调查显示，全球消费者信心指数已从2010年9月的84点下跌到77，降至低谷。印尼在本次全球消费者信心指数报告中以104位于榜首。全球消费者信心最悲观的国家是韩国，指数仅为31。

接受调查的50个国家和地区中，除了中国台湾，消费者信心指数全部下降。中国台湾是唯一一个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的地区，小幅上升3点，达到63。

65%中国消费者认为 中国经济并没有进入衰退

在全球调查范围内，认为经济正处于衰退的消费者中，超过半数(52%)表示他们准备再熬过未来全球经济衰退的12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

唯一例外的是中国，超过六成中国消费者(65%)认为中国经济并没有进入衰退。“中央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给中国的消费者打了一剂 ‘强心针’。调查显示，有一大部分中国消费者认为，未来12个月将会是重新投资股市和房地产的好时机。”尼尔森大中华区总裁马祺说。

此外，将近四分之一(大概23%)的消费者认为他们国家的经济将在未来12个月时间内摆脱衰退，其中以越南(60%)和印度的(56%)消费者最为乐观。

随着全球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下滑，消费者对就业保障程度的关注也达到了新高度。被调查的5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31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将就业前景列为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全球消费者对就业保障的关注度上升了9个百分点，达到了22%。

个人财政影响消费信心

就业机会的不确定性也影响了消费者对就业前景的信心。76%的中国消费者在调查中表示，未来12个月的就业前景“不太好”或“差”，与2010年下半年(55%)相比上升了21个百分点。

除了受到就业前景的影响，个人财政状况可能出现相对不稳定的状况也是中国消费者信心下降的重要原因。

约有一半的中国消费者认为自己将来12个月的个人财政状况是“不太好”或者“差”，与上轮调查相比上升15个百分点。

近半中国消费者认为 未来一年是购物好时机

第三篇：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

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

戴茜 201330841303 公管13级13班

摘要：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问题一直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 30 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然而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之间的两难冲突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二者关系的探讨也逐渐成为各领域的热点问题。如何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成功的结合起来，则成为我国环境保护学者与经济学者至今仍在探索的问题。在此，针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问题，进行详细的探讨。

关键词：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中国；环境政策；工业发展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R以年均9.7%的速度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在2006年末已超过20万亿元，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要素的大量投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经济的快速增长加剧了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同时，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环境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研究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积累、环境污染指标的现状和区域差异，进而探讨各地区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齐飞，2014）

而为了有效突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瓶颈”，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环境政策，例如将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作为“十一五”规划中重要的约束性指标，不断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等。那么，这些环境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它们是否能有效的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这些问题对于正确制定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环境政策，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深人研究。

二、历史发展

当前，环境污染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繁发生，2010年发生的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2012年广西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以及近年来国内频繁发生的铅污染事件，给人类生命财产、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巨大损害。由于环境污染损害危及海洋、陆地、河流、地下水、环境空气等各类环境介质，损害范围包括健康、财产、文化、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造成环境污染损害评估的研究和实践涉及环境法学、环境经济、环境伦理、环境管理、环境政策、环境社会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及环境监测、环境化学、环境工程、环境风险、环境健康、污染生态等自然学科和工程领域。

事实上，当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环境污染问题与经济增长同样、甚至更加受到关注。污染是企业将内部治理成本推向公众，由社会承担。环境管制后,这种格局发生变化，企业将承担越来越多的污染治理成本，某些污染严重的企业甚至可能被关闭。在资源投入不变的条件下，企业的总产出会相应减少。环境管制越严格，产出减少越多。因此，必须协调工业增长与环境保护两者间的矛盾，在节约资源同时，尽可能多生产好产品和尽可能少排放污染。

另外，与人类从环境中获益的历史相比，人类对环境和环境保护的关注开始得太晚，标志着人类历史巨大飞跃的工业革命开始于十八世纪，而关注环境保护的国家和国际政策仅仅出现于二十世纪后半期。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人们仍认为无限的资源可以被国家乃至全球所用,而无须规制性和保护性政策。

环境保护的国家和国际政策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最初的地方性和国家性自然资源保护政策；第二阶段是：各个国家乃至全球范围的环境治理政策。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保护资源是环境政策的主题。典型的例子是美国于1872年建立黄石国家公园，于1879年通过立法保存美国广大的自然森林系统。（方化雷，2011）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与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环境资源问题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为适应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我国已建立专门负责环境保护的政府机构，尤其在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和措施，加大环保政策的实施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实际发展中，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因而无法准确的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换而言之，即在两者发展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良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发展水平低，城市化进程缓慢。（2）环境资源问题严重。

（3）政府对环境治理和保护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够。

调查显示，仅在中国的4个城市：重庆、北京、上海和沈阳，每年就有一万人因接触空气中的污染颗粒而过早死亡。自1970年至1995年的25年间，黄河先后断流了18次，根据每年断流天数预测，2010年黄河将断流200天，2020年黄河下游将全年断流。中国科学院公开发表的《90年代中期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估算报告》显示，科学家计算得来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875亿元，而该数字只包含部分可计量的环境损失（除了大气、水、固体废弃物、酸雨等可计量损失外，无形损失尚未包括在内）

而关于东、中、西部的环境污染比较如下：（1）东、中、西部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比较

考察东、中、西地区在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这一指标的差异性特征时，发现1995-2010 年间东部地区无论是人均排放量还是总排放量都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人均排放量角度来看，大部分年份数值高于 20 吨，人均年排放量为 23.47 吨；总量角度来，大部分年份排放总量在 1000000 万吨以上。相比也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该指标处于较低水平，人均年排放放量分别为 14.85 吨和 14.2 吨，数值上差异不大。（2）东、中、西部地区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这一指标，西部地区要高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人均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为 355.76 万吨，其次是中部，东部地区最低，人均年产生量分别为 156.34 万吨 和 47.47 万吨。（3）东、中、西部地区二氧化硫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东、中、西部地区考察二氧化硫排放量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西部地区要高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每年的人均排放量超过 16.2kg，东部地区次之，每年的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在 14.4kg 附近，中部地区最低在 10kg 左右。

（4）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烟尘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三大区域人均烟尘排放量，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相对较高，每年人均排放量分别为 7.24kg 和 7.33kg；东部地区人均排放量处于最低水平，每年排放量为为 5.42kg。

（5）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粉尘排放量比较

1995-2010 年间，考察东、中、西部地区在工业粉尘排放量指标上所表现的差异性特征可以发现，东部地区人均年排放量处于较低水平，为 5.74kg，中、西部地区分人均年排放量要高于东部地区，但二者差异不大，数值分别为 6.8kg 和 6.4kg。（齐飞，2014）

从而看出，经济增长方面，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区域比较之中占据绝对优势，无论是经济发展总量水平、人均水平、增长速度，还是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积累、第三产业占比都呈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环境污染方面，从总量上看，东部地区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烟尘、粉尘排放量要高于西部和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固体废弃物排放量高于中、东部地区；从人均排放量来看，由于东部地区较高的人口密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均排放水平，各地区人均排放量呈现出各自特征，污染物的排放量跟各地区的产业结构、环保政策、科技水平密切相关，从趋势上来看，各地区污染物排放量近些年来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与近些年来高度重视产业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保护环境，淘汰高污染、高能耗落后产能有很大关系。

四、结论和建议：

为此，在这里提出几点建议：

（1）未来随着人们对清洁环境需求的提高，政策绿色 GDP的政策导向和环保政策，重型污染企业的治理力度的加大，环境质量会有所改善，这也要求东、中、西部地区能明确自身特点，寻求各自可持续发展之路。

（2）加强排污监督，科学制定环境标准，强化环境与经济的综合决策。在加快经济发展时，必须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环境保护放到重要位置，决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一时的发展，而应当使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科学的制定相关环境标准体系，建立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机制，把环境保护目标列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目标之中，用标准限制环境污染，保护环境。

（3）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问题已经不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是我国环境法制建设所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需要国家提供立法支持。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时机已经趋于成熟。在工业化过程中，环境污染的发生不仅频繁而且后果严重。单个污染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为分散企业环境污染赔偿责任，最大限度的保护受害者，尽童减少社会和国家的报失，有必要借鉴国外环境保险的经验，探索建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4）改革我国目前的环保投融资体系，增加环保投入。我们应当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逐步使排污者和开发者成为环保投资的主体。

（5）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立和健全我国的环境资源配置体系。走出“环保靠政府，经济靠市场”的误区，开展排污权交易，将市场机制引入环境保护事业之中，实现环保制度的创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经济激励与约束机制可以给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刺激，将环境保护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或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目标联系起来，实现生产、消费与环保的和谐统一。

（6）必须致力寻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充分的结合社会的实际本质；应该重新制订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制订一系列经济环境政策。（7）中国必须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环境问题已日益凸显出来。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威胁着人们的生存环境，同时还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及身体健康，因而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就需要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能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方化雷.2011.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环境库兹涅兹假说的产权制度变迁解释与实证分析[D].山东.山东大学

[2]黄菁.2010.环境污染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D].湖南.湖南大学 [3]马丽、金凤君、刘毅.2012.中国经济与环境污染耦合度格局及工业结构解析[J].地理学报.第67卷第10期 [4]齐飞.2014.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5]吴萍.2011.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第23期 [6]于杨.2010.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探讨[J].中国城市经济.第6期

[7]张红凤、周峰等.2009.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规制绩效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第3期

[8]周泽辉、赵娜.2010.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研究[J].中国城市经济.第6期

[9]赵新华、李斌、李玉双.2011.环境管制下FDI、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第3期

[10]张红振、曹东等.2013.环境损害评估:国际制度及对中国的启示[J].环境科学.第34卷第5期 [11]曾昭法，陈青云.2009.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影响的对比研究[J].统计与决策.113-115.

第四篇：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而政治改革则通常属于政治学家的研究范围。然而，在象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里，经济增长却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命题，它涉及到与政治改革相关的制度变革；同样，政治改革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课题，它的推动和进展与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把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这两个课题放到一起来思考，属于跨学科研究，谨守学科分际的学者往往不愿轻易涉足。于是，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里，把这两个本来密切相关的课题割裂开来孤立分析的方法就盛行起来。可是，那种就经济谈经济或就政治谈政治的研究方式，却很可能给种种似是而非的无根之说创造条件，也给政客的诡辩留下了空间。笔者试图在本文中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虽自知才疏力薄，恐难深入周全，仍欲一试，旨在抛砖引玉，以引起社会科学界学者们的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相互关系的四种假说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谈的经济增长是指健康、稳定、具长期潜力的经济增长，而不是那种靠“吃老本、欠新帐”、浪费资源、破坏生态而维持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本文所说的中国政治改革，则是指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为导向的民主化改革。达伦多夫(Dahrendorf)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有四个要件：必须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实现公民的（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基本权利；社会冲突应当被认可为积极的、创造性的，解决冲突时应有理性控制；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必须通过领导群体（精英）的竞争表现出来；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作为共同利益的“公众道德”必须发挥其作用。[1]进一步概括就是：平等人权、多元利益、竞争性选举和对民主价值观的宪法共识。

在讨论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时，有两个流行的假说。流行假说之一是，只要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国的政治改革就自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顺利实现。笔者在此对这一假说提出质疑和批评。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广泛的认同；否则，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也不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教科书中占据相当的地位。显然，在渔猎社会不可能建立国家，农业社会也不会诞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制度成果。上述假说的缺陷在于，在现代社会里，适合一个国家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谓“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确定性含义，能否作国际比较？这个假说显然无法解释历史。远在清军开进山海关的时候，英国国会已经把政府的钱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机制的雏形。那时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国，英国政治制衡机制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本身直接相关？上述假说恐怕难以自圆其说。进一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比16世纪的英国经济还落后吗，如果说当时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撑民主政治，为什么今天中国如此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却连街道办事处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那时美国的言论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识字率难道比当时的美国还低，以致于不能开放言论和新闻自由？

大约50年前，刘少奇在制定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过：“由于现在的各种具体条件，我国在选举中还必须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必须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额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实行多级选举制，并且在基层选举中多数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我国的选举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进的，并在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实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2]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国民经济也翻了几番，究竟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多少美元，中国公民才能有资格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或国家主席？到底什么时候中国能具备刘少奇承诺过的直接选举的“条件”，上述假说其实给不出答案。

持上述观点者有一种错误认识，似乎只要有了经济增长，有朝一日自由民主制度就会像个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国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一种装置或技术专利，可以轻而易举地“拿来”或“引进”。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制度演化进程。有了漂亮的宪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宪政机制，宪政的牢固根基必须扎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一种保障基本人权、限制政府行为的宪法共识。宪政民主的政治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天然“副产品”，而是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发达国家建立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现在还在继续改进完善；中国具有后发优势，或许会缩短这一进程，但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启动得越迟，实现得越晚，没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长。若国人满足于只有生存而无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奴隶、臣子、顺民；如果还有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梦想，就必须从现在做起，积极稳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标。

另一个流行假说是，只有实行民主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才能够保持下去。从长时段来看，政治对于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反作用，这一论点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在19世纪，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三分之一强跌至百分之几，单纯从劳动力和资本的角度分析是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西欧11世纪开始的法律革命、17世纪开始的政治革命（包括英国和法国的不同模式），对19世纪的产业革命具有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而在中国，统治者排拒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这无疑妨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孕育，严重影响到技术创新、海外贸易和现代企业的形成。显然，政治、行政、财税体制的落伍，是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若从短时段（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来看，上述假说就不一定能成立了。在西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瑞典和德国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不同，但它们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如果用自由指标来衡量80年代以前的东亚“四小龙”，则它们之间相距甚大，从最不自由的军人独裁统治的韩国到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但这样的政治制度差异并未影响它们在经济上同时崛起与腾飞。所以，政治改革在短时段上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

有学者指出，泰国就出现过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低度发展并存的奇特局面。1932年至1992年，泰国共发生19次政变，其中有13次成功；同一时期，20位首相相继组建了48届内阁，其中24届内阁属军人政府、8届是军人为主的政府、16届为文官政府；共通过了15部宪法，举行了18次大选。从1932年到现在，泰国有80％的时间处在军人的统治之下，最近的军事政变发生在1991年，并导致了大规模的冲突。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国的经济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51年到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7.4％；1960年至1970年，泰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4％；1970年至1982年为7.1％。[3]世界银行认为：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泰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该行专家从泰国模式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经济发展意味着给大部份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从而很容易获得人们的拥护，而政治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丧失自己拥有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换言之，政治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的整体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观念的彻底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比经济发展更为艰巨、更为困难，一个民族必须付出比经济发展更为艰苦的长期的努力，才可能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取得相应的进展。”[4]显而易见，如果以政治改革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很难说得通。

上述两个假说都有决定论色彩，或强调经济决定政治，或认为政治决定经济。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由三个特殊领域（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组成，它们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关系，未必相互一致；三个领域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各有自己的模式。经济──技术体系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其调节方式是节俭（本质上即讲求效率，以最小成本换回最大收益）。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它表现为被统治者授权政府从事管理，这种合法统治的暗含条件是关于平等的思想，即认为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政治的轴心结构是代表选举制或参与制，由几个政党或社会团体反映不同的特殊利益。政治体系的管理方式带有技术官僚倾向，且将日益明显，然而政治决策主要还是依靠利益代表的谈判协商或法律仲裁，而不是技术官僚的理性判断。卡西尔意义上的文化指的是象征形式的领域，现代文化的特性就是极其自由地搜捡世界文化仓库，贪婪吞食任何一种抓到手的艺术形式，这种自由来自它的轴心原则，就是要不断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不同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它们存在于官僚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与要求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于依据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5]贝尔把现代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视为现代社会的三大要件。

但是，在前现代的社会或转型中的社会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比现代社会更为密切。例如，在政教合一的社会里，政治与（宗教为代表的）文化之间有高度的统一性，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里，政治与经济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而必然会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从这种角度来看，再结合中国现在的国情，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假说，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现实也基本上支持这两个假说。

假说之三：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通常会诱发政治改革或革命。由于人普遍存在惰性，在经济增长尚属顺利时，往往容易满足现状，民众如此，统治者亦如此。历史学家发现，绝大多数统治集团主持的改革都是财政危机的结果，而民众揭竿而起则通常是天灾或政府过多征用劳役造成大饥荒、大流亡的结果。回顾2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史，虽然80年代中国的改革派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一再呼唤政治改革，但由于城乡居民的生活提高得较快，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明显不足；到了90年代末，虽然见诸舆论的政改呼吁如凤毛麟角般罕见，但由于农村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城市下岗工人多达几千万，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革命情绪的潜流正在暗中滋生与蔓延。历史的悲剧往往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能够主导改革的时候不想改革，想要改革的时候又很难再控制住局面了；在经济增长情况尚好的阶段，政治保守主义的鼓吹者往往大行其道，而一旦经济陷入停滞或爆发危机，他们的观点对执政者毫无助益，结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革命的降临。因此，在历史上成功或不成功的政治革命比政治改革更为常见。

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目标，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决定性关系，但有一定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欲求政治举措与经济政策彼此促进、相得益彰，决非易事；但二者相互干扰、政治腐化与经济失策恶性循环，却是司空见惯的。要使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就要详尽地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按照它们各自的特性与轴心原则把握好改革的节奏。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因与政治稳定

基于上一节的分析，笔者不认为政治改革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当然更不认可经济增长是政治专制所赐。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还是要从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经济因素方面分析；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却是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就是说，政治等非经济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各种经济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充份条件。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性因素

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因素主要指劳动力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在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阻止劳动力总量下降的趋势已成为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中国的国情却是劳动力大量过剩，禁锢在农村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已经为零，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以往中国经济学家只关注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现在则应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6]，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比单纯的工业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为重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70、80年代已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了所谓的“逆城市化（郊区化）”进程，它们当然无法再从城市化过程中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在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城市化也已接近于完成，这是近年来东亚经济初现疲态的重要内因。国内常有人提到，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为基础的。其实，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说法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由于1957年至1978年间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乃至下降，结果毛泽东时代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是比世界平均水准低一半的城市化水平，这为1978年以后经济的快速增长预留了较大的空间。

其次考虑资本因素，它也包括总量与生产率两个方面。8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抓住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再奉行“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革命外交路线，降低了一度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几的对外援助数额，并一跃成为引入外资和外援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境外直接投资的来源正逐步从港澳台资本转向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引资和扩大社会资本总量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资本的性质与品质正在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众所周知，国有经济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会资本增加额，却只能创造三分之一的新增产值。国有资本比重下降的趋势将会显著增加国内资本的生产率，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活力。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劳动与资本所导致的增长在总的经济增长率中所占份额已经下降，技术创新（包括社会技术创新即体制创新）已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技术进步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二是向其它国家学习、模仿，或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未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份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发明技术的成本通常很高。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创新的成本高，能长期维持3左右的增长率就已经很难得了。有学者认为，20世纪日本及亚洲经济发展的奇迹背后，最主要的秘密是靠成本低、时间短的模仿或购买方式实现技术进步。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80年代中期，日本维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从50年代末开始也差不多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当年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大，假如说日本能维持40年的高速增长，那么中国从1979年算起，至少可以维持5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7][1][2][3][4][5]下一页

第五篇：中国保增长的关键是保信心

中国保增长的关键是保信心

贺军 2012-5-18 中国5月11日发布一系列让市场失望的经济数据之后，中国央行12日晚间立刻宣布，从5月18日起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0.5个百分点。中国央行放松货币政策的做法合乎逻辑，但对市场的影响却似乎微不足道。

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是，虽然中国货币政策当局在努力放松流动性，但现在的主要问题似乎不是货币环境紧缩。7天回购利率本周已从2月底超过5%的高位降至3.2%，显示银行的放贷环境已转为宽松。因此，对4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总额仅为人民币6810亿元，一个解释就是银行的放贷意愿和企业的融资需求都在放缓。

中国股市的表现显示了市场信心的变化。在调降存准率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国内A股竟然相对前一个交易日放量下跌，上证指数下跌了0.6%，深证成指下跌了1.16%。很显然，尽管有央行调降存准率的政策，但市场更关注的还是4月份中国经济在继续转冷。

有意思的是，中国4月份经济数据出台、调降存准的政策及其影响，不仅引起了外资机构的高度关注，还引发了他们对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心。《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4月份疲软数据浇灭中国经济增长希望”。一种普遍的看法是，5月11日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中国经济继续丧失动能，可能不会像中国领导人和市场分析师预期的那样实现反弹。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引发外界对中国政府保持经济增长能力的怀疑。因为西方社会普遍认为提振经济增长对中国来说易如反掌，中国的政治体制使政府能较顺畅地实施政策。此外，中国的债务水平相对较低，政府能够承担额外支出。正是靠着巨额贷款和支出方案，中国才得以平稳避开2008年和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造成的不利影响。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认为，中国决策者目前面临两难境地，大规模信贷扩张可能是提振经济增长最为有效的方式，但这样做会给金融系统改革和恢复经济平衡拖后腿。美国银行的经济学家陆挺称，中国可以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加速保障房和基础设施建设，但增加公共开支的效果并不会马上显现。还有外资认为，经过三年的高投资后，中国基础设施项目中唾手可得的“果实”都已经被摘走了，虽然中国决策层“不会慌乱”，但找到新的办法需要时间，而不会很快对经济产生刺激效果。

在安邦研究团队看来，外界的这些看法值得注意，因为在全球经济整体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被视为例外的“高地”而被寄予厚望，而外资对中国经济的看法直接关系到国际资金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很显然，在与中国经济打了多年交道之后，外资对于中国政府掌控经济的能力也产生了“心理定式”，一旦发现中国政府保经济的能力在削弱，恐慌心理必然会影响外资进入和停留在中国市场。

从国内外形势来看，中国当前面临着几个关键点：一是中国经济“保增长”的问题再度变得迫切。要避免中国经济在下行的轨道上出现全面加速趋势，这也是安邦研究团队近期不断呼吁“保增长”的原因。二是如何处理好“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房地产调控、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等“4万亿”刺激政策的后遗症，显著削弱了决策层推出新一轮“保增长”计划的空间。能否做到平衡？外界普遍持怀疑态度。

我们认为，外资仍然普遍低估了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中国既不缺政策工具，也不缺经济资源。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保持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在某种程度上，“保增长”就是要保信心。在我们看来，保增长的抓手一是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这是刺激市场信心的最有效办法；二是加快推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要向市场展现中国推动市场改革的决心。只有坚定的改革，才能给市场带来信心。

中国当前保增长的关键是保信心，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确存在战略机遇，而政策上要做的，就是把这种机遇转化成市场信心。

香港经济日报：

http://www.xiexiebang.com/eti/article/b48d4701-e549-4b51-9cf6-31e7dd9daea7-916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