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日节能环保交流材料(2009年11月)
循环经济是氯碱企业实现节能环保的根本途径（2009
年11月）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首先，非常感谢大会提供了极好的学习交流平台，使我有机会将新疆天业集团公司节能环保的情况与大家交流。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主要拥有80万千瓦热电、100万吨电石、70万吨聚氯乙烯树脂、60万吨离子膜烧碱、150万吨电石渣水泥、500万亩农业滴灌塑料节水器材生产能力，是中国产业化配套最为完整，生产规模最大的电石乙炔法聚氯乙烯生产企业。2008年，实现销售收入95亿元，利润总额10亿元，截止目前资产总额200亿元，2009年销售收入可突破百亿元。公司是全国循环经济第一批试点企业和中国石油和化工百强企业。
一、以循环经济的方式实现节能环保
新疆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区，也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大型氯碱化工基地之一。但是长期以来，传统氯碱生产，尤其是电石法聚氯乙烯高污染、高耗能的生产现状，一直是阻碍中国氯碱行业健康发展的重大瓶颈，也是在新疆建立大型氯碱化工基地的主要障碍。为更好的实现优势资源的转
做到达标排放，更要注重回收利用，创造经济价值。为此，我们通过变压吸附技术的集成创新，开发了氯乙烯尾气全回收技术、天然气制氢联产PVC技术，使氯乙烯尾气排放量下降了70%。废气综合回收利用网络的建立，改变了传统氯碱平衡，使聚氯乙烯综合能耗下降了10%，每年仅氯乙烯尾气回收就为企业创造直接经济效益5000万元以上；密闭电石炉气经除尘净化后，送至电厂作为发电的燃料，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5万吨；与浙江大学共同开发的大型热电机组电石渣烟气脱硫技术，以电石渣作为脱硫剂，脱硫效率达到95%以上，脱硫成本仅为国内传统工艺的50%，脱硫石膏全部回用于电石渣水泥生产，废渣利用率达到100%。
电石渣制水泥是天业循环经济产业链的突破与创新。过去，电石渣是电石法聚氯乙烯最大的固体污染源，如何变废为宝，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进行了深入研究。2005年自主研发出先进的湿磨干烧工艺，并建成国内第一套年产35万吨熟料的电石渣水泥装置。2007年，天业集团率先在行业使用干法乙炔技术，同时建设年产120万吨熟料的电石渣新型干法水泥生产装置，与年产40万吨聚氯乙烯装置同步投产、满负荷运行，使天业成为国内第一家大规模运行干法乙炔装置、电石渣新型干法水泥装置的企业。目前，天业已经形成以电石渣、粉煤灰为主要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网络，布局、规模、工艺和设备等领域率先示范，为2007年国家发改委发布《氯碱行业准入条件》，提供了实践依据。2008年国家发改委下发 《关于鼓励利用电石渣生产水泥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天业开发的湿磨干烧、新型干法电石渣水泥技术列为准入类技术。2009年8月，国家环保部发布了聚氯乙烯清洁生产标准，一级标准明确的三项技术：干法乙炔、盐酸深度解析和低汞触媒技术，在天业全部得到成功开发和应用，也使天业成为国内目前唯一达到清洁生产一级标准的企业。
天业集团充分利用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国家节水灌溉工程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创新平台，发挥产、学、研一体化的优势，初步形成氯碱 “绿色技术”体系。目前，天业集团十平方公里的化工园区，周边3000亩土地，已由天业国家节水灌溉工程中心，采用自主研发的膜下滴灌技术，种植了滴灌大豆、滴灌水稻、滴灌番茄等高产作物，园区建成后将成为绿色环绕，工农和谐的生态工业园。
创新是无止境的，中国氯碱行业在节能环保领域，仍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次在中日节能环保技术交流会上，我们与日本太平洋水泥（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成功签约，引进日本先进的除氯技术及装置，将进一步提高电石渣水泥装置的运行质量，为更好的实现电石渣的综合利用奠定基础。同
第二篇：中日茶文化交流
中日茶文化交流概述
内容摘要：
茶，本只是一种植物，可在中日的共同努力下，它脱离了本来的仅为植物，化身成为一个受到历史积淀，文化洗礼的东方居士，在它这儿有着特殊的东方特质，它起源于先秦，第一次繁荣在唐中期，并且东传日本。第二次繁荣于两宋，且点茶法传入日本最终千利休含笑自杀之后形成了抹茶道，与煎茶道共同构成了日本茶道，明清沏茶泡茶盛行之后中日两国茶文化分道扬镳，中国将茶作为可口饮料，而在日本则成为了生活艺术。关键词：茶，交流，茶道，发展，艺术 正文：
说起茶文化首先应从茶来说，应当澄清，茶非茶文化。对于茶，它是一个具有局部特色的饮料，只是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它才得以冲出局部走向全世界。
对于茶，一个从一开始就挂着东方名片的植物，对于它的应用从一开始就是东方的专利，应该注明的是，尤其是中国和日本，对茶的认识，发展，以至于凝注成为茶文化都具有不可抹灭的贡献，而茶文化在中日两国之间的传播、交流，同时又见证了两国历史的渊源，友好的往来。
首先，针对茶的起源来说，茶源自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被运用。相传“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虽说那是传说，不足为据，但是在《华阳国志》中有记载说武王伐纣时巴蜀一带已用茶叶作为纳贡珍品，春秋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茶而已”，由此可知，茶最晚在中国的西周时期已经得到使用，春秋时期被当做粥来食用，实际上中国有相当长时间内都在把茶当做食物来食用，而且现在也有很多的地方仍然食用茶叶，例如佤族、基诺族等。而在同时期的日本却无这方面记载，最少以现在的历史研究来看中国出现茶要比日本早。
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可以看出：茶在中国一开始并非作为饮料，而是作为药材彰显于世。除了这个传说之外，有精确史文记载的有：东汉时期神医华佗《食论》中记录“苦荼久食，益意思”，以及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记录“茶治便脓血甚效”，陶弘景也曾记录“茶，好主眠”，在此可以看出茶作为药材在中国古代的广泛使用。此外，根据西汉《僮约》中记载“烹茶尽具”，“武阳买茶”以及《汉书·王褒传》记载：西汉时期成都已经是茶叶的集散中心和消费中心，成都人不仅饮茶成风，而且在地主富豪家，饮茶还使用了专门的茶具。茶在西汉时期已经开始被用作饮料，而四川成为了当时的茶叶生产和饮用中心，茶被当做商品来买卖，就不单单供农家自饮自食了，而是为它赋予了商品的职责，也就扩大了茶的受众，更多的文人墨客就可以接触到茶，并且在饮茶过程中产生广泛的思想情感，为茶赋予更多的内涵，茶文化开始慢慢积蓄而成。
东汉末年，划分三国。人们长期处于战乱，社会不安定，人们渴望有一个精神寄托，进而佛教传播兴盛。佛教讲求念经打坐参悟佛法，但有困神一直是他们的困扰。前面我们也说到了茶具有提神醒脑的作用，便深得佛教人士喜爱，特别是两晋南北朝佛教盛行时期，茶随着佛教的盛行而盛行开来。巴蜀文化中的茶文化在相互交流中逐渐传播到吴楚越几大文化系统中，但是国家不统一，南北方交流受到阻碍，南方茶文化已相当发达，但在北方却未获发展，直到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南北方文化交流频繁，南方的茶文化开始传入北方，但是一直到初唐时期茶在北方虽说有发展，但也没有普及，直到中唐时期，情况才有所改观，北方开始普及茶。以至于在在德宗李适之后“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这正是茶对中国北方百姓的影响写照，也正是在这时，茶文化才真的普及南北方。
日本是没有自生茶的，在中国引来，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茶是什么时候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呢？我们知道，徐福的传说，他在秦朝就带着3000童男童女，500技工，谷物种子，谷种各样的大陆文明来到了日本，由此也促进了日本文明的飞跃发展；史料也记载有5世纪自称秦始皇后裔的秦氏一族来到日本，六世纪朝鲜华裔王氏来到日本；南朝政权也曾派裁缝兄媛，弟媛到日本；专事佛教艺术的司马氏一族也来到日本，可是这些却没有给日本带来中国的茶文化，连一根茶叶也没有带去，甚至日本正仓院收集了九万多件文物，囊括武具，乐器，服装，佛像等很多类，可是唯一缺少的是茶，这是什么原因？
我们反过头来看一下，中国茶直到中唐时期才在全国普及开来，而那徐福出海是在山东半岛，是中国北方与日本的交流，对南方的文化传播极少，正仓院在756年采集完成之时怕中国的茶还没有普及，在长安，江东地区很难采购到茶。一直到了中唐时期，安史之乱之后，社会不稳定因素再度兴盛，禅宗盛行，因而带动着茶叶盛行，茶文化兴盛，茶在南北方都普及开来。还有一个原因，一个非常重大（至少是在茶文化史上非常重大的一件事）不能被我们遗忘，那就是陆羽《茶经》的问世，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学专著，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学，它对中唐时期茶文化做出了很好地总结，也正是在茶经问世之后，茶成了全国普遍性的饮料。又伴随着这时期中日文化交流频繁，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在大唐带去了汉字书法艺术，服饰艺术，佛教禅宗，同这些紧密相连的就是茶文化，日本在学习中国文化时，同样被中国的茶文化深深吸引，由此日本从中国引进了茶。
唐朝时期，像白居易、刘禹锡、皮日休、杜牧、陆龟蒙等大文豪们都留下了丰富的茶文化的诗。这一时期，中日交流频繁，特别是日本留学僧人，例如圆载就与皮日休、陆龟蒙交往甚密，也正是由他们这些留学僧人将唐朝的茶文化带去日本，弘仁茶风也就在那些僧人、贵族之间掀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恐怕就是那三僧一天皇了吧，便是最澄和尚，空海和尚，永忠和尚，嵯峨天皇。正是他们引领了一个时代，引领了那个时代的茶文化，同样也开辟了整个日本的茶道兴旺。
但是，好景不长，自公元607年小野妹子来隋之后287年的交流于公元894年截至。中日官方交流阻断了，同时中日官方茶文化交流也被阻断，但是却促起了中日民间交流。唐末时期，中国政局**，黄巢起义活跃，唐朝政治经济衰落，加之日本财政紧缩，无法支持遣唐学习，又考虑到民间商人可以为贵族带来奢侈品，因此就不再派遣唐使了，在此影响下，官方交流阻断，虽说仍有民间交流，但出于经济利益，对于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是极小的。
进入了五代，政局动荡，国家不统一，但是在沿海地区的后梁、吴越地区，出于具有优良的港口，它们与日本具有广泛的交流尤其是吴越，而且更有趣的是在这段时期内中日交往表现出吴越政权更加积极一些，而日本政府却表现出淡定的态势，与中国政权不冷不热，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主要是日本不想被中国当时那混乱的政治所牵扯。而他们又想与中国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以为王公贵族们提供中国的商品。在这样一种不冷不热，仅限于商船往来的时代里，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文化的热衷程度冷淡，这就自然而然的使日本的茶文化发展缓慢，使中日茶文化的交流陷于窘迫。
在中国的宋代是一个茶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具体来说，宋代出现了龙凤团茶、散茶以及点茶法，同时茶会茶宴斗茶等十分兴盛，像欧阳修、梅尧臣等文人墨客对龙凤差图案散茶等也做出了描述，把他们记入诗词，蔡襄《茶录》中记载“钞茶一钱七，先注汤调令极匀，又添注入环回击拂。汤上盏可四分则止，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绝佳”，对点茶法做出了详尽的描述，这些都能充分说明宋代茶文化的高度发展。然而处于与北宋同时期的日本平安时代中期至末期这段时间内，茶文化却是处于“停滞”，这又是什么原因致使中国茶文化高度发达而日本茶文化却处于“停滞”呢？
这时期，中国的北宋时代，众所周知，这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而文人又是茶的享用者，也是茶文化的主体创造者，加之北宋皇帝的极力推崇，就像宋徽宗曾描述过龙凤团茶的品饮法，为了与民间饮茶区别开来，就限制了龙凤团茶的生产，这充分证明徽宗对于茶的特殊钟爱，由于皇帝的推动而茶文化急速发展。而与之相对应的日本平安时代中期至晚期是什么情况呢？最高统治者藤原氏对于茶的热情投入太少，中日文化交流冷淡，宋代产生的龙凤团茶并没有传入日本，没有像唐代那样直接影响日本茶文化的发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平安晚期时代并没有像弘仁茶风那样有来华僧人将中国的种茶制茶饮茶方法带入日本。
但是，真的是停滞吗？虽然日本当时茶文化的发展相对与宋朝来说确实比较慢，但是呢，也并非是停滞，当时日本政权被外戚藤原氏控制，天皇家族逐渐成了傀儡，他们中的好多人成为可有可无的人，所以有些就去了寺院，由此日本茶文化的集中中心就从皇宫转移至寺院中，而在白河天皇将政权从藤原氏手中夺回之后，奉茶仪式等典仪茶在日本兴起，所以对那个时期并不能单纯的说是停滞。
南宋时期却出现了另一种情况，日本这时平氏集团崛起，平氏集团很早就尝到中日交流的好处，所以在他执政起就迫不及待的将原来的私下贸易转为公开贸易，而南宋这时候正处于相对稳定时期，所以中日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所以，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茶文化传入日本，而促成他发展的就是被称为日本茶祖的荣西，他来到中国学习禅宗，将南宋的禅和茶传入日本，成为了日本临济宗的创始人，日本的茶祖。而他的《吃茶养生记》被称为日本的《茶经》，荣西的茶文化直接传承的就是天台山茶史，一个可追溯到东汉的茶种植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中日政府以及荣西等僧人的推动下，中日茶文化交流频繁，促成两国茶文化繁荣，而日本则迎来了茶文化史第二次高潮。
可是，成吉思汗进入中原之后，元朝建立之后，中原原有的茶文化，煮茶，点差等很繁杂，中原文人们因家国丧灭，已经没有心情去细细品茶，进行繁杂的茶理了，所以原有那种繁杂的制茶术渐渐被抛弃，而转入较为简洁的沏茶，而这一阶段的饮茶就失去了前代那种欣赏世事的赏乐心情，而转为对家国破灭的悲伤情怀，所以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茶的主体开始转为散茶，但是同时像龙凤团茶这样的茶仍然存在，却是作为贡品存在着。这时期，中日之间的交流是尴尬的，原因是中日官方没有交流，但日本在那时候是非常崇拜中国文化的，所以私下商品交流却是特别发达，这就使中国对茶文化的新发展可以通过私下商品交流传入日本。所以呢物品方面特别多，根据这个情况，又有些资料显示，日本在这个时期引进的中国的文化产品文物特别多，而茶文化本身却发展不太明显，不过，总体来说，从南宋到元末这个时期中日交流频繁，文化发展迅速，日本茶文化迎来再次高潮。
在明朝这样一个特殊的朝代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事情，那就是汉族人再次统治中国，然而那种繁琐复杂的唐宋茶理却没有的以恢复，更有甚者，连那作为贡品的龙凤团茶也给慢慢取消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追本溯源还是明太祖朱元璋他是农民出身，深知茶农采茶不易，便取消团茶，而是炒青绿茶，它呢成本低，因此也就使茶真正进入平常百姓家。然而，那是一个奇葩的时代，就注定日本也有了奇葩事情出现，那便是从中唐一直追随学习中国茶文化的日本，在中国那种沏茶为主的时代当中开始与中国茶文化分道扬镳，他们就一直沿用了荣西传入日本的蒸青绿茶点饮法，放弃学习明朝的炒青绿茶，直至千利休切腹之日起，日本茶道最终形成，在它出生之日起就为茶道赋予了一个神圣的内涵。也正是千利休开创那样一个茶道，后世就完全原封不动的保持400多年，保留的不仅是那种仪式，更是千利休那种精神。
在清代，算得上是一个茶道定格的时代，清朝时期，海禁闭关，日本幕府统治也是同样，所以中日之间官方交流极少，民间交流也不多，所以中日茶文化的交流是极少的，但在康熙年间，开放了宁波、云台山、漳州、澳门等几个对外开放城市。也就是这样，福建的功夫茶得以传入日本，除此之外就是中日两国茶文化在本土的发展，清末时期中国境内由于茶的嫩度增加，以至于最后煎茶淡化，转为泡茶，这就是中国现代泡茶茶叶繁多，煎茶极少的原因，也正是泡茶多，但是制作工艺并不繁杂，由此，中国茶分散性极大，寻常百姓几乎家家必备茶。可日本在千利休切腹之后，一直受到千利休那种茶道的牵引，不肯放弃那种精神，所以那种复杂的茶道保留下来，同时，日本茶道形成了两种，一种是以两宋时期点茶为基准的抹茶道，另一种就形成了以煎茶为基点的煎茶道，参与者也非常广泛，所以就在茶道上占据绝对优势，所以现在说到茶道也基本就是抹茶道了。
参考文献：
《食论》华佗
《伤寒杂病论》张仲景 《茶经》陆羽 《茶录》蔡襄
《中日茶文化交流史》滕军 《日本茶道文化概论》滕军 《茶之书》冈仓天心
第三篇：中日交流体验
中日交流体验
昨天来自日本的老师为我们学生展示了日本的茶道以及乐器表演。首先是茶道的展示，茶道有繁琐的规程，茶叶要碾得精细，茶具要擦得干净，动作要规范，既要有舞蹈般的节奏感和飘逸感，又要准确到位。茶道品茶很讲究场所，今天的展示是在学院大厅中进行。日本老师邀请了两位同学作为客人,其他同学在旁边观看,待学生入座后，老师的助理先为学生献上精致的点心,老师按规定动作点炭火、煮开水、冲茶或抹茶，然后依次献给我们的两位同学。学生恭敬地双手接茶，先致谢，尔后三转茶碗，轻品、慢饮、奉还。点茶、煮茶、冲茶、献茶，这是茶道仪式的主要部分，饮茶完毕，学生对茶具进行鉴赏，赞美一番。最后，学生向老师表达谢意。
日本茶道是在日本一种仪式化的、为客人奉茶之事。原称为“茶汤”。日本茶道和其他东亚茶仪式一样，都是一种以品茶为主而发展出来的特殊文化，但内容和形式则有别。日本茶道源自中国。
现在的日本茶道分为抹茶道与煎茶道两种，但茶道一词所指的是较早发展出来的抹茶道。
日本茶道是在“日常茶饭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将日常生活行为与宗教、哲学、伦理和美学熔为一炉，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它不仅仅是物质享受，而且通过茶会，学习茶礼，陶冶性情，培养人的审美观和道德观念。
茶道展示之后，接下来就是欣赏日本传统乐曲《北国之春》和《樱花》和非常好听的《茉莉花》。首先是一位老师用古筝演奏《北国之春》，接下来是另一位老师用笛子演奏了《樱花》，然后两位老师一起演奏了《茉莉花》，演奏完毕之后，老师们非常热心地教学生们如何弹奏乐器，学习氛围十分热烈。
传统乐器中最有名的是三味线、尺
八、太鼓、十三弦古筝；还有十七弦琴、萨摩琵琶等。三味线的祖先即是中国的三弦。三弦于1560年经冲绳传到了日本。通过日本艺人的改造，三弦变成了三味弦（线）。最后就是老师与学生的互动，老师为同学们准备了许多好吃的日本点心和抹茶，学生们15人一组，大概有六组，进行品尝，由老师亲自教授日本的餐桌礼仪，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学习到日本的文化。品尝之后老师还为学生们介绍了一些日本文化和乐器。还进行了提问环节。最后应学生的邀请再次演奏。
整个活动进行地非常顺利，学生们十分积极地参与进去，和老师互动。最后还合影留念。
第四篇：节能交流材料
围绕中心，突出重点 从细节入手抓节能降耗工作
湖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2010年3月23日）
近年来，湖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科学高效，保障供给”的工作思路，以建设资源节约型机关为目标，以制度落实到位为抓手，以“节能降耗，科学发展，提高服务质量，保障供给能力”为内容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活动，探索出一条节能降耗，科学发展之路。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从宣传教育入手，解决思想认识问题
节能降耗工作是机关建设的重要内容，开展节能降耗，是建设资源型机关，加强机关建设，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运行成本的必然要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节约型社会的迫切需要，实现节能降耗，循环发展，科学发展，人是决定性因素，为此，我们首先把提高认识，转变传统观念做为治本的基础性工作，通过节能降耗的宣传教育，使机关干部职工充分认识到节能降耗的重要性，牢固树立“节约资源，人人有责”的发展观念，把节约变成生活中的硬任务，从细节做起，从自身做起，从单位部门做起，形成了一个崇尚节约，合理使用资源的大环境。一是成立组织机构，领导高度重视。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节能降耗工作，专门成立湖州市公共机构节能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政府秘书长兼任，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任副主任，成员由机关事务局副局长和局办公室人员组成。具体负责分析研究机关节能降耗工作现状，有针对性地制定节能工作措施，督促抓好节能工作的落实。
二是广泛宣传，提高思想认识。要把节能意识深入人心，宣传必须先行，在宣传方面，我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拘一格，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在机关大楼张贴节能降耗宣传画，举办湖州市机构节能宣传周活动，开展“能源紧缺体验日”活动，倡导上下班步行或骑自行车，另外，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制作节能工作宣传移动牌，利用政府网开设节约工作宣传栏，制作节约用水、用电、办公耗材提示牌，开展节约型机关建设演讲比赛等，通过具体扎实的活动开展，使节能降耗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从思想上认识到节能和生活结伴，节能重在细节，只有从细节入手，堵塞耗能漏洞，才能确保能耗减排收到实效，营造出机关人人参与节能的良好氛围。
三是典型引导，用数据教育人。及时总结推广各单位（部门）节能方面的好做法、好经验。定期公告全市节能情况，公告能耗数据，以科学具体的数据激活广大干部职工从思想深处重视节能降耗的紧迫感。
二、从具体细节入手，抓好工作任务落实
节能降耗是市委、政府列入日常管理的一项重大工作任务，机关事务管理局担负着完成这项工作的重任，担负着保障政府机关高效运转和为领导、为干部职工提供优质服务的重要职责，在履行职责中，不计成本是不科学的，不讲究节约是不负责任的。多年来，我们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节能降耗和优质服务统筹兼顾，协调安排，在抓落实上出实招。
一是节约用水。在绿化灌溉方面建立冬季利用积雪冬灌，对绿化区实施保墒的长效机制，对市区主要街道和行政中心大楼周围区域分段、划片承包，责任到各单位各部门，降雪后及时清扫积雪运散到草坪或树林，绿化带内。夏季，利用绿化区周围建设储蓄水窖，抓住降雨时机，将雨水收入窖中，天旱时用窖水浇灌草坪、树木。为确保节约用水我们在有条件的地方增装了喷灌、滴灌、微灌系统等，采取一系列节水灌溉措施，加大对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据统计，一年来我们利用此办法减少了人工灌溉的次数，并带动全市节约用水1000万吨左右。在办公用水方面，我们对机关办公楼卫生间都安装了红外线感应器和自闭式节水阀洗面盆、大小节水便器、节水龙头等办法控制用水。大力倡导二次用水和雨、雪回收等方法来节约用水。
二是节约用电。我们推行上下班后用电巡查制度，对上下班亮灯的各单位部门进行查访，如发现无人办公而亮灯，在第一时间通知该单位部门负责人进行关闭。对行政中心办公楼楼道照明灯、室外亮化灯随季节的变化合理调整开、关时间，由专人负责管理。
三是节约公务车运行费用。我们严格按编制配备，实行一车一卡，单车核算，按标耗油的办法，降低能耗，提高保障能力。
四是节约办公用品。我们实行经费预决算和计划使用，尽量减少浪费。
五是节约供暖用煤。我们加强供暖科学化管理，根据季节、天气变化等因素，及时调整供暖时间和温度。定期维护保养公共设备设施，利用技改措施，对锅炉进行改造，减少漏煤和燃烧不尽的现象发生，节约煤炭资源。尽量降低营运成本，每年节约用煤5000吨左右。
三、从建设入手，创新节能降耗的长效机制
建设节约型政府机关，创新节能机制是关键。多年来。我们始终注重抓制度建设，建立完善激励机制，以机制创新促节能成果提升。
一是建立完善工作方案和工作制度。根据《公共机构节能条例》要求，我们研究制定了《湖州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 4 实施方案》和《湖州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考核评价方案》，依照方案抓落实，依照方案促工作上台阶。本着使公共机构节能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要求，建立健全了一系列节能规章制度，制定了《公共区域照明制度》、《节约用水制度》、《电器规范使用制度》、《电梯安全运行制度》、《公共设施维修制度》、《节能降耗责人追究制度》、《节能降耗通报制度》等，从而使节能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查。以制度规范人的行为。
二是完善节能降耗责任追究制。机关各单位部门负责人对节能工作负总责，每年年终考核制定《节能降耗责任跟踪制度》，对工作不力，造成浪费的单位部门采取效能告诫，有合理规范的约束机制的支撑，有力推动了全市公共机构节能降耗工作深入开展。
三是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为提高节能成效，将各项制度落到实处，我们对各单位部门适时进行明察暗访，对工作成效显著的通报表扬，对不达标的单位部门通报批评，上报政府行政告诫，限期整改。加大对重点耗能设施的管理，对配电室、电梯、锅炉、水泵等设施实行专人负责，出现问题追究责任，造成损失由责任人赔偿,确保节能工作落到实处。
四是积极开展和实施公共机构设施的技术改造。充分采用先进的声控、光控和太阳能。加强和各县（区）节能降耗 5 工作的广泛联系与交流，吸收好经验。加大节能降耗日常工作的督促检查，做到万无一失。
总之，公共节能降耗工作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又是一项现实而紧迫、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因此，在开展这项工作中，我们深刻的体会到，建设节约型政府机关，推动节能降耗工作科学有序发展，领导重视是关键，广泛宣传，全员参与是基础，科学谋划，统筹兼顾是前提，建章立制，以人为本是重点，舍得投入，维修维护是保障。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大力弘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六盘山精神，以解放思想破解难题，以创新思路促进发展，以提高能力保证质量。努力促进机关节能工作再上新台阶。
第五篇：早期中日围棋交流
早期中日围棋交流
赵之云
中日两国棋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但真正具有相当规模和录存大量棋谱的 交流，则始于我国围棋相当落后的清朝末年。在此后的七十余年，为了缩短由
历史造成的中日围棋水平的巨大差距，探索和引进先进的围棋技术，我国棋手
曾作出长期的不懈努力。我想，只有纵观中日围棋交流的历史过程，给予围棋
界前辈棋手以恰当的评价，才能深刻体会今日逐渐展开的“中日围棋对抗时代”
是怎样的来之不易。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在南北朝时，围棋衣传入日本，并在那里
发展起来。相传在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随员中，衣有伴小胜雄、伴须贺雄等
知名棋手。约在公元701 年，日本僧人辩正入唐，因擅长围棋，被尚未登基的 李隆基（即唐玄宗）屡次召见。日本吉备真备留学唐朝19年，传说他曾与唐朝
围棋名手玄东对局。后来日本镰仓时期（约13世纪初）画家便据此绘制了《吉
备公入唐图》。此图与日本奈良正仓院古棋盘（相传为8 世纪时日本圣武天皇
之遗物）同为日本之国宝，曾被许多围棋书刊、辞典引用转载。至晚唐宣宗时
（约9 世纪中期），又有我国棋待诏顾师言以三十三着“镇神头”击败“日本
国王子”的记载。这类轶闻，虽难以确证，但就唐代中日文化艺术频繁交流的 情况来分析，当时两国棋手相互切磋棋艺的机缘，应该是不少的。
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日本京都建仁寺僧人虚中前来我国杭州定
居。虚中之棋艺，在当时颇负盛誉，他著有《决胜图》二卷，可惜很早便已散
失。到明嘉靖三年（1524）文士林应龙编了一部《适情录》，自称其中有 384
图是根据虚中《决胜图》演绎而来成的。其实，林应龙不过是个水平很低的“
五品”（即国手让三、四子）棋手，《适情录》中的384 图，内容驳杂，亦不
甚高妙。因此，他的著作是否忠实反映虚中的棋艺，抑或出于假托，现已很难
判断。但由《适情录》一书，亦可证明500 年前的日本棋手，衣具有可观的实
力和名望。
约17世纪初期，日本刊印了我国元代围棋名著《玄玄棋经》。《玄玄棋经》
中的死活题构思精巧，具有实用价值。当时日本棋手正是通过这些死活问题推
断中国棋手的水平肯定不弱。他们还从琉球棋手处间接了解到中国棋界的一些
情况。可是，当时日本正处于幕府当政推行闭关政策的专制时代，棋界人士没
有也不敢主动提出与中国高手作正式较量的建议。围棋竞赛必有胜负，胜固欣
然，但万一败北，便会挫伤幕府之威信，后果不堪设想。日本近代棋史家认为，这可能是双方棋界数百年不公开交往的原因之一。
至19世纪中期，被誉为日本棋界”古今屈指可数的英杰“的十一世井上因
硕（即幻庵因硕）与本因坊家争夺棋界霸权失败后，他从长崎商人处听说中国
国手周小松棋艺高超，不禁跃跃欲试，一则想以棋会友，二则想借鉴围棋故乡
的技艺，以谋另创事业。因此，幻庵因硕不顾当时幕府严禁船舶出口的锁港政
策，率弟子三上豪山秘密架舟来华，不料被陡起的海上风暴所阻，只得折返。
这样，中日围棋交流又推迟了50多年。
围棋在旧中国虽有“四大艺术”之一的美称，其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民间棋手的经济收入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中。棋手除了弈指导棋、传授弟子外，收入主要依靠观棋者（大部分是显宦、富商和上层文人）的“帮彩”和“赌彩”（由此逐渐形成了中国棋手独特的胜负观）。在清初“升平盛世”时期，棋手 生活尚较稳定，棋风较盛，名手辈出。可是到了动荡岁月，围棋界便不可避免 地受到冲击。我国围棋大抵在乾隆后期由盛转衰，至鸦片战争后，更是每况愈 下，后继乏人。1891年秋，我国封建时代最后一名国手周小松去世，棋界只剩 下二、三流棋手，显得凋敝不堪。然而在棋界人士的心目中，却依然抱定围棋 创自中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以为国外的围棋水平总不能与中国相比。晚清时期，虽也有少量日本和琉球的围棋古谱传入，但并没有人去作深入的研 究，这些棋谱只是满足了部分藏书家的藏书癖好，被束之高阁而已。
反观日本围棋界的情况，却大不相同。早在16世纪末期，丰臣秀吉任关白（相当于宰相）时，已开始茨棋手俸禄。到了德川家康袭“征夷大将军”后，便进一步给予棋手世袭俸禄，并建立了“棋所”制度。由于当政者酷爱围棋，给予经济支持，棋手生活有保障，围棋活动蓬勃发展，此时产生了本因坊、井 上、安井、林四大棋家。加以每年举行“御城棋”等重要比赛，许多棋手潜心 钻研棋艺。重大比赛时，群雄角逐，呕心沥血，力争多胜，以求得在棋界占有 较高的席位。这种多组织、多流派、互相竞争、彼此促进的现象，一直持续到 资本主义相当发达的近代。
分析中日两国棋界状况，可以看出，旧日本对围棋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 了旧中国。日本四大棋家的棋手长期处于类似现代专业棋手的环境中，而旧中 国的棋手却连基本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在日本，围棋被奉为国技，在人们 心目中，围棋是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博的事业。而旧中国，围棋仅是上层阶级点缀生活的娱乐和游戏，棋手的社会地位与算命占卜者相差 无几。由于历史原因，中日两国棋界虽然长期没有正式交往，彼此对实情也缺 乏了解，一切都还在朦胧之中。但这一掩盖真相的帷幕，终究有被揭开的一天。
光绪末年（月1906--1909），北洋军阀段祺瑞出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段
氏生平酷爱围棋，正巧保定附近聚集不少日本商旅，段氏与日本人下围棋经常 取胜，因此产生了日本围棋不行的印象。
就在此时，有一位日本业余棋手中岛比多吉路经保定，为段祺瑞留住，中 岛战胜了段，观弈的日本人乘机宣传日本围棋强于中国，双方争论不休。段祺 瑞因自己不是敌手，便从北京请来几位围棋高手，将中岛击败。但据说仅仅过 了一个多月，中岛棋艺猛进，接近专业初段水平，使几位中国棋手都感到难以 对付。于是段祺瑞又邀请两位当时中国第一流的棋手张乐山、汪云峰前来助战。
张乐山，合肥人，工书画，曾任职山东某县县令，嗜棋如命，一日与客对
弈，有钦差过境，竟忘了迎接，被罢了官。后从英星垣学弈，在北方颇负盛誉，但以一生未与周小松对弈为憾事。当上海名手设擂台每局棋索五银圆时，张来 沪时每局要十银圆，可见其声望高于南方名手。汪云峰，一作耘丰，名富，北
京人。早年学弈于名手刘云峰。汪多才多艺，对局落子如飞，擅长乱战，平生 对局极多。现代名家如刘棣怀、金亚贤、崔云趾、汪振雄、王幼宸、吴清源等 早年均受其指导。
张、汪两人来到保定后，经几度交锋，使中岛无法抵挡。
1909年至1910年间，日本专业棋手高部道平（当时四段）来中国旅游，顺 道至保定拜访中岛。中岛见到高部，真是喜出望外，就问他：“段祺瑞身边最近来了中国最强的棋手，您是否愿意一试高下？”高部欣然应允。于是高部被 引见给段氏，并分别与张、汪对垒。起初是分先对弈，高部的棋艺使张、汪束 手无策，节节败退，最后一律被高部让二子，而段祺瑞则被让五子（后来段任 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权势熏灼，高部顺情减为让二、三子）。至此，段氏不得 不承认中国的围棋水平确实不如日本，并愿意向高部学棋。但段氏深信高部如 此厉害，必是日本最强的棋手。当高部谈到日本、还有能让他二子的“本因坊” 时，段氏及其身边的中国棋手都表示怀疑，认为高部故作惊人之谈。以后，当 高部缕述日本围棋的历史、各派棋家的兴衰，情状真切，凿凿有据，方知其言 非虚。
后来，段祺瑞向其棋友杨士琦（当时任商部右侍郎驻沪帮办电政大臣）介 绍了高部情况。1911年早春，杨士琦奉使江南，召集南方围棋名手在南京与高 部交锋。中国南北高手的水平本来相差无几，结果南方名手王彦卿、陈子俊等 均被高部让到二子。中日围棋水平如此悬殊，使两国棋界为之震惊。
1910年下半年，南京开办由清末官商合办的博览会“南洋劝业会”，高部 又应邀来到南京。据黄铭功《棋国阳秋》记载：当时南方名手范楚卿等各与高 部对局，开始受先，均大败。被高部让二子，仍败。接着棋界耆宿丁礼民（当 时年已74岁）“勉与（高部）对局，受二子二局，一胜一负。”
10月，高部道平又在南京杨士琦府邸“韬园”让张乐山二子对局，高部又 以三子半获胜。此间，高部与张乐山先后下了七十二局（一说八十余局），张 仅胜十三局。张是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名手，成绩尚且如此，其他棋手的成绩 也就可想而知了。
经过几番较量，我国棋界如大梦之初醒，才知道长期固步自封带来了怎样 的后果，向国外学习先进的围棋理论和技术，已经刻不容缓。尽管围棋只是一 门“小道”，但在上层--特别是敏感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却具有非同一般的影 响，枰场的屡战屡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的落后和腐朽，改变这种状况，已经势在必行了。
约1913年，高部一度返回日本，并晋升为五段。此后他又来到中国，先后
历游东北、北京、青岛、济南、南京、上海，留居中国前后达17年之久。据1928 年《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记叙，高部道平除与张乐山、汪云峰多次对局外，与名手顾水如、吴祥麟、潘朗东让二、三子都不下百局。我国知名棋手如丁礼 民、范楚卿、王彦卿、伊耀卿、陈子俊、姜鸣皋、何星书、王子晏、朱叔庄、王幼宸、林新猛等都先后受到他的指导。与高部有来往的上层人物除段祺瑞、俊良父子外，被他让三、四子的还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和张静江。而张静江之 弟张澹如与高部弈棋尤多。高部早期在北方的部分对局收入《问秋吟社弈评》（1917年版）一书，在南方的部分对局收入《中日围棋对局》（1919年版），另有部分对局发表在报刊的“围棋栏”中。估计未公开发表的对局尚有十之七 八。在介绍日本围棋的先进技术、推动中国进行废除传统座子的重大革新方面，高部道平实有开山之功。
辛亥革命后，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少报刊如《时报》、《新闻报》、《生 报》、《小说月报》、《商报》、《大公报》、《申报》、《前线日报》、《 新春秋》、《民权素》、《艺观》等都曾一度发表围棋动态或介绍围棋知识或 翻译日本专著。有关日本围棋谱如《日本第一国手围棋谱》（道策对局）、《 新桃花泉》、《日本国手丈和弈谱》（即《国技观光》）、《布局详解》、《 围棋布局研究》、《东瀛围棋精华》等相继问世。这类报刊把中日棋界实况公 诸于众，并呼吁当时政府提倡围棋。
中国棋手还自发地组织了各种棋社、棋会、围棋俱乐部，并先后编印了如 《弈学月刊》、《中国围棋月刊》等多种定期刊物，可是这些棋社、棋会多半 设备简陋，又经常由于匮乏资金而改业、倒闭。至于围棋刊物也鲜有能坚持一 年以上的。由此足以证明，仅有群众的一片热忱，而没有政府给予积极的物质 上和精神上的有力支持，中国的围棋事业就不可能振兴起来。
在早期中日围棋交流中，曾作出贡献者甚多，先择要介绍两人。
张澹如，名鉴，浙江湖州人，其上代经营丝、盐起家，为湖州四大巨富之
一，在江、浙、沪、及香港、欧美均有产业。澹如嗜棋，下子很快，不假思索，棋力不弱，高部道平初来时让他三子，后减至二子。由于张澹如财力雄厚，故 能邀请和接待日本名手来访，支付旅费和对局酬金，多次促成中日棋手之交流。张在围棋界交游甚广，国内名手来沪者，常按月奉送津贴，资助其生活，俾得 以潜心于棋艺。如嘉兴王子晏初到上海时，由他聘请为“证券交易所”会计，挂名支薪，使其能成变相之“专业”棋手。张澹如还邀请围棋界前辈与新进集 合会弈，并创办围棋组织，广收日本棋谱，让中国棋手研究日本新法。40年代 后因身体多病而杜门谢客，后迁离上海。1961年11月，其后人将张所收藏的古 谱、日本棋书及各种棋刊捐献给了上海棋社。
顾水如，名思浩，金山（今属上海）枫泾人，幼年与其兄月如、渊如一起 学弈于当地名手。1914年入京，曾与高部道平累战不下百局。因受段祺瑞、汪 有龄器重，1917年被选派到日本深造，曾结识日本名手广濑平治郎（岩本薰九 段之师）、濑越宪作（桥本宇太郎之师）、野泽竹朝等，是我国留学日本系统 学习围棋的第一人。归国后曾主持《时事新报》的“围棋栏”，又在天津《商 报》辟“围棋栏”，介绍日本新法。后受段祺瑞赏识，供职于北京。1933年后 移居上海，曾与过惕生共同组织“上海弈社”。1937年“中国围棋社”成立，顾任甲组指导。1942年日本棋院曾赠予四段。解放后受聘为文史馆馆员，“文 革”前为《围棋》月刊编委。1971年病逝。顾水如提倡日本围棋新法，奖掖后
进不遗余力。吴清源九段少年时曾受其指导（吴自称主要受益于汪云峰、顾水 如两人）。我国著名棋手陈祖德九段，少年时亦曾受其悉心指导。
辛亥革命后的十年间，中日围棋交流日渐频繁。1915至1916年，我国民主 革命的前驱黄兴在“讨袁之役”失败后，奔走于中、日、美之间，曾在日本东 京想濑越宪作（当时五段）学围棋，被授七子。张静江也从长滨彦八（当时四 段）学棋。
1916年，长滨彦八等日本棋手抵上海，与张澹如对局。
1917至1918年，日本关源吉五段前来我国满洲、旅顺、大连等处。关源吉 在中国期间，与前清肃亲王善耆时有交往，他曾与日本内垣末吉六段在善耆私 宅表演对局。
1918年秋，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邀请日本广濑平治郎（当时六段）来 访，同来者有广濑的弟子岩本薰（年十七，当时初段）。广濑让子技巧在高部 道平之上，我国名手汪云峰、潘朗东、吴祥麟均被他让三子。岩本薰初段棋力 亦不弱，我国棋手都抵挡不住，一般被让二子或先二。由此推测，在1910年后 的十年间，我国围棋进步缓慢，主要原因在于此时著名棋手大多年事已高，如 汪云峰已在60岁左右，棋艺难以猛进。相传广濑不仅杀路凶狠，对弟子要求亦 极严。他对局时神态冷峻，令人生畏，因此中国棋手在背地里给他取了个“独 眼龙”的绰号。汪云峰曾采用中国古老的“金井栏”棋式使不识此套路的广濑 序盘吃了大亏而败下阵来。此事在中日棋界传为趣谈。棋史家徐润周先生有诗 云：“平生快事问秋翁，（指汪云峰，因汪著有《问秋吟社弈评》）金井栏独 赢独眼龙。”即指此事。广濑归国后任日本重要围棋组织“方圆社”社长。
1919年 5月，濑越宪作前来我国青岛旅游。濑越到青岛后，经某驻华日本 军官介绍，他又前往北京交流。8 月，濑越到达北京，受到段祺瑞的接待，并 与汪云峰、顾水如、伊耀卿等中国棋手广泛对局。此时濑越年方三十，棋艺高 强，让子棋也十分出色。汪云峰、伊耀卿等都被他让三子。顾水如因熟悉日本 布局尝试，独能受二、三子对局。濑越在中国居留时间较长，因此对当时中国 棋界状况相当熟悉。
1919年秋，段祺瑞通过高部道平，邀请日本棋坛领袖本因坊秀哉来华访问，陪同来访的有广濑、高部、岩本等棋手。这是中日围棋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之 一。
秀哉（1874--1940），本名田村保寿，是本因坊家最后一位世袭本因坊。
他8 岁学棋，13岁初段。18岁入本因坊秀荣门下，棋艺大进，1909年（36岁）升为六段，弈技仅次于秀荣名人，而让子棋尤所擅长。秀荣逝世后，他成为二 十一世本因坊，棋艺已独步天下。他曾屡次与石井千治（即中川龟三郎二世）弈升降十局赛，最后将石井八段降至先二。1914年秀哉被棋界公推为九段（即 名人，当时传统是九段仅一人，又称名人）。晚年时，秀哉将本因坊称号让给 日本棋院后，本因坊成为一项重大棋赛的冠军称号。
秀哉的棋风恣肆奔放，机略纵横，激战中算路精深，常能以凶险之着制胜，故被日本棋界誉为“不败的名人”。秀哉死后，日本棋院设立了“秀哉奖”，授给每一中成绩最优秀的棋士。
当棋艺举世无双的秀哉访华时，中国棋手无不感到兴奋和好奇。秀哉到京 后，中国方面先请还在北京的濑越宪作上场，由秀哉让濑越先，作示范对局。两位日本高手正襟危坐，一连下了三天，棋盘上不过寥寥百子，未见分晓（当 时没有限制用时的规定）。观战者方始了解，日本高手是怎样认真从事对局的。但也难免有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这盘棋就此打挂（封局），以后就由秀哉与 中国棋手下让子棋。当时除个别国内高手被让三子外，其余均被让四子或更多。据说曾有人建议，请秀哉让中国高手先，弈一局，由白方倒贴黑方十六目。因 这种下法从无先例，而被秀哉拒绝。秀哉等日本棋手在北京盘桓约20日，又到 了上海。
秀哉在沪让张澹如、陶审安等名手四子对局，使南方棋手大开眼界。相传 秀哉来沪，每留一日，由中方付酬一百银元。当秀哉即将返日时，上海棋界人 士深表惋惜，又集资盛情挽留，秀哉遂多留一日，至11月下旬返回日本。
在上海的对局中，有一局是秀哉与顾水如的三子局，顾水如 198手中盘取 胜。笔者少年时，曾屡次听顾老提及，引为生平得意之作。当时，中国第一流 棋手受三子能战胜日本（也是世界）最强棋手，已是极不容易之事。
1920、1921年间，日本铃木为次郎（当时六段）、加藤信（当时五段）、赤岩嘉平（三段）等来上海访问。通晓日语的上海棋手陶审安拜铃木为师，后 与铃木书信往返，求教棋艺。两人曾详细讨论“围棋十诀”的内容，并对十诀 的文字作了一些更动。
此时，南方一名棋手弈艺精进，引人注目。他就是王子晏。
王子晏（1892--1951），名咸熙，浙江嘉兴人。1920年来沪，为张澹如赏
识。子晏棋风精密严谨，收官功夫尤深。1923年他与日本三段棋手安藤馨在沪 对弈，前后共29局，结果取得了胜17局、负10局、和2 局的优良成绩。
1925年3、4月间，王子晏与日本四段棋手山平寿在沪对垒，共弈7 局。第 一局山平寿频频进攻，但持久战非其所长，终于被子晏乘虚击破。第二局双方 全力以赴，子晏着法坚不可撼，确保优势直至终局。
三、四两局山平寿因连连 挫败，显得情绪焦躁，颇失常态。弈至第七局时，山平寿已完全丧失信心。从 此避席不再与子晏交锋，这是当时中国棋手少有的扬眉吐气的日子。
据王子晏自订棋谱云，自1920年至1930年间，与日本棋手共弈51局，其中 胜43局、负12局、和 4局、封局 1局。在近代中日围棋交流中，这一成就，足 以使他名垂棋史。30年代后，子晏因患肺病，对局减少。1942年日本棋院赠予 四段。40年代他在上海寓所创立了“正风棋社”，社内制订学员考核制度，按
比赛成绩授予段位，并组织了“正风棋队”。他著有《官子指要》，其遗稿曾 于60年代在《围棋》月刊上连载。
1926年夏，日本岩本薰（当时六段）、小杉丁（当时三段）访华。8 月20 日，岩本薰在大方家胡同李律阁宅与年仅12岁的福建籍少年吴泉对局，先由岩 本让吴三子，吴胜；又改让二子，吴仅负一目。吴少年感觉非凡，他的出现，引起日本棋家的关注。三天后，岩本薰又与青年棋手刘棣怀对局于李宅，刘在 被让二子的条件下中盘获胜，他的棋艺也得到日本棋家的好评。
1927年冬，日本井上孝平五段来到北京，特地和吴泉少年对弈，先下二局，让吴二子，井上孝平都因形势被动，被迫封局。至此，井上毅然决定改为让吴 泉先。第一局弈于青云社，仅弈137 手，井上已明显劣势，再次被迫封局；第 二局于11月25日弈于李律阁宅，吴泉快胜；第三局于11月29日弈于张伯驹宅，井上全力奋战，方始获胜。
井上孝平离北京后，又来到上海，他在上海让王子晏“先二”下了三局，井上二负一胜。
井上孝平返日后，对中国吴少年的才华，广为宣扬，引起日本棋界的普遍 重视。当时旅京日本侨民山崎有民特将棋谱转寄给濑越宪作（当时七段），濑 越阅后，认为这位中国少年具有罕见的才能，应及早给予培养。
1928年秋，濑越派遣弟子桥本宇太郎（当时四段）前来北京再次试探吴泉 棋力。吴少年受先连胜两局。同年10月，由于国内外人士努力，吴少年得以东 渡日本。他在日本一鸣惊人，在“大手合”中成绩辉煌。这就是后来名满天下 的大国手吴清源。吴清源虽成长于日本，但他的成就足以证明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攀登世界围棋艺术的高峰。
1929年7 月，濑越宪作、桥本宇太郎访问上海，与潘朗东、张澹如、王子 晏、吴祥麟、杨寿生等对弈于张澹如寓所。其中王子晏（先）对桥本宇太郎四 段的一局，连弈了三天，耗时15小时以上，几经反复，巧成和棋。濑越称赞王 子晏是中国南方棋手中的第一人。
同年，旅京的山崎有民又向日本推荐一名9 岁的北京少年胡沛泉，后未能 成行。
1930年，日本女棋手都筑米子四段、伊藤甲子三段访问上海，与刘棣怀、王子晏等对局。
同年7 至8 月，日本小杉丁（当时四段）、筱原正美（当时四段）来上海、苏州访问，与魏海鸿、刘棣怀、潘朗东、吴祥麟、张澹如、江东皓等中国一流 棋手弈于上海张澹如宅。其中小杉丁对魏海鸿（魏先，胜一子）、筱原正美对 刘棣怀（刘先，和棋）、对陈藻藩（陈先，负三子）等局，都连续两次封局，方告终局。由此可见，每一盘棋双方都殚思竭虑，经过激烈争夺，始见分晓。日本四段棋手轻取中国棋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次在上海出场的中
国棋手比过去充实、齐整。棋艺水平与20年前的国手相比，约提高了二子。并 且还可由此看出，中国围棋活动的中心，正渐渐由北京向上海转移了。
1931年，日本女棋手增渊寿子（当时三段，坂田荣男九段之师）来华访问，让中国少年棋手胡沛泉三子，弈于上海围棋共友会负责人秋山虎雄寓所。增渊 寿子除负刘棣怀外，在沪成绩较为出色。
1934年5 月至8 月，以创造围棋“新布局法”而闻名遐迩的吴清源（当时 五段）、木谷实（当时六段）联袂来访。同行者有日本棋院编辑长安永一（当 时四段）和田冈敬一。他们先手访问了上海、无锡、青岛、北京、天津，国内 名手雷溥华、顾水如、刘棣怀、伊耀卿、魏海鸿、崔云趾、张澹如、张恒甫、潘朗东、王幼宸、沈君迁等纷纷前来对弈。吴、木谷在日本已是出类拔萃的青 年高手，棋艺远非一般五、六段可比。我国棋手与安永、田冈两位尚可周旋，与吴、木谷受先，则无法抗衡（顾水如、刘棣怀曾战胜安永一，但我国棋手与 吴、木谷受先全部皆负，在让二子条件下魏海鸿曾胜木谷一局）。
当吴、木谷来到上海时，无锡棋社社长薛汇东专程赶来，邀请他们去无锡 下指导棋。当地名手薛寿萱、薛汇东被让三子，均告败北。后又合下联棋一局 以资纪念，刊于当时的《锡报》。
其时，年迈的段祺瑞已移居上海，曾与吴清源会见并对弈。由于段氏在执 政期间赏识吴清源的才能，给予吴家经济援助，因此吴清源有意退让，使段受 先得以小胜（据吴说，与段弈二局，各胜一局），段氏深为动容。当他获知吴 清源在日本棋坛声誉日隆，且有可能加入日本国籍时，便一心想再将吴清源召 回中国。未几，段祺瑞借到庐山疗养的机会，见到了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便向 蒋建议提倡围棋、发扬“国粹”，召回在日本的吴清源，否则中国围棋将愈弱。蒋介石听了只是口头敷衍一番，而并无举动，此事遂成泡影。
这里介绍两位棋手。其一是魏海鸿与木谷实在沪的对局。魏海鸿，汉口人，常来往于汉口、上海间交流棋艺，青年时成长为第一流棋手，与顾水如、刘棣 怀、陈藻藩同称为棋界四家，1943年曾在沪战胜日本上田一郎四段，1955年获 上海围棋友谊赛甲组第一名，后入上海棋社工作。另一是雷溥华，北京名手，其兄永锡、葆申均有弈名，而溥华尤胜。20年代，他与少年时的吴清源时常对 弈。雷在布局、实战方面，皆有独到之长，被视为北方棋坛巨擘。日本棋院曾 赠予四段称号。中年后，健康情况欠佳，一度皈依佛法，遂多观战而少对弈。解放后曾担任围棋教练，为著名棋手聂卫平的启蒙师之一。“文革”期间去世。
吴、木谷一行这次来访，在我国棋界有广泛、深远的影响。我国棋手在这 次棋艺交流中，成绩逊色。分析失利原因，大体如下：从吴、木谷当时在日本 战绩来看，他们实际上已代表日本第一流水平，相比之下，我国棋手确实存在 着很大差距。其次，吴清源在1933和1934年间，曾采用震惊棋坛的“三。
三、星、天元”布局与本因坊秀哉对垒，这一具有历史性的名局曾为多种报刊转载，喧传一时，我国棋手慑于这两位棋艺开拓者的声名，对弈时显然信心不足。另 外，吴、木谷是新布局的创造人。此种独具异彩的布局，构思奇特，气势宏大。
而我国棋手对此缺乏深入研究，只知一味模仿，“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交锋未久，即觉处处碍手，反不如“旧布局”应用得驾轻就熟。但不论主客观 原因如何，就从历年中日棋手交流的情况来看，大致可以判定：直到解放前夕，我国还没有棋手能达到日本专业五段的棋艺水平，中国棋手还没有具备冲击日 本第一流棋手的实力。
1935年，我国张恒甫、过惕生、宋温善等青年棋手曾分别与日本小玉仓之 助、浅野文太郎、八重田弥吉等弈于上海围棋共友会，这时双方的下法都带有 “新布局”色彩。
同年，本因坊秀哉一行访问台湾，因此时台湾尚被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故 从略。
以上仅是举其重要者而言，笔者囿于见闻，必多遗漏。当时我国重要城市 日本人俱乐部的围棋活动，概未编入，但仅此已足觇直至抗战前夕，双方棋手 间的交往仍相当频繁。
我国围棋水平的逐步提高，不能离开广大棋艺爱好者的有力支持，回顾30 年代中期，各地中、小型及私家棋会都在人力、物力十分单薄的条件下活动着，如北京有“中国围棋研究会”、“四宜轩棋社”，上海有“上海弈社”、“中 国围棋会”、“幽风弈社”、“听秋弈社”，汉口有“中华围棋会”，无锡有 “无锡围棋社”，南京有“公余联欢社”，并准备筹办“首都弈社”，甚至连 中小城市如蚌埠等地区也在筹建棋会，它们在报刊上互通省气、彼此嘤求，古 老的围棋艺术以它来自人民的生命力，在苦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到处茁发新芽。
1937年，上海《中国围棋月刊》创刊，远居日本的吴清源也不时投寄棋稿，给予支持。其时，吴对年仅11岁的我国少年棋手邵继濂的棋艺才能表示赏识。
同年春，日本井上孝平（当时六段）再次应邀前来上海。不料行至长崎，便因病不前。于是上海棋艺爱好者又通过在沪的日本人俱乐部向另一位日本新 秀藤泽库之助四段（即后来的藤泽朋斋九段）发出了邀请，一切进行得都很顺 当。可是，7 月7 日，爆发了震撼全球的芦沟桥事变，抗战烽火顿时遍及长城 内外，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也把日本人民 驱入战争深渊，中日两国的围棋事业都受到了摧残。我国各地的围棋组织纷纷 瓦解，有才华的棋手也无法躲避战争带来的厄运，例如当时被公认为有希望的 我国青年棋手宋温善，就在避难川东时，因意外事故溺水身亡。在日本，一些 专业棋手也被强征入伍，卷入战争，日本最有影响的围棋杂志《棋道》也被迫 停刊近二年，旧日本棋院则在一片轰炸声中化为灰烬；桥本宇太郎和岩本薰在 广岛进行日本第三期本因坊战决赛对局时，恰逢美机投掷下第一颗原子弹，因 对局场所移在郊外而幸免于难。....凡此种种触目惊心的情状，在此亦难以尽 述。
在我国沦陷地区青岛、上海、开封、汉口等处也曾先后出现过一些零星的 围棋组织，其中有两个用汉奸政权名义建立的“棋院”，其一是1941年在所谓
“满洲国”搞了个“满洲棋院”，又称“日本棋院满洲别院”，并举办过“全 满洲围棋选手权战”等比赛，棋院的理事长、理事、监事10余名全部由日本人 包办，可见与正常的文化艺术交流已截然不同。另一个是1943年在伪“华北临 时政府”搞了个“华北棋道院”，利用早年曾一度爱好围棋，但此时已堕落为 汉奸头子的王克敏（原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挂名为棋院“总裁”，在全国人民 同仇敌忾的抗战岁月里，这种为日伪操纵的围棋组织，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 人民的唾弃和反对。
在抗战期间，中日两国棋手仍未完全切断联系。1942年10月，日本濑越宪 作（当时八段）、吴清源（当时八段）、桥本宇太郎（当时七段）、井上一郎（当时四段）等一行六人前来上海、南京访问，这是抗战时期颇为重要的一次 围棋交流。
10月11日，日本棋手会合当时居住在上海的上田一郎四段、仲田见三段与 中国名手顾水如、陈藻藩、王幼宸、吴浣（吴清源之兄）、董文渊、朱郇膏等 六人分别对局，双方鏖战近六小时，仅有二局结束，由此可见双方对比赛重视 的程度。在濑越让陈藻藩二子局中，陈竟利用两个相对空角，一连走了近三十 步的“模仿棋”，成为让子棋中的“奇局”。吴清源让王优宸二子之局，弈了 6 小时仅下七十着，吴氏思路敏捷、着子较快，相比之下，王优宸则极其慎重，他的“长考”因此出了名。
16日，日本棋手离上海来到南京，此时聚集南京的还有北京棋手金亚贤、邵继濂（邵继铮之弟）、王德深，他们与当地棋手联合迎战，结果在两场十一 局的竞赛中，除金亚贤受二子战和濑越外，其余均告失利（打挂两局）。此战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地围棋水平与上海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南京交流中引人 注目的当推青年棋手邵继濂，邵当时年方十七岁，是北京求实中学学生，与吴 清源、桥本宇太郎对局均受二子，日本棋家评论他的棋有天禀亦有俗着，倘能 精心磨砺，可成大器，曾建议他赴日深造。但后来邵氏作出了放弃弈技、专攻 学业的抉择，在棋坛从此湮没无闻。
这次濑越、吴清源等来访，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吴清源已成长为举世瞩 目的第一高手，以他的成就，足以激起沦陷地区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因此，所 在受到了热烈欢迎。另外，凡这次正式上场对局的我国棋手都被分别授予段位，是历来我国棋手被授予日本棋院段位证书最多的一次（1919年本因坊秀哉来访 时，曾授予段位，因历年久远，除顾水如、段俊良等获得段位外，其余难以详 明。1926年张澹如、王子晏、陶审安曾受日本棋院三段证书）。据统计，这次 中国知名棋手被授予段位者如下：
四段：顾水如、刘棣怀、王子晏、雷溥华、张澹如、魏海鸿。
（以上六人在日本棋手来华前，已确定要授予四段。此时刘、顾不
在沪、宁，张、王因病已不常对局。）
三段：王幼宸、陈藻藩、金亚贤、邵继濂、吴浣。
初段：董文渊、朱郇膏、王德深、范德民、陆曙轮、伏子仙。
由于此后中日围棋正式交往中断近20年，所以直至50年代中期，我国国内 仍常以这次段位获得者作为比较棋力的某种“尺度”，用以衡量其他棋手所达 到的棋艺等级，可知影响不小。
1942年10月下旬，日本棋手由南京返回上海，10月29日，中日十二名棋手 聚于上海魏家花园，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联棋。当时按水平分为两组，由濑 越宪作、王子晏、桥本宇太郎、王幼宸、上田一郎、董文渊执白，顾水如、吴 清源、陈藻藩、井上一郎、朱郇膏、仲田见组执黑，在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各组配合相当默契，尽量让“主将”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全局竞争剧烈，波澜 迭起。在旁观战者摩肩接踵、水泄不通，直至晚上8 时，仍久久不肯散去。11 月4 日，吴清源、桥本宇太郎又到上海青年会作公开快棋表演，消息传开后，入场券争购一空，会场里座无虚席，欣赏两位棋家的高超技艺。直至10年以后，担任此局解说的濑越在回忆中仍写下：“听讲者来临，拥挤一堂，几无插足之 余地。”此情此景，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43年间，魏海鸿、王幼宸曾战胜在上海的日本上田一郎四段。
1945年抗战胜利，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华犯下滔天罪行，形成的民族隔 阂在短期内难以消除，战后双方经济、文化事业遭严重破坏，亟待重建，国民 党反动政府又挑起了新的内战等因素，中日围棋交流一时中断。迄今笔者尚未 发现1945年至1949年间有围棋交流的记载。
解放后，在党和国家的关怀重视下，围棋艺术获得新生，在旧中国中日围 棋交流中积累了经验的老一辈棋手也贡献出他们的余热，为祖国培育出一代新 人。
自1950年10月开始，上海、南京等地棋艺爱好者主动筹款编印《围棋纪录》 刊物（由胡沛泉主编），因可观条件所限，只能油印发行，每期印数仅二百份，但它前后持续7 年，流传遍及全国各围棋重点省市。在日本进口棋谱十分稀少，而《围棋》月刊尚未创刊之前，《纪录》成了我国棋手了解国内外棋坛动态的 一个主要“窗口”，不少日本重要棋战对局都转载于此刊物上。
1953年6 月，在首都成立了北京棋艺研究社。该社发行了由著名人士李济 深题名的《围棋艺术的新认识》的小册子，建议将全国各地棋手（以青少年为 主）集中起来，集体钻研，相互竞赛，以促进棋艺的提高。并指出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赶上日本和超过它，都是绝对可能的事。”
50年代中期，我国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在访日期间，会见了全盛时期 的吴清源九段，吴先生十分关心中国围棋事业，探询了国内青少年棋手成长的 情况。梅先生返国后，即委托许姬传先生走访上海围棋家顾水如先生，就此作 深入了解。
1960年，在陈毅同志和松村谦三的共同倡议下，以濑越宪作名誉九段为团 长，包括桥本宇太郎九段、坂田荣男九段等著名棋手在内的日本围棋代表团应 邀来我国访问，这是解放后第一个来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从此，中日围棋交 流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此时濑越团长已年逾古稀，他战后就任日本棋院理事长，是吴清源、桥本 宇太郎的老师，在棋界德高望重，他的名著《濑越围棋读本》流行于世界，对 围棋普及提高广有影响。濑越已前后四次访问我国，每次归国后都撰有访华文 章，是对旧中国棋界动态十分熟悉的前辈。
桥本此时是第三次来访，他强于记忆，刚下车便认出了许多阔别近20年的 棋友....此后历次中日围棋交流的情况，当时《围棋》月刊均有介绍，兹不赘述。
今天，前辈棋手们长期盼望而未能实现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国青年棋手 在历次中日围棋友谊赛中，成绩不断提高，表现出良好的素质和棋艺才华，在 他们身上，寄托了全国围棋爱好者的希望。
中日围棋对抗时期已经逐渐展开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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